山丹县图书馆 内容
1951年5月我离开北京以前，在5月6日参加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和她的骨灰在北京革命公墓的安葬仪式。“大地的女儿”史沫特莱长眠在其他为人民而牺牲的战士旁边，每个墓前都有一块简单而醒目的墓碑，墓碑的顶端有一颗红星。由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竖立的碑上写着“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纪念仪式的第一部分在青年宫举行，大厅内陈列着她的遗著。精致而栩栩如生的艾格妮丝巨幅遗像悬挂在讲台的正上方，后来又移放在运送骨灰和吊唁者去公墓的灵车上，最后按照中国的习俗安放在墓前，朋友们在那里献花圈。文化部长茅盾（在黑暗的年代艾格妮丝曾把他带到我在上海的住所来）、作家丁玲、鲁迅夫人、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和马海德大夫都讲了话。参加吊唁的主要人员还有一小批人民解放军，他们真正代表了怀念她的千百万亚洲人民。他们是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怒潮最高涨时向这位美国的女儿表示敬意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艾格妮丝是1941年，在香港。我从江西南部坐飞机到那里，她则在那里治病并休息，因为她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以便把她所写的书稿整理出版。我们站在大街上，就在那些傲然矗立的银行大楼旁边。她有点异样地看着我说：“这次大概是再见了吧。”我们吻别后就分手了。在她身旁，那些银行和维多利亚女王铜像似乎都黯然失色。她那革命的人道主义，她那能表达感情和气质的炯炯目光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
艾格妮丝当时参加了无数次集会，向有世界影响的要人发表讲话。她不遗余力地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筹款，并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心中充满了那些为祖国的自由而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生命的男男女女的激情。她切身感受到目睹那么多背叛行为的一切痛苦。她说，在她看来，中国的问题也就是全世界的问题。这样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对于西方人在中国人面前的傲慢和恩赐态度，即使用意是好的，她也变得非常敏感。想起那些她所了解的真正的人，把他们和当时她在香港见到的那些自鸣得意的人相比较，西方人的表现太差了。在赴美国旅行并做讲演之前，她写完了《中国的战歌》一书。在书的结尾她写道：“我决定离开中国，这就结束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章。回顾过去，我远非心安理得。我自知犯过无数错误，但是我希望我做了一点好事。将来我还有一件大事要做，即向美国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和中国人过去和现在是如何战斗的。我誓不忘陈毅的话：“告诉你的同胞……告诉你的同胞……”
艾格妮丝不是圣人。也没有人非说她是圣人不可。她如果听说有这种想法，准会第一个纵声大笑。她独立工作往往比在集体之中干得出色，因此，在她自己的小圈子里似乎有点容不得别人来领导。由于这个缘故，她往往犯相当大的错误，但她或许是最有自知之明的人，一旦醒悟，总想改进。尽管她有这些毛病，却从不自满。我记得她把一本她的处女作《大地的女儿》（很多人认为这是她的最佳作品之一）递给我的时候，很不满足似的说：“你是否认为这本书写得确实有些长进？”
艾格妮丝是个能做大事的人，这些事会使她精神振奋，迅速前进。她的著作增进了人们对中国形势发展的了解。尽管困难重重，她在有世界影响的《国际通讯》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第一篇出色的报道。中国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视她为知己，尽力帮助她写作。她也帮助过他们当中许多无处求助的人。她最敬佩的中国人是朱德。正像她的朋友约瑟夫·史迪威和埃文斯·卡尔森一样，朱德也是一位伟大的军人。他极为广泛的生活知识以及他的品格和志向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延安时搜集了材料，回美国后撰写了朱德传记。这本书是在她逝世后出版的，书名为《伟大的道路》。至于艾格妮丝本人的事迹，原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大夫写过一篇很好的记述文章。他曾把艾格妮丝用打字机打在丝手帕上的文稿缝入棉衣，带给J.B．鲍威尔，在当时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
如果艾格妮丝真的还和我们在一起，就像她的精神一直和我们在一起那样，已故新四军司令员、后来的副总理陈毅大概还会这样说：在世界各国人民中，让美国人民了解太平洋彼岸的邻居——中国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重大意义。
纪念仪式的第一部分在青年宫举行，大厅内陈列着她的遗著。精致而栩栩如生的艾格妮丝巨幅遗像悬挂在讲台的正上方，后来又移放在运送骨灰和吊唁者去公墓的灵车上，最后按照中国的习俗安放在墓前，朋友们在那里献花圈。文化部长茅盾（在黑暗的年代艾格妮丝曾把他带到我在上海的住所来）、作家丁玲、鲁迅夫人、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和马海德大夫都讲了话。参加吊唁的主要人员还有一小批人民解放军，他们真正代表了怀念她的千百万亚洲人民。他们是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怒潮最高涨时向这位美国的女儿表示敬意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艾格妮丝是1941年，在香港。我从江西南部坐飞机到那里，她则在那里治病并休息，因为她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以便把她所写的书稿整理出版。我们站在大街上，就在那些傲然矗立的银行大楼旁边。她有点异样地看着我说：“这次大概是再见了吧。”我们吻别后就分手了。在她身旁，那些银行和维多利亚女王铜像似乎都黯然失色。她那革命的人道主义，她那能表达感情和气质的炯炯目光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
艾格妮丝当时参加了无数次集会，向有世界影响的要人发表讲话。她不遗余力地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筹款，并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心中充满了那些为祖国的自由而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生命的男男女女的激情。她切身感受到目睹那么多背叛行为的一切痛苦。她说，在她看来，中国的问题也就是全世界的问题。这样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对于西方人在中国人面前的傲慢和恩赐态度，即使用意是好的，她也变得非常敏感。想起那些她所了解的真正的人，把他们和当时她在香港见到的那些自鸣得意的人相比较，西方人的表现太差了。在赴美国旅行并做讲演之前，她写完了《中国的战歌》一书。在书的结尾她写道：“我决定离开中国，这就结束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章。回顾过去，我远非心安理得。我自知犯过无数错误，但是我希望我做了一点好事。将来我还有一件大事要做，即向美国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和中国人过去和现在是如何战斗的。我誓不忘陈毅的话：“告诉你的同胞……告诉你的同胞……”
艾格妮丝不是圣人。也没有人非说她是圣人不可。她如果听说有这种想法，准会第一个纵声大笑。她独立工作往往比在集体之中干得出色，因此，在她自己的小圈子里似乎有点容不得别人来领导。由于这个缘故，她往往犯相当大的错误，但她或许是最有自知之明的人，一旦醒悟，总想改进。尽管她有这些毛病，却从不自满。我记得她把一本她的处女作《大地的女儿》（很多人认为这是她的最佳作品之一）递给我的时候，很不满足似的说：“你是否认为这本书写得确实有些长进？”
艾格妮丝是个能做大事的人，这些事会使她精神振奋，迅速前进。她的著作增进了人们对中国形势发展的了解。尽管困难重重，她在有世界影响的《国际通讯》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第一篇出色的报道。中国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视她为知己，尽力帮助她写作。她也帮助过他们当中许多无处求助的人。她最敬佩的中国人是朱德。正像她的朋友约瑟夫·史迪威和埃文斯·卡尔森一样，朱德也是一位伟大的军人。他极为广泛的生活知识以及他的品格和志向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延安时搜集了材料，回美国后撰写了朱德传记。这本书是在她逝世后出版的，书名为《伟大的道路》。至于艾格妮丝本人的事迹，原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大夫写过一篇很好的记述文章。他曾把艾格妮丝用打字机打在丝手帕上的文稿缝入棉衣，带给J.B．鲍威尔，在当时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
如果艾格妮丝真的还和我们在一起，就像她的精神一直和我们在一起那样，已故新四军司令员、后来的副总理陈毅大概还会这样说：在世界各国人民中，让美国人民了解太平洋彼岸的邻居——中国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