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直到情况表明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起一场运动时，国民党才慨然准许建立工业合作社。接着就刹了车，运动逐渐受到了扼制，高贵的夫人和肥胖的孔老博士在害死病人之前，先要把油水榨取干净。宋氏三姊妹一起视察重庆的工业合作社，一起照相、拍电影，也阻止不了CC集团的陈氏兄弟继续进行破坏。他们曾经以为“工合”不过是一个笑话。现在，他们认识到“工合”实际上是国内最大的工人阶级组织。合作社指导员大多是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同合作社社员群众一起认真地工作。“工合”总部在后期尽是些成分混杂的人，他们把大部分工作时间花在玩弄小权术以谋取地位上。与此同时，各省许多比较进步的分子厌恶地开始离开，往往只剩下那些贪得无厌、野心勃勃的人，利用这个运动来达到个人的目的。“工合”许多组织都保持着两套班子：一套是做工作的，另一套是吃宴会、玩弄小权术、编造谣言向CC头目打报告的。只要蒋介石夫人和孔氏夫妇庇护“工合”，CC集团就不能公开地破坏它。但是他们可以慢慢地将它扼杀。一个办法就是将它置于一个合作社管理局的领导下。有一段时期，“工合”艰难地抵制了这种命运。
  到1940年中期，反对一切“左”的东西似乎成了主要倾向，而抗日战争倒是处于第二位。有一次我们的一位指导员成了怀疑对象，并且发现他正受到调查。他请了短假，买了些乱七八糟的小说，带到茶馆里坐下，伸伸懒腰，唱点旧戏，言不及义。这样，经过大约3个星期，监视他的特务最后汇报说，可以认为此人并非危险分子。在那年月，凡对农民或工人，对苦力或难民儿童发善心的人，都会受到怀疑和监视。有人争辩说：只有“共产党”才会那样。和颜悦色、通情达理与平心静气都是坏的迹象。大发脾气、动不动吆三喝四——这些反而是为人适度的标志。
  国民党高层人士的反共态度，特别是在皖南事变中表现出来的反共态度，必然会影响到本质上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工合”运动。他们一方面要从支持民间在集体基础上办工业的运动获取全部面子；另一方面又认为它走得太快，增长过快，力图阻止其发展。“工合”最初的发展引起了潜在敌人的注意。既然它取得成功，如果能从上面加以控制，并使它脱离人民民主运动的危险渠道，它可能还是一种进利的来源。
  看到“工合”的工作本来可以轻易地按目标成为一条真正的经济防线，现在被改变成一种政治玩物，决不是乐趣。我知道，好的合作社社员会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并学会痛恨旧社会事事刁难的弊病的。在那些困惑的日子里，这确实是仅存的安慰。良好的工作成果被破坏，工作人员被逮捕，而同时自己又被大人物带出去喝茶，被当作魔术师的白兔一样介绍给更多来访的大人物。“瞧，我们敢于在我们的怀里培育什么！瞧，我们是多么进步！”我们的“赞助者们”似乎得意地说。
  那些年“工合”的历史是一部不断遭受反动派镇压的历史。下述典型的事例表明，一个合作社多么容易就被摧垮了。一群南昌的难民裁缝组织了一个缝纫合作社。由于冬季来临，他们生意不错，因而“工合”事务所按时得到贷款。给他们的贷款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他们购买了20架缝纫机并租用了主要街道上的一家大店铺，他们的情绪饱满，尽管工作时间很长，他们也能参加刚开办的合作社联合社的各种活动。不久，当地的警察带着要做的制服来了，要求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好。合作社的工人干到深夜，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订单，然后就带着发票到警察局去。他们看到警察局里的人粗暴地命令他们离开，于是就来到“工合”事务所。事务所的指导员听了他们的诉说后，与他们一样感到气愤。他亲自到警察局拜访了负责的警官，说明合作社是由难民们组成的，他们为付贷款的利息如何正在艰苦奋斗，这批订货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又是如何努力按时完成订货的。这位警官有礼貌地听着，倒上茶，鞠着躬送走了指导员。当天晚上，合作社所有的男社员都被逮捕，当作壮丁送到了军营。于是，指导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到高一层去找地方长官。他的秘书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秘书说：“那些从南昌来的二流子都不是好人，全都很坏，逃避兵役！你可是一个愿意为国家出力的年轻人。让我看看，我想我能使他们回去工作，但是他们必须交付罚款。”他也倒上茶，鞠着躬把来访者送走。罚款数恰恰就是定做制服的合同上开的价钱总数。因此，合作社不但要损失了那笔钱，而且还赔了这笔罚款。“工合”事务所的指导员不得不从资金中拿出那笔钱，加进他们的贷款。
  事实上，国民党统治区的每个事务所都可以讲述类似的故事。他们也能说出“工合”指导员因政治观点不同于国民党而遭到逮捕，有时被杀害的情况。江西遂川的领导人被关进监狱。老红军、会计龙良喜在狱中被杀，当地的事务所主任被关入泰和的监狱。东南地区“工合”的许多工人在不同的时候被捕，被指控有危险思想。在粤北，地下党的中心设在一个“工合”印刷合作社内。
  浙皖办事处主任孟受曾领导合作社社员同从兰溪撤退下来的反动军队作战。后来他被押往重庆，工人们则被关进了江西的上饶集中营。云南大理的1位管理着64个合作社的指导员被捕后杳无音讯。陕南汉中事务所主任李华春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捕，被逼自己挖坑活埋。宝鸡西北办事处的18名女工被捕，送进了西安集中营。回来的一些人神经严重损伤，衣服上和身上到处是烙铁烧灼的伤痕。其余的人则一去不复返了。这种事例多得不胜枚举。
  国民党的破坏使工作日益困难。我只得花时间和精力活动，使一些被当作赤色分子抓起来的技术员和合作社社员获释。例如我们在离宝鸡不远的虢镇建了一些社，那里是吕正操住家的基地。吕原是东北军的一个将领，投到了八路军一方。他手下的军官太太和伤兵经管着“工合”合作社。但是国民党在一天晚上袭击了该地，把女的带走了，说她们可以到宝鸡的妓院去，而男人则送进了监狱。我和西北办事处主任一同去见吕正操夫人，尽可能以外交方式调解了此事，使人员获释并继续干下去。最后他们获准去吕正操正与日军作战的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