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我搬进学校接替乔治遗留下的工作时，在学校旁边先前摔跤比武的擂台盖了一座小屋。那地方在很早的时候还作过别的用途，但不管怎样，在较低的坡上平出了一块地来，以后几年，按我自己的设计盖起的房子就坐落在那里。中间是院子，院子两端的泥墙上各开一个门，到晚上才关。院子的一边，从这头到那头，是分成3间的起居室兼卧室，我住左边一间，孩子们住右边一间，对面是一间长房子，作为厨房、厨子的住房和库房。乔治·何克4个养子中的两个——老三和老四，还有另外两个很有前途的孩子曹百成和张维善，都因年龄太小不能去住学校宿舍，跟我住在一起。聂家兄弟是“工合”工作者——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合作者聂长林的儿子。聂搬到一个合作中心去后，这个中心随即被国民党士兵捣毁了，他被吊起来打了一顿。合作社的其他社员，把他放了下来，送到山西太行山，他在那里又建立了一个“工合”分支机构。他有病的妻子和4个孩子都留在宝鸡，情况很惨。妻子不幸因患癌症病死。由于无人敢收留一个已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的孩子，乔治就把他们全部收养下来，并从双石铺带到山丹。乔治临死前要求我照看这几个孩子，我就把他们接过来了。老大和老二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两个小的——老三和老四一直跟我住在擂台，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的父亲也终于在东北找到了，他已是那里的一位领导干部，一家人得到了团圆。
  在山丹，乔治死后，我起先有一种孤独感。但是和我住在一起的孩子们都很聪明活泼，又使我高兴起来，每顿饭大家都很开心。我们定出了许多小规矩，如：不许在家里哭，谁要哭就到擂台去哭。别人做事时不许在室内到处玩，谁想玩就到外面去玩等等。因此，大家相处得非常好。每周最大的享受就是星期六晚上去洗澡。学校里盖了几间小浴室，我们一起到其中的一间浴室去，在热水里泡呀，搓呀，擦呀。穿衣服之前大家都围在那只从双石铺拉来的大铁炉子旁边，先美餐一顿。炉子上通常炖着一大锅杏干、新疆葡萄干、冻梨和姜块，大家用长把铜勺舀着吃。孩子们都很爱吃，尤其要是加上了一些蜂蜜的话。这时又讲故事，又说笑话，真是不亦乐乎。老四那时才四五岁，他喜欢听我讲《杰克和豆秸》这个故事，但我把内容适当地中国化了。每当我讲到“菲—法—福—富姆”①时，他便心惊胆战。事情不如意，我开始发脾气时，曹百成就会面带最开朗的笑容问：“你为什么这样生气？”并且对着我笑，直到我觉得情况似乎好些为止。除此之外，我当父母的责任不外乎就是注意让他们洗澡，吃得饱，至少做一些家庭作业，以及冬天不受冻而已。老四有一次的确得了肺炎之类的病，但后来病就好了。直到今天我还觉得这些孩子为我做的比我能为他们做的还多，因为他们的确使我摆脱了孤独，不去想当时的一切问题和事情。自然，人们一闪念会回想起往昔曾影响过自己的一些小事。记得有一回，我在大热天用铁锹在农场挖了一天渠，累得要死。我留下来做最后的清理工作，而孩子们像大雁一样排着笔直的队形，轻捷地穿过荒草原，跑回去吃晚饭了。这时，突然间刮起了阴森森的大风。我顶着风艰苦地沿路慢慢往回走。一时之间，中年人的疲乏感把我征服了。然而，风沙之中，从沟壑里传来了令人欣喜的呼唤。曹百成牵着学校里的一只骆驼——那只大白骆驼正朝我走来。回家的5公里路走得又气派又舒服，穿过城门时，我第一次意识到为什么门要那么高，因为骑在骆驼背上刚好不碰顶。
  我所住的擂台，也是有些生产组的学生到操场去的必经之路。每天早晨在那里升旗，开始一天的工作。从擂台后门进来，穿过我过厅里铺砖的小道，由前门出去，是条捷径。有我睡炕的那间房，通向中间的一间，那里两扇很阔的门，除非在最冷的天气，经常朝院子敞开着。我那间办公室兼卧室兼多用途起居室的入门处，铺了一块毡垫。有一天早晨，我还光着身子在睡觉（这是我从西北农民那里学来的最舒服的睡觉方式），突然，梦被搅乱，因为被子已被迅速拖上来，蒙住了我的头，在我全身组织最软的部位响亮地打了两下，我还未能从被子中解脱之前，肇事者已无影无踪了，只听见远处传来他们欢快的、憋不住的笑声。他们早已从擂台正面的台阶跑下去，消失在大门外操场的方向。不过，我仿佛可以听出是谁的笑声，而且知道准是预备班里那些正值狂躁的年龄的孩子中的一个干的。于是，我把被子推回原处，准备再补上一小觉。可是，睡意全无了。我是否该生气或发火并找出肇事者呢？我的那条狗斯金皮似乎很欣赏这件事，它伸出前爪扒着炕沿，站在那里，像是期待着再发生别的有趣的事。
  我在山丹的日子里还有一番感到陶醉的经历，那就是每天下午骑自行车巡视校内的各生产组。通常第一节课后我就出发，可每到一个作业现场就舍不得离开了。我看到人们在手脑并用地劳动。当他们的手指在制坯轮上捏塑着陶罐时，那边熄灭了火的窑在出窑；玻璃器皿正吹出来，一摞摞瓶子被装进退火炉里。在造纸组，只见在小型蒸汽机的响声中，张世昌和他的伙伴们忙个不停。在纺织组，我们骄傲地看到毛纺成套设备终于安装停当并开机工作了，100多只纱锭转动着，织布机织出了毯子、哔叽或斜纹布；一只水泵正把外面的河水抽到染缸里来。我到缝纫组，看见山丹当地的孩子王延义正在裁剪和缝纫的学生中间忙着。我得先去针织组检查新设计的毛衣和袜子式样，才能到皮革组去看刮皮、抛光、上色以及皮袄的制作。随后，跨过小河到面粉组，再转到它房后用我们自己生产的甜菜制糖的地方。这时，要再向外走去看农场或煤矿，一般就太晚了，需要专门安排一个下午才行。我就在回城的路上经过电机组和运输组，看磨曲轴和装配新活塞。最后才到机械组、印刷组和医院。此时，机械组的锅炉上的汽笛就该鸣响了，该去吃晚饭和准备晚上开会或学习了。
  这也许听起来很有些田园风味，其实并非如此。但是，我可以坦率地说，我在这里看到的笑脸，比在我到过的其他任何地方更多，一天中为时也更长。这里的孩子中，青春期的烦恼似乎比我年轻时在学校的烦恼要少。这儿有那么多的事要做。每天都要为学校做出上百个决定，要收进或送出许多信件或报告，同中国国内外的支持者保持联系。我充分利用了每一天。也许只有晚上才是我自己的，有点时间回顾往昔的欢乐和痛苦：孩提时代，带着一本书，爬在高高的鸦茅丛中，消磨夏天的星期日。在韦斯特科特老家的炉火旁与朋友们悄悄地谈天。在战时的上海，有一名军官是怎样打那身为骄横象征的日本人的耳光……然后又回到欢乐中来。傍晚，坐在陶瓷组的水车旁，静静的水纹映出冬日的树影。老磨坊和远处的积雪，同杜安芳商量釉料等实际问题，身背后其他的人正拿着筷子、端着碗在吃晚饭。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下午的风沙吹得我眼睛发涩，我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