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1938年“工合”刚刚兴办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在成立合作社的同时必须进行办社和技术方面的培训。后来的若干年里，我们试办过各种培训，如“工合”职员的短训班，每年更新一些课程；还有为愿意做成本核算和统计工作的大专生而设的高级班。
  随着合作社的发展，我越来越认为该做的事是搞出一套培养内地工业合作社领导人的办法来，并且网罗能做这种工作的人才，把他们放到贫穷落后的地方去，让他们熟悉当地的条件，并学会处理问题。他们应受到多方面的教育，从而能创造性地满足以后的年代可能出现的任何新的要求。
  从1940年起，我们开始在全国各地，如东南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的四川，试办培黎学校。这些都是为普通的合作社徒工或逃难的工农子弟而设的学校。培训主要围绕着生产部门进行，课堂作业是次要的。每天有半天时间用于生产实习，教学生如何利用和开发当地可以得到的原料；另外半天则上课讲理论。整个学制是一个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集体，至少生产自己需要的部分物品，因为最理想的那些学生家里太穷，交不起学费。
  鼓励较大的学生教较小的学生，也是培黎学校通常的做法。学生最好在高小年龄入学，到差不多21岁时把他们输送出去，就可以在合作基础上的集体生产中发挥领导作用。
  第一所培黎学校是1940年在江西赣县创办的。从那里毕业的学生对东南地区的合作社组织是个有力的支持。1940年秋，设在宝鸡的西北办事处也开了个类似的短训班，但只办了6个月。另外两个学校，一个在广西的桂林，一个在湖北的老河口，开办不久都被当地国民党官员解散了。随后，又在西北的双石铺、洛阳和兰州各设过一所学校。双石铺是陕西省秦岭山区的一个小镇子，如今叫凤县，附近的老凤县已改称凤州。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合作社中心，希望它可能成为人民游击部队的工业基地。1939年我从延安回来后，根据红军朋友们的建议，决心尽力把它发展起来，因此就把学校和我的住所放在这里。开始时，学校仅有山坡上的三间房，当中一间是纺织车间，另外两间是教室兼宿舍。只有十几名学生，由一名教师负责，他要为让孩子们有饭吃、有事干而操劳。结果，一个个教师很快相继弃职而去。乔治·何克被派去接任时，他已是头一年（1941年）当中的第九任校长了。
  乔治·何克是个年轻的英国人，毕业于牛津大学。他随着姨妈穆里尔·莱斯特（一位和平主义的公谊会教徒）进行环球旅行的途中，于1938年来到中国。经史沫特莱推荐，他以一家美国新闻通讯社临时记者的身份到了延安和华北解放区的一些地方，被那里的革命精神所深深感染。1938年，经史沫特莱介绍，我在武汉第一次见到他。谈到他近期在中国的计划时，我对他说：“你要是想找个工作忙而无报酬的差事，那就到宝鸡我们西北‘工合’办事处去，我们会给你很多事干的。”说罢，我就把关于他的事完全忘了。直到一年以后我到宝鸡，发现这位年轻人已经在那里了。我们谈论了“工合”的成功与失败之处及其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当时，国民党已明白表示它不想要合作社，尤其是生产合作社。乔治深信，在国民党地区是不可能成功地建立合作社体系的。他认为，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任何大规模扩大“工合”的想法，因为那只会导致小资本家趁机自封为“合作社”或工厂的经理，盗用“工合”的名义逃避赋税。他赞成设法保持和完善现已扎下根的合作社。他并且认为，我们集中精力培训农民子弟，不仅可以针对当时“受过教育者”的偏见，证明技术领导人是能够从工人阶级和农民中培养出来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将能够提供一批习惯于集体劳动的技术熟练的人，不论把他们派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立即参加那里的建设。
  约有一年时间，双石铺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培训中心。乔治起早贪黑，努力工作。不久，在新建成的宿舍和作业室里他已有了60来个学生，并添置了一台机床、一架小型汽油发动机，开办了机械车间。在一名学生范文海的带领下，安置了河南难民并开展了烧石灰、伐木材、烧砖等活动。我们还为大批河南难民办了一个小诊疗所，用可以得到的有限的药品，竭尽所能护理伤员。
  洛阳和宝鸡两地的培黎学校都没能办多久，它们都在遭到轰炸后关闭了，学校的领导早已被抓进了集中营。这两所学校由于过分强调生产自给，到晚上学员们已疲惫不堪时才上课，所以办得不成功。在宝鸡的学生制作玩具卖给街上的一家小店。学校解散后，没有一个学员参加“工合”的工作。
  洛阳那所学校有从合作社来的孩子，也有学生。“工合”主席被捕后，他们有一半人去太行山投奔八路军。洛阳是晋豫一带合作社的地区中心。我去那里了解情况。只见在城外一个有几孔窑洞的院子里，露宿着一小批原来的学生。学校的设备已荡然无存。有几个学生竟被所谓的“合作社”的官员们当作住处的佣人使唤。我们总算把这批学生全部转移到了双石铺，并加入那里正在扩大的队伍。他们是绝好的材料。
  在双石铺的最后阶段，“工合”的秘书长开始抱怨把钱花在西北这样一个小镇里。认为在重庆办学，官员们看得见，可以获得更大的信誉。由于安徽的黄山是委员长度周末爱去的地方，所以在通往黄山的路旁选了校址。我十分反对这种主张，从未去看过这所新“学校”。乔治·何克生怕孩子们失去受训练的机会，还是去了。他发现孩子们摸黑坐在一间屋子里，灯已被拿到别的房间去为当地官员举行晚会用了。尽管制订了教学计划，教师们却不来上课。曾经计划要在邻近的运输大院里做一些活，但没有多大干头。这批孩子很快便迁到了双石铺。
  办以上几所学校时，技术领导力量不足始终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清楚地看到，唯一的出路是从自己的队伍中产生专家。于是，便从双石铺选派了20名有发展前途的青年到成都去开办一个分校，利用那里的设备搞毛纺，主要从事纺织和制革。成立这所分校是为了同抗战中迁至华西的金陵（南京）大学的农村工业研究工作挂起钩来。由于分校设在一所教会大学的校园里，园内有各种文娱消遣活动分散了注意力，这项实验并不很成功。孩子们固然努力，却很难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们所在的那些技术部门有很好的设备，但没有好的领导，在生产和改进训练方面缺乏集体的、预定的目标。工作时断时续。两年以后，约1944年，所有的设备都拨给了我们之后，我们便把设备连同学员一起迁到了西北。1942年9月，在把双石铺学校西迁的想法产生之前，我们在兰州郊外的穆柯寨办了一所学校，作为西迁的中间站。这所学校办得比较成功；不过，同时维持它和山丹学校两处在经费上的困难日益明显，它在1947年关闭了，学生和设备都搬到了山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