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内容
我们久已议论要在上海办一份英文杂志，帮助中国人提供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中使用的事实情况。当时，国民党正想方设法粉碎抗日运动。在上海的爱国进步人士找不到可以畅所欲言的出版物。但是，帝国主义的一个矛盾是，一份在外国登记的杂志，在上海公共租界出版就可以免受中国人办的报刊所必须接受的检查和压制。因此，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便着手与在美国的朋友联系，并且就该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终于，美国共产党两位老党员马克斯·格兰尼奇和格雷斯·格兰尼奇受党的派遣在1935年抵达上海，以编辑出版这样一份杂志。《中国呼声》成为中国第一份支持学生的呼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英文出版物。①
马克斯·格兰尼奇，朋友们常称呼他为曼尼·格兰尼奇，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美籍犹太人家庭。他年轻当工人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并被派往苏联。他在苏联工作了两年，开始时在一家汽车厂里当工人，后来当专家。1921年回国后与格雷斯结婚，她也是党员。夫妇俩在20世纪40年代与威廉·福斯特一起积极参加了反对错误领导人的斗争。
格兰尼奇夫妇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以极大的决心创办了该杂志，每月出版两期。内容包括各种文章，还有诗和书评。但主要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罪行和声援学生的救亡运动的文章。这些文章以无数事实描述了中国劳动人民在那黑暗的年代饱受压迫和剥削的痛苦。格兰尼奇夫妇常常含着热泪翻译描绘旧社会和人民生活的文章。
宋庆龄立即并不断给予《中国呼声》以宝贵的支持。为庆贺杂志的出版，她安排了一次周末游览杭州的远足。格兰尼奇夫妇都略微化装，曼尼戴上假胡子，格雷斯戴一顶宽边帽。鲁迅像宋庆龄一样是《中国呼声》的重要赞助人。他的不少作品都在杂志上翻译发表过。不消说，我们只要不用他的名字，可以翻译利用他的任何一篇文章。作者的名字往往是化名。例如，R．奈尔斯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来源于我们称呼她“锈铁钉”），露西·维伊是魏璐诗，P.T．奥布赖恩是马海德。除了1937年初我去国外工作旅行以外，我在每一期上都发表文章，所用的笔名有凯特·道森、理查德、霍华德、赵大（或太）琪、韩素梅等等。我所写的文章如《岳飞——中国的爱国者》、《太平革命》和《台湾——我们失去的领土》，表明了我早先对中国地理和历史的兴趣，但大部分文章特别是写了战争风雨欲来时上海当地的情景。原定出版的最后一期载有我的一篇文章《我们和平爱好者必须战斗》，阐述了我把保卫和平作为崇高理想以及必须同日本法西斯做斗争的最早的看法。
王安娜，即反对希特勒的“亚利安人”，当时共产党干部王炳南的妻子，同这一伙人合作得很好，给予杂志一切可能的帮助。她在中国积极工作，协助人民的革命事业，特别是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及继同盟之后的组织，直至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她离了婚，回德国后与一位科学家马滕斯结婚，他不久便去世了。王安娜几次重访中国，至今仍是德中人民友好事业的一位领导人。《中国呼声》自1936年3月15日起办，至1937年11月1日止。第一期印行2000份，每份售价一角。第三期增至5000份。尽管蒋介石在上海的流氓中偷窃，尽管新加坡及亚洲沿岸的英国当局公开压制，每期都是很快便销售一空。的确，我们在上海出售或分发它毫无麻烦，杂志一到报摊立即被等在那里的学生成捆地买了带回学校去。
随着形势的恶化，《中国呼声》日益名声大振和深入人心。从1937年3月号起，增出了部分中文版，用中文刊印一些重要的文章。即使在今天，重读它的篇页，其犀利的文笔、火热的爱国情绪和大胆的报道，仍使人惊叹不已。在不到两年时间内，这个刊物登载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大事，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采访了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7位领袖的审讯，报道了西安事变，从各方面谴责了日本的野蛮侵略。无怪乎敌人对它越来越不能容忍，正当11月15日那期准备出版时，杂志遭到查封。日本宪兵冲入印刷车间，捣毁了印版。
我至今保存着一份稀罕的末完成的拷贝，上面写有“纸型”——从未打印。日军毁了版样。已准备付印的部分包括社论，题目是：《上海往何处去》《上海的陷落》及《华北的新阶段》。还有两篇对红军将领的采访记，附有他们的照片及编者按，题目是《彭德怀论游击战争》和《朱德对战局的分析》，这份纸型是我的珍藏，直到1983年我才将它送给了北京的博物馆。
格兰尼奇夫妇在一年后回美国，我迁入他们的那套公寓房居住。有一天，特别巡捕打电话到办公室问我是否住在那里，是否知道前居住者的行踪。我说，他们已回美国。接着听到“一对坏蛋，狗娘养的共产党”之类的话。我暗暗地说：“天哪。”
格兰尼奇夫妇在上海两年期间不仅是国际新闻记者的楷模，而且竭尽所能帮助了中国人民的斗争。他们密切注视解放区的发展情况，并介绍了不少学生去延安。在关键时刻，特别在西安事变期间，他们与宋庆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搜查她的房子，他们一度迁住在她家里以便保护她。格兰尼奇夫妇回美国之后创办了另一刊物《今日中国》，支持中国，特别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组织了一个夏令营，以教育被德国法西斯屠杀的犹太人家庭的孤儿和子女。他们热心于青年工作，主持佛蒙特的夏季学校直到年迈体力不胜任之时。
马克斯·格兰尼奇，朋友们常称呼他为曼尼·格兰尼奇，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美籍犹太人家庭。他年轻当工人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并被派往苏联。他在苏联工作了两年，开始时在一家汽车厂里当工人，后来当专家。1921年回国后与格雷斯结婚，她也是党员。夫妇俩在20世纪40年代与威廉·福斯特一起积极参加了反对错误领导人的斗争。
格兰尼奇夫妇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以极大的决心创办了该杂志，每月出版两期。内容包括各种文章，还有诗和书评。但主要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罪行和声援学生的救亡运动的文章。这些文章以无数事实描述了中国劳动人民在那黑暗的年代饱受压迫和剥削的痛苦。格兰尼奇夫妇常常含着热泪翻译描绘旧社会和人民生活的文章。
宋庆龄立即并不断给予《中国呼声》以宝贵的支持。为庆贺杂志的出版，她安排了一次周末游览杭州的远足。格兰尼奇夫妇都略微化装，曼尼戴上假胡子，格雷斯戴一顶宽边帽。鲁迅像宋庆龄一样是《中国呼声》的重要赞助人。他的不少作品都在杂志上翻译发表过。不消说，我们只要不用他的名字，可以翻译利用他的任何一篇文章。作者的名字往往是化名。例如，R．奈尔斯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来源于我们称呼她“锈铁钉”），露西·维伊是魏璐诗，P.T．奥布赖恩是马海德。除了1937年初我去国外工作旅行以外，我在每一期上都发表文章，所用的笔名有凯特·道森、理查德、霍华德、赵大（或太）琪、韩素梅等等。我所写的文章如《岳飞——中国的爱国者》、《太平革命》和《台湾——我们失去的领土》，表明了我早先对中国地理和历史的兴趣，但大部分文章特别是写了战争风雨欲来时上海当地的情景。原定出版的最后一期载有我的一篇文章《我们和平爱好者必须战斗》，阐述了我把保卫和平作为崇高理想以及必须同日本法西斯做斗争的最早的看法。
王安娜，即反对希特勒的“亚利安人”，当时共产党干部王炳南的妻子，同这一伙人合作得很好，给予杂志一切可能的帮助。她在中国积极工作，协助人民的革命事业，特别是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及继同盟之后的组织，直至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她离了婚，回德国后与一位科学家马滕斯结婚，他不久便去世了。王安娜几次重访中国，至今仍是德中人民友好事业的一位领导人。《中国呼声》自1936年3月15日起办，至1937年11月1日止。第一期印行2000份，每份售价一角。第三期增至5000份。尽管蒋介石在上海的流氓中偷窃，尽管新加坡及亚洲沿岸的英国当局公开压制，每期都是很快便销售一空。的确，我们在上海出售或分发它毫无麻烦，杂志一到报摊立即被等在那里的学生成捆地买了带回学校去。
随着形势的恶化，《中国呼声》日益名声大振和深入人心。从1937年3月号起，增出了部分中文版，用中文刊印一些重要的文章。即使在今天，重读它的篇页，其犀利的文笔、火热的爱国情绪和大胆的报道，仍使人惊叹不已。在不到两年时间内，这个刊物登载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大事，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采访了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7位领袖的审讯，报道了西安事变，从各方面谴责了日本的野蛮侵略。无怪乎敌人对它越来越不能容忍，正当11月15日那期准备出版时，杂志遭到查封。日本宪兵冲入印刷车间，捣毁了印版。
我至今保存着一份稀罕的末完成的拷贝，上面写有“纸型”——从未打印。日军毁了版样。已准备付印的部分包括社论，题目是：《上海往何处去》《上海的陷落》及《华北的新阶段》。还有两篇对红军将领的采访记，附有他们的照片及编者按，题目是《彭德怀论游击战争》和《朱德对战局的分析》，这份纸型是我的珍藏，直到1983年我才将它送给了北京的博物馆。
格兰尼奇夫妇在一年后回美国，我迁入他们的那套公寓房居住。有一天，特别巡捕打电话到办公室问我是否住在那里，是否知道前居住者的行踪。我说，他们已回美国。接着听到“一对坏蛋，狗娘养的共产党”之类的话。我暗暗地说：“天哪。”
格兰尼奇夫妇在上海两年期间不仅是国际新闻记者的楷模，而且竭尽所能帮助了中国人民的斗争。他们密切注视解放区的发展情况，并介绍了不少学生去延安。在关键时刻，特别在西安事变期间，他们与宋庆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搜查她的房子，他们一度迁住在她家里以便保护她。格兰尼奇夫妇回美国之后创办了另一刊物《今日中国》，支持中国，特别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组织了一个夏令营，以教育被德国法西斯屠杀的犹太人家庭的孤儿和子女。他们热心于青年工作，主持佛蒙特的夏季学校直到年迈体力不胜任之时。
附注
①《中国呼声》为半月刊。——译者注
①别名牛兰夫妇。——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