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我第一次真正接触中国的北方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新西兰国外。这也是我第一次对中国是怎样的国家略有所知。1918年在索姆河下游大撤退期间，我们的队伍开拔时，看到中国劳工队正在一个营地集合，准备开赴前沿执行任务。劳工队主要由山东的农民组成，征募后从山东的港口遣送到这里来。我首次与他们相遇是在埃塔普勒基地营房外面。那天晚上，我同一位朋友外出游逛，两人都是不满20岁的新西兰普通步兵。我们遇见两个身材高大的人，身穿蓝衣，头戴皮帽。他们向我们微笑，我们报以微笑，于是一起走进一家酒店，要了硬皮法国式面包和红酒，用结结巴巴的法语交谈起来。后来，双方都争着付钱。他们是我们生平中第一次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会晤的中国人。几天以后，我们经过正在行进中的一营中国人。有人说：“中国劳工队。”我感到难以置信，因为我在新西兰认识的中国人都身材瘦小，而这些人中有的是6英尺的彪形大汉。
  接着，在1918年3月德国人推进时，我们被派往伊普尔突出部去帮助阻击敌人。我们的战线薄弱，只有很少几门炮，没有后备部队。前沿有一段根本无人守卫。后方的一营中国劳工队匆忙被武装起来，派去把守。他们经历了从3月下旬到4月初的进攻，很好地守住了阵地。据我所知，官方的历史从未提起这件事，我也从未看到任何新闻报道。
  我在莫瓦蒂亚的最后一年，更经常地从各周刊上读到关于中国的消息，我对中国的了解也与日俱增。当然有关中国大革命的报道大都站在不同情的一面，但我却可以从中获悉其进展情况：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士兵共同组成的一支军队正从广州向武汉进发，英国派遣一艘炮舰去炮击内地的“红色入侵者”，英国武装部队试图登上长江中一艘被征用的船遭到失败。9月底，报纸的社论文章纷纷议论，说英国等西方国家可能进行干涉，上海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所有这类消息越来越吸引了我。我想，我在新西兰重去务农以前，要先去看一看中国革命的情况。
  于是，当我结束了在莫瓦蒂亚的年代时，我决定尽快去中国。我先搭船到澳大利亚，带了给一位朋友的介绍信，他替我在植物湾他办的化肥厂里找了一个工作。1927年的头两个月，我在那里干活，为下一站攒钱。厂里的工人很有政治觉悟，但这一点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记得，他们总是密切注视着我如何劳动。如果我比他们干得多，那我就是老板的人。如果我在下班汽笛鸣后还往箱子里多铲一锹东西，那我就是老板的人。有一次在洗淋浴时，有一个工人骂我是混蛋，我就揍了他一顿，至今还能记得把他打得鼻血直流到胸前。此后他们再不欺负我了。第二天，谁都对我很好，尤其是挨揍的那个人。那时候的澳大利亚就是如此！
  为了弄到去中国的船费，我入夜校学习，以取得一张无线电监听员的合格证书。每艘澳大利亚船必须有一名专职的无线电报务员和两名获得证书、能检出莫尔斯电码的呼救信号和海难信号的监听员。我取得证书后，在1927年3月搭“卡卢鲁”号船经太平洋诸岛抵达新几内亚的拉包尔，再驶往瑙鲁、大洋岛，去运载搭船回香港的契约华工。在太平洋上几乎每艘船、每个岛和每个国家，都至少有一名华人——或许只是海员厨房里的厨师，或许是一座种植园富有的业主。事实上，任何一个社区似乎都缺不了这个人口最多的太平洋国家的几名代表。虽然这些移民的家乡大部分在中国南方，他们却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这确实令人惊异。
  我十分喜欢这次航行。大洋洲的岛屿居民体魄健康、性格开朗，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我爱上了菲律宾的伊洛伊洛，特别是当地的村民。我们在那里等了一星期。菲律宾人贫穷、聪明、快乐、机敏、彬彬有礼、热情好客，但那些有钱人和政府官员在我看来都是些很肤浅的衣冠楚楚的假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