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1939年1月，我从东南地区去重庆，准备开始对西北地区“工合”合作社的视察旅行。武汉已经陷落，国民党政府撤往重庆，我们的总部办事处也迁往那里。我曾计划在这次旅行中去看看延安“工合”工作的情况，并北上榆林开展工作。我拜访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王炳南，请他帮助安排从西安到延安的旅行事宜。他告诉我有一个印度医疗队的车队即将离开重庆前往延安，问我愿不愿意同他们一起去。然后他就把我介绍给医疗队的队长M．爱德尔（爱德华）大夫。爱德华大夫诚恳地邀请我与他们同行。我高兴地接受了邀请。王炳南说他也要与车队一起去，以便帮助解决沿途可能遇到的问题。印度医疗队的医生们年龄和政治观点各不相同。他们受印度国大党的派遣来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于在国民党地区给他们安排的工作都不满意，都要到战斗的地区去，真能对抗日战争有所帮助。爱德华大夫是个中年人，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亲戚、英迪拉·甘地的叔父。他国际经验丰富，是西班牙内战的老战士。年长的M．卓尔克（卓克华）大夫是圣雄甘地的信徒。D．木克吉（木克华）大夫是国家社会主义者，而B.K．巴苏（巴苏华）大夫是共产党人，D.K．柯棣尼斯（柯棣华）大夫则是他的热心追随者。
  过了一两天，我去到医疗队驻地加拿大差会外的指定地点。那儿停着一辆车身涂有印度国大党纺车轮标记的漂亮的救护车。我随便同司机聊天，他会说一点英语，他本人常用的语言是印尼话和广东话。那救护车是印度国大党送给中国的礼物，是一辆很好的车。在它的后面有一辆卡车，司机正往车上装11名“黄鱼”乘客，即私带的乘客。为了藏起这些人，他正试图把行李推在车的后部。他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等了好久，医疗队的成员才在王炳南的陪同下，从下面的差会走到公路上来。这时王炳南说，因为有其他工作，他不能同我们一起去了。我突然领悟到我虽可搭便车，但责任重大。我要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叫“黄鱼”下车，因为我们一路上经不起与检查站发生麻烦。卡车司机因赚不上车费了很气恼，却不得不依从。我们动身时天色已不早。夜晚到达内江时，卡车司机撞坏了进入客店院子的大门，多少出了一点他心中的闷气。我们到成都时，他又撞坏了加拿大差会院子的大门。也许他有点发疯了，因为在汉中时他甚至把一根电线杆撂倒在一家烧饼铺的屋顶上，由此费了许多口舌，而且花了我们不少时间来解决赔偿损失问题。
  一两天后我们北上，中途在各地停留过夜，然后再继续前进。过广元后我们在山里路边的一个客店留宿。爱德华大夫说，他晚上不想吃饭了。我在锅里煮上一大锅杂烩，放进许多葱、肉、土豆、白菜等等，煮沸一些时候之后，再把一个香烟筒里的红辣椒粉倒进去，那香味刺激着爱德华大夫的鼻子。“我想我可以尝一点儿。”他说。可后来他竟吃了两大碗。
  最后我们来到陕西的西北“工合”总部宝鸡，在那儿参加了一次欢迎会。应邀出席的当地国民党官员们一本正经地坐在讲台上。爱德华大夫谈到中印两国人民需要相互了解，当地“工合”的领导人卢广绵做翻译，这批官方人士煞有介事地点着头，表示同意。后来，爱德华大夫说，他知道西北有许多穆斯林，他愿提醒他们《古兰经》里的一句名言：“谁也不该在另一个人的面前卑躬屈膝。”卢翻译说，印度医生“告诫人们要永远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卢坐下时，国民党官员们全都鼓起掌来。当时正是国民党地区反共活动很激烈的时候，说话走了嘴是会招致家破人亡的。
  在西安我们遇到了新麻烦，省主席蒋鼎文拒绝让医疗队去延安。为了改变这一决定，我们没日没夜地到处奔走。我们同朋友们商议，他们又找了一位在省内很有“面子”的退休老东北军将领朱庆澜帮忙。朱将军来到省主席那里规劝说，对佛祖之国带着慈悲使命而来的友好人士应当放行，如不准许定将玷污中国的声誉。省主席终于同意了，但不让车队携带药品，也不提供汽油。但是靠一个红十字会青年、我在上海时认识的童子军方成德（译音）帮忙，我们弄到了足够路上用的汽油。
  离开重庆3星期后，我们进入边区，临近延安了。一队载着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收集来的医药用品的卡车驶在我们前面的下坡路上。他们的卡车在中国被称为“羊毛车”，是老式苏联车，刹车在前轮。一个司机刹车过猛，他的卡车翻了跟头，在下面一片地里落地时底儿朝了天。司机和他的助手惊讶地发现有5名外国医生在场处理他们身上的多处碰伤。农民们过来搬开那些药箱，我们大家，包括印度医生在内，都用绳子拉车，直到车轮着地。代表团都乐于有这个机会在新的地区首次集体做了一点工作。
  先前，在西安我们带了一个乘客——一个9岁的姓赵的男孩，他是去延安与家人团聚的。他受到大家的宠爱。巴苏和柯棣华两位大夫教他用印地语喊口号。柯棣华学中文的本领真是不凡。他旅行了3星期后就能随便进行一般谈话了。他给我的一个非常生动的印象就是坐在救护车前座司机旁边朗诵《薄加梵歌》，别人都笑他，但他说歌词很美，和我们经过的山山水水合拍，他就是喜欢。一路上只要有什么事情需要做，如搭行军床或安排过夜的事，巴苏和柯棣华总是带头干。
  我们在洛川停留过夜。洛川是北上路过的最后一个国民党统治的县城。我们看到一群地主、富农和商人的子弟正在学校里操练，并且奉命唱——不如说是喊——国民党党歌。这个地方到处贴着常见的国民党蓝色标语，在我们吃饭的那家客店也有常见的那帮游手好闲的人，其中一个偷走了我的手套。
  我们来到一个有灌木丛林的狭长山谷时，暮色将至，使这个山谷在这个冬日的黄昏更显得阴暗。快到延安时，大家的情绪高涨，都停止了讲话，向四周环顾，直到最后山谷变得开阔起来。我们经过二十里铺，看见黄土峭壁上开凿的窑洞，前面的小山顶上矗立着一座塔，我们到延安了。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的代表们在那儿欢迎第一个国际代表团访问他们的首府。一群小鬼——少年兵——穿着前一年冬天大人们穿过后改小缝补的棉制服，红润的脸蛋上充满了兴奋和好奇的神情。在欢迎的人群中，我发现了马海德大夫，自从1936年离开上海以后，我一直没见到他；当时他被选中与埃德加·斯诺一道前往延安。我走到他身后推了他一下，他转过身来，大吃一惊。他根本不知道我在内地，而我也从未料到会在那里见到他。
  我在延安期间就睡在他的窑洞里，马那时任卫生部顾问，而且已经学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当加拿大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在1938年春天刚到延安时，他给白求恩帮了许多忙。现在他又要帮助印度医生们熟悉边区的情况并开始工作。我看得出马海德已经适应了八路军的生活，而且很喜欢他的工作。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提着一盏拴在小棍上的纸灯笼来找他，他也总是艰难地踩着积雪踏上陡峭的山边小道去治病。
  印度医生们在延安停留和工作了大约一年。其后，卓尔克大夫和木克吉大夫回到了印度。柯棣华大夫在白求恩大夫于1939年去世后接过了白求恩大夫的工作，并同一位中国妇女郭庆兰大夫结了婚，他于1942年去世。巴苏大夫坚持了几年，回印度后担任全印度柯棣华纪念委员会主席，为印中友好工作。派遣印度医疗队到中国的解放区这段历史将会继续影响未来，这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稠密地区要求变革的力量的人民代表之间的会晤。印度当时还是殖民地，中国则正在遭受凶恶的帝国主义的进攻。爱德华大夫总是说，如果能使印度和中国更紧密地在一起，世界和平的力量将会大大加强。
  我在延安没有见到我的儿子阿兰，他已去新疆做党的组织工作。但我看到迈克正在延安大学教数学。他后来任延安“工合”事务所顾问及宣传干事，并且是被派到宝鸡和双石铺视察“工合”工作的人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