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内容
我开始了我在延安的“工合”工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已同意在那里设立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的指导站。正在开挖5孔窑洞，外面刷白灰，作为办公地点。毛主席会见了我。我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显然他已经知道“工合”的计划，并对它的发展很关心。我向他介绍了正在做的工作，他给我以鼓励。会见是在城里的一个瑞典差会旧址进行的——那地方后来被一枚炸弹炸毁了。当时我正同朱德坐在那里，同时还有许多部队的司令员们。他忽然走了进来，屋里的人随即走开，只留下我和主席。我用上海话夹着南方话同他谈话。我要使他了解合作社最近的工作情况。他善于倾听别人讲话，总是启发你多讲。他对江西瑞金周围地区的情况很感兴趣，听后说：“我们现在只是暂时把那些地方‘借给’国民党。”
我借用印度医疗队的救护车前往榆林。榆林位于延安以北的沙漠边缘，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个城镇。延安“工合”的干部李志成在那里设了一个事务所。我从榆林回来时又冷又饿。那是零摄氏度的天气。车子绕行于流沙的沙丘之间，道路前方通过一条黄土山谷，路边的河上结了坚冰。车行100公里后，我看见了绥德的灯光，我们在那儿一家凿在峭壁上的客店歇夜。我还记得当卡车开到山脚下，准备往上开进悬在我们上方的这个城镇时，一支孤独的大狼站在路上，吐出舌头，望着卡车，直到我们几乎闯到它的身上。
1939年底，我从西安回到延安，住在主管经济事务的林伯渠和曹菊如的旁边。林老（对林伯渠的尊称）好心送给我一袋面粉，那时是十分珍贵的礼物，因此，我在延安期间能做烙饼当早点吃。对他来说，送这礼物实在是一种牺牲。我离开时只能还给他半袋。
在这次访问期间，我在祝贺老革命政府的吴玉章（吴老）的生日聚会上看见了毛主席，并听了他的讲话。那天气候奇冷，风雪从我近旁的破窗户纸刮进来。他讲得很好。后来我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工农业展览会。延安事务所所属各“工合”合作社生产的100多种工业产品都在会上展出。党的领导人去参观了展品，对所做的工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展览会鼓励了边区人民看到自己有力量打破日本人的经济封锁。
我第三次见到毛主席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被叫到他的住处去谈话。那是在山谷后面边区经济事务部楼上的一间房子里。毛主席举止沉着，他身穿棉衣，在昏暗的灯光下，整个身影似乎充满了整个屋子。他用平静的语调讲到他对已做的工作如何感兴趣，并给以鼓励。他急于使八路军获得更多的援助，这一点我们后来尽了最大努力去安排。他特别要我想办法支援正在晋西北指挥游击队打日本人的贺龙。他告诉我，实际上“是农民在打仗。是农民在战争中首当其冲”。告别时，我感到，这里才是领导中国千百万人的力量和能力之所在，这力量似乎来自千百万人民本身，他好像是我所认识的每个农民和工人的化身。
在延安期间我还见到了王明，他那时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原来他约我在两点钟同他会见。我去后他正在同一个从广西来的人——白崇禧的代表谈话，我不得不在他的窑洞外面的一间冰冷的屋子里等候。天寒地冻，我冻得全身发僵。直到6点钟，才通知我进去。我冻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于是他说：“我们去吃饭吧。”那个广西人不会骑为他备好的小马，从马背上掉了下来。最后我们大家都去吃晚饭。我完全没有机会提起“工合”的工作，因此，毫无结果而回。王明那时穿着高筒靴、皮夹克等等，颇像俄国人。在我看来他不过是另一个当官的，同其他穿着棉袄和布鞋的八路军领导人很不同。总之，觉得他不怎么样。
在延安创办合作社以后，“工合”成了一个跨越国民党和共产党边界的组织，某种意义上维系了统一战线。毛主席派刘鼎等人从延安到宝鸡和双石铺推动西北“工合”工作的开展。他们认为日本人当时看来很可能要向陇海铁路的终点宝鸡进军，果真如此，陕北的八路军就一定会占领秦岭山区以便处于日本人的侧翼，而双石铺就会成为一个良好的工业和游击中心。
会见毛主席后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帮助晋西北的贺龙。我多方打听，人们说那里最需要的是寻找铁矿石和炼铁的知识技术，因为军队急需制造手榴弹。我想，我要设法从晋东南的阳城地区送去一些炼铁工人，带一些钱去创办。为此，我必须同洛阳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当时办事处是由一个姓袁的东北大汉领导的。通过孟用潜领导的设在洛阳的晋豫“工合”事务所，我约他在一个澡堂见面，讨论这一计划。我们一边洗澡，一边谈问题，并在吃晚饭时继续讨论。这时，国民党特务全都跑来了，士兵们把我拘留，并要我出示证件。我拿出端纳为我弄来的有蒋介石签字的那张特殊通行证，他们允许我走了。然而，我哪里知道这个姓袁的已投靠国民党，把他所知道的事，包括我们的谈话统统告发了。他的变节结果使往来于太行山和洛阳之间的许多人送命，也是1942年蒋廷黻等人用来解除我在行政院的职务的主要罪名之一。这个计划就此流产了。后来我听杰克·塞维斯（谢伟思）说，驻华盟军总参谋长约瑟夫·沃沦·史迪威将军曾询问该怎样办些必要的工场、小型兵工厂及其他设施，以帮助八路军在必要时刻全力打击敌人。我建议成立300个左右的小型机械工场。如果设备能尽快空运到华北的指定地点，这就会使局面大为改观。史迪威将军认为，这点要求不算过分，当然应该立即办理。这项计划始终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办成功的几个小厂非常有用。
我借用印度医疗队的救护车前往榆林。榆林位于延安以北的沙漠边缘，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个城镇。延安“工合”的干部李志成在那里设了一个事务所。我从榆林回来时又冷又饿。那是零摄氏度的天气。车子绕行于流沙的沙丘之间，道路前方通过一条黄土山谷，路边的河上结了坚冰。车行100公里后，我看见了绥德的灯光，我们在那儿一家凿在峭壁上的客店歇夜。我还记得当卡车开到山脚下，准备往上开进悬在我们上方的这个城镇时，一支孤独的大狼站在路上，吐出舌头，望着卡车，直到我们几乎闯到它的身上。
1939年底，我从西安回到延安，住在主管经济事务的林伯渠和曹菊如的旁边。林老（对林伯渠的尊称）好心送给我一袋面粉，那时是十分珍贵的礼物，因此，我在延安期间能做烙饼当早点吃。对他来说，送这礼物实在是一种牺牲。我离开时只能还给他半袋。
在这次访问期间，我在祝贺老革命政府的吴玉章（吴老）的生日聚会上看见了毛主席，并听了他的讲话。那天气候奇冷，风雪从我近旁的破窗户纸刮进来。他讲得很好。后来我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工农业展览会。延安事务所所属各“工合”合作社生产的100多种工业产品都在会上展出。党的领导人去参观了展品，对所做的工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展览会鼓励了边区人民看到自己有力量打破日本人的经济封锁。
我第三次见到毛主席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被叫到他的住处去谈话。那是在山谷后面边区经济事务部楼上的一间房子里。毛主席举止沉着，他身穿棉衣，在昏暗的灯光下，整个身影似乎充满了整个屋子。他用平静的语调讲到他对已做的工作如何感兴趣，并给以鼓励。他急于使八路军获得更多的援助，这一点我们后来尽了最大努力去安排。他特别要我想办法支援正在晋西北指挥游击队打日本人的贺龙。他告诉我，实际上“是农民在打仗。是农民在战争中首当其冲”。告别时，我感到，这里才是领导中国千百万人的力量和能力之所在，这力量似乎来自千百万人民本身，他好像是我所认识的每个农民和工人的化身。
在延安期间我还见到了王明，他那时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原来他约我在两点钟同他会见。我去后他正在同一个从广西来的人——白崇禧的代表谈话，我不得不在他的窑洞外面的一间冰冷的屋子里等候。天寒地冻，我冻得全身发僵。直到6点钟，才通知我进去。我冻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于是他说：“我们去吃饭吧。”那个广西人不会骑为他备好的小马，从马背上掉了下来。最后我们大家都去吃晚饭。我完全没有机会提起“工合”的工作，因此，毫无结果而回。王明那时穿着高筒靴、皮夹克等等，颇像俄国人。在我看来他不过是另一个当官的，同其他穿着棉袄和布鞋的八路军领导人很不同。总之，觉得他不怎么样。
在延安创办合作社以后，“工合”成了一个跨越国民党和共产党边界的组织，某种意义上维系了统一战线。毛主席派刘鼎等人从延安到宝鸡和双石铺推动西北“工合”工作的开展。他们认为日本人当时看来很可能要向陇海铁路的终点宝鸡进军，果真如此，陕北的八路军就一定会占领秦岭山区以便处于日本人的侧翼，而双石铺就会成为一个良好的工业和游击中心。
会见毛主席后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帮助晋西北的贺龙。我多方打听，人们说那里最需要的是寻找铁矿石和炼铁的知识技术，因为军队急需制造手榴弹。我想，我要设法从晋东南的阳城地区送去一些炼铁工人，带一些钱去创办。为此，我必须同洛阳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当时办事处是由一个姓袁的东北大汉领导的。通过孟用潜领导的设在洛阳的晋豫“工合”事务所，我约他在一个澡堂见面，讨论这一计划。我们一边洗澡，一边谈问题，并在吃晚饭时继续讨论。这时，国民党特务全都跑来了，士兵们把我拘留，并要我出示证件。我拿出端纳为我弄来的有蒋介石签字的那张特殊通行证，他们允许我走了。然而，我哪里知道这个姓袁的已投靠国民党，把他所知道的事，包括我们的谈话统统告发了。他的变节结果使往来于太行山和洛阳之间的许多人送命，也是1942年蒋廷黻等人用来解除我在行政院的职务的主要罪名之一。这个计划就此流产了。后来我听杰克·塞维斯（谢伟思）说，驻华盟军总参谋长约瑟夫·沃沦·史迪威将军曾询问该怎样办些必要的工场、小型兵工厂及其他设施，以帮助八路军在必要时刻全力打击敌人。我建议成立300个左右的小型机械工场。如果设备能尽快空运到华北的指定地点，这就会使局面大为改观。史迪威将军认为，这点要求不算过分，当然应该立即办理。这项计划始终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办成功的几个小厂非常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