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工合”创始后头3年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把“工合”联系在一起。我要和在纽约的普艾达保持经常的联系，她通过美国协助中国工业合作委员会为争取美国的同情和帮助，一直在辛勤地工作。要定期向在香港的“工合”国际委员会汇报；要时常到重庆的“工合”总部去，尽管它已沦为另一个国民党组织；要到所有的地区办事处去，因为真正办事的权力在那里；要与延安和西北边区以及皖南新四军地区的“工合”办事处接触。因此，我走遍了中国的非敌占区，去视察许多合作社和出席没完没了的会议，路上有什么交通工具就用什么交通工具，骑自行车，搭救护车或骑马，但更多的时候是徒步或坐在卡车上当“黄鱼”。
  那年月，卡车一般归做买卖兼开车的人所有，携带非法的付钱乘客。卡车时常用木炭或酒精作燃料，有时用菜籽油或什么混合物来代替好的润滑油。因此，轴承常被烧坏，那就要在路上等好长时间，直到装上新的轴承，用手工把曲轴磨好为止。这类事花费了不知多少时间和精力，却是长途旅行的重要部分。我常常利用等待修车的时间写几行诗，其中一首就是讲我在20世纪40年代搭“黄鱼”车的经历。
  “黄鱼”
  在中国，如今有一条死规定，
  卡车，不论商用还是军用，
  都不得捎带外来乘客。绝对不许。
  卡车寥寥无几，但人们必须来来去去；
  于是，正如锁匠锁不住爱情，
  老百姓自有办法，
  为需要而创造机会。
  因此，有一些人下车步行，
  温顺地走过每一道检查站，
  再装上去拉走。
  给这些人取了个名字：“黄鱼”。
  在一起当“黄鱼”，特别是
  经过一周的旅行和各种遭遇，
  会产生一种朋友的感情。
  “这像不像你们国家？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大山？
  像我们这样的农民？”
  我极目远望
  那祁连山高耸入云的山巅。
  在起伏的草丛那边，
  从片片沼泽到山顶的白雪，
  看那牛羊正悠闲地走动——
  是的，水泉子村多么像
  从卡瑟罗克过去到五河镇、圆丘①
  和多风的韦米亚平原的景色！
  但这里农民的每个屋舍都是一座碉堡。
  在南岛，通常有铁丝网防兔子进入。
  在这儿，塔顶上放着石头，
  准备投向闯入者；
  人与人的斗争更近在身边。
  在那里，我们把自己的人送往
  利比亚、意大利、希腊，
  为拥有各自的农舍
  和牛羊的权利而捐躯。
  人们不禁纳闷，为这些东西战斗牺牲
  是否永远必需？
  正如西戎、月氏、匈奴、唐古特②人、汉人，
  为今天这里的一切抛头颅洒热血。
  他们的白骨肥沃了永生的草原，
  因而黄羊可以在这里吃草……
  车到山口，抛锚了，
  冰冷的手指在黑暗中不能把它修复。
  于是，我们整夜蹲在卡车上
  挤在一起互相取暖，
  听着宁夏山上野狼的嚎叫。
  天亮了，曙光染红了青海山上的积雪。
  饥肠辘辘使脾气一触即发，
  “谁是娃娃？”说话的是14岁的小马。
  “那你要我叫你什么？老汉？”胖商人反问他。
  “不要理我。”年轻人说。
  “我爱说就说，小王八蛋。”年长者说。
  “洗洗你的臭嘴吧，满嘴脏话。”年轻人回答。
  “算了，算了。”大家叫嚷，“别说了。”
  于是，不论是高兴，还是抑郁，又静下来了。
  重新上了路，
  一个女孩子，商人的监护者，年轻漂亮，
  有两个人为她动心。
  一个学生，一个机械工。
  那学生多情善感，为靠近她
  和不时的接触感到兴奋。
  那年纪大点的人需要更实惠的东西，
  望着她如饥似渴。
  她佯作不知他在朝着她望，
  巧妙地显示她那优雅的风姿。
  后来，到了人群熙攘的城市，
  一名官吏带着大堆行李，
  命令“把那箱子放上去……”
  我们遵命抬上去放好。
  又发出指示，“不对，放到那上边。”
  我们委婉地提醒，“会压坏别的东西”……
  大人顿时火冒三丈。
  “你们胆敢不听！
  我说这车走，就走。说停，就停。
  我可不是这司机的‘黄鱼’。
  谁再说一句，我就命令你们统统下车！”
  吧喳一声碎了，箱子压在了发往国外的茶叶货包上。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随着一阵拉挡声，我们的车向上坡爬行。
  我陷入梦境，不经意地望着
  矗立在山顶上那俯视乡村的巨石。
  它每年接受农民的顶礼膜拜，
  他们带来了神吏的肖像，
  跪拜在石刻的无言领袖面前，
  这领袖不能来到人们中间，
  他直挺挺独自留在那里，
  只有秃鹫随意在他身上屙屎。
  “你昨晚住在哪家客店？
  ‘民建’还是‘永昌’？
  两家一样都尽是臭虫，你碰上臭虫怎么办？”
  “哦，我就在上面一滚，碾死它们，
  接着睡我的大觉。”那人回答。
  小马，觉察到了那漂亮的姑娘，
  和男人们爱慕的眼光，天真地用清脆的童声
  唱起了一首古老的新疆民歌。
  “哦，掀起你的盖头来，
  让我看你的脸儿，
  嗬，嗬，你的脸儿红又圆啊，
  像那秋阳下的苹果一般样，
  啊，像那秋阳下的苹果一般样。
  “哦，掀起你的盖头来，
  让我看你的眉毛，
  嗬，嗬，你的眉毛细又长啊，
  像那松针透过太阳光。
  啊，像那松针透过太阳光。
  “哦，掀起你的盖头来，
  让我看你的眼睛，
  嗬，嗬，你的眼睛明又亮啊，
  像那水上映着的明太阳，
  啊，像那水上映着的明太阳。”
  姑娘脸红了，把头低下去，
  爱慕者局促不安。
  年纪最大的老人怀着对青年人
  灵活健壮的手脚的艳羡，
  高兴地咯咯大笑。
  在狭窄的甘肃河西走廊中央，
  在两边的大山①之间夹着残留的部分长城；
  用土垛成的一道可怜的防护墙。
  “这样的墙有什么用？
  我们从哪一面打敌人？”学生问，
  “蛮子是从北面还是南面的大山和草原过来的？”
  “他们从北面来，汉人就到南面防卫。
  他们从南面来，我们就到北面去。
  但由于这里没有水和粮，
  我们通常就让这城墙从任何一面保卫自己，
  而我们只待在家里。”年纪最大的“黄鱼”
  这样说，又恢复了他的尊严，
  直到被一阵对他老伴的抱怨声所打破。
  “我坐的下面是空的，就像坐在一口锅上，
  下头又冷又空”。
  她安慰说，“把你的屁股抬一抬。”
  然后拉下一块卡车苫布填在了空处。
  开车的助手不同意。
  她轻佻地回答说，“好像这苫布
  是你痛得死去活来，从肚子里养出来的。”
  他不作声了。一阵哄笑。
  “大家在这里下车啦，”
  开车的助手怜悯地看着我们。
  “这地方！为什么把我们撂在这里？
  这城里都是空房子，蠢头蠢脑的乡下人，
  最好把他们都赶走，从上海另外弄点人来。”
  一时找不出他听得懂的话
  我们说了句，“开玩笑呢！”
  于是，铺盖卷递了下来，还有零星的东西。
  喇叭不耐烦地响着。
  “谢谢”，我们喊。
  于是，“黄鱼”们走进了沙尘迷漫的黑风之中，
  因为他们必须
  走完那通往西部的路程。
  在各种气候条件下旅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得一大早在车站喝完豆浆、吃完油条后就上公共汽车。你走进一家小客店，总有臭虫、跳蚤和蚊子。然后，你到了“工合”中心，总有人要见，有工作要做。这样倒好。可是当你又上路时，有时你会有一种沮丧之感，因为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当。一年又一年，很孤单。下面摘录我在1940年11月14日写的日记，它描述了乘船去贡水途中的心境：
  在船上的第二夜。我忽然感到非常孤独，这是一种很怕的感觉，总想用忙来避免——通常是很有效的。但今天——一个无所事事的冷天——却于事无补，我怀疑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唐·吉诃德式的人物，似乎到处去捅风车。
  我的一家人如此分散——我指的是对我有足够了解，既不把我太当回事又不把我太不当回事的人。K.P．（刘广沛）在去重庆的路上。阿兰和迈克在哪儿？林（林福裕）在湖南。亚历克（亚历克·坎普林）在上海。赖普吾（拉尔夫·赖普吾）在北京。埃德加·斯诺和佩格（海伦·斯诺）在香港。苏吉（宋庆龄）也在那儿。G夫妇（格雷斯和曼尼·格兰尼奇）在美国。我们的计划必须有人民的力量作后盾。我只有一双手和不多一点脑力。埃德为江西募捐干得真出色。但是一个人总得有人手和权威才行。
  我始终把我们工作的重大意义记挂在心，在任何条件下——不论战争还是和平——它都极为重要。它包含着一个真正的未来的种子。但我希望我在这一切面前不感到那么无用和无能为力。愿到宝鸡去一段时间，从那里重新获得热情。
  我在旅行中曾遇到许多有趣或可悲的事情。我全速骑车下坡，最后转拐弯处出现了一座糟朽的断桥，我把自行车一下子横甩出去。有一次我坐在公共汽车上，车子上船的渡板掉了，汽车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我从车窗爬了出来。卡车猛然相撞，我从装载的货物中间钻出来帮助受伤者。这些故事，正如遭轰炸的故事一样，已经失去了它的吸引力，从记忆中溜走了，只有几次突出的经历尚未淡忘。最吓人的一次空中旅行是我在香港参加“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之后回去的时候。我带着两篮子给赣县“工合”办事处科研实验室用的玻璃器皿。天气热得可怕。我们起飞后进入了一场带电的狂风暴雨中。飞机像一片叶子那样动荡颠簸，电光在四周忽闪。看来我们简直不可能再着陆了。我设法使玻璃器皿同我一起上下颠簸，把握住不让它碰到天花板或撞碎。最后我们总算通过了暴风雨区，在广东北部的南雄降落，但海关的人对那些玻璃器皿却小题大做，大找麻烦。幸亏我们当地的“工合”指导员拜伦·陈来了，在费了许多唇舌之后才让我们离开。那真是一次危险的远行。在另一次旅途中，一些土匪开枪击毙了我们的木炭公共车司机，然后命令每个人下车。他们对我说“一个外国人”，就优待放我过去了。反正我身上除了大约15元法币以外，也没有多少对他们有用的东西。
  有一次，在1942年，我搭的那辆“黄鱼”车停在甘肃山里的一个村庄修理。从一座破庙里出现了一个大约14岁的男孩子的瘦小身影。他走到一辆空卡车的司机面前，有礼貌地向他敬了个礼，请求他好心地把他的“兵”——六七个形容憔悴、瞪大眼睛的病孩子兵——捎到天水去。“谁给钱啊？你的钱在哪儿？”那孩子回头望望他的伙伴，又望望那司机，厌恶与鄙视地吐出了一个字：“钱”。打中了要害，司机垂下肩，低着头，蓦地转身跳上他的车就开走了，留下那孩子兵司令站在公路中央，从眼角抹去眼泪。这是个伤心的故事，在许多地方发生过许多次。从抗日战争持续到内战时期的征兵，离开四川时有1万人，到兰州时700人，而那少数抵达新疆的人也都死在那里，因为他们在隆冬季节到达，没有保暖的衣服。士兵们遭到野蛮对待，他们自己对待路过的村庄的老百姓也变得野蛮起来。
  也遇到过一些有趣的事情。我从江西北部去福建时，公共汽车里的一个老人对我看了一会儿。他有两个孙儿同行。他以为我不懂他的话，对他们说：“怪不得我们中国人开飞机比外国人好。你们看那儿的那个外国人，他的鼻子那么大，所以他只能看到一边。”孩子们听着老人宣布这条“定理”，很有兴趣地看着我。还有一次，我骑自行车从于都到瑞金，在路边一个棚子下停下来喝点热米酒提神。一个江西人眼巴巴地看着我，说：“老表，你吃饭时很困难吗？你的鼻子会不会触到饭碗里去？”我说：“我还能对付，能行。”他说：“你是中国哪个地方的人？”“我是新疆人，新疆有好多人是大鼻子。”“哦，”他说，“这倒怪了。我以前从没听说过。”江西的老百姓极其友好，一般说我们同他们的确处得很好。

①指新西兰南岛，艾黎幼年在假期去农场劳动的地方。——译者注 ②唐古特人是元代蒙古人对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的称呼，后来清代也用以泛称青藏地区及藏族诸部，今蒙古语仍称青藏地区及当地藏族为唐古特。——译者注 ①指祁连山和龙首山。——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