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我先去山丹安排房子，发现城内大部分宽敞的房子都空着，还有五十来座庙，有的只剩断墙残壁了，县政府把持在马步芳匪帮的一个地主流氓手里。最终，还是让我们租用了已经废弃的发塔寺。马步芳的部队曾在那里驻扎过骑兵，寺内门窗都被卸掉烧火用了，柱子也被饿马啃得坑坑洼洼。几百尊佛像古里古怪地坐在四面透风的庙堂里，鸽子飞进飞出，整个地方破烂不堪。我在主要的那条街上租了几栋房子，作为学校的临时驻地，然后回兰州去接第一批33名学生，他们已从双石铺到达兰州。
  1944年12月21日①，我们租到一辆公路卡车，所谓“羊毛车”，即抗日战争初期苏联支援中国的旧卡车。孩子们把铺盖卷和我们在兰州所能采购到的物品，包括4大缸咸豆辣椒一起装到车上。每人一身新棉衣，还有一件老羊皮袄。他们把帽耳朵放下来，护住耳朵，背朝着刺骨的高原寒风而坐，风沙太大时，就用小手巾捂着鼻子。路上一共走了4天，没遇到什么大的麻烦。只是在一个河床上，车辆陷进冰里，大家费了不少力气才把汽车拉出来。最后一天傍晚我们由焉支山上的定羌庙沿大坡而下驶往山丹时，天色已昏暗，由于卡车前面的挡风玻璃已破，司机的眼睛里吹进了什么东西，使他驾车偏离了路中央，外侧的轮子轧到一堆石头上，把几个孩子甩了出来，倒在公路上。因为棉衣和羊皮袄很厚，孩子们没有受重伤，但还是有许多擦伤和小的扭伤。天黑后，车开到山丹的主要大街，一住进牌坊下我已租好的那冷冰冰的房子时，我们首先处理的便是这个问题。
  第二天，我们就在这所房子里开始上课，用的是楼上一间四壁透风的房间。我们决心从一开始就让大家都有事情做，并且感到有意思。下午，我们的实际劳动是修庙，以使它能用。我们用到处拣来的砖头铺教室的地，并为成立机械车间和纺织车间做准备，因为我们已决定要在山丹先办起这两项。排成长队一块块递砖是很冷的，然而那座摇摇欲坠的破庙却一天天像个样儿了。
  这样半天上课半天劳动，一直持续到2月份，我们终于听到乔治·何克带领学生已抵达兰州的消息。他还采集了一批物资设备，雇了几辆卡车将设备运到山丹来。马拉的大车正在由兰州来的路上，而这时“工合”又发生了危机。山丹的工作要想得到国际委员会更多的帮助，我就必须去重庆一趟。因此，把学校交付给另一位老师和几个年龄较大的学生之后，我便搭了“黄鱼车”上路。经过永登县的时候，在一个客店的院子里，我看见何克正坐在卡车上打字，学生们在车对面的场地上打篮球。我把一切新闻告诉了他们，他们说车子已差不多快修好了，就可以去山丹了。随后，我继续前往兰州，经陆路尽快去重庆。
  事情很清楚，山丹的学校要想生存下去，我们必须有“工合”的名义和庇护。有一次，山丹县衙门的酒席散后，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地方官员跑到学校来大骂，说谁都知道我们是一伙“戴红帽子的”；说学生们应该送去当兵，脱离他们的“外国主子”；还说无论如何，我们所有的人很快就会被从县里撵出去。无疑，地主们是竭力反对我们的，因而有必要由“工合”的领导机关出面请求兰州的省政府当局派一位好一点的县长来。经过张心一帮忙安排，原县长被调回原籍临洮，真是大快人心。
  乔治从双石铺把学生和物资运到山丹来，一路上出了不少险情。在马车翻越冰封的山顶时，他们只好跟在车旁步行。一辆车连同马一起跌进深山谷里，有人几乎被摔死。他们的一辆卡车又与一辆装军火的卡车相撞，起火爆炸，车上的一些人死里逃生。尽管路上这么多艰难困苦，60名学生除一名因心脏病死于兰州外，全部胜利抵达山丹。乔治出色地组织了我们这次“小长征”。他当时29岁，已是一位成熟的校长了。
  此后一个时期，我常跑东跑西，乔治则坚守岗位，主持拆除庙里的旧佛像，安装锅炉，安排布置机械组、纺织组和教室的工作。他似乎从不休息。学校面貌在迅速改变。1945年7月我终于回到山丹时，学校里的棉纺组在生产棉纱，织布机在织布，机械组开了工，课堂教学也进行得很顺利。较大的学生负起了更大的责任，当地的孩子也来参加工作；看来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恰在此时，我带着“工合”的负责人徐维廉和两名英国合作党议员一起从四川回来。他们待了几天，对我们所做的工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的学校终于在西北的甘肃河西走廊站稳了脚跟。

①原版为1943年，后发现有误，改为1944年。——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