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1937年初我第二次休长假。首先在克赖斯特彻奇的韦斯特科特过了一些日子，然后北上访亲问友。我在市集日抵达韦弗利，得以见到我在那里的许多老伙伴。在奥克兰，我见到了一些人，他们对我介绍中国的情况颇感兴趣。其后，我登上了一艘大船去美国，开始了我考察工业安全条件的世界旅行。
  这次旅行增加了我的阅历：在新西兰工人的手上也可看到铬洞；工厂督察对工厂里的锯没有安全装置不提意见，因为他接受厂长大量零头木料作为家用燃料；在美国，国家的工厂监督是荒唐的笑话，唯一有效的工厂监督是保险公司或其附属机构在“切实有利可图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英国，工厂督察有效率，但是由于防止“过多干涉厂方”的限制，不能很好地处理有关人的问题；在印度，工人在政府的心目中，简直不是人；在马来西亚，工人“只是孩子，你知道吗？”我还认识到，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哪个地方比中国工人更有创造性，比他们更能掌握技术、使用技术。关于这一点，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的人，谁都知道得很清楚，但西方世界整个说来尚未发觉。
  顺着这些思路，我特别忆起与友好的人们在美国各地到处奔忙的那次愉快的旅行。我参观了加利福尼亚的一些小工厂。上海有的公害，绝大多数在那里也有，而且听之任之。在芝加哥，工厂督察不过是监视工人的政客。有一位带我去参观，竟然找不到我们要去看的厂。他们领我去看了一个好的统计部门，那里记录了每年4万多起事故。在劳工赔偿法庭，律师为案件辩护，透视骨折及其他工伤的X光片像骨头一样在一群狗中抛来抛去。充当我的向导的那位工厂督察，原来是美国军团的成员，他说他在团内是乐队的鼓手。
  在俄亥俄州托莱多，我来到工厂督察长办公室半掩半开的门口，他的女打字员正坐在他膝上。他腾出身来，给了我一些材料和一张名片，介绍我去参观一所在劳动时间向工人供应冰淇淋的玻璃工厂，把我尽快打发走。在匹茨堡，带我去参观美国钢厂的人指着更衣室尖刻地说，由于有了工会，现在就得搞这些瞎胡闹的东西。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人到处都一样，应该清除掉。
  在纽约，偏僻的街道上有许多小厂，成衣工人在不通风的低矮厂房里汗流浃背地劳动，原来以为美国不会允许存在那种情况，事实却完全不是那样。在英国，伯明翰和伦敦周围的许多小工厂，设备又老又差，光线很差，劳动条件差，颇像中国沿海的许多工厂。
  我尽可能找小厂，而且往往发现它们与上海的一些较差的工厂有相似的条件。西方没有什么可吹嘘的，我看到兰开夏古老的、设备陈旧的小纺织厂。看到古板的工厂督察，头戴圆顶硬礼帽，衣着无瑕。看到在验尸法庭，法官向证人嚷道：“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像个人那样站好！”那证人是已死工人的兄弟，说：“他正在房顶上拿了点四乘二的木料……”法官大吼一声，打断了他的话：“你别在这里说你的行话。四什么？二什么？”很快就议定了最后的判决。那是陪审团的成员胸前握着《圣经》，口中念念有词，刚刚凑成的关于国王、上帝等等老一套话：“死者伤及后头骨等等。”那位工厂督察拈起手杖、手套和圆顶硬礼帽，一本正经地迈步走向他的汽车。好奇的访问者尾随着他。
  不论在伦敦、芝加哥或上海，在首先考虑利润的国家，法庭都大同小异。我想起了在上海审理过一桩案子：一个锯厂的工人不慎被电锯带着，从头到脚整整劈成了两半，他的两半片毡帽也掉在地上。这情景似乎使官员们感到有趣！我不禁纳闷，这样看待人间的悲剧，看待我们的社会赖以生存的人，我们成为什么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