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我第一次回新西兰度长假应在1932年。那年初，我已在做此准备。
  1931年，在中国是多事之秋。日本人攻打上海，火烧闸北。接着，传来了长江洪水造成巨大破坏的报道。湖北省的人民深知洪水之患，他们有的是亲身经历过，有的是听那些了解在汉口汇合的长江和汉水两大河流多次发水的人讲过。通常是长江泛滥，冲毁拦洪堤后漫淹大地。有时，则又轮到容纳从陕西南部和河南西部山区奔泻而来的汉水。1932年那次水灾，受灾最重的是长江中游地区。洪水退去以后，留下了重建被淹的武汉及其他受影响的城市并使一切恢复正常的艰巨任务。成立了由宋子文领导的全国救济总署，并聘请一位国际联盟的专家、印度籍的老公务人员约翰·霍普—辛普森爵士任他的副手。由于某些内部问题，宋子文离开内地去香港，留下霍普—辛普森统管全部工作。他原已计划在武汉设立办事处，听别人介绍我以后，便问我是否愿意去武汉，因为那里有紧急的工作要做。据传美国的小麦贷款所购买的粮食正匆忙运往武汉，但是，会取得效果吗？那时，我在上海虽还没有参加任何进步团体，但已和进步团体有联系，并且愿为中国人民竭尽心力。我对霍普—辛普森说，如果他能使我离职工休的日期提前到1月初，我愿意贡献我长假的二分之一参加工作。于是，他去见了上海工部局的人，工部局同意了，我便搭船去汉口。
  汉口的救济署的领导人是一位美国传教士洛根·鲁茨主教。年老的约瑟夫·贝利正负责中部地区发放小麦的工作。两人都对我大有帮助。鲁茨主教后来在1937年至1938年统一战线期间成为八路军的一位热心的支持者。
  在1931年洪水中冲掉或决口的堤必须在1932年长江高水位出现以前整修好，否则水又会淹地，延长灾期。我的任务之一是使从武汉撤出的难民参加修堤劳动，保证来年的耕种和收获。洪水影响了约6000万人的生活，整个水灾期间以及灾后的冬天，有100多万人丧生。汉口市被淹，周围农田一片汪洋。30万难民拥入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国民党政府似乎对人民的疾苦无动于衷。政府腐败透顶，对救济措施中的贪污、投机、盗窃、颟顸无能视而不见。的确可以说，堤的全部整修，尽管有政府，但却是在没有政府领导的情况下进行的，依靠的是人民。人民强烈要求在下一个高水位季节到来之前，以一切可能得到的支援，修好这项工程。这是灾区人民与牟利之徒的一场斗争，后者编制了巨额救灾预算，然后把可以捞取的钱迅速换成美元，用他们个人的名字存进外国银行。许多到加利福尼亚、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去的人就是靠在中国大陆捞取不义之财起家的！一场天灾是他们中饱私囊的大好良机。
  国民党政府除了捞钱，主要关心的是在已经建立了共产党政府的洪湖地区与贺龙领导的人民武装作战。我记得，洪水冲决谌家矶的堤时，国民党省主席正同一些朋友在电力公司经理的家里吃完晚饭后赌钱。当他们听到决堤的消息后只是笑笑，说还有铁路的路基可以挡水嘛，接着继续玩乐。但是，路基也被冲垮了，整个汉口淹没在洪水中。这些官员下一步就是设立武汉护堤局，命令在3天之内将漫进城里的水全部排光，并立即把堤修复。
  但是，这种命令只不过是同人民开玩笑，因为没有提供任何设备来执行这种异想天开的指示。各修建部门腐烂到了基层，小头头学大头头的样，在办公室里贴上莫名其妙的蓝图，这些蓝图与任何堤防或实需小麦数字毫无关系，只不过是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我要求一位官员带我去看汉水上他负责的堤，他甚至在下属的协助下都找不到堤的所在。最后，我们找到时发现，原来那堤只用了沙子，薄薄地捣上一层土，以图有个外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