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内容
一九五一年的北京
1951年新年伊始，我忙着准备从山丹去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工合”会议。这次取道兰州与往年大不相同，乘坐卡车3天时间就轻而易举地把我们送到了。在兰州有许多参加合作社工作的老培黎学校的毕业生，我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乘坐飞机去北京，是一次惬意的旅行。航空公司管理得很好，一切都很清洁整齐。我们在西安过夜，在那里又见到了我们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的工作都很忙。兰州和西安看起来比国民党统治时期要繁华得多。经济的稳定、贸易的发展，给城市人民带来了新的繁荣。
在北京，朋友们来接我，并在大牌坊胡同租了几间房子安排我住下。北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里显得比以前明亮，公共建设方面有了许多明显的进步。书店里挤满了人，新的国际书店出售各种外文图书。国营贸易公司生意兴隆，百货商店顾客盈门。我见到周恩来总理，告诉他我们正打算为学校筹办的事。他像往常一样鼓励我们说：“干吧，把事情办起来。就照这样干下去吧！把那些外国技术人员留下来，你要是有办法，就别让他们走了。”
在燕京大学，我找到一位老朋友拉尔夫·赖普吾。他对人民政府接管以来发生的变化很满意。他说，大学的精神面貌很好，只要他受欢迎，他乐意长期留下。那些不同情政府的西方人士大都走了或正准备走。我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去诊治皮肤病，发现在新政府管理下一切都很顺当。
会议讨论了“工合”工作的经费问题和制定将来的培训规划，以适应国家计划的需要。我利用会议间隙时间，到处走访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还阅读了许多新文学作品，观看了一些新的话剧、歌剧和电影。我看到旧社会正在一天天消失，人民正以新的活力和积极性建设新社会。北京有一种新精神，这种新精神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意识中，并每时每刻都在扩大人们对它的理解。
在北京停留期间，我有时间去逛逛东安市场和琉璃厂，偶尔在那里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旧书和文物。我很高兴地看到一本名为《工厂安全》的儿童连环画册。这本简单易读的画册刚好能放在口袋里，而且很便宜。街头的书摊把书租借给年轻读者，只略收一点钱，这种借阅方式流传甚广。
还有一次，我到公安局去把外事处发给我在北京的居留证延长一个月。国民党时期的地方警察局是个乌七八糟的地方，警察和地方上的歹徒勾结在一起，为自己谋取私利。普通警察在有钱人面前毫无权威。只要你有足够的钞票，甚至可以踢警察一脚，而不受到惩罚。在山丹，警察局长常常把他的“黑狗”放出去，为他攫取餐桌上需要的食品——鸡、蔬菜之类的，都是从各个摊上弄来的，除了咒骂，什么也不给还。如果警察弄不到他主子所喜欢的东西，就要挨打。警察的服装破烂不堪，长满了虱子，毫无士气。但是，这次当我来公安局，穿过悦人的庭院，我看到是下了班的民警正和他们的孩子为春季种花做准备。妇女和孩子们还在不断地进来，从后院传来一阵鼓掌声，那里正在开会。进来一位老人，他原来属于街道上的有闲阶层。有人跟他说了些什么，他又匆匆地走了。他的灰长袍在两条腿之间摆动，后脑勺戴着一顶卷边低平顶毡帽。有人向我解释说“他是自愿来尽义务的。”“和许多人一样，他每天都来工作；他们从中获得很大的乐趣。他通知妇女们来开会。还做地方上各种零碎的杂活。”这里有一种友好的集体工作的气氛，很像一个群众活动中心。
将近3月底的一天晚上，我沿街走去，看到件小事，但是它却反映了人际关系的新精神。两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相撞而摔倒在地上。一个是战士，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另一个看起来像售货员。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旧社会，两人都会因感到有辱尊严而狂怒，将会长时间地对骂不休。那当兵的可能不仅只是大骂，不一会儿还会招来一大群围观的人。事态可能进一步恶化，直至警察赶来裁决为止。但是，现在，那战士向年轻的售货员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你碰伤了吗？”那小伙子说：“没事。”那战士又说：“你的车确实没坏吗？”说着便走过去看了看。他发现那自行车没坏才走回来看自己的车子。然后，他们彼此看了看，相互一笑，便蹬上车走了，谁都没有像过去上层人士那样鞠躬作揖。可他们的举止都像文明的成年人，对自己和对别人都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是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的。社会不允许一些人“骑”在另一些人的头上。例如，妇女儿童现在才真正被当作人看待了，蒙古人、西藏人和全国其他少数民族同样如此。对于西方人，那就要看他是否要享有特权。如果判断他是一位正常的、不带偏见的规矩人，他就会被接受，并得到他所需要的帮助。否则，他在新中国就会遭到冷落。
城市的重建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每天都可看到明显的变化。北京饭店的西侧，对着东交民巷的路堤正在植树建成花园。石方工程已完成。那里的花和树在一夜间便移栽好，好似本来就长在那儿一样。从中央电报局出来的那条路，两边繁花似锦，背后是老的大使馆带枪眼的灰墙，很值得一看。
东交民巷仍像从前一样整齐干净，只是再也没有住满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外国士兵的军营了，再也没有穿着满洲靴子的警察站在门口了。我在这春天的日子里漫步街头，周围比北京有史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富有生气，不禁想起罗伯特·英格拉姆和约瑟夫·贝利两位老人。他们经历过义和团时期和慈禧太后年代，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新环境下的先驱者；也可以说是迷惑不解的先驱者，因为他们被无法解释的力量所利用，对某些情况他们并不理解。
英格拉姆是一位传教的老医生。我是在绥远见到他的，那时他在控制伤寒病传染的消毒站工作。我去的时候他正把难民的衣服送到他修建的蒸气间消毒。我指着来这里服务但一直站在外面的基督教大学的学生问他：“你为什么不让学生们来帮忙？”他说：“嘿！这正是我们未能做到的事情。”说罢他又继续收拾衣服去了。
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我们都看着窗外，快到连绵不断的长城脚下的张家口时，我对他说：“大夫，我是个年轻人，你已经上了年纪，这一生都在差会当医生。你对差会传播的教义有什么想法？”他坐在那里，久久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想他大概是不愿回答，因此没再追问，最好忘了它算了。我们都凝视着窗外的长城。后来，他慢慢地转身向着我，慢慢地、深思熟虑地说：“我想，至少总有一种为善的力量。”尔后他又沉默无语了。他死得很悲惨，他是住在山里时被土匪杀害的，是被旧社会的病害杀死的；当时这个社会的确已是病入膏肓，对此他看得一清二楚。
贝利的为人比较激进，他是爱尔兰人，可是他说，他认为当森林被砍伐、水土流失、连年灾荒、人们食不果腹时，传教布道简直就是对上帝的亵渎。他认为信奉上帝的人应该在世界上有所作为。有一次，我去安徽和县时，给他看了莫利斯·辛都斯写的两本关于苏联发展情况的书。
他阅读了这些书，越读越兴奋。“哎呀，这正是我一生想要做的事！……在那里，一切都那么轻而易举——我真是个老糊涂！”贝利老人为改造旧社会奋斗了40年，身无分文，最后回到了美国。
在北京每天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都引起我的回忆。抚今思昔，思绪万千。我开始在日记中写下一些往事，其中一部分就成为我的第一本书《有办法》。
史沫特莱逝世
1951年5月我离开北京以前，在5月6日参加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和她的骨灰在北京革命公墓的安葬仪式。“大地的女儿”史沫特莱长眠在其他为人民而牺牲的战士旁边，每个墓前都有一块简单而醒目的墓碑，墓碑的顶端有一颗红星。由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竖立的碑上写着“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纪念仪式的第一部分在青年宫举行，大厅内陈列着她的遗著。精致而栩栩如生的艾格妮丝巨幅遗像悬挂在讲台的正上方，后来又移放在运送骨灰和吊唁者去公墓的灵车上，最后按照中国的习俗安放在墓前，朋友们在那里献花圈。文化部长茅盾（在黑暗的年代艾格妮丝曾把他带到我在上海的住所来）、作家丁玲、鲁迅夫人、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和马海德大夫都讲了话。参加吊唁的主要人员还有一小批人民解放军，他们真正代表了怀念她的千百万亚洲人民。他们是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怒潮最高涨时向这位美国的女儿表示敬意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艾格妮丝是1941年，在香港。我从江西南部坐飞机到那里，她则在那里治病并休息，因为她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以便把她所写的书稿整理出版。我们站在大街上，就在那些傲然矗立的银行大楼旁边。她有点异样地看着我说：“这次大概是再见了吧。”我们吻别后就分手了。在她身旁，那些银行和维多利亚女王铜像似乎都黯然失色。她那革命的人道主义，她那能表达感情和气质的炯炯目光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
艾格妮丝当时参加了无数次集会，向有世界影响的要人发表讲话。她不遗余力地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筹款，并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心中充满了那些为祖国的自由而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生命的男男女女的激情。她切身感受到目睹那么多背叛行为的一切痛苦。她说，在她看来，中国的问题也就是全世界的问题。这样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对于西方人在中国人面前的傲慢和恩赐态度，即使用意是好的，她也变得非常敏感。想起那些她所了解的真正的人，把他们和当时她在香港见到的那些自鸣得意的人相比较，西方人的表现太差了。在赴美国旅行并做讲演之前，她写完了《中国的战歌》一书。在书的结尾她写道：“我决定离开中国，这就结束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章。回顾过去，我远非心安理得。我自知犯过无数错误，但是我希望我做了一点好事。将来我还有一件大事要做，即向美国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和中国人过去和现在是如何战斗的。我誓不忘陈毅的话：“告诉你的同胞……告诉你的同胞……”
艾格妮丝不是圣人。也没有人非说她是圣人不可。她如果听说有这种想法，准会第一个纵声大笑。她独立工作往往比在集体之中干得出色，因此，在她自己的小圈子里似乎有点容不得别人来领导。由于这个缘故，她往往犯相当大的错误，但她或许是最有自知之明的人，一旦醒悟，总想改进。尽管她有这些毛病，却从不自满。我记得她把一本她的处女作《大地的女儿》（很多人认为这是她的最佳作品之一）递给我的时候，很不满足似的说：“你是否认为这本书写得确实有些长进？”
艾格妮丝是个能做大事的人，这些事会使她精神振奋，迅速前进。她的著作增进了人们对中国形势发展的了解。尽管困难重重，她在有世界影响的《国际通讯》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第一篇出色的报道。中国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视她为知己，尽力帮助她写作。她也帮助过他们当中许多无处求助的人。她最敬佩的中国人是朱德。正像她的朋友约瑟夫·史迪威和埃文斯·卡尔森一样，朱德也是一位伟大的军人。他极为广泛的生活知识以及他的品格和志向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延安时搜集了材料，回美国后撰写了朱德传记。这本书是在她逝世后出版的，书名为《伟大的道路》。至于艾格妮丝本人的事迹，原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大夫写过一篇很好的记述文章。他曾把艾格妮丝用打字机打在丝手帕上的文稿缝入棉衣，带给J.B．鲍威尔，在当时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
如果艾格妮丝真的还和我们在一起，就像她的精神一直和我们在一起那样，已故新四军司令员、后来的副总理陈毅大概还会这样说：在世界各国人民中，让美国人民了解太平洋彼岸的邻居——中国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重大意义。
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国际和平会议
1952年初，即将离任回新西兰的教师艾启赫和我在山丹接到北京寄来的邀请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预定在北京举行，请我们代表新西兰和平运动去出席。作为新西兰人，受到国内朋友们的信任，我们感到很荣幸。6月间，我们去北京参加筹备会议，我在那儿一直待到10月。筹备会议本身具有深远的影响，它聚集了众多的代表，交流在各国为和平而斗争的经验，并在这一历史上关系重大的事业中形成新的战斗力量。他们对细菌战、原子弹以及旧社会的金元外交给予了人民的回答。
和平会议于10月2日即国庆节后一天开幕。全市到处一派节日景象。会场设在怀仁堂，这是坐落在中南海的一个古老的会议厅，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经常开会的地方。和平会议开了10天，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首都召开的第一次这样的会议。有37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它表达了亚洲和太平洋区域16亿人民对和平的殷切希望，指明了他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对于许多和平战士来说，参加这次会议并非易事。有些人要长途跋涉；有些人出国或回国时受到阻挠，在办理护照或签证时遇到种种困难；有些人面临被解雇的危险；还有些人遭到迫害，甚至丧失生命。但是，由于得到本国人民的热情支持，代表们坚定地完成了赋予他们的和平使命。他们积极主张停止正在亚洲进行的战争，并消除一切战争威胁。
这是一次震撼人心的会议。拉丁美洲人同中国人和印度人会晤。澳洲人景仰亚洲母亲，并向她学习。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农民领袖把戴在头上的毡帽推到脑后，凝视着坐在对面的越南代表和老挝代表。巴基斯坦代表和印度代表手挽手地走在一起。美国代表团团长是一位黑人，代表团成员包括他的美籍日裔夫人和一位美籍日裔的出版商。出席会议的其他美国人当中还有琼·欣顿（寒春）。寒春当时在中国的一个动物繁殖场工作，原来是一名年轻的科学家，曾参与制造投掷在长崎的那枚原子弹。她的发言是一篇直言不讳的杰作。南希·赖普吾和她的丈夫拉尔夫曾与我在“工合”共过事，她也做了一个极好的简明而感人的发言。她是一位传教医师的女儿，一生中大部分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并且已经有了一个越来越大的家庭。和平事业与她有相当大的利害关系，她决心为之竭尽全力。
有些发言使人深感惊异。尽管我们事先做了许多猜测，但对出现的一切实际问题却几乎毫无准备。巴拿马及其所存在的问题具体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缅甸的团结也成为活生生存在的问题。许多发言表明印度这个大国是一个觉醒中的巨大力量。人们看到印度代表团与朝鲜代表团在主席台上热情地会见，那情景不仅使印度人激动，也使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激动，印度人感动并且认为，我们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人喜欢细细琢磨大量事实才有所行动，而且我们有些人喜欢埋头在相互矛盾的材料里，以致不采取任何行动似乎也可以得到谅解。
各国代表团迅速抵达，中国工人为会议代表赶建的、坐落在金鱼胡同的和平宾馆很快就住满了。整个会议机构的运转很协调，集合起来的工作人员好像是上好油的机器一样准确地投入行动，但态度非常和蔼友好。会议为各代表团配备了各种语言的中国译员。他们使代表们按时参加活动，不声不响地满足代表们的需要，而不使人感到打扰。会场的各种安排以及翻译工作（代表们可以从耳机中听到选定的4种语言——汉语、俄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发言）都很有效率。
在大会发言的休息时间，穿插着丰富多彩的活动。代表团互相献礼。其中最感人的场面之一是朝鲜代表和美国代表在主席台上会见。另一个是印度代表同巴基斯坦代表表示和平与合作的愿望，当时不仅在主席台上，会场上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都含着热泪互相拥抱，并向对方身上撒花瓣。
中国各人民团体和宗教组织如天主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佛教也派人来到会场向和平代表献旗献花。使人深受感动的是代表北京各妇女组织的学生、工人和家庭妇女，特别是参加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孩子们，这些孩子手持鲜花被代表们高高地举起，放在桌子上。这些美丽和自发的情景及其象征和平战士团结起来维护未来的意义，使不少代表感动得热泪盈眶。
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致开幕词。她列举了许多重要的事实以说明“要求和平的队伍正在迅速地壮大，向前迈进，成为世界上一支占优势的力量”。她说，让我们动员人民，要求停止目前正在进行的一切战争，并且用真诚协商的方法谋求和平解决；要求禁止使用一切集体屠杀的武器，并宣布这些武器为非法；要求扫除对于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一切障碍。让我们动员人民，争取有助于和平共居的道德条件。10月13日早上，印度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委员赛福丁·克其鲁博士发表了明确有力的闭幕词。
许多代表在各小组委员会和大会上显示出非凡的才干。他们之中有北京市市长彭真，他含蓄幽默，讲话有力，头脑清楚，总是耐心地让每个人把关于每项决议的意见讲完，然后才将决议记录在案，这一切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智利的奥尔加·波布列特夫人性格直爽、富有魅力，也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来自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艾弗·蒙塔古、加布里埃尔·达波赛和莫尼卡·费尔顿夫人都透彻而有力地陈述了各自的观点。
作为新西兰代表团的副团长，我在发言中指出世界上引起战争的各种力量是互相关联的，普通人有能力为和平而斗争，这一斗争具有国际性。“和平是一切建设性的生活的基础。不管有多少困难，走向和平的路永远无法切断的。”
会议结束后，我和一些代表访问了几个城市，然后返回山丹。
争取和平与团结的国际会议
1953年秋，我又应邀回到北京，代表新西兰和平理事会担任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的委员，从山丹的生活到北京的生活，从遥远的农业县城来到大城市，变化确实很大。最初我住在旅馆里，1958年搬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院内的一套房间，此后一直以此为家。作为和平联络委员会的代表，我出席了各种其他会议。1955年参加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赫尔辛基召开的大会，1958年在斯德哥尔摩参加了同样的会议。1964年我再次代表和平联络委员会出席了在平壤举行的亚非经济会议和在河内举行的声援越南人民禁止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会议。1965年我去雅加达参加消除外国军事基地国际会议，回来后及时参加了6月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
1961年的上半年，我出席了亚非团结理事会在开罗举行的特别会议、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新德里会议和在万隆举行的亚非团结会议。在各小组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上，讨论了亚洲、非洲和全世界其他地区人民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有时讨论进行得很激烈。在起草决议时，为了一个或另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人认为重要的字眼，有时要展开长时间的辩论。我在新德里的讲话中说：“我们争取裁军的斗争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伟大理想。实现这个理想的最可靠的办法是消灭那些导致战争的东西。……用于战争的技术知识在帝国主义统治已成为过去的时代，是靠不住的，因为在垄断集团统治的国家，尽管有军火商控制的新闻广播，但缺乏任何真正的群众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良好意愿，特别在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因而能够识别战争贩子以后，就更坚定、更持久得多。”在亚非团结会议上，新兴国家的呼声更加明确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为了持久的和平和人类的进步，必须消灭一切形式的新殖民主义。
1964年河内会议时，苏联人打算让越南人与美国侵略者讲和。我在发言中支持抗战；我说如果抛弃已经赢得的一切，那是愚蠢的，坐在前排的一个苏联胖大个子想站起来离开会场，但他碰倒了几把椅子，还撞了一张桌子，只好作罢，又笨重地坐下了。
1965年访问印度尼西亚是我最后一次出国参加会议。这次反对外国军事基地国际会议正赶上促成苏加诺总统下台的军事政变。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的印度尼西亚委员威利·哈里安查是这次会议的组织秘书。会议进行中，他不得不躲在城外。智利代表何塞·万徒勒里和我去拜访他，将会议的情况向他一一做了介绍，但几天后我们找不到他了。当我们即将离开雅加达时，他在机场找到了我们。在机场候机室我和何塞分别坐在哈里安查的两边，进出候机室的人都受到查问。飞机因修理延迟了几个小时起飞，这更给他增加了困难。但我们终于把他带上了飞往金边的飞机。金边是人们当时向往的最安静、最和平的地方之一。
在苏加诺总统举行的招待会上，我见到了约多，他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我说：“我以为你一定在山上某个地方呐。”他回答说：“艾地叫我留在这里进行谈判。”几天之后，他被从家里拖走枪杀了。在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举行的另一次联欢会上，我和他坐在一起，同桌的还有他夫人。我们交谈了片刻，苏班德里约夫人显然由于极端紧张的局势而心烦意乱，提议说：“我们起来跳舞吧。”她向乐队打了个手势，乐队便奏起一曲甘兰姆音乐。苏班德里约夫人和我首先起舞，其他人也接着参加，一些中国代表见我们又跳又笑感到惊讶。因为旁观者又怎能知道那微笑包含着多少苦楚呢？人们的情绪已过度紧张。有人放火烧中国大使馆。我说：“我们在采取任何行动时决不能忘记在印度尼西亚有200万华人。我们不想给他们增加压力。我们可以抗议，但我们不能威胁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做后盾，无论我们说点什么都可能影响在印度尼西亚的人。”各代表团也都表现出不安的迹象。幸运的是，一些很好的朋友减轻了我们的负担。在起草委员会中，我们小心翼翼地工作，使决议得以通过。
1960年至1965年，我每年都参加在东京、广岛、长崎和日本其他地方举行的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这是很有趣的事。要在中国香港取得日本签证，总得进行一场斗争。拒绝！拍去电报，再拒绝！再拍电报，终于获得批准！在日本，一位在上海时的老朋友池田幸子总是有求必应，另一位老朋友松冈洋子，曾任日本笔会的秘书，和幸子一起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会议很不一般，可以会见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日本人民遭受原子武器的痛苦最深，他们发动这场反对核武器、反对战争贩子的联合斗争的决心和能力激起了许多人的遐想。和平需要人民的行动。1961年，来自日本各地包括冲绳的一万名代表聚集在东京。有些人是参与历时两个月，在不同阶段有1400万至2000万人加入的和平进军队伍而后抵达的。在来自许多国家的100多名外国代表中，我感到自己很渺小，眼前看到的是那么多警觉的面孔，他们深知在长途进军中每走一步都是为了争取美好的未来。这些会议的目标总是反对用原子能来毁灭人类的生命。
自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以后，参加世界和平会议便毫无意义了，因为这类会议越来越成为苏联外交部的御用工具。从广义上讲，这一分裂影响了整个和平运动，至今仍可感到。
不愉快的经历
1952年，尼赫鲁总理曾两次邀请我去印度工作，在印度建立工业合作社体系，但是我没有同意。我说：“不是时候。”我认为我在那里不会有大的作为。但他说：“这项邀请一直有效，你任何时候来都行。”1961年我果然去印度参加和平会议。一天晚上，印度合作社组织的领导人来拜访我，他对我说：“很抱歉，我不得不告诉你，尼赫鲁先生对你的邀请现在已不再有效，我们现在不能邀请你了。”我说：“我本来就不想接受他的邀请。这个会议一结束，我将十分高兴地回中国去。”
此后不久，在开罗举行的亚非团结会议上，苏联代表高傲地转过身来问我：“你是属于那个组织的？”
我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
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
我说：“这个委员会里有你们一位苏联代表。如果他没有向你提起过这个组织，那就不是我的过错了。”
接着，在看来是更有希望的万隆会议之后，我不幸发现，在印度办理的去印度尼西亚的护照上用印尼文写的是停留“3天”，而不是我要求的3个星期。我临走的时候，印尼人确实非常生气。我同许多人费了不少口舌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962年切·格瓦拉访问北京之后，我被邀请去古巴，或许是请我对工业合作社和经济建设问题提些建议。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过海关时，我的护照被收走，没有退还给我。我上飞机时，海关官员又问我要护照。我说：“你们已把我的护照拿走了。”
他们说：“没有，没有。”
有几个看见他们拿走我护照的也门人帮助我提出抗议。最后，海关官员拿出了护照，我们才走成。一路上差不多都是如此。
抵达哈瓦那时，我受到出奇的冷遇。切·格瓦拉虽然仍是经济部长，但已大大失宠。古巴领导人转向苏联人并日益依赖他们，这一点非常明显。同样明显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派根本不理睬格瓦拉关于经济独立的意见。鉴于古巴进口苏联的石油，我建议他们把甘蔗制成车用汽油，以削减进口货。我还建议他们不必从苏联进口肥皂，肥皂之类的许多东西很容易在古巴生产。但是我的建议毫无效果。
我被安排在一家旅馆，但又没有去餐厅吃饭的餐券。房间的冷气常常被关掉。有些天有汽车可坐，有些天又没有车。译员只来一会儿。我到何塞·万徒勒里住的哈瓦那自由饭店去。他当时是古巴美术家协会的领导人。何塞请我吃了饭，为我办好了餐券，然后我便到处转悠，同会讲英语的人交谈。在他的帮助下我访问了古巴的6个省，但旅行安排得很糟糕。我待到规定的时间结束才离开，写完了一本关于古巴的书，但此书被束之高阁，从未见到阳光。我未能真正抓住当时的一切微妙变化。苏联人越来越固执，对其他人都忌恨。
那时，古巴有一架陈旧的“不列颠式”飞机，从哈瓦那起飞，经加拿大到布拉格。我决定先乘这架飞机，然后经苏联回中国。当我向苏联大使馆申请过境签证时，那里的一位官员很反感地拿起我的护照说：“不行，不行，你还没有去中国的入境签证。”我指着签证的印章给他看，他又说：“我们看不懂那个。”
我回到古巴人那里，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不能让我持有苏联的过境签证并搭乘那架飞机，你们就得送我经伦敦去香港。那是很花钱的，你们还要用外汇。而你们自己这架座位空了一半的飞机是飞布拉格的。”最后，古巴人还是设法让我坐上了那架飞机。24小时后，我到达莫斯科，被送往一家离机场很远又很脏的过境旅馆，那里只供应“代表”用餐，不供应过境旅客，所以我只好到外面找餐馆吃饭。我在莫斯科住的一间小客房还未来得及清扫，床单是脏的。在满是尘土的地面上，可以看到前一位住客站在盆前洗脸时留下的脚印。在莫斯科逗留了四五天后，由于一位朋友的帮助，我登上去新西伯利亚的飞机，那里有中国班机，又等了很长时间后，终于回到北京。
古巴是个美丽的国家，那时古巴人民的情绪很高涨，人人都在尽最大的努力工作。经济上的失误极大，比比皆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可以不停顿地打手势高谈阔论几个小时，但我发现听众的热情越来越低。开大会成了一种仪式，而不是表示群众真正的情绪。他对我非常冷淡。为我引见的那位妇女说：“这位是从北京来的艾黎。”卡斯特罗转过身去同别人说话，把一只手向背后伸出和我握了一下。那时邀请我去显然不合时宜。我越来越感到古巴人已转向苏联一边。我在各方面都得不到什么合作。从古巴回来以后，有人建议我参加在哈瓦那举行的三大洲会议，我说：“不参加了，我确实不能再干那种一个人经西伯利亚和苏联去古巴的事了。”
为中国与和平而写作
我经常到中国各地旅行，不仅是去饱览山林、草原和溪流的美景，而且是研究中国的古老文化并搜集新的材料，以便向国外介绍。在中国解放和接触了和平人士后，我才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中国遭受过长期的剥削，一个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偏见和消除误解。过去这些年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变化尚未充分介绍，而当前的建设工程和重大时事永远需要及时做新闻报道。我唯一的愿望是用写作来介绍这个国家的情况，这样，我所能起的作用最大，比去其他国家旅行接触到的人更多。我相信，会有很多人阅读这些材料，这比我为护照奔波和讲演旅行能更好地面向整个和平运动。于是，我开始在旅行中写更多的散文和诗歌。无论是访问大都市，还是古代名城或内地的小村庄，我都得到好客的主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地方当局给予的各种便利。对此我一直感激不尽。在1966—1976年的10年动乱期间，我之所以能到处旅行，全靠周恩来总理的关照。
许多报道新中国的记者往往把他们写的内容“新闻化”，使人们接受并出版，以迎合读者。这些作者所需要的自然是那些能使读者有优越感的材料，他们似乎从高处在看穷邻居。所以他们寻找耸人听闻的材料，特别是任何使中国的社会组织比起来不如其他国家的材料。我设法写我的所见所闻。我认为，总有地方可让一个普通人去，并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客观地写出来。当然，人们常把你带到最好的地方，总是不让你看到最坏的地方。但如果你比较了解中国的情况，你是能窥见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全貌，并得出总的看法的。我到过的许多地方是来访者通常不去的。
我从来都是只为普通人的事业效力。我愿把我看到的真实情况写出来，而不给人以任何虚假的印象。在解放后的中国，尊重事实是第一个科学要素，像我这样的人的作用是使人们明白，中国正在利用其数亿人民的创造性和生产能力建设一个新世界。我主要感兴趣的是人民群众，当我和群众一起干这干那的时候，我总是最高兴不过的。在新中国，我十分荣幸被当作一名工作同志，我在这里确实生活得很愉快。
中国并非天堂。在中国，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正在艰苦奋斗，用尽可能明智的办法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仍有许多中国人比较贫困，但他们的生活一直在不断得到改善。用普通人的眼光看新中国，我时常研究它的积极面，很少进行指责。1927年我初到上海时，到处可见乞丐、鸦片烟馆、拉皮条的妓女、漂浮在河沟里的弃儿尸体和为了生存而进行令人厌倦的挣扎的情景。那里，富人一小撮，穷人却是大批大批的，消极的现象叫人看一眼就会一辈子都忘不了。20世纪50年代初，我参观了第一批工人新村，房子盖得很好，布局合理并有现代卫生设备，还有供孩子们游戏的草坪。这使我回想起住在又暗又臭的弄堂里的人家，他们住的是快要倒塌的小破房和肮脏的草棚，在漫长的冬天蜷缩在里面，又湿又冷，夏季又被瓢泼的大雨所淹而无法安身。人们还要经常遭受寄生虫折磨、营养不良以及疾病和死亡的威胁。我想起那些不通风的小工厂里睡在织布机旁的可怜的童工，还有那些连插着碎玻璃片的高墙后面花园里的青草都从未见过的穷人家的孩子们。然而，尽管旧社会贫穷、痛苦、经济崩溃，我坚决反对许多轻率的西方人把它视为“乞丐的中国”。中国从来不是那样。我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许多年，我仍是一个新西兰人，但我也变成了一个中国人。
1952年我和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代表们一道，乘坐“和平列车”从北往南在中国旅行。当我们穿过秋天的大地时，看到一个个城市和村庄贴着拥护和平的宣传画和标语，听到人们要求和平的呼声。中国自己站立起来了。这对一切愿站起来以摆脱世世代代的苦难和绝望，使人民重现欢颜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榜样，也是一种力量。100年来，为实现现代化和较好的生活寻找有效的办法所进行的痛苦挣扎已告结束。中国已取得了作为一个主要国家的地位。它的机轮已开始转动，人民日益成为自己环境的主人。
几十年来，中国一贯主张和平与发展，其中包括抵抗外国侵略，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含义。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是向人类宣战。战争的浩劫残杀了男女老幼。一场核战争将意味着多少世纪以来人类为之奋斗的一切彻底毁灭。导弹地下仓库周围可能长出报春花和野花。然而每一个新的军备设施都带来新的危险。原子弹的控制还没有得到保障，世界上的蠢人却又在梦想星球大战。所以，我们在获得持久和平所需要的稳定之前，看来确实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人类要想发展和进步，就不能偏离和平的道路。和平像空气、阳光、水和粮食。没有和平，我们就被掌握在超级大国、军火商、狂妄将军和各种大规模杀人犯的手中。谁也看不出今天柬埔寨和阿富汗发生的一切有什么意义。谁也不愿看到一个儿童被炸弹炸得血肉模糊，他那美丽的身躯变成横在人行道上的一摊骨和肉。和平如同生产一样，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政治问题，是大家的事情，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权利。所有真正关心孩子的人们必须无保留地为和平而战斗。在爱好和平力量与战争贩子的长期斗争中，毫无疑问，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必将取得胜利。站在胜利者的一边是好事，因为这是人类的一边。
关于我的著作
1951年4月，我收到山丹学校驻上海代表雪莉·巴顿（白书玲）的来信，希望我介绍该校前10年的历史。这使我回想起1938年一切刚开始的情景。要写那些年的历史，这可是很不简单的事，因为要把事情说全，恐怕需要写几卷书。即使如此，或许还是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然而，世界各地的人可能对我们这种培训的集体感兴趣，为了对他们有所裨益，我想，至少我可以扼要地加以叙述：这些学校是怎么办起来的，为什么要办，最后留下来的学校又怎么迁到山丹并在那里扎下根的。于是，我开始把过去的一些事情写在日记里，然后寄给雪莉。从此她为我的许多书做了出色的编辑工作，她并且成为新西兰—中国协会的支柱之一。1952年，我的日记由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首次发表，书名为《有办法》。我在第一批送到北京的500本书上签了名，分送给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每位代表。该书于1955年在北京再版，第三版于1976年在新西兰问世。
以1950年10月至1954年9月的日记形式写成的《有办法》一书能使其他人更好地了解新中国的情况，以及我对中国普通的百姓的一些了解。我回顾了在上海和“工合”时期令人气愤的经历，谴责了腐朽的社会制度。这本书也简略地介绍了我在山丹与农村青年一起生活并共同探索培训富于创造力的技术人员的方法。“没有办法”，这是连年遭战祸和洪水、饥饿、瘟疫之害的被剥削、受挫折、绝望的人发出的呼号，是旧中国走投无路的人的呼号。一种新的时代精神逐渐占了上风，“没有办法”被“有办法”所代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我自己的发展道路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有办法》已被译成几种文字，它可作为我其他作品的序言。它的续篇《人民有力量》一书于1954年出版。该书是1951年9月至1953年3月我写的部分日记的摘编，我是想借此说明这样一个事实：现在中国农村、农场和工厂的普通人有力量了。他们组织起来，互相合作，对自己充满信心，带头为美好的生活奋力前进。
1951年以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公共卫生、宣传新婚姻法等其他群众运动席卷全国。1953年举行的普选使政府同人民之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联结在一起，为政策的贯彻执行增添了力量。农村地区的土地改革是在全中国进行的伟大斗争的另一阶段，它清除了过去的压迫和灾难，给一般群众以全新的待遇。参加这一运动的有来自学校、政府部门和农民协会的大批人，他们受到一场深刻的阶级教育。土地归还给耕作者。为了社会的生产者的利益，又朝着土地的合作化生产方向发展。各小组由一种已证明对每一个人都起作用、因此被大家欣然接受的理论联系在一起，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天才。中国人民已觉醒，决心冲破一切羁绊，这是他们沿着大众进行和平建设的道路迈出的一大步。形势在顺利发展，整个中国变得朝气蓬勃。
后来，新西兰和平理事会于1957年出版了我的另一本书《人道的中国》，它以日记的形式叙述了我访问兰州、西宁和包头等地的情况，那时一般旅游者不常去这些地方。这本书是在新中国的头10年即将结束时写的，它的出版适逢我到中国30周年纪念日。中国已成为我所喜爱和熟悉的家。
在我看来，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并有自尊心的人民，虽然他们有时表面上显得拘谨。他们太骄傲吗？可能有些人如此。他们太急躁或太激动吗？是的，在全体中国人中是有这样的人。然而，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地方能找到更多的人如此态度谦和、细心周到，因此人们乐于与他们一道做实际工作。
为了使国外的人了解中国，我的散文作品主要是事实报道。但是有些书如：《我们七个——他们五个》（1963年出版）、《公路上遇到的老中医》（1973年出版）、《囚犯》（1973年出版）和《造反者》（1973年出版），我是选用故事的形式写的，力图使要旨更明了。《公路上遇到的老中医》一书出版后立即获得成功，在新西兰很快就销售一空。我原想《造反者》可以用作电影脚本。作品中带点革命的人道主义，在促进了解方面有时产生奇妙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写了《黎明的孩子》一书（1956年在北京出版），介绍中国、朝鲜、蒙古和越南的儿童，旨在使这些国家的关系，可能的话，更加密切。
我在中国的东北参观了中国第一个卡车制造厂，从那里我去了朝鲜。当时的朝鲜空无一座建筑，到处是弹坑和被击毁的军用装备，一片荒凉。人民擦干了眼泪和血痕，掩埋好死者，开始重建家园。从瓦砾和废墟中兴起了崭新的、漂亮的城市。朝鲜人民充满希望地期待着和平统一。在东德的帮助下，正在咸兴建设一个新的住宅区。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清除平壤的废墟、帮助其重新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尔后，我又去了蒙古，多少体会到蒙古人民强烈的独立愿望，看到了美丽而富饶的草原。蒙古似乎有一个很受苏联人控制的小特权阶层，人口很少，都是健壮的牧民。他们从苏联人那里买东西，不得不按苏联人的要价付钱，而他们出卖自己的产品，苏联人随意付给多少钱，他们也无可奈何。我参加了在乌兰巴托城外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厅里举行的蒙古国庆活动。有人把我介绍给苏联代表团团长。这位团长问我：“你是哪国人？”我说：“新西兰。”他把头一仰，轻蔑地一笑，然后转身就走了，没有再说话。就是这样。
1956年，我穿过中国的西南部去越南，瞥见了为经济独立而斗争着的勇敢的人民。他们的国土仍分割成两部分，但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当时的局面很安定舒畅。我是在解放奠边府，北越政府成立之后见到胡志明主席的。他为我设了丰盛的早餐，并同我进行了亲切而愉快的交谈。他尽谈关于中国的事，谈他在广州当干部、在广西蹲监狱的经历。后来，我在越南进行了广泛的旅行。在这3个国家的访问，促使我写了4本小书：《清晨大地静悄悄（访朝日记）》《蒙古之行》《越南之春》和《越南的牧童》，全部在1957年出版。
1957年，我第一次犯心脏病，到北戴河休养了一个月。然后，去了新疆，与外文出版社的英语专家南·格林一起访问了石河子、伊犁、喀什等地，写了一本有关此行新经历的书。一些印度朋友把手稿、照片和底片带到印度，答应在那里找个出版商，但未成功，连手稿也丢了。后来，搞合作社运动的印度朋友向我索要有关合作社运动的课本。我把1948年在山丹由孟受曾协助写成的一本小册子的手稿给了他们，交印度孟买的工业合作协会出版。
1956年，一位美国朋友欧文·波塔什来访，他要我写一本书介绍几位对中国人民有较深了解并为中国人民的事业辛勤工作的美国人。因此，我写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德加·斯诺、埃文斯·卡尔逊和约瑟夫·史迪威的传略，主要是个人的回忆。由于美国共产党指导方向的变化，出版书的事一直无任何进展，书稿几度易手，直至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玛丽·戴蒙德夫人承担起文字整理工作。她去世后，承蒙她的丈夫E．格雷·戴蒙德博士将书稿寄回给我，经修改后，1985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由于马海德大夫同意我将他的事迹包括在内，所以现在的书名为《在中国的六个美国人》。1958年，我写的一系列历史短论在北京汇编出版，书名为《中国历史故事》。次年，我写的第一本书《山丹学校纪实》的手稿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书名为《山丹：探索创造性教育纪实》。
多年来我一直从写中国的旧书中搜集引语，摘录有趣的段落。这些材料积成一厚册，在我的要求下，汉斯·米勒大夫将材料加以编辑，精简为可读的长度，送往瑞典，用瑞典文翻译出版，书名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1973年出版）。像我那本关于山丹的书的翻译本一样，这本书在瑞典也相当成功。
1978年，越南当局开始迫害和驱赶华人和越南公民。他们强迫华人登记注册，向他们勒索巨款。1979年——国际儿童年令人吃惊的数字表明，约有20万从越南逃走的人死于溺水、海盗攻击、饥饿或曝晒，其中有一半是儿童。这一大迁徙使中国首当其冲，中国政府为提供救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了亲眼看看25万难民是怎样安置在沿南中国海岸的广西和广东的，我于10月和11月间，访问了那里的一些华侨国营农场。此行收获匪浅，了解到很多情况，并且对处境艰难的普通劳动者更加怀有敬意。这次访问的报告由新世界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书名《越南难民在中国》。
显然，我是个毫无计划的作家。我还写了有关中国台湾、大洋洲以及京剧等题材的书和小册子，并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报刊撰稿。我还有若干不同题材的未完成手稿，很可能就这样搁置起来了，因为我不愿花时间修改、整理和压缩。但是，在我看来，为了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新中国，涉及生活各个方面的各种事物都应该写。因此，我写了中国古诗又写中国的现代化，写了京剧又写人民的生活等等。
创作与人民和生活有关的诗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我在中国旅行，主要是搭卡车在内地的大路上来回颠簸。卡车往往要停下来修理，我就坐在路旁胡乱写诗；重新上路时，便把诗稿塞在衣袋里。有些诗是在敌机空袭时写的，或许写在旧信封的背面。写这些诗完全是偶感即发，草草而就，因为我当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阅读，我也无意保存它们。据说，唐代大诗人李白焚烧了自己的一些诗稿，看着它们顺水漂走。我早期在旅行中写的诗稿大都派了更实际的用场，因为有时需用一点纸。与我一同去敦煌旅行的李约瑟博士喜欢我沿途写的一些诗，将它们收入在他1948年出版的《科学前哨》一书里。我一直零零星星给我母亲寄些诗去，供她消遣。后来在山丹，我开始把一些诗收集起来，1948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发表了我的第一本诗集——《工合》，以出售所得的钱支援学校的经费。1952年，我母亲死后，我把分得的一部分家产变卖后，用来发表《山丹札记》（1950）和《这就是今日中国》（1957）。1955年发表的《活的北京拾零》收进了我以前3本诗集里的一些诗和我后来送往各地的诗。坎特伯雷大学的温斯顿·罗兹教授编辑出版了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前的所有诗作。我后来的一些诗集，收入许多政治诗，大都在新西兰出版，并由新西兰诗人戈登·麦卡阿瑟作序。这些诗集包括《病树前头万木春》（1962）、《谁是敌人》（1964）、《错误》（1965）、《什么是罪过？》（1967）、《抗议诗25首》（1970）、《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崛起》（1970）、《变革之风》（1972）、《在中国的青山上》（1974）和《今天和明天》（1975）。1972年发表的《献给奥蒂鲁阿①的诗》用散文和诗歌记述了我在新西兰访问的地方以及我在中国经历的巨大变迁。《漫步篇，访澳大利亚诗52首》1973年由民主出版社和澳中协会出版。《大雪压青松》和《好风集》选用了许多相同的诗，1977年分别在克赖斯特彻奇和北京出版。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朋友们编辑出版了我1984年春天以前所写的诗歌选集中文译本。所选的114首诗试图抒发我对中国可爱的山山水水、对中国人民史诗般的劳动和斗争的感情。世界上也许没有其他国家会有如此丰富的材料宝库，使诗人能够从中获得灵感。
我小时候，读过一些描写行动的诗，如雪莱的《西风颂》和莎士比亚的14行诗，印象很深刻。我喜欢读有声有色、充满活力的诗篇。搞“工合”和在山丹工作时，我事实上只在有时间时偶尔写些叙事文章和必要的报告。我写诗的习惯实际上是抒怀的途径。形式参差不齐的诗句，随着我的手指拨动打字机的键盘，像阵风或火山般迸发出来。我把诗歌作为记述我日常的事情和想法、描写使我深感兴趣的人和地方的一种便利的方法。我很赞成忠实描绘事物的原貌。在我看来，西方许多迷失方向的诗人是在用佶屈聱牙的空洞语汇写他们百无聊赖的扭曲心灵，而读者则要费一番心思去琢磨其中的含义。有人喜欢最费解的诗歌，越朦胧越好，越含糊、越隐晦，越被人认为构思巧妙。如果诗人不了解他为之写作的人，或误认为使别人看不懂就是学问深，那么，拙劣的打油诗可真是佳作了。对我来说，只有写人民及其生活，诗歌才有意义，我从来不抱成为诗人的奢望。我的目标是用清晰、简明、直接的语言表达一种意境，不使用音韵技巧，不写学院式的冗长诗篇。我一直感到，一味追求押韵，我可能表达不出或歪曲原有的意思，远不如描写别人一看就领会的意境，以高度概括自己思想的形式使人民很快能吸收为好。这样的风格似乎最能绘成容易理解的文字图画。如果读者能感到触动，那么，诗人便算是有所作为了。
我觉得诗歌易读也易懂，虽然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不易销售。在当今世界，任何题材的新闻的魅力，不久便烟消云散，只有那些一本正经的人才愿继续了解他们读到的东西。然而，来信要求我接着多写些，特别多写些诗的人却多得出奇。所以我不断地写诗，有时寄给朋友，或在报纸上发表。
翻译中国诗
在上海时，我有一位普通话老师，他是一个和善的老旗人，满口老式的客套话。他说，我必须像中国孩子那样从头学起。因此我得读通常学的中国经书——《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接着读四书五经和一些唐诗，借此学中文，并努力背诵一部分。这些对日常用语帮助不大，但我所学的比记住的要多得多。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北京与一位老教师一起翻译中国古诗时，我记得的那些古文很有用。这是一项很有意思的工作，我们开始取得了一些成绩。辑录的诗，有些选自《诗经》（中国最早的诗集），有些书的取材如下：《历代和平诗选》（1954）、《人民的声音》（1954）、《人民歌唱》（1958）、《反抗的歌声》（1962）、傣族叙事诗《朗鲸布》（1962）。各书都有历代中国绘画作插图。这些译著的主要目的是设法把诗人的思想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使英语世界的普通人能够看得懂，不论他们是否有读诗的习惯或是否熟悉中国悠久的历史。
我一直坚持学习中文，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极“左”派控制了许多权力，终于造成很大的混乱。人们必须“推陈”“出新”。所以他们反对一切传统的东西。我对此很反感，因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极其宝贵，确实丰富多彩，并对全世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我一直为之神往。我仍试图翻译一些诗并将它们出版，尽管我在1963年翻译的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被诬为“毒草”。那时，大捆的中国古书被扔掉。正像过去各朝代把死记硬背四书五经作为唯一有价值的教育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家必须空喊政治口号。1970年，我写了《自勉》一诗，部分诗句如下：
如果你教训人的话说得太多，
你自以为是的意见太武断，
准没有人愿意听；
像一枚破损的分币
每句话都声音发闷；
老生常谈，
絮絮叨叨。
难道你脑袋里装的
就是这些东西？
把音栓拉出来，
让风琴奏响吧……
你对之讲话的人
将会做出响应，
他将拿起工具，
继续工作，
因为他再次认清，
转变定会发生，
而他正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心里想：我以后再也不搞中文了，傻子才这样干！我将坚持用英语，因为那是我的工具，我就只用英语工作。再不接触翻译工作了！那年9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一次集会上，周恩来总理从主席台走到下面我的座位前。我问他，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怎么办。他稍加思索，说：“你还有事可做。我们中国现在有许多好事，也有坏事。但好事人家不知道，坏事却都传到国外去了。你可以利用你在中国的经历做做这方面的工作，可以向国外介绍这些好事。”我照这样做了。
1976年以后，我又找出一些古书，为1962年已出版的杜甫诗选增译100首，准备出新版本而继续工作。1978年夏，我开始翻译白居易的诗选，将原译稿重新修改。后来，我又对李白的诗进行了同样的整理工作。我选译了一些元代和明代的诗。我还翻译了宋代苏东坡的165首诗，辑成一集，并重新修订了原来译的中国各少数民族诗歌集。关于清代诗歌的工作，我力求表现当时的社会思想变化情况。
我非常感谢作家协会的毕朔望帮助我编辑了白居易、李白和杜甫的诗稿。也感谢对外友协的金宗蔚帮助我编辑了元、明两代的诗稿、苏东坡的诗稿以及少数民族诗歌集。感谢王效伯对我完成清诗集和编辑中国现代诗选的工作给予了很大帮助，这种大量帮助甚为宝贵。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发现旧书店里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英文书籍，其中不少是中国古典诗译本，译文不合我的心意。因此，我买了一些古诗原文，借助词典和请教来访的朋友，常常工作到深夜，才对中国的古典诗词有了一个较好的了解。这些古代诗人酷爱大自然，并且对人生颇有卓见。特别是唐诗的优美，它的丰富奇想和敦实质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其中有大量珍贵的材料可供今天已有点迷失方向的世界借鉴。我们现在出版大量技术书籍，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懂得技术以改善生活。但生活还有另外一面，人们也必须懂得。只有那些热爱大自然的人，才能从事生态学工作；只有热爱树木的人，才能成为优秀的林业工作者。根据这种看法，我从1981年起断断续续地进行第一本中国现代诗歌集的英译工作。我希望，这本包括400多首诗的选集，能使人们对60多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增进了解，并怀有敬意。《大地上的光和影》由新世界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能领会诗歌的意思。中国诗译者的首要任务似乎是把原作的精神表达出来，即使不能译出原作的力量和音律。如果译文能在这方面获得成功，读者就能更好地了解诗人的伟大。如果追求诗的押韵或咬文嚼字，译文就不会精彩。语言不可造作，而必须流畅，如溪水流过圆石一般。语言形式确有不同，但必须传神。所以我总设法使我的译文易懂，通常使用简单、明了的语言。
对故土和澳大利亚的访问
我在相隔23年后，于1960年第一次回到祖国新西兰。这是周恩来总理促成的。在一次接见新西兰工党代表团时，他当着我的面说：“你们为什么不给艾黎办一张护照？”
他们说：“我们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这情况，不知道他没有护照。”
周恩来说：“你们如果不发给他护照，我马上就给他一张中国护照。”他们回到新西兰后，我就申请护照，拿到护照后就回新西兰做讲演旅行。1965年再次回去。第三次，我于1971年10月底抵达，一直待到1972年3月，那是我1926年离开新西兰后，回国住得最长的一次。那次访问结束时，我应邀去澳大利亚讲演旅行，由我的好友吉姆·黄（黄潮起）陪同前往。
吉姆·黄是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的全国秘书。他履行职责，出色地安排了我去各城市访问，使之颇为成功。吉姆是华裔，20世纪60年代曾在北京外语学院任教。假日里，他帮我整理诗稿和其他文章。这项工作量相当大，他并不介意，干得很高兴，效率也高。他是新西兰的忠实儿子，但于1984年1月在其祖先的国土上去世。人们将长期怀念他始终不渝地致力于新中友好工作。
我能看到那么多亲戚和好友，并欣赏新西兰优美的景色，使我心满意足。但更使我高兴的是看到人们对中国——我居住的国土的兴趣越来越浓。
我1960年回去时，像是个罪犯，处处受到怀疑。我见到了当时的新西兰总理沃尔特·纳什，他很热情友好，但显然不愿和我谈政治，因为当时新西兰在越南和朝鲜问题上仍追随美国，而“中国”对许多保守派来说还是个很肮脏的字眼。他告诉我，我的弟弟皮普曾在克赖斯特彻奇竞选工党议员。接着他给我看他全家的照片，有他的夫人和孩子们。此后，谈话就结束了。陶朗加市长说：“哪个国家能让路易·艾黎这样的人回来度晚年呢？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糟蹋新西兰。”我自忖：“我确实认为新西兰是一个勇敢的国家，有善良、勤劳的人民。我作为一个新西兰人，对他们所做的积极贡献感到自豪。在新西兰我要‘糟蹋’的唯有那些贪得无厌、完全丧失了一切较好本性的人，那些潜在的叛徒、空谈家和机会主义者，他们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个人，而对新西兰的人民群众的幸福则置之不顾。”
1971年我最后一次回去时，可以看到对中国总的态度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来听我演讲的人比以前多了。我发现，商人们很有兴趣了解中国奉行自力更生的政策；从事教育的人很想了解中国根据其本国人民的实际需要，正实行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医生们很希望了解中医的新成就以及为广大内地人民提供良好的医疗保健的新措施。新西兰人愿意进一步了解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及其为建立一个诚实、稳定的社会而进行的史诗般的斗争。我在中学演讲时，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与以前形成明显的对比。然而，人们很缺乏对中国的基本认识。部分原因是早期新西兰政客的反华鼓动，他们诬蔑中国人不通人情。过去要是说中国的任何好话，几乎就等于给自己戴上了颠覆分子的帽子。长期的悉心灌输，造成了相当大的思想混乱。人们很冷漠，还因为普遍觉得新西兰“无忧无虑”，不需要关心邻国。他们不欣赏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戴红帽子又使他们从另一方面攻击中国人民和中国的政策。我写了好几首诗，表达我在这次访问中的感想，发表时题名为《献给奥蒂鲁阿的诗》。1972年4月我回中国前，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授予我文学博士学位。
新西兰是一个商人的世界，首先考虑的是眼前获利，除此之外，就很难让人们再想别的，尤其是因为已过惯了相当富裕的生活。已达到的舒适水平使人们不愿像半个世纪前那样拓荒。内地有许多山地，过去曾被开垦过，现在又长满了荆豆、灌木和蕨类植物。许多人感到，由于他们比那些条件差的民族优越，景况总会越来越好。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现在仍有一种感觉，即新西兰人是站在高一层，看不起亚洲人，许多亚洲人住所拥挤、生活贫困，而新西兰人得天独厚。要让他们普遍丢掉白种人优越的旧思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访问澳大利亚时，惠特拉姆政府已承认中国政府，并正开始消除对中国移民入境的某些不公正待遇，吉姆·黄作为一个华裔新西兰人陪我访问澳大利亚，已不再需要特殊签证。我高兴地在堪培拉看到中国的国旗和其他国家的国旗一起迎风飘扬。堪培拉这座城市比我1960年来访问演说时大得多了，在那次访问时我第一次见到了惠特拉姆先生。总的来说，澳大利亚人友好、好客，他们不很了解，也不想多了解外界事物。但从人们在我演讲时提出的问题中，我意识到有些年轻人正在积极思考，综观与澳大利亚的未来密切相关的复杂的国际形势。血气方刚的青年的需要超出了性欲、骑马和醉酒。我特别从我所会见的一些年轻人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虽然我也赞赏老一辈人的智慧和热情款待。
大洋洲的人世世代代对中国已形成很奇怪的看法。传教士、商人、探金矿者和政客大谈“黄祸”。种族主义者或无知的教师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毒品泛滥和罪恶横行的地方，是一个迷信落后、灾祸不断的国家，很多人满脑子旧思想，或只图少数肉体的享乐。因此，中国人仍生活在黑暗之中。但实际上，今天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是大洋洲各国人民的潜在盟友。确实，中国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但是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并在朋友们的合作和帮助下，一切问题都会顺利得到解决。例如，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取得了很大成就的草原畜牧业，在中国的大西北，也有着同样的发展前景。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地理上其实是亚洲大陆向其南部海洋的延伸，即澳洲。作为一个新西兰人，我一直希望，我国人民能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一起，共同促进永久和平赖以建立的必要条件，使子孙后代相互合作和友好，致力于同大自然的搏斗，向之夺取大量财富。那么，太平洋将真正成为和平和富足的海洋。
新西兰与中国
有10亿人口的中国和350万人口的新西兰，从一个多世纪以前，在新西兰发现金矿时起就已在基层建立了关系。鸦片战争后和太平天国时期，华南的移民为数众多，其中不少人到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由于种族偏见，他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但在老的金矿区，到处仍可看到他们的墓碑，听到关于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如何守信用，欠债必定归还等等。后来，许多中国人种了蔬菜到市场上出售，为当地人提供了很好的服务。有些殷实的华人菜农还用扁担挑着两筐蔬菜走家串户叫卖。太平洋战争使人们对中国人产生了新的敬意。显然新闻媒介从未向新西兰人民传达过，20世纪40年代初期八路军在华北牵制日军22个精锐师所起的重大作用，日本原来指望这支部队参加南下太平洋的进攻。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发展，新西兰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态度确实有所转变。中国开始被称为“我们伟大的盟友”，普通中国人在新西兰的地位也开始得到改善。
在现代新中两国重要的接触中，应包括像惠灵顿的詹姆斯·贝特兰这样的知名人士。他在1936—1937年访问中国，写了两本很好的书：一本是有关西安事变的情况；另一本是有关延安领导的游击战争。他还采访了毛主席。另一位是新西兰的“何护士”①凯瑟琳·霍尔。她在河北省由著名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创办的国际和平医院下面的一个山谷中开设了一个小医院。她时常冒着生命危险到敌人占领的北京去招收医务人员，并为白求恩带回药品。后来，约在1939年至1940年之间，日本人在她一次出差途中将她逮捕，并驱逐到香港。她毫不畏惧，又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弄到药品，运回山西，一直工作到她身体完全支持不住才离去。还有其他一些人在抗战期间来到中国，尽他们所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给予帮助，特别是那些在“工合”所办的山丹学校里工作的新西兰人。另外由政府资助的新西兰海外救济总署，在1948年至1952年期间也同样给予“工合”运动很大的支持。
从20世纪50年代起，奥克兰、璜加雷、克赖斯特彻奇等城市的一些团体组成了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以增进对新中国的了解。多年来，他们为改变对中国的一些旧观念并推动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了出色的工作。一些访华回去的人介绍他们在中国的见闻，这也是产生这一值得欢迎的变化的重要因素。1972年12月23日，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此，两国通过更多的渠道，增进了相互往来。两国领导人及部长们的互访，大大增进了双方之间的友好关系。
将近1984年末，我收到了新西兰总督的来电，说已决定颁发给我英国女王社会服务勋章。约一年后，当我被授予勋章和证书时，戴维·朗伊总理给我发来了贺电。1986年3月，他正式访问北京时，亲自来看我，和我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我的故土是太平洋地区最小的国家之一；我居住的国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我能为建立这两国间的友好关系略尽微力，感到很荣幸。
新西兰现政府已使新西兰在世界上有了地位，它坚定的反核努力，赢得了国内的赞同，提高了它的国际威望。中国把新西兰视为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稳定的关键因素。同样，新西兰赞赏中国支持其使南太平洋变成无核区的建议和中国最近宣布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决定。两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前景也很广阔。尽管新、中两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不同，但两国可以进一步建立牢固的关系，可以在相互补充或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内合作，促进各自的繁荣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新西兰有畜牧、木材和渔业资源，有大片的果园和四季常青的农田，可向更高的水平发展。中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现在正迅速开发，这对新西兰人民很有意义。而中国在努力提高自己广阔土地上的生活水平，并在世界事务中充分发挥作用时，需要新西兰人民不断加深对它的了解。
目前，中国人民面向世界，学习各国好的东西，也要研究它们的反面教训。新西兰人民很有必要更多地了解它的邻邦——中国。新、中两国都濒临太平洋，两国的未来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谁都不能否认未来的世界将越来越是一个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各地访问
1952年以后，我开始到中国各地旅行，看看各地正在取得的巨大进步。有时，一些全力以赴的大项目，如建设大型水坝和水库，需要多年的努力工作才能完成各配套工程的建设。中国必须发展公路、铁路、运河、内河及沿海的运输。必须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进行全面的战争，因为它经由朝鲜半岛向中国边界推进。必须支援越南人民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还必须制止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必须使全国人民都有工作。当然，这样伟大的事业，不可能不犯错误。尽管如此，总的情况有很大的进步。客观地说，中国在解放初期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那些年，在各地旅行可以看到许多苏联人。他们有些很友好，勤勤恳恳地工作；但不少人很傲慢冷淡，以为除他们之外，其他外国人显然都是特务。1957年我去新疆访问。长期以来苏联的影响一直在新疆许多地方扩展。在机场，有4个身材高大的苏联人，又粗又笨的家伙，走过来围拢在我身边，问那位翻译：我在那里干什么，是哪个国家的，怎么来的。显然把他们自己看作当地的主人。然而，他们算计得太早了一点！他们想表明大连港是他们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报酬。他们希望把他们的影响从大连扩大到整个东北。他们把许多机器搬走，让它们在西伯利亚生锈。在各地访问中，使我真正感到大吃一惊的是：他们把老式的机器运进中国，而索取的价格从来是按机器的重量计算的。太原化肥厂进口的苏联空气压缩机，是庞然大物，不如几年后江西省赣县生产的小型同类产品好用。他们不按时向武汉提供轧钢机，后来运到时，中国人已自己制造了一部，性能更好，成本只相当苏联货的很少一部分。
1958年春，我去西双版纳，在允景洪待了一些时间，写作我的另一本书。看到中国的热带地区，这样富饶，草木茂盛，充满希望，目睹傣族人民在思茅地区与脑型疟做斗争的情形，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疟疾给该地区带来过巨大的灾难。解放初期，思茅的街道上荒无人迹、杂草丛生，成了老虎出没的地方。后来，军队进驻了该城。他们清理了街道，给每个人打针吃药，接着开展了广泛的卫生运动，建起了医院，整个地区面貌一新。
我最紧张的一次旅行大概是1958年和1959年所谓“大跃进”期间对15个省的访问，行程约4万公里。那时做的许多事情很不经济。例如，在一些地方用小高炉炼铁，那里的人民本来种庄稼比这要好得多。不种庄稼而去搞别的活动，特别是这种需要耗尽当地的粮食储存的活动，很不明智的。次年，即1960年，旱灾出现了，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困苦。“大跃进”时期的极“左”的铺张浪费，使中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些地方因为支援那些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小炼铁厂，浪费了大量粮食而出现饥饿；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而没有保障眼前的农业经济，这也是事实。但是全中国的灌溉工程，在后来若干年无疑对农业有益。例如，河北省东北部的抚宁建造的杨河水库大坝，使几十万亩沼泽地变成了能生长高产水稻的良田。这里的一所造纸厂，现在利用稻草造纸。这里也能种冬小麦了。我反对全盘否定“大跃进”中的努力。对我来说，到农村去，与当地的老百姓在一起，看看他们在干什么，尽我所能把自己的印象写下来，这是一番兴奋的经历。人民在不断前进，新形势当然使他们大开眼界。
根据这些访问所得的材料，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写了5本书：《中国内地在跃进中》《江西日记》《在湖南山水之间》《高原省——山西》和《中原的斗争——河南》，全部由北京的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另一本关于湖北的书，已经印出，但没有发行，原因是书中有很多涉及贺龙元帅的事，当时他正受政治迫害。这本书现在正准备出第二版。
1973年我去了藏族的阿坝地区。由于海拔较高，我的心脏受到了影响。阿坝地区气势宏伟，我非常喜欢那里的风景。那里的藏族人民正以新的姿态向前迈进。这是我在内地最感兴趣的访问之一。其后多年，我到过中国许多地方，半年出访，半年在北京。任何人要想深入了解中国是不容易的，因为它土地辽阔，千差万别。对我来说，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很大的吸引力。访问时，我总觉得是在学习，好像是在上开头的几课。
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1976年，中国经受了多次打击。首先1月8日传来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全世界都感受到他的离去。在北京，周恩来的葬礼成为人民表达对他深深爱戴和尊敬的大游行。人民群众不分老少，抬着大花圈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不久，花圈覆盖了纪念碑的整个碑基。甚至一周以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开过以后，人们仍从城区和郊区列队前来，脸上显露出悲痛与忧虑之情。接着，在7月初，世界各国人民中的另一位巨人——朱德逝世。然后是7月底在工业城市唐山及周围地区发生了地震，波及天津，北京也受到影响，尽管轻微得多。但是最大的震惊则是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我们被告知收听广播，所以我和米勒下午外出散步时拿着一个小收音机。我们听到消息后，感到他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谁也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北京城一片肃静。悼念活动持续了几天。肃穆的国丧，使宁静的气氛愈加深沉。在第一周里，川流不息的人群，从停放在人民大会堂的毛主席灵柩旁鱼贯而过。我也来到1939年第一次在延安会见的这位领导人的遗体旁，看了最后一眼。在天安门广场上隆重举行的追悼大会，使这一周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在这悲痛的日子里，娱乐场所都关闭，学校里原来调皮的学生也变得认真听课了。每个人臂上都缠着黑纱，而且大多还佩着一朵白纸花。
形势开始迅速发展。10月25日，在前两周政治生活中发生了重大事件后，北京人民开始松了一口气。“四人帮”在毛主席逝世后妄图搞政变，被粉碎了，其头目被拘押。接着是举国欣喜若狂的3天庆祝。各城市如火山一般爆发了游行，主要街道到处是游行的队伍。这是北京自解放以来陆、海、空三军的战士第一次列队与成行的工人、机关工作人员、大中小学的学生、幼儿园的娃娃以及家庭妇女在一起敲打着炊具游行。我曾经过一队手推儿童车的妇女。街道委员会的中年妇女代表登上卡车，敲锣打鼓。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和战士、政府部门的部长和工作人员在一起游行。游行者簇拥的大旗，迎风招展。许多标语牌上写着“声讨政变祸首”的字样，他们的名字被倒写着，还打上叉。这是一次如释重负的大游行，因为“四人帮”的小丑行径已变得不可容忍。我混在大批群众中间，直到走累了为止，同样感受到一些这再次解放的气息。鞭炮声此起彼伏，广播喇叭里播放着抗日战争时期从延安流传下来激动人心的歌曲。人们满脸笑容地说他们在除四害，大扫除，把这20世纪50年代卫生运动的口号应用于当前的形势。一个卖螃蟹的人手拿
4只螃蟹，高喊：“看我的螃蟹，3只公的，1只母的。”人们一阵大笑。用螃蟹的横行来比喻“四人帮”的阴谋活动似乎再确切不过了。对中国人民来说，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他们感到高兴的是为普通百姓服务了一生的那些老战士现在掌了舵。前进的道路已经畅通。“四人帮”垮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历史表明，没有实践的理论，只不过是空洞的辞藻，实践必须要有可行的理论做指导。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所强调的是政治教条，不顾实际情况。奇怪的是“四人帮”被说成是“左”，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反革命分子，以革命的辞藻使他们对权力和特权的欲望合法化，一如过去在旧社会里的那套做法。江青充其量不过学了一些支离破碎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目的是把事情搞乱。“四人帮”钻进了中国的心脏，他们胡作非为，造成了中国旧时暴虐的统治者或外国侵略者都没有能够造成的破坏。然而，尽管他们施展阴谋诡计，人民在1976年4月的清明节表现了革命的意志之后不久，他们就被撵走了。那时成千上万的各界人士连续几天向已故周恩来艾黎在书房工作
艾黎在北京台基厂大街1号大院的家中
艾黎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讲话（1952）
亚太和平会议期间，艾黎与代表团成员和北京的孩子合影（1952）
通过艾黎邀请，新中国成立后斯诺第一次访华（1960）
艾黎、斯诺在毛泽东家作客（1960）
陪同陈毅副总理会见来访的外国作家（1963）
参加在日本举行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发言（1964）
与贺龙元帅谈洪湖地区的革命历史（1963）
宋庆龄为艾黎写的证明信（1968）
周总理与艾黎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交谈（1970）
艾黎的著作和译作
艾黎摄影作品获奖证书（1987）
艾黎保存的毛主席语录（1967）
艾黎用过的护照
公安部向艾黎颁发的永久居留证
艾黎在老家的亲属们的一张合影（前排左起：皮普之妻、格温、乔伊、凯瑟）（1982）
回新西兰探亲时，在机场受到热烈欢迎（1971）
与弟弟皮普及弟媳一起为母亲扫墓（约1971）
访澳大利亚时作介绍中国情况的讲演（1973）
对外友协凌青副会长率团访问新西兰，与艾黎妹妹乔伊和表侄女多蕾西和新中友协前会长尤恩等友人合影（1987）
新西兰总理戴维·朗伊登门看望艾黎，在门口握别（1986）
接待新西兰著名人士团（自左至右为艾黎、杰克·尤恩、贝特兰、罗德里克·艾黎）
北京市政府授予艾黎“北京市荣誉市民”称号（自左至右：王炳南、艾黎、廖承志、焦若愚）（1982年12月2日）
艾黎与来访的新西兰客人行亲鼻礼（右一为对外友协副会长刘庚寅）
与甘肃省领导陈光毅（左一）、李子奇（右三）
和李屺阳（右二）合影（1984）
甘肃省政府授予艾黎“甘肃省荣誉公民”称号（1985）
在家中接待克赖斯特彻奇市长哈米什·海率领的代表团（1984）
新西兰驻华大使林赛·华德为艾黎佩戴英女王社会服务勋章（1985）
对外友协举行集会，庆祝艾黎来华55周年，艾黎在王炳南会长（右二）等陪同下在主席台上就座（1982年4月21日）
对外友协关于艾黎在国内参观访问待遇的函（1985）
对外友协成立艾黎研究室的文件（1986）
湖北新堤的艾黎旧居，1932年他参加救灾工作时曾在这里过夜
照相是艾黎的爱好
甘肃普通民众一直在艾黎心中
艾爷爷您好
20世纪40年代艾黎在山丹用过的自行车
艾黎用过的打字机
总理和其他己去世的革命者表示敬意。周恩来和一些有经验的干部，不顾“四人帮”的进攻，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以保持前进的势头。他爱人民，人民也总是怀念他。周恩来为人民树立了榜样，把自己和自己的一切奉献给革命。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人民要它成功。这一潮流至今不衰，经过半个多世纪锻炼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允许自己被颠覆的。
“四人帮”的垮台以及一个由经受过锻炼和人民信得过的老革命家领导的政府的重新出现，对前一个时期的错误的不断检查并决心使一个在许多方面还是技术落后的社会实现现代化，这一切产生了一种新的精神。说新领导已经偏离了毛泽东思想，或担心毛泽东思想将被抛弃，都是可笑的。毛泽东思想真正的精髓首先是以自力更生为基本原则，在必要时才取得世界其他国家的援助；其次是保持长期以来的革命连续性，在已取得的所有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稳步发展；第三是把过去和今天的悲痛化为促使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生气勃勃的力量；第四是把全中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周围，坚持进步，不允许国内或国外的任何东西使他们背离党的历史任务。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在新的条件下，已有了发展。像今天中国这样组织起来的国家，必须彻底摆脱封建主义，抓住根本问题，仍然保持面对现实的延安精神，为根据人民的需要提高生活质量而共同努力。中国在朝气蓬勃的领导下，就如何适应这个动荡和变革的世界为各国提供了宝贵的教训。
和新西兰电影摄制组一起旅行
1979年5月，新西兰的一个电影摄制组来中国时，我应邀与他们一起旅行，一起工作。当时他们决定为新西兰摄制一部有关我在中国的生活和旅行的纪录影片。我们重访了一些地方，讲述有关我自己的故事和中国发生的事件。这使我想起了许多往事。我们从广东从化开始旅行，那里有温泉，是个避寒胜地，我曾在那里度过假。然后经英德去韶关。我们访问了由加拿大华人肯尼思·叶创办的老“工合”合作社。原有的一个机器制造车间发展成一个相当规模的大工厂，生产卡车和发动机。梅培基是该合作社的年轻组织者之一，他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1977年在一次汽车事故中身亡。在江西赣州的几个老“工合”合作社所在地当中，我们访问了江西空气压缩机厂，在那里见到了几个老培黎学校的学生。令人惊喜的是，在原“工合”东南总部的大院内发现了我们的老房子，它没有变样，现在是一个织布厂的一部分。我参观了我们“工合”的医生弗利兹·严森（严斐德）工作过的3间屋子。这位奥地利医生曾随国际纵队参加西班牙内战，后来到中国，在新四军中工作。1955年，他作为记者，搭“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印度尼西亚采访亚非国家的万隆会议，途中失事遇难。破坏分子以为周恩来总理也乘坐那架飞机，在飞机上放了炸弹。但我没能找到建在赣江边峭壁上的我的那间小屋。为建这个屋子，我花了400元钱。但我从没有机会在那里住，只是当拉尔夫·赖普吾（后来任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教授）在那里制订以若干个合作社为会计单位的综合计账法时住过几天。一位老“工合”工作者还和我谈起范·内斯——一位很有献身精神的年轻美国人，在东南“工合”总部工作过一两年，对我们很有帮助，并曾起了很大作用，将一卡车我们的产品样品一直送往重庆，参加“工合”举办的展览。
随后我和摄制组到了于都，红军长征开始时曾从此地农村经过。然后去瑞金，从东面和南面来的军队在跨越会昌路上的渭阳桥后曾在那里会师。当地的青年为我们做了精彩的演出。他们穿着旧时红军民兵的服装，唱着老红军的歌，肩扛红缨枪，身背斗笠，看上去的确很像他们扮演的角色，只不过他们穿的是长裤和塑料鞋，而不是短裤和草鞋。但那里的农民仍然像过去那样穿着短裤，光着腿。我们从瑞金又到大柏地。毛主席在那里为红军早期所取得的胜利写下了著名的诗篇。那里纪念馆的一位姑娘能将这首诗演唱得非常出色，所以尽管天下着大雨，摄制组还是很快决定拍下这个镜头。
南昌这座革命历史名城，有日益发展的机器制造业。摄制组在南昌拍摄了博物馆及其展品。摄制组在上海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访问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包括新建的宝山钢铁厂及新码头的建筑工地。他们还拍摄了我和耿丽淑及邓裕志说话的情景。她俩都是我们原来的政治学习小组的成员。我们回顾了那些严峻的日子。20世纪30年代，邓裕志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业部工作，曾办过工人夜校。学生们参加1936年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在南京路上手挽手地游行，要求抵抗日本侵略。当他们打算进入闸北区时，被国民党警察打了回来。我很有兴趣地参观虹口消防站。在我最早住的那间老屋子里，有供12名消防队员睡觉的床铺。他们正坐在桌子旁看报，桌上摆着茶水。车库里有4辆消防车，保养得很好，车身上的红漆闪闪发光，但我们当年那种极端注意整洁的状况已不复见。滑杆已不那么锃亮，车钩及其他铜件已不那么耀眼。每个消防队员的装备都整齐地放在消防车旁。整个消防站有一种讲求军事效率的气氛。该市区在1978年只发生过66次火警，这里防火取得明显的成绩。1927年我来这里上班的第一天就发生了5起火警。
在乘火车去无锡的路上，我注意到茅草屋都已不见，代之以砖瓦房。在车站外面的一个地方，50年前我曾亲眼看到一些青年缫丝工人被处决。现在，这地方已是一个铺了水泥的院子，里面有花园。蠡湖和太湖的岸上已开辟了旅游区，并建设了新的风景点。
南京引起我思绪万千。现在，南京已成为一个遍布果园和树木的城市。大部分城墙仍完好地保存着。在紫金山山下，有朱元璋、孙中山、廖仲恺及其勇敢的夫人——画家何香凝的坟墓。他们和参加建设现在著名的，而当时被某些工程师认为是不可能的南京长江大桥的人们在一起。
我们乘坐上海造的一艘舒适的、管理良好的轮船去武汉。我们参观了新近整修过的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内有一部分是关于“工合”的展览，陈列了埃德加·斯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约里斯·伊文斯、巴苏大夫、柯棣华大夫及其他印度医生的图片，以表示劳动人民之间国际主义的重大意义。看这些展品，在千万个为这一事业而献身的人的功绩面前，我觉得自己很渺小，我还是按老样子在生活。我高兴地看到一张有关儿童话剧团的图片。该团在战争初期曾在农村巡回演出，以激起人民的抗日精神；后来，在重庆被国民党解散了。我把该团最小的一个名叫薇薇的孩子带到了西北。她勇敢的母亲张玉珩，一位寡妇，当时在“工合”的一个孤儿院工作，吃穿供给，但没有工资。我送薇薇上了学，直到她中学毕业。她曾试图出走去延安，但被人抓住并送回宝鸡。后来，她在北京上学，最后到了延安，结了婚，随解放军一起进西安。这次能在武汉再看到她，即使只在一张早年的图片上看到，真令人高兴。
整个纪念馆的展出，理所当然是以周恩来为主，因为他是那个时期武汉最伟大的人物。叶剑英、董必武和博古也放在重要的位置。展品中有一架摄影机，是约里斯·伊文斯赠给八路军办事处的，在当时确实很珍贵。
我们坐火车去郑州，登上了二·七纪念塔。这座为纪念1923年铁路工人大罢工而建造的纪念碑，确实是革命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然后，我们飞往兰州。我在石油技工学校做了讲话，这是多少年来的第一次。我们又继续飞往酒泉，参观了玉门油田。然后坐车顺公路回来。这几个地方的前山丹学生也随同一起活动。我非常高兴地见到他们。在张掖，我们参观并拍摄了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提到的、中国最大的一尊卧佛。大佛很值得一看，不仅因为其硕大无比，约34.5米长，还因为它的艺术性极高。现在有关方面正计划对大佛及其弟子连同庙以及周围环境进行整修，这是一件大好事。因为这一切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我们在山丹住了几天，听老学生们介绍他们的情况并参观了乔治·何克墓。我们去时，墓地已修复，已成为一个小公园，山丹县政府对我们的访问很重视，召集了约8000人来到墓前。小学生抬着大花圈，高唱《国际歌》，歌声在四周高大的白杨树中回荡。
“四人帮”曾企图在“文化大革命”中控制全中国。他们像希特勒一样依靠的是“流氓无产阶级”。“四人帮”搅乱了教育体制，产生了很多的废才。他们不尊重知识，造成了教育上的无政府状态，以致整个一批青年人不能为发展中的社会所使用。在永登县的街上，我们看到5个年龄约19岁的青年，显然都是那个阶段的产物。他们嘴里叼着香烟，看上去很空虚，很不愉快，与我们在以前八星期中到处所见的有上进心的劳动青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一个好的工厂、公社或大队把实干和苦干的人组织起来以后，就可以把那些游民无产阶级加以控制，并能改造成为一个前进的社会中的有用之才。从根本上说，他们不属于哪个阶层，还不懂得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教育必须使人们在技术上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同时，还要用易懂的方式对他们进行真实的基本的政治教育。
其后，电影摄制组飞往内蒙古去参观渠道的进水并拍摄一些镜头，我留在兰州看望一些朋友。在石油学校聚集上百个老同事、教师和学生，我非常高兴与他们见面。然后，与我的儿子阿兰全家，包括4个曾孙，共进午晚餐，大吃了一顿由我原来在兰州时的老厨师退休后重新出来为我做的饭菜，我就返回北京了。我很乐于进行这样一次旅行，从一地到另一地，很轻松。但摄制组却很难把工作做好。他们拍摄了30个小时的电影，而又必须把它压缩成两部50分钟的影片供新西兰人看。摄制组组长杰弗·斯蒂文在1980年初夏又来到北京。新西兰外交部向他购买了那两部片子并赠送给中国。摄制组的电影剧本作者杰夫·查普所写的题名《中国的路易·艾黎》的传记已于1980年由霍德和斯托顿公司出版，在新西兰很受欢迎。威利斯·艾雷教授早先为我写的传记——《一个在中国学习的人》，出版于1970年，早已绝版。
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新中国
1958年在斯德哥尔摩出席世界和平会议后，我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起回到北京，并与她住在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安静的院内的同一栋楼里。我以前曾在那里工作，原来的办公室改为我们共用的餐室，我们在一起就餐达11年之久。
安娜·路易斯有时候情绪不怎么好，但在她心情愉快时，她就跟我回顾她早年的生活和斗争，讲当年在西雅图大罢工时她编辑一张工人的报纸，如何窥见了事由的真相。后来她在俄国工作，目睹了十月革命的发展，接着又目睹了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这是十月革命在中国的继续。由于她坚决支持中国革命，使她在苏联领导人心目中越来越不受欢迎。她时常把在中国的见闻与俄国的情况公开作比较，自然为斯大林和贝利亚所不容。但她从未和我谈过她在苏联入狱及后来被驱逐出境的全过程。她自己在写自传时停顿在那一段，自传始终未完成。她回到加利福尼亚后的10年，对她来说是痛苦的10年，因为她原来的许多老朋友都不理解她。她被剥夺了原有的讲坛。但这并未阻止她继续以最大的努力去教育人民。她办了《今日通讯》，向世界各地散发。在斯大林逝世和贝利亚垮台后，她被宣布无罪，并克服了巨大困难从美国国务院获得护照，去斯德哥尔摩参加了世界和平会议。1958年在那里我与她又重逢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20世纪40年代初在重庆。她被邀请去莫斯科居住，并答应给她一套公寓；如果她愿意定居，还将归还她在银行的存款。但中国却是她一生中最后10年的目的地。她在72岁时第6次来到中国。她后来写道：“当我向我的中国朋友申请来北京定居时，我说：‘我认为中国人最懂得人类的道路。我要学习和写作。’”
她在北京的那些年里，我们有时到天坛去散步。那里有一条小道，两边丁香簇簇，是她心爱的去处。我和马海德至今称它是“安娜·路易斯小道”。她经常在晚上招待朋友来吃饭，其中有冀朝鼎博士、柯弗兰一家、艾德勒夫妇及她非常特殊的朋友马海德医生，他始终是她耐心的顾问。在她最后几年，马大夫两次陪她去广东从化过冬，我也陪他们去过一次。夏天她喜欢去北戴河，直到她去世前的一年，还愿意游泳。夜来香开花时，花匠便在晚上摆出来，让她欣赏。过生日是她的一件大事。20世纪60年代初期，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及其他政治领导人常来为她祝寿。然而她晚年最大的一件事是在上海庆祝她80寿辰。毛主席接见了她，并为她举行了午宴。当晚，周总理主持了盛大的祝寿宴会，还赠给她新版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这使她非常高兴。此后几年，她以非凡的精力不断撰写《中国通讯》，以6种文字出版，广为发行。她对写作技巧十分讲究，每篇文章总是反复重写，直到“贴切”为止。我记得她说有一篇她改了6遍才满意。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有许多事情不能理解。有一次她气愤地对我说：“刘少奇，是叛徒？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有时，在餐厅，她盯着坐在桌子对面的我说：“要改变人的本性？见鬼去吧！我们一直想这么做，已经2000多年了，也没有走多远！”但她随即缓和了口气说：“你看我的脾气是不是比以前好一些了？”我赶紧对她说，她的确有进步。
安娜·路易斯是一位真正的美国记者和作家，她的家庭出身使她有明确的是非观念，这种观念引导她在工作中拥护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事业。她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运用她的才干去探索蕴含的真理以提高自己对旧方式和新理想之间斗争的觉悟与了解。她在1925年第一次到中国，便支持省港海员大罢工。
1927年大革命期间，她去湖南采访报道。1946年，她飞往延安，和那里的领导人在一起，直到他们暂时撤离那个地区。就在当时当地，毛主席发表了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这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是经久的鼓舞。后来，她写道：“当我离开延安时，我知道，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中国是我有生之年向往的地方。”
她一直在抢独家新闻。她不顾高龄，在中国进行广泛的旅行，并在1964年去河内参加了反对美国侵略的国际会议，当时苏联正设法使越南追随它的路线而不是抵抗它的路线。在北京，一个静谧的星期天早晨，她依次列述了她的几个“第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说：“我从1917年起专门报道社会革命。1921年，我乘坐运送第一批粮食的列车到了发生饥荒的伏尔加河地区。1925年广州大罢工，我想当时只有我一个外国人获准进入广州。1927年，我和苏联顾问穿越中国去乌兰巴托，一行人中我是唯一的西方人；去湖南采访并报道了人民政权的西方人，也只有我一个。我是亲眼看到波罗的海地区的几个国家举行公民投票加入苏联的唯一的外国记者；阿拉木图——重庆通航时，我坐的是第一班航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只有我这个外国记者从费尔班克斯取道北极飞往莫斯科；北朝鲜解放后至朝鲜战争开始前，只有我这个外国记者访问过那里；我当然也是第一个访问拉萨的美国妇女。回想起来，我的惊险经历似乎比我自己知道的还要多。可能现在也才明白为什么苏联人最终要逮捕我。一个人竟然‘闯进’所有那些地点，警惕的公安官员难免要起疑心。我忘了说，1929年我还到过位于苏联一侧的帕米尔高原，自己骑马去的。遇上了探险队，就跟他们一起走。我想，侥幸脱险的外国人，也就我这么一个了。途中，我几次逃脱了暗算，因为克尔吉斯人十分反对妇女解放，他们以为我又是一个搞妇女运动的人。我现在想利用时间写有关中国的报道，直到美国政府改变其发放护照的政策。现在我如果回美国，会因为来过中国而被没收护照的。到了能自由回美国的时候，我打算回去做讲演，介绍我在中国的见闻。”她从未忘记在美国的朋友，并急切希望他们了解真实情况。
安娜·路易斯因患心动脉硬化症，医治无效，于1970年3月2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宋庆龄主持了纪念她逝世10周年的大会。现在有许多美国人来访。一些认识安娜·路易斯的人都到埋葬她骨灰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去悼念她。然而，对安娜·路易斯的真正纪念是实现美中两国友好。对她来说，中国是最艰巨而美好的事业；她全心全意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从不动摇；她热爱美国，而在中国如此愉快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像埃德加·斯诺一样，她是促进她热爱的美国和其安度晚年的中国之间关系的一位坚定的先驱者。
三位伟大的美国女性
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时代的，还有3位坚强的美国妇女也把中国的事业作为她们自己的事业，为增进国际了解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娇小而勇敢的普艾达生于山东省，是南方浸礼会传教士夫妇的女儿。1920年，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遴选她在新建的北京协和医院设立社会服务部，她培训了第一代中国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我于1939年在浙江金华第一次见到她。她与协和医院的合同满期后，在斯诺夫妇敦促下来找我。那天我们出发去温州港了解情况，以便我在那里开展工作。她志愿帮助“工合”运动，回上海组织了支援委员会。在香港，她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秘书，不久便用自己微薄的积蓄去美国，以成立援助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这个组织不仅在财力、物力上，而且在建立友好感情和了解中国的斗争方面给予了巨大的援助。委员会得到罗斯福总统夫人（名誉主席）、哈里·E．亚纳尔（主席）、卢斯出版系统的亨利·卢斯等知名人士的声援。这使动摇的国民党在最需要的时候得到了支持。这是美国政府开始改变其对日政策的第一个证据，在这以前它一直在悄悄地支持日本侵略者，向其供应汽油和废钢铁。普艾达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领导了这个设在纽约的委员会，给“工合”寄来了图纸和机器，筹款达350万美元；没有这笔资金，我们便无法继续搞下去。国民党解除我在行政院的职务后，普艾达大力支持我创办山丹学校。她多次专程从香港到山丹了解情况，并为我们买了美军剩余的卡车。在美国，她与中国著名的作家和剧作家老舍合作，将老舍的《黄色风暴》①翻译成英文，又与王莹合作翻译了《童养媳》。直到90多岁，她仍喜欢写作。普艾达根据宁老太太给她讲述的故事写成的《汉族女儿，一个中国劳动妇女的自传》，她的自传《在中国的童年》和《殷老太太：生活的回忆》都是记述当时中国的生活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杰作。新中国成立后，普艾达曾几次访问中国，一直想返回她的故乡——山东黄县。她是美中友协全国委员会名誉成员，直到她1985年去世。
1981年3月，我与马海德从我们避寒的海南岛飞往上海，参加“工合”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之一——耿丽淑的生日庆祝活动。已经85岁的人了，仍然像她那样继续工作，可真不简单。然而耿丽淑善于自我保养，一如既往地稳步前进。她典雅文静地站着讲话，把对她的掌声视若对别人的欢迎。
耿丽淑受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委派，于1926年来中国工作。她与妇女和学生保持联系，目睹劳动人民身受的痛苦与屈辱，因而支持进步运动。当时北方军阀张作霖在处决共产党嫌疑犯，要杀鲍罗廷夫人以儆效尤，耿丽淑和女青年会的一个同事掩护了鲍罗廷夫人逃跑。孙中山先生的苏联顾问鲍罗廷（1884—1952）本人当时在武汉，他当时正准备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起，在冯玉祥将军的帮助下，经陆路回莫斯科。在上海时，耿丽淑时常送我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去讲关于“工合”运动兴起的情况，并鼓动她的同事去参观贵阳和宝鸡的合作社，学会如何克服经济困难以发展民族工业。她一直不知疲倦地支持“工合”运动。在她的好友和同志宋庆龄的鼓励下，她在上海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分会，自己担任秘书。在敌人封锁和检查的情况下，她每星期都登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美国海轮，偷偷地寄发送往香港的信件和其他材料。她还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将国内和国际捐献的钱、药品和医疗器械送往中国的抗日根据地。她回美国后，继续支持“工合”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她担任“中国福利呼吁会”主席。后来，由于受到麦卡锡时期反共歇斯底里的威胁，她在1951年又来到了中国，此后一直在中国福利会当顾问。1956年，《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威廉·鲍威尔和朱利安·舒曼（舒子章）在美国国内被指控为叛国，当时成立一个为他们辩护的委员会，由我任主席，耿丽淑在委员会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于我们工作的结果，美国撤销了对两人的控诉。鲍威尔继续成功地进行研究，为他在朝鲜战争中的讲话寻找证据。舒子章现在北京的中国日报社工作。
另一位美国爱国者、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是不屈不挠的陆慕德。1930年，我在长沙初次见到陆慕德，那时长沙还残留着红军与国民党鏖战以及地痞流氓洗劫的痕迹。她跟我讲了许多有关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那个恶棍的情况。何键很讨厌她，责令基督教女青年会赶快把“那个女人赶出湖南”。陆慕德对自己这般不受欢迎心安理得。她到上海时还是一名和平主义者，不久思想上便发生了变化，与劳动妇女结合在一起，并参加了我们组织的政治学习小组。她在中国任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的26年，正好是激烈的革命时期。她酷爱中国的瓷器，并热切希望以一切可行的办法帮助“工合”。她从自己不多的薪金中省下一部分，给我寄了足够的钱，邀请景德镇的制陶工去于都，教“工合”社员用当地非常好的高岭土制作瓷器。
陆慕德结束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任期后，对自己该做什么毫不犹疑。美国是她的故土，她要回国去，把她在中国了解到的情况告诉美国人民。她于1945年在争取民主的东方政策委员会协助工作，并自1946年起任执行主任。该委员会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敦促美国采取与中国友好、进行贸易和承认中国的政策。在该委员会于1952年被迫解散后，陆慕德又创办了《远东通讯》，提供重要的情况和有资格的远东问题专家的分析。她取得专家们写的文章，与其他材料一并转载，自己也写许多文章。她依靠自己的力量，相当定期地出版该刊物直到今天，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不断给我寄有关中国和远东问题的材料，那是我获得有用的参考材料的经常来源。当她被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传讯，并被指控为“反美宣传分子”时，她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她说：“如果你不跑，人家不会追你。如果你自尊，没有人能侮辱你。”驾车横越全国对她来说是件乐事。1937年我经过纽约时，她带我去过许多地方。她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讲演旅行，带着书、小册子、幻灯片或影片到大小城镇去参加公开的集会或走家串户。在她80大寿时，她被誉为“人民的宇航员”，因为要介绍有关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真实情况，她已旅行了50万英里，相当于从地球到月球一个来回的距离。1978年，她在一次车祸中受了轻伤，1984年摔坏了膝盖，但她仍一心想做许多事情。
陆慕德曾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庆祝活动。她1972年来北京时精力充沛。不论到那里去旅行都不嫌累。她看完了预定看的地方，还要求多看。她与普艾达一起受到宋庆龄副主席的接见。她1978年访华时，受到邓颖超的接见。她期待着1993年100岁时，再来中国。陆慕德为人民的事业积极工作，坚持不懈。
巨星陨落
1981年5月某日凌晨3点多，我卧室的灯亮了，我醒后，秘书告诉我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来过电话，说她病了，希望我去看望她。
天正在下雨，到她安静的寓所去的路上不见人影。我进屋上了楼，只见许多人已经来了，她躺在床上，额头上有敷布。有人已经告诉过我，她再也不能说话或看见东西了，但她听得见，神志还清楚。因此，我只说：“路易来了。”她点点头。我顺着潮湿而宁静的街道回家时，不禁回想起她的一生。
尽管她自3月份起已知道患了血癌，刚刚几天以前，她还接见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代表团，并在人大会堂接受了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她用英语做了相当长的一篇讲话。当康克清拥抱她的时候，人们感到康这样做是代表了所有在场的人。
前不久，1980年12月，宋庆龄为我举行生日庆祝会。她和往常一样兴致勃勃。简直不敢相信半年以后她竟然病成这样。在一年前她招待《纽约时报》记者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和夫人夏洛特的晚宴上，索尔兹伯里讲述起自从她与孙中山先生结婚到中国奋力发展的现阶段，她一生所经历的奇妙的历史连续性，这自然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由于她钢铁般的意志和对人民的献身精神，才使她披荆斩棘，走了过来。
1949年全国解放，当她和毛主席及其他卓越的领导人站在一起的时候，那是她一生中的伟大时刻。她珍视那张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纪念邮票。新中国成立后，她原在上海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改名为中国福利会，在上海进一步做儿童的工作，在北京创办了英文杂志《中国建设》，为增进国际上对中国的了解起了重要作用。
她的活动范围是多方面的。她有效地投身于和平运动。在北京参加了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后，她又于1952年12月赴维也纳参加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并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她还陪同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了一些亚洲其他国家。1980年，她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临终前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她一直关心和平、友谊、妇女和儿童事业。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1968年8月31日，她亲笔为我写了一份证明书，使我免遭怀疑和迫害。
宋庆龄的逝世对我、对许多人都是一个打击。她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永有宋庆龄写的诗，从中可以看到她自己的精神。原诗如下：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远在过去很久的日子里，有九个无名的中国妇女，不肯屈膝，不愿低头，
她们反抗为了人民。
她们献出了一切为了人民。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在她们之后的年代里，
更有千万像她们似的继承者，
燃烧着革命的火焰，
裹扎起战斗的创伤，
在人类新时代的歌声中向前迈进。
她们同样地无名，
她们献出了一切为了人民。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
我们为那九个无名的妇女树立起碑石，
为了敬仰她们，也为了敬仰所有中国妇女。
我们今天纪念着过去，为了展望将来，
我们今日正在建设着明天，
为了所有的人民。
宋庆龄的追悼会是在孙中山的忠诚朋友廖仲恺与她的亲密朋友和同志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主持下进行的。廖承志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特别是在外事方面，他早年就是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样一位真正的革命者在“四人帮”横行时受到政治迫害，决不是偶然的。不幸的是，他在宋庆龄逝世后两年也去世了，我们又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
1986年，宋庆龄逝世5周年的时候，在上海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陵园里举行了纪念碑落成典礼。碑的正面刻有邓小平题词：“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宋庆龄同志永垂不朽。”纪念碑背面刻有她的简历。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揭幕仪式。我很感激受到这一邀请，使我能再一次向我们时代这位最伟大的女性致敬。宋庆龄一生都是进步妇女的优秀代表。
埃德加·斯诺——中美友谊的象征
1985年7月，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举行了一次关于埃德加·斯诺的座谈会，会议是由老外交家黄华担任会长的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①召开的。出席者为约80位研究或亲身了解这3位20世纪杰出的记者的生平和著作的人。会场上悬挂的斯诺巨幅画像显示了他安详坚毅的面容和睿智的目光。这位有理想的美国人看到了理想如何得以实现。中国革命及其领导人的激情感染了他，使他与他们站在一起，像他们从事令人难以置信的战斗那样，用自己的笔为他新的信念战斗。
我抵达呼和浩特的当夜下了一场雨。黎明以后，阳光穿射过茂密的枝叶，使它们变得像珠宝一般。天上是一片湛蓝。蓝色似乎笼罩着一切，因此呼和浩特在蒙古语中意为“青色的城市”。宽敞的大街、公园和花园以及高耸的建筑物表明这是一座欣欣向荣的现代城市，与56年以前的小城堡萨拉齐形成鲜明的对比。萨拉齐当时是一个难民集中地，成千上万的饥民蜂拥而来，领取每天由救世军发放的一碗粥。今天，萨拉齐也已大大变样。黄河边的林荫道上，柳枝随风飘扬，在原来的粥厂位置，已修建了一所颇具规模的县医院。周围的人们生气勃勃、营养良好。有些记者希望我谈谈过去的情况，但我的兴趣主要是参观新建的扬水站，它把水源源灌入渠道，虽然其进水口曾一度淤塞。
我与埃德加·斯诺第一次邂逅以及后来许多次见面的情景，犹历历在目。他从内蒙古回来后，为《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篇很动人的报道，题目是《拯救25万生灵》但是，他有一个印象并没有写。当时，他站在正修筑的渠岸上，看到1000多名农民脱光了衣服，像强大的机器般在劳动。他们以粮代酬，吃得比较好，保持了一定的体力。几年以后在上海，埃德说，那时目睹的景象使他开始懂得在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力量。后来，在延安，他看到这股力量已经被组织和领导起来，从而他感到自己是看到一个中国新时代的先驱者。
中国连遭劫难，埃德对中国人民的了解也日益加深。中国人民在逆境中毫不气馁，对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充满信心，这使他产生了强大的动力，要向本国人民进行宣传。于是，最卑鄙的红帽子贩子和政治流氓对他恣意诋毁，把他当作直接攻击的对象。埃德从来不是夸夸其谈的政客，而是细心的观察家。他有政治家——最伟大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认清了历史的潮流，看到了革命引导人民的方向，并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献出了心血。他对远东的深刻认识也比同代人想得更远，他幻想改变西方的成见，但在人们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以前却收效不大。他富于同情心，才智过人，而且眼光敏锐，毕生以正气凛然的大无畏精神奋勇直前。
埃德回美国定居前，在中国度过了13个春秋。他以后的全部著作都是为了增进西方各国人民与正在改变人类的四分之一的力量之间的了解。一个崭新的社会正在诞生，他感到他本国的人民应有所认识。
1960年，他回到中国，与朋友重逢，并为另一部巨著《大洋彼岸》搜集材料。我陪同他访问了延安，参观了另外几个城市。1965年，他又来访，但未能在许多变化发生之前将书写完付印。尽管“文化大革命”使他困惑不解，他仍对中国怀有信心。1970年，他偕同妻子洛伊斯·惠勒最后一次访华。那时，中国与美国的对峙已有所缓和。他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主席旁边观看10月1日的国庆游行。在逗留期间，他被告知中国将欢迎美国总统来专访，他将这个讯息带回美国。美国和欧洲的报界普遍很重视他会见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情况。洛伊斯是他得力的秘书，帮助他以很快的速度在世界各地接连不断发表文章。中国是第一个突破莫斯科的太上皇统治而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的共产党执政的大国，他对此感到欣喜。他对事态的转折极其高兴，中美关系已有了改善的可能。正是埃德的不懈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同美国的和解成为现实。埃德长期促进对中国的友好和谅解，现在已看到自己的努力取得某些成就。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走到一起，共同探讨各国人民向往的世界和平的道路，这的确不是一桩小事。
这时，埃德已身患重病。回到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在那里居住和工作的瑞士，他只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手稿，由洛伊斯出版，书名是《漫长的革命》。1972年2月，他因患癌症逝世。正是在那个星期，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到达中国，预示着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他去世之前，由于中国政府派出了以他的老友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队，想尽一切办法给予照料而大大减轻了痛苦。根据他的遗嘱，他的一半骨灰埋在现今北京大学校园里湖边一座红色亭子所在地的上角，他生前曾一度在该校园里执教。周恩来总理参加了骨灰安葬仪式。
埃德去世时，我正在新西兰做讲演旅行，但后来几年我多次参加了纪念他的活动。我在1984年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时，颂扬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
“这三位美国人跟他们的其他同行一样坚韧不拔，在中国找到了他们认为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尊敬的人民需要他们的才干。他们同样意识到，世界需要中国，为了与中国建立真正的友谊，必须对中国的问题有更好的了解。
因此，他们以各自的方式，着手改变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中国，而描绘出一幅更真实的图画。正是这一点激励着他们去写作。他们用自己的笔搬走了愚昧的大山，打开了世界上许多人的眼界，给予他们较新的理解和新的希望。”
埃德加·斯诺是一个先知先觉的进步分子，一个思想明澈的美国人。他的名字已经成为美中人民友好的象征，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他的真正伟大，越来越多地研究他的一生；他的事迹不断被人们传诵。美国人应该感谢设在堪萨斯城的斯诺纪念中心为研究和保管有关斯诺生平的资料做了出色的工作。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但由于埃德的写作，更多的人对中国今天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了新的看法。未来的青年，正如过去的青年，将怀着感激的心情看待那部经典著作《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那始终是他的启明星，是他对一个更清醒、更洁净的世界的希望。
重访山丹
我在1953年离开山丹以后，每次重返故里，总充满着喜悦与激动的心情。1954年山丹大地震发生时，我们迁校的最后两辆大卡车正离开这座城市，搬迁工作是1953年开始的。全城几乎化为瓦砾，但现在已修建一新。原来的学校本部现已开辟为娱乐场所，原来的城隍庙已改成文化馆。所有的街道都铺上了沥青，剩下的一些老建筑正在消失。
过去的山丹有许多庙宇，有高大的树林，有安静的街道，这一切已成过去。它自有其美丽之处，但也有污秽的一面——出售鸦片的商店里散发出臭味，门外有乞丐，还有成群结队路过的国民党士兵。当时的政府掌握在地主和土豪手里，他们残酷地压榨穷人，毫无怜悯之心。在20世纪40年代初，这里主要出口的是鸦片和女孩，一个女孩只值半头驴的价钱。
1958年，我发现通往城里的那条主要街道已面貌一新。路边所有的新房，墙上都已刷上一层粉红颜色，使人赏心悦目。有一些漂亮的商店，还有一个小小的圆形花坛，都是在我前一年访问之后修建的。炼铁炉周围呈现着一派典型的“大跃进”运动时的情景——许多人在干各种活，有牲口拉的大车，有卡车，喧闹熙攘、烟雾腾腾，西北的尘土弥漫，还有一张张笑脸。在许多旧时的制陶作坊中间有一家玻璃厂，一家水泥厂，还有一家生产电器上用的绝缘材料和痧痧瓷夹板的工厂，它同时也生产一些家用瓷器。当地的一所中学，1945年时只招收了约30名学生，而且大都是县里士绅的子弟，现在已有约600名学生。原有一座佛塔的地方已是医院的附属建筑，那所医院很大，医用设备一应俱全，每天门诊300多名病人。1973年我去访问时，唯一不满的是汽车在新筑的碎石公路上开得太快，以致我无法寻找旧时留下的标志，也不能尽情观赏景色。
我在1979年去访问时，山丹文化馆的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因而建议重修“五代亭”和“陈家楼”。1982年，我去兰州参加山丹学校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后，又重返山丹。此次，我高兴地看到已建起了一座陈列馆，里面展出了我搜集的3702件文物，还有一些与古老的丝绸之路有关的复制品。虽然现有记载并不能上溯多远，但山丹有悠久而多变迁的历史。这里的古河道边及两岸森林里埋藏着人类及其制品的遗迹，不难从中发掘出更多的古人削石、取火石和绘陶等文物。这样，青年人就能够更多地了解过去的历史，对于他们面对今天和迎接未来很有必要。
临近山丹时，使人感到惊异的是，从公路的主干线上分出了一条支线通往民乐，那里原来交通很不方便，现在从张掖驶来的大客车可以直达。当年在山丹时，我们有时步行到民乐，与那里的学生举行篮球比赛并参观那里的马蹄寺。相传唐代高僧玄奘去印度取经，路过此地，他的马在一块岩石上留下了脚印。这座庙宇在“四人帮”时期被毁，民乐曾一度被划归山丹县管辖。
新中国成立后，山丹的旧石碑都用去修筑位于城西的水渠了。我还记得孔庙的那块石碑，上面记载着明代有一个懂工程技术的姓黄的官员，带领大家建成了一个大的灌溉系统，将青海大通河的水经扁都口引到山丹地区。这项工程给当地带来了繁荣，所以现又在努力把水引到山丹及邻近的永昌地区。人民的力量，加上水的来临将使沙漠后退。新中国成立时，山丹只有10万亩可耕地，亩产75公斤，维持不了当地半饥饿的日益减少的人口的生活。1958年，这里的耕种面积约60万亩，亩产200公斤。国民党统治时期，这里人口最少时才3.3万人。1973年增为15万人。1984年为167860人。牲畜数也有了很大的增长。山丹已开始成为一个前途光明的现代小城市，人民展望未来，已制订了许多发展计划。
我最近一次去山丹是在1984年9月，去参加为纪念乔治·何克而建立的培黎图书馆的开馆典礼。图书馆坐落在陈列馆的对面，是甘肃省政府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我的建议下建造的。一部分图书是由培黎学校的学生筹款购买的。在这些藏书中，有我写的《希望之果——乔治·艾尔文·何克的故事》①及其新出版的中文本《从牛津到山丹》。当地人和从兰州与北京去的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对山丹的文化生活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为庆典送来了题词：“学习何克先生的国际主义精神，发扬培黎学校的优良传统。”
人们满意地看到在山丹修建了一座图书馆来纪念乔治·何克。因为凡是认识他或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很喜爱他。他的墓、墓边的亭子和纪念碑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毁掉了，现已重修。在墓地旁，平时照看它的，是一所小学，其中有2000名精神饱满的欢蹦乱跳的学生。图书馆和陈列馆开放后，年轻人有了更好的学习机会。
尽管有以上这些发展变化，这些年来，我感到山丹很需要改进农业、畜牧和林业的生产方法。鉴于现有的初级教育不教这些科目，我就想建立一所新的培黎学校，对学生进行这些科目的实际培训。学生来源于小学，在这里经过半工半读的中学阶段，直到毕业，那时他们就能够帮助提高当地的生产水平。我希望在这所学校里培养学生们的进取心，使他们懂得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在甘肃省政府各部门和外国朋友的帮助下，新校的建筑已在山丹城外开始施工。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正向学校提供更多的资金，另一个主要来源是美国波士顿的世界教育组织。筹建中的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的设备相当齐全，有教室、医院、畜舍、暖房、实验室以及学生和教职员的宿舍。这座建在沙漠边沿的学校，应该为开发干旱地区开辟途径。山丹学校的果实
这些年来，不断有山丹学校从前的学生来看我。的确，一个当过校长的人所能得到的报偿之一，便是老学生们的看望。但是直到1982年，我才有机会看到这么许多学生聚集在山丹。
1982年6月，我去兰州参加兰州石油技工学校（现已恢复培黎石油技工学校的旧名）建校40周年的庆祝会。我和一批老同学在山丹参加县陈列馆的开馆仪式。庆祝会开得隆重，参加者包括几百个不同时期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中央、省和地方政府部门的官员也应邀出席了庆祝大会。学生们来自全国各地，欢聚一堂，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鲍勃·司宾赛医生（原校医院院长）与夫人也来了，这是他1951年离开中国后第一次来访。
看到这么多过去与自己共同生活过的人，我的心情格外激动，看着数不清的熟悉的或陌生的面孔，我再次强烈地感到这些人的魄力；他们完全知道，在与他们一样的人身上蕴藏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创造和建设力量。杜安芳原是一个河南逃难出来的孩子，被培养成为从双石铺到山丹学习的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后来担任了领导工作。范文海从小就能承担起不管是什么样的修建工作并一直干到底，他离校后，参加了地质勘探队，许多有益的发现都有他的功劳。但他工作的青海省地势高，他的心脏不好，他便回到了河南老家，在那里帮助组织了新的“工合”合作社。回族孩子马知，曾负责学校里的电工组，后来在四川南充油田的电工研究部门工作。巴瑞志是蒙古族，他步行越过阿拉善草原来上学，现在重庆工作。张炳奎原是从永昌跑出来的孩子，现为大庆油田科研部门的一位领导人，曾出国访问过许多国家，考察石油设备和采油方法……这个名单太长了。他们都已到中年，有些已有了孙儿孙女，但每人都有值得回顾的事迹。
与这么多真正的伙伴重逢，使我心满意足，虽然只是紧紧的握手和久别之后互致问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回想起他们30年前的样子和后来的情景。邱冉美和曹百成是多好的孩子啊！就只看看他们在工作，也够令人高兴的了！张育英在山丹解放前夕曾因交通事故受重伤，是司宾赛大夫救了他，现在他们又相逢了。岁月不饶人，有些人已经离开尘世，但是回忆往事，人们仍提起他们的名字。
在山丹的街上行走，与那些还记得30年前我们学校的情况的老人会晤，是一大快事。他们话不多，但都很友好、热情。陈列馆开馆时很热闹。孩子们站在街道两旁，当我们经过他们到新建的楼里去参加仪式时，他们又唱又跳。我们来到维护得很美的乔治·何克陵园，老同学们唱起了校歌以及乔治曾教给他们的一些延安时期的歌曲。一些学生触景生情，流下了泪水。
在我以前几年的访问中，我很高兴得悉许多山丹的老学生能够忠于原则、坚持原则。听说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山丹学校被诬告为一所间谍特务充斥的帝国主义学校时，我心里十分难受。这种可笑的说法很长时间没有得到纠正，影响了一些好学生的提升使用。现在，这一切终于平反了。
在兰州和山丹的团聚，给老校友提供了一个了解学校的情况以及老朋友们在各地情况的机会。我欣慰地得知，他们这些年来表现非常好。他们在钱财上谁也不富有，但在工作上都有很大的贡献。每一个在石油工业中工作的人，都为中国的稳定和进步尽到自己的责任。他们绝大多数已表明了他们的品质。我个人也因为与他们有联系而感到骄傲。1981年7月，阿兰记录了他见到过的或曾到学校访问过的老校友的情况。在151位毕业生中，15人为职工学校的校长，43人为党的书记或一些分厂的厂长，27人为工程师，52人为技术员、七级工或一级司机，9人为行政人员，94人是党员，有不少人已出国考察过。他们全都努力建立艰苦奋斗和献身本职工作的传统，两者对今天和未来都非常重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许多人批评山丹学校。如同一切试验一样，我在办学中也犯了许多错误。我自己也在学习，就像我那些最不听话的学生一样既通情达理，在许多方面又刚愎自用。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山丹的这些青年已证明是上进的。如果我们能按照“工合”的传统一起工作，如果我们能清楚地分析和创造，我相信，我们就能发扬山丹学校的那种精神，明智地奉献我们的生命，使世间的事物由于我们的斗争而更美好一些。这种教育对未来的事业很重要，因为它能开阔人们的眼界，使人们能够处理他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
我在庆祝会上讲话时，回顾了学校的历史，并表示希望年轻的一代能继续奋斗，不断前进。我利用那个机会提醒学生们，做一名今日中国的青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青年要优越得多。别的国家都没有这样艰巨的事业，这样大规模的工作，这样能够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集体的力量。我说：“中国由于几千年来砍伐森林，致使水土流失、河流淤塞，给数以百万计的人经常造成威胁。这些极大的问题需要伟人来解决。一个人怎么能成为伟人呢？不是靠耍政治诡计，不是靠攀龙附凤；是靠不断奋斗取得客观的看法，锻炼自己，积累知识和经验，学会如何与别人合作，面对要完成的巨大任务要具有周恩来那样的谦虚品质。一个伟人要不骄不傲，朴实审慎，从来实事求是，因此他的思想基础是牢固的，他培养了自己坚定的性格和坦白的心怀。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中学习，所以我们能够发扬这些品质，使我们一生的工作更有成效。被提拔当领导或长期担任一般职务都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伟大不仅使你个人受益，而且使与自己接触的人也受益。”我确实希望学生们牢记山丹学校的传统，努力奋斗，不要求轻松的岗位或舒适的条件，要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使中国这部机车的机轮平滑地转动，确保它急需的能源供应。
“工合”的恢复
1983年，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工合”）在政府的批准下，得以恢复，我长期以来的心愿实现了。
在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及所属的生产合作社联合会被解散了。1980年，老“工合”发起人胡愈之以及薛暮桥等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议尽快恢复“工合”。
1983年11月，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会议，我被推选为全国手工业合作协会名誉顾问。与会者在大会发言时强调应恢复“工合”，各小组委员会讨论了如何推动“工合”工作的方法和途径。我高兴地看到红色“工合”的标志贴在墙上，在早晨的阳光下闪闪发亮。会议大厅坐满了人，眼前是从中国各地来的多年不见的面孔。这些过去都是年轻、热情的面孔，现在已有了皱纹，变得老成持重了。几十年来，他们坚持了“工合”的精神；现在，这种精神又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研究如何由人民振兴“工合”，为人民服务。这是一项伟大的计划的良好开端。它使人民重新找到了真正是自己的办法。
此后，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不少率先组成的合作社在中断了30多年后又重新开始了活动。在北京残疾青年民间工艺生产合作社，我看到这一伙9个人和谐地一起工作，克服了许多困难，使我心情振奋，对他们产生了钦佩和崇敬之情。他们有一位义务顾问，是退休的老“工合”。合作社还没有劳动场所，工人们必须坐在手摇轮椅里，穿过交通拥挤的街道，从相当远的地方来会齐。但他们的精神却像一缕在岩石上溅落的山泉那样清澈。他们按订货单正在生产贴在贺年片上的剪纸。
1984年，我和马海德医生去武汉参加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讨论会后，我去河南了解那里的“工合”组织的情况。我看到，一名老山丹毕业生范文海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己搞起了30多个合作社。
到目前为止，约10个省已建立了分会。在甘肃、河南、江苏、陕西、福建、安徽、北京和上海等省市已成立了100个左右的合作社。合作社的作用，并不限于生产，在自我管理技术、各级教育、在职培训及符合中国类似需要的方面也可做出重大的贡献。新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通过其与国际合作社运动的联系，增辟了贸易的渠道。
1985年夏，重新开始组织了一个国际委员会①，由我任主席，委员还有卢广绵、陈翰笙、陈必娣、悉尼·夏庇若（沙博里）等人。为争取国际支持，美国方面的委员包括休·丁（丁恩）、理查德·帕斯特、海伦·福斯特·斯诺、玛格丽特·斯坦利等。
“四人帮”垮台后，中国的青年人努力学习，参加一些科目的考试以期进大学学习，毕业后做有益的工作。但能进大学的青年人比例毕竟很小。年复一年，需要找工作的青年越来越多。工厂里计算机的使用，减少了新工人的数量。青年如无业，可能对社会构成威胁，然而将他们充分而创造性地组织起来，将会成为一股新增加的强大力量。到处都有机会可以利用。有许多不值得大工业开采的小矿藏；有许多已关闭的工厂所不用的设备；有许多废产品可以很好地利用；有许多能干的退休工人至少可以拿出部分时间来提供技术帮助。通过艰苦努力，学习掌握知识和技能，广大中国青年在一起工作，是可以做出许多成绩来的。在过去的山丹“工合”式的学校里，我发现只要给予他们机会，农村来的学员几乎什么都能干。他们迄今已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如果要办好合作社，就不能逃避工作。“一起工作”这是新“工合”的基本口号。在土地上可以办合作社，在林区可以办林业合作社，在公路上可以办养路合作社。国民生活的每一个部门几乎都可以办适当的合作社。由于合作社是民办组织，是自行组织起来的，它们不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工合”合作社是一个集体，所有的成员都有一份，完全自负盈亏，并任命自己的负责人员。合作社不是为个人谋私利的组织，而是为广大普通群众谋利益的组织；一起工作的思想对广大群众具有强大和欣慰的号召力。合作社只有牢牢地坚持其合作的原则，才有希望壮大和兴旺。“工合”具有的稳定作用，可以对现代的中国做出很大的贡献。这样一个运动，特别是在其初始阶段，必须在人才培训、产品销售、原料供应及其法律地位等方面得到支持。
在北京的居家生活
这些年来，我到过中国许多地方，看到山水之美，人们的工作越做越好，生活越来越有意义，给我增添了力量。我很喜欢外出旅行，但一想到我在北京有一个基地，在对外友协那个漂亮的、不受尘嚣侵扰的院子里，有一个舒适的家，总感到十分宽慰。每年春天，院内的树木生机勃发，秋天则呈现出一片金黄。安娜·路易斯住在楼下时，我们常一起在走廊上进早餐，并观赏盛开的石榴花。她去世后，我就搬到楼下来住，直到今天。感谢对外友协在走廊上装上了玻璃窗，使我一年中能有一大段时间在走廊里舒舒服服地吃饭。有几年，中国的一位日本籍老朋友西园寺公一的次子曾住在楼上。他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成了我们家庭的一部分。有一年冬天，当亮亮——阿兰的6个孙子之一，从兰州家里来时，整座楼就让他们一起闹翻了天，直到他们上学去后才安静下来。
在我离开山丹以前，一位老朋友、邓中夏烈士的夫人夏明从湖南带来了5个年轻的亲戚托我照顾。他们全是男孩，在学校里学习都很好。我来北京后，看到她又从湖南老家带来了9个孩子。所以20世纪50年代初期，每星期六晚上，这一伙孩子都来，我们一起玩、跳民间舞、吃饭；孩子们在我那套住房里洗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不能与我这个外国人再有任何来往了。但其中之一，邓邦镇，不顾一切还与我保持联系。他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后来与一个搞雕塑的女孩子结了婚。他们俩以及他们的孩子成了我已经扩大了的家的一部分。他们的好几件作品使我的住处增添了光彩。
刘鼎的儿子刘摩托通常每年到我这里来一次，把他的孩子带来让我看看。我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识刘鼎了。在延安时，刘摩托还是个孩子，得了重病，我给他一些药，把病治好了，他对此一直没忘记。刘鼎是抗战时期中国军事工业的奠基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系。“四人帮”把他抓起来，在监狱里关了8年，我们感到很痛心。他因患癌症于1986年7月去世。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家庭增加了年青一代的成员。迈克的两个孩子常来我这里，直到他们上完大学并有了工作，后来又去了美国，那是他们同时代许多年轻人的乌托邦。20世纪50年代初期，老三和老四到东北丹东他们父亲那里去了。有几年，我身边仅留下这两个活蹦乱跳的孩子的一些褪色照片和美好的记忆。但聂家四兄弟中最年轻的老四从石油学院毕业后回北京工作。他与一个学农的青年结了婚。他们和孩子以及老二夫妇和儿子往后每星期六晚上都来我这里欢聚。老四的儿子小龙现在北京海关工作。他的女儿丫丫带着她心爱的猫一来，我这里就热闹了。最近这一年，我摔倒过几次以后，老四从他任工程师的石油工业部骑自行车穿过城区来我这里，睡在我房间里的一张帆布床上。一旦我再跌倒，他好把我扶起来。
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我在北京最老的朋友马海德与另一位八路军老医生汉斯·米勒每星期来两次，与我共进晚餐。我们安闲地坐着，回忆过去的一些往事，然后就像人们习惯地谈论往事那样哈哈一笑。
汉斯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就离开了他的故乡德国，在瑞士学医并完成了学业。在长征英雄主义精神的鼓舞下，他断定与红军同命运才是自己的前途。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帮助下，他经海防来中国，长途跋涉到了延安。在那里工作一段时间后，他随印度医疗队抵达山西太行山地区前线，在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农民中间，在缺少药品并只有用当地工具来替代手术器械的情况下，艰苦地工作了3年。1945年，面临热河（今河北省一部分）陷入的混乱局势，他一度成为全面负责的领导人。后来，他去东北建立医疗培训工作。虽然他与解放军一起进入天津和北京，但直到1960年才作为一名医学专家在首都定居。几年后，这位有名的“解决麻烦问题的能手”成为北京医学院的副院长。由于高度紧张的工作和战时的辛苦劳累，他得了心脏病，以后身体一直很弱。尽管如此，他仍不遗余力地研制和改善中国的肝炎疫苗。他的一生充满了百折不挠的精神，树立了献身于工作的活榜样，鼓舞着所有后继的人们前进。
马海德在人民解放军中担任各种医疗职务，直到1949年。然而他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面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一名流行病学专家积极参加全国性的防治性病运动。他负责组织和规划，传授知识，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医疗防治工作。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根除了性病以后，他又把注意力转向对麻风病的控制，坚决认为麻风病可防、可治、不易传染、不可怕。1981年11月，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上宣布，到2000年，中国可以彻底消灭麻风病。由于在这方面的杰出贡献，乔治在中国和国际上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其中包括1982年度的达米恩·达顿麻风防治奖，黎巴嫩科芒德尔勋章和1986年拉斯克公众服务奖。他虽然先后动过8次大手术，现在仍以卫生部顾问的身份去各地视察和研究麻风病防治工作。他在北京讲英语的外国人中也很受欢迎。他看问题通情达理，碰上大事，既坚定又谦虚；他还具备在他半个世纪的艰苦革命经历中锻炼出来的其他品质。他被视为工人阶级国际主义典范，是美中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结实链环。
最近以来，著名的外科大夫、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大夫也在星期一和星期四晚上和我们共进晚餐。马海德和我都十分感谢吴大夫给我们做了非常成功的手术，使我们身体健康。对外友协的新任会长章文晋百忙之中只要有空也来参加。
在北京的老朋友中，还有老当益壮的洪湖老革命家贺彪，他奇妙地看起来永葆青春。卢广绵是“工合”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经常来与我讨论有关新“工合”的问题。
来自许多国家的一批批客人前来看望，给我们带来各地新近发生的情况。我很高兴能在中国见到了我的一些兄弟姐妹。我的妹妹凯瑟和弟弟皮普已来过几次，我还陪同他们在中国进行了参观访问。皮普为促进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友谊努力工作。他1966年首次来访后，写有《一个工程师在中国》一书，记述了新中国在那时期的发展情况。这本书很有用，至今还有人向我索求。他最后一次来访是1974年我做了胆囊手术之后。他在近80岁时因患心脏病去世，我失去了一个忠实的支持者。此后，凯瑟承担了经常给我写信的任务。我最小的妹妹乔伊这一年来曾两次访华。第二次是随一个平均年龄为70岁的老年旅行团来的，访问了敦煌和山丹。可惜的是，杰弗于1986年9月去世，他虽已几次受到邀请，但一直没有访问过中国。我的几个侄儿侄女也因公务或作为旅游者来访。艾黎家族的下一代人很多，当其中一人突如其来出现在我家里时，我简直说不上谁是谁。由于要会晤这么多的客人，还要参加各种活动，每天又要写作，我真是没有空闲，从未感到孤独。岁月流逝，光阴似箭，我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把我想做的事情干完。
一到热天我照例去北戴河海滨；到冬天我便坐飞机去海南岛三亚度过工作和游泳愉快交替的时光，还不时去农村访问。每当8月底或3月中，我告别大海回北京时，颇有不胜依依之感。在海滩边度假，还使我很高兴有机会见到来自中国各地或国外的老朋友，并有时间与孙儿孙女们在一起。我通常在早上整理随身带来的各种文稿，下午游完泳后，和大家一起喝茶。安娜·路易斯在世时，我和马海德总是一起步行到下面她的住所，和她一起吃饭。1981年冬，我和乔治去气候温暖的三亚，曼尼·格兰尼奇和他的第二位夫人伯特后来也到了。邓邦镇也和我们在一起，他为格兰尼奇画了一幅很好的肖像。1982年伊始，我们参加了一个纪念埃德加·斯诺的盛大集会。会后，海伦·罗森、洛伊斯·斯诺、格雷和玛丽·戴蒙德夫妇也都来到三亚鹿回头，同马海德和我聚会。但由于健康问题打断了我的计划，大家便分手了。1985年，我因病未能去北戴河度假。令人高兴的是，1986年我又去了。和往年一样，阿兰带着亮亮和震震从兰州来，使我在那里的生活增加了许多乐趣。年复一年，大海还是和过去一样，海水的怀抱还是那么使人兴奋。但是许多其他方面都已发生了变化。周围盖起了许多旅馆和饭店。游客簇拥在新建的亭台楼阁上观赏壮丽的景色。整个地区装点得十分优美。到处是一派繁荣的新气象。
这些年来我很幸运，先后得到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对外友协的精心照顾。我的老朋友——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离休前经常来看我。对外友协的两位贵客刘庚寅和吕宛如，每次都给我带来欢乐和乐观主义精神。协助我日常工作并陪同我到许多省市参观访问的同志们都干得很出色。现在，李建平当我的秘书。我知道，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我才能继续工作。吕宛如和王效伯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主要由于他们的热心帮助，这本传略才得以问世。几位女管家也给我很大的帮助，第一个10年是任夫人，第二个10年是老朴，她工作得很好，直到患癌症去世。我第一位厨师老程，后来去中国驻外大使馆工作，厨师位置由他的徒弟小刘接替。
根据中国尊敬老人的传统和国际主义精神，我的生日庆祝活动越来越隆重。邓小平1977年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我的80诞辰宴会。他希望我能看到20世纪末中国实现现代化。到那时，我将是一个经历3个世纪的人——生在19世纪，在中国度过20世纪，展望中国在2000年变成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出席我85岁生日晚宴的有邓颖超、廖承志和胡愈之等老朋友，他们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北京市市长授予我“北京市荣誉市民”称号，这是创立这个称号以来的第一次授赠。
近几年来，我的心脏病多次发作。1983年3月我发病住院时，胡耀邦来医院看我。后来，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早晨，他派人给我送来一篮子南方产的新鲜甜美的荔枝，这是对我优渥照顾的又一例。我88岁生日是在北京医院过的。黄华、王炳南、夏衍、楚图南和刘鼎等老朋友前来祝贺。那时，我被授予“甘肃省荣誉公民”的称号。
我实在并不喜欢祝寿之类的活动。但是，我当然感激大家对我的厚爱和关心。人的一生是个不断生长的过程。对最初阶段，我在许多方面要感谢我的故土——新西兰。在过去的59年中，中国赠给我的礼物之一是使我懂得人活着要为人民做点事情，而不能抱着不纯的动机，让追求名誉、面子和财富的思想支配一切。我为实现了我的夙愿和希望而感到欣慰，但愿这个生长的过程能继续到最后的日子，支持着我至少去干几件犹待完成的事情。
中国的儿童
中国是个儿童的世界。儿童是中国的希望、财富和力量。他们来自多个民族，来自普通的家庭，来自农场和工厂，来自山地的居民、江湖上的渔民、荒野沙漠边沿或高山的牧民。今天，大家都有吃、有穿、有住、有医疗保障，这些孩子是新的一代，将响应召唤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现在是一个青年人涌现的国家，他们源源不断地走出新型的学校，在需要的地方担任领导工作并创造新的形式，中国已走上探索建设性改革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我经过位于甘肃西部山丹以东的永昌县时，我看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有一群学龄儿童身穿白毡短袄，腰间束绳，头戴铲形毡帽集合在一起。一所新开办的小学里正在进行分班。哨声响了，老师让他们休息10分钟。他们像小鹿一样又蹦又跳，为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兴高采烈。的确，正是因为他们的长辈——像他们一样不娇生惯养的少年和在山丹附近战斗的红军少年——的活跃欢快和勇敢精神使我惊异不止，我才决定为这些穷苦和挨饿的农家孩子在那里建立一所学校。现在，斗争的日子在山丹已一去不复返了，然而今天的青年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与过去一样的勇气和决心。
在中国大陆的寒冬，孩子们冬天都穿棉衣，屋子里不暖和，所以他们更愿意在户外阳光下玩耍。山丹的农民经常说，给正在成长的孩子多穿衣服并不好，他们长大后容易得病。那里的孩子还真有很强的抵抗力。即使在最冷的天气，他们身上还是热乎乎的。在中国的大部分地方，除儿童以外，人们不大喝牛奶。从阳光中吸收维生素D对孩子们的骨骼生长和身体发育是很重要的。在农村，男孩子们夏天光着身子，倒像是穿上一件古铜色的漂亮外衣。城里或农村的女孩子穿印花短袄和短裤，这比穿西式裙更适合她们苗条的身材。穿衣服决不会给儿童的身体增加什么美。干净利索的三角肚兜，刚能盖住儿童的肚子，上面有些绣花，是很好的服装。在北京，一个胖乎乎的小孩爬过老式房屋的高门槛，逗得周围的人发笑。而在中国内地旅行时，最令人满意的是看到当地所有的孩子们夏天在阳光下的小溪里戏水。
今天中国的儿童给人的深刻印象是他们的强烈的独立性。他们不怕大人，想知道一切他们能知道的东西。“爷爷，你的肚子怎么那么大呀？”一个4岁的孩子指着我的肚子问。因为是夏天，我工作时只穿着短裤。
我回答说：“如果我绕着这个院子跑跑跳跳有你一半那么快，肚子就会小得多。”然后，我又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继续打字。对孩子们来说，周围所有老年人都是爷爷和奶奶；除了他们的父母以外，所有的大人都是叔叔和阿姨。他们有长期过集体生活的训练，懂得如何很好地相处。无论哪里发生了有趣的事，如开会、街道上的事，举行婚礼或吊车在操作，哪里就能看到他们。但他们知道要尊重大人，一般都不胡闹，不故意吸引人们对他们的注意。像任何地方的孩子一样，这些孩子当然也有他们的脾气——有时很可爱，讨人喜欢；有时又变成爱吵爱闹的“魔鬼”，特别是有个公认的“领袖”发狂带头的时候。然而，只要父母对他们很有耐心，他们能自然地走过他们的各个阶段。我确信今天中国的少年犯罪率比大多数国家要低。生活中有许多事情要干、要了解，他们顾不得找麻烦。但他们不全都是君子和圣人，他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不靠后站，不旁观，而与周围的生活色彩和热情保持一致，愿意充分利用一天的每一分钟。
中国的孩子真的愿意上学。一般要一个孩子学习没有什么困难，也不需要什么惩罚。大多数人都注意不让个别不守规矩的学生妨碍别人的学习。他们很早就懂得集体是由个人组成的，而个人必须奉献于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的孩子喜欢组织起来一起干事情，这样，便很能感到他们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老师教育他们要互相帮助，完成课堂作业。永远懂得要鼓励孩子们的创造才能，同时又要使他们保持良好的、健康的、长期以来证明有益的习惯。
现在中国的城市里有儿童公园，安排了许多有趣的活动。在小巷里，孩子们用脚背踢毽子，用鞭子抽打陀螺，抖空竹——用一根细绳把空竹抖响，挑上去又接住。这都是童年生活的一部分。女孩子最喜欢跳皮筋和跳绳，男孩子喜欢扔拐子和趴在地上弹球。孩子们都爱在春天里放风筝，在夏天游泳；并且总爱在湖上、河渠里兴奋地划船。不论哪里有水，在灌溉旱地的小溪边，常可见到孩子们泼水玩，或看着水流入了迷。在沿海的避暑胜地，游人越来越多，城里的孩子和当地渔民的孩子在一起尽情游玩。在城市里，很难找到一个男孩子或一个女孩子没有看过所有的优秀影片或最优秀的连环画册，这些连环画载有许多为建设中国而斗争的动人故事。广播听众很多，电视观众也在迅速增加。有设备条件的大城市里，一些孩子学习演奏西方乐器。但对许多人来说，中国古老的乐器之一——二胡最受欢迎，一些孩子跟着他们的哥哥很快就学会了，不需要正式上课。然而，越深入内地，越能看到青年人唱自己编的歌，玩自己做的乐器，无忧无虑的牧童骑在水牛背上，在阳光和小溪中一边走，一边吹自制的笛子。农村的男孩每逢春、夏、秋季过节或阴历新年过大节时，便敲锣打鼓。阴历新年仍是一年中最欢乐的时候，虽然它的名称已正式改为春节。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常铸造一些多福钱，上面刻着“五子二女”的字样，这是大家努力争取的模范家庭。多少年来，战争和饥荒摧残着儿童的生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和平建设才出现了育婴高峰。中国的人口从1949年的5.4亿增至1970年的8.3亿。很明显，由于农田有限，过多过快的人口增长，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严重的负担。因此，中国实行了节制和计划生育，以便在20世纪末将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中国的家庭对孩子有许多指望，其中包括老有所养和享受抱孙子、抱曾孙的愉快。1980年采取了“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政策。这一政策可能还会继续三四十年。要放弃人们长期怀有的思想，意味着很大的牺牲。城市居民多半是职工，一对夫妇有一个孩子就够了。但在农村，情况就不同了。对这个问题必须仔细地解说清楚，并确保大家接受计划生育的措施。由于近几年来的努力，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从1970年的0.26％下降至1985年的0.112％。1985年底，中国的人口为10.4639亿。中国政府最近强调，在人口规划方面，城市和农村，人口密集、经济发达而自然资源缺乏地区和自然资源丰富而人力不足地区应采取不同措施。在农村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应采取灵活的政策。现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有较大的增长。我注意到海南岛的黎族和苗族的情况就是如此。
我主要对人民群众有兴趣，而且一直喜欢中国的孩子。我喜欢把孩子们集合在一起，逗他们笑，然后给他们照相。许多老照片上面的孩子，穿得破破烂烂，常常是肚子胀得很大，而且全都营养不良。新中国成立后的孩子都长得很漂亮，吃得也好，讨人喜欢。我看见过中国各地的儿童——其中有些在旧时可能被溺死——成长为有尊严、有技术的男女。总之，我感到，中国的儿童是人类了不起的一部分；他们不造作，有思想而且脚踏实地。中国约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中国儿童是社会中坚，能对人类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对他们来说，未来犹如一朵夏日的荷花，开放出鲜艳的花朵。
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我经常向香港的《东方地平线》杂志投稿，直至1976年该杂志停刊为止。我并向香港的英文周报《大公报》投寄零星稿件达25年之久。我请两家报社和杂志社将稿酬用于每年印一本新年小画册，载有我在中国各地随时拍的儿童照片。虽然我对拍摄的结果不尽满意，但我仍希望收到画册的朋友们喜欢这些图片，并给其他人看。全世界的人都热爱天真、纯真的儿童。
中国的陶瓷和古物
我小时候喜欢历史和地理课，既能学知识又有趣味。克赖斯特彻奇中学附近的坎特伯雷博物馆是我爱去消磨时光的地方。我在那里注意到了义和团的制服和旗帜，这些东西后来存放在库房里，被友好的罗杰·达夫馆长清理出来，在20世纪50年代送来北京给我，我转给了革命博物馆。
在上海时期，我常常利用午间休息时间逛广东路古董市场的货摊，搜集我喜欢的小文物。我一开始就爱上了那些明朝及清初生产的色泽深红、光彩夺目的瓷器。我收藏了一些，将它们穿插地陈设在福建德化生产的白瓷人物塑像中间，可是这批小小的收藏在敌人占领上海期间丢失了。“工合”的工作包括在各省建立许多陶瓷厂。山丹学校最早的生产单位之一便是制作简单器皿的陶瓷厂，后来在日本专家野口胜指导下进一步生产细瓷。我发现山丹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遗址，草原上有历代的碎片。在山丹以西约60公里处的黑水河有一块荒凉的遗址，埋藏着大量从新石器时代直至那个城市撤空、被现代张掖所取代之时的文物。我对中国古陶的兴趣更加浓厚，是因为在山丹四坝挖掘一条灌溉渠时，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燧石、加工后的石头以及完整的彩绘陶罐，有的显然是储存粮食用的。
当你闲逛文物货摊时，你在全中国各地的这类货摊上总都可以拣出铜器。我曾搜集了几百件匈奴铜器和铜制带钩，都已存放在山丹陈列馆。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移居北京，相对而言，当时人们对古董还没有多大兴趣，用很少一点钱就可以在老琉璃厂的许多古董店里买到历代的陶瓷器样品。我一边收集，一边从老店主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同他们交了朋友。随着岁月的推移，手工艺品更受人们赞赏，这类老字号逐渐不见了，大城市里的博物馆大大丰富了收藏，因此研究这些藏品可以学到很多知识。现在，全国性的科学化收藏历史文物，是一种健康的发展。因为今天不能与历史割裂，历史上有许多财富可贡献给今天和明天。
我爱好陶瓷器成癖。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各地旅行时，只要有可能，就努力发现古窑址，并研究这些窑址上发现的瓷片。这种研究是极其有益的，因为那些瓷片能使人对古代瓷器的品种和特点有一个很好的了解。我在北京的管家常说：“你又带回来一大堆古陶瓷残片，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啊？怎么办啊？”但是，我时常爱不释手地观赏这些东西，因为它们各有不同的历史。通过在各著名窑场的参观，我对于农村中的小陶瓷厂的兴趣也越来越高涨。夏季，陶工赤着膊，在透入门窗的阳光下拉坯，把你的思维一下子带到远古的年代，他们的先辈如何生产陶瓷艺术杰作的情景也就不难想象了。我认为，正确评价中国陶瓷是极有意义的事，因为千百年来它是世界上最精美的陶瓷。古代驶往福建漳州的船，在返航时把陶瓷器当压舱物，从而在中国与中东的贸易中外销。中国的陶工按照货主的订单制作了穆斯林陶瓷器。
优美的陶瓷制品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在欧洲掌握制瓷技术之前1000多年，中国已能制造出精美的瓷器。制陶技艺的最早成就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仰韶陶瓷和甘肃彩陶较为出名。新中国成立以后发掘的西安半坡史前遗址出土绘有鱼纹的陶器，令人对其创造能力和美术才能深为赞叹。从传说中的黄帝到尧舜（约公元前4477年始），及至夏朝（约公元前1766年止），是以彩陶来标志该时期的性质的。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以前中国人的艺术才能表现在贵金属器皿及铜器与玉器的制造上。但是，好的陶器和瓷器逐步取而代之，并往往与玉器受到同等珍视，甚至较玉器更受珍视。这件事的意义只有了解早期的中国人对玉器的高度重视才能懂得。玉器被认为具有神奇的性质，及至石制的兵器与用具已为金属所取代时，玉器仍然用于制造礼节用器、护身符与明器。中国人对玉器珍贵的程度，比西方人对黄金珍贵的程度更高，国家的财富有时以拥有玉器的多少来衡量。
汉代以来，保存下来一大批反映日常生活的陶器，正如埃及的浮雕与墓葬中的塑像有助于研究当时的文化一样，对于了解汉代社会状况是十分有价值的。唐朝（618—907）是中国文艺的真正伟大时期之一。陶器的工艺技术迅速得到改进，生产出少量精细瓷器。这些制品即使按照欧洲强调透光度作为标准来衡量，也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瓷器。中国人要使瓷器能够与玉器的质感、触觉、音响、透光与色调（青白）相媲美。
宋朝（960—1279）被许多人誉为中国陶瓷最伟大的发展时期。如同唐代一样，这时生产的陶瓷主要是单色的或多种色调结合的。当时较流行的釉色有：白、淡蓝、深蓝、绿、褐、黑等色。按照传统的说法：宋朝时只有为数很少的窑场，实际上无疑有较多的窑场正在生产。中文的“窑”字意思是窑炉，也可以进一步表明陶瓷器的种类。通常可以这样假设：如果一件陶瓷器以“哥窑”或其他什么窑来命名，则这个名称同时也表明这件产品的质地和不同的特色。多数情况下如此，但也有例外。有时，不同的窑场生产出同一种产品，或许多不同类型的产品。陶瓷工人有时到其他窑场谋生，或者整个窑场由于原料、木柴使用殆尽，或由于战争原因被迫搬迁，因而某些工序的知识和技能得到传播，很少为个别陶工所独有。
元朝（1271—1368）的第一个统治者为忽必烈。虽然蒙古族是一个游牧民族，情趣粗犷，而且在征服中国的战争中已经使中国人民陷于贫困，使文学艺术遭受摧残，但陶瓷的生产却气势蓬勃。忽必烈及其继承者的朝廷都有在景德镇制造出色的瓷器的愿望。因此，所得瓷器——枢府窑是当时最精致的瓷器，显然带有定窑白瓷的风格。由于景德镇生产的白瓷与釉下蓝色花纹形成悦目的对比，青花瓷流行起来，而且在以后各朝代一直颇为人们所喜爱。中国瓷器生产的中心逐渐移至景德镇。
及至明朝（1368—1644），景德镇在瓷器世界占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到了明朝时期，青花瓷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著名的牛血红釉开始生产。陶工们对釉裂已能有意识地进行大小方位的控制。釉下铜红与釉下绿还有其他的颜色，在此时期开始出现，但最受人们欢迎的是釉上彩。明朝的瓷器精细，光润洁白，釉层较厚。
在清朝（1644—1911）的盛期，创造了一些新形式的瓷器产品，取得了一定的技术进步和光辉的成就。但是，随着朝廷的日益腐败和人民的更加贫困，中国的瓷器和陶器的质量和外形发生了明显的退化。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矛盾重重，未能解决。那时，生产的瓷器尽管质量仍比大多数外国制品精细，但要么是拙劣地抄袭老造型，要么是老图案不加选择地混杂在一起，甚至是抄袭难看的外国式样。新中国的成立为陶瓷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专业学校、研究所、新的运输方法、新的工艺一齐涌现，使这一古老的行业恢复了青春。
河南禹县的神垕仍然在生产钧瓷，他们的产品与河北邯郸的磁州窑的人物雕塑一样达到很高的水平。景德镇、博山、德化以及石湾等名窑的产品更不必说了。许多古代有名的窑业基地现在的产品，虽然有的尚未达到昔日的最高标准，但正在迅速发展。例如，江苏省南部的宜兴生产陶器已有2400年历史，产品声誉日增。青瓷的制作在停顿200年后已经恢复。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来到太湖西南角这座城市，农村里的人在家里造坯成形，用船运至老式的龙窑烧制。当时有一家艺术陶器厂，约有60名工人，主要生产茶具、咖啡具、花瓶和花盆，都是素烧的红砂或紫砂陶器，尤以茶壶最受欢迎。1966年我再去访问时，宜兴已开始出现一个大陶瓷工业，紫砂陶器有更大的发展。到1974年，宜兴郊外的丁山周围已有18家现代陶瓷厂，制造许多种日用陶器和艺术陶器、浴室用的陶器，甚至还有泵和电动机外壳。虽然紫砂陶器厂已有900多名工人，产量比1966年翻了一番，仍满足不了许多订货。由于各工厂逐步机械化，增设连续烧窑、现代生产线等等，所需工人相对减少。一艘艘轮船不断穿过太湖，将产品经内河运输系统送往沿海城市和港口外销。
迷人的陶瓷器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几十年来，我在各地参观访问陶瓷厂和古窑址以及实际上与陶瓷有关的一切人和厂之后，惯常作些札记。根据这些札记和图片整理的书信稿太长，承蒙著名澳大利亚陶瓷专家旺达·加恩塞惠允和我合著一本书，书名为《中国的古窑与现代陶瓷》。该书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于1983年出版，澳大利亚—中国理事会慨然协助复制图片。1982年初，一些中国专家注意到此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决定印行原稿，中译本取名《瓷国游历记》。我在序言中写道：“本书作者既不是一位考古学家，也不是一位古陶瓷专家。我只不过在中国居住和旅行了几十年，对中国的陶工的成就具有浓厚的兴趣和崇高的敬意。”
栽树种草，制止水土流失
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土壤耗竭、水土流失及其最重要的原因——森林被伐问题。这种情况在中国可能比大多数国家更加严重，因为中国的历史悠久，中国人民从事农业已5000年了。
中国历代政府都为洪水、河流改道、河道的淤积而担忧，但却认为林区的木材和燃料供应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只要有新的地区可开垦、可灌溉，就把它变成农田，就认为万事大吉了。
中国古代的工程师曾兴修许多水利工程，取得巨大的成绩。这些工程有助于土壤的保持，其中有四川的都江堰和宁夏平原工程至今仍在使用，受到人们的称赞。在制止沙漠化、砍伐森林等现象的斗争中，水总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历史上各时代造成不知多少个百万人丧生的主要灾祸，通常是黄河和长江的水泛滥所致。因此，保护好河流源头的森林很快就开始成为极重要的问题。
随着中国人口的增加和新城市的建立，对木材和燃料需求越来越大。于是，森林减少，出现了更多的荒山秃岭，夏天的洪水冲走了表层土壤，使河床升高，因而又必须加高河堤以防止水淹。
这种过程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了。秦始皇为自己修建了豪华的宫殿，并在他的陵墓旁做了6000多个与真人一般大小的陶俑，每一个陶俑必须在烧木头的窑里烧。木材可以从泾河漂流而下，但沿岸的森林变成了受侵蚀的黄土地，使河水多泥。1000年后的唐朝，据说尽管泾河是泥水河，渭河水还是清的。然而，渭河上游的森林不久也被砍伐，两条河的河水里都带有大量泥沙流入黄河。从山西和陕西往上溯源，流入黄河的水全都如此，使黄河水的泥沙含量很大。后来，按照最好的苏联技术人员的建议，在山西、河南边界的三门峡修建了一座大坝，它不久便淤塞，以致达不到原设计能力。
20世纪20年代后期，我听过一位著名的外国地理学家的讲演，他曾在中国进行过广泛的旅行。他宣称：“华北已注定无望了。森林覆盖面积在迅速缩小，河流正在干涸。可耕地已大大减少。除非现在就采取巨大的、长远的措施，否则形势将不可控制。”自从他讲了那一段以后，新社会在交通、灌溉、土地分割和科研方面一直在大踏步前进。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大规模地兴修水利；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果断地治理沙漠，或全面提高粮食产量。然而，通过在各地的参观访问，我深深地感到，砍伐森林后土地更加干旱，特别是在华北，侵蚀的土壤使河流变成了黄色。正如在印度，由于在喜马拉雅山谷地区采伐木材，下面的河流几乎每年泛滥，使许多人丧生，庄稼被淹没。在中国，在一些河流的上游砍伐树木，也使土壤沙化，河流淤积，水灾越来越严重。1931年，长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位。约100万人在那次水灾中丧生。1954年水灾时的水位更高，而1980年该地区的水位比以前又更高。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组织起来了，生命的损失较小。1976年在河南南部的驻马店，树木早已被大量砍伐的伏牛山区下了一场特大的雨，由于两座大坝上的防洪系统不起作用，坝被洪水冲垮，使下面平原的广大地区遭受了灾难。1983年，由于汉水上游树木被伐而雨量太大，为保住武汉，唯一的办法是在富饶的江汉平原上制造滞洪区，让江水分导流入以调节水流量。
虽然在人口众多的城市已进行了植树造林，各省也营造了林带，特别是横越华北的林带，并且新疆的绿洲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已制止了沙漠的吞蚀；但要使河水重新变清，使宝贵的土地不再被冲走，还必须做许多工作。现在，老干部们带头植树造林，各省也开始认识到这种需要。以甘肃省为重点的全国植树造林运动正在开展中。每年3月12日被定为全国植树节，并且设立了“绿色中国基金”，以支持这一工作的深入发展。在崎岖的内地植树造林更不容易。但是有许多部队单位不断地为此工作。各地区还根据现有的资源和办法因地制宜。在西北的辽阔草原，问题是饲养的牲畜过多，冬天牧草不足。成群的绵羊和山羊放牧在草原上，常常找到什么草就连根拔起吃掉。锋利的羊蹄刨松了表层土壤，春天的风一吹就刮走了。来自被污染的城市上空的酸雨，正开始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已发现的松毛虫可以用它的天敌来抑制。在中国南部许多地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拣柴火的人把树下部的枝条都砍走，只留下绿色的树冠。这些树木，由于从空气中吸收的营养不足，长得单薄细长。然而，树根能使土壤固定住，树向空气中散发的水气调节气候。有了树林的屏障，起大风时风力就会分散。如果人要生存下去，那么树必须生存下去。
只有栽树种草才能减轻水土流失，防止沙化，保持生态平衡，改善气候，使农村又有小河和野禽，最终提供木材为当地建筑之用。由于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有3.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被沙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一场反对砍伐森林的斗争。全国需要种植几十亿棵树。现在的任务是培养实干的、脚踏实地的林业工作者，不是一小批，而是几万人，他们将开始扭转整个局面。这样规模的植树造林要依靠农业人口的自愿合作。而这就又需要对基层的青年进行教育，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是为21世纪的中国而斗争，为生存而斗争。这场斗争必须取得胜利。
据估计，中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只占12％。由于在被滥伐的大面积土地上重新植树造林的任务巨大，国家资源有限，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必须采取办法使全国人民的力量都投入这场斗争。随着责任制已在中国绝大部分土地上推广，植树造林也应实行这一制度。中国的绿化运动方兴未艾，将扩展到最遥远的丘陵和山谷，保护人民的最宝贵的土壤遗产。
当然，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能源、燃料和木材，这种趋势是很难制止的。外国公司曾宣称中国没有石油。苏联人在1958年停止向中国出口石油，以卡中国人的脖子。今天，中国能生产足够的石油，充分自给自足，还有相当数量的出口。油田已不再稀罕，沿海岸上下到处矗立着石油钻机。中国的工人当好石油工人的能力得到了高度的发挥。在内蒙古已发现了储量很大的煤矿，把这些煤开采出来，定能解决当地的燃料问题。现在正在大力推广太阳能灶、沼气产生装置和风能设备，这些都可以解决燃料供应问题。南方的冬天不太冷，所以，沼气在南方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这就节约了大量的燃料费。在湖南、江西北部、广东、福建和四川，小涡轮泵利用很浅的水流，便可满足当地电力的需要，这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有杰出的发明，今后大有希望创造其他机械以改善日益增多的人民生活的需要，从而保住森林，减少水土流失。
可耕地资源的不断减少与人口的不断增加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然而，这个问题将得到解决，必须解决！
新中国的精神
对一个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将近60年的人，人们或许会问：中国何以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呢？我的回答：这是萌发于人民并在长征、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发扬的精神创造了当代罕见的奇迹。这种精神产生在老解放区，扎根于全国，正是今日中国希望之所在。
在旧中国，战争、洪水、饥饿、瘟疫、灾害不断，农村和城市受剥削、遭破坏，人们走投无路，发出了困惑而愤怒的呼号：“没有办法！”后来，出现了一些人改变了声调。共产党人坚定地站在一切斗争的前线，全力克服困难，战胜敌人。“没有办法”改变为有办法，他们的信心来源于新的认识，由此领导群众，所向披靡，小团体发展壮大，成为声势浩大的洪流，淹没了陈旧，清除了腐朽，开辟了新的渠道。这种精神点燃了南昌起义和广州公社的火焰，使瑞金周围的军队顶住了蒋介石的聘有德国顾问的现代化军队。毛泽东依靠这种精神，领导了从遵义到延安的一段长征。这种精神鼓舞了彭德怀指挥军队在山西和河北英勇奋战，日本军队不得不在华北保持兵力，不敢倾全力长驱南下。这种精神激励着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部队在华中地区挺进大别山，使南京和上海的解放势不可当。这种精神促使大批农民队伍用大车和独轮手推车提供后勤，支援解放军南下，跨过长江，直至胜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带来了人的精神的解放。此后，中国人民开始了空前的建设事业。每当出现了新的矛盾需要解决时，他们总是说：“有办法！”这个信念包含着对自身和自己的无尽潜力的极大重视。王进喜和他的伙伴们以传统的斗争和牺牲精神，在黑龙江雪封的草原上开发了大庆油田，为欣欣向荣的石油工业打开了道路。也正是这种精神使人们建成了遍布全国的灌溉网，大量增产人民所需要的粮食；这种精神促使医生、教师和科学家为工作献身；这种精神使年轻人自问：“我能为祖国做多大的贡献，使大家生活得更好些？”
中国的进步甚至比最乐观的估计还要快。当然，有斗争，有困难，有错误，世界上发展规模这么大、速度这么快的任何地方都难以避免。偏差已在取得经验后纠正，并制订了新的准则，使前进中的亿万人民继续迈步向前。中国人民有性格、有能力，既热情又激奋，相信自己的巨大力量。在这10亿人中可以看到人的各种特征。中国人受到高度评价，是因为他们具有成熟的人道主义修养。他们挚爱朋友，仇恨敌人。他们在许多方面贫穷，在另一些方面富有。“四人帮”到处散布犬懦主义精神，竭力制造混乱，借此夺权，独断专行。揭露“四人帮”后，人民重新恢复了革命活力。复苏的人民只要忠于原则，坚持社会主义，他们的巨大力量，泉涌般清澈、强劲，就能够逾越一切障碍和困难。
人类处于一场新工业革命的开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每一天都在催促中国迎头赶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有许多东西要学习，也正在学习。过去的好的东西应当保存下来，还要为未来缔造更好的东西。随着现代化的进展，摆脱封建主义、尊重科学态度，其重要性已更加迫切。我深信，面对现实的需要，人们将比过去更善于分析和创造。一个国家的人民决心要取得成绩，便不会容忍官僚主义。在一个组织完善的社会里，破除旧的清规戒律，恢复了事业心，人才精英一定会脱颖而出。正是我所看到的这种精神付诸实践，将绿化山岭，开垦荒地，使河流改道，把公路和铁路铺到内地，生产出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所需要的能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近40年来经历了许多艰苦斗争，获得了许多辉煌胜利。全世界翘首注视着中国宏伟事业的不断成功。只要延安精神和老革命家的精神长存，中国走向统一和振兴就阻挡不住。到时候，台湾参加宋庆龄的家宴，欢迎来访的普艾达和陆慕德（1970）
在宋庆龄家参加聚会（前排右四为艾黎）
在宋庆龄家与廖承志及陈乙明夫妇等欢聚（1969）
欢快的相聚（自左至右为章文晋、苏菲、黄华、洛伊斯·斯诺、艾黎、马海德、何理良）
与老朋友在一起（中为格兰尼奇，右为马海德）
（1984年冬，海南）
与老朋友李强、刘鼎合影（1983）
与老朋友张心一（左）、沙博理（中）合影
又一位老朋友李约瑟来访（1975）
与裕固族儿童一起跳舞（1979）
重返山丹四坝滩（1982）
艾黎在山丹的何克墓前献花（1984）
艾黎收集的一批文物待运山丹（右为王自刚，左为覃文羽，1981）
艾黎捐赠文物馆开馆典礼庆典会场（1982）
艾黎参观自己捐赠的文物（1982）
欣赏玉器
艾黎参加山丹培黎图书馆开馆典礼合影（1984）
艾黎与斯宾塞大夫及夫人在兰州出席庆祝培黎学校建校40周年大会并讲话（1982）
康世恩致艾黎的感谢信（1982）
美国友人兰本达在北京香山饭店向艾黎和李屺阳了解山丹培黎学校工作情况（1986）
筹建中的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1986）
甘肃省政府聘请艾黎为恢复后的山丹培黎学校董事会名誉董事长的证书（1987）
习仲勋致山丹培校的信（1988）
艾黎的印章——“创造分析”
与工合领导人陈翰笙、卢广绵商谈恢复工合事宜
工合国际委员会在停止活动35年之后，于1987年9月3日在北京重新恢复活动
工合国际恢复活动大会后，马海德、爱泼斯坦等前往艾黎住所向艾黎祝贺
（左后为阎明复）（1987）
访问河南新乡合作社（左三为范文海）（1983）
新西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麦金农代表新西兰政府向艾黎合作事业基金会主席杨波捐款（1992）
艾黎合作事业基金会成立（1992）
老友相聚，其乐融融（左起为吴蔚然、马海德、黄华、米勒）
在北戴河避暑地同喝下午茶（左起为魏璐诗、爱泼斯坦、巴苏、艾黎、巴苏夫人、邱茉莉）
对外友协的领导（右起为夏衍、楚图南、林林、侯桐）向艾黎祝贺生日（1983）
艾黎与刘庚寅副会长于重庆渝州宾馆合影
艾黎与对寸外友协工作人员在一起
艾与耿的合影
又回到了童年时光，与妹妹乔伊在北京（1986年11月）
艾黎家族的新一代，在艾黎北京台基厂大街1号的家门前
与段士谋在北戴河避暑（1984）
幸福大家庭（前排自左至右为刘力、李德芬、段士谋、艾黎、张玉兰、徐静云、王涛，后排自左至右为聂广沛、聂广涵、聂广涛、聂广淳、邓邦镇、卢波）
在兰州段士谋家里的合家欢（1982）
艾黎与聂氏四兄弟合影（自左至右为聂广沛、聂广淳、聂广涛、聂广涵）
艾黎与马海德及邓邦镇卢波夫妇在海南岛
艾黎酷爱游泳，每年夏天去北戴河度假
艾黎与重孙亮亮（右）和震震（左）
艾黎写给重孙亮亮的诗《亮亮》
聂龙和妹妹丫丫（聂广沛之子女）给艾黎带来的家庭温馨
艾黎与聂青（聂广涵之子）
来华60周年时，在家门口种上一棵核桃树（右一为李屺阳，右二为章文晋）
对外友协在人民大会堂为艾黎80寿辰举行宴会，邓小平向艾黎祝酒
（1977年12月2日）
对外友协名誉会长邓颖超祝贺艾黎85寿辰（1982）
胡耀邦到首都医院看望艾黎（左为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1982）
在祝贺艾黎89岁寿辰的宴会上，对外友协会长章文晋向艾黎赠送一方印，上面刻“创造分析”四字（左为习仲勋）（1986）
在中国笔会中心举行的诗歌朗诵会上，丁玲（左一）和胡絜清（左二）向艾黎献寿桃图（1983）
1987年国庆节，艾黎从医院来到天安门广场，最后一次欠同北京市民共度节日
艾黎的骨灰安葬在山丹（1988）
艾黎遗嘱
艾黎遗嘱
一定会与大陆各省重新联合，中国将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1985年结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取得了或许是各经济大国中同时期最快的增长速度。邓小平在1986年3月对来访的新西兰总理朗伊说：“但这毕竟是新的长征路的起步。”正在进行的改革预示着全面持续发展的经济繁荣。中国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
和平意味着发展。人们将进入一个更有希望的新世界，达到梦想不到的高生活水平，并跨进宇宙。但是，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继续扩大，还在研制更尖端的武器和技术，一场毁灭性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人类。令人鼓舞的是，值此联合国宣布的国际和平年，以裁军为主要目标的世界规模的争取和平的行动声势越来越大。世界人民决不愿看到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毁于战火。作为全球稳定的一支强大力量，中国将继续修建连接各国的桥梁，以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从而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的未来。
1951年新年伊始，我忙着准备从山丹去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工合”会议。这次取道兰州与往年大不相同，乘坐卡车3天时间就轻而易举地把我们送到了。在兰州有许多参加合作社工作的老培黎学校的毕业生，我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乘坐飞机去北京，是一次惬意的旅行。航空公司管理得很好，一切都很清洁整齐。我们在西安过夜，在那里又见到了我们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的工作都很忙。兰州和西安看起来比国民党统治时期要繁华得多。经济的稳定、贸易的发展，给城市人民带来了新的繁荣。
在北京，朋友们来接我，并在大牌坊胡同租了几间房子安排我住下。北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里显得比以前明亮，公共建设方面有了许多明显的进步。书店里挤满了人，新的国际书店出售各种外文图书。国营贸易公司生意兴隆，百货商店顾客盈门。我见到周恩来总理，告诉他我们正打算为学校筹办的事。他像往常一样鼓励我们说：“干吧，把事情办起来。就照这样干下去吧！把那些外国技术人员留下来，你要是有办法，就别让他们走了。”
在燕京大学，我找到一位老朋友拉尔夫·赖普吾。他对人民政府接管以来发生的变化很满意。他说，大学的精神面貌很好，只要他受欢迎，他乐意长期留下。那些不同情政府的西方人士大都走了或正准备走。我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去诊治皮肤病，发现在新政府管理下一切都很顺当。
会议讨论了“工合”工作的经费问题和制定将来的培训规划，以适应国家计划的需要。我利用会议间隙时间，到处走访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还阅读了许多新文学作品，观看了一些新的话剧、歌剧和电影。我看到旧社会正在一天天消失，人民正以新的活力和积极性建设新社会。北京有一种新精神，这种新精神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意识中，并每时每刻都在扩大人们对它的理解。
在北京停留期间，我有时间去逛逛东安市场和琉璃厂，偶尔在那里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旧书和文物。我很高兴地看到一本名为《工厂安全》的儿童连环画册。这本简单易读的画册刚好能放在口袋里，而且很便宜。街头的书摊把书租借给年轻读者，只略收一点钱，这种借阅方式流传甚广。
还有一次，我到公安局去把外事处发给我在北京的居留证延长一个月。国民党时期的地方警察局是个乌七八糟的地方，警察和地方上的歹徒勾结在一起，为自己谋取私利。普通警察在有钱人面前毫无权威。只要你有足够的钞票，甚至可以踢警察一脚，而不受到惩罚。在山丹，警察局长常常把他的“黑狗”放出去，为他攫取餐桌上需要的食品——鸡、蔬菜之类的，都是从各个摊上弄来的，除了咒骂，什么也不给还。如果警察弄不到他主子所喜欢的东西，就要挨打。警察的服装破烂不堪，长满了虱子，毫无士气。但是，这次当我来公安局，穿过悦人的庭院，我看到是下了班的民警正和他们的孩子为春季种花做准备。妇女和孩子们还在不断地进来，从后院传来一阵鼓掌声，那里正在开会。进来一位老人，他原来属于街道上的有闲阶层。有人跟他说了些什么，他又匆匆地走了。他的灰长袍在两条腿之间摆动，后脑勺戴着一顶卷边低平顶毡帽。有人向我解释说“他是自愿来尽义务的。”“和许多人一样，他每天都来工作；他们从中获得很大的乐趣。他通知妇女们来开会。还做地方上各种零碎的杂活。”这里有一种友好的集体工作的气氛，很像一个群众活动中心。
将近3月底的一天晚上，我沿街走去，看到件小事，但是它却反映了人际关系的新精神。两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相撞而摔倒在地上。一个是战士，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另一个看起来像售货员。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旧社会，两人都会因感到有辱尊严而狂怒，将会长时间地对骂不休。那当兵的可能不仅只是大骂，不一会儿还会招来一大群围观的人。事态可能进一步恶化，直至警察赶来裁决为止。但是，现在，那战士向年轻的售货员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你碰伤了吗？”那小伙子说：“没事。”那战士又说：“你的车确实没坏吗？”说着便走过去看了看。他发现那自行车没坏才走回来看自己的车子。然后，他们彼此看了看，相互一笑，便蹬上车走了，谁都没有像过去上层人士那样鞠躬作揖。可他们的举止都像文明的成年人，对自己和对别人都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是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的。社会不允许一些人“骑”在另一些人的头上。例如，妇女儿童现在才真正被当作人看待了，蒙古人、西藏人和全国其他少数民族同样如此。对于西方人，那就要看他是否要享有特权。如果判断他是一位正常的、不带偏见的规矩人，他就会被接受，并得到他所需要的帮助。否则，他在新中国就会遭到冷落。
城市的重建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每天都可看到明显的变化。北京饭店的西侧，对着东交民巷的路堤正在植树建成花园。石方工程已完成。那里的花和树在一夜间便移栽好，好似本来就长在那儿一样。从中央电报局出来的那条路，两边繁花似锦，背后是老的大使馆带枪眼的灰墙，很值得一看。
东交民巷仍像从前一样整齐干净，只是再也没有住满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外国士兵的军营了，再也没有穿着满洲靴子的警察站在门口了。我在这春天的日子里漫步街头，周围比北京有史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富有生气，不禁想起罗伯特·英格拉姆和约瑟夫·贝利两位老人。他们经历过义和团时期和慈禧太后年代，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新环境下的先驱者；也可以说是迷惑不解的先驱者，因为他们被无法解释的力量所利用，对某些情况他们并不理解。
英格拉姆是一位传教的老医生。我是在绥远见到他的，那时他在控制伤寒病传染的消毒站工作。我去的时候他正把难民的衣服送到他修建的蒸气间消毒。我指着来这里服务但一直站在外面的基督教大学的学生问他：“你为什么不让学生们来帮忙？”他说：“嘿！这正是我们未能做到的事情。”说罢他又继续收拾衣服去了。
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我们都看着窗外，快到连绵不断的长城脚下的张家口时，我对他说：“大夫，我是个年轻人，你已经上了年纪，这一生都在差会当医生。你对差会传播的教义有什么想法？”他坐在那里，久久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想他大概是不愿回答，因此没再追问，最好忘了它算了。我们都凝视着窗外的长城。后来，他慢慢地转身向着我，慢慢地、深思熟虑地说：“我想，至少总有一种为善的力量。”尔后他又沉默无语了。他死得很悲惨，他是住在山里时被土匪杀害的，是被旧社会的病害杀死的；当时这个社会的确已是病入膏肓，对此他看得一清二楚。
贝利的为人比较激进，他是爱尔兰人，可是他说，他认为当森林被砍伐、水土流失、连年灾荒、人们食不果腹时，传教布道简直就是对上帝的亵渎。他认为信奉上帝的人应该在世界上有所作为。有一次，我去安徽和县时，给他看了莫利斯·辛都斯写的两本关于苏联发展情况的书。
他阅读了这些书，越读越兴奋。“哎呀，这正是我一生想要做的事！……在那里，一切都那么轻而易举——我真是个老糊涂！”贝利老人为改造旧社会奋斗了40年，身无分文，最后回到了美国。
在北京每天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都引起我的回忆。抚今思昔，思绪万千。我开始在日记中写下一些往事，其中一部分就成为我的第一本书《有办法》。
史沫特莱逝世
1951年5月我离开北京以前，在5月6日参加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和她的骨灰在北京革命公墓的安葬仪式。“大地的女儿”史沫特莱长眠在其他为人民而牺牲的战士旁边，每个墓前都有一块简单而醒目的墓碑，墓碑的顶端有一颗红星。由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竖立的碑上写着“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纪念仪式的第一部分在青年宫举行，大厅内陈列着她的遗著。精致而栩栩如生的艾格妮丝巨幅遗像悬挂在讲台的正上方，后来又移放在运送骨灰和吊唁者去公墓的灵车上，最后按照中国的习俗安放在墓前，朋友们在那里献花圈。文化部长茅盾（在黑暗的年代艾格妮丝曾把他带到我在上海的住所来）、作家丁玲、鲁迅夫人、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和马海德大夫都讲了话。参加吊唁的主要人员还有一小批人民解放军，他们真正代表了怀念她的千百万亚洲人民。他们是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怒潮最高涨时向这位美国的女儿表示敬意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艾格妮丝是1941年，在香港。我从江西南部坐飞机到那里，她则在那里治病并休息，因为她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以便把她所写的书稿整理出版。我们站在大街上，就在那些傲然矗立的银行大楼旁边。她有点异样地看着我说：“这次大概是再见了吧。”我们吻别后就分手了。在她身旁，那些银行和维多利亚女王铜像似乎都黯然失色。她那革命的人道主义，她那能表达感情和气质的炯炯目光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
艾格妮丝当时参加了无数次集会，向有世界影响的要人发表讲话。她不遗余力地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筹款，并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心中充满了那些为祖国的自由而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生命的男男女女的激情。她切身感受到目睹那么多背叛行为的一切痛苦。她说，在她看来，中国的问题也就是全世界的问题。这样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对于西方人在中国人面前的傲慢和恩赐态度，即使用意是好的，她也变得非常敏感。想起那些她所了解的真正的人，把他们和当时她在香港见到的那些自鸣得意的人相比较，西方人的表现太差了。在赴美国旅行并做讲演之前，她写完了《中国的战歌》一书。在书的结尾她写道：“我决定离开中国，这就结束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章。回顾过去，我远非心安理得。我自知犯过无数错误，但是我希望我做了一点好事。将来我还有一件大事要做，即向美国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和中国人过去和现在是如何战斗的。我誓不忘陈毅的话：“告诉你的同胞……告诉你的同胞……”
艾格妮丝不是圣人。也没有人非说她是圣人不可。她如果听说有这种想法，准会第一个纵声大笑。她独立工作往往比在集体之中干得出色，因此，在她自己的小圈子里似乎有点容不得别人来领导。由于这个缘故，她往往犯相当大的错误，但她或许是最有自知之明的人，一旦醒悟，总想改进。尽管她有这些毛病，却从不自满。我记得她把一本她的处女作《大地的女儿》（很多人认为这是她的最佳作品之一）递给我的时候，很不满足似的说：“你是否认为这本书写得确实有些长进？”
艾格妮丝是个能做大事的人，这些事会使她精神振奋，迅速前进。她的著作增进了人们对中国形势发展的了解。尽管困难重重，她在有世界影响的《国际通讯》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第一篇出色的报道。中国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视她为知己，尽力帮助她写作。她也帮助过他们当中许多无处求助的人。她最敬佩的中国人是朱德。正像她的朋友约瑟夫·史迪威和埃文斯·卡尔森一样，朱德也是一位伟大的军人。他极为广泛的生活知识以及他的品格和志向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延安时搜集了材料，回美国后撰写了朱德传记。这本书是在她逝世后出版的，书名为《伟大的道路》。至于艾格妮丝本人的事迹，原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大夫写过一篇很好的记述文章。他曾把艾格妮丝用打字机打在丝手帕上的文稿缝入棉衣，带给J.B．鲍威尔，在当时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
如果艾格妮丝真的还和我们在一起，就像她的精神一直和我们在一起那样，已故新四军司令员、后来的副总理陈毅大概还会这样说：在世界各国人民中，让美国人民了解太平洋彼岸的邻居——中国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重大意义。
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国际和平会议
1952年初，即将离任回新西兰的教师艾启赫和我在山丹接到北京寄来的邀请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预定在北京举行，请我们代表新西兰和平运动去出席。作为新西兰人，受到国内朋友们的信任，我们感到很荣幸。6月间，我们去北京参加筹备会议，我在那儿一直待到10月。筹备会议本身具有深远的影响，它聚集了众多的代表，交流在各国为和平而斗争的经验，并在这一历史上关系重大的事业中形成新的战斗力量。他们对细菌战、原子弹以及旧社会的金元外交给予了人民的回答。
和平会议于10月2日即国庆节后一天开幕。全市到处一派节日景象。会场设在怀仁堂，这是坐落在中南海的一个古老的会议厅，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经常开会的地方。和平会议开了10天，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首都召开的第一次这样的会议。有37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它表达了亚洲和太平洋区域16亿人民对和平的殷切希望，指明了他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对于许多和平战士来说，参加这次会议并非易事。有些人要长途跋涉；有些人出国或回国时受到阻挠，在办理护照或签证时遇到种种困难；有些人面临被解雇的危险；还有些人遭到迫害，甚至丧失生命。但是，由于得到本国人民的热情支持，代表们坚定地完成了赋予他们的和平使命。他们积极主张停止正在亚洲进行的战争，并消除一切战争威胁。
这是一次震撼人心的会议。拉丁美洲人同中国人和印度人会晤。澳洲人景仰亚洲母亲，并向她学习。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农民领袖把戴在头上的毡帽推到脑后，凝视着坐在对面的越南代表和老挝代表。巴基斯坦代表和印度代表手挽手地走在一起。美国代表团团长是一位黑人，代表团成员包括他的美籍日裔夫人和一位美籍日裔的出版商。出席会议的其他美国人当中还有琼·欣顿（寒春）。寒春当时在中国的一个动物繁殖场工作，原来是一名年轻的科学家，曾参与制造投掷在长崎的那枚原子弹。她的发言是一篇直言不讳的杰作。南希·赖普吾和她的丈夫拉尔夫曾与我在“工合”共过事，她也做了一个极好的简明而感人的发言。她是一位传教医师的女儿，一生中大部分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并且已经有了一个越来越大的家庭。和平事业与她有相当大的利害关系，她决心为之竭尽全力。
有些发言使人深感惊异。尽管我们事先做了许多猜测，但对出现的一切实际问题却几乎毫无准备。巴拿马及其所存在的问题具体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缅甸的团结也成为活生生存在的问题。许多发言表明印度这个大国是一个觉醒中的巨大力量。人们看到印度代表团与朝鲜代表团在主席台上热情地会见，那情景不仅使印度人激动，也使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激动，印度人感动并且认为，我们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人喜欢细细琢磨大量事实才有所行动，而且我们有些人喜欢埋头在相互矛盾的材料里，以致不采取任何行动似乎也可以得到谅解。
各国代表团迅速抵达，中国工人为会议代表赶建的、坐落在金鱼胡同的和平宾馆很快就住满了。整个会议机构的运转很协调，集合起来的工作人员好像是上好油的机器一样准确地投入行动，但态度非常和蔼友好。会议为各代表团配备了各种语言的中国译员。他们使代表们按时参加活动，不声不响地满足代表们的需要，而不使人感到打扰。会场的各种安排以及翻译工作（代表们可以从耳机中听到选定的4种语言——汉语、俄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发言）都很有效率。
在大会发言的休息时间，穿插着丰富多彩的活动。代表团互相献礼。其中最感人的场面之一是朝鲜代表和美国代表在主席台上会见。另一个是印度代表同巴基斯坦代表表示和平与合作的愿望，当时不仅在主席台上，会场上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都含着热泪互相拥抱，并向对方身上撒花瓣。
中国各人民团体和宗教组织如天主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佛教也派人来到会场向和平代表献旗献花。使人深受感动的是代表北京各妇女组织的学生、工人和家庭妇女，特别是参加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孩子们，这些孩子手持鲜花被代表们高高地举起，放在桌子上。这些美丽和自发的情景及其象征和平战士团结起来维护未来的意义，使不少代表感动得热泪盈眶。
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致开幕词。她列举了许多重要的事实以说明“要求和平的队伍正在迅速地壮大，向前迈进，成为世界上一支占优势的力量”。她说，让我们动员人民，要求停止目前正在进行的一切战争，并且用真诚协商的方法谋求和平解决；要求禁止使用一切集体屠杀的武器，并宣布这些武器为非法；要求扫除对于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一切障碍。让我们动员人民，争取有助于和平共居的道德条件。10月13日早上，印度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委员赛福丁·克其鲁博士发表了明确有力的闭幕词。
许多代表在各小组委员会和大会上显示出非凡的才干。他们之中有北京市市长彭真，他含蓄幽默，讲话有力，头脑清楚，总是耐心地让每个人把关于每项决议的意见讲完，然后才将决议记录在案，这一切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智利的奥尔加·波布列特夫人性格直爽、富有魅力，也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来自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艾弗·蒙塔古、加布里埃尔·达波赛和莫尼卡·费尔顿夫人都透彻而有力地陈述了各自的观点。
作为新西兰代表团的副团长，我在发言中指出世界上引起战争的各种力量是互相关联的，普通人有能力为和平而斗争，这一斗争具有国际性。“和平是一切建设性的生活的基础。不管有多少困难，走向和平的路永远无法切断的。”
会议结束后，我和一些代表访问了几个城市，然后返回山丹。
争取和平与团结的国际会议
1953年秋，我又应邀回到北京，代表新西兰和平理事会担任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的委员，从山丹的生活到北京的生活，从遥远的农业县城来到大城市，变化确实很大。最初我住在旅馆里，1958年搬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院内的一套房间，此后一直以此为家。作为和平联络委员会的代表，我出席了各种其他会议。1955年参加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赫尔辛基召开的大会，1958年在斯德哥尔摩参加了同样的会议。1964年我再次代表和平联络委员会出席了在平壤举行的亚非经济会议和在河内举行的声援越南人民禁止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会议。1965年我去雅加达参加消除外国军事基地国际会议，回来后及时参加了6月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
1961年的上半年，我出席了亚非团结理事会在开罗举行的特别会议、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新德里会议和在万隆举行的亚非团结会议。在各小组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上，讨论了亚洲、非洲和全世界其他地区人民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有时讨论进行得很激烈。在起草决议时，为了一个或另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人认为重要的字眼，有时要展开长时间的辩论。我在新德里的讲话中说：“我们争取裁军的斗争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伟大理想。实现这个理想的最可靠的办法是消灭那些导致战争的东西。……用于战争的技术知识在帝国主义统治已成为过去的时代，是靠不住的，因为在垄断集团统治的国家，尽管有军火商控制的新闻广播，但缺乏任何真正的群众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良好意愿，特别在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因而能够识别战争贩子以后，就更坚定、更持久得多。”在亚非团结会议上，新兴国家的呼声更加明确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为了持久的和平和人类的进步，必须消灭一切形式的新殖民主义。
1964年河内会议时，苏联人打算让越南人与美国侵略者讲和。我在发言中支持抗战；我说如果抛弃已经赢得的一切，那是愚蠢的，坐在前排的一个苏联胖大个子想站起来离开会场，但他碰倒了几把椅子，还撞了一张桌子，只好作罢，又笨重地坐下了。
1965年访问印度尼西亚是我最后一次出国参加会议。这次反对外国军事基地国际会议正赶上促成苏加诺总统下台的军事政变。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的印度尼西亚委员威利·哈里安查是这次会议的组织秘书。会议进行中，他不得不躲在城外。智利代表何塞·万徒勒里和我去拜访他，将会议的情况向他一一做了介绍，但几天后我们找不到他了。当我们即将离开雅加达时，他在机场找到了我们。在机场候机室我和何塞分别坐在哈里安查的两边，进出候机室的人都受到查问。飞机因修理延迟了几个小时起飞，这更给他增加了困难。但我们终于把他带上了飞往金边的飞机。金边是人们当时向往的最安静、最和平的地方之一。
在苏加诺总统举行的招待会上，我见到了约多，他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我说：“我以为你一定在山上某个地方呐。”他回答说：“艾地叫我留在这里进行谈判。”几天之后，他被从家里拖走枪杀了。在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举行的另一次联欢会上，我和他坐在一起，同桌的还有他夫人。我们交谈了片刻，苏班德里约夫人显然由于极端紧张的局势而心烦意乱，提议说：“我们起来跳舞吧。”她向乐队打了个手势，乐队便奏起一曲甘兰姆音乐。苏班德里约夫人和我首先起舞，其他人也接着参加，一些中国代表见我们又跳又笑感到惊讶。因为旁观者又怎能知道那微笑包含着多少苦楚呢？人们的情绪已过度紧张。有人放火烧中国大使馆。我说：“我们在采取任何行动时决不能忘记在印度尼西亚有200万华人。我们不想给他们增加压力。我们可以抗议，但我们不能威胁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做后盾，无论我们说点什么都可能影响在印度尼西亚的人。”各代表团也都表现出不安的迹象。幸运的是，一些很好的朋友减轻了我们的负担。在起草委员会中，我们小心翼翼地工作，使决议得以通过。
1960年至1965年，我每年都参加在东京、广岛、长崎和日本其他地方举行的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这是很有趣的事。要在中国香港取得日本签证，总得进行一场斗争。拒绝！拍去电报，再拒绝！再拍电报，终于获得批准！在日本，一位在上海时的老朋友池田幸子总是有求必应，另一位老朋友松冈洋子，曾任日本笔会的秘书，和幸子一起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会议很不一般，可以会见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日本人民遭受原子武器的痛苦最深，他们发动这场反对核武器、反对战争贩子的联合斗争的决心和能力激起了许多人的遐想。和平需要人民的行动。1961年，来自日本各地包括冲绳的一万名代表聚集在东京。有些人是参与历时两个月，在不同阶段有1400万至2000万人加入的和平进军队伍而后抵达的。在来自许多国家的100多名外国代表中，我感到自己很渺小，眼前看到的是那么多警觉的面孔，他们深知在长途进军中每走一步都是为了争取美好的未来。这些会议的目标总是反对用原子能来毁灭人类的生命。
自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以后，参加世界和平会议便毫无意义了，因为这类会议越来越成为苏联外交部的御用工具。从广义上讲，这一分裂影响了整个和平运动，至今仍可感到。
不愉快的经历
1952年，尼赫鲁总理曾两次邀请我去印度工作，在印度建立工业合作社体系，但是我没有同意。我说：“不是时候。”我认为我在那里不会有大的作为。但他说：“这项邀请一直有效，你任何时候来都行。”1961年我果然去印度参加和平会议。一天晚上，印度合作社组织的领导人来拜访我，他对我说：“很抱歉，我不得不告诉你，尼赫鲁先生对你的邀请现在已不再有效，我们现在不能邀请你了。”我说：“我本来就不想接受他的邀请。这个会议一结束，我将十分高兴地回中国去。”
此后不久，在开罗举行的亚非团结会议上，苏联代表高傲地转过身来问我：“你是属于那个组织的？”
我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
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
我说：“这个委员会里有你们一位苏联代表。如果他没有向你提起过这个组织，那就不是我的过错了。”
接着，在看来是更有希望的万隆会议之后，我不幸发现，在印度办理的去印度尼西亚的护照上用印尼文写的是停留“3天”，而不是我要求的3个星期。我临走的时候，印尼人确实非常生气。我同许多人费了不少口舌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962年切·格瓦拉访问北京之后，我被邀请去古巴，或许是请我对工业合作社和经济建设问题提些建议。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过海关时，我的护照被收走，没有退还给我。我上飞机时，海关官员又问我要护照。我说：“你们已把我的护照拿走了。”
他们说：“没有，没有。”
有几个看见他们拿走我护照的也门人帮助我提出抗议。最后，海关官员拿出了护照，我们才走成。一路上差不多都是如此。
抵达哈瓦那时，我受到出奇的冷遇。切·格瓦拉虽然仍是经济部长，但已大大失宠。古巴领导人转向苏联人并日益依赖他们，这一点非常明显。同样明显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派根本不理睬格瓦拉关于经济独立的意见。鉴于古巴进口苏联的石油，我建议他们把甘蔗制成车用汽油，以削减进口货。我还建议他们不必从苏联进口肥皂，肥皂之类的许多东西很容易在古巴生产。但是我的建议毫无效果。
我被安排在一家旅馆，但又没有去餐厅吃饭的餐券。房间的冷气常常被关掉。有些天有汽车可坐，有些天又没有车。译员只来一会儿。我到何塞·万徒勒里住的哈瓦那自由饭店去。他当时是古巴美术家协会的领导人。何塞请我吃了饭，为我办好了餐券，然后我便到处转悠，同会讲英语的人交谈。在他的帮助下我访问了古巴的6个省，但旅行安排得很糟糕。我待到规定的时间结束才离开，写完了一本关于古巴的书，但此书被束之高阁，从未见到阳光。我未能真正抓住当时的一切微妙变化。苏联人越来越固执，对其他人都忌恨。
那时，古巴有一架陈旧的“不列颠式”飞机，从哈瓦那起飞，经加拿大到布拉格。我决定先乘这架飞机，然后经苏联回中国。当我向苏联大使馆申请过境签证时，那里的一位官员很反感地拿起我的护照说：“不行，不行，你还没有去中国的入境签证。”我指着签证的印章给他看，他又说：“我们看不懂那个。”
我回到古巴人那里，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不能让我持有苏联的过境签证并搭乘那架飞机，你们就得送我经伦敦去香港。那是很花钱的，你们还要用外汇。而你们自己这架座位空了一半的飞机是飞布拉格的。”最后，古巴人还是设法让我坐上了那架飞机。24小时后，我到达莫斯科，被送往一家离机场很远又很脏的过境旅馆，那里只供应“代表”用餐，不供应过境旅客，所以我只好到外面找餐馆吃饭。我在莫斯科住的一间小客房还未来得及清扫，床单是脏的。在满是尘土的地面上，可以看到前一位住客站在盆前洗脸时留下的脚印。在莫斯科逗留了四五天后，由于一位朋友的帮助，我登上去新西伯利亚的飞机，那里有中国班机，又等了很长时间后，终于回到北京。
古巴是个美丽的国家，那时古巴人民的情绪很高涨，人人都在尽最大的努力工作。经济上的失误极大，比比皆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可以不停顿地打手势高谈阔论几个小时，但我发现听众的热情越来越低。开大会成了一种仪式，而不是表示群众真正的情绪。他对我非常冷淡。为我引见的那位妇女说：“这位是从北京来的艾黎。”卡斯特罗转过身去同别人说话，把一只手向背后伸出和我握了一下。那时邀请我去显然不合时宜。我越来越感到古巴人已转向苏联一边。我在各方面都得不到什么合作。从古巴回来以后，有人建议我参加在哈瓦那举行的三大洲会议，我说：“不参加了，我确实不能再干那种一个人经西伯利亚和苏联去古巴的事了。”
为中国与和平而写作
我经常到中国各地旅行，不仅是去饱览山林、草原和溪流的美景，而且是研究中国的古老文化并搜集新的材料，以便向国外介绍。在中国解放和接触了和平人士后，我才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中国遭受过长期的剥削，一个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偏见和消除误解。过去这些年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变化尚未充分介绍，而当前的建设工程和重大时事永远需要及时做新闻报道。我唯一的愿望是用写作来介绍这个国家的情况，这样，我所能起的作用最大，比去其他国家旅行接触到的人更多。我相信，会有很多人阅读这些材料，这比我为护照奔波和讲演旅行能更好地面向整个和平运动。于是，我开始在旅行中写更多的散文和诗歌。无论是访问大都市，还是古代名城或内地的小村庄，我都得到好客的主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地方当局给予的各种便利。对此我一直感激不尽。在1966—1976年的10年动乱期间，我之所以能到处旅行，全靠周恩来总理的关照。
许多报道新中国的记者往往把他们写的内容“新闻化”，使人们接受并出版，以迎合读者。这些作者所需要的自然是那些能使读者有优越感的材料，他们似乎从高处在看穷邻居。所以他们寻找耸人听闻的材料，特别是任何使中国的社会组织比起来不如其他国家的材料。我设法写我的所见所闻。我认为，总有地方可让一个普通人去，并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客观地写出来。当然，人们常把你带到最好的地方，总是不让你看到最坏的地方。但如果你比较了解中国的情况，你是能窥见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全貌，并得出总的看法的。我到过的许多地方是来访者通常不去的。
我从来都是只为普通人的事业效力。我愿把我看到的真实情况写出来，而不给人以任何虚假的印象。在解放后的中国，尊重事实是第一个科学要素，像我这样的人的作用是使人们明白，中国正在利用其数亿人民的创造性和生产能力建设一个新世界。我主要感兴趣的是人民群众，当我和群众一起干这干那的时候，我总是最高兴不过的。在新中国，我十分荣幸被当作一名工作同志，我在这里确实生活得很愉快。
中国并非天堂。在中国，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正在艰苦奋斗，用尽可能明智的办法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仍有许多中国人比较贫困，但他们的生活一直在不断得到改善。用普通人的眼光看新中国，我时常研究它的积极面，很少进行指责。1927年我初到上海时，到处可见乞丐、鸦片烟馆、拉皮条的妓女、漂浮在河沟里的弃儿尸体和为了生存而进行令人厌倦的挣扎的情景。那里，富人一小撮，穷人却是大批大批的，消极的现象叫人看一眼就会一辈子都忘不了。20世纪50年代初，我参观了第一批工人新村，房子盖得很好，布局合理并有现代卫生设备，还有供孩子们游戏的草坪。这使我回想起住在又暗又臭的弄堂里的人家，他们住的是快要倒塌的小破房和肮脏的草棚，在漫长的冬天蜷缩在里面，又湿又冷，夏季又被瓢泼的大雨所淹而无法安身。人们还要经常遭受寄生虫折磨、营养不良以及疾病和死亡的威胁。我想起那些不通风的小工厂里睡在织布机旁的可怜的童工，还有那些连插着碎玻璃片的高墙后面花园里的青草都从未见过的穷人家的孩子们。然而，尽管旧社会贫穷、痛苦、经济崩溃，我坚决反对许多轻率的西方人把它视为“乞丐的中国”。中国从来不是那样。我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许多年，我仍是一个新西兰人，但我也变成了一个中国人。
1952年我和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代表们一道，乘坐“和平列车”从北往南在中国旅行。当我们穿过秋天的大地时，看到一个个城市和村庄贴着拥护和平的宣传画和标语，听到人们要求和平的呼声。中国自己站立起来了。这对一切愿站起来以摆脱世世代代的苦难和绝望，使人民重现欢颜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榜样，也是一种力量。100年来，为实现现代化和较好的生活寻找有效的办法所进行的痛苦挣扎已告结束。中国已取得了作为一个主要国家的地位。它的机轮已开始转动，人民日益成为自己环境的主人。
几十年来，中国一贯主张和平与发展，其中包括抵抗外国侵略，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含义。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是向人类宣战。战争的浩劫残杀了男女老幼。一场核战争将意味着多少世纪以来人类为之奋斗的一切彻底毁灭。导弹地下仓库周围可能长出报春花和野花。然而每一个新的军备设施都带来新的危险。原子弹的控制还没有得到保障，世界上的蠢人却又在梦想星球大战。所以，我们在获得持久和平所需要的稳定之前，看来确实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人类要想发展和进步，就不能偏离和平的道路。和平像空气、阳光、水和粮食。没有和平，我们就被掌握在超级大国、军火商、狂妄将军和各种大规模杀人犯的手中。谁也看不出今天柬埔寨和阿富汗发生的一切有什么意义。谁也不愿看到一个儿童被炸弹炸得血肉模糊，他那美丽的身躯变成横在人行道上的一摊骨和肉。和平如同生产一样，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政治问题，是大家的事情，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权利。所有真正关心孩子的人们必须无保留地为和平而战斗。在爱好和平力量与战争贩子的长期斗争中，毫无疑问，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必将取得胜利。站在胜利者的一边是好事，因为这是人类的一边。
关于我的著作
1951年4月，我收到山丹学校驻上海代表雪莉·巴顿（白书玲）的来信，希望我介绍该校前10年的历史。这使我回想起1938年一切刚开始的情景。要写那些年的历史，这可是很不简单的事，因为要把事情说全，恐怕需要写几卷书。即使如此，或许还是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然而，世界各地的人可能对我们这种培训的集体感兴趣，为了对他们有所裨益，我想，至少我可以扼要地加以叙述：这些学校是怎么办起来的，为什么要办，最后留下来的学校又怎么迁到山丹并在那里扎下根的。于是，我开始把过去的一些事情写在日记里，然后寄给雪莉。从此她为我的许多书做了出色的编辑工作，她并且成为新西兰—中国协会的支柱之一。1952年，我的日记由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首次发表，书名为《有办法》。我在第一批送到北京的500本书上签了名，分送给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每位代表。该书于1955年在北京再版，第三版于1976年在新西兰问世。
以1950年10月至1954年9月的日记形式写成的《有办法》一书能使其他人更好地了解新中国的情况，以及我对中国普通的百姓的一些了解。我回顾了在上海和“工合”时期令人气愤的经历，谴责了腐朽的社会制度。这本书也简略地介绍了我在山丹与农村青年一起生活并共同探索培训富于创造力的技术人员的方法。“没有办法”，这是连年遭战祸和洪水、饥饿、瘟疫之害的被剥削、受挫折、绝望的人发出的呼号，是旧中国走投无路的人的呼号。一种新的时代精神逐渐占了上风，“没有办法”被“有办法”所代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我自己的发展道路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有办法》已被译成几种文字，它可作为我其他作品的序言。它的续篇《人民有力量》一书于1954年出版。该书是1951年9月至1953年3月我写的部分日记的摘编，我是想借此说明这样一个事实：现在中国农村、农场和工厂的普通人有力量了。他们组织起来，互相合作，对自己充满信心，带头为美好的生活奋力前进。
1951年以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公共卫生、宣传新婚姻法等其他群众运动席卷全国。1953年举行的普选使政府同人民之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联结在一起，为政策的贯彻执行增添了力量。农村地区的土地改革是在全中国进行的伟大斗争的另一阶段，它清除了过去的压迫和灾难，给一般群众以全新的待遇。参加这一运动的有来自学校、政府部门和农民协会的大批人，他们受到一场深刻的阶级教育。土地归还给耕作者。为了社会的生产者的利益，又朝着土地的合作化生产方向发展。各小组由一种已证明对每一个人都起作用、因此被大家欣然接受的理论联系在一起，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天才。中国人民已觉醒，决心冲破一切羁绊，这是他们沿着大众进行和平建设的道路迈出的一大步。形势在顺利发展，整个中国变得朝气蓬勃。
后来，新西兰和平理事会于1957年出版了我的另一本书《人道的中国》，它以日记的形式叙述了我访问兰州、西宁和包头等地的情况，那时一般旅游者不常去这些地方。这本书是在新中国的头10年即将结束时写的，它的出版适逢我到中国30周年纪念日。中国已成为我所喜爱和熟悉的家。
在我看来，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并有自尊心的人民，虽然他们有时表面上显得拘谨。他们太骄傲吗？可能有些人如此。他们太急躁或太激动吗？是的，在全体中国人中是有这样的人。然而，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地方能找到更多的人如此态度谦和、细心周到，因此人们乐于与他们一道做实际工作。
为了使国外的人了解中国，我的散文作品主要是事实报道。但是有些书如：《我们七个——他们五个》（1963年出版）、《公路上遇到的老中医》（1973年出版）、《囚犯》（1973年出版）和《造反者》（1973年出版），我是选用故事的形式写的，力图使要旨更明了。《公路上遇到的老中医》一书出版后立即获得成功，在新西兰很快就销售一空。我原想《造反者》可以用作电影脚本。作品中带点革命的人道主义，在促进了解方面有时产生奇妙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写了《黎明的孩子》一书（1956年在北京出版），介绍中国、朝鲜、蒙古和越南的儿童，旨在使这些国家的关系，可能的话，更加密切。
我在中国的东北参观了中国第一个卡车制造厂，从那里我去了朝鲜。当时的朝鲜空无一座建筑，到处是弹坑和被击毁的军用装备，一片荒凉。人民擦干了眼泪和血痕，掩埋好死者，开始重建家园。从瓦砾和废墟中兴起了崭新的、漂亮的城市。朝鲜人民充满希望地期待着和平统一。在东德的帮助下，正在咸兴建设一个新的住宅区。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清除平壤的废墟、帮助其重新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尔后，我又去了蒙古，多少体会到蒙古人民强烈的独立愿望，看到了美丽而富饶的草原。蒙古似乎有一个很受苏联人控制的小特权阶层，人口很少，都是健壮的牧民。他们从苏联人那里买东西，不得不按苏联人的要价付钱，而他们出卖自己的产品，苏联人随意付给多少钱，他们也无可奈何。我参加了在乌兰巴托城外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厅里举行的蒙古国庆活动。有人把我介绍给苏联代表团团长。这位团长问我：“你是哪国人？”我说：“新西兰。”他把头一仰，轻蔑地一笑，然后转身就走了，没有再说话。就是这样。
1956年，我穿过中国的西南部去越南，瞥见了为经济独立而斗争着的勇敢的人民。他们的国土仍分割成两部分，但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当时的局面很安定舒畅。我是在解放奠边府，北越政府成立之后见到胡志明主席的。他为我设了丰盛的早餐，并同我进行了亲切而愉快的交谈。他尽谈关于中国的事，谈他在广州当干部、在广西蹲监狱的经历。后来，我在越南进行了广泛的旅行。在这3个国家的访问，促使我写了4本小书：《清晨大地静悄悄（访朝日记）》《蒙古之行》《越南之春》和《越南的牧童》，全部在1957年出版。
1957年，我第一次犯心脏病，到北戴河休养了一个月。然后，去了新疆，与外文出版社的英语专家南·格林一起访问了石河子、伊犁、喀什等地，写了一本有关此行新经历的书。一些印度朋友把手稿、照片和底片带到印度，答应在那里找个出版商，但未成功，连手稿也丢了。后来，搞合作社运动的印度朋友向我索要有关合作社运动的课本。我把1948年在山丹由孟受曾协助写成的一本小册子的手稿给了他们，交印度孟买的工业合作协会出版。
1956年，一位美国朋友欧文·波塔什来访，他要我写一本书介绍几位对中国人民有较深了解并为中国人民的事业辛勤工作的美国人。因此，我写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德加·斯诺、埃文斯·卡尔逊和约瑟夫·史迪威的传略，主要是个人的回忆。由于美国共产党指导方向的变化，出版书的事一直无任何进展，书稿几度易手，直至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玛丽·戴蒙德夫人承担起文字整理工作。她去世后，承蒙她的丈夫E．格雷·戴蒙德博士将书稿寄回给我，经修改后，1985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由于马海德大夫同意我将他的事迹包括在内，所以现在的书名为《在中国的六个美国人》。1958年，我写的一系列历史短论在北京汇编出版，书名为《中国历史故事》。次年，我写的第一本书《山丹学校纪实》的手稿在克赖斯特彻奇出版，书名为《山丹：探索创造性教育纪实》。
多年来我一直从写中国的旧书中搜集引语，摘录有趣的段落。这些材料积成一厚册，在我的要求下，汉斯·米勒大夫将材料加以编辑，精简为可读的长度，送往瑞典，用瑞典文翻译出版，书名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1973年出版）。像我那本关于山丹的书的翻译本一样，这本书在瑞典也相当成功。
1978年，越南当局开始迫害和驱赶华人和越南公民。他们强迫华人登记注册，向他们勒索巨款。1979年——国际儿童年令人吃惊的数字表明，约有20万从越南逃走的人死于溺水、海盗攻击、饥饿或曝晒，其中有一半是儿童。这一大迁徙使中国首当其冲，中国政府为提供救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了亲眼看看25万难民是怎样安置在沿南中国海岸的广西和广东的，我于10月和11月间，访问了那里的一些华侨国营农场。此行收获匪浅，了解到很多情况，并且对处境艰难的普通劳动者更加怀有敬意。这次访问的报告由新世界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书名《越南难民在中国》。
显然，我是个毫无计划的作家。我还写了有关中国台湾、大洋洲以及京剧等题材的书和小册子，并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报刊撰稿。我还有若干不同题材的未完成手稿，很可能就这样搁置起来了，因为我不愿花时间修改、整理和压缩。但是，在我看来，为了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新中国，涉及生活各个方面的各种事物都应该写。因此，我写了中国古诗又写中国的现代化，写了京剧又写人民的生活等等。
创作与人民和生活有关的诗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我在中国旅行，主要是搭卡车在内地的大路上来回颠簸。卡车往往要停下来修理，我就坐在路旁胡乱写诗；重新上路时，便把诗稿塞在衣袋里。有些诗是在敌机空袭时写的，或许写在旧信封的背面。写这些诗完全是偶感即发，草草而就，因为我当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阅读，我也无意保存它们。据说，唐代大诗人李白焚烧了自己的一些诗稿，看着它们顺水漂走。我早期在旅行中写的诗稿大都派了更实际的用场，因为有时需用一点纸。与我一同去敦煌旅行的李约瑟博士喜欢我沿途写的一些诗，将它们收入在他1948年出版的《科学前哨》一书里。我一直零零星星给我母亲寄些诗去，供她消遣。后来在山丹，我开始把一些诗收集起来，1948年在克赖斯特彻奇发表了我的第一本诗集——《工合》，以出售所得的钱支援学校的经费。1952年，我母亲死后，我把分得的一部分家产变卖后，用来发表《山丹札记》（1950）和《这就是今日中国》（1957）。1955年发表的《活的北京拾零》收进了我以前3本诗集里的一些诗和我后来送往各地的诗。坎特伯雷大学的温斯顿·罗兹教授编辑出版了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前的所有诗作。我后来的一些诗集，收入许多政治诗，大都在新西兰出版，并由新西兰诗人戈登·麦卡阿瑟作序。这些诗集包括《病树前头万木春》（1962）、《谁是敌人》（1964）、《错误》（1965）、《什么是罪过？》（1967）、《抗议诗25首》（1970）、《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崛起》（1970）、《变革之风》（1972）、《在中国的青山上》（1974）和《今天和明天》（1975）。1972年发表的《献给奥蒂鲁阿①的诗》用散文和诗歌记述了我在新西兰访问的地方以及我在中国经历的巨大变迁。《漫步篇，访澳大利亚诗52首》1973年由民主出版社和澳中协会出版。《大雪压青松》和《好风集》选用了许多相同的诗，1977年分别在克赖斯特彻奇和北京出版。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朋友们编辑出版了我1984年春天以前所写的诗歌选集中文译本。所选的114首诗试图抒发我对中国可爱的山山水水、对中国人民史诗般的劳动和斗争的感情。世界上也许没有其他国家会有如此丰富的材料宝库，使诗人能够从中获得灵感。
我小时候，读过一些描写行动的诗，如雪莱的《西风颂》和莎士比亚的14行诗，印象很深刻。我喜欢读有声有色、充满活力的诗篇。搞“工合”和在山丹工作时，我事实上只在有时间时偶尔写些叙事文章和必要的报告。我写诗的习惯实际上是抒怀的途径。形式参差不齐的诗句，随着我的手指拨动打字机的键盘，像阵风或火山般迸发出来。我把诗歌作为记述我日常的事情和想法、描写使我深感兴趣的人和地方的一种便利的方法。我很赞成忠实描绘事物的原貌。在我看来，西方许多迷失方向的诗人是在用佶屈聱牙的空洞语汇写他们百无聊赖的扭曲心灵，而读者则要费一番心思去琢磨其中的含义。有人喜欢最费解的诗歌，越朦胧越好，越含糊、越隐晦，越被人认为构思巧妙。如果诗人不了解他为之写作的人，或误认为使别人看不懂就是学问深，那么，拙劣的打油诗可真是佳作了。对我来说，只有写人民及其生活，诗歌才有意义，我从来不抱成为诗人的奢望。我的目标是用清晰、简明、直接的语言表达一种意境，不使用音韵技巧，不写学院式的冗长诗篇。我一直感到，一味追求押韵，我可能表达不出或歪曲原有的意思，远不如描写别人一看就领会的意境，以高度概括自己思想的形式使人民很快能吸收为好。这样的风格似乎最能绘成容易理解的文字图画。如果读者能感到触动，那么，诗人便算是有所作为了。
我觉得诗歌易读也易懂，虽然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不易销售。在当今世界，任何题材的新闻的魅力，不久便烟消云散，只有那些一本正经的人才愿继续了解他们读到的东西。然而，来信要求我接着多写些，特别多写些诗的人却多得出奇。所以我不断地写诗，有时寄给朋友，或在报纸上发表。
翻译中国诗
在上海时，我有一位普通话老师，他是一个和善的老旗人，满口老式的客套话。他说，我必须像中国孩子那样从头学起。因此我得读通常学的中国经书——《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接着读四书五经和一些唐诗，借此学中文，并努力背诵一部分。这些对日常用语帮助不大，但我所学的比记住的要多得多。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北京与一位老教师一起翻译中国古诗时，我记得的那些古文很有用。这是一项很有意思的工作，我们开始取得了一些成绩。辑录的诗，有些选自《诗经》（中国最早的诗集），有些书的取材如下：《历代和平诗选》（1954）、《人民的声音》（1954）、《人民歌唱》（1958）、《反抗的歌声》（1962）、傣族叙事诗《朗鲸布》（1962）。各书都有历代中国绘画作插图。这些译著的主要目的是设法把诗人的思想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使英语世界的普通人能够看得懂，不论他们是否有读诗的习惯或是否熟悉中国悠久的历史。
我一直坚持学习中文，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极“左”派控制了许多权力，终于造成很大的混乱。人们必须“推陈”“出新”。所以他们反对一切传统的东西。我对此很反感，因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极其宝贵，确实丰富多彩，并对全世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我一直为之神往。我仍试图翻译一些诗并将它们出版，尽管我在1963年翻译的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被诬为“毒草”。那时，大捆的中国古书被扔掉。正像过去各朝代把死记硬背四书五经作为唯一有价值的教育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家必须空喊政治口号。1970年，我写了《自勉》一诗，部分诗句如下：
如果你教训人的话说得太多，
你自以为是的意见太武断，
准没有人愿意听；
像一枚破损的分币
每句话都声音发闷；
老生常谈，
絮絮叨叨。
难道你脑袋里装的
就是这些东西？
把音栓拉出来，
让风琴奏响吧……
你对之讲话的人
将会做出响应，
他将拿起工具，
继续工作，
因为他再次认清，
转变定会发生，
而他正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心里想：我以后再也不搞中文了，傻子才这样干！我将坚持用英语，因为那是我的工具，我就只用英语工作。再不接触翻译工作了！那年9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一次集会上，周恩来总理从主席台走到下面我的座位前。我问他，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怎么办。他稍加思索，说：“你还有事可做。我们中国现在有许多好事，也有坏事。但好事人家不知道，坏事却都传到国外去了。你可以利用你在中国的经历做做这方面的工作，可以向国外介绍这些好事。”我照这样做了。
1976年以后，我又找出一些古书，为1962年已出版的杜甫诗选增译100首，准备出新版本而继续工作。1978年夏，我开始翻译白居易的诗选，将原译稿重新修改。后来，我又对李白的诗进行了同样的整理工作。我选译了一些元代和明代的诗。我还翻译了宋代苏东坡的165首诗，辑成一集，并重新修订了原来译的中国各少数民族诗歌集。关于清代诗歌的工作，我力求表现当时的社会思想变化情况。
我非常感谢作家协会的毕朔望帮助我编辑了白居易、李白和杜甫的诗稿。也感谢对外友协的金宗蔚帮助我编辑了元、明两代的诗稿、苏东坡的诗稿以及少数民族诗歌集。感谢王效伯对我完成清诗集和编辑中国现代诗选的工作给予了很大帮助，这种大量帮助甚为宝贵。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发现旧书店里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英文书籍，其中不少是中国古典诗译本，译文不合我的心意。因此，我买了一些古诗原文，借助词典和请教来访的朋友，常常工作到深夜，才对中国的古典诗词有了一个较好的了解。这些古代诗人酷爱大自然，并且对人生颇有卓见。特别是唐诗的优美，它的丰富奇想和敦实质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其中有大量珍贵的材料可供今天已有点迷失方向的世界借鉴。我们现在出版大量技术书籍，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懂得技术以改善生活。但生活还有另外一面，人们也必须懂得。只有那些热爱大自然的人，才能从事生态学工作；只有热爱树木的人，才能成为优秀的林业工作者。根据这种看法，我从1981年起断断续续地进行第一本中国现代诗歌集的英译工作。我希望，这本包括400多首诗的选集，能使人们对60多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增进了解，并怀有敬意。《大地上的光和影》由新世界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能领会诗歌的意思。中国诗译者的首要任务似乎是把原作的精神表达出来，即使不能译出原作的力量和音律。如果译文能在这方面获得成功，读者就能更好地了解诗人的伟大。如果追求诗的押韵或咬文嚼字，译文就不会精彩。语言不可造作，而必须流畅，如溪水流过圆石一般。语言形式确有不同，但必须传神。所以我总设法使我的译文易懂，通常使用简单、明了的语言。
对故土和澳大利亚的访问
我在相隔23年后，于1960年第一次回到祖国新西兰。这是周恩来总理促成的。在一次接见新西兰工党代表团时，他当着我的面说：“你们为什么不给艾黎办一张护照？”
他们说：“我们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这情况，不知道他没有护照。”
周恩来说：“你们如果不发给他护照，我马上就给他一张中国护照。”他们回到新西兰后，我就申请护照，拿到护照后就回新西兰做讲演旅行。1965年再次回去。第三次，我于1971年10月底抵达，一直待到1972年3月，那是我1926年离开新西兰后，回国住得最长的一次。那次访问结束时，我应邀去澳大利亚讲演旅行，由我的好友吉姆·黄（黄潮起）陪同前往。
吉姆·黄是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的全国秘书。他履行职责，出色地安排了我去各城市访问，使之颇为成功。吉姆是华裔，20世纪60年代曾在北京外语学院任教。假日里，他帮我整理诗稿和其他文章。这项工作量相当大，他并不介意，干得很高兴，效率也高。他是新西兰的忠实儿子，但于1984年1月在其祖先的国土上去世。人们将长期怀念他始终不渝地致力于新中友好工作。
我能看到那么多亲戚和好友，并欣赏新西兰优美的景色，使我心满意足。但更使我高兴的是看到人们对中国——我居住的国土的兴趣越来越浓。
我1960年回去时，像是个罪犯，处处受到怀疑。我见到了当时的新西兰总理沃尔特·纳什，他很热情友好，但显然不愿和我谈政治，因为当时新西兰在越南和朝鲜问题上仍追随美国，而“中国”对许多保守派来说还是个很肮脏的字眼。他告诉我，我的弟弟皮普曾在克赖斯特彻奇竞选工党议员。接着他给我看他全家的照片，有他的夫人和孩子们。此后，谈话就结束了。陶朗加市长说：“哪个国家能让路易·艾黎这样的人回来度晚年呢？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糟蹋新西兰。”我自忖：“我确实认为新西兰是一个勇敢的国家，有善良、勤劳的人民。我作为一个新西兰人，对他们所做的积极贡献感到自豪。在新西兰我要‘糟蹋’的唯有那些贪得无厌、完全丧失了一切较好本性的人，那些潜在的叛徒、空谈家和机会主义者，他们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个人，而对新西兰的人民群众的幸福则置之不顾。”
1971年我最后一次回去时，可以看到对中国总的态度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来听我演讲的人比以前多了。我发现，商人们很有兴趣了解中国奉行自力更生的政策；从事教育的人很想了解中国根据其本国人民的实际需要，正实行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医生们很希望了解中医的新成就以及为广大内地人民提供良好的医疗保健的新措施。新西兰人愿意进一步了解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及其为建立一个诚实、稳定的社会而进行的史诗般的斗争。我在中学演讲时，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与以前形成明显的对比。然而，人们很缺乏对中国的基本认识。部分原因是早期新西兰政客的反华鼓动，他们诬蔑中国人不通人情。过去要是说中国的任何好话，几乎就等于给自己戴上了颠覆分子的帽子。长期的悉心灌输，造成了相当大的思想混乱。人们很冷漠，还因为普遍觉得新西兰“无忧无虑”，不需要关心邻国。他们不欣赏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戴红帽子又使他们从另一方面攻击中国人民和中国的政策。我写了好几首诗，表达我在这次访问中的感想，发表时题名为《献给奥蒂鲁阿的诗》。1972年4月我回中国前，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授予我文学博士学位。
新西兰是一个商人的世界，首先考虑的是眼前获利，除此之外，就很难让人们再想别的，尤其是因为已过惯了相当富裕的生活。已达到的舒适水平使人们不愿像半个世纪前那样拓荒。内地有许多山地，过去曾被开垦过，现在又长满了荆豆、灌木和蕨类植物。许多人感到，由于他们比那些条件差的民族优越，景况总会越来越好。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现在仍有一种感觉，即新西兰人是站在高一层，看不起亚洲人，许多亚洲人住所拥挤、生活贫困，而新西兰人得天独厚。要让他们普遍丢掉白种人优越的旧思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访问澳大利亚时，惠特拉姆政府已承认中国政府，并正开始消除对中国移民入境的某些不公正待遇，吉姆·黄作为一个华裔新西兰人陪我访问澳大利亚，已不再需要特殊签证。我高兴地在堪培拉看到中国的国旗和其他国家的国旗一起迎风飘扬。堪培拉这座城市比我1960年来访问演说时大得多了，在那次访问时我第一次见到了惠特拉姆先生。总的来说，澳大利亚人友好、好客，他们不很了解，也不想多了解外界事物。但从人们在我演讲时提出的问题中，我意识到有些年轻人正在积极思考，综观与澳大利亚的未来密切相关的复杂的国际形势。血气方刚的青年的需要超出了性欲、骑马和醉酒。我特别从我所会见的一些年轻人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虽然我也赞赏老一辈人的智慧和热情款待。
大洋洲的人世世代代对中国已形成很奇怪的看法。传教士、商人、探金矿者和政客大谈“黄祸”。种族主义者或无知的教师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毒品泛滥和罪恶横行的地方，是一个迷信落后、灾祸不断的国家，很多人满脑子旧思想，或只图少数肉体的享乐。因此，中国人仍生活在黑暗之中。但实际上，今天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是大洋洲各国人民的潜在盟友。确实，中国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但是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并在朋友们的合作和帮助下，一切问题都会顺利得到解决。例如，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取得了很大成就的草原畜牧业，在中国的大西北，也有着同样的发展前景。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地理上其实是亚洲大陆向其南部海洋的延伸，即澳洲。作为一个新西兰人，我一直希望，我国人民能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一起，共同促进永久和平赖以建立的必要条件，使子孙后代相互合作和友好，致力于同大自然的搏斗，向之夺取大量财富。那么，太平洋将真正成为和平和富足的海洋。
新西兰与中国
有10亿人口的中国和350万人口的新西兰，从一个多世纪以前，在新西兰发现金矿时起就已在基层建立了关系。鸦片战争后和太平天国时期，华南的移民为数众多，其中不少人到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由于种族偏见，他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但在老的金矿区，到处仍可看到他们的墓碑，听到关于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如何守信用，欠债必定归还等等。后来，许多中国人种了蔬菜到市场上出售，为当地人提供了很好的服务。有些殷实的华人菜农还用扁担挑着两筐蔬菜走家串户叫卖。太平洋战争使人们对中国人产生了新的敬意。显然新闻媒介从未向新西兰人民传达过，20世纪40年代初期八路军在华北牵制日军22个精锐师所起的重大作用，日本原来指望这支部队参加南下太平洋的进攻。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发展，新西兰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态度确实有所转变。中国开始被称为“我们伟大的盟友”，普通中国人在新西兰的地位也开始得到改善。
在现代新中两国重要的接触中，应包括像惠灵顿的詹姆斯·贝特兰这样的知名人士。他在1936—1937年访问中国，写了两本很好的书：一本是有关西安事变的情况；另一本是有关延安领导的游击战争。他还采访了毛主席。另一位是新西兰的“何护士”①凯瑟琳·霍尔。她在河北省由著名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创办的国际和平医院下面的一个山谷中开设了一个小医院。她时常冒着生命危险到敌人占领的北京去招收医务人员，并为白求恩带回药品。后来，约在1939年至1940年之间，日本人在她一次出差途中将她逮捕，并驱逐到香港。她毫不畏惧，又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弄到药品，运回山西，一直工作到她身体完全支持不住才离去。还有其他一些人在抗战期间来到中国，尽他们所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给予帮助，特别是那些在“工合”所办的山丹学校里工作的新西兰人。另外由政府资助的新西兰海外救济总署，在1948年至1952年期间也同样给予“工合”运动很大的支持。
从20世纪50年代起，奥克兰、璜加雷、克赖斯特彻奇等城市的一些团体组成了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以增进对新中国的了解。多年来，他们为改变对中国的一些旧观念并推动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了出色的工作。一些访华回去的人介绍他们在中国的见闻，这也是产生这一值得欢迎的变化的重要因素。1972年12月23日，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此，两国通过更多的渠道，增进了相互往来。两国领导人及部长们的互访，大大增进了双方之间的友好关系。
将近1984年末，我收到了新西兰总督的来电，说已决定颁发给我英国女王社会服务勋章。约一年后，当我被授予勋章和证书时，戴维·朗伊总理给我发来了贺电。1986年3月，他正式访问北京时，亲自来看我，和我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我的故土是太平洋地区最小的国家之一；我居住的国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我能为建立这两国间的友好关系略尽微力，感到很荣幸。
新西兰现政府已使新西兰在世界上有了地位，它坚定的反核努力，赢得了国内的赞同，提高了它的国际威望。中国把新西兰视为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稳定的关键因素。同样，新西兰赞赏中国支持其使南太平洋变成无核区的建议和中国最近宣布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决定。两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前景也很广阔。尽管新、中两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不同，但两国可以进一步建立牢固的关系，可以在相互补充或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内合作，促进各自的繁荣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新西兰有畜牧、木材和渔业资源，有大片的果园和四季常青的农田，可向更高的水平发展。中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现在正迅速开发，这对新西兰人民很有意义。而中国在努力提高自己广阔土地上的生活水平，并在世界事务中充分发挥作用时，需要新西兰人民不断加深对它的了解。
目前，中国人民面向世界，学习各国好的东西，也要研究它们的反面教训。新西兰人民很有必要更多地了解它的邻邦——中国。新、中两国都濒临太平洋，两国的未来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谁都不能否认未来的世界将越来越是一个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各地访问
1952年以后，我开始到中国各地旅行，看看各地正在取得的巨大进步。有时，一些全力以赴的大项目，如建设大型水坝和水库，需要多年的努力工作才能完成各配套工程的建设。中国必须发展公路、铁路、运河、内河及沿海的运输。必须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进行全面的战争，因为它经由朝鲜半岛向中国边界推进。必须支援越南人民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还必须制止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必须使全国人民都有工作。当然，这样伟大的事业，不可能不犯错误。尽管如此，总的情况有很大的进步。客观地说，中国在解放初期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那些年，在各地旅行可以看到许多苏联人。他们有些很友好，勤勤恳恳地工作；但不少人很傲慢冷淡，以为除他们之外，其他外国人显然都是特务。1957年我去新疆访问。长期以来苏联的影响一直在新疆许多地方扩展。在机场，有4个身材高大的苏联人，又粗又笨的家伙，走过来围拢在我身边，问那位翻译：我在那里干什么，是哪个国家的，怎么来的。显然把他们自己看作当地的主人。然而，他们算计得太早了一点！他们想表明大连港是他们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报酬。他们希望把他们的影响从大连扩大到整个东北。他们把许多机器搬走，让它们在西伯利亚生锈。在各地访问中，使我真正感到大吃一惊的是：他们把老式的机器运进中国，而索取的价格从来是按机器的重量计算的。太原化肥厂进口的苏联空气压缩机，是庞然大物，不如几年后江西省赣县生产的小型同类产品好用。他们不按时向武汉提供轧钢机，后来运到时，中国人已自己制造了一部，性能更好，成本只相当苏联货的很少一部分。
1958年春，我去西双版纳，在允景洪待了一些时间，写作我的另一本书。看到中国的热带地区，这样富饶，草木茂盛，充满希望，目睹傣族人民在思茅地区与脑型疟做斗争的情形，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疟疾给该地区带来过巨大的灾难。解放初期，思茅的街道上荒无人迹、杂草丛生，成了老虎出没的地方。后来，军队进驻了该城。他们清理了街道，给每个人打针吃药，接着开展了广泛的卫生运动，建起了医院，整个地区面貌一新。
我最紧张的一次旅行大概是1958年和1959年所谓“大跃进”期间对15个省的访问，行程约4万公里。那时做的许多事情很不经济。例如，在一些地方用小高炉炼铁，那里的人民本来种庄稼比这要好得多。不种庄稼而去搞别的活动，特别是这种需要耗尽当地的粮食储存的活动，很不明智的。次年，即1960年，旱灾出现了，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困苦。“大跃进”时期的极“左”的铺张浪费，使中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些地方因为支援那些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小炼铁厂，浪费了大量粮食而出现饥饿；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而没有保障眼前的农业经济，这也是事实。但是全中国的灌溉工程，在后来若干年无疑对农业有益。例如，河北省东北部的抚宁建造的杨河水库大坝，使几十万亩沼泽地变成了能生长高产水稻的良田。这里的一所造纸厂，现在利用稻草造纸。这里也能种冬小麦了。我反对全盘否定“大跃进”中的努力。对我来说，到农村去，与当地的老百姓在一起，看看他们在干什么，尽我所能把自己的印象写下来，这是一番兴奋的经历。人民在不断前进，新形势当然使他们大开眼界。
根据这些访问所得的材料，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写了5本书：《中国内地在跃进中》《江西日记》《在湖南山水之间》《高原省——山西》和《中原的斗争——河南》，全部由北京的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另一本关于湖北的书，已经印出，但没有发行，原因是书中有很多涉及贺龙元帅的事，当时他正受政治迫害。这本书现在正准备出第二版。
1973年我去了藏族的阿坝地区。由于海拔较高，我的心脏受到了影响。阿坝地区气势宏伟，我非常喜欢那里的风景。那里的藏族人民正以新的姿态向前迈进。这是我在内地最感兴趣的访问之一。其后多年，我到过中国许多地方，半年出访，半年在北京。任何人要想深入了解中国是不容易的，因为它土地辽阔，千差万别。对我来说，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很大的吸引力。访问时，我总觉得是在学习，好像是在上开头的几课。
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1976年，中国经受了多次打击。首先1月8日传来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全世界都感受到他的离去。在北京，周恩来的葬礼成为人民表达对他深深爱戴和尊敬的大游行。人民群众不分老少，抬着大花圈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不久，花圈覆盖了纪念碑的整个碑基。甚至一周以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开过以后，人们仍从城区和郊区列队前来，脸上显露出悲痛与忧虑之情。接着，在7月初，世界各国人民中的另一位巨人——朱德逝世。然后是7月底在工业城市唐山及周围地区发生了地震，波及天津，北京也受到影响，尽管轻微得多。但是最大的震惊则是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我们被告知收听广播，所以我和米勒下午外出散步时拿着一个小收音机。我们听到消息后，感到他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谁也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北京城一片肃静。悼念活动持续了几天。肃穆的国丧，使宁静的气氛愈加深沉。在第一周里，川流不息的人群，从停放在人民大会堂的毛主席灵柩旁鱼贯而过。我也来到1939年第一次在延安会见的这位领导人的遗体旁，看了最后一眼。在天安门广场上隆重举行的追悼大会，使这一周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在这悲痛的日子里，娱乐场所都关闭，学校里原来调皮的学生也变得认真听课了。每个人臂上都缠着黑纱，而且大多还佩着一朵白纸花。
形势开始迅速发展。10月25日，在前两周政治生活中发生了重大事件后，北京人民开始松了一口气。“四人帮”在毛主席逝世后妄图搞政变，被粉碎了，其头目被拘押。接着是举国欣喜若狂的3天庆祝。各城市如火山一般爆发了游行，主要街道到处是游行的队伍。这是北京自解放以来陆、海、空三军的战士第一次列队与成行的工人、机关工作人员、大中小学的学生、幼儿园的娃娃以及家庭妇女在一起敲打着炊具游行。我曾经过一队手推儿童车的妇女。街道委员会的中年妇女代表登上卡车，敲锣打鼓。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和战士、政府部门的部长和工作人员在一起游行。游行者簇拥的大旗，迎风招展。许多标语牌上写着“声讨政变祸首”的字样，他们的名字被倒写着，还打上叉。这是一次如释重负的大游行，因为“四人帮”的小丑行径已变得不可容忍。我混在大批群众中间，直到走累了为止，同样感受到一些这再次解放的气息。鞭炮声此起彼伏，广播喇叭里播放着抗日战争时期从延安流传下来激动人心的歌曲。人们满脸笑容地说他们在除四害，大扫除，把这20世纪50年代卫生运动的口号应用于当前的形势。一个卖螃蟹的人手拿
4只螃蟹，高喊：“看我的螃蟹，3只公的，1只母的。”人们一阵大笑。用螃蟹的横行来比喻“四人帮”的阴谋活动似乎再确切不过了。对中国人民来说，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他们感到高兴的是为普通百姓服务了一生的那些老战士现在掌了舵。前进的道路已经畅通。“四人帮”垮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历史表明，没有实践的理论，只不过是空洞的辞藻，实践必须要有可行的理论做指导。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所强调的是政治教条，不顾实际情况。奇怪的是“四人帮”被说成是“左”，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反革命分子，以革命的辞藻使他们对权力和特权的欲望合法化，一如过去在旧社会里的那套做法。江青充其量不过学了一些支离破碎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目的是把事情搞乱。“四人帮”钻进了中国的心脏，他们胡作非为，造成了中国旧时暴虐的统治者或外国侵略者都没有能够造成的破坏。然而，尽管他们施展阴谋诡计，人民在1976年4月的清明节表现了革命的意志之后不久，他们就被撵走了。那时成千上万的各界人士连续几天向已故周恩来艾黎在书房工作
艾黎在北京台基厂大街1号大院的家中
艾黎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讲话（1952）
亚太和平会议期间，艾黎与代表团成员和北京的孩子合影（1952）
通过艾黎邀请，新中国成立后斯诺第一次访华（1960）
艾黎、斯诺在毛泽东家作客（1960）
陪同陈毅副总理会见来访的外国作家（1963）
参加在日本举行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发言（1964）
与贺龙元帅谈洪湖地区的革命历史（1963）
宋庆龄为艾黎写的证明信（1968）
周总理与艾黎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交谈（1970）
艾黎的著作和译作
艾黎摄影作品获奖证书（1987）
艾黎保存的毛主席语录（1967）
艾黎用过的护照
公安部向艾黎颁发的永久居留证
艾黎在老家的亲属们的一张合影（前排左起：皮普之妻、格温、乔伊、凯瑟）（1982）
回新西兰探亲时，在机场受到热烈欢迎（1971）
与弟弟皮普及弟媳一起为母亲扫墓（约1971）
访澳大利亚时作介绍中国情况的讲演（1973）
对外友协凌青副会长率团访问新西兰，与艾黎妹妹乔伊和表侄女多蕾西和新中友协前会长尤恩等友人合影（1987）
新西兰总理戴维·朗伊登门看望艾黎，在门口握别（1986）
接待新西兰著名人士团（自左至右为艾黎、杰克·尤恩、贝特兰、罗德里克·艾黎）
北京市政府授予艾黎“北京市荣誉市民”称号（自左至右：王炳南、艾黎、廖承志、焦若愚）（1982年12月2日）
艾黎与来访的新西兰客人行亲鼻礼（右一为对外友协副会长刘庚寅）
与甘肃省领导陈光毅（左一）、李子奇（右三）
和李屺阳（右二）合影（1984）
甘肃省政府授予艾黎“甘肃省荣誉公民”称号（1985）
在家中接待克赖斯特彻奇市长哈米什·海率领的代表团（1984）
新西兰驻华大使林赛·华德为艾黎佩戴英女王社会服务勋章（1985）
对外友协举行集会，庆祝艾黎来华55周年，艾黎在王炳南会长（右二）等陪同下在主席台上就座（1982年4月21日）
对外友协关于艾黎在国内参观访问待遇的函（1985）
对外友协成立艾黎研究室的文件（1986）
湖北新堤的艾黎旧居，1932年他参加救灾工作时曾在这里过夜
照相是艾黎的爱好
甘肃普通民众一直在艾黎心中
艾爷爷您好
20世纪40年代艾黎在山丹用过的自行车
艾黎用过的打字机
总理和其他己去世的革命者表示敬意。周恩来和一些有经验的干部，不顾“四人帮”的进攻，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以保持前进的势头。他爱人民，人民也总是怀念他。周恩来为人民树立了榜样，把自己和自己的一切奉献给革命。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人民要它成功。这一潮流至今不衰，经过半个多世纪锻炼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允许自己被颠覆的。
“四人帮”的垮台以及一个由经受过锻炼和人民信得过的老革命家领导的政府的重新出现，对前一个时期的错误的不断检查并决心使一个在许多方面还是技术落后的社会实现现代化，这一切产生了一种新的精神。说新领导已经偏离了毛泽东思想，或担心毛泽东思想将被抛弃，都是可笑的。毛泽东思想真正的精髓首先是以自力更生为基本原则，在必要时才取得世界其他国家的援助；其次是保持长期以来的革命连续性，在已取得的所有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稳步发展；第三是把过去和今天的悲痛化为促使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生气勃勃的力量；第四是把全中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周围，坚持进步，不允许国内或国外的任何东西使他们背离党的历史任务。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在新的条件下，已有了发展。像今天中国这样组织起来的国家，必须彻底摆脱封建主义，抓住根本问题，仍然保持面对现实的延安精神，为根据人民的需要提高生活质量而共同努力。中国在朝气蓬勃的领导下，就如何适应这个动荡和变革的世界为各国提供了宝贵的教训。
和新西兰电影摄制组一起旅行
1979年5月，新西兰的一个电影摄制组来中国时，我应邀与他们一起旅行，一起工作。当时他们决定为新西兰摄制一部有关我在中国的生活和旅行的纪录影片。我们重访了一些地方，讲述有关我自己的故事和中国发生的事件。这使我想起了许多往事。我们从广东从化开始旅行，那里有温泉，是个避寒胜地，我曾在那里度过假。然后经英德去韶关。我们访问了由加拿大华人肯尼思·叶创办的老“工合”合作社。原有的一个机器制造车间发展成一个相当规模的大工厂，生产卡车和发动机。梅培基是该合作社的年轻组织者之一，他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1977年在一次汽车事故中身亡。在江西赣州的几个老“工合”合作社所在地当中，我们访问了江西空气压缩机厂，在那里见到了几个老培黎学校的学生。令人惊喜的是，在原“工合”东南总部的大院内发现了我们的老房子，它没有变样，现在是一个织布厂的一部分。我参观了我们“工合”的医生弗利兹·严森（严斐德）工作过的3间屋子。这位奥地利医生曾随国际纵队参加西班牙内战，后来到中国，在新四军中工作。1955年，他作为记者，搭“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印度尼西亚采访亚非国家的万隆会议，途中失事遇难。破坏分子以为周恩来总理也乘坐那架飞机，在飞机上放了炸弹。但我没能找到建在赣江边峭壁上的我的那间小屋。为建这个屋子，我花了400元钱。但我从没有机会在那里住，只是当拉尔夫·赖普吾（后来任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教授）在那里制订以若干个合作社为会计单位的综合计账法时住过几天。一位老“工合”工作者还和我谈起范·内斯——一位很有献身精神的年轻美国人，在东南“工合”总部工作过一两年，对我们很有帮助，并曾起了很大作用，将一卡车我们的产品样品一直送往重庆，参加“工合”举办的展览。
随后我和摄制组到了于都，红军长征开始时曾从此地农村经过。然后去瑞金，从东面和南面来的军队在跨越会昌路上的渭阳桥后曾在那里会师。当地的青年为我们做了精彩的演出。他们穿着旧时红军民兵的服装，唱着老红军的歌，肩扛红缨枪，身背斗笠，看上去的确很像他们扮演的角色，只不过他们穿的是长裤和塑料鞋，而不是短裤和草鞋。但那里的农民仍然像过去那样穿着短裤，光着腿。我们从瑞金又到大柏地。毛主席在那里为红军早期所取得的胜利写下了著名的诗篇。那里纪念馆的一位姑娘能将这首诗演唱得非常出色，所以尽管天下着大雨，摄制组还是很快决定拍下这个镜头。
南昌这座革命历史名城，有日益发展的机器制造业。摄制组在南昌拍摄了博物馆及其展品。摄制组在上海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访问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包括新建的宝山钢铁厂及新码头的建筑工地。他们还拍摄了我和耿丽淑及邓裕志说话的情景。她俩都是我们原来的政治学习小组的成员。我们回顾了那些严峻的日子。20世纪30年代，邓裕志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业部工作，曾办过工人夜校。学生们参加1936年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在南京路上手挽手地游行，要求抵抗日本侵略。当他们打算进入闸北区时，被国民党警察打了回来。我很有兴趣地参观虹口消防站。在我最早住的那间老屋子里，有供12名消防队员睡觉的床铺。他们正坐在桌子旁看报，桌上摆着茶水。车库里有4辆消防车，保养得很好，车身上的红漆闪闪发光，但我们当年那种极端注意整洁的状况已不复见。滑杆已不那么锃亮，车钩及其他铜件已不那么耀眼。每个消防队员的装备都整齐地放在消防车旁。整个消防站有一种讲求军事效率的气氛。该市区在1978年只发生过66次火警，这里防火取得明显的成绩。1927年我来这里上班的第一天就发生了5起火警。
在乘火车去无锡的路上，我注意到茅草屋都已不见，代之以砖瓦房。在车站外面的一个地方，50年前我曾亲眼看到一些青年缫丝工人被处决。现在，这地方已是一个铺了水泥的院子，里面有花园。蠡湖和太湖的岸上已开辟了旅游区，并建设了新的风景点。
南京引起我思绪万千。现在，南京已成为一个遍布果园和树木的城市。大部分城墙仍完好地保存着。在紫金山山下，有朱元璋、孙中山、廖仲恺及其勇敢的夫人——画家何香凝的坟墓。他们和参加建设现在著名的，而当时被某些工程师认为是不可能的南京长江大桥的人们在一起。
我们乘坐上海造的一艘舒适的、管理良好的轮船去武汉。我们参观了新近整修过的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内有一部分是关于“工合”的展览，陈列了埃德加·斯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约里斯·伊文斯、巴苏大夫、柯棣华大夫及其他印度医生的图片，以表示劳动人民之间国际主义的重大意义。看这些展品，在千万个为这一事业而献身的人的功绩面前，我觉得自己很渺小，我还是按老样子在生活。我高兴地看到一张有关儿童话剧团的图片。该团在战争初期曾在农村巡回演出，以激起人民的抗日精神；后来，在重庆被国民党解散了。我把该团最小的一个名叫薇薇的孩子带到了西北。她勇敢的母亲张玉珩，一位寡妇，当时在“工合”的一个孤儿院工作，吃穿供给，但没有工资。我送薇薇上了学，直到她中学毕业。她曾试图出走去延安，但被人抓住并送回宝鸡。后来，她在北京上学，最后到了延安，结了婚，随解放军一起进西安。这次能在武汉再看到她，即使只在一张早年的图片上看到，真令人高兴。
整个纪念馆的展出，理所当然是以周恩来为主，因为他是那个时期武汉最伟大的人物。叶剑英、董必武和博古也放在重要的位置。展品中有一架摄影机，是约里斯·伊文斯赠给八路军办事处的，在当时确实很珍贵。
我们坐火车去郑州，登上了二·七纪念塔。这座为纪念1923年铁路工人大罢工而建造的纪念碑，确实是革命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然后，我们飞往兰州。我在石油技工学校做了讲话，这是多少年来的第一次。我们又继续飞往酒泉，参观了玉门油田。然后坐车顺公路回来。这几个地方的前山丹学生也随同一起活动。我非常高兴地见到他们。在张掖，我们参观并拍摄了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提到的、中国最大的一尊卧佛。大佛很值得一看，不仅因为其硕大无比，约34.5米长，还因为它的艺术性极高。现在有关方面正计划对大佛及其弟子连同庙以及周围环境进行整修，这是一件大好事。因为这一切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我们在山丹住了几天，听老学生们介绍他们的情况并参观了乔治·何克墓。我们去时，墓地已修复，已成为一个小公园，山丹县政府对我们的访问很重视，召集了约8000人来到墓前。小学生抬着大花圈，高唱《国际歌》，歌声在四周高大的白杨树中回荡。
“四人帮”曾企图在“文化大革命”中控制全中国。他们像希特勒一样依靠的是“流氓无产阶级”。“四人帮”搅乱了教育体制，产生了很多的废才。他们不尊重知识，造成了教育上的无政府状态，以致整个一批青年人不能为发展中的社会所使用。在永登县的街上，我们看到5个年龄约19岁的青年，显然都是那个阶段的产物。他们嘴里叼着香烟，看上去很空虚，很不愉快，与我们在以前八星期中到处所见的有上进心的劳动青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一个好的工厂、公社或大队把实干和苦干的人组织起来以后，就可以把那些游民无产阶级加以控制，并能改造成为一个前进的社会中的有用之才。从根本上说，他们不属于哪个阶层，还不懂得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教育必须使人们在技术上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同时，还要用易懂的方式对他们进行真实的基本的政治教育。
其后，电影摄制组飞往内蒙古去参观渠道的进水并拍摄一些镜头，我留在兰州看望一些朋友。在石油学校聚集上百个老同事、教师和学生，我非常高兴与他们见面。然后，与我的儿子阿兰全家，包括4个曾孙，共进午晚餐，大吃了一顿由我原来在兰州时的老厨师退休后重新出来为我做的饭菜，我就返回北京了。我很乐于进行这样一次旅行，从一地到另一地，很轻松。但摄制组却很难把工作做好。他们拍摄了30个小时的电影，而又必须把它压缩成两部50分钟的影片供新西兰人看。摄制组组长杰弗·斯蒂文在1980年初夏又来到北京。新西兰外交部向他购买了那两部片子并赠送给中国。摄制组的电影剧本作者杰夫·查普所写的题名《中国的路易·艾黎》的传记已于1980年由霍德和斯托顿公司出版，在新西兰很受欢迎。威利斯·艾雷教授早先为我写的传记——《一个在中国学习的人》，出版于1970年，早已绝版。
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新中国
1958年在斯德哥尔摩出席世界和平会议后，我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起回到北京，并与她住在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安静的院内的同一栋楼里。我以前曾在那里工作，原来的办公室改为我们共用的餐室，我们在一起就餐达11年之久。
安娜·路易斯有时候情绪不怎么好，但在她心情愉快时，她就跟我回顾她早年的生活和斗争，讲当年在西雅图大罢工时她编辑一张工人的报纸，如何窥见了事由的真相。后来她在俄国工作，目睹了十月革命的发展，接着又目睹了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这是十月革命在中国的继续。由于她坚决支持中国革命，使她在苏联领导人心目中越来越不受欢迎。她时常把在中国的见闻与俄国的情况公开作比较，自然为斯大林和贝利亚所不容。但她从未和我谈过她在苏联入狱及后来被驱逐出境的全过程。她自己在写自传时停顿在那一段，自传始终未完成。她回到加利福尼亚后的10年，对她来说是痛苦的10年，因为她原来的许多老朋友都不理解她。她被剥夺了原有的讲坛。但这并未阻止她继续以最大的努力去教育人民。她办了《今日通讯》，向世界各地散发。在斯大林逝世和贝利亚垮台后，她被宣布无罪，并克服了巨大困难从美国国务院获得护照，去斯德哥尔摩参加了世界和平会议。1958年在那里我与她又重逢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20世纪40年代初在重庆。她被邀请去莫斯科居住，并答应给她一套公寓；如果她愿意定居，还将归还她在银行的存款。但中国却是她一生中最后10年的目的地。她在72岁时第6次来到中国。她后来写道：“当我向我的中国朋友申请来北京定居时，我说：‘我认为中国人最懂得人类的道路。我要学习和写作。’”
她在北京的那些年里，我们有时到天坛去散步。那里有一条小道，两边丁香簇簇，是她心爱的去处。我和马海德至今称它是“安娜·路易斯小道”。她经常在晚上招待朋友来吃饭，其中有冀朝鼎博士、柯弗兰一家、艾德勒夫妇及她非常特殊的朋友马海德医生，他始终是她耐心的顾问。在她最后几年，马大夫两次陪她去广东从化过冬，我也陪他们去过一次。夏天她喜欢去北戴河，直到她去世前的一年，还愿意游泳。夜来香开花时，花匠便在晚上摆出来，让她欣赏。过生日是她的一件大事。20世纪60年代初期，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及其他政治领导人常来为她祝寿。然而她晚年最大的一件事是在上海庆祝她80寿辰。毛主席接见了她，并为她举行了午宴。当晚，周总理主持了盛大的祝寿宴会，还赠给她新版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这使她非常高兴。此后几年，她以非凡的精力不断撰写《中国通讯》，以6种文字出版，广为发行。她对写作技巧十分讲究，每篇文章总是反复重写，直到“贴切”为止。我记得她说有一篇她改了6遍才满意。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有许多事情不能理解。有一次她气愤地对我说：“刘少奇，是叛徒？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有时，在餐厅，她盯着坐在桌子对面的我说：“要改变人的本性？见鬼去吧！我们一直想这么做，已经2000多年了，也没有走多远！”但她随即缓和了口气说：“你看我的脾气是不是比以前好一些了？”我赶紧对她说，她的确有进步。
安娜·路易斯是一位真正的美国记者和作家，她的家庭出身使她有明确的是非观念，这种观念引导她在工作中拥护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事业。她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运用她的才干去探索蕴含的真理以提高自己对旧方式和新理想之间斗争的觉悟与了解。她在1925年第一次到中国，便支持省港海员大罢工。
1927年大革命期间，她去湖南采访报道。1946年，她飞往延安，和那里的领导人在一起，直到他们暂时撤离那个地区。就在当时当地，毛主席发表了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这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是经久的鼓舞。后来，她写道：“当我离开延安时，我知道，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中国是我有生之年向往的地方。”
她一直在抢独家新闻。她不顾高龄，在中国进行广泛的旅行，并在1964年去河内参加了反对美国侵略的国际会议，当时苏联正设法使越南追随它的路线而不是抵抗它的路线。在北京，一个静谧的星期天早晨，她依次列述了她的几个“第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说：“我从1917年起专门报道社会革命。1921年，我乘坐运送第一批粮食的列车到了发生饥荒的伏尔加河地区。1925年广州大罢工，我想当时只有我一个外国人获准进入广州。1927年，我和苏联顾问穿越中国去乌兰巴托，一行人中我是唯一的西方人；去湖南采访并报道了人民政权的西方人，也只有我一个。我是亲眼看到波罗的海地区的几个国家举行公民投票加入苏联的唯一的外国记者；阿拉木图——重庆通航时，我坐的是第一班航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只有我这个外国记者从费尔班克斯取道北极飞往莫斯科；北朝鲜解放后至朝鲜战争开始前，只有我这个外国记者访问过那里；我当然也是第一个访问拉萨的美国妇女。回想起来，我的惊险经历似乎比我自己知道的还要多。可能现在也才明白为什么苏联人最终要逮捕我。一个人竟然‘闯进’所有那些地点，警惕的公安官员难免要起疑心。我忘了说，1929年我还到过位于苏联一侧的帕米尔高原，自己骑马去的。遇上了探险队，就跟他们一起走。我想，侥幸脱险的外国人，也就我这么一个了。途中，我几次逃脱了暗算，因为克尔吉斯人十分反对妇女解放，他们以为我又是一个搞妇女运动的人。我现在想利用时间写有关中国的报道，直到美国政府改变其发放护照的政策。现在我如果回美国，会因为来过中国而被没收护照的。到了能自由回美国的时候，我打算回去做讲演，介绍我在中国的见闻。”她从未忘记在美国的朋友，并急切希望他们了解真实情况。
安娜·路易斯因患心动脉硬化症，医治无效，于1970年3月2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宋庆龄主持了纪念她逝世10周年的大会。现在有许多美国人来访。一些认识安娜·路易斯的人都到埋葬她骨灰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去悼念她。然而，对安娜·路易斯的真正纪念是实现美中两国友好。对她来说，中国是最艰巨而美好的事业；她全心全意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从不动摇；她热爱美国，而在中国如此愉快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像埃德加·斯诺一样，她是促进她热爱的美国和其安度晚年的中国之间关系的一位坚定的先驱者。
三位伟大的美国女性
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时代的，还有3位坚强的美国妇女也把中国的事业作为她们自己的事业，为增进国际了解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娇小而勇敢的普艾达生于山东省，是南方浸礼会传教士夫妇的女儿。1920年，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遴选她在新建的北京协和医院设立社会服务部，她培训了第一代中国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我于1939年在浙江金华第一次见到她。她与协和医院的合同满期后，在斯诺夫妇敦促下来找我。那天我们出发去温州港了解情况，以便我在那里开展工作。她志愿帮助“工合”运动，回上海组织了支援委员会。在香港，她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秘书，不久便用自己微薄的积蓄去美国，以成立援助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这个组织不仅在财力、物力上，而且在建立友好感情和了解中国的斗争方面给予了巨大的援助。委员会得到罗斯福总统夫人（名誉主席）、哈里·E．亚纳尔（主席）、卢斯出版系统的亨利·卢斯等知名人士的声援。这使动摇的国民党在最需要的时候得到了支持。这是美国政府开始改变其对日政策的第一个证据，在这以前它一直在悄悄地支持日本侵略者，向其供应汽油和废钢铁。普艾达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领导了这个设在纽约的委员会，给“工合”寄来了图纸和机器，筹款达350万美元；没有这笔资金，我们便无法继续搞下去。国民党解除我在行政院的职务后，普艾达大力支持我创办山丹学校。她多次专程从香港到山丹了解情况，并为我们买了美军剩余的卡车。在美国，她与中国著名的作家和剧作家老舍合作，将老舍的《黄色风暴》①翻译成英文，又与王莹合作翻译了《童养媳》。直到90多岁，她仍喜欢写作。普艾达根据宁老太太给她讲述的故事写成的《汉族女儿，一个中国劳动妇女的自传》，她的自传《在中国的童年》和《殷老太太：生活的回忆》都是记述当时中国的生活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杰作。新中国成立后，普艾达曾几次访问中国，一直想返回她的故乡——山东黄县。她是美中友协全国委员会名誉成员，直到她1985年去世。
1981年3月，我与马海德从我们避寒的海南岛飞往上海，参加“工合”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之一——耿丽淑的生日庆祝活动。已经85岁的人了，仍然像她那样继续工作，可真不简单。然而耿丽淑善于自我保养，一如既往地稳步前进。她典雅文静地站着讲话，把对她的掌声视若对别人的欢迎。
耿丽淑受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委派，于1926年来中国工作。她与妇女和学生保持联系，目睹劳动人民身受的痛苦与屈辱，因而支持进步运动。当时北方军阀张作霖在处决共产党嫌疑犯，要杀鲍罗廷夫人以儆效尤，耿丽淑和女青年会的一个同事掩护了鲍罗廷夫人逃跑。孙中山先生的苏联顾问鲍罗廷（1884—1952）本人当时在武汉，他当时正准备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起，在冯玉祥将军的帮助下，经陆路回莫斯科。在上海时，耿丽淑时常送我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去讲关于“工合”运动兴起的情况，并鼓动她的同事去参观贵阳和宝鸡的合作社，学会如何克服经济困难以发展民族工业。她一直不知疲倦地支持“工合”运动。在她的好友和同志宋庆龄的鼓励下，她在上海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分会，自己担任秘书。在敌人封锁和检查的情况下，她每星期都登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美国海轮，偷偷地寄发送往香港的信件和其他材料。她还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将国内和国际捐献的钱、药品和医疗器械送往中国的抗日根据地。她回美国后，继续支持“工合”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她担任“中国福利呼吁会”主席。后来，由于受到麦卡锡时期反共歇斯底里的威胁，她在1951年又来到了中国，此后一直在中国福利会当顾问。1956年，《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威廉·鲍威尔和朱利安·舒曼（舒子章）在美国国内被指控为叛国，当时成立一个为他们辩护的委员会，由我任主席，耿丽淑在委员会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于我们工作的结果，美国撤销了对两人的控诉。鲍威尔继续成功地进行研究，为他在朝鲜战争中的讲话寻找证据。舒子章现在北京的中国日报社工作。
另一位美国爱国者、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是不屈不挠的陆慕德。1930年，我在长沙初次见到陆慕德，那时长沙还残留着红军与国民党鏖战以及地痞流氓洗劫的痕迹。她跟我讲了许多有关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那个恶棍的情况。何键很讨厌她，责令基督教女青年会赶快把“那个女人赶出湖南”。陆慕德对自己这般不受欢迎心安理得。她到上海时还是一名和平主义者，不久思想上便发生了变化，与劳动妇女结合在一起，并参加了我们组织的政治学习小组。她在中国任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的26年，正好是激烈的革命时期。她酷爱中国的瓷器，并热切希望以一切可行的办法帮助“工合”。她从自己不多的薪金中省下一部分，给我寄了足够的钱，邀请景德镇的制陶工去于都，教“工合”社员用当地非常好的高岭土制作瓷器。
陆慕德结束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任期后，对自己该做什么毫不犹疑。美国是她的故土，她要回国去，把她在中国了解到的情况告诉美国人民。她于1945年在争取民主的东方政策委员会协助工作，并自1946年起任执行主任。该委员会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敦促美国采取与中国友好、进行贸易和承认中国的政策。在该委员会于1952年被迫解散后，陆慕德又创办了《远东通讯》，提供重要的情况和有资格的远东问题专家的分析。她取得专家们写的文章，与其他材料一并转载，自己也写许多文章。她依靠自己的力量，相当定期地出版该刊物直到今天，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不断给我寄有关中国和远东问题的材料，那是我获得有用的参考材料的经常来源。当她被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传讯，并被指控为“反美宣传分子”时，她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她说：“如果你不跑，人家不会追你。如果你自尊，没有人能侮辱你。”驾车横越全国对她来说是件乐事。1937年我经过纽约时，她带我去过许多地方。她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讲演旅行，带着书、小册子、幻灯片或影片到大小城镇去参加公开的集会或走家串户。在她80大寿时，她被誉为“人民的宇航员”，因为要介绍有关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真实情况，她已旅行了50万英里，相当于从地球到月球一个来回的距离。1978年，她在一次车祸中受了轻伤，1984年摔坏了膝盖，但她仍一心想做许多事情。
陆慕德曾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庆祝活动。她1972年来北京时精力充沛。不论到那里去旅行都不嫌累。她看完了预定看的地方，还要求多看。她与普艾达一起受到宋庆龄副主席的接见。她1978年访华时，受到邓颖超的接见。她期待着1993年100岁时，再来中国。陆慕德为人民的事业积极工作，坚持不懈。
巨星陨落
1981年5月某日凌晨3点多，我卧室的灯亮了，我醒后，秘书告诉我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来过电话，说她病了，希望我去看望她。
天正在下雨，到她安静的寓所去的路上不见人影。我进屋上了楼，只见许多人已经来了，她躺在床上，额头上有敷布。有人已经告诉过我，她再也不能说话或看见东西了，但她听得见，神志还清楚。因此，我只说：“路易来了。”她点点头。我顺着潮湿而宁静的街道回家时，不禁回想起她的一生。
尽管她自3月份起已知道患了血癌，刚刚几天以前，她还接见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代表团，并在人大会堂接受了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她用英语做了相当长的一篇讲话。当康克清拥抱她的时候，人们感到康这样做是代表了所有在场的人。
前不久，1980年12月，宋庆龄为我举行生日庆祝会。她和往常一样兴致勃勃。简直不敢相信半年以后她竟然病成这样。在一年前她招待《纽约时报》记者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和夫人夏洛特的晚宴上，索尔兹伯里讲述起自从她与孙中山先生结婚到中国奋力发展的现阶段，她一生所经历的奇妙的历史连续性，这自然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由于她钢铁般的意志和对人民的献身精神，才使她披荆斩棘，走了过来。
1949年全国解放，当她和毛主席及其他卓越的领导人站在一起的时候，那是她一生中的伟大时刻。她珍视那张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纪念邮票。新中国成立后，她原在上海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改名为中国福利会，在上海进一步做儿童的工作，在北京创办了英文杂志《中国建设》，为增进国际上对中国的了解起了重要作用。
她的活动范围是多方面的。她有效地投身于和平运动。在北京参加了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后，她又于1952年12月赴维也纳参加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并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她还陪同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了一些亚洲其他国家。1980年，她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临终前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她一直关心和平、友谊、妇女和儿童事业。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1968年8月31日，她亲笔为我写了一份证明书，使我免遭怀疑和迫害。
宋庆龄的逝世对我、对许多人都是一个打击。她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永有宋庆龄写的诗，从中可以看到她自己的精神。原诗如下：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远在过去很久的日子里，有九个无名的中国妇女，不肯屈膝，不愿低头，
她们反抗为了人民。
她们献出了一切为了人民。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在她们之后的年代里，
更有千万像她们似的继承者，
燃烧着革命的火焰，
裹扎起战斗的创伤，
在人类新时代的歌声中向前迈进。
她们同样地无名，
她们献出了一切为了人民。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
我们为那九个无名的妇女树立起碑石，
为了敬仰她们，也为了敬仰所有中国妇女。
我们今天纪念着过去，为了展望将来，
我们今日正在建设着明天，
为了所有的人民。
宋庆龄的追悼会是在孙中山的忠诚朋友廖仲恺与她的亲密朋友和同志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主持下进行的。廖承志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特别是在外事方面，他早年就是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样一位真正的革命者在“四人帮”横行时受到政治迫害，决不是偶然的。不幸的是，他在宋庆龄逝世后两年也去世了，我们又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
1986年，宋庆龄逝世5周年的时候，在上海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陵园里举行了纪念碑落成典礼。碑的正面刻有邓小平题词：“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宋庆龄同志永垂不朽。”纪念碑背面刻有她的简历。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揭幕仪式。我很感激受到这一邀请，使我能再一次向我们时代这位最伟大的女性致敬。宋庆龄一生都是进步妇女的优秀代表。
埃德加·斯诺——中美友谊的象征
1985年7月，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举行了一次关于埃德加·斯诺的座谈会，会议是由老外交家黄华担任会长的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①召开的。出席者为约80位研究或亲身了解这3位20世纪杰出的记者的生平和著作的人。会场上悬挂的斯诺巨幅画像显示了他安详坚毅的面容和睿智的目光。这位有理想的美国人看到了理想如何得以实现。中国革命及其领导人的激情感染了他，使他与他们站在一起，像他们从事令人难以置信的战斗那样，用自己的笔为他新的信念战斗。
我抵达呼和浩特的当夜下了一场雨。黎明以后，阳光穿射过茂密的枝叶，使它们变得像珠宝一般。天上是一片湛蓝。蓝色似乎笼罩着一切，因此呼和浩特在蒙古语中意为“青色的城市”。宽敞的大街、公园和花园以及高耸的建筑物表明这是一座欣欣向荣的现代城市，与56年以前的小城堡萨拉齐形成鲜明的对比。萨拉齐当时是一个难民集中地，成千上万的饥民蜂拥而来，领取每天由救世军发放的一碗粥。今天，萨拉齐也已大大变样。黄河边的林荫道上，柳枝随风飘扬，在原来的粥厂位置，已修建了一所颇具规模的县医院。周围的人们生气勃勃、营养良好。有些记者希望我谈谈过去的情况，但我的兴趣主要是参观新建的扬水站，它把水源源灌入渠道，虽然其进水口曾一度淤塞。
我与埃德加·斯诺第一次邂逅以及后来许多次见面的情景，犹历历在目。他从内蒙古回来后，为《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篇很动人的报道，题目是《拯救25万生灵》但是，他有一个印象并没有写。当时，他站在正修筑的渠岸上，看到1000多名农民脱光了衣服，像强大的机器般在劳动。他们以粮代酬，吃得比较好，保持了一定的体力。几年以后在上海，埃德说，那时目睹的景象使他开始懂得在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力量。后来，在延安，他看到这股力量已经被组织和领导起来，从而他感到自己是看到一个中国新时代的先驱者。
中国连遭劫难，埃德对中国人民的了解也日益加深。中国人民在逆境中毫不气馁，对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充满信心，这使他产生了强大的动力，要向本国人民进行宣传。于是，最卑鄙的红帽子贩子和政治流氓对他恣意诋毁，把他当作直接攻击的对象。埃德从来不是夸夸其谈的政客，而是细心的观察家。他有政治家——最伟大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认清了历史的潮流，看到了革命引导人民的方向，并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献出了心血。他对远东的深刻认识也比同代人想得更远，他幻想改变西方的成见，但在人们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以前却收效不大。他富于同情心，才智过人，而且眼光敏锐，毕生以正气凛然的大无畏精神奋勇直前。
埃德回美国定居前，在中国度过了13个春秋。他以后的全部著作都是为了增进西方各国人民与正在改变人类的四分之一的力量之间的了解。一个崭新的社会正在诞生，他感到他本国的人民应有所认识。
1960年，他回到中国，与朋友重逢，并为另一部巨著《大洋彼岸》搜集材料。我陪同他访问了延安，参观了另外几个城市。1965年，他又来访，但未能在许多变化发生之前将书写完付印。尽管“文化大革命”使他困惑不解，他仍对中国怀有信心。1970年，他偕同妻子洛伊斯·惠勒最后一次访华。那时，中国与美国的对峙已有所缓和。他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主席旁边观看10月1日的国庆游行。在逗留期间，他被告知中国将欢迎美国总统来专访，他将这个讯息带回美国。美国和欧洲的报界普遍很重视他会见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情况。洛伊斯是他得力的秘书，帮助他以很快的速度在世界各地接连不断发表文章。中国是第一个突破莫斯科的太上皇统治而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的共产党执政的大国，他对此感到欣喜。他对事态的转折极其高兴，中美关系已有了改善的可能。正是埃德的不懈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同美国的和解成为现实。埃德长期促进对中国的友好和谅解，现在已看到自己的努力取得某些成就。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走到一起，共同探讨各国人民向往的世界和平的道路，这的确不是一桩小事。
这时，埃德已身患重病。回到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在那里居住和工作的瑞士，他只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手稿，由洛伊斯出版，书名是《漫长的革命》。1972年2月，他因患癌症逝世。正是在那个星期，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到达中国，预示着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他去世之前，由于中国政府派出了以他的老友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队，想尽一切办法给予照料而大大减轻了痛苦。根据他的遗嘱，他的一半骨灰埋在现今北京大学校园里湖边一座红色亭子所在地的上角，他生前曾一度在该校园里执教。周恩来总理参加了骨灰安葬仪式。
埃德去世时，我正在新西兰做讲演旅行，但后来几年我多次参加了纪念他的活动。我在1984年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时，颂扬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
“这三位美国人跟他们的其他同行一样坚韧不拔，在中国找到了他们认为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尊敬的人民需要他们的才干。他们同样意识到，世界需要中国，为了与中国建立真正的友谊，必须对中国的问题有更好的了解。
因此，他们以各自的方式，着手改变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中国，而描绘出一幅更真实的图画。正是这一点激励着他们去写作。他们用自己的笔搬走了愚昧的大山，打开了世界上许多人的眼界，给予他们较新的理解和新的希望。”
埃德加·斯诺是一个先知先觉的进步分子，一个思想明澈的美国人。他的名字已经成为美中人民友好的象征，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他的真正伟大，越来越多地研究他的一生；他的事迹不断被人们传诵。美国人应该感谢设在堪萨斯城的斯诺纪念中心为研究和保管有关斯诺生平的资料做了出色的工作。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但由于埃德的写作，更多的人对中国今天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了新的看法。未来的青年，正如过去的青年，将怀着感激的心情看待那部经典著作《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那始终是他的启明星，是他对一个更清醒、更洁净的世界的希望。
重访山丹
我在1953年离开山丹以后，每次重返故里，总充满着喜悦与激动的心情。1954年山丹大地震发生时，我们迁校的最后两辆大卡车正离开这座城市，搬迁工作是1953年开始的。全城几乎化为瓦砾，但现在已修建一新。原来的学校本部现已开辟为娱乐场所，原来的城隍庙已改成文化馆。所有的街道都铺上了沥青，剩下的一些老建筑正在消失。
过去的山丹有许多庙宇，有高大的树林，有安静的街道，这一切已成过去。它自有其美丽之处，但也有污秽的一面——出售鸦片的商店里散发出臭味，门外有乞丐，还有成群结队路过的国民党士兵。当时的政府掌握在地主和土豪手里，他们残酷地压榨穷人，毫无怜悯之心。在20世纪40年代初，这里主要出口的是鸦片和女孩，一个女孩只值半头驴的价钱。
1958年，我发现通往城里的那条主要街道已面貌一新。路边所有的新房，墙上都已刷上一层粉红颜色，使人赏心悦目。有一些漂亮的商店，还有一个小小的圆形花坛，都是在我前一年访问之后修建的。炼铁炉周围呈现着一派典型的“大跃进”运动时的情景——许多人在干各种活，有牲口拉的大车，有卡车，喧闹熙攘、烟雾腾腾，西北的尘土弥漫，还有一张张笑脸。在许多旧时的制陶作坊中间有一家玻璃厂，一家水泥厂，还有一家生产电器上用的绝缘材料和痧痧瓷夹板的工厂，它同时也生产一些家用瓷器。当地的一所中学，1945年时只招收了约30名学生，而且大都是县里士绅的子弟，现在已有约600名学生。原有一座佛塔的地方已是医院的附属建筑，那所医院很大，医用设备一应俱全，每天门诊300多名病人。1973年我去访问时，唯一不满的是汽车在新筑的碎石公路上开得太快，以致我无法寻找旧时留下的标志，也不能尽情观赏景色。
我在1979年去访问时，山丹文化馆的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因而建议重修“五代亭”和“陈家楼”。1982年，我去兰州参加山丹学校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后，又重返山丹。此次，我高兴地看到已建起了一座陈列馆，里面展出了我搜集的3702件文物，还有一些与古老的丝绸之路有关的复制品。虽然现有记载并不能上溯多远，但山丹有悠久而多变迁的历史。这里的古河道边及两岸森林里埋藏着人类及其制品的遗迹，不难从中发掘出更多的古人削石、取火石和绘陶等文物。这样，青年人就能够更多地了解过去的历史，对于他们面对今天和迎接未来很有必要。
临近山丹时，使人感到惊异的是，从公路的主干线上分出了一条支线通往民乐，那里原来交通很不方便，现在从张掖驶来的大客车可以直达。当年在山丹时，我们有时步行到民乐，与那里的学生举行篮球比赛并参观那里的马蹄寺。相传唐代高僧玄奘去印度取经，路过此地，他的马在一块岩石上留下了脚印。这座庙宇在“四人帮”时期被毁，民乐曾一度被划归山丹县管辖。
新中国成立后，山丹的旧石碑都用去修筑位于城西的水渠了。我还记得孔庙的那块石碑，上面记载着明代有一个懂工程技术的姓黄的官员，带领大家建成了一个大的灌溉系统，将青海大通河的水经扁都口引到山丹地区。这项工程给当地带来了繁荣，所以现又在努力把水引到山丹及邻近的永昌地区。人民的力量，加上水的来临将使沙漠后退。新中国成立时，山丹只有10万亩可耕地，亩产75公斤，维持不了当地半饥饿的日益减少的人口的生活。1958年，这里的耕种面积约60万亩，亩产200公斤。国民党统治时期，这里人口最少时才3.3万人。1973年增为15万人。1984年为167860人。牲畜数也有了很大的增长。山丹已开始成为一个前途光明的现代小城市，人民展望未来，已制订了许多发展计划。
我最近一次去山丹是在1984年9月，去参加为纪念乔治·何克而建立的培黎图书馆的开馆典礼。图书馆坐落在陈列馆的对面，是甘肃省政府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我的建议下建造的。一部分图书是由培黎学校的学生筹款购买的。在这些藏书中，有我写的《希望之果——乔治·艾尔文·何克的故事》①及其新出版的中文本《从牛津到山丹》。当地人和从兰州与北京去的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对山丹的文化生活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为庆典送来了题词：“学习何克先生的国际主义精神，发扬培黎学校的优良传统。”
人们满意地看到在山丹修建了一座图书馆来纪念乔治·何克。因为凡是认识他或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很喜爱他。他的墓、墓边的亭子和纪念碑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毁掉了，现已重修。在墓地旁，平时照看它的，是一所小学，其中有2000名精神饱满的欢蹦乱跳的学生。图书馆和陈列馆开放后，年轻人有了更好的学习机会。
尽管有以上这些发展变化，这些年来，我感到山丹很需要改进农业、畜牧和林业的生产方法。鉴于现有的初级教育不教这些科目，我就想建立一所新的培黎学校，对学生进行这些科目的实际培训。学生来源于小学，在这里经过半工半读的中学阶段，直到毕业，那时他们就能够帮助提高当地的生产水平。我希望在这所学校里培养学生们的进取心，使他们懂得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在甘肃省政府各部门和外国朋友的帮助下，新校的建筑已在山丹城外开始施工。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正向学校提供更多的资金，另一个主要来源是美国波士顿的世界教育组织。筹建中的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的设备相当齐全，有教室、医院、畜舍、暖房、实验室以及学生和教职员的宿舍。这座建在沙漠边沿的学校，应该为开发干旱地区开辟途径。山丹学校的果实
这些年来，不断有山丹学校从前的学生来看我。的确，一个当过校长的人所能得到的报偿之一，便是老学生们的看望。但是直到1982年，我才有机会看到这么许多学生聚集在山丹。
1982年6月，我去兰州参加兰州石油技工学校（现已恢复培黎石油技工学校的旧名）建校40周年的庆祝会。我和一批老同学在山丹参加县陈列馆的开馆仪式。庆祝会开得隆重，参加者包括几百个不同时期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中央、省和地方政府部门的官员也应邀出席了庆祝大会。学生们来自全国各地，欢聚一堂，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鲍勃·司宾赛医生（原校医院院长）与夫人也来了，这是他1951年离开中国后第一次来访。
看到这么多过去与自己共同生活过的人，我的心情格外激动，看着数不清的熟悉的或陌生的面孔，我再次强烈地感到这些人的魄力；他们完全知道，在与他们一样的人身上蕴藏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创造和建设力量。杜安芳原是一个河南逃难出来的孩子，被培养成为从双石铺到山丹学习的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后来担任了领导工作。范文海从小就能承担起不管是什么样的修建工作并一直干到底，他离校后，参加了地质勘探队，许多有益的发现都有他的功劳。但他工作的青海省地势高，他的心脏不好，他便回到了河南老家，在那里帮助组织了新的“工合”合作社。回族孩子马知，曾负责学校里的电工组，后来在四川南充油田的电工研究部门工作。巴瑞志是蒙古族，他步行越过阿拉善草原来上学，现在重庆工作。张炳奎原是从永昌跑出来的孩子，现为大庆油田科研部门的一位领导人，曾出国访问过许多国家，考察石油设备和采油方法……这个名单太长了。他们都已到中年，有些已有了孙儿孙女，但每人都有值得回顾的事迹。
与这么多真正的伙伴重逢，使我心满意足，虽然只是紧紧的握手和久别之后互致问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回想起他们30年前的样子和后来的情景。邱冉美和曹百成是多好的孩子啊！就只看看他们在工作，也够令人高兴的了！张育英在山丹解放前夕曾因交通事故受重伤，是司宾赛大夫救了他，现在他们又相逢了。岁月不饶人，有些人已经离开尘世，但是回忆往事，人们仍提起他们的名字。
在山丹的街上行走，与那些还记得30年前我们学校的情况的老人会晤，是一大快事。他们话不多，但都很友好、热情。陈列馆开馆时很热闹。孩子们站在街道两旁，当我们经过他们到新建的楼里去参加仪式时，他们又唱又跳。我们来到维护得很美的乔治·何克陵园，老同学们唱起了校歌以及乔治曾教给他们的一些延安时期的歌曲。一些学生触景生情，流下了泪水。
在我以前几年的访问中，我很高兴得悉许多山丹的老学生能够忠于原则、坚持原则。听说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山丹学校被诬告为一所间谍特务充斥的帝国主义学校时，我心里十分难受。这种可笑的说法很长时间没有得到纠正，影响了一些好学生的提升使用。现在，这一切终于平反了。
在兰州和山丹的团聚，给老校友提供了一个了解学校的情况以及老朋友们在各地情况的机会。我欣慰地得知，他们这些年来表现非常好。他们在钱财上谁也不富有，但在工作上都有很大的贡献。每一个在石油工业中工作的人，都为中国的稳定和进步尽到自己的责任。他们绝大多数已表明了他们的品质。我个人也因为与他们有联系而感到骄傲。1981年7月，阿兰记录了他见到过的或曾到学校访问过的老校友的情况。在151位毕业生中，15人为职工学校的校长，43人为党的书记或一些分厂的厂长，27人为工程师，52人为技术员、七级工或一级司机，9人为行政人员，94人是党员，有不少人已出国考察过。他们全都努力建立艰苦奋斗和献身本职工作的传统，两者对今天和未来都非常重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许多人批评山丹学校。如同一切试验一样，我在办学中也犯了许多错误。我自己也在学习，就像我那些最不听话的学生一样既通情达理，在许多方面又刚愎自用。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山丹的这些青年已证明是上进的。如果我们能按照“工合”的传统一起工作，如果我们能清楚地分析和创造，我相信，我们就能发扬山丹学校的那种精神，明智地奉献我们的生命，使世间的事物由于我们的斗争而更美好一些。这种教育对未来的事业很重要，因为它能开阔人们的眼界，使人们能够处理他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
我在庆祝会上讲话时，回顾了学校的历史，并表示希望年轻的一代能继续奋斗，不断前进。我利用那个机会提醒学生们，做一名今日中国的青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青年要优越得多。别的国家都没有这样艰巨的事业，这样大规模的工作，这样能够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集体的力量。我说：“中国由于几千年来砍伐森林，致使水土流失、河流淤塞，给数以百万计的人经常造成威胁。这些极大的问题需要伟人来解决。一个人怎么能成为伟人呢？不是靠耍政治诡计，不是靠攀龙附凤；是靠不断奋斗取得客观的看法，锻炼自己，积累知识和经验，学会如何与别人合作，面对要完成的巨大任务要具有周恩来那样的谦虚品质。一个伟人要不骄不傲，朴实审慎，从来实事求是，因此他的思想基础是牢固的，他培养了自己坚定的性格和坦白的心怀。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中学习，所以我们能够发扬这些品质，使我们一生的工作更有成效。被提拔当领导或长期担任一般职务都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伟大不仅使你个人受益，而且使与自己接触的人也受益。”我确实希望学生们牢记山丹学校的传统，努力奋斗，不要求轻松的岗位或舒适的条件，要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使中国这部机车的机轮平滑地转动，确保它急需的能源供应。
“工合”的恢复
1983年，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工合”）在政府的批准下，得以恢复，我长期以来的心愿实现了。
在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及所属的生产合作社联合会被解散了。1980年，老“工合”发起人胡愈之以及薛暮桥等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议尽快恢复“工合”。
1983年11月，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会议，我被推选为全国手工业合作协会名誉顾问。与会者在大会发言时强调应恢复“工合”，各小组委员会讨论了如何推动“工合”工作的方法和途径。我高兴地看到红色“工合”的标志贴在墙上，在早晨的阳光下闪闪发亮。会议大厅坐满了人，眼前是从中国各地来的多年不见的面孔。这些过去都是年轻、热情的面孔，现在已有了皱纹，变得老成持重了。几十年来，他们坚持了“工合”的精神；现在，这种精神又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研究如何由人民振兴“工合”，为人民服务。这是一项伟大的计划的良好开端。它使人民重新找到了真正是自己的办法。
此后，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不少率先组成的合作社在中断了30多年后又重新开始了活动。在北京残疾青年民间工艺生产合作社，我看到这一伙9个人和谐地一起工作，克服了许多困难，使我心情振奋，对他们产生了钦佩和崇敬之情。他们有一位义务顾问，是退休的老“工合”。合作社还没有劳动场所，工人们必须坐在手摇轮椅里，穿过交通拥挤的街道，从相当远的地方来会齐。但他们的精神却像一缕在岩石上溅落的山泉那样清澈。他们按订货单正在生产贴在贺年片上的剪纸。
1984年，我和马海德医生去武汉参加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讨论会后，我去河南了解那里的“工合”组织的情况。我看到，一名老山丹毕业生范文海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己搞起了30多个合作社。
到目前为止，约10个省已建立了分会。在甘肃、河南、江苏、陕西、福建、安徽、北京和上海等省市已成立了100个左右的合作社。合作社的作用，并不限于生产，在自我管理技术、各级教育、在职培训及符合中国类似需要的方面也可做出重大的贡献。新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通过其与国际合作社运动的联系，增辟了贸易的渠道。
1985年夏，重新开始组织了一个国际委员会①，由我任主席，委员还有卢广绵、陈翰笙、陈必娣、悉尼·夏庇若（沙博里）等人。为争取国际支持，美国方面的委员包括休·丁（丁恩）、理查德·帕斯特、海伦·福斯特·斯诺、玛格丽特·斯坦利等。
“四人帮”垮台后，中国的青年人努力学习，参加一些科目的考试以期进大学学习，毕业后做有益的工作。但能进大学的青年人比例毕竟很小。年复一年，需要找工作的青年越来越多。工厂里计算机的使用，减少了新工人的数量。青年如无业，可能对社会构成威胁，然而将他们充分而创造性地组织起来，将会成为一股新增加的强大力量。到处都有机会可以利用。有许多不值得大工业开采的小矿藏；有许多已关闭的工厂所不用的设备；有许多废产品可以很好地利用；有许多能干的退休工人至少可以拿出部分时间来提供技术帮助。通过艰苦努力，学习掌握知识和技能，广大中国青年在一起工作，是可以做出许多成绩来的。在过去的山丹“工合”式的学校里，我发现只要给予他们机会，农村来的学员几乎什么都能干。他们迄今已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如果要办好合作社，就不能逃避工作。“一起工作”这是新“工合”的基本口号。在土地上可以办合作社，在林区可以办林业合作社，在公路上可以办养路合作社。国民生活的每一个部门几乎都可以办适当的合作社。由于合作社是民办组织，是自行组织起来的，它们不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工合”合作社是一个集体，所有的成员都有一份，完全自负盈亏，并任命自己的负责人员。合作社不是为个人谋私利的组织，而是为广大普通群众谋利益的组织；一起工作的思想对广大群众具有强大和欣慰的号召力。合作社只有牢牢地坚持其合作的原则，才有希望壮大和兴旺。“工合”具有的稳定作用，可以对现代的中国做出很大的贡献。这样一个运动，特别是在其初始阶段，必须在人才培训、产品销售、原料供应及其法律地位等方面得到支持。
在北京的居家生活
这些年来，我到过中国许多地方，看到山水之美，人们的工作越做越好，生活越来越有意义，给我增添了力量。我很喜欢外出旅行，但一想到我在北京有一个基地，在对外友协那个漂亮的、不受尘嚣侵扰的院子里，有一个舒适的家，总感到十分宽慰。每年春天，院内的树木生机勃发，秋天则呈现出一片金黄。安娜·路易斯住在楼下时，我们常一起在走廊上进早餐，并观赏盛开的石榴花。她去世后，我就搬到楼下来住，直到今天。感谢对外友协在走廊上装上了玻璃窗，使我一年中能有一大段时间在走廊里舒舒服服地吃饭。有几年，中国的一位日本籍老朋友西园寺公一的次子曾住在楼上。他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成了我们家庭的一部分。有一年冬天，当亮亮——阿兰的6个孙子之一，从兰州家里来时，整座楼就让他们一起闹翻了天，直到他们上学去后才安静下来。
在我离开山丹以前，一位老朋友、邓中夏烈士的夫人夏明从湖南带来了5个年轻的亲戚托我照顾。他们全是男孩，在学校里学习都很好。我来北京后，看到她又从湖南老家带来了9个孩子。所以20世纪50年代初期，每星期六晚上，这一伙孩子都来，我们一起玩、跳民间舞、吃饭；孩子们在我那套住房里洗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不能与我这个外国人再有任何来往了。但其中之一，邓邦镇，不顾一切还与我保持联系。他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后来与一个搞雕塑的女孩子结了婚。他们俩以及他们的孩子成了我已经扩大了的家的一部分。他们的好几件作品使我的住处增添了光彩。
刘鼎的儿子刘摩托通常每年到我这里来一次，把他的孩子带来让我看看。我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识刘鼎了。在延安时，刘摩托还是个孩子，得了重病，我给他一些药，把病治好了，他对此一直没忘记。刘鼎是抗战时期中国军事工业的奠基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系。“四人帮”把他抓起来，在监狱里关了8年，我们感到很痛心。他因患癌症于1986年7月去世。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家庭增加了年青一代的成员。迈克的两个孩子常来我这里，直到他们上完大学并有了工作，后来又去了美国，那是他们同时代许多年轻人的乌托邦。20世纪50年代初期，老三和老四到东北丹东他们父亲那里去了。有几年，我身边仅留下这两个活蹦乱跳的孩子的一些褪色照片和美好的记忆。但聂家四兄弟中最年轻的老四从石油学院毕业后回北京工作。他与一个学农的青年结了婚。他们和孩子以及老二夫妇和儿子往后每星期六晚上都来我这里欢聚。老四的儿子小龙现在北京海关工作。他的女儿丫丫带着她心爱的猫一来，我这里就热闹了。最近这一年，我摔倒过几次以后，老四从他任工程师的石油工业部骑自行车穿过城区来我这里，睡在我房间里的一张帆布床上。一旦我再跌倒，他好把我扶起来。
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我在北京最老的朋友马海德与另一位八路军老医生汉斯·米勒每星期来两次，与我共进晚餐。我们安闲地坐着，回忆过去的一些往事，然后就像人们习惯地谈论往事那样哈哈一笑。
汉斯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就离开了他的故乡德国，在瑞士学医并完成了学业。在长征英雄主义精神的鼓舞下，他断定与红军同命运才是自己的前途。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帮助下，他经海防来中国，长途跋涉到了延安。在那里工作一段时间后，他随印度医疗队抵达山西太行山地区前线，在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农民中间，在缺少药品并只有用当地工具来替代手术器械的情况下，艰苦地工作了3年。1945年，面临热河（今河北省一部分）陷入的混乱局势，他一度成为全面负责的领导人。后来，他去东北建立医疗培训工作。虽然他与解放军一起进入天津和北京，但直到1960年才作为一名医学专家在首都定居。几年后，这位有名的“解决麻烦问题的能手”成为北京医学院的副院长。由于高度紧张的工作和战时的辛苦劳累，他得了心脏病，以后身体一直很弱。尽管如此，他仍不遗余力地研制和改善中国的肝炎疫苗。他的一生充满了百折不挠的精神，树立了献身于工作的活榜样，鼓舞着所有后继的人们前进。
马海德在人民解放军中担任各种医疗职务，直到1949年。然而他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面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一名流行病学专家积极参加全国性的防治性病运动。他负责组织和规划，传授知识，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医疗防治工作。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根除了性病以后，他又把注意力转向对麻风病的控制，坚决认为麻风病可防、可治、不易传染、不可怕。1981年11月，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上宣布，到2000年，中国可以彻底消灭麻风病。由于在这方面的杰出贡献，乔治在中国和国际上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其中包括1982年度的达米恩·达顿麻风防治奖，黎巴嫩科芒德尔勋章和1986年拉斯克公众服务奖。他虽然先后动过8次大手术，现在仍以卫生部顾问的身份去各地视察和研究麻风病防治工作。他在北京讲英语的外国人中也很受欢迎。他看问题通情达理，碰上大事，既坚定又谦虚；他还具备在他半个世纪的艰苦革命经历中锻炼出来的其他品质。他被视为工人阶级国际主义典范，是美中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结实链环。
最近以来，著名的外科大夫、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大夫也在星期一和星期四晚上和我们共进晚餐。马海德和我都十分感谢吴大夫给我们做了非常成功的手术，使我们身体健康。对外友协的新任会长章文晋百忙之中只要有空也来参加。
在北京的老朋友中，还有老当益壮的洪湖老革命家贺彪，他奇妙地看起来永葆青春。卢广绵是“工合”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经常来与我讨论有关新“工合”的问题。
来自许多国家的一批批客人前来看望，给我们带来各地新近发生的情况。我很高兴能在中国见到了我的一些兄弟姐妹。我的妹妹凯瑟和弟弟皮普已来过几次，我还陪同他们在中国进行了参观访问。皮普为促进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友谊努力工作。他1966年首次来访后，写有《一个工程师在中国》一书，记述了新中国在那时期的发展情况。这本书很有用，至今还有人向我索求。他最后一次来访是1974年我做了胆囊手术之后。他在近80岁时因患心脏病去世，我失去了一个忠实的支持者。此后，凯瑟承担了经常给我写信的任务。我最小的妹妹乔伊这一年来曾两次访华。第二次是随一个平均年龄为70岁的老年旅行团来的，访问了敦煌和山丹。可惜的是，杰弗于1986年9月去世，他虽已几次受到邀请，但一直没有访问过中国。我的几个侄儿侄女也因公务或作为旅游者来访。艾黎家族的下一代人很多，当其中一人突如其来出现在我家里时，我简直说不上谁是谁。由于要会晤这么多的客人，还要参加各种活动，每天又要写作，我真是没有空闲，从未感到孤独。岁月流逝，光阴似箭，我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把我想做的事情干完。
一到热天我照例去北戴河海滨；到冬天我便坐飞机去海南岛三亚度过工作和游泳愉快交替的时光，还不时去农村访问。每当8月底或3月中，我告别大海回北京时，颇有不胜依依之感。在海滩边度假，还使我很高兴有机会见到来自中国各地或国外的老朋友，并有时间与孙儿孙女们在一起。我通常在早上整理随身带来的各种文稿，下午游完泳后，和大家一起喝茶。安娜·路易斯在世时，我和马海德总是一起步行到下面她的住所，和她一起吃饭。1981年冬，我和乔治去气候温暖的三亚，曼尼·格兰尼奇和他的第二位夫人伯特后来也到了。邓邦镇也和我们在一起，他为格兰尼奇画了一幅很好的肖像。1982年伊始，我们参加了一个纪念埃德加·斯诺的盛大集会。会后，海伦·罗森、洛伊斯·斯诺、格雷和玛丽·戴蒙德夫妇也都来到三亚鹿回头，同马海德和我聚会。但由于健康问题打断了我的计划，大家便分手了。1985年，我因病未能去北戴河度假。令人高兴的是，1986年我又去了。和往年一样，阿兰带着亮亮和震震从兰州来，使我在那里的生活增加了许多乐趣。年复一年，大海还是和过去一样，海水的怀抱还是那么使人兴奋。但是许多其他方面都已发生了变化。周围盖起了许多旅馆和饭店。游客簇拥在新建的亭台楼阁上观赏壮丽的景色。整个地区装点得十分优美。到处是一派繁荣的新气象。
这些年来我很幸运，先后得到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对外友协的精心照顾。我的老朋友——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离休前经常来看我。对外友协的两位贵客刘庚寅和吕宛如，每次都给我带来欢乐和乐观主义精神。协助我日常工作并陪同我到许多省市参观访问的同志们都干得很出色。现在，李建平当我的秘书。我知道，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我才能继续工作。吕宛如和王效伯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主要由于他们的热心帮助，这本传略才得以问世。几位女管家也给我很大的帮助，第一个10年是任夫人，第二个10年是老朴，她工作得很好，直到患癌症去世。我第一位厨师老程，后来去中国驻外大使馆工作，厨师位置由他的徒弟小刘接替。
根据中国尊敬老人的传统和国际主义精神，我的生日庆祝活动越来越隆重。邓小平1977年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我的80诞辰宴会。他希望我能看到20世纪末中国实现现代化。到那时，我将是一个经历3个世纪的人——生在19世纪，在中国度过20世纪，展望中国在2000年变成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出席我85岁生日晚宴的有邓颖超、廖承志和胡愈之等老朋友，他们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北京市市长授予我“北京市荣誉市民”称号，这是创立这个称号以来的第一次授赠。
近几年来，我的心脏病多次发作。1983年3月我发病住院时，胡耀邦来医院看我。后来，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早晨，他派人给我送来一篮子南方产的新鲜甜美的荔枝，这是对我优渥照顾的又一例。我88岁生日是在北京医院过的。黄华、王炳南、夏衍、楚图南和刘鼎等老朋友前来祝贺。那时，我被授予“甘肃省荣誉公民”的称号。
我实在并不喜欢祝寿之类的活动。但是，我当然感激大家对我的厚爱和关心。人的一生是个不断生长的过程。对最初阶段，我在许多方面要感谢我的故土——新西兰。在过去的59年中，中国赠给我的礼物之一是使我懂得人活着要为人民做点事情，而不能抱着不纯的动机，让追求名誉、面子和财富的思想支配一切。我为实现了我的夙愿和希望而感到欣慰，但愿这个生长的过程能继续到最后的日子，支持着我至少去干几件犹待完成的事情。
中国的儿童
中国是个儿童的世界。儿童是中国的希望、财富和力量。他们来自多个民族，来自普通的家庭，来自农场和工厂，来自山地的居民、江湖上的渔民、荒野沙漠边沿或高山的牧民。今天，大家都有吃、有穿、有住、有医疗保障，这些孩子是新的一代，将响应召唤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现在是一个青年人涌现的国家，他们源源不断地走出新型的学校，在需要的地方担任领导工作并创造新的形式，中国已走上探索建设性改革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我经过位于甘肃西部山丹以东的永昌县时，我看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有一群学龄儿童身穿白毡短袄，腰间束绳，头戴铲形毡帽集合在一起。一所新开办的小学里正在进行分班。哨声响了，老师让他们休息10分钟。他们像小鹿一样又蹦又跳，为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兴高采烈。的确，正是因为他们的长辈——像他们一样不娇生惯养的少年和在山丹附近战斗的红军少年——的活跃欢快和勇敢精神使我惊异不止，我才决定为这些穷苦和挨饿的农家孩子在那里建立一所学校。现在，斗争的日子在山丹已一去不复返了，然而今天的青年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与过去一样的勇气和决心。
在中国大陆的寒冬，孩子们冬天都穿棉衣，屋子里不暖和，所以他们更愿意在户外阳光下玩耍。山丹的农民经常说，给正在成长的孩子多穿衣服并不好，他们长大后容易得病。那里的孩子还真有很强的抵抗力。即使在最冷的天气，他们身上还是热乎乎的。在中国的大部分地方，除儿童以外，人们不大喝牛奶。从阳光中吸收维生素D对孩子们的骨骼生长和身体发育是很重要的。在农村，男孩子们夏天光着身子，倒像是穿上一件古铜色的漂亮外衣。城里或农村的女孩子穿印花短袄和短裤，这比穿西式裙更适合她们苗条的身材。穿衣服决不会给儿童的身体增加什么美。干净利索的三角肚兜，刚能盖住儿童的肚子，上面有些绣花，是很好的服装。在北京，一个胖乎乎的小孩爬过老式房屋的高门槛，逗得周围的人发笑。而在中国内地旅行时，最令人满意的是看到当地所有的孩子们夏天在阳光下的小溪里戏水。
今天中国的儿童给人的深刻印象是他们的强烈的独立性。他们不怕大人，想知道一切他们能知道的东西。“爷爷，你的肚子怎么那么大呀？”一个4岁的孩子指着我的肚子问。因为是夏天，我工作时只穿着短裤。
我回答说：“如果我绕着这个院子跑跑跳跳有你一半那么快，肚子就会小得多。”然后，我又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继续打字。对孩子们来说，周围所有老年人都是爷爷和奶奶；除了他们的父母以外，所有的大人都是叔叔和阿姨。他们有长期过集体生活的训练，懂得如何很好地相处。无论哪里发生了有趣的事，如开会、街道上的事，举行婚礼或吊车在操作，哪里就能看到他们。但他们知道要尊重大人，一般都不胡闹，不故意吸引人们对他们的注意。像任何地方的孩子一样，这些孩子当然也有他们的脾气——有时很可爱，讨人喜欢；有时又变成爱吵爱闹的“魔鬼”，特别是有个公认的“领袖”发狂带头的时候。然而，只要父母对他们很有耐心，他们能自然地走过他们的各个阶段。我确信今天中国的少年犯罪率比大多数国家要低。生活中有许多事情要干、要了解，他们顾不得找麻烦。但他们不全都是君子和圣人，他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不靠后站，不旁观，而与周围的生活色彩和热情保持一致，愿意充分利用一天的每一分钟。
中国的孩子真的愿意上学。一般要一个孩子学习没有什么困难，也不需要什么惩罚。大多数人都注意不让个别不守规矩的学生妨碍别人的学习。他们很早就懂得集体是由个人组成的，而个人必须奉献于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的孩子喜欢组织起来一起干事情，这样，便很能感到他们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老师教育他们要互相帮助，完成课堂作业。永远懂得要鼓励孩子们的创造才能，同时又要使他们保持良好的、健康的、长期以来证明有益的习惯。
现在中国的城市里有儿童公园，安排了许多有趣的活动。在小巷里，孩子们用脚背踢毽子，用鞭子抽打陀螺，抖空竹——用一根细绳把空竹抖响，挑上去又接住。这都是童年生活的一部分。女孩子最喜欢跳皮筋和跳绳，男孩子喜欢扔拐子和趴在地上弹球。孩子们都爱在春天里放风筝，在夏天游泳；并且总爱在湖上、河渠里兴奋地划船。不论哪里有水，在灌溉旱地的小溪边，常可见到孩子们泼水玩，或看着水流入了迷。在沿海的避暑胜地，游人越来越多，城里的孩子和当地渔民的孩子在一起尽情游玩。在城市里，很难找到一个男孩子或一个女孩子没有看过所有的优秀影片或最优秀的连环画册，这些连环画载有许多为建设中国而斗争的动人故事。广播听众很多，电视观众也在迅速增加。有设备条件的大城市里，一些孩子学习演奏西方乐器。但对许多人来说，中国古老的乐器之一——二胡最受欢迎，一些孩子跟着他们的哥哥很快就学会了，不需要正式上课。然而，越深入内地，越能看到青年人唱自己编的歌，玩自己做的乐器，无忧无虑的牧童骑在水牛背上，在阳光和小溪中一边走，一边吹自制的笛子。农村的男孩每逢春、夏、秋季过节或阴历新年过大节时，便敲锣打鼓。阴历新年仍是一年中最欢乐的时候，虽然它的名称已正式改为春节。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常铸造一些多福钱，上面刻着“五子二女”的字样，这是大家努力争取的模范家庭。多少年来，战争和饥荒摧残着儿童的生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和平建设才出现了育婴高峰。中国的人口从1949年的5.4亿增至1970年的8.3亿。很明显，由于农田有限，过多过快的人口增长，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严重的负担。因此，中国实行了节制和计划生育，以便在20世纪末将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中国的家庭对孩子有许多指望，其中包括老有所养和享受抱孙子、抱曾孙的愉快。1980年采取了“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政策。这一政策可能还会继续三四十年。要放弃人们长期怀有的思想，意味着很大的牺牲。城市居民多半是职工，一对夫妇有一个孩子就够了。但在农村，情况就不同了。对这个问题必须仔细地解说清楚，并确保大家接受计划生育的措施。由于近几年来的努力，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从1970年的0.26％下降至1985年的0.112％。1985年底，中国的人口为10.4639亿。中国政府最近强调，在人口规划方面，城市和农村，人口密集、经济发达而自然资源缺乏地区和自然资源丰富而人力不足地区应采取不同措施。在农村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应采取灵活的政策。现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有较大的增长。我注意到海南岛的黎族和苗族的情况就是如此。
我主要对人民群众有兴趣，而且一直喜欢中国的孩子。我喜欢把孩子们集合在一起，逗他们笑，然后给他们照相。许多老照片上面的孩子，穿得破破烂烂，常常是肚子胀得很大，而且全都营养不良。新中国成立后的孩子都长得很漂亮，吃得也好，讨人喜欢。我看见过中国各地的儿童——其中有些在旧时可能被溺死——成长为有尊严、有技术的男女。总之，我感到，中国的儿童是人类了不起的一部分；他们不造作，有思想而且脚踏实地。中国约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中国儿童是社会中坚，能对人类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对他们来说，未来犹如一朵夏日的荷花，开放出鲜艳的花朵。
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我经常向香港的《东方地平线》杂志投稿，直至1976年该杂志停刊为止。我并向香港的英文周报《大公报》投寄零星稿件达25年之久。我请两家报社和杂志社将稿酬用于每年印一本新年小画册，载有我在中国各地随时拍的儿童照片。虽然我对拍摄的结果不尽满意，但我仍希望收到画册的朋友们喜欢这些图片，并给其他人看。全世界的人都热爱天真、纯真的儿童。
中国的陶瓷和古物
我小时候喜欢历史和地理课，既能学知识又有趣味。克赖斯特彻奇中学附近的坎特伯雷博物馆是我爱去消磨时光的地方。我在那里注意到了义和团的制服和旗帜，这些东西后来存放在库房里，被友好的罗杰·达夫馆长清理出来，在20世纪50年代送来北京给我，我转给了革命博物馆。
在上海时期，我常常利用午间休息时间逛广东路古董市场的货摊，搜集我喜欢的小文物。我一开始就爱上了那些明朝及清初生产的色泽深红、光彩夺目的瓷器。我收藏了一些，将它们穿插地陈设在福建德化生产的白瓷人物塑像中间，可是这批小小的收藏在敌人占领上海期间丢失了。“工合”的工作包括在各省建立许多陶瓷厂。山丹学校最早的生产单位之一便是制作简单器皿的陶瓷厂，后来在日本专家野口胜指导下进一步生产细瓷。我发现山丹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遗址，草原上有历代的碎片。在山丹以西约60公里处的黑水河有一块荒凉的遗址，埋藏着大量从新石器时代直至那个城市撤空、被现代张掖所取代之时的文物。我对中国古陶的兴趣更加浓厚，是因为在山丹四坝挖掘一条灌溉渠时，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燧石、加工后的石头以及完整的彩绘陶罐，有的显然是储存粮食用的。
当你闲逛文物货摊时，你在全中国各地的这类货摊上总都可以拣出铜器。我曾搜集了几百件匈奴铜器和铜制带钩，都已存放在山丹陈列馆。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移居北京，相对而言，当时人们对古董还没有多大兴趣，用很少一点钱就可以在老琉璃厂的许多古董店里买到历代的陶瓷器样品。我一边收集，一边从老店主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同他们交了朋友。随着岁月的推移，手工艺品更受人们赞赏，这类老字号逐渐不见了，大城市里的博物馆大大丰富了收藏，因此研究这些藏品可以学到很多知识。现在，全国性的科学化收藏历史文物，是一种健康的发展。因为今天不能与历史割裂，历史上有许多财富可贡献给今天和明天。
我爱好陶瓷器成癖。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各地旅行时，只要有可能，就努力发现古窑址，并研究这些窑址上发现的瓷片。这种研究是极其有益的，因为那些瓷片能使人对古代瓷器的品种和特点有一个很好的了解。我在北京的管家常说：“你又带回来一大堆古陶瓷残片，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啊？怎么办啊？”但是，我时常爱不释手地观赏这些东西，因为它们各有不同的历史。通过在各著名窑场的参观，我对于农村中的小陶瓷厂的兴趣也越来越高涨。夏季，陶工赤着膊，在透入门窗的阳光下拉坯，把你的思维一下子带到远古的年代，他们的先辈如何生产陶瓷艺术杰作的情景也就不难想象了。我认为，正确评价中国陶瓷是极有意义的事，因为千百年来它是世界上最精美的陶瓷。古代驶往福建漳州的船，在返航时把陶瓷器当压舱物，从而在中国与中东的贸易中外销。中国的陶工按照货主的订单制作了穆斯林陶瓷器。
优美的陶瓷制品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在欧洲掌握制瓷技术之前1000多年，中国已能制造出精美的瓷器。制陶技艺的最早成就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仰韶陶瓷和甘肃彩陶较为出名。新中国成立以后发掘的西安半坡史前遗址出土绘有鱼纹的陶器，令人对其创造能力和美术才能深为赞叹。从传说中的黄帝到尧舜（约公元前4477年始），及至夏朝（约公元前1766年止），是以彩陶来标志该时期的性质的。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以前中国人的艺术才能表现在贵金属器皿及铜器与玉器的制造上。但是，好的陶器和瓷器逐步取而代之，并往往与玉器受到同等珍视，甚至较玉器更受珍视。这件事的意义只有了解早期的中国人对玉器的高度重视才能懂得。玉器被认为具有神奇的性质，及至石制的兵器与用具已为金属所取代时，玉器仍然用于制造礼节用器、护身符与明器。中国人对玉器珍贵的程度，比西方人对黄金珍贵的程度更高，国家的财富有时以拥有玉器的多少来衡量。
汉代以来，保存下来一大批反映日常生活的陶器，正如埃及的浮雕与墓葬中的塑像有助于研究当时的文化一样，对于了解汉代社会状况是十分有价值的。唐朝（618—907）是中国文艺的真正伟大时期之一。陶器的工艺技术迅速得到改进，生产出少量精细瓷器。这些制品即使按照欧洲强调透光度作为标准来衡量，也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瓷器。中国人要使瓷器能够与玉器的质感、触觉、音响、透光与色调（青白）相媲美。
宋朝（960—1279）被许多人誉为中国陶瓷最伟大的发展时期。如同唐代一样，这时生产的陶瓷主要是单色的或多种色调结合的。当时较流行的釉色有：白、淡蓝、深蓝、绿、褐、黑等色。按照传统的说法：宋朝时只有为数很少的窑场，实际上无疑有较多的窑场正在生产。中文的“窑”字意思是窑炉，也可以进一步表明陶瓷器的种类。通常可以这样假设：如果一件陶瓷器以“哥窑”或其他什么窑来命名，则这个名称同时也表明这件产品的质地和不同的特色。多数情况下如此，但也有例外。有时，不同的窑场生产出同一种产品，或许多不同类型的产品。陶瓷工人有时到其他窑场谋生，或者整个窑场由于原料、木柴使用殆尽，或由于战争原因被迫搬迁，因而某些工序的知识和技能得到传播，很少为个别陶工所独有。
元朝（1271—1368）的第一个统治者为忽必烈。虽然蒙古族是一个游牧民族，情趣粗犷，而且在征服中国的战争中已经使中国人民陷于贫困，使文学艺术遭受摧残，但陶瓷的生产却气势蓬勃。忽必烈及其继承者的朝廷都有在景德镇制造出色的瓷器的愿望。因此，所得瓷器——枢府窑是当时最精致的瓷器，显然带有定窑白瓷的风格。由于景德镇生产的白瓷与釉下蓝色花纹形成悦目的对比，青花瓷流行起来，而且在以后各朝代一直颇为人们所喜爱。中国瓷器生产的中心逐渐移至景德镇。
及至明朝（1368—1644），景德镇在瓷器世界占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到了明朝时期，青花瓷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著名的牛血红釉开始生产。陶工们对釉裂已能有意识地进行大小方位的控制。釉下铜红与釉下绿还有其他的颜色，在此时期开始出现，但最受人们欢迎的是釉上彩。明朝的瓷器精细，光润洁白，釉层较厚。
在清朝（1644—1911）的盛期，创造了一些新形式的瓷器产品，取得了一定的技术进步和光辉的成就。但是，随着朝廷的日益腐败和人民的更加贫困，中国的瓷器和陶器的质量和外形发生了明显的退化。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矛盾重重，未能解决。那时，生产的瓷器尽管质量仍比大多数外国制品精细，但要么是拙劣地抄袭老造型，要么是老图案不加选择地混杂在一起，甚至是抄袭难看的外国式样。新中国的成立为陶瓷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专业学校、研究所、新的运输方法、新的工艺一齐涌现，使这一古老的行业恢复了青春。
河南禹县的神垕仍然在生产钧瓷，他们的产品与河北邯郸的磁州窑的人物雕塑一样达到很高的水平。景德镇、博山、德化以及石湾等名窑的产品更不必说了。许多古代有名的窑业基地现在的产品，虽然有的尚未达到昔日的最高标准，但正在迅速发展。例如，江苏省南部的宜兴生产陶器已有2400年历史，产品声誉日增。青瓷的制作在停顿200年后已经恢复。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来到太湖西南角这座城市，农村里的人在家里造坯成形，用船运至老式的龙窑烧制。当时有一家艺术陶器厂，约有60名工人，主要生产茶具、咖啡具、花瓶和花盆，都是素烧的红砂或紫砂陶器，尤以茶壶最受欢迎。1966年我再去访问时，宜兴已开始出现一个大陶瓷工业，紫砂陶器有更大的发展。到1974年，宜兴郊外的丁山周围已有18家现代陶瓷厂，制造许多种日用陶器和艺术陶器、浴室用的陶器，甚至还有泵和电动机外壳。虽然紫砂陶器厂已有900多名工人，产量比1966年翻了一番，仍满足不了许多订货。由于各工厂逐步机械化，增设连续烧窑、现代生产线等等，所需工人相对减少。一艘艘轮船不断穿过太湖，将产品经内河运输系统送往沿海城市和港口外销。
迷人的陶瓷器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几十年来，我在各地参观访问陶瓷厂和古窑址以及实际上与陶瓷有关的一切人和厂之后，惯常作些札记。根据这些札记和图片整理的书信稿太长，承蒙著名澳大利亚陶瓷专家旺达·加恩塞惠允和我合著一本书，书名为《中国的古窑与现代陶瓷》。该书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于1983年出版，澳大利亚—中国理事会慨然协助复制图片。1982年初，一些中国专家注意到此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决定印行原稿，中译本取名《瓷国游历记》。我在序言中写道：“本书作者既不是一位考古学家，也不是一位古陶瓷专家。我只不过在中国居住和旅行了几十年，对中国的陶工的成就具有浓厚的兴趣和崇高的敬意。”
栽树种草，制止水土流失
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土壤耗竭、水土流失及其最重要的原因——森林被伐问题。这种情况在中国可能比大多数国家更加严重，因为中国的历史悠久，中国人民从事农业已5000年了。
中国历代政府都为洪水、河流改道、河道的淤积而担忧，但却认为林区的木材和燃料供应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只要有新的地区可开垦、可灌溉，就把它变成农田，就认为万事大吉了。
中国古代的工程师曾兴修许多水利工程，取得巨大的成绩。这些工程有助于土壤的保持，其中有四川的都江堰和宁夏平原工程至今仍在使用，受到人们的称赞。在制止沙漠化、砍伐森林等现象的斗争中，水总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历史上各时代造成不知多少个百万人丧生的主要灾祸，通常是黄河和长江的水泛滥所致。因此，保护好河流源头的森林很快就开始成为极重要的问题。
随着中国人口的增加和新城市的建立，对木材和燃料需求越来越大。于是，森林减少，出现了更多的荒山秃岭，夏天的洪水冲走了表层土壤，使河床升高，因而又必须加高河堤以防止水淹。
这种过程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了。秦始皇为自己修建了豪华的宫殿，并在他的陵墓旁做了6000多个与真人一般大小的陶俑，每一个陶俑必须在烧木头的窑里烧。木材可以从泾河漂流而下，但沿岸的森林变成了受侵蚀的黄土地，使河水多泥。1000年后的唐朝，据说尽管泾河是泥水河，渭河水还是清的。然而，渭河上游的森林不久也被砍伐，两条河的河水里都带有大量泥沙流入黄河。从山西和陕西往上溯源，流入黄河的水全都如此，使黄河水的泥沙含量很大。后来，按照最好的苏联技术人员的建议，在山西、河南边界的三门峡修建了一座大坝，它不久便淤塞，以致达不到原设计能力。
20世纪20年代后期，我听过一位著名的外国地理学家的讲演，他曾在中国进行过广泛的旅行。他宣称：“华北已注定无望了。森林覆盖面积在迅速缩小，河流正在干涸。可耕地已大大减少。除非现在就采取巨大的、长远的措施，否则形势将不可控制。”自从他讲了那一段以后，新社会在交通、灌溉、土地分割和科研方面一直在大踏步前进。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大规模地兴修水利；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果断地治理沙漠，或全面提高粮食产量。然而，通过在各地的参观访问，我深深地感到，砍伐森林后土地更加干旱，特别是在华北，侵蚀的土壤使河流变成了黄色。正如在印度，由于在喜马拉雅山谷地区采伐木材，下面的河流几乎每年泛滥，使许多人丧生，庄稼被淹没。在中国，在一些河流的上游砍伐树木，也使土壤沙化，河流淤积，水灾越来越严重。1931年，长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位。约100万人在那次水灾中丧生。1954年水灾时的水位更高，而1980年该地区的水位比以前又更高。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组织起来了，生命的损失较小。1976年在河南南部的驻马店，树木早已被大量砍伐的伏牛山区下了一场特大的雨，由于两座大坝上的防洪系统不起作用，坝被洪水冲垮，使下面平原的广大地区遭受了灾难。1983年，由于汉水上游树木被伐而雨量太大，为保住武汉，唯一的办法是在富饶的江汉平原上制造滞洪区，让江水分导流入以调节水流量。
虽然在人口众多的城市已进行了植树造林，各省也营造了林带，特别是横越华北的林带，并且新疆的绿洲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已制止了沙漠的吞蚀；但要使河水重新变清，使宝贵的土地不再被冲走，还必须做许多工作。现在，老干部们带头植树造林，各省也开始认识到这种需要。以甘肃省为重点的全国植树造林运动正在开展中。每年3月12日被定为全国植树节，并且设立了“绿色中国基金”，以支持这一工作的深入发展。在崎岖的内地植树造林更不容易。但是有许多部队单位不断地为此工作。各地区还根据现有的资源和办法因地制宜。在西北的辽阔草原，问题是饲养的牲畜过多，冬天牧草不足。成群的绵羊和山羊放牧在草原上，常常找到什么草就连根拔起吃掉。锋利的羊蹄刨松了表层土壤，春天的风一吹就刮走了。来自被污染的城市上空的酸雨，正开始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已发现的松毛虫可以用它的天敌来抑制。在中国南部许多地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拣柴火的人把树下部的枝条都砍走，只留下绿色的树冠。这些树木，由于从空气中吸收的营养不足，长得单薄细长。然而，树根能使土壤固定住，树向空气中散发的水气调节气候。有了树林的屏障，起大风时风力就会分散。如果人要生存下去，那么树必须生存下去。
只有栽树种草才能减轻水土流失，防止沙化，保持生态平衡，改善气候，使农村又有小河和野禽，最终提供木材为当地建筑之用。由于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有3.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被沙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一场反对砍伐森林的斗争。全国需要种植几十亿棵树。现在的任务是培养实干的、脚踏实地的林业工作者，不是一小批，而是几万人，他们将开始扭转整个局面。这样规模的植树造林要依靠农业人口的自愿合作。而这就又需要对基层的青年进行教育，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是为21世纪的中国而斗争，为生存而斗争。这场斗争必须取得胜利。
据估计，中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只占12％。由于在被滥伐的大面积土地上重新植树造林的任务巨大，国家资源有限，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必须采取办法使全国人民的力量都投入这场斗争。随着责任制已在中国绝大部分土地上推广，植树造林也应实行这一制度。中国的绿化运动方兴未艾，将扩展到最遥远的丘陵和山谷，保护人民的最宝贵的土壤遗产。
当然，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能源、燃料和木材，这种趋势是很难制止的。外国公司曾宣称中国没有石油。苏联人在1958年停止向中国出口石油，以卡中国人的脖子。今天，中国能生产足够的石油，充分自给自足，还有相当数量的出口。油田已不再稀罕，沿海岸上下到处矗立着石油钻机。中国的工人当好石油工人的能力得到了高度的发挥。在内蒙古已发现了储量很大的煤矿，把这些煤开采出来，定能解决当地的燃料问题。现在正在大力推广太阳能灶、沼气产生装置和风能设备，这些都可以解决燃料供应问题。南方的冬天不太冷，所以，沼气在南方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这就节约了大量的燃料费。在湖南、江西北部、广东、福建和四川，小涡轮泵利用很浅的水流，便可满足当地电力的需要，这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有杰出的发明，今后大有希望创造其他机械以改善日益增多的人民生活的需要，从而保住森林，减少水土流失。
可耕地资源的不断减少与人口的不断增加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然而，这个问题将得到解决，必须解决！
新中国的精神
对一个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将近60年的人，人们或许会问：中国何以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呢？我的回答：这是萌发于人民并在长征、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发扬的精神创造了当代罕见的奇迹。这种精神产生在老解放区，扎根于全国，正是今日中国希望之所在。
在旧中国，战争、洪水、饥饿、瘟疫、灾害不断，农村和城市受剥削、遭破坏，人们走投无路，发出了困惑而愤怒的呼号：“没有办法！”后来，出现了一些人改变了声调。共产党人坚定地站在一切斗争的前线，全力克服困难，战胜敌人。“没有办法”改变为有办法，他们的信心来源于新的认识，由此领导群众，所向披靡，小团体发展壮大，成为声势浩大的洪流，淹没了陈旧，清除了腐朽，开辟了新的渠道。这种精神点燃了南昌起义和广州公社的火焰，使瑞金周围的军队顶住了蒋介石的聘有德国顾问的现代化军队。毛泽东依靠这种精神，领导了从遵义到延安的一段长征。这种精神鼓舞了彭德怀指挥军队在山西和河北英勇奋战，日本军队不得不在华北保持兵力，不敢倾全力长驱南下。这种精神激励着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部队在华中地区挺进大别山，使南京和上海的解放势不可当。这种精神促使大批农民队伍用大车和独轮手推车提供后勤，支援解放军南下，跨过长江，直至胜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带来了人的精神的解放。此后，中国人民开始了空前的建设事业。每当出现了新的矛盾需要解决时，他们总是说：“有办法！”这个信念包含着对自身和自己的无尽潜力的极大重视。王进喜和他的伙伴们以传统的斗争和牺牲精神，在黑龙江雪封的草原上开发了大庆油田，为欣欣向荣的石油工业打开了道路。也正是这种精神使人们建成了遍布全国的灌溉网，大量增产人民所需要的粮食；这种精神促使医生、教师和科学家为工作献身；这种精神使年轻人自问：“我能为祖国做多大的贡献，使大家生活得更好些？”
中国的进步甚至比最乐观的估计还要快。当然，有斗争，有困难，有错误，世界上发展规模这么大、速度这么快的任何地方都难以避免。偏差已在取得经验后纠正，并制订了新的准则，使前进中的亿万人民继续迈步向前。中国人民有性格、有能力，既热情又激奋，相信自己的巨大力量。在这10亿人中可以看到人的各种特征。中国人受到高度评价，是因为他们具有成熟的人道主义修养。他们挚爱朋友，仇恨敌人。他们在许多方面贫穷，在另一些方面富有。“四人帮”到处散布犬懦主义精神，竭力制造混乱，借此夺权，独断专行。揭露“四人帮”后，人民重新恢复了革命活力。复苏的人民只要忠于原则，坚持社会主义，他们的巨大力量，泉涌般清澈、强劲，就能够逾越一切障碍和困难。
人类处于一场新工业革命的开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每一天都在催促中国迎头赶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有许多东西要学习，也正在学习。过去的好的东西应当保存下来，还要为未来缔造更好的东西。随着现代化的进展，摆脱封建主义、尊重科学态度，其重要性已更加迫切。我深信，面对现实的需要，人们将比过去更善于分析和创造。一个国家的人民决心要取得成绩，便不会容忍官僚主义。在一个组织完善的社会里，破除旧的清规戒律，恢复了事业心，人才精英一定会脱颖而出。正是我所看到的这种精神付诸实践，将绿化山岭，开垦荒地，使河流改道，把公路和铁路铺到内地，生产出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所需要的能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近40年来经历了许多艰苦斗争，获得了许多辉煌胜利。全世界翘首注视着中国宏伟事业的不断成功。只要延安精神和老革命家的精神长存，中国走向统一和振兴就阻挡不住。到时候，台湾参加宋庆龄的家宴，欢迎来访的普艾达和陆慕德（1970）
在宋庆龄家参加聚会（前排右四为艾黎）
在宋庆龄家与廖承志及陈乙明夫妇等欢聚（1969）
欢快的相聚（自左至右为章文晋、苏菲、黄华、洛伊斯·斯诺、艾黎、马海德、何理良）
与老朋友在一起（中为格兰尼奇，右为马海德）
（1984年冬，海南）
与老朋友李强、刘鼎合影（1983）
与老朋友张心一（左）、沙博理（中）合影
又一位老朋友李约瑟来访（1975）
与裕固族儿童一起跳舞（1979）
重返山丹四坝滩（1982）
艾黎在山丹的何克墓前献花（1984）
艾黎收集的一批文物待运山丹（右为王自刚，左为覃文羽，1981）
艾黎捐赠文物馆开馆典礼庆典会场（1982）
艾黎参观自己捐赠的文物（1982）
欣赏玉器
艾黎参加山丹培黎图书馆开馆典礼合影（1984）
艾黎与斯宾塞大夫及夫人在兰州出席庆祝培黎学校建校40周年大会并讲话（1982）
康世恩致艾黎的感谢信（1982）
美国友人兰本达在北京香山饭店向艾黎和李屺阳了解山丹培黎学校工作情况（1986）
筹建中的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1986）
甘肃省政府聘请艾黎为恢复后的山丹培黎学校董事会名誉董事长的证书（1987）
习仲勋致山丹培校的信（1988）
艾黎的印章——“创造分析”
与工合领导人陈翰笙、卢广绵商谈恢复工合事宜
工合国际委员会在停止活动35年之后，于1987年9月3日在北京重新恢复活动
工合国际恢复活动大会后，马海德、爱泼斯坦等前往艾黎住所向艾黎祝贺
（左后为阎明复）（1987）
访问河南新乡合作社（左三为范文海）（1983）
新西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麦金农代表新西兰政府向艾黎合作事业基金会主席杨波捐款（1992）
艾黎合作事业基金会成立（1992）
老友相聚，其乐融融（左起为吴蔚然、马海德、黄华、米勒）
在北戴河避暑地同喝下午茶（左起为魏璐诗、爱泼斯坦、巴苏、艾黎、巴苏夫人、邱茉莉）
对外友协的领导（右起为夏衍、楚图南、林林、侯桐）向艾黎祝贺生日（1983）
艾黎与刘庚寅副会长于重庆渝州宾馆合影
艾黎与对寸外友协工作人员在一起
艾与耿的合影
又回到了童年时光，与妹妹乔伊在北京（1986年11月）
艾黎家族的新一代，在艾黎北京台基厂大街1号的家门前
与段士谋在北戴河避暑（1984）
幸福大家庭（前排自左至右为刘力、李德芬、段士谋、艾黎、张玉兰、徐静云、王涛，后排自左至右为聂广沛、聂广涵、聂广涛、聂广淳、邓邦镇、卢波）
在兰州段士谋家里的合家欢（1982）
艾黎与聂氏四兄弟合影（自左至右为聂广沛、聂广淳、聂广涛、聂广涵）
艾黎与马海德及邓邦镇卢波夫妇在海南岛
艾黎酷爱游泳，每年夏天去北戴河度假
艾黎与重孙亮亮（右）和震震（左）
艾黎写给重孙亮亮的诗《亮亮》
聂龙和妹妹丫丫（聂广沛之子女）给艾黎带来的家庭温馨
艾黎与聂青（聂广涵之子）
来华60周年时，在家门口种上一棵核桃树（右一为李屺阳，右二为章文晋）
对外友协在人民大会堂为艾黎80寿辰举行宴会，邓小平向艾黎祝酒
（1977年12月2日）
对外友协名誉会长邓颖超祝贺艾黎85寿辰（1982）
胡耀邦到首都医院看望艾黎（左为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1982）
在祝贺艾黎89岁寿辰的宴会上，对外友协会长章文晋向艾黎赠送一方印，上面刻“创造分析”四字（左为习仲勋）（1986）
在中国笔会中心举行的诗歌朗诵会上，丁玲（左一）和胡絜清（左二）向艾黎献寿桃图（1983）
1987年国庆节，艾黎从医院来到天安门广场，最后一次欠同北京市民共度节日
艾黎的骨灰安葬在山丹（1988）
艾黎遗嘱
艾黎遗嘱
一定会与大陆各省重新联合，中国将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1985年结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取得了或许是各经济大国中同时期最快的增长速度。邓小平在1986年3月对来访的新西兰总理朗伊说：“但这毕竟是新的长征路的起步。”正在进行的改革预示着全面持续发展的经济繁荣。中国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
和平意味着发展。人们将进入一个更有希望的新世界，达到梦想不到的高生活水平，并跨进宇宙。但是，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继续扩大，还在研制更尖端的武器和技术，一场毁灭性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人类。令人鼓舞的是，值此联合国宣布的国际和平年，以裁军为主要目标的世界规模的争取和平的行动声势越来越大。世界人民决不愿看到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毁于战火。作为全球稳定的一支强大力量，中国将继续修建连接各国的桥梁，以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从而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的未来。
附注
①“奥蒂鲁阿”毛利语之意为“新西兰”。——译者注
①中文全名为何明清。——译者注
①即《四世同堂》的缩写本。——译者注
①简称“3S研究会”。——译者注
①即艾黎写的《Fruition——ThestoryofGeorgeAlwenHogg》一书。——译者注
①重组国际委员会始于1985年夏，直至1987年9月工合国际委员会才正式恢复活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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