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一年年过去了，我对中国之忧患的认识也与日俱增。1929年初，太平洋关系研究会的一位新西兰人问我为什么不替华洋义赈会帮点忙。至于我这样一个上海工部局的低微职员能帮什么忙，则要由我去找出答案了。接着，传来了山东大饥荒的报道，农民吃光了家畜，靠树皮野菜度日，直到饿死。后来，从山西和甘肃也传来了这样的报道，这表明没有采取什么整体措施来处理问题。政府正力图扩大控制范围，忙于对付各军阀，顾不得几百万农民的死活。当然，成立了一些委员会，但那主要是为了给不管事的政客们找点抛头露面和在报纸上发表谈话的机会。
  后来，我获悉绥远（今内蒙古的一部分）闹饥荒，情况特别严重。上海的一位老“中国通”约瑟夫·贝利参加过许多赈灾活动。例如山东的饥荒救济、湖北的水灾赈济和吉林的灾民安置。他还把中国学生送往美国的工厂学习，自己并在上海的学徒工中做工作。他的热忱、勇气和对群众的热爱，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先驱者。所以，当他建议我利用年度的休假到内蒙古去帮助华洋义赈会修渠时，我表示愿意。他立即写信给该会，说我已启程。
  当时的绥远省主要由蒙古族居住，有些地方全是蒙古人。蒙古族虽属中国的少数民族，但自以为比务农的汉人高贵，鄙视汉族子孙爱好和平的家庭生活。由于多年来与汉人生活在一起，接触密切，他们采纳了汉族的许多习惯，但仍保持着好斗和喜欢旷野的性格。他们尽管剽悍有力，却不愿耕作，偏偏爱在山野牧羊。不过有一些蒙古人已开始耕地，他们的妻女开始管理家务。这些妇女由于不缠脚，行动方便，比汉族姐妹有很大的优越性。
  中国这一地区农民的经济情况很差。他们使用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耕作方法。或许在全中国要数这里的农民劳动辛勤而收益最少。村民们除了缴纳苛捐杂税，还要供养当地的士兵，宴请县里派来的低级官员。在冬天，土匪经常来侵扰，强奸妇女，拷打男人，恣意勒索。农民们在收获时节将粮食驮到最近的镇上去出售，以便交租、买衣服、还欠债。粮商们结成一帮，尽量压价。农民不得不把粮食统统卖光以偿还债务，到春天往往便无余粮，又不得不去找粮商，以比原出售价高两倍的粮价购入，并且要为购粮的借款支付高额的利息。富农时常在这方面与粮商竞争，要贫农抵押财产以换取预借所需的恩惠。较大的土地所有者便这样很快拥有大片土地。小土地所有者一旦开始借贷，其结局通常就已注定。当然，闹饥荒时，富有的家族收购土地几乎花不了几个钱。
  农民们最害怕的敌人一般是匪徒，他们叫作“土匪”，这对于村里的人是比较现代的名称。他们原先叫“独立队”。农民们常自相告慰说老天爷不会让这种人长寿，所以提到他们时用单数，似乎不存在多数。当明知道他们已去行劫时，人们往往可以听到村里的教师向一批焦虑不安的农民大讲天公迟早会制裁这类歹徒的道理，使大家宽心。后来，华北战争迭起，将领们的败兵残部涌入绥远。一些有组织的匪帮有时向政府投诚，然后又故伎重施。农民们很难分辨兵与匪。每逢一队武装人员临近一个村子，就会大乱一场，人们纷纷逃命，并设法把他们拥有的值钱东西藏起来。
  由于砍伐森林的原因，戈壁滩上的一块块沙地每年扩大，扩展到肥沃的黄土平原。雨水稀少了，干旱很快造成饥馑，大批人因此死亡。事实上，1920年至1930年期间，没有一年不闹饥荒水灾的，这里总有些地方要遭灾。但是，1929年的大饥荒是一场人间悲剧。一个人在这里一天所见的惨状，一辈子也难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