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1932年3月，我带阿兰回新西兰。他看到澳大利亚那许多港口，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搭船去新西兰需要22天，沿昆士兰海岸，经凯恩斯、布里斯班到悉尼，再搭4天船才到新西兰。当时，阿兰还在学校读书。英文不是很好。我们来到了克赖斯特彻奇市郊，我们在韦斯特科特的家，我父亲在那里有一个小牧场，安度退休生活。一天，我对阿兰说：“这里有3个英镑，你自己去买一辆旧自行车。你沿着这条路走，到转弯处停下来，然后搭电车到下里卡顿。那里有一家自行车店，或许有旧自行车卖。你瞧着办吧。”三四个小时后，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回来了。他说：“他们不愿像上海那样讨价还价。他们说了一个价，我说了一个价。他们说不行，这里只有一个价。”但他还是买了一辆。按钱数看，这辆车相当便宜，他从此行动方便了。他还学会了开汽车。我们家里有两辆老式的罗弗牌汽车，过去是我的兄弟用的。他能开其中一辆。一天，我接到警察的电话，说：“你家里是否有个年轻的中国人？他是否开一辆罗弗车？请告诉他，亮红灯时该停车，亮绿灯时该前进。还有，他有执照吗？”我说：“我想他没有，不过，这事交给我来管吧。”他说：“是啊，还是管一管吧。明天带他到县里去办个执照，也许他会开得好些！”这算是相当客气了。当时在新西兰，早年的反华人情绪还没有完全消失，仍留有残余。真正使之消除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许多新西兰人意识到这保住了新西兰不受占领。因此，中国比以前大有面子了。但在1932年，新西兰老家的朋友们我们视为老移民。其中一人来到我家，对我母亲说，他对她不得不照顾家里的一个中国人表示同情。我母亲说：“我们全都喜欢阿兰。路易把任何人带回家来，我们都十分高兴。”那位客人是新西兰著名的象棋手。所以，我母亲说：“喔，他会下棋。或许你愿意同他下一盘。”于是，他们就把阿兰叫来。阿兰来后，和这位朋友下了3盘棋，全都赢了。这就使他们对阿兰的看法有所不同了。
  我在新西兰停留期间，回到莫瓦蒂亚的丛林牧场去看了一趟。我在韦弗利借了一匹马，踏上了约50公里的土路，听到清脆的鸟啼声那么抑扬动听，顿时心旷神怡。有些移民已经离去。我的老伙伴杰克·史蒂文斯仍竭力在不利的条件下奋斗。“沃里”比中国农民的小屋——我指的是单人独住的——气味更大。烤肉和烤面包的那些野营炉仍在地上。汗水湿透的衣服挂在未抹灰的墙上。山谷里有两位移民不愿同我见面，原因是我带了阿兰回新西兰，而他们很反对华人。我住了一夜，便骑马出山谷，踏上长岭，沿山脊往下去，一眼也不往回看。这里与我在上海头5年中梦想的美景相比，似乎是个邋遢的地方，当然风光之美并非上海的一个特征。
  出山的路上，我看到沃尔特·韦伯现在住在韦弗利镇上一所领养老金者的小房子里。他身体胖多了，目光涣散，显然是怀念他过去酷爱的偏僻牧场生活。他说，他过得很舒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舒服，但他说着说着，话音便变弱了。我们两人都变了，所以没有很多话可说。
  阿兰和我在新西兰许多地方旅行过。这对他是很有益的经历，特别是在提高英语口语方面。对我来说，我很高兴与5年未见的家人团聚一段时间。静静的炉边谈话、苹果和坚果、书与孩子、来访的好友，以及母亲的伟大精神散发出来的芳香，至今留在我的记忆力里。一离开城市，世界充满着自然之美。但回想起来，在新西兰的几个月只不过是我在上海11年的一段插曲。新西兰的生活与中国人民的命运的对比，使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前进的道路。
  到香港后，我们还有富余的时间。于是便搭乘一艘小船先去海南岛，接着去越南海防，乘火车到河内。我与一位法国低级军官交了朋友，他的英语讲得很熟练，而且乐于向我详谈他对越南局势的看法。显然，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但如何发展还看不清楚。河内的老一辈店主全都识旧体汉字，新的语音文字还在初创阶段。所以，阿兰有什么要求就写出来，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回答。我们走马观花看了一阵，又搭船回到香港，从那里乘火车到广州，稍事访问后便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