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1951年新年伊始，我忙着准备从山丹去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工合”会议。这次取道兰州与往年大不相同，乘坐卡车3天时间就轻而易举地把我们送到了。在兰州有许多参加合作社工作的老培黎学校的毕业生，我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乘坐飞机去北京，是一次惬意的旅行。航空公司管理得很好，一切都很清洁整齐。我们在西安过夜，在那里又见到了我们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的工作都很忙。兰州和西安看起来比国民党统治时期要繁华得多。经济的稳定、贸易的发展，给城市人民带来了新的繁荣。
  在北京，朋友们来接我，并在大牌坊胡同租了几间房子安排我住下。北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里显得比以前明亮，公共建设方面有了许多明显的进步。书店里挤满了人，新的国际书店出售各种外文图书。国营贸易公司生意兴隆，百货商店顾客盈门。我见到周恩来总理，告诉他我们正打算为学校筹办的事。他像往常一样鼓励我们说：“干吧，把事情办起来。就照这样干下去吧！把那些外国技术人员留下来，你要是有办法，就别让他们走了。”
  在燕京大学，我找到一位老朋友拉尔夫·赖普吾。他对人民政府接管以来发生的变化很满意。他说，大学的精神面貌很好，只要他受欢迎，他乐意长期留下。那些不同情政府的西方人士大都走了或正准备走。我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去诊治皮肤病，发现在新政府管理下一切都很顺当。
  会议讨论了“工合”工作的经费问题和制定将来的培训规划，以适应国家计划的需要。我利用会议间隙时间，到处走访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还阅读了许多新文学作品，观看了一些新的话剧、歌剧和电影。我看到旧社会正在一天天消失，人民正以新的活力和积极性建设新社会。北京有一种新精神，这种新精神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意识中，并每时每刻都在扩大人们对它的理解。
  在北京停留期间，我有时间去逛逛东安市场和琉璃厂，偶尔在那里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旧书和文物。我很高兴地看到一本名为《工厂安全》的儿童连环画册。这本简单易读的画册刚好能放在口袋里，而且很便宜。街头的书摊把书租借给年轻读者，只略收一点钱，这种借阅方式流传甚广。
  还有一次，我到公安局去把外事处发给我在北京的居留证延长一个月。国民党时期的地方警察局是个乌七八糟的地方，警察和地方上的歹徒勾结在一起，为自己谋取私利。普通警察在有钱人面前毫无权威。只要你有足够的钞票，甚至可以踢警察一脚，而不受到惩罚。在山丹，警察局长常常把他的“黑狗”放出去，为他攫取餐桌上需要的食品——鸡、蔬菜之类的，都是从各个摊上弄来的，除了咒骂，什么也不给还。如果警察弄不到他主子所喜欢的东西，就要挨打。警察的服装破烂不堪，长满了虱子，毫无士气。但是，这次当我来公安局，穿过悦人的庭院，我看到是下了班的民警正和他们的孩子为春季种花做准备。妇女和孩子们还在不断地进来，从后院传来一阵鼓掌声，那里正在开会。进来一位老人，他原来属于街道上的有闲阶层。有人跟他说了些什么，他又匆匆地走了。他的灰长袍在两条腿之间摆动，后脑勺戴着一顶卷边低平顶毡帽。有人向我解释说“他是自愿来尽义务的。”“和许多人一样，他每天都来工作；他们从中获得很大的乐趣。他通知妇女们来开会。还做地方上各种零碎的杂活。”这里有一种友好的集体工作的气氛，很像一个群众活动中心。
  将近3月底的一天晚上，我沿街走去，看到件小事，但是它却反映了人际关系的新精神。两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相撞而摔倒在地上。一个是战士，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另一个看起来像售货员。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旧社会，两人都会因感到有辱尊严而狂怒，将会长时间地对骂不休。那当兵的可能不仅只是大骂，不一会儿还会招来一大群围观的人。事态可能进一步恶化，直至警察赶来裁决为止。但是，现在，那战士向年轻的售货员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你碰伤了吗？”那小伙子说：“没事。”那战士又说：“你的车确实没坏吗？”说着便走过去看了看。他发现那自行车没坏才走回来看自己的车子。然后，他们彼此看了看，相互一笑，便蹬上车走了，谁都没有像过去上层人士那样鞠躬作揖。可他们的举止都像文明的成年人，对自己和对别人都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是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的。社会不允许一些人“骑”在另一些人的头上。例如，妇女儿童现在才真正被当作人看待了，蒙古人、西藏人和全国其他少数民族同样如此。对于西方人，那就要看他是否要享有特权。如果判断他是一位正常的、不带偏见的规矩人，他就会被接受，并得到他所需要的帮助。否则，他在新中国就会遭到冷落。
  城市的重建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每天都可看到明显的变化。北京饭店的西侧，对着东交民巷的路堤正在植树建成花园。石方工程已完成。那里的花和树在一夜间便移栽好，好似本来就长在那儿一样。从中央电报局出来的那条路，两边繁花似锦，背后是老的大使馆带枪眼的灰墙，很值得一看。
  东交民巷仍像从前一样整齐干净，只是再也没有住满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外国士兵的军营了，再也没有穿着满洲靴子的警察站在门口了。我在这春天的日子里漫步街头，周围比北京有史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富有生气，不禁想起罗伯特·英格拉姆和约瑟夫·贝利两位老人。他们经历过义和团时期和慈禧太后年代，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新环境下的先驱者；也可以说是迷惑不解的先驱者，因为他们被无法解释的力量所利用，对某些情况他们并不理解。
  英格拉姆是一位传教的老医生。我是在绥远见到他的，那时他在控制伤寒病传染的消毒站工作。我去的时候他正把难民的衣服送到他修建的蒸气间消毒。我指着来这里服务但一直站在外面的基督教大学的学生问他：“你为什么不让学生们来帮忙？”他说：“嘿！这正是我们未能做到的事情。”说罢他又继续收拾衣服去了。
  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我们都看着窗外，快到连绵不断的长城脚下的张家口时，我对他说：“大夫，我是个年轻人，你已经上了年纪，这一生都在差会当医生。你对差会传播的教义有什么想法？”他坐在那里，久久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想他大概是不愿回答，因此没再追问，最好忘了它算了。我们都凝视着窗外的长城。后来，他慢慢地转身向着我，慢慢地、深思熟虑地说：“我想，至少总有一种为善的力量。”尔后他又沉默无语了。他死得很悲惨，他是住在山里时被土匪杀害的，是被旧社会的病害杀死的；当时这个社会的确已是病入膏肓，对此他看得一清二楚。
  贝利的为人比较激进，他是爱尔兰人，可是他说，他认为当森林被砍伐、水土流失、连年灾荒、人们食不果腹时，传教布道简直就是对上帝的亵渎。他认为信奉上帝的人应该在世界上有所作为。有一次，我去安徽和县时，给他看了莫利斯·辛都斯写的两本关于苏联发展情况的书。
  他阅读了这些书，越读越兴奋。“哎呀，这正是我一生想要做的事！……在那里，一切都那么轻而易举——我真是个老糊涂！”贝利老人为改造旧社会奋斗了40年，身无分文，最后回到了美国。
  在北京每天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都引起我的回忆。抚今思昔，思绪万千。我开始在日记中写下一些往事，其中一部分就成为我的第一本书《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