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内容
我自己的觉悟也提高了。在与亨利·巴林谈了1929年初无锡处决6名缫丝工人一事后，他开始把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拿给我看。巴林多思熟虑，一直在尽力设法实行社会变革。他来找过我一两次，同我讨论我阅读过的书。此后两年，我又读了大量书籍。我的工作使我越来越相信旧的世界制度（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我告诉巴林，我已得出结论，认为旧的制度必须推翻，我将永远尽力帮助把它推翻。显然，我开始得到他的信任。有时，他把一位中国朋友带到我的住所来，要我陪同去杨树浦或去西区的苏州河。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机会做多少工作。我做了他让我做的事以后，他总是说：“这很好，很有帮助。”
1929年夏季去绥远救济饥荒的经历坚定了我日益加强的信念。其后，1932年在湖北救济水灾的工作，使我第一次看到贺龙领导下的解放区，深受鼓舞。因此，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上海那些年，除了我的公务以外，我想方设法帮助在地下展开的政治斗争。往事如麻，但都是我参加的斗争的组成部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实际上是在青帮——中国的社会黑帮控制下。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关系，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都有。救火员是通过青帮在消防处的代表秦龙泉（译音）招募的，他们必须花钱买职位并听他的话。陆连奎则是青帮在公共租界巡捕房里的代表。青帮带头镇压共产党，三大头目是所谓“剿匪司令”，国民党曾授予高级勋章。
尽管政治气氛使爱国进步的中国人及外籍同情者经常处于危险之中，我感到人们推翻旧制度的决心有增无已。
1934年，志同道合的人逐渐集合在一起讨论政治。这主意主要是汉斯·希伯提出来的。他是德国籍的政治经济学作家，在英文《太平洋事务》杂志发表文章，笔名“亚细亚人”，中文名“希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说，我们应该懂得理论，但是她太忙，再说她并不懂。与我同住在愚园路一所三层楼房的电气工程师亚历克·坎普林（甘普霖）参加了。还有马海德医生，他已被艾格妮丝视为可能争取来参加革命的对象。其他人还有奥地利籍进步女青年鲁思·韦斯（魏璐诗）、汉斯·希伯的妻子特鲁德·罗森堡（卢秋迪）、左翼时代精神书店的荷兰籍经理艾琳·魏德迈，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四位女干事塔利撒·格拉克（耿丽淑）、陆慕德、利尔·哈斯（夏秀兰）和邓裕志，麦伦中学的教师曹亮①。汉斯·希伯任我们的政治指导，后来，他在山东沂蒙山区新四军工作时被敌人杀死。
我们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和《工资劳动与资本》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其他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土地所有制问题、社会发展史、亚细亚社会革命道路的论述。我们讨论中国及国外时事，特别是上海的形势。这类聚会，根据各成员的意见，不定期地在不同地点举行。每当使用史沫特莱在法租界的小套房时，我们就找另一个门进入伯尔尼公寓，先上屋顶，再下楼梯进屋。她完全相信她家的大门是被人监视的。有时，她使用其他人不大知道的房子，但从不使用我的家作为聚会地点。
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与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使我们不断获得关于江西革命根据地多次反围剿的消息。一位中国联络员朋友会带来一张江西省的大地图，指出蒋介石进行围剿以及后来开展斗争的地方。地下组织还会交给我们一些事情做，或要求我们传递信息，这往往是颇为冒险的。
1929年夏季去绥远救济饥荒的经历坚定了我日益加强的信念。其后，1932年在湖北救济水灾的工作，使我第一次看到贺龙领导下的解放区，深受鼓舞。因此，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上海那些年，除了我的公务以外，我想方设法帮助在地下展开的政治斗争。往事如麻，但都是我参加的斗争的组成部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实际上是在青帮——中国的社会黑帮控制下。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关系，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都有。救火员是通过青帮在消防处的代表秦龙泉（译音）招募的，他们必须花钱买职位并听他的话。陆连奎则是青帮在公共租界巡捕房里的代表。青帮带头镇压共产党，三大头目是所谓“剿匪司令”，国民党曾授予高级勋章。
尽管政治气氛使爱国进步的中国人及外籍同情者经常处于危险之中，我感到人们推翻旧制度的决心有增无已。
1934年，志同道合的人逐渐集合在一起讨论政治。这主意主要是汉斯·希伯提出来的。他是德国籍的政治经济学作家，在英文《太平洋事务》杂志发表文章，笔名“亚细亚人”，中文名“希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说，我们应该懂得理论，但是她太忙，再说她并不懂。与我同住在愚园路一所三层楼房的电气工程师亚历克·坎普林（甘普霖）参加了。还有马海德医生，他已被艾格妮丝视为可能争取来参加革命的对象。其他人还有奥地利籍进步女青年鲁思·韦斯（魏璐诗）、汉斯·希伯的妻子特鲁德·罗森堡（卢秋迪）、左翼时代精神书店的荷兰籍经理艾琳·魏德迈，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四位女干事塔利撒·格拉克（耿丽淑）、陆慕德、利尔·哈斯（夏秀兰）和邓裕志，麦伦中学的教师曹亮①。汉斯·希伯任我们的政治指导，后来，他在山东沂蒙山区新四军工作时被敌人杀死。
我们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和《工资劳动与资本》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其他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土地所有制问题、社会发展史、亚细亚社会革命道路的论述。我们讨论中国及国外时事，特别是上海的形势。这类聚会，根据各成员的意见，不定期地在不同地点举行。每当使用史沫特莱在法租界的小套房时，我们就找另一个门进入伯尔尼公寓，先上屋顶，再下楼梯进屋。她完全相信她家的大门是被人监视的。有时，她使用其他人不大知道的房子，但从不使用我的家作为聚会地点。
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与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使我们不断获得关于江西革命根据地多次反围剿的消息。一位中国联络员朋友会带来一张江西省的大地图，指出蒋介石进行围剿以及后来开展斗争的地方。地下组织还会交给我们一些事情做，或要求我们传递信息，这往往是颇为冒险的。
附注
①曹亮于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