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尽管西北地区的工作开了个好头，我念念不忘的仍是东南地区。那时，新四军已粉碎了蒋介石的几次围剿，越来越多的农民带着他们原先埋藏的武器回到部队来。新四军的人员和战斗力都有所增长，在江西瑞金周围的老红军根据地现在成了它的后方。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早些时候已进入新四军根据地地区，并且不断写出令人十分鼓舞的报告送往上海。“工合”的任务就是要设法帮助供应和武装新四军，以抗击日军。我决定亲自负责东南地区，选定赣州作为东南办事处的所在地，从此开始了我为时6年的“工合”实地工作的第一阶段。
  1939年初，我去香港，从宋子文那里弄到一笔20万元法币的中国银行贷款。在途中，从湖南到广州，我只能买到硬座票，车厢内拥挤不堪。列车挤满了难民。每次日本轰炸机飞来都须停车，人们不得不下车到地里去躲避，然后再前进一程。当我抵达广州车站时，站上的国民党宪兵拿走了我的证件，并说全是假的。他们一定看我很不像样子，因为搭火车旅行了几天之后，我的衬衫已满是汗渍，而且我只穿了草鞋和短裤。他们说我不过是个白俄，我的证件一定是伪造的。他们仔细看了行政院不久以前刚发给我的那枚徽章，说：“这个是真的，但你一定是偷来的。”然后他们开始在车站上从各个角度调查我。我非常生气，说：“你们最好去问问在香港的宋子文，打电话去问个明白。”过了一会儿，一个宪兵拿着证件回来了，打手势让我离站。
  我在香港完成任务后，便带着一大批材料和几个很有组织和会计技能的中国人，一道动身再去广州。我们这批人在一个拥挤的旅馆过夜，睡在仅能租到的一间客房的地板上，第二天搭火车北上韶关去赣州。
  赣州是赣南贡水和赣江交汇处的一个小城市。尽管赣州本身仍有国民党军队驻防，它却是一个老解放区所在地区的主要城市。我们从韶关乘公共汽车，途经南雄，——南雄后来成为一个兴旺的“工合”中心。翻过梅岭山区，然后，我们又经过大余和南康到达赣州。赣州人都讲普通话。明朝的一位著名学者王阳明曾在这里做官，是他推广了普通话。但赣州以外各县的人都讲客家话。我们刚到赣州时住在一个濒临倒塌的小客栈里，那里正流行登革热，我们全都染上了这种病。这个城市是地主们的一大巢穴，各户人家都养着几条恶狗来保护。这些狗在我听起来似乎整夜都吠叫不停。当你身上有点发烧，心里又惦记着不少事时，那滋味是令人难忘的。
  赣州那时是由蒋介石的长子，如今台湾省的国民党头目蒋经国治理的。他带了他的苏联妻子和孩子们刚从苏联回来，便当上了赣南的最高官员。他当时工作上干劲十足，想把他管理的地方搞成一个可夸耀的“模范”。他对合作社运动很热心，在我们工作的初期曾给予帮助，并向我们推荐了两名同他一起从苏联回来的很能干的干部。我们让其中一人负责在江西瑞金“工合”培训学校。然而这两个人不久便不得不离开江西，最后被逮捕了。他们最终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蒋经国逐步向右转，因为他更多的是被派来照顾他的特务们所包围。
  在他收到宋美龄为办孤儿院而从全世界募集到的钱之后，他便开始在江西各地招收孤儿。他竭尽全力使这批孤儿长期当他的学生。他们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便成了他的官员，新中国成立前夕，都随他去了台湾。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地的人开始厌倦他，并叫他“蒋麻子”——因他的麻脸而得的一个贬称。
  组织合作社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东南地区办事处于1939年初，在孟受曾①的帮助下，经过3个多月的筹备宣告成立了。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仅在赣州及其附近地区便建立了约130个合作社。有各种技能的难民们都被组织在机械、造船、印刷、纺织、制革、制鞋、毛巾、袜子、砖瓦等各行业的合作社里工作。一种发展战时经济的新气氛很快在赣州传播开来。
  在江西，旧时曾有过合作社的传统。几乎每个地区都有一个所谓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是由当地士绅组织起来的，农民们被强迫参加，根本不明白他们参加的是什么，或参加了能有什么好处。他们在一张由保长拿着的文件上按上指纹。“合作社”于是向农民银行申请一批贷款，用来买煤油囤积起来。由于煤油是家家必需的灯油，这些“合作社”实际上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它的买卖。当煤油因缺货涨价时，“合作社”便卖出煤油，把钱投到其他商品上去。“合作社”赚钱时，这钱总是莫名其妙地粘在士绅的手指上；若是赔了本，则由农民们偿还贷款。因此，农民们都把这些“合作社”叫作“煤油合作社”。在赣南的于都，我们恰巧碰上一个哀号恸哭的场面。一个青年农民的妻子被从家里带走，预备卖掉以抵偿“煤油合作社”的亏损。房子和地也可能被抢走，或者把男孩子卖了去顶替地主的儿子当兵。这就是“合作社”这个名词对许多农民的含义。因此，当我们向他们提出建议组织合作社时，我们从当地老百姓那里得到的第一个反应便是一个心怀疑惧的问题：“你们的合作社是不是就像‘煤油合作社’那样的社呀？”我们于是向他们解释，说我们的合作社同他们以前的那种合作社完全不同，他们从我们这里拿到的钱，都是为他们自己在合作社里的工作用的，在他们有足够的利润偿还这笔钱之前，不向他们索回。渐渐地，他们对我们有了信心。
  在赣州以北不远的遂川县成立的第一个合作社，是由一个老红军龙良喜组织起来的，专营切、烤烟叶。龙工作得好，合作社发展很快，于是国民党的特务开始盯上了他。他被逮捕后，在拘留中死去。然而，工作仍继续进行。我们甚至在拘留那些支持过共产党的井冈山农民的县监狱里也有合作社。在红军离开后被逮捕的几百人当中，剩下了60人。他们肯定是非常了不起的人。虽然在西安事变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组成了统一战线，他们仍未获释。可是我们的人获准把他们组织起来打草鞋。后来，统一战线垮台了，合作社指导员被抓，关进了监狱；墓地般的沉寂又一次降临到遂川的犯人们身上。我们在于都的陶瓷合作社发展得很快。日本人控制赣北以后，从景德镇把陶器运到江西南部颇有困难，而我们的陶器可以从50公里外的于都用10吨的小船运到赣州，运费10元，很便宜。
  除此以外，我们还让几批上海难民在靠近瑞金和于都的贡水河里淘金。但是瑞金的地主们一看到这些合作社东拼西凑，居然能还了贷款，而且生活得不错，他们全部跑来索取他们的一份。他们说：“这些河是我们的。这些河是地的一部分。我们得有一份。”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们派流氓殴打或杀害合作社社员。当我向宁都的官员钟元（译音）报案时，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回答顶多是“当然双方都各有各的看法。你们有你们的看法。两方面的看法都得考虑。这问题我要研究研究”。
  我很幸运找到一个出色的人龙冠生在东南地区办事处工作。他不爱说话，讲求效率，思想周密，工作做得极好。他是个优秀可靠的会计，因此，想捞取个人好处的人在那里无计可施。任何有关东南办事处的坏话在重庆都是受欢迎的。尽管受到种种攻击，他仍坚持工作。他对我帮助极大，因为我还得当那里的主任，直到我们找到一位加拿大华裔工程师王毓麟来接任。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把浙江和安徽分了出去，成为一个新的地区，由孟受曾主持，他甚至在金华和和兰溪落入日本人之手后仍干得很不错。

①工合浙皖区办事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