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内容
虽然我设法把大量小麦运往洪湖地区，但我完全知道运至汉口的小麦绝大部分被偷了。我们估计，约40％的小麦到了修堤的人们手里，其余部分不是被国民党军队占有，便是送往当地要人们的面粉厂，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发财。各种流氓在每个区建立了工程组。我看到他们有许多蓝图，有很讲究的办公室和各种机械设备。他们会举行盛宴，但不懂得多少修堤的事。如果人民要修堤，就自己干，这是一项很大程度上撇开“工程师”的工程。
在汉口，我们听说在湖南洞庭湖修堤的人只得到很少一点粮食。因此，我决定到湖南省会长沙去了解情况。当时，火车中断，所以我们就搭水利局的轮船“利农”号去。同去的有工程师和两名武装卫兵。轮船驶入洞庭湖，接近城陵矶，前面有几条船向我们划来，朝我们开了火。子弹在船体上层飞过，工程师和我便坐在舱内的地板上。轮船加速，我们把那些被称作“强盗”的大胆攻击者甩在后面。
我们终于抵达长沙，我见到了赈灾的领导人——省主席何键。我要求他协助制止在筑堤工程中出现的一些贪污现象。他的反应显然冷漠，我讲了一些事实后，他更加冷漠。他装作绝对正确的样子，说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我永远不能了解中国。中国一向闹洪水，而且在他看来还要一直闹下去。他说：“你看，中国人这么多，淹死一些不要紧。”农民自己会去修堤。当前主要问题不是赈灾、修堤之类的，主要的是“如何镇压共产党，拥护蒋委员长，扩充军队，使国家安全，好让全世界的人都来这里做生意。”在招待我的晚宴上，他向我描述了1930年红军占领长沙后他领导的镇压行动：“我知道在城里较穷地方的居民中一定有共产党，所以，我的士兵把他们统统赶进阴沟里像老鼠一样把他们杀死。当然，有些好人也和坏人一起被杀了，但我们这里干得彻底，把他们一网打尽了。”我告辞时，这位省主席赠给我一些刺绣和一幅挂轴，上面胡乱写着“杰出英雄”“为民造福”等等。我把刺绣转赠给了工程师，他把那挂轴扔进了河里。后来，我听说，所谓“强盗”原来是红军小部队。“利农”号船从岳州（今岳阳）归途中被红军截获。
我在长沙办完事以后，搭火车回武汉，此时铁路已经修复。我直接参加了武汉主要的难民收容所的搬迁工作，由于长江泛滥，汉水不能全部泄洪，汇合处以上的堤很高。我抵达时，水位已下降到与武汉一样，堤上堤下拥挤着几万名难民。在汉水另一边的黑山地区，已修建了难民的住所。国民党的武汉警备司令是叶蓬，此人后来任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府国防部长。有一天，他召见我，说：“你必须在两星期内把黑山的所有难民迁走，否则我将用机关枪扫射。他们都是共产党。”他朝我面前的地上熟练地吐了一口痰。我立即向设在上海的救济署总部做了汇报，答复是：“想一切办法将他们迁出。”这就需要疏散全体难民。这时，叶蓬派士兵来拆毁难民的住房，以催他们迁走。我们掌握了所有能弄到的船只，雇用了大大小小的帆船、舢板和拖船，并对途中和到达以后的粮食供应做了一些安排。最后，我们总算把难民迁到了另外的堤上。那景象真是悲惨！整个人群乱成一团，烂泥地里，有的在临产，有的正在死去，因为他们的棚窝被拆掉，不得不在河边等着。一场雪，随后转为雨，接着雪融化了，汉水两岸化为一片泥潭，许多难民就死在里面，到处是生者的哀号。要租到足够的船并非易事，船缓慢地调来。有时，士兵们用刺刀逼着人们上船。僵冻的不幸的人们时常被转运到离他们老家很远的堤上，又在刺刀的逼迫下离船。
武汉的救济工作对我是一项大任务，是我迄今为止承担的最重大的一项任务。武汉周围的凄惨景象加速了我对旧制度的幻灭，也加强了我的信念：总会有一个使人民从压迫和苦难中解放出来的积极的选择。我不会忘记在那些日子里人民贫困到了极点，街上全是遭水灾的难民，死婴浮在肮脏的水面上，而靠赈灾勒索钱财的人则在各大饭店大吃大喝，大摆酒宴，共产党人的子弟在汉口海关门前一批批被处决，连那些在收容所里组成当地的小团体谋求改善条件的难民，也被拉出去当共产党人枪毙。
我算了算，用救济的公款支付的酒宴有9次之多。每一个修堤区的主任设一席宴，其他各救济工作主任也照此办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必须重建自己的家园，修筑他们的堤堰，保住一家大小，为春播备种，好歹熬到秋收。高踞在他们之上的是飞扬跋扈的叶蓬将军及其野蛮的国民党军队。他们的方针是难民全都是共产党人。每天都在逮捕人。枪毙人成了家常便饭。在众多的事件中，有一件事铭刻在我的心头。那是一批共产党嫌疑犯在处决前游街示众。那是冬天最冷的日子，片片雪花向地上飘来，寒风在街头扫过。我裹着大衣站在一旁，眼看着一列人在行进。前面是一排军号手，在使劲地吹号。路中间是所谓“罪犯”，他们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两旁是全副武装的宪警。这一队人快步向前走着。“罪犯”全是政治犯，有男有女，有学生、农民和工人。走在最后面的那个人，他的面孔和眼睛在50年后的今天对我来说仍和过去一样印象清晰。他身材修长，穿着一件褪色的单军服；衣服显得肥大，风把它吹得紧贴着他瘦削的躯体。他昂着头，目光镇定，面带笑容。
他的面貌和笑容像一颗子弹那样打中了我。他的目光一度和我的目光相遇，然后他环顾周围，越过人群，看到大腹便便的老板、街上好奇的行人、宪警和那肮脏的场面。此刻，我真想立即扔掉身上温暖的大衣，同他一起前进，走向那阴惨惨的大江之畔，在那里他的生命将要被夺走。但我只是退回来，倚在店铺的门面前，缩在温暖的大衣里，心神恍然。这一幕过去了。街上好奇的旁观者转过来注视着我。于是我闪进了旁边的一条街。那个人是谁？他个人的历史如何？他又为什么一定要被处决？
在武汉周围每天都要处决政治犯，洪湖附近沔阳县一个11岁的孤儿面临杀身之祸。他的父亲因为参加了当地反抗地主的暴动而被处死。
他曾经当过在洪湖周围活动的红军小部队的交通员。发洪水时，他和一些青少年一起被送到城里去活命，因此住进了武汉郊区的一所大孤儿院。一个春寒料峭、细雨蒙蒙的日子，我到武昌的旧府台衙门去参观这个需要供应小麦的孤儿院。我认识那里的负责人，他原先是上海一所孤儿院的院长。他知道我在上海的家里已收养了一个叫作阿兰的中国孩子。我们走近一个洪湖出生的孩子时，他说：“洪湖的孩子在这里很危险。有时，他们被拉出去，当作共产党人枪毙。为什么不收了他，当阿兰的兄弟呢？这孩子怎么样？”我看到一张单薄、殷切的面孔，透出热情、性格和希望。我说：“好吧。可是，我不久就要去国外。把他送到上海，放在你的孤儿院里，等我回来。我负担一切费用。”
后来，我回到上海时，发现家里多了一个新的成员，名叫迈克。阿兰曾反对我承担这一新的责任，但是当迈克向他微笑并叫他“大哥”时，他接受了，而且给了迈克很大帮助。1937年迈克与阿兰一道去延安之前，一直住在我家里，但我不常见到他，因为他和阿兰都住校，周末或假日才回家来。
在汉口，我们听说在湖南洞庭湖修堤的人只得到很少一点粮食。因此，我决定到湖南省会长沙去了解情况。当时，火车中断，所以我们就搭水利局的轮船“利农”号去。同去的有工程师和两名武装卫兵。轮船驶入洞庭湖，接近城陵矶，前面有几条船向我们划来，朝我们开了火。子弹在船体上层飞过，工程师和我便坐在舱内的地板上。轮船加速，我们把那些被称作“强盗”的大胆攻击者甩在后面。
我们终于抵达长沙，我见到了赈灾的领导人——省主席何键。我要求他协助制止在筑堤工程中出现的一些贪污现象。他的反应显然冷漠，我讲了一些事实后，他更加冷漠。他装作绝对正确的样子，说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我永远不能了解中国。中国一向闹洪水，而且在他看来还要一直闹下去。他说：“你看，中国人这么多，淹死一些不要紧。”农民自己会去修堤。当前主要问题不是赈灾、修堤之类的，主要的是“如何镇压共产党，拥护蒋委员长，扩充军队，使国家安全，好让全世界的人都来这里做生意。”在招待我的晚宴上，他向我描述了1930年红军占领长沙后他领导的镇压行动：“我知道在城里较穷地方的居民中一定有共产党，所以，我的士兵把他们统统赶进阴沟里像老鼠一样把他们杀死。当然，有些好人也和坏人一起被杀了，但我们这里干得彻底，把他们一网打尽了。”我告辞时，这位省主席赠给我一些刺绣和一幅挂轴，上面胡乱写着“杰出英雄”“为民造福”等等。我把刺绣转赠给了工程师，他把那挂轴扔进了河里。后来，我听说，所谓“强盗”原来是红军小部队。“利农”号船从岳州（今岳阳）归途中被红军截获。
我在长沙办完事以后，搭火车回武汉，此时铁路已经修复。我直接参加了武汉主要的难民收容所的搬迁工作，由于长江泛滥，汉水不能全部泄洪，汇合处以上的堤很高。我抵达时，水位已下降到与武汉一样，堤上堤下拥挤着几万名难民。在汉水另一边的黑山地区，已修建了难民的住所。国民党的武汉警备司令是叶蓬，此人后来任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府国防部长。有一天，他召见我，说：“你必须在两星期内把黑山的所有难民迁走，否则我将用机关枪扫射。他们都是共产党。”他朝我面前的地上熟练地吐了一口痰。我立即向设在上海的救济署总部做了汇报，答复是：“想一切办法将他们迁出。”这就需要疏散全体难民。这时，叶蓬派士兵来拆毁难民的住房，以催他们迁走。我们掌握了所有能弄到的船只，雇用了大大小小的帆船、舢板和拖船，并对途中和到达以后的粮食供应做了一些安排。最后，我们总算把难民迁到了另外的堤上。那景象真是悲惨！整个人群乱成一团，烂泥地里，有的在临产，有的正在死去，因为他们的棚窝被拆掉，不得不在河边等着。一场雪，随后转为雨，接着雪融化了，汉水两岸化为一片泥潭，许多难民就死在里面，到处是生者的哀号。要租到足够的船并非易事，船缓慢地调来。有时，士兵们用刺刀逼着人们上船。僵冻的不幸的人们时常被转运到离他们老家很远的堤上，又在刺刀的逼迫下离船。
武汉的救济工作对我是一项大任务，是我迄今为止承担的最重大的一项任务。武汉周围的凄惨景象加速了我对旧制度的幻灭，也加强了我的信念：总会有一个使人民从压迫和苦难中解放出来的积极的选择。我不会忘记在那些日子里人民贫困到了极点，街上全是遭水灾的难民，死婴浮在肮脏的水面上，而靠赈灾勒索钱财的人则在各大饭店大吃大喝，大摆酒宴，共产党人的子弟在汉口海关门前一批批被处决，连那些在收容所里组成当地的小团体谋求改善条件的难民，也被拉出去当共产党人枪毙。
我算了算，用救济的公款支付的酒宴有9次之多。每一个修堤区的主任设一席宴，其他各救济工作主任也照此办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必须重建自己的家园，修筑他们的堤堰，保住一家大小，为春播备种，好歹熬到秋收。高踞在他们之上的是飞扬跋扈的叶蓬将军及其野蛮的国民党军队。他们的方针是难民全都是共产党人。每天都在逮捕人。枪毙人成了家常便饭。在众多的事件中，有一件事铭刻在我的心头。那是一批共产党嫌疑犯在处决前游街示众。那是冬天最冷的日子，片片雪花向地上飘来，寒风在街头扫过。我裹着大衣站在一旁，眼看着一列人在行进。前面是一排军号手，在使劲地吹号。路中间是所谓“罪犯”，他们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两旁是全副武装的宪警。这一队人快步向前走着。“罪犯”全是政治犯，有男有女，有学生、农民和工人。走在最后面的那个人，他的面孔和眼睛在50年后的今天对我来说仍和过去一样印象清晰。他身材修长，穿着一件褪色的单军服；衣服显得肥大，风把它吹得紧贴着他瘦削的躯体。他昂着头，目光镇定，面带笑容。
他的面貌和笑容像一颗子弹那样打中了我。他的目光一度和我的目光相遇，然后他环顾周围，越过人群，看到大腹便便的老板、街上好奇的行人、宪警和那肮脏的场面。此刻，我真想立即扔掉身上温暖的大衣，同他一起前进，走向那阴惨惨的大江之畔，在那里他的生命将要被夺走。但我只是退回来，倚在店铺的门面前，缩在温暖的大衣里，心神恍然。这一幕过去了。街上好奇的旁观者转过来注视着我。于是我闪进了旁边的一条街。那个人是谁？他个人的历史如何？他又为什么一定要被处决？
在武汉周围每天都要处决政治犯，洪湖附近沔阳县一个11岁的孤儿面临杀身之祸。他的父亲因为参加了当地反抗地主的暴动而被处死。
他曾经当过在洪湖周围活动的红军小部队的交通员。发洪水时，他和一些青少年一起被送到城里去活命，因此住进了武汉郊区的一所大孤儿院。一个春寒料峭、细雨蒙蒙的日子，我到武昌的旧府台衙门去参观这个需要供应小麦的孤儿院。我认识那里的负责人，他原先是上海一所孤儿院的院长。他知道我在上海的家里已收养了一个叫作阿兰的中国孩子。我们走近一个洪湖出生的孩子时，他说：“洪湖的孩子在这里很危险。有时，他们被拉出去，当作共产党人枪毙。为什么不收了他，当阿兰的兄弟呢？这孩子怎么样？”我看到一张单薄、殷切的面孔，透出热情、性格和希望。我说：“好吧。可是，我不久就要去国外。把他送到上海，放在你的孤儿院里，等我回来。我负担一切费用。”
后来，我回到上海时，发现家里多了一个新的成员，名叫迈克。阿兰曾反对我承担这一新的责任，但是当迈克向他微笑并叫他“大哥”时，他接受了，而且给了迈克很大帮助。1937年迈克与阿兰一道去延安之前，一直住在我家里，但我不常见到他，因为他和阿兰都住校，周末或假日才回家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