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随着内战接近最后阶段，学校受到了更大的威胁。表明山丹培黎学校有共产党倾向的事越来越多。最糟糕的是严立地的被捕，他坚持要去解放区。尽管大家向他指出，如果他去解放区会给国民党以很好的借口，从而破坏山丹的工作，但他答应了又不算数，还是在宁夏银川附近下了卡车，想从那里跑到解放区去。当他被国民党民团逮捕时，他用中国话对国民党宁夏主席马鸿逵说：“满（全）国快要红啦！”后来他被押送到国民党甘肃警备司令部，从那里又送到了南京，关入监狱。不过很幸运，南京很快受到威胁，在驻南京的加拿大使馆的干预下他被送回了加拿大。
  随着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形势的恶化，学校的经济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货币贬值已到惊人的程度，从山丹往新西兰寄一封信要花三四百万元。我们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办法在香港把我们从国外汇来的钱换成金条，然后带进广州。可是，广州当时有条法令，金条不准出省。所以我们把金条藏在卡车用的蓄电池底下，然后将蓄电池空运到兰州，在兰州把金条再换成银圆。那里，美国人有一架小飞机，我们租用它把成箱的银圆运到山丹。这是我们当时唯一可用的货币。
  1949年8月，解放军攻占西安以后，就开向兰州。到山丹来的人传出消息，要打仗了。当地一些财主开始往北山找地方避难。他们中间不少人此时开始抛售小麦，所以我们才能买上一些准备作过冬的口粮。国民党和马步芳的军队在县城附近到处可见，他们向老百姓大肆勒索，那些不愿意给的人就遭到毒打，夜里常听到哭喊声。到了9月中旬，我们能看见一长串卡车朝着当时显得更空荡荡的城里开。有人说武威已经解放了，也有人说还没有。那些日子，似乎什么事都有可能在山丹发生。
  我知道，我和乔治·何克盼望的那一天终将来临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必须更显得若无其事。修建工程在继续进行，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尽可能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安插进来的特务未能制造谣言，引起恐慌。
  有人曾向我报告过一些诸如国民党或马步芳军队来“借”大车驻卡车的小事件。有一次，一个飞扬跋扈的国民党将军带着他的下属来看了我们的学校，说他们将帮助我们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委婉之说。为了保护我们的财产，我们不得不多次进行斗争，有时是有形的斗争。学校已足能这样干。我们力量的成长，不仅在于有了房子和机器，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士气，在艰难时刻能团结一致，以正常的令人信服的方式继续干下去。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到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就是因为马步芳的军队认为我们组织良好，并有大量的枪炮子弹。
  山丹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追问：“培黎学校有枪吗？”人们回答说：“唔，当然有，他们的机械车间就制造枪。你知道，他们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还有机关枪呢。他们在山里开铁矿，炼出来就做炸弹。”这个精彩的故事讲得那么逼真，在我们遇到麻烦时给我们帮了大忙。实际上，我们只有5支步枪，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那些日子里，是故意让在学校大门口值班站岗的学生拿在手里亮给别人看的。这些枪的口径也不一样，有两支其实只能装样子，因为根本没有能用的子弹。
  当解放军逼近山丹时，有人告诫我要注意从西安来的大约40名特务。他们住在山丹那条主要大街的省立银行里。我知道一点这些特务的底细。他们是刽子手，就像任何地方的刽子手一样。这些人穿着西式服装，有些穿着皮夹克，每个人胯上都挂着手枪。有一天下午，我骑车外出，想过河到对面的面粉厂去。我一出南门，有两个家伙正站在墙旁边。离我约100米远，还有两个坐在小河边上，显然等着我过那小桥。我朝小桥骑过去，推车过桥。其中一个问：“是他吗？”另一个回答：“是，就是他。”
  当然，我不怕他们会杀死我。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这种事我都经历过了。但是许多学生还要靠我。如果我被枪杀，肯定会出现混乱。所以我走过这两个家伙，朝面粉组走去时，心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这时，有个学生从南门跑出来，直奔小河，他向我喊着说，59师师长——一个国民党军官要见我，正在擂台等我。这样，我平平安安地从那两个特务面前又走了回来。
  我在房间里见到了那位师长，他正等着我。记得当时我那只叫马金斯的老猫正在他身边的椅子上吃一只老鼠。师长很客气，他问我这儿有没有美国人，我们把他介绍给甘沛霖。他对甘说，解放军来了之后，日子会很不好过的。师长在西点军校受过训。我给他煮了咖啡。那天晚上他又来了一次。他问我有什么可帮忙的没有。他已经认识到，国民党不行了。他说：“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我可以把那40个特务调走。”当晚，他确实这样做了。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那位唯一的美国人。只消一个美国人，就可以使国民党软下来。
  我早已知道马步芳的军队拟定了要杀害60多名学生骨干和若干名教师包括我在内的名单。他们计划在撤离之前破坏整个学校。有一天，主管大马营军队补给站的一位友好的军官来看我。他偷偷地告诉我，已经决定要疏散我们的学校，并炸毁机器和设备。他问我，学校里有没有姓杜、刘、高等的学生。很明显，黑名单已经拟好了。接着，他又向我借吉普车去武威开会，上述这些事将在会上讨论。我们吩咐运输组的一个名叫张育英的学生开车去送他。那军官急于赶路，一个劲儿地让他快开。当吉普车爬过定羌庙时，国民党的军用卡车正在飞扬的尘土中向西疾驰。第一辆卡车停下来了，第二辆就从旁边疾超过去，第三辆又要超第二辆车。到处灰尘弥漫，我们的吉普车撞上了第三辆卡车。那个军官当场丧命。张育英被从汽车里甩出来，倒在路上，双股股骨骨折，浑身是伤。那些国民党士兵拿光了他们的东西，让他们躺在那儿就不管了。
  但是有一个司机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这样，我们才去把张育英接回来。多亏司宾赛大夫夫妇，张育英得救了。
  当马步芳的民团正迟疑不定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了。敌人在究竟如何消灭我们这个学校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因为我们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我们的各个单位分散在一块8公里的地区内，但一个共同的纽带把我们联在一起，而且出现的各种事件和冲突已表明，我们能够很快地在任何一处以团结一致的面貌出现。这是这些年来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可贵特点。我们有自己的学生会组织，我们与当地人民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子弟是我们的学生，成年人来我们学校当工人。最后，马步芳的军队派人到武威去拉两卡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两点钟，炸药运到了，但四点钟我们得知，解放军已切断往西去的路，正从青海经扁都口开过来。
  一旦国民党的后卫部队向我们采取行动（看来这很有可能），怎样去对付这些人我还真有点茫然。把情况告诉任何人都不好，当时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种有信心的姿态，以一种几乎是毫不在乎的样子，对学校和车间的工作做出正常安排。那是一个金色的秋天，同学们个个都显得很健壮，正在操场上做各种游戏。我沿着坐落在城东南的学校四周巡视了几趟，发现学校后面有个国民党军队的据点。一棵榆树下的农舍中，有一挺机枪正瞄准着学校，还有一条明显是通往警备司令部的电话线。我下了决心，如果战斗打响，我就拿起那支好的卡宾枪，切断电话线，把那挺机枪夺过来。我觉得，有了这挺机枪和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受过的使用机枪的训练，加上这么一批学生，我们学校满可以对付千把敌人的一部分。路边靠墙堆着一垛粪，从那里我们可以爬上一间矮房的屋顶，俯视那挺威胁我们学校的机枪。当然，如果敌人悄悄撤走，那更好，也就用不着什么英雄行动了。因为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保住学校，什么也不受损失，保持士气旺盛，等解放军一到，就把一个生气勃勃的学校交给他们，而不是沉湎于不必要的表现。很幸运，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9月19日，伟大的解放日来到了山丹。这天，风和日丽，温暖宁静，是最好的秋天气候。县城的南门关闭着，所以我们到南门外的生产实习组去必须出东门。那里，一切工作正常，面粉组在磨着面，皮革组正给毡靴上鞋底。学生们在学校的果园里摘苹果，分给每人的苹果够吃一两天的。当时，县政府已经撤离，只有这千把个甘肃兵密切监视着我们。没有从西边开来的卡车了，似乎那里出了什么事。半夜里能听到大炮声和枪声。后来我们才知道，山丹监狱里的政治犯已被处决，只跑出来一个人，几天之后带伤到我们医院求治。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解放军已迫使张掖的国民党军队投降了，从而切断了山丹以西的古丝绸之路。受命把守武威的国民党士兵撤到了山丹，这些当兵的开始从老乡那里抢他们想要的东西，拆掉房子上的门窗当木柴点火做饭，牵走牲口并拉夫为他们驮装备。街上一片喧闹，整夜哭声和咒骂声不断。后来，国民党的军队和马步芳的民团就突然全部向北山逃跑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几个人坐在我住房后面的擂台顶上。太阳照在我们赤裸的腿上和胳膊上，因为我们还穿着夏季的衣服。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张玉珩，她急切地盼望解放军早点到来。她的女儿薇薇正随解放军从延安往这里开来。此时她满怀抑制不住的激奋心情。终于看见一个解放军战士从东门跨过田野朝我们的一个学生走去，他正放牧着几只在割过麦子的地里吃草的种羊。那战士的声调清晰，透过寂静的空气，我们都听得见。他很随便地问城里有没有国民党的军队。那学生声音响亮地回答说：“没有。”战士走后不久，一个骑马的军人沿着大路过来了。他叫人们保持镇静，说这个地方已经解放了。另一个骑马的军人问我们的一个学生：“你们校长跑了吗？”当他听说全校一个人也没有跑时，他说了一声：“好！”
  9月21日这天变化太大了。早上，一位解放军军官来访，他想借3辆卡车载部队去解放大马营。第二天黎明，解放军西进部队的司令员黄新廷将军不拘礼节地走进我的房间。我一边说着话，一边抓起一件衬衣和一条短裤穿上，把脚伸进麻鞋里。一个帮忙的学生端上咖啡。司令员对我说，部队西进时，指望我们给予一切帮助。我向他保证说，我们非常乐于帮助。他希望借用我们的全部卡车和运输组的全体学生3星期。不错，我们是有车，但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把车抢走，我们已经把车拆卸了。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将车重新装好，从老矿井里把埋藏的汽油挖出来。我们把第一批部队送到大马营补给站之后，20辆卡车都上路了，这些车便去解放玉门油田。新西兰人魏米思是个农业专家，他驾驶学校里最大的一辆卡车，跑在车队最前面，车上一面大红旗迎风飘扬。他对此经历感到十分骄傲。运输组的学生都干得不错。我很高兴看到，旨在培育健壮的体魄和创造性技术的学校教育已帮助学生们养成了善于应付各种挑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