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当“工合”决定开始小规模地举办训练班，为合作社培养技术员和指导员时，这种培训班就叫作“工合”培黎工艺学校。我选用“培黎”这个名称，是为了纪念约瑟夫·贝利，一个从1891年起一直在中国的美国人。他主张我们这种培训办法，而且在美国很出名；我们曾从美国筹集到大量资助。再者，“培黎”在中文里是“为黎明而培训”的意思，我们认为这样命名很合适。
  我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上海认识贝利的。我读到他在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农村需要技术培训的文章，便去拜访他，结果看到他就住在一间小阁楼里，室内仅有一张床和一个小书桌。他正用打字机记述自己的想法。我们成了朋友。他常告诉我不要只待在上海，要在中国真正的农村去学习，设法了解人民。因此，我们在上海的几年当中，很少在周末或节假日不一同外出，到有农民干活的地方去，在那里可以看到河渠和宝塔，平底帆船和农民，观赏景色，增长知识。
  贝利启发人们独立思考，并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他已经开始为他未能预见、也未能活着见到的新中国培养青年。贝利作为一名传教士来到中国，创办了南京大学农学院。执教期间，他让学生们住到紫金山附近去，重新植树造林。这位古怪的老人常说，向饥饿和绝望的人传教是没有意义的。“你必须先改善他们的生活，然后才能向他们讲哲学。”他竭力推行自己的一套林业主张，并长年为之奋斗，希望制止人们砍伐森林。他使紫金山的一侧种上了树苗，然而清明节一到，便眼见所有的小树都被人砍走，做成细棍，用来挑纸钱插在坟上了。他的第一次植树努力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不过，他提出的把清明节定为植树节的意见，在袁世凯执政时期就被政府采纳。
  只要听说有自然灾害，贝利就设法到他可以支援的地方去。他曾帮助把山东的饥民安排到吉林定居；东北发生霍乱时，他又建立了一所霍乱病医院。但是，他所做的工作影响到日本人的利益，日本人不久便指使匪徒将他毒打一顿而且赶走。他不断派送年轻的中国人到美国去工作和学习，这些青年回国后被称为“贝利的学生”，其中许多人是“工合”运动的骨干。
  他在晚年70多岁时还和刘广沛在安徽的和县做农村改革工作。我同拉尔夫·赖普吾执教的上海麦伦中学的不少学生（其中包括迈克和阿兰）一起到那里去。这批学生可以帮助实现他的部分计划，而那是一件值得一试的很有意义的工作。然而，没过多久，刘广沛去做官了，当了甘肃省民政厅长。贝利出去进行了一次环球旅行，后来发现患有前列腺癌。虽然动过一次手术，结果还是复发了。在美国住医院是很花钱的，他不愿成为家庭的累赘，竟跑到后院开枪自杀了。一个曾在中国为造林的基础工作和技术培训而努力奋斗过的老人，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在善良的普通美国人和善良的普通中国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