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内容
1932年之末，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美国朋友莫德·拉塞尔（陆慕德）介绍我结识了另一个名叫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美国人。她比我大5岁，是一位天生的鼓动家。她是个感情复杂的女性，竭力反对封建大男子主义。她的思想已成熟地发展到要求参加政治活动，坚信用直接行动来解决人生的许多问题。她首先投身于像她自己一样的美国人民的事业，接着又投身于像她亲属一样贫穷、困苦、受剥削的世界人民的事业。在她整个后半生，她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越来越深恶痛绝。
1928年，艾格妮丝精神振奋地横越苏联，取道中国东北，南下抵达上海。这正是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开始实行恐怖统治的第二年。艾格妮丝在生活中感受颇深；使她痛心的是，像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里的警察竟不过是与反动秘密帮会相勾结的帝国主义的工具而己。她越来越能够巧妙地对付警察和暗探。他们想跟踪她，但跟不了多远。她是在逆境中长大的，对上海这种险恶的环境是十分了然的。但是，尽管她事事谨慎小心，你要是见到她，无论在盛夏或严冬，她的穿戴总离不了一点红色——深蓝衣服上的一朵康乃馨，帽子上的一只红鸟，红色的运动衫。这似乎是艾格妮丝的颜色，她格外喜爱这颜色。她有时候也许过于多疑，有的时候则警惕不足，但她似乎鸿运高照，总有办法从险境中脱身。
她随时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对各种事情会动很深的感情，有时为了某件办糟了的事情苦恼得筋疲力尽，以至于濒临神经崩溃。然后，成功的消息传来，她又会突然恢复活力，成为一个劲头十足的皮球，在她那套公寓房里到处又跳又唱：“勇敢的小伙子荡着秋千，飘逸在空中真畅快。”但是，如果这时有谁在留声机上播放这样一张牛仔唱片“走吧，小家伙，走吧，走吧”，就会使她脸色阴沉，潸然泪下。这首歌会勾起她对于在美国的往事充满柔情的回忆。
艾格妮丝认识我不久，便对我担任工厂督察一职很感兴趣，要我带她去各个工厂参观。于是，我领她去看了上海“模范租界”里偏僻街道上那极其普通而又令人吃惊的血汗车间。我向她介绍了上海工人所遭受的苦难和他们所过的非人生活。她说起当她看到许多人只图自己安逸，过着庸俗不堪的生活时是何等反感。当她进一步深入社会时，发现有些人并不满足于用哲理去解释生活的现实，而是毅然要去改变它。她十分欣喜自己看到了这股决心变革的强大潜流，它不仅使她的生活有了意义，而且也影响了许多其他有头脑的人。我告诉她，当我看到一批缫丝工会的工人在无锡被作为“共产党”残杀之后，我对在旧制度下可能进行改革的幻想最后破灭了。我开始意识到，只有进行根本的变革才是唯一的出路。她的一双大眼睛从桌子对面紧紧盯着我，然后倾过身来抓住我的手腕，坚定地说：“那就让我们投身到这场变革中去吧！”
艾格妮丝在是非面前是一位无畏的战士，她的极端认真的态度影响了许多人。她明于知人，似乎凭直觉就能知道到哪儿去找那些真心诚意的人。即使在黑暗的上海，她也能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一批各国的仁人志士。这些人士对日常所见的邪恶愤愤不平，都愿为改变这一切做些切实的工作。她还与宋庆龄、鲁迅、茅盾等这样一批进步人士保持密切联系。萧伯纳来上海时会见了鲁迅，艾格妮丝也常同这位爱尔兰老人见面，彼此视为知己。
艾格妮丝另有一些朋友是需要她保护的。她那套公寓虽然很小，却有许多客人要住上些日子。我特别记得周建屏，他是一位红军将领，装扮成鞋匠，随身带着一副鞋摊用具。他是从江西苏区来的，给她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写作素材。艾格妮丝告诉我，在他离开她寓所那天，她如何提心吊胆，生怕可能一直在监视她住所的警方特务把他抓走。尽管心情紧张，她还是在手提包里放了支手枪，站在人行道旁进行了掩护，目送他安全离去。我们和她打趣，问她究竟拿了枪有什么用，她说：“要是有人想抓他，我管保会开枪的。”“你们也许不相信，一个人要是真下了决心，就什么都干得出来！我可不是富贵人家出身！”
上海的外国报纸对她的政治攻击越来越激烈，特务对她尾随不舍，她很难忍受这种逼人的气氛。她开始感到迫切需要换个环境休息一下。她已收集了大量的写作素材，于是，在1933年，带着这批材料去苏联。她在疗养院休养期间，奋笔撰写了第三本书——《中国红军在前进》。接着，她在匆匆周游世界后，又回到上海，当时的身份是自由撰稿人。她决心收集更多的材料，竭尽全力对她最热爱的中国人民做出最大的贡献。
1928年，艾格妮丝精神振奋地横越苏联，取道中国东北，南下抵达上海。这正是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开始实行恐怖统治的第二年。艾格妮丝在生活中感受颇深；使她痛心的是，像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里的警察竟不过是与反动秘密帮会相勾结的帝国主义的工具而己。她越来越能够巧妙地对付警察和暗探。他们想跟踪她，但跟不了多远。她是在逆境中长大的，对上海这种险恶的环境是十分了然的。但是，尽管她事事谨慎小心，你要是见到她，无论在盛夏或严冬，她的穿戴总离不了一点红色——深蓝衣服上的一朵康乃馨，帽子上的一只红鸟，红色的运动衫。这似乎是艾格妮丝的颜色，她格外喜爱这颜色。她有时候也许过于多疑，有的时候则警惕不足，但她似乎鸿运高照，总有办法从险境中脱身。
她随时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对各种事情会动很深的感情，有时为了某件办糟了的事情苦恼得筋疲力尽，以至于濒临神经崩溃。然后，成功的消息传来，她又会突然恢复活力，成为一个劲头十足的皮球，在她那套公寓房里到处又跳又唱：“勇敢的小伙子荡着秋千，飘逸在空中真畅快。”但是，如果这时有谁在留声机上播放这样一张牛仔唱片“走吧，小家伙，走吧，走吧”，就会使她脸色阴沉，潸然泪下。这首歌会勾起她对于在美国的往事充满柔情的回忆。
艾格妮丝认识我不久，便对我担任工厂督察一职很感兴趣，要我带她去各个工厂参观。于是，我领她去看了上海“模范租界”里偏僻街道上那极其普通而又令人吃惊的血汗车间。我向她介绍了上海工人所遭受的苦难和他们所过的非人生活。她说起当她看到许多人只图自己安逸，过着庸俗不堪的生活时是何等反感。当她进一步深入社会时，发现有些人并不满足于用哲理去解释生活的现实，而是毅然要去改变它。她十分欣喜自己看到了这股决心变革的强大潜流，它不仅使她的生活有了意义，而且也影响了许多其他有头脑的人。我告诉她，当我看到一批缫丝工会的工人在无锡被作为“共产党”残杀之后，我对在旧制度下可能进行改革的幻想最后破灭了。我开始意识到，只有进行根本的变革才是唯一的出路。她的一双大眼睛从桌子对面紧紧盯着我，然后倾过身来抓住我的手腕，坚定地说：“那就让我们投身到这场变革中去吧！”
艾格妮丝在是非面前是一位无畏的战士，她的极端认真的态度影响了许多人。她明于知人，似乎凭直觉就能知道到哪儿去找那些真心诚意的人。即使在黑暗的上海，她也能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一批各国的仁人志士。这些人士对日常所见的邪恶愤愤不平，都愿为改变这一切做些切实的工作。她还与宋庆龄、鲁迅、茅盾等这样一批进步人士保持密切联系。萧伯纳来上海时会见了鲁迅，艾格妮丝也常同这位爱尔兰老人见面，彼此视为知己。
艾格妮丝另有一些朋友是需要她保护的。她那套公寓虽然很小，却有许多客人要住上些日子。我特别记得周建屏，他是一位红军将领，装扮成鞋匠，随身带着一副鞋摊用具。他是从江西苏区来的，给她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写作素材。艾格妮丝告诉我，在他离开她寓所那天，她如何提心吊胆，生怕可能一直在监视她住所的警方特务把他抓走。尽管心情紧张，她还是在手提包里放了支手枪，站在人行道旁进行了掩护，目送他安全离去。我们和她打趣，问她究竟拿了枪有什么用，她说：“要是有人想抓他，我管保会开枪的。”“你们也许不相信，一个人要是真下了决心，就什么都干得出来！我可不是富贵人家出身！”
上海的外国报纸对她的政治攻击越来越激烈，特务对她尾随不舍，她很难忍受这种逼人的气氛。她开始感到迫切需要换个环境休息一下。她已收集了大量的写作素材，于是，在1933年，带着这批材料去苏联。她在疗养院休养期间，奋笔撰写了第三本书——《中国红军在前进》。接着，她在匆匆周游世界后，又回到上海，当时的身份是自由撰稿人。她决心收集更多的材料，竭尽全力对她最热爱的中国人民做出最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