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内容
1939年5月，我结束了在福建、浙江和安徽的一次视察之后回到江西赣州，卧病约两个月。香港及华南的圣公会主教R.0．霍尔（何明华）派一个外国医生来给我看病。医生因为事先知道我患伤寒和疟疾，并不指望看到他的病人还活着。日本人轰炸了我住的那所医院，炸弹在街上爆炸时，从天花板掉下来的胶泥块落到我的床上。几个小伙子用担架把我抬出城，搬到贡水岸边的一个“工合”仓库去。那地方很好，只是沙蝇总往蚊帐里钻，在我全身乱叮。我瘦得不成样子，因为在医院时我接连3星期只喝点米汤，别的什么也没吃，当时的医生曾建议增加点其他食物，但是遭到在医院当护士的美国修女的坚决反对。
当我还躺在床上时，有一天我接到孔祥熙自重庆发来的命令，要我停止组织合作社。显然，那里正酝酿着扼杀“工合”的某种阴谋，这次他们愚蠢地企图利用账目迟误为借口。我拒绝执行命令，复电说：“尽管你要求停止组织合作社，我们必须有某些新社以代替老社。”同时要求增加拨款。我很明白，正因为办得太成功才引起了麻烦。有强大财政后台的CC分子①想接收过去。
紧接着，7月间，我实际上还不能走路的时候，得到重庆的突然传唤。那是蒋夫人本人通过端纳发出的紧急召见，要求我马上去重庆，因为她要见我。在孟受曾的帮助下，我乘公共汽车去广东韶关，从那里改乘火车去衡阳，再到桂林等飞机到重庆。我穿着一件草绿色军上衣，下着短裤和江西草鞋，一到重庆便往蒋介石的总部去见端纳。他告诉我，蒋夫人看了埃米莉·哈恩写的《宋氏三姊妹》一书的清样，其中说蒋夫人叫我“亲爱的路易”，她非常生气，要我澄清这件事。于是，我立即去总部附近她的住宅。她走进屋来说：“我根本不知道你的名字叫路易。”我告诉她我几乎不认识埃米莉·哈恩，而且从未跟这位作者谈过话。她又说了些话，我说：“这对我们两个人都难堪，是不是？夫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她逼着问。最后我似乎使她相信了这报道并非起源于我，事情就算过去了。总之，就是为了这事，我不得不横跨中国的大后方！
那时宋美龄同端纳仍是国民党抗日派的领导力量，直到他们的反对派最终使端纳离职，把他弄到南洋去。因此，在会见中她向我说起，一些从川康地区阿坝来的藏族人说他们要支援抗战，并说在松潘附近有许多黄金。蒋夫人问我愿不愿意去那里看看有关黄金的报告是否可靠。我的确打算去松潘为我们的军毯项目搞羊毛运往灌县。国民党政府已经为在我们的合作社制军毯开了绿灯。孔祥熙说：“委员长如果连毯子都不能给士兵，我们怎么能打仗呢？”其实国民党已经在国外买了毯子，但运不进来。他们在上海买了毯子，可能是在越南海防丢失了。他们又买100万条，在仰光又丢了。与军毯交易有关的每一个人都拿到了佣金。人们靠这笔生意发财，但毯子不见到来。如果是我们的合作社织了100万条毯子，那也就是蒋给他的军队装备的全部军毯。这是“工合”同政府订的最大的一项合同，完成这一项目对整个合作社的信誉至关重要。
这项工作开始后遇到许多问题。早些时候由于制成品来自沿海，内地的纺织工艺已经退化。人们必须从头学技术。再就是羊毛——没有足够的羊毛！所以我决定从重庆去阿坝藏民地区的松潘，组织购买羊毛和生产东西以换取羊毛的事。我先到灌县（那里已经建立了一个“工合”事务所），开始为我们去松潘的长征做安排。我带去一个年轻人，希望他留在那儿负责我们的“工合”工作。由于听说需要自带食物和铺盖，我们雇了两个挑夫。松潘离我们启程的地方灌县有300公里，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我们沿山路每天步行约30公里，路上在一些地方停下来煮土豆和所带的一点肉吃。这里是穷乡僻壤，岷江在我们的身边喧嚣奔腾。整个河谷到处种植鸦片，一到中午，小村子里人人都因鸦片起作用而昏昏入睡。松潘海拔3000多米，而灌县只有大约300米，所以高度是个问题。在松潘，我们骑牲口到毛儿盖，那是长征的部分史诗演出的地方。我们到阿坝藏民区各地的地方头领处安排收购羊毛并送往灌县。我在这块喇嘛与活佛的地盘颇有几次冒险，但最后平安地返回了灌县。
我们的川康办事处起先是由国民党安插的一个很不称职的人领导的。后来孟用潜接管了工作，孟是领导过晋豫“工合”事务所的一个地下共产党员。在孟之后是安德鲁·侯（侯桐）主管，他是在河南被日本人占领后到重庆的。川康地区由于是在重庆官方的眼皮底下，“工合”的生产常常抵不上花在它上面的钱。当然，在川康地区也有一些办得好的合作社。在成都、三台、万县、荣昌等地区都成立了合作社。荣昌的陶瓷合作社在为重庆市场供应家用器皿方面十分成功。我们还曾设法组织采金合作社，但办的时间不长。事实上在非敌占区有许多地方可以在河流和小溪里淘金。贷给一批工人足够的资金购买粮食和工具，他们不难归还这笔钱，并且支取足以维持生活的工资。但是什么时候一提到“黄金”这个有魔力的字眼，官僚、军阀或地主便接踵而至索取抽头，因此工人们只好跑开。在广元，一个负责当地“工合”事务所工作的前东北军士兵组织淘金合作社社员起来反抗官吏。不久，他就被人叫作共产党并被赶走，合作社也就散伙了。
当我还躺在床上时，有一天我接到孔祥熙自重庆发来的命令，要我停止组织合作社。显然，那里正酝酿着扼杀“工合”的某种阴谋，这次他们愚蠢地企图利用账目迟误为借口。我拒绝执行命令，复电说：“尽管你要求停止组织合作社，我们必须有某些新社以代替老社。”同时要求增加拨款。我很明白，正因为办得太成功才引起了麻烦。有强大财政后台的CC分子①想接收过去。
紧接着，7月间，我实际上还不能走路的时候，得到重庆的突然传唤。那是蒋夫人本人通过端纳发出的紧急召见，要求我马上去重庆，因为她要见我。在孟受曾的帮助下，我乘公共汽车去广东韶关，从那里改乘火车去衡阳，再到桂林等飞机到重庆。我穿着一件草绿色军上衣，下着短裤和江西草鞋，一到重庆便往蒋介石的总部去见端纳。他告诉我，蒋夫人看了埃米莉·哈恩写的《宋氏三姊妹》一书的清样，其中说蒋夫人叫我“亲爱的路易”，她非常生气，要我澄清这件事。于是，我立即去总部附近她的住宅。她走进屋来说：“我根本不知道你的名字叫路易。”我告诉她我几乎不认识埃米莉·哈恩，而且从未跟这位作者谈过话。她又说了些话，我说：“这对我们两个人都难堪，是不是？夫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她逼着问。最后我似乎使她相信了这报道并非起源于我，事情就算过去了。总之，就是为了这事，我不得不横跨中国的大后方！
那时宋美龄同端纳仍是国民党抗日派的领导力量，直到他们的反对派最终使端纳离职，把他弄到南洋去。因此，在会见中她向我说起，一些从川康地区阿坝来的藏族人说他们要支援抗战，并说在松潘附近有许多黄金。蒋夫人问我愿不愿意去那里看看有关黄金的报告是否可靠。我的确打算去松潘为我们的军毯项目搞羊毛运往灌县。国民党政府已经为在我们的合作社制军毯开了绿灯。孔祥熙说：“委员长如果连毯子都不能给士兵，我们怎么能打仗呢？”其实国民党已经在国外买了毯子，但运不进来。他们在上海买了毯子，可能是在越南海防丢失了。他们又买100万条，在仰光又丢了。与军毯交易有关的每一个人都拿到了佣金。人们靠这笔生意发财，但毯子不见到来。如果是我们的合作社织了100万条毯子，那也就是蒋给他的军队装备的全部军毯。这是“工合”同政府订的最大的一项合同，完成这一项目对整个合作社的信誉至关重要。
这项工作开始后遇到许多问题。早些时候由于制成品来自沿海，内地的纺织工艺已经退化。人们必须从头学技术。再就是羊毛——没有足够的羊毛！所以我决定从重庆去阿坝藏民地区的松潘，组织购买羊毛和生产东西以换取羊毛的事。我先到灌县（那里已经建立了一个“工合”事务所），开始为我们去松潘的长征做安排。我带去一个年轻人，希望他留在那儿负责我们的“工合”工作。由于听说需要自带食物和铺盖，我们雇了两个挑夫。松潘离我们启程的地方灌县有300公里，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我们沿山路每天步行约30公里，路上在一些地方停下来煮土豆和所带的一点肉吃。这里是穷乡僻壤，岷江在我们的身边喧嚣奔腾。整个河谷到处种植鸦片，一到中午，小村子里人人都因鸦片起作用而昏昏入睡。松潘海拔3000多米，而灌县只有大约300米，所以高度是个问题。在松潘，我们骑牲口到毛儿盖，那是长征的部分史诗演出的地方。我们到阿坝藏民区各地的地方头领处安排收购羊毛并送往灌县。我在这块喇嘛与活佛的地盘颇有几次冒险，但最后平安地返回了灌县。
我们的川康办事处起先是由国民党安插的一个很不称职的人领导的。后来孟用潜接管了工作，孟是领导过晋豫“工合”事务所的一个地下共产党员。在孟之后是安德鲁·侯（侯桐）主管，他是在河南被日本人占领后到重庆的。川康地区由于是在重庆官方的眼皮底下，“工合”的生产常常抵不上花在它上面的钱。当然，在川康地区也有一些办得好的合作社。在成都、三台、万县、荣昌等地区都成立了合作社。荣昌的陶瓷合作社在为重庆市场供应家用器皿方面十分成功。我们还曾设法组织采金合作社，但办的时间不长。事实上在非敌占区有许多地方可以在河流和小溪里淘金。贷给一批工人足够的资金购买粮食和工具，他们不难归还这笔钱，并且支取足以维持生活的工资。但是什么时候一提到“黄金”这个有魔力的字眼，官僚、军阀或地主便接踵而至索取抽头，因此工人们只好跑开。在广元，一个负责当地“工合”事务所工作的前东北军士兵组织淘金合作社社员起来反抗官吏。不久，他就被人叫作共产党并被赶走，合作社也就散伙了。
附注
①即国民党政府高官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建立的特务组织，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其杀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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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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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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