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1932年成立了工业科，由一位澳大利亚妇女埃莉诺·欣德担任工业秘书，我担任工厂督察长。我们一起筹建了督察小组，成员包括奥地利工程师布鲁诺·哈德尔（负责纺织）、丹麦人克里斯·伯耶逊（负责电气），以及负责开办锅炉工训练班并举行考试的其他几个人。埃莉诺·欣德以前曾任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十分干练，她有远见，有能力，领导有方。我们尽最大努力推动工作，至少要为工厂安全奠定基础，以便将来发挥作用。我们在当时情况下的确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很有限。
  我从事工厂督察工作期间最痛苦的经历之一，是看到在当时的缫丝业体制下童工所遭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折磨。许多孩子不过八九岁，每天要在煮茧的大槽前站12小时。他们手指红肿，两眼布满血丝，眼皮下垂。工头手里拿着8号铁丝做的鞭子在一排排童工背后来回走动。不少童工因遭工头痛打而哭叫。如果童工把一根丝理错了，工头就用开水烫他的小胳臂作为惩罚。工房里充满蒸气，在上海的炎热天气里我在那里稍站几分钟便忍受不住。我们一直在设法建立总煮沸系统，但厂方不同意。后来，总算成功了。我到上海附近的嘉定一家中国工厂去参观那里抄袭来的日本式总煮沸系统，结果，我们把这套系统带回上海，在所有的缫丝厂里推广使用。
  其他许多工厂的劳动条件并不比缫丝厂好。搪瓷厂里锑中毒，特别是制作电池铅板时的铅中毒，是两大工业公害。我还记得那些日夜站在抛光盘前的孩子，他们疲惫不堪，手脚上沾满了金刚砂粉、汗水和金属粉末，真是可怜！他们在无盖的铬缸旁操作，周围没有排除含毒水气的装置。伤口腐蚀到肉里，手脚上有一个个“铬孔”，在那种糟糕透顶的劳动条件下几乎是治不好的。孩子们无可奈何地操作，劳动时间之长令人难以相信，根本谈不上最起码的人权。他们瘦小的躯体为活命而挣扎，好让老板有暴利可图。在国民经济已经崩溃的情况下，各种工业使得为谋生而挣扎的青、老年工人更加困苦。
  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我们一开始便要求上海的各医院填写它们处理每一件工业事故的报表，以便我们做一些研究，跟督察去调查每一个案件。我还去做小便取样，检测其含铅量。那些孩子互相问：“那个外国人把小便都取走，做什么？”另一个说：“他要喝！”于是，大家哄笑起来。
  我们研究铬毒的时候，得到了一位美国人乔治·哈特姆医生的帮助。他生于纽约州布法罗市，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受医科预科教育，然后到贝鲁特的美国大学攻读，其后在瑞士日内瓦大学医科卒业。由于听说上海缺乏医生，而且对迄今看到的生活方式颇有幻灭之感，他和几名年轻医生凑足了旅费，远涉重洋来到上海。他们还想在上海研究热带病。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在美国进步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寓所参加一次聚会开始的。我问他懂不懂“铬性皮炎”——一种镀铬工人的职业病。他回答说：“懂得不多，不过我很愿意学。”
  其实，哈特姆医生，后来在红军中取名马海德，对铬性皮炎懂得比他表示的要多。某星期一上午，他悄悄来到我们的工业科，开始逐个访问有关工厂。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分析他所研究的特定情况。上海的雷士德医学研究所后来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这是在中国进行的关于工业公害对青年工人的影响的第一项研究。
  由于在安全措施很差的地方劳动，事故经常发生。我记得有一次橡胶厂因硫化器引起爆炸，460名女工受害。硫化器里瓦斯和空气混合，一点火星都可能引爆。有时，一座锅炉会像火箭般飞起，落在附近的房上。还有许多事故是因为没有安全保障的机器摆得太挤，以及从农村来的青年工人穿肥大下垂的裤子和宽袖口上衣所造成的。许多工人因为疲乏，手指不慎被冲床切断。赛璐珞厂里没有适当的排气装置，空气中充满粉末，从无保险装置的电开关里冒出一颗火花或由于其他原因便很容易着火。有一次，这样的事故中死亡了90人，他们的棺材停放在工厂的院子里，一直放到解决了赔偿损失的问题。天气暑热，奇臭难闻。锯木厂里没有防护设施的电锯引起过可怕的事故。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人的身体被直接拖进机器，从头到脚劈成了两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