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内容
1936年9月，从西安传来消息①，希望我去接受一项任务。我同雷士德工学院一位年轻的英国教师和一位中国中学生董中祥一同出发，表面上一起去旅游。我们最先住在临潼华清池宾馆。我住的那间房，后来艾妮格丝·史沫特莱也住过，再后来便由蒋介石住，他在西安事变中就从那里逃到山洞里藏身。我们抵西安时，受到城里一队队士兵的彻底检查。刘鼎已成为张学良的总司令部参谋，虽然他实际上是红军派驻的代表。一天晚上，他来访，说：西安的工作迫切需要用钱，要我携带红军最近攻入山西时缴获的巨额山西省银行钞票，去唯一能大量换钱的省会太原，把钱在钱庄换为中央发行的钞票，然后运到上海，电汇回来给西安的刘鼎。事情紧急，必须立即办好。
第二天早上，我们正要搭火车离西安，北上太原时，刘鼎来到车站。他带着一个白色的大帆布袋，内装钞票，票面值最高的是10元，绝大部分是1元的。省里银行发行的钞票，大都标明发行的地方银行的字样，如洪同、临汾等等，正是红军已深入的那些地方。
我们乘的是崭新的绿色快车，保养得很好。硬席（当时的3等）车上的列车员要求我把帆布袋存放在行李车厢，因此出现了一些麻烦，我最后胜利了。我们在郑州换上了北上的车，抵达石家庄，再换当时的窄轨火车到太原。我们住在离火车站不远的老法国火车旅馆。我独占一间，他们两人合用一间。入夜，我清理钞票，分成3包，为太原城内仅有的3家钱庄各准备一包，这些钱庄都全部或部分归军阀阎锡山所有。被枪弹穿孔或血污粘在一起的钞票则分成另一包，以后再处理。
第二天早上，我打发两位同伴去参观著名的双塔，告诉他们中午回来，以便离太原，回石家庄和北京。
他们走了以后，我选雇了一辆最漂亮的人力车，向车夫说明包用半天，便出发去兑换那大量钞票，每包约值3000元。我必须冷静、镇定，略带一点西方人的傲慢，偶尔议论几句英美烟草公司，提一提华洋义赈会；我说我是它在上海的一名委员，它正研究在汾河上的某项工程。我必须赶在这几家钱庄有时间互相通气谈论我这个外国人以前光顾每一家钱庄。计划成功了。钱全部兑换好，我带着整整齐齐的一包中央发行的钞票，与另两人在火车站聚齐，随即快速驶出了太原。我从不曾像那回那样高兴地离开一个地方。如果遭到盘问，我答不上来，必然引起怀疑，因为那正是一个危险的时候。
在北京，我清理了剩下的钞票，把它们弄干净，并送到火车站前的小钱庄去换。还剩下一些很脏的，我带至上海，交曼尼·格兰尼奇等朋友处理。宋庆龄将款数凑满1万元，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章乃器电汇给刘鼎。
幸而有章乃器承担义务，又有宋庆龄说服他冒此风险。后来我们都十分高兴听说集中弄来的这笔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被刘鼎派了很好的用场，来完成各项工作，一直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前。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对人民的事业极为重要。驻扎在陕西北部进攻红军的国民党东北军司令张学良将军和17路军司令杨虎城将军，接受了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对他们的进谏置若罔闻，反而派遣他嫡系的20万大军进攻西北红军及其机关，因而激怒了广大官兵。两位将军抓住蒋介石抵达西安指挥“剿共”的时机，于1936年12月12日逮捕了蒋介石及几十名高级军政官员。在一阵交火之后，蒋介石的卫队失去了控制，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住室后面的山洞里被少帅的士兵捉住。这一意想不到的行动使南京政府陷入危机，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反响。在德国，汪精卫匆忙去会晤希特勒，准备回中国接管政权。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叫嚣要“讨伐”张、杨，炸平西安。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和她的弟弟宋子文极力主张国民党政府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她央请W.H．唐纳德（端纳）飞往西安，探明情况，居中调停。端纳原是一名澳大利亚记者，曾任张学良的顾问，1933年后任蒋介石的顾问。宋美龄和宋子文也去协助谈判。英国和美国的许多人同情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主张。苏联人完全支持蒋介石，认为他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
鉴于一触即发的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协助解决问题，蒋介石在接受了意味着他必须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条件后，于12月25日获释。但后来，他自食其言，将张将军软禁。杨将军被监禁在集中营达12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与全家一起遇害。
周恩来及其能干的助手们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在关键时刻对民族建立了殊勋。红军赢得了免遭沉重打击的喘息之机，并能在其控制下在不断扩大的地区组织民众抗日，因为国民党对日本只是进行一场象征性的战争。由此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常常徒有其名，还受到国民党的分裂和破坏，但为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铺平了道路。
在上海，我们从广播中密切注视着西安形势的发展。基督教男青年会的美国人乔治·非奇（费吴生）从南京播音，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则从西安播音。整个事件昭然若揭，人们看得很清楚，谁是为了中国人民，谁不是为了中国人民。对艾格妮丝说来，突然发现自己恰恰处在一件大新闻的中心，可以独占鳌头，这简直是记者的美梦。除了温奇大夫从西安住处出来不幸被流弹击毙，使她深感悲痛以外，艾格妮丝对发生的一切极为兴奋，尤其是当时监狱被打开，被俘的红军、孤儿和孩子们获得了自由。她正患重感冒，有几天音哑失声，但被邀请向全世界广播西安真正发生的情况时，她欣然接受并这样做了。当时在西安的另一名外国人——新西兰的詹姆斯·贝特兰也参加了国际宣传工作，后来在他所著《中国的第一幕》一书中发表了西安事变的故事。
第二天早上，我们正要搭火车离西安，北上太原时，刘鼎来到车站。他带着一个白色的大帆布袋，内装钞票，票面值最高的是10元，绝大部分是1元的。省里银行发行的钞票，大都标明发行的地方银行的字样，如洪同、临汾等等，正是红军已深入的那些地方。
我们乘的是崭新的绿色快车，保养得很好。硬席（当时的3等）车上的列车员要求我把帆布袋存放在行李车厢，因此出现了一些麻烦，我最后胜利了。我们在郑州换上了北上的车，抵达石家庄，再换当时的窄轨火车到太原。我们住在离火车站不远的老法国火车旅馆。我独占一间，他们两人合用一间。入夜，我清理钞票，分成3包，为太原城内仅有的3家钱庄各准备一包，这些钱庄都全部或部分归军阀阎锡山所有。被枪弹穿孔或血污粘在一起的钞票则分成另一包，以后再处理。
第二天早上，我打发两位同伴去参观著名的双塔，告诉他们中午回来，以便离太原，回石家庄和北京。
他们走了以后，我选雇了一辆最漂亮的人力车，向车夫说明包用半天，便出发去兑换那大量钞票，每包约值3000元。我必须冷静、镇定，略带一点西方人的傲慢，偶尔议论几句英美烟草公司，提一提华洋义赈会；我说我是它在上海的一名委员，它正研究在汾河上的某项工程。我必须赶在这几家钱庄有时间互相通气谈论我这个外国人以前光顾每一家钱庄。计划成功了。钱全部兑换好，我带着整整齐齐的一包中央发行的钞票，与另两人在火车站聚齐，随即快速驶出了太原。我从不曾像那回那样高兴地离开一个地方。如果遭到盘问，我答不上来，必然引起怀疑，因为那正是一个危险的时候。
在北京，我清理了剩下的钞票，把它们弄干净，并送到火车站前的小钱庄去换。还剩下一些很脏的，我带至上海，交曼尼·格兰尼奇等朋友处理。宋庆龄将款数凑满1万元，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章乃器电汇给刘鼎。
幸而有章乃器承担义务，又有宋庆龄说服他冒此风险。后来我们都十分高兴听说集中弄来的这笔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被刘鼎派了很好的用场，来完成各项工作，一直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前。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对人民的事业极为重要。驻扎在陕西北部进攻红军的国民党东北军司令张学良将军和17路军司令杨虎城将军，接受了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对他们的进谏置若罔闻，反而派遣他嫡系的20万大军进攻西北红军及其机关，因而激怒了广大官兵。两位将军抓住蒋介石抵达西安指挥“剿共”的时机，于1936年12月12日逮捕了蒋介石及几十名高级军政官员。在一阵交火之后，蒋介石的卫队失去了控制，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住室后面的山洞里被少帅的士兵捉住。这一意想不到的行动使南京政府陷入危机，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反响。在德国，汪精卫匆忙去会晤希特勒，准备回中国接管政权。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叫嚣要“讨伐”张、杨，炸平西安。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和她的弟弟宋子文极力主张国民党政府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她央请W.H．唐纳德（端纳）飞往西安，探明情况，居中调停。端纳原是一名澳大利亚记者，曾任张学良的顾问，1933年后任蒋介石的顾问。宋美龄和宋子文也去协助谈判。英国和美国的许多人同情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主张。苏联人完全支持蒋介石，认为他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
鉴于一触即发的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协助解决问题，蒋介石在接受了意味着他必须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条件后，于12月25日获释。但后来，他自食其言，将张将军软禁。杨将军被监禁在集中营达12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与全家一起遇害。
周恩来及其能干的助手们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在关键时刻对民族建立了殊勋。红军赢得了免遭沉重打击的喘息之机，并能在其控制下在不断扩大的地区组织民众抗日，因为国民党对日本只是进行一场象征性的战争。由此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常常徒有其名，还受到国民党的分裂和破坏，但为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铺平了道路。
在上海，我们从广播中密切注视着西安形势的发展。基督教男青年会的美国人乔治·非奇（费吴生）从南京播音，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则从西安播音。整个事件昭然若揭，人们看得很清楚，谁是为了中国人民，谁不是为了中国人民。对艾格妮丝说来，突然发现自己恰恰处在一件大新闻的中心，可以独占鳌头，这简直是记者的美梦。除了温奇大夫从西安住处出来不幸被流弹击毙，使她深感悲痛以外，艾格妮丝对发生的一切极为兴奋，尤其是当时监狱被打开，被俘的红军、孤儿和孩子们获得了自由。她正患重感冒，有几天音哑失声，但被邀请向全世界广播西安真正发生的情况时，她欣然接受并这样做了。当时在西安的另一名外国人——新西兰的詹姆斯·贝特兰也参加了国际宣传工作，后来在他所著《中国的第一幕》一书中发表了西安事变的故事。
附注
①指当时已在西安的刘鼎。——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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