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内容
甘普霖①是上海电力公司的电气工程师，所以在我们住所的底层设有他的一间小工房，里面有一台车床和其他工具。往往有人送来手枪之类的武器要他修理，他在公司里执行技术职务的空隙，有时也做地下工作。他的技术本领和创造能力无疑在许多方面是有用的。有一次需要在我们家里设置地下电台②，与正在国内一些地方进行的长征保持通讯联系。发报机就安装在我们顶楼的房间里。甘普霖不通过电表，直接从干线上接电源，并设法在夜间收发电讯。当然，电台要经常迁移，以免被侦出位置，但在我们那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有一个星期日，我们正在走廊上喝茶，看见一个由巡捕、包探和上海电力公司一名工程师（他恰好是我们的朋友）组成的检查小组，正在查找输电线哪里漏电，挨家挨户慢慢地查，一直查到我们家里。检查组近在眼前，已经没有时间去拔掉发报机上的电线了。所以，我们就坐着等。他们先去看在底层的厨房，再去看冰箱，在那里的确发现了漏电。我们的朋友、那位电力公司的工程师说：“冰箱漏电！冰箱漏电！”于是，我们把他们全都从底层的厨房请到餐室，给每个人斟上酒，又热情地欢送了他们。当夜，我们就把无线电移往法租界专门为此物色的一套高层房间去了。
我的住处在兆丰公园附近安静的郊区，偶然也用作重要的逃亡者的家。有时，艾格妮丝会给我通电话，约我到某餐馆与她见面，到那时，她便介绍我认识一个中国人，并给他取上个欧洲人的名字，“这是塞缪尔”。如果上次介绍的是塞缪尔，这次就说是迪克。“请带他回家去，到适当的时候，他自己会走的。”她有时直接把他们带来留在我那里，并说：“你们如果要干革命，就不能让任何女朋友到家里来。”我们家里的佣人始终非常好。他们肯定起过疑心，但从来不说，外表上总是显得一切完全正常。
我记得，有一天，艾格妮丝把一位眼睛近视的中国教授陈翰笙和他的夫人带到我家。到他们走的那天，她让我领他们上一艘即将启航的轮船，护送他们进船舱，再在开船前鸣笛混乱的几分钟里走下舷梯回来。他们要带上两束红色的唐昌蒲，好像是为别人送行。①为了使他们更好地伪装，她让他穿上白衣裳和短裤、长袜、棕榈滩流行的上衣，还戴了顶软木遮阳帽。他尤其不能戴眼镜，因为通报他的特征时肯定会提到这点。看到这位仪表堂堂的教授戴着不习惯的头盔却装得若无其事，眯起一双近视眼，透过红花向前瞅着，心里巴望他不要摔倒，可真有意思。我们从站在舷梯下的一组包探身边走过，但他们对显然像上海典型的阔佬的陈教授不介意地仅仅看上一眼。我回来告诉艾格妮丝他们已经安全出发，她欣喜若狂，立即提议聚会庆祝一番。
另一回，日本友人鹿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来到我家。他们是鲁迅的老朋友。由于他们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曾被监禁和拷打，释放后又监禁，反复多次。抗日战争爆发时，他们参加了一个歌舞伎剧团来上海。日本警察要逮捕他们，所以战争头几天形势紧张时他们躲避在曼尼·格兰尼奇的公寓房子里，晚上同阿兰和迈克一起睡地铺。“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使大家为难，还不如自杀的好。”我责备他们说：“怎么能这样讲？！让我们想想办法。”于是，我们安排他们搭一艘船去香港。他冒充一名中国传教士要去参加一次会议，但突然患气喘病；他的妻子冒充上海的一名护士陪他同行。幸子的上海话已说得相当好。两人占用一个舱，舱里放满了供吸入的药物。这样，巡逻的日本兵在船上经过时就不会加以注意。一切按计划完成了。他们到了香港，由赵德峰（译音）、章乃器等朋友转送至武汉。我后来在武汉和重庆再次见到了他们。他们在重庆主持战争期间被俘日本兵的重新教育工作。事实表明，相当一批日本俘虏在战后都成了中国的好朋友。不幸，鹿田亘与妻子离婚，并与另一女人结了婚。池田幸子热心于对华贸易，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忠实可靠的朋友。
有一个星期日，我们正在走廊上喝茶，看见一个由巡捕、包探和上海电力公司一名工程师（他恰好是我们的朋友）组成的检查小组，正在查找输电线哪里漏电，挨家挨户慢慢地查，一直查到我们家里。检查组近在眼前，已经没有时间去拔掉发报机上的电线了。所以，我们就坐着等。他们先去看在底层的厨房，再去看冰箱，在那里的确发现了漏电。我们的朋友、那位电力公司的工程师说：“冰箱漏电！冰箱漏电！”于是，我们把他们全都从底层的厨房请到餐室，给每个人斟上酒，又热情地欢送了他们。当夜，我们就把无线电移往法租界专门为此物色的一套高层房间去了。
我的住处在兆丰公园附近安静的郊区，偶然也用作重要的逃亡者的家。有时，艾格妮丝会给我通电话，约我到某餐馆与她见面，到那时，她便介绍我认识一个中国人，并给他取上个欧洲人的名字，“这是塞缪尔”。如果上次介绍的是塞缪尔，这次就说是迪克。“请带他回家去，到适当的时候，他自己会走的。”她有时直接把他们带来留在我那里，并说：“你们如果要干革命，就不能让任何女朋友到家里来。”我们家里的佣人始终非常好。他们肯定起过疑心，但从来不说，外表上总是显得一切完全正常。
我记得，有一天，艾格妮丝把一位眼睛近视的中国教授陈翰笙和他的夫人带到我家。到他们走的那天，她让我领他们上一艘即将启航的轮船，护送他们进船舱，再在开船前鸣笛混乱的几分钟里走下舷梯回来。他们要带上两束红色的唐昌蒲，好像是为别人送行。①为了使他们更好地伪装，她让他穿上白衣裳和短裤、长袜、棕榈滩流行的上衣，还戴了顶软木遮阳帽。他尤其不能戴眼镜，因为通报他的特征时肯定会提到这点。看到这位仪表堂堂的教授戴着不习惯的头盔却装得若无其事，眯起一双近视眼，透过红花向前瞅着，心里巴望他不要摔倒，可真有意思。我们从站在舷梯下的一组包探身边走过，但他们对显然像上海典型的阔佬的陈教授不介意地仅仅看上一眼。我回来告诉艾格妮丝他们已经安全出发，她欣喜若狂，立即提议聚会庆祝一番。
另一回，日本友人鹿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来到我家。他们是鲁迅的老朋友。由于他们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曾被监禁和拷打，释放后又监禁，反复多次。抗日战争爆发时，他们参加了一个歌舞伎剧团来上海。日本警察要逮捕他们，所以战争头几天形势紧张时他们躲避在曼尼·格兰尼奇的公寓房子里，晚上同阿兰和迈克一起睡地铺。“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使大家为难，还不如自杀的好。”我责备他们说：“怎么能这样讲？！让我们想想办法。”于是，我们安排他们搭一艘船去香港。他冒充一名中国传教士要去参加一次会议，但突然患气喘病；他的妻子冒充上海的一名护士陪他同行。幸子的上海话已说得相当好。两人占用一个舱，舱里放满了供吸入的药物。这样，巡逻的日本兵在船上经过时就不会加以注意。一切按计划完成了。他们到了香港，由赵德峰（译音）、章乃器等朋友转送至武汉。我后来在武汉和重庆再次见到了他们。他们在重庆主持战争期间被俘日本兵的重新教育工作。事实表明，相当一批日本俘虏在战后都成了中国的好朋友。不幸，鹿田亘与妻子离婚，并与另一女人结了婚。池田幸子热心于对华贸易，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忠实可靠的朋友。
附注
①甘普霖是英共产党员（见《刘鼎传》，第254页）。——译者注
②即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见《刘鼎传》，第254页）。——译者注
①据陈翰笙说，1935年春，他和他的夫人分别由艾黎和一位德国工程师鲁道夫·汉堡的夫人护送登船离沪。——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