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内容
浙皖“工合”事务所成立后，皖南游击区的工业合作社一个接一个地组织了起来，茂林是新四军根据地的中心，那儿也设立了一个“工合”事务所。“工合”在新四军方面的计划开始就比在延安的八路军方面的计划要大。我两次到这个地区，为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合作社运动打下了基础，其中包括建一所“工合”干部培训学校，一个满足军队需要的印刷车间和各种消费合作社。在东南地区，我们想法让工人把机器和物资从宁波撤到浙西的遂安，那地方靠近新四军地区，因而能为他们制造手榴弹或修理卡车和机关枪。
“工合”在东南地区的工作受到了共产党的大力赞赏和支持。为了对实现“工合”的计划表示鼓励，新四军司令员叶挺将军于1939年10月10日寄信感谢“工合”在皖南游击区组织合作社，并呼吁进一步资助这一工作。他说：“皖南工业合作中心①对我们的帮助是重要的。这些工业使我们各区难民参加了生产工作，得到了救济。他们帮助我们利用了土产原料，免致落于敌人手中。借此我们还可以抵制敌人商品的侵入，使自给自足情况能够实现。皖南全体居民得以受益。”鉴于当时的形势，他在信中指出：“为了保持持久的游击战，我们必须把工业和其他的合作事业发展到最大可能的范围，以加强我们自己的基地。”因此，他表示希望“工合”继续支持和援助皖南人民和抗日战争。
大约一年后，1940年秋，我又访问了新四军地区，这次是同我1938年在汉口时认识的一位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卡尔逊一起去的。他曾在北方同老红军在一起，此时的八路军即由红军改编，是活跃的民族抗日军队的一部分。他对于原来的红军部队，他们组织上的优越性，以及他认为他们具有的完备的军人气质赞叹不己。我后来听朋友说，他初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时，曾经对主人说：“我是个搞军事情报的美国军人。我不想刺探情报。你们要我看什么，请让我看，我就很满意了。”主人赞赏他的坦率，这要比那种为了讨好而自封为同情者，一来到就要求并指望人家照表面价值立即全面接受的诡秘态度好得多。
卡尔逊成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朋友，我们3人在热得令人窒息的武汉傍晚设法纳凉，常坐在汉口码头边停泊的一条驳船上长谈。我们的讨论很快就涉及中国的种种问题，突然间，话题转到世界形势。“你们难道看不到整个形势吗？”艾格妮丝说：“今天，这儿的侵略者是日本人。1926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时期，在汉口这儿是英国人。你在尼加拉瓜同桑地诺和他的游击队作战时，是美国人想控制另一个国家。”卡尔逊一言不发，他的视线掠过宽阔的长江，朝当时日本人进逼汉口的下游方向望去。他默默地抽着烟斗，思绪万千。他来到中国的非敌占区是为了支持统一战线的双方。现在他有了新的想法。
我们在1938年冬分手后，埃文斯回到了美国。他辞去了海军陆战队的军职，尽管他已近退休年龄，本来可以拿到一笔养老金。“干吗要做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呢？”许多人这么问。另外一些人则窃窃私语，说他很可能比过去更深入到美国情报机构中去了。但他们错了。埃文斯是要献身做另一种不同的情报人员。他要让他所热情信赖善良的美国人民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并认为这是当时他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他所以辞职是为了可以称心如意地写作、干事和说话。我1940年在马尼拉与他再次见面时，他急于回中国看看整个局势的发展，同时也更多地了解我所参加的“工合”合作社事业。他对此发生了兴趣，想知道合作社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又能做些什么。他认为这个模式能获得各类人士的支持，而且能以多种方式在许多地方推广。因此，当他知道我要回去视察整个新四军地区的“工合”工作时，他高兴地抓住这个机会与我同去，以便看一看共产党的老根据地。
于是，我们同贝特兰①一道乘船从马尼拉动身。行前与埃德加·斯诺一起在碧瑶的山上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贝特兰要回香港去参加宋庆龄建立的救济组织——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
抵香港后，我们即着手安排从陆路穿过日本人的封锁线，与埃文斯和一位年轻华侨、“工合”采矿工程师曾继庄同行。一天拂晓前，我们乘卡车通过香港的新界，然后连人带少量几件行李登上一条驳船，经大鹏湾驶向中国大陆。我们步行到淡水，再到惠州，在附近搭上一艘船。通过日本人占领区时大多是夜间航行。在最危险的地段，白天把船隐蔽在河岸边的苇塘里。几天后我们到达东江沿岸的龙川，从那里起，我们在广东、江西、福建、浙江和安徽的许多“工合”中心考察工作。
我们从广东北部的韶关前往江西的赣县。那些日子可真不容易。我们能找到什么交通工具就用什么交通工具，大多是乘坐拥挤不堪的老古董公共汽车。车子时走时停。各种运输工具似乎都在最不会出问题的地方出故障。但我们并没有漏掉任何可看的工作。埃文斯对他所看到的每一方面——不论是在南雄对身患黑水热的少年采取的措施，还是在兴国对残废军人做出的努力；不论是对于都新办的陶瓷厂，还是对延平（译音）的制伞工人，他都感兴趣。
我们到达浙江兰溪时，日本人正向那里推进，卡尔逊对合作社社员准备应付这一威胁的做法颇有兴趣。他们翻山越岭把一个机械工场从宁波拆迁到浙江西部，再建立起来，干得很成功。我们走近安徽的屯溪城时，可以看到烧黑的房屋，而且能亲耳听人们说日本人的一次轰炸引起了一场大火，但在他们那条街上的所有房屋中，只有他们能抢救出所有资产——这是人人都尽量负责任的合作社办法的一次胜利。其他店铺，由于经理早已离开，都付之一炬。
每当一辆公共汽车抛了锚，埃文斯是最高兴不过了。他会转过身来，开朗地、颇为满意地说：“怎么办，现在别无办法，只好走路了。”我们在江西泰和以南的遂川时就是如此，我们选了一天中较凉快的时间上路，往南去赣县，第一夜，我们在路上的一个陶瓦合作社停歇。那是小山边一个环境宜人的地方。埃文斯高兴地看到合作社的主席侍候社员们吃晚饭，尔后才同自己一家人吃剩下的饭菜。
我们这一伙人走路的情景颇可以入画。埃文斯嘴里叼着烟斗，短裤下露出两条瘦长腿，从路上大步走来；我迈动又粗又短的腿跟在半里路后面。同扛铺盖的脚夫保持联络的是一名培黎学校的学生谭勋华（译音）。埃文斯在前面走得够远的时候，就在一座桥上停下来歇息，或坐在一个菜馆里等我们一个个出现。大家碰头，交换当天的情况后，又重复原来的程序。一般讨论的是“工合”的事，否则就是关于把组合制应用于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新西兰的毛利人和南非的布尔人如何在战争中使用这一制度，以及如何必须发展反措施，使用比正规的军队松散得多的小部队。有时埃文斯会把我们在走路时在他脑子里形成的一种想法谈出来，或者是提出个问题，如：“老的封建主义为什么在中国如此根深蒂固？”于是，我就会提出我对历史事实的一些看法，说明中国人民从不满足，一直有骚动，但统治者具有牢牢建立在孔子学说上的权力，能玩弄各种清规戒律，而这些东西总是对居统治地位的地主士绅有·利，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国家本身，他们高高在上，鄙视体力劳动。谈话就这样不停地进行下去，直到那两个中国人当中的一个叫我们重新上路。渐渐地，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想法在埃文斯的头脑里明确了：他要再回美国，敦促当时有权势的人物，向他们陈述世界局势的紧迫性，因为它影响到美国人民。他还要设法提出一种训练青年人打仗的办法，这场战争他确信不久也就会落到美国头上。他越来越感到，任何取得胜利的军队必须是一支人民的军队，这支军队懂得它想要干什么，组织上实行民主，而且和普通百姓的希望和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它来自普通百姓。
最后我们到达皖南的茂林谷地，当时的“工合”事务所的房子就在那里。我忙于地方事务所的工作，埃文斯则去见新四军的一些领导人。但是新四军总部事先不知道我们抵达，他没能找到可以同他谈话的人。在我们回太平的路上，我们遇见刘少奇在他的医生沈其震同志陪同下在步行。他们那时正要去延安。于是他们就地坐下来，同埃文斯谈了很长时间，给埃文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告别刘少奇后，我们设法搭公共汽车和卡车经皖南和浙江，回到江西。在那里的任务完成后，我们仍乘公共汽车和卡车，开始了一次1000英里的长途旅行，经过广东、湖南、广西和贵州四省，最后抵达战时首都重庆。
我没想到那就是我到新四军地区的最后一次旅行。尽管大多数合作社都在前线，在紧急状态下工作，但群众从容镇定，组织得很好，足以应付各种困难。然而，不久国民党就玩弄了另一个肮脏的花招，发动了皖南事变，新四军数千名指战员在事变中牺牲。事变发生在1941年1月4日，当时新四军最后一支分队向黄河以北移动时，遭到国民党大批军队的伏击。那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最大的悲剧性事件。在他们从原驻地按照国民党当局的指令转移到另一地区时，国民党军队包围了他们，并野蛮地向他们开火。叶挺将军被囚禁，几年后死于一次飞机失事。在事变中，国民党军队首先攻击我们在茂林的事务所。他们来到我们事务所的门前，用机关枪扫射，打伤了正在里面忙着工作的会计。所幸那天早上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尚未到办公室。他们跑到山里同新四军剩余部队一起过了河。那些边走边打的人加入了日军封锁线后面的解放区部队，加强了那些根据地的力量，日后成为抗战中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
“工合”在东南地区的工作受到了共产党的大力赞赏和支持。为了对实现“工合”的计划表示鼓励，新四军司令员叶挺将军于1939年10月10日寄信感谢“工合”在皖南游击区组织合作社，并呼吁进一步资助这一工作。他说：“皖南工业合作中心①对我们的帮助是重要的。这些工业使我们各区难民参加了生产工作，得到了救济。他们帮助我们利用了土产原料，免致落于敌人手中。借此我们还可以抵制敌人商品的侵入，使自给自足情况能够实现。皖南全体居民得以受益。”鉴于当时的形势，他在信中指出：“为了保持持久的游击战，我们必须把工业和其他的合作事业发展到最大可能的范围，以加强我们自己的基地。”因此，他表示希望“工合”继续支持和援助皖南人民和抗日战争。
大约一年后，1940年秋，我又访问了新四军地区，这次是同我1938年在汉口时认识的一位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卡尔逊一起去的。他曾在北方同老红军在一起，此时的八路军即由红军改编，是活跃的民族抗日军队的一部分。他对于原来的红军部队，他们组织上的优越性，以及他认为他们具有的完备的军人气质赞叹不己。我后来听朋友说，他初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时，曾经对主人说：“我是个搞军事情报的美国军人。我不想刺探情报。你们要我看什么，请让我看，我就很满意了。”主人赞赏他的坦率，这要比那种为了讨好而自封为同情者，一来到就要求并指望人家照表面价值立即全面接受的诡秘态度好得多。
卡尔逊成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朋友，我们3人在热得令人窒息的武汉傍晚设法纳凉，常坐在汉口码头边停泊的一条驳船上长谈。我们的讨论很快就涉及中国的种种问题，突然间，话题转到世界形势。“你们难道看不到整个形势吗？”艾格妮丝说：“今天，这儿的侵略者是日本人。1926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时期，在汉口这儿是英国人。你在尼加拉瓜同桑地诺和他的游击队作战时，是美国人想控制另一个国家。”卡尔逊一言不发，他的视线掠过宽阔的长江，朝当时日本人进逼汉口的下游方向望去。他默默地抽着烟斗，思绪万千。他来到中国的非敌占区是为了支持统一战线的双方。现在他有了新的想法。
我们在1938年冬分手后，埃文斯回到了美国。他辞去了海军陆战队的军职，尽管他已近退休年龄，本来可以拿到一笔养老金。“干吗要做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呢？”许多人这么问。另外一些人则窃窃私语，说他很可能比过去更深入到美国情报机构中去了。但他们错了。埃文斯是要献身做另一种不同的情报人员。他要让他所热情信赖善良的美国人民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并认为这是当时他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他所以辞职是为了可以称心如意地写作、干事和说话。我1940年在马尼拉与他再次见面时，他急于回中国看看整个局势的发展，同时也更多地了解我所参加的“工合”合作社事业。他对此发生了兴趣，想知道合作社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又能做些什么。他认为这个模式能获得各类人士的支持，而且能以多种方式在许多地方推广。因此，当他知道我要回去视察整个新四军地区的“工合”工作时，他高兴地抓住这个机会与我同去，以便看一看共产党的老根据地。
于是，我们同贝特兰①一道乘船从马尼拉动身。行前与埃德加·斯诺一起在碧瑶的山上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贝特兰要回香港去参加宋庆龄建立的救济组织——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
抵香港后，我们即着手安排从陆路穿过日本人的封锁线，与埃文斯和一位年轻华侨、“工合”采矿工程师曾继庄同行。一天拂晓前，我们乘卡车通过香港的新界，然后连人带少量几件行李登上一条驳船，经大鹏湾驶向中国大陆。我们步行到淡水，再到惠州，在附近搭上一艘船。通过日本人占领区时大多是夜间航行。在最危险的地段，白天把船隐蔽在河岸边的苇塘里。几天后我们到达东江沿岸的龙川，从那里起，我们在广东、江西、福建、浙江和安徽的许多“工合”中心考察工作。
我们从广东北部的韶关前往江西的赣县。那些日子可真不容易。我们能找到什么交通工具就用什么交通工具，大多是乘坐拥挤不堪的老古董公共汽车。车子时走时停。各种运输工具似乎都在最不会出问题的地方出故障。但我们并没有漏掉任何可看的工作。埃文斯对他所看到的每一方面——不论是在南雄对身患黑水热的少年采取的措施，还是在兴国对残废军人做出的努力；不论是对于都新办的陶瓷厂，还是对延平（译音）的制伞工人，他都感兴趣。
我们到达浙江兰溪时，日本人正向那里推进，卡尔逊对合作社社员准备应付这一威胁的做法颇有兴趣。他们翻山越岭把一个机械工场从宁波拆迁到浙江西部，再建立起来，干得很成功。我们走近安徽的屯溪城时，可以看到烧黑的房屋，而且能亲耳听人们说日本人的一次轰炸引起了一场大火，但在他们那条街上的所有房屋中，只有他们能抢救出所有资产——这是人人都尽量负责任的合作社办法的一次胜利。其他店铺，由于经理早已离开，都付之一炬。
每当一辆公共汽车抛了锚，埃文斯是最高兴不过了。他会转过身来，开朗地、颇为满意地说：“怎么办，现在别无办法，只好走路了。”我们在江西泰和以南的遂川时就是如此，我们选了一天中较凉快的时间上路，往南去赣县，第一夜，我们在路上的一个陶瓦合作社停歇。那是小山边一个环境宜人的地方。埃文斯高兴地看到合作社的主席侍候社员们吃晚饭，尔后才同自己一家人吃剩下的饭菜。
我们这一伙人走路的情景颇可以入画。埃文斯嘴里叼着烟斗，短裤下露出两条瘦长腿，从路上大步走来；我迈动又粗又短的腿跟在半里路后面。同扛铺盖的脚夫保持联络的是一名培黎学校的学生谭勋华（译音）。埃文斯在前面走得够远的时候，就在一座桥上停下来歇息，或坐在一个菜馆里等我们一个个出现。大家碰头，交换当天的情况后，又重复原来的程序。一般讨论的是“工合”的事，否则就是关于把组合制应用于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新西兰的毛利人和南非的布尔人如何在战争中使用这一制度，以及如何必须发展反措施，使用比正规的军队松散得多的小部队。有时埃文斯会把我们在走路时在他脑子里形成的一种想法谈出来，或者是提出个问题，如：“老的封建主义为什么在中国如此根深蒂固？”于是，我就会提出我对历史事实的一些看法，说明中国人民从不满足，一直有骚动，但统治者具有牢牢建立在孔子学说上的权力，能玩弄各种清规戒律，而这些东西总是对居统治地位的地主士绅有·利，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国家本身，他们高高在上，鄙视体力劳动。谈话就这样不停地进行下去，直到那两个中国人当中的一个叫我们重新上路。渐渐地，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想法在埃文斯的头脑里明确了：他要再回美国，敦促当时有权势的人物，向他们陈述世界局势的紧迫性，因为它影响到美国人民。他还要设法提出一种训练青年人打仗的办法，这场战争他确信不久也就会落到美国头上。他越来越感到，任何取得胜利的军队必须是一支人民的军队，这支军队懂得它想要干什么，组织上实行民主，而且和普通百姓的希望和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它来自普通百姓。
最后我们到达皖南的茂林谷地，当时的“工合”事务所的房子就在那里。我忙于地方事务所的工作，埃文斯则去见新四军的一些领导人。但是新四军总部事先不知道我们抵达，他没能找到可以同他谈话的人。在我们回太平的路上，我们遇见刘少奇在他的医生沈其震同志陪同下在步行。他们那时正要去延安。于是他们就地坐下来，同埃文斯谈了很长时间，给埃文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告别刘少奇后，我们设法搭公共汽车和卡车经皖南和浙江，回到江西。在那里的任务完成后，我们仍乘公共汽车和卡车，开始了一次1000英里的长途旅行，经过广东、湖南、广西和贵州四省，最后抵达战时首都重庆。
我没想到那就是我到新四军地区的最后一次旅行。尽管大多数合作社都在前线，在紧急状态下工作，但群众从容镇定，组织得很好，足以应付各种困难。然而，不久国民党就玩弄了另一个肮脏的花招，发动了皖南事变，新四军数千名指战员在事变中牺牲。事变发生在1941年1月4日，当时新四军最后一支分队向黄河以北移动时，遭到国民党大批军队的伏击。那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最大的悲剧性事件。在他们从原驻地按照国民党当局的指令转移到另一地区时，国民党军队包围了他们，并野蛮地向他们开火。叶挺将军被囚禁，几年后死于一次飞机失事。在事变中，国民党军队首先攻击我们在茂林的事务所。他们来到我们事务所的门前，用机关枪扫射，打伤了正在里面忙着工作的会计。所幸那天早上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尚未到办公室。他们跑到山里同新四军剩余部队一起过了河。那些边走边打的人加入了日军封锁线后面的解放区部队，加强了那些根据地的力量，日后成为抗战中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
附注
①即“工合”事务所。——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