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我比较适应环境以后，便开始到野外去看看上海这座城市周围的广大农村。当时，上海的假日很多。每个月通常有若干公假日，于是星期一不上班，便可以去杭州、宁波、苏州或无锡，参观一些感兴趣的地方。我还记得昆山附近当时叫恒利的一个花园里那百日草覆盖的岸坡，那些欢快的青年纤夫，苏州、无锡以及我在上海期间每个周末和假日总去参观的江苏各城镇一带精巧的砖雕和格子窗棂。我意识到，我在最初几个月后之所以继续留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我开始看到的中国农村面貌的影响。这是个美丽的国家，又有那么好的人民！
  我周末徒步或搭船户的木船出游，逐渐注意到旧社会，起先不过是作为一名旁观者，后来看法就比较有些分析了。不久以后，到周围县去得多了，便开始出访更远的泰山、华山和五台山等。我们小小的旅行团通常包括我的两名养子——阿兰和迈克，丹麦朋友弗雷迪和克里斯·伯耶森夫妇家里的两个孩子，还有一位年轻的英国教师拉尔夫·赖普吾。我们的旅行采取多种形式，也出现过很多难题，总的说来对抗战纷乱时期我命该不断的旅行做了有益的准备。头几次旅行增加了我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内蒙古、山西等地与血吸虫病流行的长江流域大不相同。尤其是，我因此可以做一些调查，亲眼看到农民遭受的沉重剥削，看到这贫困的国家虽然已无指望，却又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我写的旅行摘记，特别是有关农村生活和工业的社会调查文章，发表在《中国科学与艺术》杂志上。这些文章通常以小册子的形式被复印十几份给我，可以代替信件寄发给在新西兰的朋友们。
  1928年夏天，我第一次度年假时，偕同一位消防处的同事一起到朝鲜去旅行。我们在上海搭船到木浦，然后到汉城，以及朝鲜仅有的几处温泉。朝鲜的贫穷——农舍穷得同中国没有两样，以及朝鲜当时在很大程度上受日本军队支配的事实，使我大吃一惊。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一路上要停下来查护照，往往羁留盘问。后来，我们到了釜山，搭船去日本。在日本的农村，我们沿海岸走访一个个村庄，饶有兴趣。我们一路与农民打成一片，感受到普通庄稼人的和善愉快。我们到数不清的澡堂去洗澡，这多亏当初日本从中国大量输入文化时引进了宋代形式的澡堂。我们还去看了一下东京。9月中，我们离开日本时，我感到对日本的农村怀有新的敬意，虽然同时也接触到了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现实。这次旅行有其光明面和暗淡面，成为我早期所受教育中宝贵的一部分。因为要了解中国，也得对朝鲜和日本有些了解，这是很重要的。
  在上海最初的日子里，为了找一种业余爱好，我在听了一位德国老人宣讲佛学之后，决定研习这种信仰。由此开始，我参观了苏州、昆山和杭州的寺庙。随后，走得更远，访问了浙江沿海、舟山群岛中寺院林立的普陀圣地，数以千计的和尚正在那里受戒。我们搭客轮先驶往定海，再换小船到普陀。同船的乘客是一队上海童子军，这些劳动青年在商会办的夜校学习，夜校组织了这项活动。带队的青年脸上有一大粒痣，他领导得很出色。他们把我当作自己人，用上海话叫我“洋鬼子”，就像他们彼此用绰号相称一样。我们一起去逛一个个寺庙，吃斋食，在4月的海水里游泳——这里比上海暖和——欢度了整个复活节的假期。
  在游历一些名山圣地之后，我更加懂得了为什么大山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起如此重大的作用。看着一群群年老的妇女依次朝拜浙江杭州的寺庙，就为了能在她们的斋装上盖上名庙的大印章，这种行动让人感到好笑。她们挎着有红色印章的黄布香袋，穿过迎春盛开的杜鹃花丛，风尘仆仆地蹒跚在崎岖的山道上。她们显然笃信自己的这种行为。当她们发现人们不再像我们开始旅行时那样无知地嘲笑佛教时，一定感到莫大的欣慰。
  但是，我对佛学的研究并未持续多久，更多的事情在吸引着我的注意力。加之，我后来看到“出会”时群众居然用钩子把寺庙的饰物挂在自己的肌肤上，这显然是和尚们在利用迷信出售这些东西赚钱。从四川的松潘下来，我还看见一位贫苦的羊毛挑夫捐钱给路旁的神龛，祈求一座石头菩萨治好他扭伤的脚踝。这使我认识到，一旦虔诚的信仰掺入贪婪，那么这种信仰也就变质了。生活在上海，每天上班时都与劳动人民在一起，要么在大的厂家（其中许多是外国商行经营的），要么在肮脏的里弄房子翻建的工厂里，感到一切将一成不变地继续下去，长此以往，的确会产生一种毫无希望的哲学。
  我决心不做那种贪得无厌的人。他们养尊处优，但我不屑与他们为伍。他们对人民宣战，我无论如何要对他们宣战。这种思想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我自己下定决心，尽力而为；而正是这种思想使我在战争爆发后走出上海，到内地去为“工合”事业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