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1938年10月，日本攻陷武汉后，“工合”总部迁到四川重庆。在轴心国战败之前，重庆一直是战时首都。这个城市人口稠密，位于嘉陵江和长江的汇合处，历来是西南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城市。
  由于希特勒仍在取得胜利而美国屡遭失败，蒋介石的朋友们对一切抗战的想法都越来越不热心，汉口撤出之后，更是如此。重庆的亲日派势力一度颇为强大。中国遭受轰炸，其中，重庆被炸的次数不少。我在去汇报“工合”实地工作情况期间，遇到过不少次的轰炸。有一次，在一个炎热的早晨飞机来了，我们躲进了浸礼会教会医院地下的防空洞。空袭警报全部解除后，我们才出来。40架飞机狂轰滥炸。我的家住在英国使馆下边的放牛巷，四周都落了炸弹，被炸得一塌糊涂。我脱下衬衣，开始清出一个地方以便晚上能睡觉。没多久，我就满身都是漆黑的烟灰。没有自来水，我只得在院子里打一桶井水冲洗。然后，我到位于一个名叫至圣宫的军阀花园的“工合”办事处去看看情况。炸弹直接命中了我的房间和打字机。花园防空洞的入口也被炸弹直接命中，在以往空袭时我常常站在那儿。
  我第一次访问重庆是在1938年12月，当时我从江西绕了一个大弯来到那里。在工业合作协会总部，一个身穿黑色燕尾服的人接待了我，他手中托着一个银盘，要我把名片放在盘子里，并引我到候客室。他不久回来说总干事有事外出了。于是我在办公楼里闲逛，在一处标着“国际宣传科”的门口停了步，我发现里边也有一个外国人正在桌旁看东西。他抬起头问我是否在这个组织的某一部门工作。我回答“是”。他是加拿大的詹姆斯·恩迪科特（文幼章），当时正在搞新生活运动。沙千里、胡子昂就是在这座楼里办我们的宣传刊物《新保卫》。他们两人是极好的帮手，后来被国民党解职了。轰炸越来越厉害，整个总部逐步搬到了离城40公里的歌乐山。那座石头房子位于松树丛中，有漂亮的石阶直通。它远离了空袭，也远离了本该去推进的奋斗中的合作社。
  在进行一次定期改组后，整个运动的指导权交给了4个处的处长。每个处长都开始把各方面的亲信纠集在身边，目的是把其他处长拉下马；每个人都想恢复原来那种大权独揽的局面，而这只有将其他的权力追逐者除掉后才能如愿。他们属于旧时特权阶级的人物，与这人或那人沾亲带故，把其所担任的职务看成是经营的本钱，考虑的只是他们的家族和头头的利益，往往是他们个人的利益。因此，他们成天忙于编造谎言，设计圈套，进行破坏性批评，朝秦暮楚，结党营私，策划阴谋，散布流言蜚语，将组织摧残得无法再工作下去。对待搞实地工作的人就像对待陌生人一样，看其向哪一小集团求助，再相机处理其要求。这是一个无法忍受的局面，不消说也是干不成事的。许多工作人员对此感到厌烦，只把他们的“印”（图章）交给朋友，自己回城去住。
  这样的上层建筑几乎扼杀了普通人朝着进步的方向所做的一切努力。每当晚上下班时，人们会看到川流不息的身着长袍或衣纽紧扣到颈部的官员们，拿着手杖，咧嘴傻笑，露出满嘴金牙，腋下夹着毫无用处的公事包，这是一个可怕的景象。我看到后想：“天哪！把这一伙人凑在一起，难道我也有份吗？”这种负疚之感只有在下到城市附近的机械工场并看到真正的合作社工人时才略能减轻些。工人们脖子上围着擦汗的毛巾，身子弯向车床——正在制作某种至少不是给汪精卫或日本人用的东西，这至少表现了正派人的创造力。
  常常是离开重庆总部最远的地区性“工合”组织，工作搞得最出色。同样，往往又是远离地区办事处的地方办事处比靠近地区办事处的地方办事处发展得更好。我们工作最差的是中央总部所在的重庆周围的一些地方。有些领导人总想做一些华而不实的事。他们不会理解我们打算建立的以及我们在江西和陕西已经建立的那种合作社。记得我曾和一位区办事处主任一同去看长江南岸的弹子石，据他声称已建成的所谓“模范合作区”。合作社分布在整整齐齐的小街道上整洁的房子内，由指导员主管着一切，这是可怕的装模作样。我以前来过这里，在一个毛巾生产合作社曾问过谁是最好的工人。他们指着一个不声不响的年轻四川人。看上去，他真的成了他的机器的一部分；而机器也是他的一部分。当主任同我一起来到合作社时，这位工人正在门外呼吸新鲜空气。因为天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他很合适地只穿了一条短裤和一双木拖鞋，他正在享受江面上吹来的凉风，用小毛巾擦去汗珠。主任在他面前停步，转身对经理喊道：“为什么让街上的二流子站在你的房屋前！”你，走开，走开！”他大声地呵斥这名工人。那社员一声不吭，只是看了看，就转身走进去，坐到自己的织布机旁。区办事处主任一边盯着他的后背一边咕咕哝哝地说，模范中心的工人劳动时应该穿得好些，说着重步进了办公室。在那时，他们就是这样办“模范合作社”的。这纯粹是一种官僚机构，毫无一点合作社的精神。
  在重庆，我有一次找到了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谈合作社制军毯的合同。那是在基督教差会的院子里一所很大的校舍里。这里也是干净整齐、井井有条，尽管有一个角落已被炸弹炸坏。在我等待会见的大厅里，僵硬地端坐着一排规规矩矩的“新生活运动”工作者，蒋介石穿着裁制精致、笔挺整洁的衣服，刷子似的小胡子，酷似一位日本将军，他正在讲话。他告诉他们，他在宁波附近的奉化时，如何站在他母亲身边用她给他的小炉子烧饭，他如何在《圣经》的训导下转变，以及他如何从《圣经》篇章中得到教益。他显得多情善感，一本正经又自鸣得意。听众十分受感动。同我站在外屋往里面看的人也受了感动。门外，戴笠的盖世太保特务和肥胖得像座山的黄仁霖将军在交谈。他们身靠闪闪发光的大型轿车，低声讲话，油亮的胖脸上露出了笑容。令人难忘的场面：小人和猪猡。
  1940年刘广沛生病期间，我代理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总干事。由于烦恼的人事和当时其他种种复杂的事情，那段日子非常难过。我很高兴能在后半夜睡上一觉，天下着雨，因而我庆幸不会再有轰炸了。正在梦中想着下一个危机时，我终于被一个青年粗鲁地推着我肩膀推醒了。“快起床，有急事找你。”他说。我醒来，睡眼蒙胧地一边穿衣一边问道：“哪儿？”“要你到孔博士家用去。”
  唉！这是凌晨3点，天正下着雨，既没有人力车，又没有其他交通工具。但孔博士是行政院长、“工合”理事长，所以我穿过烂泥地，走下通往枣子岚垭的滑台阶，沿着到那位大人物的住处范庄的路艰难地走去。
  我总算到了那里，眼前是一个愉快的小型家庭聚会，人们刚玩完牌，老人正准备去睡觉。那位集英国公爵夫人和美国百万富翁夫人于一身的孔夫人情绪颇好。她说她从国外弄到一小笔钱。这些钱是否是玩牌赢来的，她没有透露。不过她要将这些钱节俭地很快花在办合作社的托儿所上。这个托儿所必须是“现代化”的，而且必须在重庆附近。这样，她可以带人去那儿参观。
  当我蹒跚地回到放牛巷那个亭子间脱下湿漉漉沾满泥的鞋子时，我不禁感到我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下等人。然而，第二天，钱就到了当地的“工合”指导员那里。约一周后，我去视察了工作成果。“托儿所”是个长形的席棚子，里边什么也没有，既没有儿童床和设备，也没有孩子。“哦，”指导员解释说，“钱已花了，许多孩子被带进来，照了相。一些客人坐着小汽车来参观。现在这一切已经结束了。”他有点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我又在那里站了几分钟，看着那个可怜的、幽灵似的托儿所，再次感到了自己一钱不值。我迈着艰难的步子走回了公共汽车站。
  在组织“工合”的日子里，我们曾经办了一些托儿所，但都十分简陋，由女工们自己管理。可以说，什么时候得到官方的热情，什么时候就有官方的索取。“我给你钱，你给我利，这就是合作！”这是孔博士立场的声明。在一次地区主任会上，老孔这样教训我们：“你们看，我的儿子大卫！嘿，委员长给了他8000万元法币从德国购买军火，但是大卫知道不久就要和德国开战，所以他没有买，而是买了美金，倒手买卖，后来他给委员长送回8000万元左右，手中仍有原来的8000万元。委员长称赞我，并说大卫真是一个模范儿子。”“现在”，他环视四周，狠狠地瞪着我们大家，嚷道，“你们这些人给委员长什么了？什么也没有！”
  我想，我同老孔最说明问题的谈话是在一次空袭刚过之后的一个早晨。孔有一个深挖在岩石中的专用防空洞，里面设备齐全，有发电站等等。我有几件公文必须拿给他签字。“嗨，日本人一点也没有毁坏什么！”他十分轻蔑地说。“只不过死了几十个农民，而我们有几万万农民。”我想，一个伟大国家的头领之一作这样的声明，可真够瞧的。它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国民党总的态度。当然，老孔对待家里的老朋友和许多基督教牧师等人是很好的。但是，就其政治而言，正如他的子女有一次非常坦率地说的那样：“从政是为了取利。”他的仆从常到上海去照料他在那儿的利益，并将日本货带回重庆出售。有一天，我拿了一件湖南邵阳做的皮夹克给他看，他拿出了一件日本人在上海做的皮夹克，大嚷他那一件如何更好，更便宜。但是，我从那所房子出来的时候，服务人员和门卫要我给他们几件“邵阳合作社做的外衣”——当然是不付钱的。我没有这样做，他们就在我下一次必须进去见那位大人物时给了我不少麻烦。我们对这些仆佣一年要给好几次数目可观的钱，酬劳他们在我们为中国工业合作社的事去见孔时给予礼貌的合作。与其说这是一个政府，不如说这是一个帮，一个在最高位置上拥有强大后台的帮，一个对中国人民及其能力、当前的需要和未来的命运很少了解、更少关心的帮。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生产合作社不得不奋斗了漫长的10年。
  1940年7月，在重庆嘉陵饭店举办了“工合”全国各地产品展览会。不少国民党官员看到那儿的展品实际上包括了每一件日用消费品，对此感到惊讶；孔也颇感兴趣。一天上午，我在展览会上看见这位老人走来走去，也许是在做着由他的银行投资建立一系列小工业，从而家运亨通的美梦吧。展品的上方挂着一些孔的巨幅油画像。还有一座3英尺高的蒋介石的釉瓷像，是我们在荣昌的陶瓷厂制作的。突然间，在很近的地方日本人投下炸弹，巨幅油画像正好掉落在一堆万县生产的猪鬃刷子上，结果猪鬃戳透了画像，蒋介石的瓷像也翻倒了，头被摔掉。展览会开始前，不得不将画上的猪鬃拔出来，把头修补好。我清楚地记得开幕那天的情景。刘广沛总干事等也在场。美国女作家埃米莉·哈恩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穿着很薄的衣服进来。门旁的一个美国官员重重地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声音响彻大厅。他说：“喂，埃米莉，又在为美国海军服务啦？”她感到有些发窘，但仅此一点而已。老孔十分好奇地透过他的眼镜望着大厅。一些国民党官员说，展品统统是从香港进来的日本货，“工合”的人完全是在欺骗大家。亲日派在那儿叫得最凶，骂我们所有的人。但总的来说，展览会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获得了成功。不久以后，饭店就被日本人的另一次轰炸炸毁了。
  老顾问端纳有一次告诉我讨好国民党的重要性。他向我透露了他自己投“老头子”所好的办法。他跑到一家外国报纸的办事处去，让他们印出一份单张报纸，上面登有天花乱坠地吹捧孔的内容。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这篇文章剪下来，在他要去见这位大人物的那天早晨，务必使这张剪报放在他的书桌上。他说这办法一直行之有效。
  蒋介石喜欢德国人。端纳在1940年失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顽固地坚持要蒋介石断绝与纳粹的关系，后者正在鼓励日本。蒋介石的盖世太保的阴险头目戴笠巧妙地把事情办了。端纳愤然退隐在塔希提岛，直到珍珠港事件前夕才被蒋氏夫妇召回。1941年12月6日晚，我和一位美国百万富翁工程师返回重庆，蒋介石夫人接见了我们，她看到我戴着端纳去塔希提岛前在香港送我的一块很不寻常的手表，便问：“你的表是哪儿得来的？”我说：“香港。”我觉察出，这表是她送给端纳的了。她说：“你一定很高兴知道，再过几天唐①就会到这里来。他正在回来的路上。”实际上，他只到了菲律宾，日本人进攻菲律宾后，他被关进了集中营。日本人始终没有真正弄清他们抓到了谁。他就待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后来回到中国，在上海死于肺癌。他在医院里曾给我写过几封信，要求提供在重庆某几次晤谈的备忘录。但是，我已记不清那些事了，因为我最关心的是“工合”，我无法对付所有那些在背后插上一刀的阴谋诡计。无论如何，他是在蒋氏夫妇手中，他们自然不放过他所写的一切。

①指端纳。——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