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长期以来，国民党特务自然一直在监视着我。陕西益门镇公路检查站的警察认为我从延安带了东西到重庆去，我不得不光着身子站在寒风中等他们搜查我衣服的衬里。更有甚者，敌人还从各式各样人那里搜集乌七八糟的谰言，发起一场诽谤人格的运动，要把我彻底整倒。说什么我是英国特务企图控制中国的工业，是个凶狠刁钻的工程师，是以中国人民为代价替自己博取名声的、感情用事的宗教冒险家，是在每个城市有一个老婆的性欲狂；说什么在长途旅行中我带着一个女演员同我睡觉；说什么我是日本特务，是共产党同情分子，一个对工业一窍不通的傻瓜，一个在印度银行存有巨款的匪徒，如此等等。当这些捏造的谣言不起作用以后，他们就决定解除我在“工合”中的执行权力。
  原来任命我为技术专家的任期为3年，但我早已对是否允许我继续任职产生怀疑。1939年后，我总是未经通知便被调动，就像在中世纪的法庭取决于某些人的欢心。同时，虽然我仍在全力以赴地工作，我已有点厌倦这种心力交瘁的艰难生活。因此，进一步发生的任何事情，我都不会感到惊奇。我决定一旦被解职，不能按老样子帮助“工合”，我就设法去延安；那里，尽管困难重重，合作社正在前进。这样做当然使国际上的支持者困惑不解。
  1942年9月21日，我在双石铺时重庆发来了电令。电报说：“行政院决定终止你中国工业合作社技术专家的职务。”接着，又许诺说将给我经英国去新西兰或任何我愿去的地方的头等船费，还付我2000美元的酬金。我完全知道这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他们长期以来根本没有给我以报酬，也从没有付过我为“工合”工作所花的旅费。如果他们食言，我决不会感到惊讶。不出所料，那笔钱始终没有来。
  事实上，鉴于在“米钱”问题上的斗争，我前些时候已呈递了辞职书。自1941年中起，美国的一些名人（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本人）的关心，以及对我和“工合”的宣传，特别是埃德加·斯诺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已使外国捐款大大增加。因此，1942年5月，孔博士派往美国一位使者，企图把“工合”的全部资金纳入重庆的渠道。使者回国后，乔治·菲奇不断鼓吹该项计划，但是毫无结果。在物价飞涨时期，所有政府雇员都在薪水之外每周领取补贴，以抵消生活费用的上涨。重庆“工合”的雇员没有拿到这笔钱。菲奇申报国际委员会要求发给“米钱”补贴。我反对。因为所有的实地工作者和合作社社员都认为这些官员是无用的官僚。如果总部出现财政紧张，就应该裁员。结果菲奇被迫裁员一半。我拒绝在这项“米钱”计划上署名，这肯定会激怒许多人。
  我后来获悉，我在行政院被控告的主要罪状无非是我“与共产党秘密交往”。加在我身上的其他主要罪状是：
  在宝鸡同很多共产党人一起建立“工合”合作社，并向延安输送人员和物资，证据是一份被捕进步干部的名单，其中一些人已被处决。
  在皖南茂林设立“工合”事务所帮助新四军。在浙西的遂安建立机械工场，为新四军制造了大约4万枚手榴弹，并修理机关枪等。
  在云南大理、福建永安、陕西省的双石铺等地建立了类似的共产党基地。
  从蒋介石夫人那里拿了4万元法币，用来组织瑞金的八路军士兵的妻子儿女为新四军做麻鞋。
  在洛阳被叛徒告发的帮助山西的贺龙的计划当然也被当作一项证据。
  解职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影响我的工作。我只不过绕开了重庆，照旧做国际委员会实地工作秘书的工作。与行政院断绝关系一点儿也不是坏事。1944年，当我再次去重庆见到孔博士时，我说他不应该开除我。他说：“你不是的确试图从洛阳去帮助共产党吗？”“是的，”我说，“我们创办‘工合’就是基于在抗战中尽量好好帮助双方的政策。”他“哼”了一声。接着他就听我讲被安插在“工合”领导中的一些人丑闻。例如，新任总干事周象贤派卡车去广西运女内衣等到重庆出售，大赚其钱。周曾是蒋介石的参谋，是一个十足的为自己捞钱的家伙。孔叹息着说他对自己了解到的一些事发愁，夜里睡不着觉。他问我是否愿去和孔夫人谈谈，告诉她我对“工合”组织下一阶段的建议，我照办了。
  到那时，我已认识到我被免职是由于美国的一些势力通过其代理人活动的结果。另一些人继续阴谋把我从仍听取我意见的国际委员会撵走。毫无疑问，许多阴谋和反阴谋一直都在策划之中。但是日本人的战败和人民解放军取得的胜利使阴谋未能得逞。我从来无暇去玩弄小权术，一门心思地追求一个目标。从1938年至1942年，我的目标是为“工合”运动建立一个基础，由一系列生产合作社形成自己的联合社，负责供销和信贷设施等等。我认为孔博士并不想发展这种事业。他只不过要搞一系列小型工业，由他私人的裕华银行加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