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上海的局势在发展，日本人继续杀害平民，烧毁工厂。成百成千的难民涌入了租界，随着冬季的降临，饥饿和寒冷造成的死亡数字每月超过了1万人。然而，还有另一个上海——富人的上海，他们几乎不觉得有任何异乎寻常之处。他们跳一夜舞的舞票或喝一夜酒的花销就足够救活十几个人的性命，其对比令人触目惊心。
  在那些日子里，埃德加·斯诺多次同我一道去巡视遭受破坏的市区。埃德①同他当时的妻子佩格②刚从北京来，为一家英国报纸——《每日先驱报》报道上海的战况。在他访问延安和离延安不远的一个后来被红军占领的小县保安期间，理解力很强的埃德从他与毛泽东主席的长谈中得到了巨大的启示。他一回到北京——他当时在燕京大学教新闻学——就着手写他的杰作《西行漫记》。这本书有着重大的意义，以其被译成的各种文字，向世界上千百万人提供了了解今日中国的背景材料。
  看到大多数中国工厂，不顾空投的炸弹落在周围——有时就落在头上，仍然继续开工；看到妇女和儿童在轰炸中把蔬菜送入市区，确实令人鼓舞。但是，日本人对中国工业基地的恣意破坏使我愈来愈感到沮丧。杨树浦和虹口的景象使人看了毛骨悚然，已烧毁的建筑物仍在遭受劫掠。价值两百万元的机械厂除了地基外已荡然无存，所有的钢都被弄走了。各工厂的机器全部进了废铁堆，等待送往日本，或就地制造军火，中国的工业真正陷于瘫痪了。
  随着战火蔓延全上海及上海以外的地区，失业工人日常发生骚乱和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残废士兵的问题使人担心。我开始想到如何以我在工厂督察工作中取得的实际经验来为抗战力量服务。难民们不断涌入内地。估计有60万工人失业，在街头坐以待毙。怎样才能把他们最好地组织起来建立抗战的工业？埃德和我常常从上海公共租界的屋顶上眺望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烧毁黄浦江对岸的浦东及其周围的大片地区，我们越发感到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了。
  在此以前，在上海爱国的中国人和支持中国的外国人就促进后方工业生产以支援抗战的问题一直在交换意见。有一天，我们又一次谈论这个题目时，佩格·斯诺突然说：“你看，路易，中国当前需要到处都有工业。中国必须有工业。要广泛发展工业，就得搞一个工业运动。眼下没有竞争。我认为，路易，你现在做的工作使上海成为日本人能进一步剥削的好地方。你说你喜欢中国，那你就应该丢掉这个工作，出来做些当前有用的事。中国人生来是会合作的。”埃德表示同意，并谈了这方面更多的可能性。我说，我已经写了许多有关内地发展工业的材料。但我将按照在整个非敌占区建立一系列小工业合作社的设想重新改写。那天晚上，我打字足足打了半夜，让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出几份拷贝，第二天下午就拿给了斯诺夫妇。我们又做了些改动，然后埃德把文稿连同几张上海工厂遭到破坏的照片一起送给了《密勒氏评论报》的J.B．鲍威尔去印刷。小册子的内容包括对中国生产问题的调查和建立工业合作社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总战略。它确实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埃德把它拿到上海各界人士中传阅，这就导致了第一个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于1938年4月在上海成立。其成员有梁士纯、胡愈之、卢广绵和一位银行家徐新六等人。我了解到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有某种标记把大家联系在一起，便决定在山东路的一家店里制作珐琅质的徽章。从河南路上我的办公处穿过马路去定做徽章的时候，我想出了一个简单的名字“工合”——意即“一起工作”——用来代表我们的运动和我们的合作社，既好写，又易记。
  通过英国大使馆的一位年轻秘书约翰·亚历山大，我们把一份小册子送给了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一克尔爵士，即后来的英弗查佩尔勋爵，他那时正要动身去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武汉。阿奇博尔德爵士是个开明的反法西斯分子。再者，当时英国的政策是打败日本。埃德在一次谈话中说明了如何需要搞“工合”之后，赢得了阿奇博尔德爵士的同情。这次谈话中，我的名字被提出来作为这一运动的一个可能的领导人。起初阿奇博尔德爵士对于该计划能否得到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双方的赞同这一点没有把握，但是当谈到宋庆龄夫人百分之百地支持我们，而且她的弟弟宋子文也答应以一个私人银行家的身份给予帮助的时候，他似乎被说服了。阿奇博尔德爵士一到武汉就把计划送给了国民党政府的那些赞成抗战的领导人，并且向委员长的夫人宋美龄和澳大利亚顾问W.H．端纳①成功地兜售了这一想法。这两人是当时那里的抗日派中最强有力的人物。显然这个计划符合宋美龄的心意，因此，她说：“把路易·艾黎找来这里，让我们把这个运动搞起来！”
  阿奇博尔德爵士回上海后就请公共租界的行政当局立刻放我走，当时的总办是个南非人，他表示我要去职很不好，因为在上海有许多工作可做。但他只能无条件地准许我走，最后说了这样一番话：“在汉口的中国政府支持不了3个月，你是在白白抛弃你的事业。中国是一团糟，别卷进去！”我告诉他我无论如何要走。他低头看了看文件，回答说：“好吧，那就把工作交代一下，走吧。”我获准退职并提前拿到了一部分退休金。那天晚上，我登上了去香港的“皇后”号轮船。宋庆龄夫人告诉我，她的兄弟宋子文将在香港安排好一架飞机第二天送我去武汉。
  在武汉，我发现在抗日问题上人心浮动。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态度半冷不热。经济部长翁文灏把我叫去，解释说中国当然是需要工业的，但不需要一个合作社工业的运动；说中国的老百姓是亲共的，把经济大权放在他们手里是不行的。他试图劝我打消这个念头。
  一天，孔博士在他的住地汉口江边的银行董事会会议室召集了一次会。他找来了好几个长江下游的老实业家，摆上了丰盛的午茶，包括咖啡和点心。端纳也参加了。孔的意思是让这些实业家在江苏的实业家穆藕初领导下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考虑在敌后的安全地区建立哪种工业才是银行可靠的投资对象。关于建立合作社工业的战时“工合”运动的想法显然丢开不提了。
  然而讨论还未开始，宋美龄便怒冲冲地闯了进来，要我和端纳跟她走。我们下楼来到一间私人会客室，那里也已摆好了茶点。她让端纳去请孔博士下来，孔一进来，她冲着他便说：“你已经毁掉我打算进行的每一项计划。但是这一次你毁不了。”她要求马上给“工合”开绿灯，让它开始工作。她说：“明天早上艾黎必须得到全部授权。”带着一种她说了算的态度发作了一通之后，她便走出房间，下台阶，走向尘土飞扬、又热又拥挤的江边。孔博士穿着一件蓝色绸大褂，慢慢跟在后面，想说些什么，一手摇着扇子，因为那是武汉一个非常闷热的下午，在孔的后面跟着端纳，殿后的是我。大批人力车夫涌上来揽客。宋美龄昂首穿过他们，但不久她的警卫和汽车就赶上了她，后面是孔博士的，再后是端纳的。只有我留在人群中，向着我暂住的海军基督教女青年会大楼走去。
  第二天早上授权果然到手，工作就此开始，安排了建立工业合作社组织的各个步骤。我们把这一运动定名为“工合”运动，在武汉的横滨正金银行大楼顶层办公，尽管国防部长何应钦抗议说这可能导致日本人轰炸汉口地区，而他本人就住在那一带。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占着银行大楼的底层，在那里进行把武汉劳动妇女送往西北的工作。

①对斯诺的爱称。——译者注 ②即海伦·福斯特·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译者注 ①澳大利亚记者，1903年来华，西安事变后为蒋介石顾问，直至1940年。——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