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1927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盟友之后，共产党在上海的工作神奇地继续着，并没有丝毫中断。他们不顾一切挫败和损失，举办工人夜校，出版书刊，举行示威，保持与中国红军的联系。除了宋庆龄（孙中山博士的遗孀）和著名作家鲁迅与茅盾以外，我当年所认识的许多促成救国统一战线的人，现在都已成了名人，如潘汉年、胡愈之、黄华、田汉、夏衍、李强和因主张抗日而被囚禁的“七君子”。
  在旧上海的那些日子里。“合法的”生意、贩运枪支、治外法权、肥胖的买办、白种人在东方的神话以及帝国主义的门面等等，都受到了威胁。凡是反对这些高级的东西、要求实现有利于人民的变革的热血青年，都会受到迫害和残杀。无论在工人或学生中，青年人都向往革命，几乎一致要求抗日、支持红军。当时的青年在思想上完全控制了局面。每逢南京路上有游行示威，店员们便纷纷上街，在当局的默认和警察头目的积极合作下，白色恐怖深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南京政府集中力量逮捕上海及周围地方的人。许多人被押解到南京，被刑讯逼供，然后送到雨花台枪毙。上海的行刑地点是龙华。杀害共产党、进步人士和开明人士——任何要求变革的人——已是司空见惯，报纸上都已不予报道了。一个外国警察头目说：“中国人当中，我只敬重共产党人。只有他们懂得该怎样去死。”其实，这些被他含混地承认了个人品质的人是要生存的，而且要使别人也能够生存。他们为活而斗争，要争取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更充实的生活。因为他们为创造新生活而死，所以他们都不怕死。我在1977年所写的“地下的上海”一首诗中说：
  啊，歌唱者，来吧，
  歌唱那些如此英勇献身的人，
  他们不计自身付出的代价，
  为变革一个腐烂的社会而战斗，
  因为更加发作的兽性抑制着
  可使人民尽情生活的一切。
  为此而战斗的革命者忍受着：
  从1927年到1937年，他们数以千计
  被屠杀、监禁、拷打，
  在艰苦的岁月里坚持着，
  无人知道哪一夜晚
  他或她将被捕去。
  我们当时也在那种阴影下生活。尽管对欧洲人给予保护，但外国人一旦被发现在帮助红军，他的命运就很可能与亨利·巴林一样。传说巴林是在1935年因精神失常而自杀的，但据当时最能了解情况的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说，他是被上海的大秘密社团——青帮的职业凶手枪杀的。青帮与公共租界警察的特务部门沆瀣一气。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野蛮行径更变本加厉。日本人一心想打掉外国人的“面子”。1937年日军占领时期，有一次我到杨树浦工业区去，途中看到一排被俘的中国士兵，有两个日本兵在用棍棒打他们的脸。我喊道：“嘿，别打啦！”他们命令我坐的汽车停下，招呼了一队日本宪兵从附近的巡捕房里出来。在手持刺刀的士兵们的包围下，他们扒掉我的裤子。过了一会儿才有人在我的屁股上打了一掌，叫我走。我的司机吓得僵坐在汽车里，面如白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