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那时，工厂在简陋的厂房内开工是认可的，其条件之恶劣使人震惊。我看到一幢经过翻改的中国住房，楼上一间够住3个人的低矮、气闷的房子里（或许是另加的一层），有四五十个童工坐在本生灯前，手里转动着在吹制手电的电珠。空气里充满瓦斯和热气，浓重得几乎可以切割。那些8—14岁的孩子，满身伤口，两腿因患脚气病而肿胀，脸庞浮肿，牙床出血，心脏扩大，头上患蜀黍红斑而结了干痂，皮肤干硬。
  我们进行了纱厂工人包身工制、住宿制等调查工作，对那些严重剥削工人并酿成事故的人尽量施加压力。我们采取了一项措施，设法消除涂铬车间或制手电珠车间等地方筋疲力尽的青工中间的一些公害，并开始把几个小厂的童工送到我们建立的一个食堂去进餐。我们进行了一项改善主食的实验，即每天碾米但不冲洗，使维生素B在米的表面。我们还买当天摘的蔬菜，使维生素C不致丢失。我们发现，患腿部水肿的孩子们因此病情大为好转，虽然他们的生活条件仍很差。用同样多的钱，工厂办的伙食虽然很糟，我们却可以使孩子们吃得好些。
  在上海，工业化早些时候曾给妇女带来了工资收入和某些权利。但是，那种把妇女从贫困的农村地区买来，每批约30人运到包工头的家里，让她们在纱厂劳动的包身工制，或许是中国妇女在上海的工业化中所遭到的最大厄运。
  包工头是些地痞流氓，秘密社团青帮的成员。青帮实际上统治着上海。包工头与开妓院的地痞有联系，面貌较好的女工被选中后，就从她与同伴们合住的纱厂包工头家里送到妓院老板的家里。在那里，让她穿上新衣服，一连几天不干活，吃得好，受点小的优待。之后，就向她说明要她做什么。如果她不愿意，就告诉她可以回纱厂去。她会想起纱厂包工头家里阁楼上闷热的、满是臭虫的地板，那块每天由她使用12小时再让给下个白班的女工休息的地铺，大家日夜轮班倒着用，白班要从早上6时做到晚上6时。她会想起包工头的朋友来他家里赌博，硬要对下班的纱厂女工为所欲为。于是，经过“劝说”，她大概就会决定留在福州路当妓女。她如果当不上高级的歌妓，一般只能活上几年，得病，遭虐待，挨打，受尽剥削。
  这种劳工制度有强大的社会基础，我们在当时无能为力去改变它。在处理罢工问题上，对工人们也很难有多大帮助。我们力所能及的是把厂方和工人召集在一起，尽可能妥善解决，麻烦的事常常是使厂方承认工人有发言权。总而言之，工业像一场战争，厂主总是胜利者。然而，工人们受到延安正在组织进行抗日战争的鼓舞，开始站起来了。有些工人出走，参加了离上海不远的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