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在卢广绵去西北的同时，约瑟夫·贝利的老学生林福裕前往湖南邵阳，去开辟西南的“工合”工作。卢广绵属于大胆的开拓型人物；林福裕是个细心的技术专家。我此时已在湖南省会长沙，要把一批工厂设法搬迁到山里去，作为建立西南办事处的基础。日本人当时正向长沙进军。国民党放火烧城，致使几十万老百姓流离失所，长沙变成一座废墟。这是我刚离开长沙去西南“工合”办事处所在地邵阳后发生的情况。1939年我到邵阳时，城乡都已出现了“工合”的招牌。我的工程师朋友、第一位随林福裕去西南的“工合”组织者赵叔翼，甚至把一个庵里的尼姑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纺织合作社。湖南省政府说，长沙的工业我们尽可以搬迁，归我们所有。我们由此得到一家造纸厂，设在兴化，一家机械厂，设在邵阳，以及一家漂亮的火柴厂，设在湘桂边界的龙水潭。有一段时间“工合”的火柴在桂林一带销路很好，直到后来日本飞机炸毁了这个工厂。林福裕在“工合”坚持到1941年才回上海，与他有6个幼女的家庭团聚。国民党对他的工作进行干涉也是他回上海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日军推进至邵阳时，西南“工合”办事处迁往广西，国民党解散了一所很好的培训合作社指导员的学校，它的领导人是一位来自北京的相当“左”的知识分子。一位姓谭的工程师、老培黎校友，接任了西南办事处的领导职务。另一个培黎校友毛北屏接管了云贵办事处，因为云、贵两省同西南其他各省的联系已被切断，它成为单独的办事处。国民党军队在西南的溃败严重影响了“工合”在西南地区的发展。
  1940年春，我对西南地区进行了第一次视察。同年11月再次去桂林，并从那里去柳州和贵州省省会贵阳。第二年，1941年，我去香港接收一批卡车。由于这批卡车要在仰光卸船，我又由香港乘船去新加坡，希望得到当地爱国华侨对“工合”的资助。
  在新加坡，组成一个委员会倒还不难，但要殖民政府同意把钱带出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我去见那位被称为“华人保护者”的官员，发现他仍以为国民党是革命势力，应该反对。当时已经是1941年了，他还生活在1926年。
  新加坡看上去很像是上海公共租界中心部分的翻版，仍在睡梦中，其偏僻街巷的大部分问题与上海无异。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一位很富有的华人竟然不承认他还是华人。他骄傲地说：“我们现在是马来人了。”不过，他所谓的马来人，无非是指他可以低声下气地当帝国主义利益的买办，甚至送给英国海军一艘“马来亚”号巡洋舰。然而，日本人的进攻，使这整个大厦如许多工业基础一样崩塌了。人民开始看到，纵然有巨型战舰、士兵和武器，也并非是无法对付的。
  马来亚尽管有钱，却没有大学，只有一所拉弗尔斯学院供“出身好”的孩子们学习，教他们如何成为更受尊敬和更体面的人，同时，在我看来也是教他们如何成为更会尊敬别人的人。我在那些精美的建筑中间匆匆走了一趟，看到那里挂着帝国主义企业家的画像，建筑物就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我认为，火车站是那里最宏伟的建筑物。那些铁路是要从南面伸入中国，将中国的财富带到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热带港口。
  在华人居住区的书店里，华人学生在潜心阅读来自中国的材料，尤其是任何哪怕稍带进步性的材料。他们衷心希望祖国为生存而战斗。这使我回想起抗战初期我第一次到新加坡的情景，从日内瓦返国的孔祥熙博士与我同船抵达。当时码头上人声鼎沸，希望统一战线成功的华人在举行盛大的集会。年老的孔胖子和他的胖秘书大腹便便走在人群中间，很不理会表现出来的这股力量，还以为这个示威是为讨他欢心，笑呵呵地颇为得意。
  1941年时马来亚的独立运动已经兴起，明眼人在机器车间、偏僻街巷、学校、雇工的锡矿和橡胶园中都看得出来。
  在仰光，同样是华侨给予了很大帮助。但是，他们对于奉命派往滇缅公路运送物资的国民党代理人之愚蠢和浪费钱财感到困惑不解。当地最大的旅馆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代理人。最重要的是尽快赚钱。人们告诉我，地道的西方人去看电影时，身穿晚礼服，只坐小汽车；欧亚混血的英裔印度人坐出租马车；华人坐的是人力车。
  我和一位同胞在大学里吃饭，在座的一位大学职员是有一半中国血统的缅甸青年。他愤愤地谈到帝国主义如何利用缅甸各种相互矛盾的民族主义及其小乘佛教等等把仰光弄得乌烟瘴气。缅甸人恨那些在他们那里工作的印度人。缅甸地主虐待农民。僧侣们凭借他们对于生活资料的强大控制让老百姓服服帖帖。英国人照例利用矛盾从中谋利。他说这话几个星期后，日本人就占领了缅甸。
  在腊戍、廓尔喀士兵和其他印军部队一样在操练。一切都整整齐齐。虽然堆放着大批运往中国的卡车和物资，然而相对来说真正运到中国的则很少。一个中国学生和我们同路去昆明。“说缅甸是个好地方，见鬼去吧！”这就是他的看法。英国人修了铁路，开办了工业，但别的都没搞成。
  一过边界，进入畹町，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个城镇和第一站海关。我们看到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官僚主义和结帮营私。那些人办事情不是从抗战时中国的利益出发，而是为了在当地设有的办事机构的私人团伙的利益。我们狼狈地在一个局一个局之间奔走，经过一个医疗所时，只见那里躺着当天死于流行的脑型疟的人，尸体暴晒于阳光下，招来嗡嗡的苍蝇。花两天时间办入境手续后，终于为能离开这个地方而感到庆幸，走上通往遮放、芒市和保山的山路。后来我们在那一带试办了一些合作工业。那段旅程真是少见。长蛇形的车队从山顶蜿蜒而下，进入萨尔温江和湄公河之谷。我们前面有3辆卡车因失去控制而翻下谷底。车队继续行进，后车几乎顶着前车，行列中哪一辆也停不下来。
  一周之后，我们来到大理，发现“工合”的事务所业务衰落，原因是第一位指导员工作得太好了，已被当作“左倾分子”调离。他们说他“太积极了”。合作社的数目由60个下降到只有几个，而且很弱。大理除了有美丽的湖光山色，它在中国的地理位置无疑也是最有利的。在那里，老的东西如此牢固，新的东西只好等待。再往前走就到了春城昆明，也就是缅滇公路在中国的终点，两旁种着桉树的漫长公路横在稻田的一侧。工业刚刚兴起，流亡大学的学生示威正在使古老的世道改观，学生们再也不能容忍帮派统治了。
  在昆明，我们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到个旧的锡矿，那里生产的锡被运往海外，作为国民党所需物资的偿付手段。采锡者是被人称为“蚂蚁”的童工，他们在黑暗狭窄的坑道里爬来爬去，病在那里，死在那里——因为锡是混在含砷的矿石之中的。
  我们去滇南的玉溪看了看，那里也有我们的一些合作社。仍然是“共产党”的罪名阻碍了工作的开展，为改善人民生计而采取的任何措施无不被加上这个罪名，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这样。有愿意工作的人，有愿意帮助他们的合作社指导员，生产亟待发展，但是简单的合作方式总不免被诬为“共产党”的。在昆明的商会，有一位绅士站起来说：“不得了！共产党到我们这里来了！有的工厂没有像样的厂主，都归工人所有了。这必须煞住。这就是共产主义！”他们很害怕集体制。我参加了一次云南建设厅长召集的会议，在会上，就什么是“工合”和我们希望干些什么这两个问题向当地的头面人物作了长篇介绍。讲过之后，情况果然有点不同了。
  贵州是个穷省。有句老话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在战时，贵州是个为国民党提供士兵的地方，抓壮丁抓得厉害，普通百姓的性命根本不值钱。有一天清晨，我们偶然见到一幕人间悲剧。几千名劳累饥饿、面黄肌瘦、受疟疾折磨的士兵站在路边，呆滞无神的目光在凝视。他们面前低处的一小块平地上，躺着一批16岁左右的青年，刚被枪毙，另一批正准备枪毙。尽是些农村青年，血气方刚，想抗争造反，结果被杀以儆效尤。那脸色，站着的士兵们那死人一般凝视的脸色可怕极了，许多天还萦绕在我脑际。我认为生者比死者更悲伤，他们被到处驱使，食不果腹，身上脏得长满虱子，因害疟疾、疲惫和恐惧而颤抖不已。

①新西兰著名记者、教授，西安事变时曾来华采访，全名詹姆斯·贝特兰，1937年10月25日以英国记者身份在延安会见毛主席，讲话被纳入《毛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