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内容
我开始认识中国
我幼年时经常能看到当地的孩子尾随着一个华人菜贩跑，戏弄他，直到他被惹怒了回过头来追赶，那帮孩子才哄笑着跑开。人们从来不想了解那些身处异国他乡、语言不通、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谋生的外籍人。
在新西兰的中国移民几乎全是广东人。许多人来自番禺地区，其他人来自台山、开平、恩平、新会、顺德和南海。国内的艰苦条件迫使许多中国人离乡背井。难怪他们一听说在新西兰发现了黄金，便决定来碰碰运气。所以，最早结伴而来的人都在金矿工作，起先在奥塔戈地区和南部区，后来在西部地区。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抵达，直到19世纪90年代，即立法限制这类移民后若干年，人数才减少，但在1930年前后几乎保持稳定。
华人移民入境的高峰实际上是从1871年到1881年，当时约有8500名华人到达新西兰。那时期的记录表明有3277人离境，其中若干人无疑靠淘金获得了一笔合理的收入。细致的调查表明，新西兰对境内的华人产生反感总是与经济形势有关。发现黄金后缺少人力，谁去碰碰运气都是受欢迎的。后来，到1867年，可淘金的地区产值日减，经济繁荣消失，失业增多。1871年，第一次在议会提出了华人的问题。但是，又过了10年才通过了限制华人入境新西兰的立法。这项立法与其后40年间的立法相比，是相当温和的。根据1881年的这一华人移民法，对华人入境人数的限制是按船的载重量计，每10吨允许进一个人，税金定为19镑。1888年，改为每100吨进一人。1896年，又改为每200吨进一人。1908年，人头税定为100镑。还出现了朗读测验必须及格、对停泊在港口的华人船员实行监督等其他限制。
随着中奥塔戈地区的金矿开始枯竭，许多华人便移往西部地区。据说，后来任新西兰自治领总理的R.J．塞登爵士的配偶是华人。这些华人后裔自然在那个省谋得了安身立命之所。若干年前，中奥塔戈橄榄球队一名有代表性的队员是华人。知道一名橄榄球队代表在新西兰如何受欢迎的人会懂得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另一位杰出的华人周钟（译音）的事业是与新西兰主要的乳品工业联系在一起的。1870年，周钟是新普利默斯的一家店主。后来，他在英格尔伍德和埃尔瑟姆开了店铺。一向精明机敏的周钟注意到在塔拉纳基地区的树上长的蕈类颇像中国名贵的木耳。他购运了一批这种蕈，销路不错，1885年出口值达7.2万镑。人们说：“亏得有这种蕈，否则许多户人家眼看没活路了。”因此，由于一个中国人动脑筋、出主意，这种雅号称作“塔拉纳基羊毛”的蕈帮助欧洲籍的定居者解决了生计。
1887年，周钟在埃尔瑟姆建立了他的第一个黄油加工厂。如何把必需的水通到厂区，是个问题。计划筑一条隧道，可合同承包商开挖后，又遇到不少困难，计划眼看没有希望了。还是周钟来解了围，他告诉他们该怎么办。1888年来厂视察的政府乳品监督说，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好的工厂之一，机器设备好，一切都十分干净。
对周钟来说，不幸的是，合作经营乳品厂的运动不久得了势，他的独资经营企业被挤垮了。据说，他的这项乳品厂投资损失了7000英镑。而由于这位华人的智慧使塔拉纳基和新西兰从中得到的收益何止几十倍。权威人士说：“在塔拉纳基长住过的人无不推崇周钟在这个省的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首途上海
我第一次真正接触中国的北方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新西兰国外。这也是我第一次对中国是怎样的国家略有所知。1918年在索姆河下游大撤退期间，我们的队伍开拔时，看到中国劳工队正在一个营地集合，准备开赴前沿执行任务。劳工队主要由山东的农民组成，征募后从山东的港口遣送到这里来。我首次与他们相遇是在埃塔普勒基地营房外面。那天晚上，我同一位朋友外出游逛，两人都是不满20岁的新西兰普通步兵。我们遇见两个身材高大的人，身穿蓝衣，头戴皮帽。他们向我们微笑，我们报以微笑，于是一起走进一家酒店，要了硬皮法国式面包和红酒，用结结巴巴的法语交谈起来。后来，双方都争着付钱。他们是我们生平中第一次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会晤的中国人。几天以后，我们经过正在行进中的一营中国人。有人说：“中国劳工队。”我感到难以置信，因为我在新西兰认识的中国人都身材瘦小，而这些人中有的是6英尺的彪形大汉。
接着，在1918年3月德国人推进时，我们被派往伊普尔突出部去帮助阻击敌人。我们的战线薄弱，只有很少几门炮，没有后备部队。前沿有一段根本无人守卫。后方的一营中国劳工队匆忙被武装起来，派去把守。他们经历了从3月下旬到4月初的进攻，很好地守住了阵地。据我所知，官方的历史从未提起这件事，我也从未看到任何新闻报道。
我在莫瓦蒂亚的最后一年，更经常地从各周刊上读到关于中国的消息，我对中国的了解也与日俱增。当然有关中国大革命的报道大都站在不同情的一面，但我却可以从中获悉其进展情况：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士兵共同组成的一支军队正从广州向武汉进发，英国派遣一艘炮舰去炮击内地的“红色入侵者”，英国武装部队试图登上长江中一艘被征用的船遭到失败。9月底，报纸的社论文章纷纷议论，说英国等西方国家可能进行干涉，上海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所有这类消息越来越吸引了我。我想，我在新西兰重去务农以前，要先去看一看中国革命的情况。
于是，当我结束了在莫瓦蒂亚的年代时，我决定尽快去中国。我先搭船到澳大利亚，带了给一位朋友的介绍信，他替我在植物湾他办的化肥厂里找了一个工作。1927年的头两个月，我在那里干活，为下一站攒钱。厂里的工人很有政治觉悟，但这一点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记得，他们总是密切注视着我如何劳动。如果我比他们干得多，那我就是老板的人。如果我在下班汽笛鸣后还往箱子里多铲一锹东西，那我就是老板的人。有一次在洗淋浴时，有一个工人骂我是混蛋，我就揍了他一顿，至今还能记得把他打得鼻血直流到胸前。此后他们再不欺负我了。第二天，谁都对我很好，尤其是挨揍的那个人。那时候的澳大利亚就是如此！
为了弄到去中国的船费，我入夜校学习，以取得一张无线电监听员的合格证书。每艘澳大利亚船必须有一名专职的无线电报务员和两名获得证书、能检出莫尔斯电码的呼救信号和海难信号的监听员。我取得证书后，在1927年3月搭“卡卢鲁”号船经太平洋诸岛抵达新几内亚的拉包尔，再驶往瑙鲁、大洋岛，去运载搭船回香港的契约华工。在太平洋上几乎每艘船、每个岛和每个国家，都至少有一名华人——或许只是海员厨房里的厨师，或许是一座种植园富有的业主。事实上，任何一个社区似乎都缺不了这个人口最多的太平洋国家的几名代表。虽然这些移民的家乡大部分在中国南方，他们却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这确实令人惊异。
我十分喜欢这次航行。大洋洲的岛屿居民体魄健康、性格开朗，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我爱上了菲律宾的伊洛伊洛，特别是当地的村民。我们在那里等了一星期。菲律宾人贫穷、聪明、快乐、机敏、彬彬有礼、热情好客，但那些有钱人和政府官员在我看来都是些很肤浅的衣冠楚楚的假绅士。
任消防处督察
船行大约6星期才到香港。抵达以后，我去轮船公司中止契约以便接着到上海去。他们说：“你必须先买一张去上海的票拿来给我们看，才能让你辞职。我们不希望在香港有失业的外国人。”于是，我买了去上海的票，终于在1927年4月21日到达上海。
当时的上海正处于社会动乱之中。已经组织过3次工人起义。在周恩来亲自领导的第三次起义中，工人控制了上海，蒋介石被北伐军的胜利吓破了胆，决定用武力制止共产党在工人和农民中迅速扩大的影响。4月12日，他突然破坏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开始了一场血腥屠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工会工作者遭逮捕、拷打和枪杀，他们的头被装在笼里，挂在沿街的电线杆上。上海和中国其他一些地方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我抵达上海时，不甚了解在这之前发生的事。我离船踏上码头，那里没有海关，也不要办任何手续。我独自走着。一个码头工人看到一个外国人沿码头走来，便没有好气。我经过他身旁时，他站起来朝我脸上吐了口唾沫。我心想：这可是怪事！这个国家可真特别！我擦掉了唾沫，走到非商业区，住进四川路的一家小客店。上海在当时有许多外国军队，工人中有强烈的排外意识。
次日，我在西区一个白俄开的寄宿处找到了一个较好的住所。我带有新西兰一位朋友给上海一个酒商的介绍信，于是跑去见他。他给上海工部局消防处的副处长打了个电话，因为据说消防处正要招条件好的人去工作。我随即去了那里。那位副处长很和气，乐意帮忙。那个简短的电话已经起了作用。我曾在新西兰本土部队（相当于中国的民兵）任少尉，每年参加一次为期3周的训练。我给他看了我的证件，才知道我在新西兰所属的惠灵顿西海岸本土团与他在英国所属的汉普郡团有联系。这样，事情就更好办了。副处长让我去见消防处长道森上尉。上尉与我谈了一会儿，后来让我到外面的小房间里等着。我听得见这位处长到副处长的办公室里谈论我的声音。副处长说：“我相信这个人很有用处，我们应该高兴地接受他。”处长嘟囔了一声“年轻的愣小子”，但同意了。副处长把我叫进去，说：“今天下午，虹口救火会①将派车把你接到那里去。你去向队长报到，领取装备，明天开始工作。”于是，我来到虹口救火会。队长是个很风趣的人，让我到一个美国黑人总务那里去领取全部所需物品。那么一大批衣服我始终没有全穿过。
从第二天早上开始，我便当了消防处的小队长，办些例行公事。每天下午我通常到工厂去视察，夜间出去救火，这样干了10个月。我记得，第一夜值班，就赶上5起火警，其中一起在闸北，另一起在一家鸟店。我刚脱下衣服，跨入浴缸，另一起火警的钟声又响了。我心想：天哪！要是永远这样，可真够呛！好在并非如此，后来一连几天也没发生一次火警。我出外救火时负责2号救火车，车上约有10名救火员，他们都很好，工作主动。我跟他们在一起学到了不少东西。上海的消防处是一个技术效率高、资金充足的机构，因为上海公共租界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有钱的大商行是真正的统治者，其中的保险公司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它们特别注意使消防处保持现代化，给予最大限度的保护。绝大多数官员来自英格兰或苏格兰各地的消防队，只有若干人是在当地录用的。我继续这项工作并加强对工厂的视察，后来被任命为消防处队长级的督察，把全部时间都用于检查租界里工厂的防火措施。
起先，我全然不能肯定要在上海待多久。这座城市的贫富悬殊使我吃惊。要是离开几条主要的马路及其宏伟的建筑，便很快会进入那迷宫般纵横的狭窄、拥挤、臭气熏人的里弄，那里每个人都吐痰——上海95％的人似乎都患慢性黏膜炎。除外国人居住区一般生活水平很高外，城市里似乎到处都有乞丐。我每日吃住所在的地方，有着豪华的俱乐部、时髦的汽车、训练有素的仆役。但是，我整天的工作和感情生活却是消磨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居住的街巷里。那里一家人只住小小一间房，街巷两边摆着一排排的马桶。
我不大喜欢在消防处的生活，感到自己难以适应官员们通常在餐厅里进行的谈话。但我也发现在工作中可以如我所愿地检查所有的工厂。这包括直接接触工人群众，查访开设在拥挤、发臭的陋巷里的工厂和车间，而这是绝大多数消防官员所不喜欢做的事，他们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去学普通话和上海话，为什么我吃饭时只喝白水，而且不吸烟。但是，随着我对中国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开始产生了感情。一年半以后，回新西兰去的一切想法都烟消云散了。
工厂督察工作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1932年成立了工业科，由一位澳大利亚妇女埃莉诺·欣德担任工业秘书，我担任工厂督察长。我们一起筹建了督察小组，成员包括奥地利工程师布鲁诺·哈德尔（负责纺织）、丹麦人克里斯·伯耶逊（负责电气），以及负责开办锅炉工训练班并举行考试的其他几个人。埃莉诺·欣德以前曾任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十分干练，她有远见，有能力，领导有方。我们尽最大努力推动工作，至少要为工厂安全奠定基础，以便将来发挥作用。我们在当时情况下的确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很有限。
我从事工厂督察工作期间最痛苦的经历之一，是看到在当时的缫丝业体制下童工所遭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折磨。许多孩子不过八九岁，每天要在煮茧的大槽前站12小时。他们手指红肿，两眼布满血丝，眼皮下垂。工头手里拿着8号铁丝做的鞭子在一排排童工背后来回走动。不少童工因遭工头痛打而哭叫。如果童工把一根丝理错了，工头就用开水烫他的小胳臂作为惩罚。工房里充满蒸气，在上海的炎热天气里我在那里稍站几分钟便忍受不住。我们一直在设法建立总煮沸系统，但厂方不同意。后来，总算成功了。我到上海附近的嘉定一家中国工厂去参观那里抄袭来的日本式总煮沸系统，结果，我们把这套系统带回上海，在所有的缫丝厂里推广使用。
其他许多工厂的劳动条件并不比缫丝厂好。搪瓷厂里锑中毒，特别是制作电池铅板时的铅中毒，是两大工业公害。我还记得那些日夜站在抛光盘前的孩子，他们疲惫不堪，手脚上沾满了金刚砂粉、汗水和金属粉末，真是可怜！他们在无盖的铬缸旁操作，周围没有排除含毒水气的装置。伤口腐蚀到肉里，手脚上有一个个“铬孔”，在那种糟糕透顶的劳动条件下几乎是治不好的。孩子们无可奈何地操作，劳动时间之长令人难以相信，根本谈不上最起码的人权。他们瘦小的躯体为活命而挣扎，好让老板有暴利可图。在国民经济已经崩溃的情况下，各种工业使得为谋生而挣扎的青、老年工人更加困苦。
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我们一开始便要求上海的各医院填写它们处理每一件工业事故的报表，以便我们做一些研究，跟督察去调查每一个案件。我还去做小便取样，检测其含铅量。那些孩子互相问：“那个外国人把小便都取走，做什么？”另一个说：“他要喝！”于是，大家哄笑起来。
我们研究铬毒的时候，得到了一位美国人乔治·哈特姆医生的帮助。他生于纽约州布法罗市，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受医科预科教育，然后到贝鲁特的美国大学攻读，其后在瑞士日内瓦大学医科卒业。由于听说上海缺乏医生，而且对迄今看到的生活方式颇有幻灭之感，他和几名年轻医生凑足了旅费，远涉重洋来到上海。他们还想在上海研究热带病。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在美国进步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寓所参加一次聚会开始的。我问他懂不懂“铬性皮炎”——一种镀铬工人的职业病。他回答说：“懂得不多，不过我很愿意学。”
其实，哈特姆医生，后来在红军中取名马海德，对铬性皮炎懂得比他表示的要多。某星期一上午，他悄悄来到我们的工业科，开始逐个访问有关工厂。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分析他所研究的特定情况。上海的雷士德医学研究所后来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这是在中国进行的关于工业公害对青年工人的影响的第一项研究。
由于在安全措施很差的地方劳动，事故经常发生。我记得有一次橡胶厂因硫化器引起爆炸，460名女工受害。硫化器里瓦斯和空气混合，一点火星都可能引爆。有时，一座锅炉会像火箭般飞起，落在附近的房上。还有许多事故是因为没有安全保障的机器摆得太挤，以及从农村来的青年工人穿肥大下垂的裤子和宽袖口上衣所造成的。许多工人因为疲乏，手指不慎被冲床切断。赛璐珞厂里没有适当的排气装置，空气中充满粉末，从无保险装置的电开关里冒出一颗火花或由于其他原因便很容易着火。有一次，这样的事故中死亡了90人，他们的棺材停放在工厂的院子里，一直放到解决了赔偿损失的问题。天气暑热，奇臭难闻。锯木厂里没有防护设施的电锯引起过可怕的事故。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人的身体被直接拖进机器，从头到脚劈成了两半。
罪恶的包身工制
那时，工厂在简陋的厂房内开工是认可的，其条件之恶劣使人震惊。我看到一幢经过翻改的中国住房，楼上一间够住3个人的低矮、气闷的房子里（或许是另加的一层），有四五十个童工坐在本生灯前，手里转动着在吹制手电的电珠。空气里充满瓦斯和热气，浓重得几乎可以切割。那些8—14岁的孩子，满身伤口，两腿因患脚气病而肿胀，脸庞浮肿，牙床出血，心脏扩大，头上患蜀黍红斑而结了干痂，皮肤干硬。
我们进行了纱厂工人包身工制、住宿制等调查工作，对那些严重剥削工人并酿成事故的人尽量施加压力。我们采取了一项措施，设法消除涂铬车间或制手电珠车间等地方筋疲力尽的青工中间的一些公害，并开始把几个小厂的童工送到我们建立的一个食堂去进餐。我们进行了一项改善主食的实验，即每天碾米但不冲洗，使维生素B在米的表面。我们还买当天摘的蔬菜，使维生素C不致丢失。我们发现，患腿部水肿的孩子们因此病情大为好转，虽然他们的生活条件仍很差。用同样多的钱，工厂办的伙食虽然很糟，我们却可以使孩子们吃得好些。
在上海，工业化早些时候曾给妇女带来了工资收入和某些权利。但是，那种把妇女从贫困的农村地区买来，每批约30人运到包工头的家里，让她们在纱厂劳动的包身工制，或许是中国妇女在上海的工业化中所遭到的最大厄运。
包工头是些地痞流氓，秘密社团青帮的成员。青帮实际上统治着上海。包工头与开妓院的地痞有联系，面貌较好的女工被选中后，就从她与同伴们合住的纱厂包工头家里送到妓院老板的家里。在那里，让她穿上新衣服，一连几天不干活，吃得好，受点小的优待。之后，就向她说明要她做什么。如果她不愿意，就告诉她可以回纱厂去。她会想起纱厂包工头家里阁楼上闷热的、满是臭虫的地板，那块每天由她使用12小时再让给下个白班的女工休息的地铺，大家日夜轮班倒着用，白班要从早上6时做到晚上6时。她会想起包工头的朋友来他家里赌博，硬要对下班的纱厂女工为所欲为。于是，经过“劝说”，她大概就会决定留在福州路当妓女。她如果当不上高级的歌妓，一般只能活上几年，得病，遭虐待，挨打，受尽剥削。
这种劳工制度有强大的社会基础，我们在当时无能为力去改变它。在处理罢工问题上，对工人们也很难有多大帮助。我们力所能及的是把厂方和工人召集在一起，尽可能妥善解决，麻烦的事常常是使厂方承认工人有发言权。总而言之，工业像一场战争，厂主总是胜利者。然而，工人们受到延安正在组织进行抗日战争的鼓舞，开始站起来了。有些工人出走，参加了离上海不远的新四军。
假日出游，更好地了解中国
我比较适应环境以后，便开始到野外去看看上海这座城市周围的广大农村。当时，上海的假日很多。每个月通常有若干公假日，于是星期一不上班，便可以去杭州、宁波、苏州或无锡，参观一些感兴趣的地方。我还记得昆山附近当时叫恒利的一个花园里那百日草覆盖的岸坡，那些欢快的青年纤夫，苏州、无锡以及我在上海期间每个周末和假日总去参观的江苏各城镇一带精巧的砖雕和格子窗棂。我意识到，我在最初几个月后之所以继续留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我开始看到的中国农村面貌的影响。这是个美丽的国家，又有那么好的人民！
我周末徒步或搭船户的木船出游，逐渐注意到旧社会，起先不过是作为一名旁观者，后来看法就比较有些分析了。不久以后，到周围县去得多了，便开始出访更远的泰山、华山和五台山等。我们小小的旅行团通常包括我的两名养子——阿兰和迈克，丹麦朋友弗雷迪和克里斯·伯耶森夫妇家里的两个孩子，还有一位年轻的英国教师拉尔夫·赖普吾。我们的旅行采取多种形式，也出现过很多难题，总的说来对抗战纷乱时期我命该不断的旅行做了有益的准备。头几次旅行增加了我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内蒙古、山西等地与血吸虫病流行的长江流域大不相同。尤其是，我因此可以做一些调查，亲眼看到农民遭受的沉重剥削，看到这贫困的国家虽然已无指望，却又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我写的旅行摘记，特别是有关农村生活和工业的社会调查文章，发表在《中国科学与艺术》杂志上。这些文章通常以小册子的形式被复印十几份给我，可以代替信件寄发给在新西兰的朋友们。
1928年夏天，我第一次度年假时，偕同一位消防处的同事一起到朝鲜去旅行。我们在上海搭船到木浦，然后到汉城，以及朝鲜仅有的几处温泉。朝鲜的贫穷——农舍穷得同中国没有两样，以及朝鲜当时在很大程度上受日本军队支配的事实，使我大吃一惊。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一路上要停下来查护照，往往羁留盘问。后来，我们到了釜山，搭船去日本。在日本的农村，我们沿海岸走访一个个村庄，饶有兴趣。我们一路与农民打成一片，感受到普通庄稼人的和善愉快。我们到数不清的澡堂去洗澡，这多亏当初日本从中国大量输入文化时引进了宋代形式的澡堂。我们还去看了一下东京。9月中，我们离开日本时，我感到对日本的农村怀有新的敬意，虽然同时也接触到了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现实。这次旅行有其光明面和暗淡面，成为我早期所受教育中宝贵的一部分。因为要了解中国，也得对朝鲜和日本有些了解，这是很重要的。
在上海最初的日子里，为了找一种业余爱好，我在听了一位德国老人宣讲佛学之后，决定研习这种信仰。由此开始，我参观了苏州、昆山和杭州的寺庙。随后，走得更远，访问了浙江沿海、舟山群岛中寺院林立的普陀圣地，数以千计的和尚正在那里受戒。我们搭客轮先驶往定海，再换小船到普陀。同船的乘客是一队上海童子军，这些劳动青年在商会办的夜校学习，夜校组织了这项活动。带队的青年脸上有一大粒痣，他领导得很出色。他们把我当作自己人，用上海话叫我“洋鬼子”，就像他们彼此用绰号相称一样。我们一起去逛一个个寺庙，吃斋食，在4月的海水里游泳——这里比上海暖和——欢度了整个复活节的假期。
在游历一些名山圣地之后，我更加懂得了为什么大山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起如此重大的作用。看着一群群年老的妇女依次朝拜浙江杭州的寺庙，就为了能在她们的斋装上盖上名庙的大印章，这种行动让人感到好笑。她们挎着有红色印章的黄布香袋，穿过迎春盛开的杜鹃花丛，风尘仆仆地蹒跚在崎岖的山道上。她们显然笃信自己的这种行为。当她们发现人们不再像我们开始旅行时那样无知地嘲笑佛教时，一定感到莫大的欣慰。
但是，我对佛学的研究并未持续多久，更多的事情在吸引着我的注意力。加之，我后来看到“出会”时群众居然用钩子把寺庙的饰物挂在自己的肌肤上，这显然是和尚们在利用迷信出售这些东西赚钱。从四川的松潘下来，我还看见一位贫苦的羊毛挑夫捐钱给路旁的神龛，祈求一座石头菩萨治好他扭伤的脚踝。这使我认识到，一旦虔诚的信仰掺入贪婪，那么这种信仰也就变质了。生活在上海，每天上班时都与劳动人民在一起，要么在大的厂家（其中许多是外国商行经营的），要么在肮脏的里弄房子翻建的工厂里，感到一切将一成不变地继续下去，长此以往，的确会产生一种毫无希望的哲学。
我决心不做那种贪得无厌的人。他们养尊处优，但我不屑与他们为伍。他们对人民宣战，我无论如何要对他们宣战。这种思想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我自己下定决心，尽力而为；而正是这种思想使我在战争爆发后走出上海，到内地去为“工合”事业努力工作。
思想发展的契机
在我的各次旅行中，去无锡的那一次标志着我思想上一个明确的转折点。从那时起，我开始明白了中国国内的斗争。在春天，无锡是城市居民去太湖边观赏梅花的好地方。上海有许多人去。1929年3月，我也同一位朋友去赏景。回火车站的途中，人们突然朝我们前面奔跑，在车站的广场上围成一个大圈，等待着什么。一小队强悍的士兵吹着军号齐步走来。在他们后面是6名青年，像猪一样被倒捆在扁担上，他们光着上身，一个个被按倒在地。一名小军官从马上下来，一名士兵递给他一支手枪。军官依次走到跪在那里的每个青年背后，开枪将他打得脑浆迸裂。城里的大多数人鼓了掌。这景象简直可怕之极。那6名青年曾在我们跟前经过。他们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见的那类青年人，此时此刻他们十分镇静。这一切使我感到惊异。第二天，上海的报纸上登载消息说，无锡有6名青年一直在组织缫丝工人成立工会以争取较好的待遇。他们被控为共产党员，已遭处决。
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很纳闷，便去向一位英国朋友亨利·巴林请教。他是上海一所学校的校长，并担任一家英文报纸的编辑。
“这一切是为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我还没有什么牢固的政治观点，只知道一些行善的大道理，什么不论到哪里都得尽力工作，要循规蹈矩之类的。当时我和上海绝大多数外国人的想法差不多，虽然我的确越来越喜欢中国和中国人。亨利·巴林说：“我看，你最好还是读点书。”于是，给了我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仔细读了一遍，觉得很有道理。作为一名工厂督察，我看到的不少情况也帮助了我理解这本书。此后，我越来越有兴趣购买关于社会进步的任何书籍，越来越关心中国国内的斗争。
西北的饥荒
一年年过去了，我对中国之忧患的认识也与日俱增。1929年初，太平洋关系研究会的一位新西兰人问我为什么不替华洋义赈会帮点忙。至于我这样一个上海工部局的低微职员能帮什么忙，则要由我去找出答案了。接着，传来了山东大饥荒的报道，农民吃光了家畜，靠树皮野菜度日，直到饿死。后来，从山西和甘肃也传来了这样的报道，这表明没有采取什么整体措施来处理问题。政府正力图扩大控制范围，忙于对付各军阀，顾不得几百万农民的死活。当然，成立了一些委员会，但那主要是为了给不管事的政客们找点抛头露面和在报纸上发表谈话的机会。
后来，我获悉绥远（今内蒙古的一部分）闹饥荒，情况特别严重。上海的一位老“中国通”约瑟夫·贝利参加过许多赈灾活动。例如山东的饥荒救济、湖北的水灾赈济和吉林的灾民安置。他还把中国学生送往美国的工厂学习，自己并在上海的学徒工中做工作。他的热忱、勇气和对群众的热爱，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先驱者。所以，当他建议我利用年度的休假到内蒙古去帮助华洋义赈会修渠时，我表示愿意。他立即写信给该会，说我已启程。
当时的绥远省主要由蒙古族居住，有些地方全是蒙古人。蒙古族虽属中国的少数民族，但自以为比务农的汉人高贵，鄙视汉族子孙爱好和平的家庭生活。由于多年来与汉人生活在一起，接触密切，他们采纳了汉族的许多习惯，但仍保持着好斗和喜欢旷野的性格。他们尽管剽悍有力，却不愿耕作，偏偏爱在山野牧羊。不过有一些蒙古人已开始耕地，他们的妻女开始管理家务。这些妇女由于不缠脚，行动方便，比汉族姐妹有很大的优越性。
中国这一地区农民的经济情况很差。他们使用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耕作方法。或许在全中国要数这里的农民劳动辛勤而收益最少。村民们除了缴纳苛捐杂税，还要供养当地的士兵，宴请县里派来的低级官员。在冬天，土匪经常来侵扰，强奸妇女，拷打男人，恣意勒索。农民们在收获时节将粮食驮到最近的镇上去出售，以便交租、买衣服、还欠债。粮商们结成一帮，尽量压价。农民不得不把粮食统统卖光以偿还债务，到春天往往便无余粮，又不得不去找粮商，以比原出售价高两倍的粮价购入，并且要为购粮的借款支付高额的利息。富农时常在这方面与粮商竞争，要贫农抵押财产以换取预借所需的恩惠。较大的土地所有者便这样很快拥有大片土地。小土地所有者一旦开始借贷，其结局通常就已注定。当然，闹饥荒时，富有的家族收购土地几乎花不了几个钱。
农民们最害怕的敌人一般是匪徒，他们叫作“土匪”，这对于村里的人是比较现代的名称。他们原先叫“独立队”。农民们常自相告慰说老天爷不会让这种人长寿，所以提到他们时用单数，似乎不存在多数。当明知道他们已去行劫时，人们往往可以听到村里的教师向一批焦虑不安的农民大讲天公迟早会制裁这类歹徒的道理，使大家宽心。后来，华北战争迭起，将领们的败兵残部涌入绥远。一些有组织的匪帮有时向政府投诚，然后又故伎重施。农民们很难分辨兵与匪。每逢一队武装人员临近一个村子，就会大乱一场，人们纷纷逃命，并设法把他们拥有的值钱东西藏起来。
由于砍伐森林的原因，戈壁滩上的一块块沙地每年扩大，扩展到肥沃的黄土平原。雨水稀少了，干旱很快造成饥馑，大批人因此死亡。事实上，1920年至1930年期间，没有一年不闹饥荒水灾的，这里总有些地方要遭灾。但是，1929年的大饥荒是一场人间悲剧。一个人在这里一天所见的惨状，一辈子也难以忘记。
萨拉齐的救灾工作
1929年夏天，我搭当时的“蓝色快车”到北京，然后去绥远萨拉齐。这段路程很长，需要坐4天火车。就在去的途中，我第一次遇见埃德加·斯诺。我们的火车包括无顶的货车，旅客们都拥坐在地板上。由于连年内战，机车和车辆保养不善，行驶了一天一夜才到张家口，在那里停歇了很久，并在车尾挂上了一节官用专车。
在北京时，一次尘暴过后我患了红眼病，发炎得很厉害。离开北京后，遇上了大暴雨，雨水顺着破裂的车顶流进车内。在一次长时间的停车时，我在站台上散步让衣服吹干，我穿着揉皱的卡其衬衫和短裤，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你可以想象，当我看到从站台上的一群农民当中走出一个身穿雪白的外套、衬衫、短裤和白色长袜的外国人，我是多么惊讶！他看见我后，走过来谈话。我也向他打招呼，他以为我是白俄，说：“你英文说得很好。”我讲了自己是谁以后，他邀请我到后面的贵宾车厢去，说他是铁道部副部长的客人，在进行一次考察旅行，他去询问是否可让我上他们的车厢，那里还有一间空包厢。但是，胡副部长看了我一眼，断然拒绝了。于是，我乐得回到难民中间，席地而坐，直到半夜里抵达萨拉齐。
那时，我还不能说普通话，只能讲几句上海话，所以不易找我的去处。但是，车站上一个人有一辆大车，他向我要了车钱，把我直接送往当地仅有的几个外国人所住的地方。这便是灾荒救济委员会的总部，设在瑞典差会①内，人们按传教士的名字称呼这个地方为“奥伯格”。与看门人费了一番口舌后，才让我进去，当夜就睡在门房的一张桌上。
次日早晨，我在外面的街上买了一些锅饼当早点吃。然后，进屋去见0.J．托德，他是华洋义赈会的工程主任。他显然很高兴见到我，喊道：“你终于来了！我一直在等你。听贝利说你快来了，可是你走了这么久才到。好了，开始吧，干起来。我要你去竖一行电话线杆。你负责这件事，把线拉到齐苏门安村，再拉到磴口，我们将在那里修水渠的进水口。你在那里的工作是帮助修进水口，在这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拉电话线以便联系。现在时间很宝贵。大卡车正在外面等着。那里有一些燕京大学的学生，他们将帮助你挖柱坑，把电话线杆竖起来。好，开始吧！”我听后立即出发。
这项工程是从黄河到黑河，穿越平原，修建一条80里长的水渠。雇用了约4万名逃荒的难民，但工作人员大都是志愿参加的。他们来短期工作一段时间后便离去。参加这项工程劳动的难民每天可得到三四斤粮食，多半是小米或高粱，视所挖土方而定。这够养活他们自己和家人的了。粮食由救济委员会在中国的东北收购，经铁路运至绥远。我们挖坑，拉电话线，拉得不是很直。让大学生动手干这类活可不容易。当托德——他们叫他“全能托德”——过来看时，向我嚷道：“这弯得像一条狗的后腿。”我说：“那，对不起，看来我们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电话线在乡间拉得很长，从萨拉齐算起有许多公里。最后，我们把线拉到了黄河上磴口的进水口工地，并开始在那里建立仓库。
萨拉齐当时是在军阀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势力下，国民党的统治薄弱，土匪横行无忌。官员们还鼓励种植鸦片以增加税收。整个萨拉齐是十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方，人口由于饥荒而猛增至原来的3倍，达到10万人。逃荒的难民从远处的农村前来求助，但许多人因路远只得卧在路旁死去。难民们受命把死者扔进城沟内掩埋——垂死的人料理已死的人。基督教的某差会设立了一处施粥所，每天供应一餐。许多难民往往在周围坐上几天，有了力气再去干活儿。荒村里的木料被掠夺一空；家畜被偷或被宰掉；妇女被卖给人贩子，将运到南方去；男人、老妇和男孩则依仗施粥所的善举而苟延残喘，直至大多数人死去，被扔进城沟。此种情景令人难忘。
西北的旱灾持续到第二年。大片土地转入巧取豪夺的地主和长城以南至黄河一带的外乡人手里。天主教会只花够买一点粮食的代价便取得了一块块土地。粮商靠出售从东北购进的救济粮赚大钱。一行行憔悴饥饿的人们木然伫立，而国民党部队吃得好，身体强壮的精兵，吹号扬旗，行进在街道上，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了使来访的官员不觉得刺眼，当地政府下功夫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但这只能更加发人深省。我在萨拉齐的经历对我是一次教育，因为在那里，我看到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面，懂得了旧社会的车轮是怎样运转的，我也认识到中国的农民一旦围绕着他们向往的任务而组织起来所具有的力量。
工作了3星期后我回到上海。消防处的处长严厉批评我说：“你有什么必要到那儿去！你本该休假！休假就是休假，不是去做那样的赈灾工作！简直是荒唐！”我没有争辩。因为我十分懂得这一经历对我的意义。4万名难民在水渠上边劳动边喊唱，令人难忘。在炎热的夏天，他们光着身子劳动——他们仅有冬衣——那情景令人鼓舞。
我回来后又过了几个月，听说有一两千名难民——都是绥远灾区来的孩子——已送到上海，正由红十字会照料，并将为他们找工作。我向一位当工程师的朋友谈起这消息，他说：“我想去那里认领一个孩子，我独自生活腻了，我想收养一个。”于是，他进行联系，约定了日期，我便同他一起到红十字会的难民收容所去。他已付了60元，办妥了收养一个孩子的文件。但是，他们领来了两个孩子，说：“选一个你喜欢的吧。”其中一个孩子长得较高，营养很好，相当俊秀。后来知道他原是一度掌管该地区的一位清朝官员的孙子。他家里很有钱，但有人排除了他分享遗产和家业的权利。不过，我和我的朋友当时都不知道。另一个孩子出生在毕克齐的农家，14岁，农民模样，面容憨厚。我说：“让他失望地回去，太可怜了。好吧，我认领他，把他送到我的一个朋友家里照管，由我负担他的生活费用。”我就这样办了。1930年1月，我办完了收养的手续，为段如梅（后改名为段士谋）付了60元。我后来给他改名叫阿兰，因为绥远一度是阿兰①人的国土。我把他送往电力公司一位工程师林福裕的家里，照管他一年。他从寄宿的学校里回家过周末。我经常带他一起到乡下各处去，也进行远程的旅行，其中一次是日本军队占领东三省前不久的东北之行。
在湖北赈灾修堤
我第一次回新西兰度长假应在1932年。那年初，我已在做此准备。
1931年，在中国是多事之秋。日本人攻打上海，火烧闸北。接着，传来了长江洪水造成巨大破坏的报道。湖北省的人民深知洪水之患，他们有的是亲身经历过，有的是听那些了解在汉口汇合的长江和汉水两大河流多次发水的人讲过。通常是长江泛滥，冲毁拦洪堤后漫淹大地。有时，则又轮到容纳从陕西南部和河南西部山区奔泻而来的汉水。1932年那次水灾，受灾最重的是长江中游地区。洪水退去以后，留下了重建被淹的武汉及其他受影响的城市并使一切恢复正常的艰巨任务。成立了由宋子文领导的全国救济总署，并聘请一位国际联盟的专家、印度籍的老公务人员约翰·霍普—辛普森爵士任他的副手。由于某些内部问题，宋子文离开内地去香港，留下霍普—辛普森统管全部工作。他原已计划在武汉设立办事处，听别人介绍我以后，便问我是否愿意去武汉，因为那里有紧急的工作要做。据传美国的小麦贷款所购买的粮食正匆忙运往武汉，但是，会取得效果吗？那时，我在上海虽还没有参加任何进步团体，但已和进步团体有联系，并且愿为中国人民竭尽心力。我对霍普—辛普森说，如果他能使我离职工休的日期提前到1月初，我愿意贡献我长假的二分之一参加工作。于是，他去见了上海工部局的人，工部局同意了，我便搭船去汉口。
汉口的救济署的领导人是一位美国传教士洛根·鲁茨主教。年老的约瑟夫·贝利正负责中部地区发放小麦的工作。两人都对我大有帮助。鲁茨主教后来在1937年至1938年统一战线期间成为八路军的一位热心的支持者。
在1931年洪水中冲掉或决口的堤必须在1932年长江高水位出现以前整修好，否则水又会淹地，延长灾期。我的任务之一是使从武汉撤出的难民参加修堤劳动，保证来年的耕种和收获。洪水影响了约6000万人的生活，整个水灾期间以及灾后的冬天，有100多万人丧生。汉口市被淹，周围农田一片汪洋。30万难民拥入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国民党政府似乎对人民的疾苦无动于衷。政府腐败透顶，对救济措施中的贪污、投机、盗窃、颟顸无能视而不见。的确可以说，堤的全部整修，尽管有政府，但却是在没有政府领导的情况下进行的，依靠的是人民。人民强烈要求在下一个高水位季节到来之前，以一切可能得到的支援，修好这项工程。这是灾区人民与牟利之徒的一场斗争，后者编制了巨额救灾预算，然后把可以捞取的钱迅速换成美元，用他们个人的名字存进外国银行。许多到加利福尼亚、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去的人就是靠在中国大陆捞取不义之财起家的！一场天灾是他们中饱私囊的大好良机。
国民党政府除了捞钱，主要关心的是在已经建立了共产党政府的洪湖地区与贺龙领导的人民武装作战。我记得，洪水冲决谌家矶的堤时，国民党省主席正同一些朋友在电力公司经理的家里吃完晚饭后赌钱。当他们听到决堤的消息后只是笑笑，说还有铁路的路基可以挡水嘛，接着继续玩乐。但是，路基也被冲垮了，整个汉口淹没在洪水中。这些官员下一步就是设立武汉护堤局，命令在3天之内将漫进城里的水全部排光，并立即把堤修复。
但是，这种命令只不过是同人民开玩笑，因为没有提供任何设备来执行这种异想天开的指示。各修建部门腐烂到了基层，小头头学大头头的样，在办公室里贴上莫名其妙的蓝图，这些蓝图与任何堤防或实需小麦数字毫无关系，只不过是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我要求一位官员带我去看汉水上他负责的堤，他甚至在下属的协助下都找不到堤的所在。最后，我们找到时发现，原来那堤只用了沙子，薄薄地捣上一层土，以图有个外表而已。
洪湖精神
与上述景象相反，溯长江而上来到洪湖地区，人民在红军领袖贺龙的领导下，确实在奋力重筑大堤。为了保证使武汉在下一个季节不再受淹，沿河而上的大堤必须及时重新修好。我采取了步骤要把小麦送往新堤，但是武汉的许多官员表示反对。他们说整个地区是在共产党控制下，当然不会有人筑堤。我感到，唯一的办法是带湖北重建工程的总工程师到那里去实地考察。
我们搭江轮离开汉口，驶到一处沙洲附近，在暮色中走到新堤。新堤由一名抽鸦片烟的兵痞指挥国民党士兵严密防守。那几百名“军队”果真是当地强悍的土匪，他们有充足的武器和弹药。我们到新堤后，听人们说无法到戒备森严的城市以外的地方去。但是，第二天，我带那位工程师和两名卫兵一道出发了。我们走了几公里路，沿着大堤深入农村。那里，一派生机蓬勃的景象展现在眼前。全体居民都在大堤被冲的地方奋力劳动，一眼望不到尽头。
洪湖距离武汉180公里。洪湖县具有值得称道的革命记录，那里的人民在革命战争中经历了长期激烈的斗争。贺龙把洪湖地区作为湖北整个老解放区的首府。人民不顾日本进攻和国民党镇压，斗志旺盛，总能找到办法和途径打回来。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贺龙的英名连同洪湖使武汉的富人和权贵心惊胆战。他的妹妹贺英是洪湖民兵队长，也十分勇敢。后来，在长征以后，贺龙指挥北方前线很重要的一部分抗击日本皇军。1932年洪水来时，人民遭了殃，但后来重建了堤防和农村。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就是今天闻名的洪湖精神。
在新堤上有一位基督教牧师向我讲了一个故事。他是一个诚恳的人，愿意为难民出力。据他说，从灾区来的大批村民无家可归，忍饥挨饿，正在流浪。他们愿意来堤上做工，但是得不到准许。在新堤城外，农村里的堤是当地人在修筑，粮食仅够维持他们继续劳动，没有富余。在新堤，大堤必须由城里的人来建。他们被国民党士兵驱赶得筋疲力尽，有活儿却不让难民去做。
有一天夜里，难民们向农民借了两艘平底大船，挤得满满的，驶往新堤岸边。守卫的士兵走到岸边，厉声命令他们回去。他们大喊，自己吃草度日，快饿死了。沉默了片刻，士兵们扬言将开枪打死试图登岸的第一个难民。于是，一个老人站了起来，光着肚皮，说：“我来上岸，打死我吧，看看我们是不是在吃草！”又是一片沉寂。那老人扔掉破烂的衣裳，跨越船沿，踏入浅滩，伸开两臂，蹚水朝陆地走去。
谁都不出声，一个个眼睁睁看着赤身裸体的老人挺着肚子，艰难地走向岸边。他走近那些士兵，两眼逼视，枯槁的面孔狂怒地对着他们。士兵们用枪上的刺刀捅他，一柄刺刀挑开了他的肚皮，肚子里果然尽是草。士兵们看了一会儿，没有吱声。他们转回身，有点神经质地互相笑了起来，走回岸边。
难民们登上岸，妇女们扑在老人的尸体上号啕大哭，男人们敢怒不敢言。在岸边目睹这般情景的牧师，对这一切同类相煎、野性发作的行为十分惊恐。人们把这老农民视为烈士，一个真正的人。
我回武汉后，汇报了那里发生的情况，便不再有人反对把小麦送往洪湖地区了。
是镇压，不是救济
虽然我设法把大量小麦运往洪湖地区，但我完全知道运至汉口的小麦绝大部分被偷了。我们估计，约40％的小麦到了修堤的人们手里，其余部分不是被国民党军队占有，便是送往当地要人们的面粉厂，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发财。各种流氓在每个区建立了工程组。我看到他们有许多蓝图，有很讲究的办公室和各种机械设备。他们会举行盛宴，但不懂得多少修堤的事。如果人民要修堤，就自己干，这是一项很大程度上撇开“工程师”的工程。
在汉口，我们听说在湖南洞庭湖修堤的人只得到很少一点粮食。因此，我决定到湖南省会长沙去了解情况。当时，火车中断，所以我们就搭水利局的轮船“利农”号去。同去的有工程师和两名武装卫兵。轮船驶入洞庭湖，接近城陵矶，前面有几条船向我们划来，朝我们开了火。子弹在船体上层飞过，工程师和我便坐在舱内的地板上。轮船加速，我们把那些被称作“强盗”的大胆攻击者甩在后面。
我们终于抵达长沙，我见到了赈灾的领导人——省主席何键。我要求他协助制止在筑堤工程中出现的一些贪污现象。他的反应显然冷漠，我讲了一些事实后，他更加冷漠。他装作绝对正确的样子，说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我永远不能了解中国。中国一向闹洪水，而且在他看来还要一直闹下去。他说：“你看，中国人这么多，淹死一些不要紧。”农民自己会去修堤。当前主要问题不是赈灾、修堤之类的，主要的是“如何镇压共产党，拥护蒋委员长，扩充军队，使国家安全，好让全世界的人都来这里做生意。”在招待我的晚宴上，他向我描述了1930年红军占领长沙后他领导的镇压行动：“我知道在城里较穷地方的居民中一定有共产党，所以，我的士兵把他们统统赶进阴沟里像老鼠一样把他们杀死。当然，有些好人也和坏人一起被杀了，但我们这里干得彻底，把他们一网打尽了。”我告辞时，这位省主席赠给我一些刺绣和一幅挂轴，上面胡乱写着“杰出英雄”“为民造福”等等。我把刺绣转赠给了工程师，他把那挂轴扔进了河里。后来，我听说，所谓“强盗”原来是红军小部队。“利农”号船从岳州（今岳阳）归途中被红军截获。
我在长沙办完事以后，搭火车回武汉，此时铁路已经修复。我直接参加了武汉主要的难民收容所的搬迁工作，由于长江泛滥，汉水不能全部泄洪，汇合处以上的堤很高。我抵达时，水位已下降到与武汉一样，堤上堤下拥挤着几万名难民。在汉水另一边的黑山地区，已修建了难民的住所。国民党的武汉警备司令是叶蓬，此人后来任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府国防部长。有一天，他召见我，说：“你必须在两星期内把黑山的所有难民迁走，否则我将用机关枪扫射。他们都是共产党。”他朝我面前的地上熟练地吐了一口痰。我立即向设在上海的救济署总部做了汇报，答复是：“想一切办法将他们迁出。”这就需要疏散全体难民。这时，叶蓬派士兵来拆毁难民的住房，以催他们迁走。我们掌握了所有能弄到的船只，雇用了大大小小的帆船、舢板和拖船，并对途中和到达以后的粮食供应做了一些安排。最后，我们总算把难民迁到了另外的堤上。那景象真是悲惨！整个人群乱成一团，烂泥地里，有的在临产，有的正在死去，因为他们的棚窝被拆掉，不得不在河边等着。一场雪，随后转为雨，接着雪融化了，汉水两岸化为一片泥潭，许多难民就死在里面，到处是生者的哀号。要租到足够的船并非易事，船缓慢地调来。有时，士兵们用刺刀逼着人们上船。僵冻的不幸的人们时常被转运到离他们老家很远的堤上，又在刺刀的逼迫下离船。
武汉的救济工作对我是一项大任务，是我迄今为止承担的最重大的一项任务。武汉周围的凄惨景象加速了我对旧制度的幻灭，也加强了我的信念：总会有一个使人民从压迫和苦难中解放出来的积极的选择。我不会忘记在那些日子里人民贫困到了极点，街上全是遭水灾的难民，死婴浮在肮脏的水面上，而靠赈灾勒索钱财的人则在各大饭店大吃大喝，大摆酒宴，共产党人的子弟在汉口海关门前一批批被处决，连那些在收容所里组成当地的小团体谋求改善条件的难民，也被拉出去当共产党人枪毙。
我算了算，用救济的公款支付的酒宴有9次之多。每一个修堤区的主任设一席宴，其他各救济工作主任也照此办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必须重建自己的家园，修筑他们的堤堰，保住一家大小，为春播备种，好歹熬到秋收。高踞在他们之上的是飞扬跋扈的叶蓬将军及其野蛮的国民党军队。他们的方针是难民全都是共产党人。每天都在逮捕人。枪毙人成了家常便饭。在众多的事件中，有一件事铭刻在我的心头。那是一批共产党嫌疑犯在处决前游街示众。那是冬天最冷的日子，片片雪花向地上飘来，寒风在街头扫过。我裹着大衣站在一旁，眼看着一列人在行进。前面是一排军号手，在使劲地吹号。路中间是所谓“罪犯”，他们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两旁是全副武装的宪警。这一队人快步向前走着。“罪犯”全是政治犯，有男有女，有学生、农民和工人。走在最后面的那个人，他的面孔和眼睛在50年后的今天对我来说仍和过去一样印象清晰。他身材修长，穿着一件褪色的单军服；衣服显得肥大，风把它吹得紧贴着他瘦削的躯体。他昂着头，目光镇定，面带笑容。
他的面貌和笑容像一颗子弹那样打中了我。他的目光一度和我的目光相遇，然后他环顾周围，越过人群，看到大腹便便的老板、街上好奇的行人、宪警和那肮脏的场面。此刻，我真想立即扔掉身上温暖的大衣，同他一起前进，走向那阴惨惨的大江之畔，在那里他的生命将要被夺走。但我只是退回来，倚在店铺的门面前，缩在温暖的大衣里，心神恍然。这一幕过去了。街上好奇的旁观者转过来注视着我。于是我闪进了旁边的一条街。那个人是谁？他个人的历史如何？他又为什么一定要被处决？
在武汉周围每天都要处决政治犯，洪湖附近沔阳县一个11岁的孤儿面临杀身之祸。他的父亲因为参加了当地反抗地主的暴动而被处死。
他曾经当过在洪湖周围活动的红军小部队的交通员。发洪水时，他和一些青少年一起被送到城里去活命，因此住进了武汉郊区的一所大孤儿院。一个春寒料峭、细雨蒙蒙的日子，我到武昌的旧府台衙门去参观这个需要供应小麦的孤儿院。我认识那里的负责人，他原先是上海一所孤儿院的院长。他知道我在上海的家里已收养了一个叫作阿兰的中国孩子。我们走近一个洪湖出生的孩子时，他说：“洪湖的孩子在这里很危险。有时，他们被拉出去，当作共产党人枪毙。为什么不收了他，当阿兰的兄弟呢？这孩子怎么样？”我看到一张单薄、殷切的面孔，透出热情、性格和希望。我说：“好吧。可是，我不久就要去国外。把他送到上海，放在你的孤儿院里，等我回来。我负担一切费用。”
后来，我回到上海时，发现家里多了一个新的成员，名叫迈克。阿兰曾反对我承担这一新的责任，但是当迈克向他微笑并叫他“大哥”时，他接受了，而且给了迈克很大帮助。1937年迈克与阿兰一道去延安之前，一直住在我家里，但我不常见到他，因为他和阿兰都住校，周末或假日才回家来。
与阿兰回新西兰
1932年3月，我带阿兰回新西兰。他看到澳大利亚那许多港口，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搭船去新西兰需要22天，沿昆士兰海岸，经凯恩斯、布里斯班到悉尼，再搭4天船才到新西兰。当时，阿兰还在学校读书。英文不是很好。我们来到了克赖斯特彻奇市郊，我们在韦斯特科特的家，我父亲在那里有一个小牧场，安度退休生活。一天，我对阿兰说：“这里有3个英镑，你自己去买一辆旧自行车。你沿着这条路走，到转弯处停下来，然后搭电车到下里卡顿。那里有一家自行车店，或许有旧自行车卖。你瞧着办吧。”三四个小时后，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回来了。他说：“他们不愿像上海那样讨价还价。他们说了一个价，我说了一个价。他们说不行，这里只有一个价。”但他还是买了一辆。按钱数看，这辆车相当便宜，他从此行动方便了。他还学会了开汽车。我们家里有两辆老式的罗弗牌汽车，过去是我的兄弟用的。他能开其中一辆。一天，我接到警察的电话，说：“你家里是否有个年轻的中国人？他是否开一辆罗弗车？请告诉他，亮红灯时该停车，亮绿灯时该前进。还有，他有执照吗？”我说：“我想他没有，不过，这事交给我来管吧。”他说：“是啊，还是管一管吧。明天带他到县里去办个执照，也许他会开得好些！”这算是相当客气了。当时在新西兰，早年的反华人情绪还没有完全消失，仍留有残余。真正使之消除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许多新西兰人意识到这保住了新西兰不受占领。因此，中国比以前大有面子了。但在1932年，新西兰老家的朋友们我们视为老移民。其中一人来到我家，对我母亲说，他对她不得不照顾家里的一个中国人表示同情。我母亲说：“我们全都喜欢阿兰。路易把任何人带回家来，我们都十分高兴。”那位客人是新西兰著名的象棋手。所以，我母亲说：“喔，他会下棋。或许你愿意同他下一盘。”于是，他们就把阿兰叫来。阿兰来后，和这位朋友下了3盘棋，全都赢了。这就使他们对阿兰的看法有所不同了。
我在新西兰停留期间，回到莫瓦蒂亚的丛林牧场去看了一趟。我在韦弗利借了一匹马，踏上了约50公里的土路，听到清脆的鸟啼声那么抑扬动听，顿时心旷神怡。有些移民已经离去。我的老伙伴杰克·史蒂文斯仍竭力在不利的条件下奋斗。“沃里”比中国农民的小屋——我指的是单人独住的——气味更大。烤肉和烤面包的那些野营炉仍在地上。汗水湿透的衣服挂在未抹灰的墙上。山谷里有两位移民不愿同我见面，原因是我带了阿兰回新西兰，而他们很反对华人。我住了一夜，便骑马出山谷，踏上长岭，沿山脊往下去，一眼也不往回看。这里与我在上海头5年中梦想的美景相比，似乎是个邋遢的地方，当然风光之美并非上海的一个特征。
出山的路上，我看到沃尔特·韦伯现在住在韦弗利镇上一所领养老金者的小房子里。他身体胖多了，目光涣散，显然是怀念他过去酷爱的偏僻牧场生活。他说，他过得很舒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舒服，但他说着说着，话音便变弱了。我们两人都变了，所以没有很多话可说。
阿兰和我在新西兰许多地方旅行过。这对他是很有益的经历，特别是在提高英语口语方面。对我来说，我很高兴与5年未见的家人团聚一段时间。静静的炉边谈话、苹果和坚果、书与孩子、来访的好友，以及母亲的伟大精神散发出来的芳香，至今留在我的记忆力里。一离开城市，世界充满着自然之美。但回想起来，在新西兰的几个月只不过是我在上海11年的一段插曲。新西兰的生活与中国人民的命运的对比，使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前进的道路。
到香港后，我们还有富余的时间。于是便搭乘一艘小船先去海南岛，接着去越南海防，乘火车到河内。我与一位法国低级军官交了朋友，他的英语讲得很熟练，而且乐于向我详谈他对越南局势的看法。显然，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但如何发展还看不清楚。河内的老一辈店主全都识旧体汉字，新的语音文字还在初创阶段。所以，阿兰有什么要求就写出来，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回答。我们走马观花看了一阵，又搭船回到香港，从那里乘火车到广州，稍事访问后便回到上海。
上海的地下斗争
1927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盟友之后，共产党在上海的工作神奇地继续着，并没有丝毫中断。他们不顾一切挫败和损失，举办工人夜校，出版书刊，举行示威，保持与中国红军的联系。除了宋庆龄（孙中山博士的遗孀）和著名作家鲁迅与茅盾以外，我当年所认识的许多促成救国统一战线的人，现在都已成了名人，如潘汉年、胡愈之、黄华、田汉、夏衍、李强和因主张抗日而被囚禁的“七君子”。
在旧上海的那些日子里。“合法的”生意、贩运枪支、治外法权、肥胖的买办、白种人在东方的神话以及帝国主义的门面等等，都受到了威胁。凡是反对这些高级的东西、要求实现有利于人民的变革的热血青年，都会受到迫害和残杀。无论在工人或学生中，青年人都向往革命，几乎一致要求抗日、支持红军。当时的青年在思想上完全控制了局面。每逢南京路上有游行示威，店员们便纷纷上街，在当局的默认和警察头目的积极合作下，白色恐怖深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南京政府集中力量逮捕上海及周围地方的人。许多人被押解到南京，被刑讯逼供，然后送到雨花台枪毙。上海的行刑地点是龙华。杀害共产党、进步人士和开明人士——任何要求变革的人——已是司空见惯，报纸上都已不予报道了。一个外国警察头目说：“中国人当中，我只敬重共产党人。只有他们懂得该怎样去死。”其实，这些被他含混地承认了个人品质的人是要生存的，而且要使别人也能够生存。他们为活而斗争，要争取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更充实的生活。因为他们为创造新生活而死，所以他们都不怕死。我在1977年所写的“地下的上海”一首诗中说：
啊，歌唱者，来吧，
歌唱那些如此英勇献身的人，
他们不计自身付出的代价，
为变革一个腐烂的社会而战斗，
因为更加发作的兽性抑制着
可使人民尽情生活的一切。
为此而战斗的革命者忍受着：
从1927年到1937年，他们数以千计
被屠杀、监禁、拷打，
在艰苦的岁月里坚持着，
无人知道哪一夜晚
他或她将被捕去。
我们当时也在那种阴影下生活。尽管对欧洲人给予保护，但外国人一旦被发现在帮助红军，他的命运就很可能与亨利·巴林一样。传说巴林是在1935年因精神失常而自杀的，但据当时最能了解情况的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说，他是被上海的大秘密社团——青帮的职业凶手枪杀的。青帮与公共租界警察的特务部门沆瀣一气。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野蛮行径更变本加厉。日本人一心想打掉外国人的“面子”。1937年日军占领时期，有一次我到杨树浦工业区去，途中看到一排被俘的中国士兵，有两个日本兵在用棍棒打他们的脸。我喊道：“嘿，别打啦！”他们命令我坐的汽车停下，招呼了一队日本宪兵从附近的巡捕房里出来。在手持刺刀的士兵们的包围下，他们扒掉我的裤子。过了一会儿才有人在我的屁股上打了一掌，叫我走。我的司机吓得僵坐在汽车里，面如白纸。
天生的鼓动家——史沫特莱
1932年之末，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美国朋友莫德·拉塞尔（陆慕德）介绍我结识了另一个名叫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美国人。她比我大5岁，是一位天生的鼓动家。她是个感情复杂的女性，竭力反对封建大男子主义。她的思想已成熟地发展到要求参加政治活动，坚信用直接行动来解决人生的许多问题。她首先投身于像她自己一样的美国人民的事业，接着又投身于像她亲属一样贫穷、困苦、受剥削的世界人民的事业。在她整个后半生，她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越来越深恶痛绝。
1928年，艾格妮丝精神振奋地横越苏联，取道中国东北，南下抵达上海。这正是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开始实行恐怖统治的第二年。艾格妮丝在生活中感受颇深；使她痛心的是，像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里的警察竟不过是与反动秘密帮会相勾结的帝国主义的工具而己。她越来越能够巧妙地对付警察和暗探。他们想跟踪她，但跟不了多远。她是在逆境中长大的，对上海这种险恶的环境是十分了然的。但是，尽管她事事谨慎小心，你要是见到她，无论在盛夏或严冬，她的穿戴总离不了一点红色——深蓝衣服上的一朵康乃馨，帽子上的一只红鸟，红色的运动衫。这似乎是艾格妮丝的颜色，她格外喜爱这颜色。她有时候也许过于多疑，有的时候则警惕不足，但她似乎鸿运高照，总有办法从险境中脱身。
她随时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对各种事情会动很深的感情，有时为了某件办糟了的事情苦恼得筋疲力尽，以至于濒临神经崩溃。然后，成功的消息传来，她又会突然恢复活力，成为一个劲头十足的皮球，在她那套公寓房里到处又跳又唱：“勇敢的小伙子荡着秋千，飘逸在空中真畅快。”但是，如果这时有谁在留声机上播放这样一张牛仔唱片“走吧，小家伙，走吧，走吧”，就会使她脸色阴沉，潸然泪下。这首歌会勾起她对于在美国的往事充满柔情的回忆。
艾格妮丝认识我不久，便对我担任工厂督察一职很感兴趣，要我带她去各个工厂参观。于是，我领她去看了上海“模范租界”里偏僻街道上那极其普通而又令人吃惊的血汗车间。我向她介绍了上海工人所遭受的苦难和他们所过的非人生活。她说起当她看到许多人只图自己安逸，过着庸俗不堪的生活时是何等反感。当她进一步深入社会时，发现有些人并不满足于用哲理去解释生活的现实，而是毅然要去改变它。她十分欣喜自己看到了这股决心变革的强大潜流，它不仅使她的生活有了意义，而且也影响了许多其他有头脑的人。我告诉她，当我看到一批缫丝工会的工人在无锡被作为“共产党”残杀之后，我对在旧制度下可能进行改革的幻想最后破灭了。我开始意识到，只有进行根本的变革才是唯一的出路。她的一双大眼睛从桌子对面紧紧盯着我，然后倾过身来抓住我的手腕，坚定地说：“那就让我们投身到这场变革中去吧！”
艾格妮丝在是非面前是一位无畏的战士，她的极端认真的态度影响了许多人。她明于知人，似乎凭直觉就能知道到哪儿去找那些真心诚意的人。即使在黑暗的上海，她也能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一批各国的仁人志士。这些人士对日常所见的邪恶愤愤不平，都愿为改变这一切做些切实的工作。她还与宋庆龄、鲁迅、茅盾等这样一批进步人士保持密切联系。萧伯纳来上海时会见了鲁迅，艾格妮丝也常同这位爱尔兰老人见面，彼此视为知己。
艾格妮丝另有一些朋友是需要她保护的。她那套公寓虽然很小，却有许多客人要住上些日子。我特别记得周建屏，他是一位红军将领，装扮成鞋匠，随身带着一副鞋摊用具。他是从江西苏区来的，给她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写作素材。艾格妮丝告诉我，在他离开她寓所那天，她如何提心吊胆，生怕可能一直在监视她住所的警方特务把他抓走。尽管心情紧张，她还是在手提包里放了支手枪，站在人行道旁进行了掩护，目送他安全离去。我们和她打趣，问她究竟拿了枪有什么用，她说：“要是有人想抓他，我管保会开枪的。”“你们也许不相信，一个人要是真下了决心，就什么都干得出来！我可不是富贵人家出身！”
上海的外国报纸对她的政治攻击越来越激烈，特务对她尾随不舍，她很难忍受这种逼人的气氛。她开始感到迫切需要换个环境休息一下。她已收集了大量的写作素材，于是，在1933年，带着这批材料去苏联。她在疗养院休养期间，奋笔撰写了第三本书——《中国红军在前进》。接着，她在匆匆周游世界后，又回到上海，当时的身份是自由撰稿人。她决心收集更多的材料，竭尽全力对她最热爱的中国人民做出最大的贡献。
志同道合
我自己的觉悟也提高了。在与亨利·巴林谈了1929年初无锡处决6名缫丝工人一事后，他开始把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拿给我看。巴林多思熟虑，一直在尽力设法实行社会变革。他来找过我一两次，同我讨论我阅读过的书。此后两年，我又读了大量书籍。我的工作使我越来越相信旧的世界制度（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我告诉巴林，我已得出结论，认为旧的制度必须推翻，我将永远尽力帮助把它推翻。显然，我开始得到他的信任。有时，他把一位中国朋友带到我的住所来，要我陪同去杨树浦或去西区的苏州河。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机会做多少工作。我做了他让我做的事以后，他总是说：“这很好，很有帮助。”
1929年夏季去绥远救济饥荒的经历坚定了我日益加强的信念。其后，1932年在湖北救济水灾的工作，使我第一次看到贺龙领导下的解放区，深受鼓舞。因此，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上海那些年，除了我的公务以外，我想方设法帮助在地下展开的政治斗争。往事如麻，但都是我参加的斗争的组成部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实际上是在青帮——中国的社会黑帮控制下。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关系，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都有。救火员是通过青帮在消防处的代表秦龙泉（译音）招募的，他们必须花钱买职位并听他的话。陆连奎则是青帮在公共租界巡捕房里的代表。青帮带头镇压共产党，三大头目是所谓“剿匪司令”，国民党曾授予高级勋章。
尽管政治气氛使爱国进步的中国人及外籍同情者经常处于危险之中，我感到人们推翻旧制度的决心有增无已。
1934年，志同道合的人逐渐集合在一起讨论政治。这主意主要是汉斯·希伯提出来的。他是德国籍的政治经济学作家，在英文《太平洋事务》杂志发表文章，笔名“亚细亚人”，中文名“希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说，我们应该懂得理论，但是她太忙，再说她并不懂。与我同住在愚园路一所三层楼房的电气工程师亚历克·坎普林（甘普霖）参加了。还有马海德医生，他已被艾格妮丝视为可能争取来参加革命的对象。其他人还有奥地利籍进步女青年鲁思·韦斯（魏璐诗）、汉斯·希伯的妻子特鲁德·罗森堡（卢秋迪）、左翼时代精神书店的荷兰籍经理艾琳·魏德迈，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四位女干事塔利撒·格拉克（耿丽淑）、陆慕德、利尔·哈斯（夏秀兰）和邓裕志，麦伦中学的教师曹亮①。汉斯·希伯任我们的政治指导，后来，他在山东沂蒙山区新四军工作时被敌人杀死。
我们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和《工资劳动与资本》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其他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土地所有制问题、社会发展史、亚细亚社会革命道路的论述。我们讨论中国及国外时事，特别是上海的形势。这类聚会，根据各成员的意见，不定期地在不同地点举行。每当使用史沫特莱在法租界的小套房时，我们就找另一个门进入伯尔尼公寓，先上屋顶，再下楼梯进屋。她完全相信她家的大门是被人监视的。有时，她使用其他人不大知道的房子，但从不使用我的家作为聚会地点。
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与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使我们不断获得关于江西革命根据地多次反围剿的消息。一位中国联络员朋友会带来一张江西省的大地图，指出蒋介石进行围剿以及后来开展斗争的地方。地下组织还会交给我们一些事情做，或要求我们传递信息，这往往是颇为冒险的。
地下工作
甘普霖①是上海电力公司的电气工程师，所以在我们住所的底层设有他的一间小工房，里面有一台车床和其他工具。往往有人送来手枪之类的武器要他修理，他在公司里执行技术职务的空隙，有时也做地下工作。他的技术本领和创造能力无疑在许多方面是有用的。有一次需要在我们家里设置地下电台②，与正在国内一些地方进行的长征保持通讯联系。发报机就安装在我们顶楼的房间里。甘普霖不通过电表，直接从干线上接电源，并设法在夜间收发电讯。当然，电台要经常迁移，以免被侦出位置，但在我们那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有一个星期日，我们正在走廊上喝茶，看见一个由巡捕、包探和上海电力公司一名工程师（他恰好是我们的朋友）组成的检查小组，正在查找输电线哪里漏电，挨家挨户慢慢地查，一直查到我们家里。检查组近在眼前，已经没有时间去拔掉发报机上的电线了。所以，我们就坐着等。他们先去看在底层的厨房，再去看冰箱，在那里的确发现了漏电。我们的朋友、那位电力公司的工程师说：“冰箱漏电！冰箱漏电！”于是，我们把他们全都从底层的厨房请到餐室，给每个人斟上酒，又热情地欢送了他们。当夜，我们就把无线电移往法租界专门为此物色的一套高层房间去了。
我的住处在兆丰公园附近安静的郊区，偶然也用作重要的逃亡者的家。有时，艾格妮丝会给我通电话，约我到某餐馆与她见面，到那时，她便介绍我认识一个中国人，并给他取上个欧洲人的名字，“这是塞缪尔”。如果上次介绍的是塞缪尔，这次就说是迪克。“请带他回家去，到适当的时候，他自己会走的。”她有时直接把他们带来留在我那里，并说：“你们如果要干革命，就不能让任何女朋友到家里来。”我们家里的佣人始终非常好。他们肯定起过疑心，但从来不说，外表上总是显得一切完全正常。
我记得，有一天，艾格妮丝把一位眼睛近视的中国教授陈翰笙和他的夫人带到我家。到他们走的那天，她让我领他们上一艘即将启航的轮船，护送他们进船舱，再在开船前鸣笛混乱的几分钟里走下舷梯回来。他们要带上两束红色的唐昌蒲，好像是为别人送行。①为了使他们更好地伪装，她让他穿上白衣裳和短裤、长袜、棕榈滩流行的上衣，还戴了顶软木遮阳帽。他尤其不能戴眼镜，因为通报他的特征时肯定会提到这点。看到这位仪表堂堂的教授戴着不习惯的头盔却装得若无其事，眯起一双近视眼，透过红花向前瞅着，心里巴望他不要摔倒，可真有意思。我们从站在舷梯下的一组包探身边走过，但他们对显然像上海典型的阔佬的陈教授不介意地仅仅看上一眼。我回来告诉艾格妮丝他们已经安全出发，她欣喜若狂，立即提议聚会庆祝一番。
另一回，日本友人鹿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来到我家。他们是鲁迅的老朋友。由于他们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曾被监禁和拷打，释放后又监禁，反复多次。抗日战争爆发时，他们参加了一个歌舞伎剧团来上海。日本警察要逮捕他们，所以战争头几天形势紧张时他们躲避在曼尼·格兰尼奇的公寓房子里，晚上同阿兰和迈克一起睡地铺。“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使大家为难，还不如自杀的好。”我责备他们说：“怎么能这样讲？！让我们想想办法。”于是，我们安排他们搭一艘船去香港。他冒充一名中国传教士要去参加一次会议，但突然患气喘病；他的妻子冒充上海的一名护士陪他同行。幸子的上海话已说得相当好。两人占用一个舱，舱里放满了供吸入的药物。这样，巡逻的日本兵在船上经过时就不会加以注意。一切按计划完成了。他们到了香港，由赵德峰（译音）、章乃器等朋友转送至武汉。我后来在武汉和重庆再次见到了他们。他们在重庆主持战争期间被俘日本兵的重新教育工作。事实表明，相当一批日本俘虏在战后都成了中国的好朋友。不幸，鹿田亘与妻子离婚，并与另一女人结了婚。池田幸子热心于对华贸易，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忠实可靠的朋友。
格兰尼奇夫妇与《中国呼声》
我们久已议论要在上海办一份英文杂志，帮助中国人提供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中使用的事实情况。当时，国民党正想方设法粉碎抗日运动。在上海的爱国进步人士找不到可以畅所欲言的出版物。但是，帝国主义的一个矛盾是，一份在外国登记的杂志，在上海公共租界出版就可以免受中国人办的报刊所必须接受的检查和压制。因此，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便着手与在美国的朋友联系，并且就该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终于，美国共产党两位老党员马克斯·格兰尼奇和格雷斯·格兰尼奇受党的派遣在1935年抵达上海，以编辑出版这样一份杂志。《中国呼声》成为中国第一份支持学生的呼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英文出版物。①
马克斯·格兰尼奇，朋友们常称呼他为曼尼·格兰尼奇，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美籍犹太人家庭。他年轻当工人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并被派往苏联。他在苏联工作了两年，开始时在一家汽车厂里当工人，后来当专家。1921年回国后与格雷斯结婚，她也是党员。夫妇俩在20世纪40年代与威廉·福斯特一起积极参加了反对错误领导人的斗争。
格兰尼奇夫妇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以极大的决心创办了该杂志，每月出版两期。内容包括各种文章，还有诗和书评。但主要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罪行和声援学生的救亡运动的文章。这些文章以无数事实描述了中国劳动人民在那黑暗的年代饱受压迫和剥削的痛苦。格兰尼奇夫妇常常含着热泪翻译描绘旧社会和人民生活的文章。
宋庆龄立即并不断给予《中国呼声》以宝贵的支持。为庆贺杂志的出版，她安排了一次周末游览杭州的远足。格兰尼奇夫妇都略微化装，曼尼戴上假胡子，格雷斯戴一顶宽边帽。鲁迅像宋庆龄一样是《中国呼声》的重要赞助人。他的不少作品都在杂志上翻译发表过。不消说，我们只要不用他的名字，可以翻译利用他的任何一篇文章。作者的名字往往是化名。例如，R．奈尔斯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来源于我们称呼她“锈铁钉”），露西·维伊是魏璐诗，P.T．奥布赖恩是马海德。除了1937年初我去国外工作旅行以外，我在每一期上都发表文章，所用的笔名有凯特·道森、理查德、霍华德、赵大（或太）琪、韩素梅等等。我所写的文章如《岳飞——中国的爱国者》、《太平革命》和《台湾——我们失去的领土》，表明了我早先对中国地理和历史的兴趣，但大部分文章特别是写了战争风雨欲来时上海当地的情景。原定出版的最后一期载有我的一篇文章《我们和平爱好者必须战斗》，阐述了我把保卫和平作为崇高理想以及必须同日本法西斯做斗争的最早的看法。
王安娜，即反对希特勒的“亚利安人”，当时共产党干部王炳南的妻子，同这一伙人合作得很好，给予杂志一切可能的帮助。她在中国积极工作，协助人民的革命事业，特别是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及继同盟之后的组织，直至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她离了婚，回德国后与一位科学家马滕斯结婚，他不久便去世了。王安娜几次重访中国，至今仍是德中人民友好事业的一位领导人。《中国呼声》自1936年3月15日起办，至1937年11月1日止。第一期印行2000份，每份售价一角。第三期增至5000份。尽管蒋介石在上海的流氓中偷窃，尽管新加坡及亚洲沿岸的英国当局公开压制，每期都是很快便销售一空。的确，我们在上海出售或分发它毫无麻烦，杂志一到报摊立即被等在那里的学生成捆地买了带回学校去。
随着形势的恶化，《中国呼声》日益名声大振和深入人心。从1937年3月号起，增出了部分中文版，用中文刊印一些重要的文章。即使在今天，重读它的篇页，其犀利的文笔、火热的爱国情绪和大胆的报道，仍使人惊叹不已。在不到两年时间内，这个刊物登载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大事，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采访了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7位领袖的审讯，报道了西安事变，从各方面谴责了日本的野蛮侵略。无怪乎敌人对它越来越不能容忍，正当11月15日那期准备出版时，杂志遭到查封。日本宪兵冲入印刷车间，捣毁了印版。
我至今保存着一份稀罕的末完成的拷贝，上面写有“纸型”——从未打印。日军毁了版样。已准备付印的部分包括社论，题目是：《上海往何处去》《上海的陷落》及《华北的新阶段》。还有两篇对红军将领的采访记，附有他们的照片及编者按，题目是《彭德怀论游击战争》和《朱德对战局的分析》，这份纸型是我的珍藏，直到1983年我才将它送给了北京的博物馆。
格兰尼奇夫妇在一年后回美国，我迁入他们的那套公寓房居住。有一天，特别巡捕打电话到办公室问我是否住在那里，是否知道前居住者的行踪。我说，他们已回美国。接着听到“一对坏蛋，狗娘养的共产党”之类的话。我暗暗地说：“天哪。”
格兰尼奇夫妇在上海两年期间不仅是国际新闻记者的楷模，而且竭尽所能帮助了中国人民的斗争。他们密切注视解放区的发展情况，并介绍了不少学生去延安。在关键时刻，特别在西安事变期间，他们与宋庆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搜查她的房子，他们一度迁住在她家里以便保护她。格兰尼奇夫妇回美国之后创办了另一刊物《今日中国》，支持中国，特别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组织了一个夏令营，以教育被德国法西斯屠杀的犹太人家庭的孤儿和子女。他们热心于青年工作，主持佛蒙特的夏季学校直到年迈体力不胜任之时。
忆鲁迅在上海
我在上海时读过许多鲁迅的作品，但与他本人并不熟悉。仅有的几次会面，使我对他的直感、直率和精神留下深刻的印象。有时，我可以看到他顺着北四川路走，草帽遮住前额，步履稳健，旧的白长衫下显出他细瘦的体型。
1935年底①，一天傍晚，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约我同她到斯高牛塔路鲁迅的家里为她做翻译。她通常用德语与鲁迅谈话。我对艾格妮丝信任我而要我担任的角色缺乏信心，不知道那位参加长征后回来报告的作家冯雪峰讲什么方言。我在日常工作中用上海话，并正在上普通话课，讲得还不好。
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夜晚，尤其是听冯雪峰介绍张国焘从四川西部阿坝藏族地区卓克基到两河口会见毛主席、朱德将军的情景。毛、朱两人徒步去欢迎张，而张像国民党将军一样骑在马上，周围的部属也都骑着马。我在翻译过程中有时在一个重要的字上“卡”住了，冯雪峰很生气，厉声说：“你连这样简单的一个字都译不出来！”于是，鲁迅便站起来，倒上茶，鼓励我们接着谈。冯还讲了张国焘企图破坏毛主席的计划，自己掌权。这次谈话使艾格妮丝有机会写出对外界发表的第一篇关于长征的报道。
那天夜晚，在离开鲁迅的住所时，艾格妮丝交给我一册新出版的她自己和鲁迅合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我将它寄往新西兰，妥当保存，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1968年赠给了绍兴的鲁迅故居。
鲁迅的面貌清瘦，目光深邃，他是中国进步知识界的主帅。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无所畏惧、疾恶如仇和蔑视名利、地位与财产。他在品格上、智力上是位巨人，他的心灵主宰着受疾病折磨的身体继续为他工作。
鲁迅不装腔作势，不拘泥形式。像他那样明确而热情于写作的人，不可能是文学官僚。他讨厌教条主义。他会耻笑那些专门喜欢从他的作品中抽出某些语句和词组以寻找隐藏含义的人。他从来不刻板拘谨。
我和一位朋友在上海参加了11月7日的十月革命庆祝宴会后离开时，正好看到了情绪轻松的鲁迅。他在灯光暗淡的大厅里一时找不到自己的帽子，后来发现掉在衣帽架后面，他就把帽子像皮球一样往过道踢去，快活地喊道：“和黄包车夫的帽子差不多，我就是一个黄包车夫。”
鲁迅的肺病越来越严重，人们劝告他完全休息。有人介绍他进一所私人医院。我到郊区江湾去了解情况，向关心的朋友们报告所有的细节。但鲁迅坚决不进任何一所医院。他知道自己病情垂危。他说：他正听从一位当医生的日本朋友的嘱咐；他还有许多事要做，要很好地利用剩下的时间。他保持这种顽强的精神，努力工作，死而后已，这对他一定是极大的满足。
1936年，在上海基督教男青年会举行的版画展览会上，我看见鲁迅忙于为簇拥在周围的青年签名。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早些时候，曼尼·格兰尼奇曾受宋庆龄的差遣到鲁迅家里去了；宋庆龄最重视鲁迅的健康。曼尼在鲁迅家门口给他照了一张相片，我把曼尼给我的那张照片放在皮手提包里约莫10年之久，最后丢失了。
直到宣布鲁迅在1936年10月19日逝世，官方审查员才对他的名字解禁。他在上海的葬礼令人难忘。教师和学生离开了教室，店员离开了店铺，工人离开了工厂，受迫害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从躲藏的地方出来送殡。行列中有宋庆龄和她的弟弟宋子文；宋博士帮助将棺材下放到他最后安息之所。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共产党人崇敬鲁迅全面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力量。他写作的简练而精彩的故事达到了中国前无古人、世界上也很少有人达到的水平，像完美的瓷器那样，是经得起检验的珍品。他的不朽作品使他永世不殁。
宋庆龄——永不消逝的记忆
我在上海的年代充满着记忆，其中许多是关于宋庆龄的。从国民党在1927年接收上海到1937年撤至内地，她从未停止斗争。她表面上是一位退隐的夫人，住在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先夫孙中山博士的寓所。其实，她一直很活跃，感到自己有责任秉承丈夫的遗志，尽一切办法继续为革命工作。她坚如磐石，是一个钢铁女人；她从未失去还政于人民的理想，以卓越的办法坚持不渝。然而，她总能保持个人的魅力，善于将它用于工作。她虽然专心致志于需要她决定的大事，却也会以幽默和妙语给老朋友的许多聚会带来轻松气氛。“苏吉”，朋友们这样称呼她，她给同她一起工作或以各种方式受她影响的人留下温馨的回忆。
我在她出任武汉政府的部长时期就读到过关于她的报道。后来，她在莫斯科，我又从文森特·希恩和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著作中读到关于她的情况。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1929年，当时孙中山博士的灵柩从北京迁往南京的陵园，我和一批上海童子军站在道旁，看着她默默地与她的妹夫蒋介石一起走在前面，但保持着一定距离。在我看来，她是那一场面的中心人物。但直到1933年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带我到她在上海莫利爱路的寓所，我才认识她本人。我听她回顾20世纪20年代初期从广州脱险的往事。当时军阀陈炯明的士兵在街上射击革命者。她藏身在死者中间，后来伺机匍匐逃离现场，到一家家店铺去要求避难，终于找到了一家。她后来弄到一条船，与丈夫在珠江上的一艘军舰上重聚。
此后几年，直至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我更是多次见到她，因为她积极参加进步工作，这对大家是很大的鼓舞。埃德加·斯诺深受她的影响，1936年他将《活的中国》一书献给她时，写道：“她的刚正不阿、勇气、忠诚和美好的心灵是现代中国最优秀品质的活生生的象征。”当讯息传来，需要派一位进步记者和一位医生到西北去时，她做了工作，使埃德加·斯诺同意与马海德大夫一起进行这次冒险的旅行。她给予帮助的事还包括援救许多前政治犯，从事各项她越来越把它们当成自己事业的工作。她设法使第三国际派遣的德国人保罗和格特鲁德·鲁埃格夫妇①从南京脱险后得到照顾，并把他们的儿子留在自己家里，以后送往苏联去学习。即使她不亲自去做某件需要做的事，也总有办法物色到她可以信赖的人去把事情办好。有一个时期，需要到沪东去取一箱手枪和子弹，转交给红军。尽管巡捕检查得很严，她把箱子放在人力车上自己的脚前，顺利地通过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所有的卡哨。巡捕把她的车停下来时，她扬一扬她的名片，他们就放行了。这只皮箱后来送到我的套房，存放在一间小屋里，我离开上海去办“工合”时才由我送到另一个她指定的地点。
1933年我认识她以后，她要求把所有给我的信阅后立即销毁，所以我手头无信可翻阅。我写信时总称呼她“姑母”，她在信里称我“比尔”。
我永远不会忘记国民党撤退后她离开上海的那个灰暗的冬天的早晨。轮渡载客由南京路码头驶往在江中心抛锚的大海船。码头上到处是巡捕、侵略军的宪兵、包探等等。她打电话要我坐一辆出租汽车到她家里去。我到达时，她正同两位已同意看管她的房子的外籍妇女喝咖啡话别。壁炉里炉火正旺，屋子里很舒适，外面却又冷又阴郁。她同她们谈笑风生，然后挥手告别，同我一起坐在车里，李妈——她的忠实的同伴和管家坐在前面，手里提着一个小布包袱。她挎着我的胳臂走过所有那些面目狰狞、虎视眈眈的家伙，愉快地交谈着，神态自若。没有人查问我们。海船泊在江心，朝着下游，联络船不久便驶开，大船启程了。直到1938年我去香港才重新见到她。在她帮助下，承蒙她的弟弟宋子文安排了我的飞机票，我才能及时抵达当时的首都武汉，开始搞“工合”运动。
幕后人——刘鼎①
我的住处既已用作革命干部可以居留的地方，我们不久便习惯于和陌生人来来往往而不知其真名实姓。艾格妮丝带他们来时，总给每个人起个英文名字。
1935年，一天晚上，艾格妮丝来时，陪同她的是一个身材不高的人，她介绍说是查尔斯。“他将住在你们这里，直到他去别处。”她说。于是，查尔斯成了我们家的一员，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刘鼎。在此期间，他有时要我那个上学的儿子迈克坐我自己的福特牌汽车去运送东西。因为在《中国呼声》杂志的出版不受公开干涉之后，那些人还秘密印发许多传单、小册子等支持统一战线政策的材料。后来，我听说警方正在寻找我那个号码的汽车，便赶紧把它卖掉。由于我还在消防处工作，我的红色公务车有时特别有用，可以把救亡者送过巡警的检查站或送到公共租界以外。他们坐在后面可以避免检查。
刘鼎住了将近一年，便去西北。他再次来上海时，带来了一个勤务员“小鬼”，即红军中年幼而不能参加战斗部队的孩子。那孩子穿着西北农民的衣服。我出去给他买了淡蓝色短袖运动衫、卡其布短裤、白袜子、皮鞋——这些都是当时上海上层阶级孩子们的便服，好让他更换。他穿上衬衫后，在场看望这两位来访者的艾格妮丝一眼看见了他前臂上刺着锤子和镰刀花纹，便抓起孩子的胳膊，一边大笑，一边激动地吻着这个徽记。我随即出门又给他买了件袖口有扣子的长袖衬衫。
一天晚上，我们与艾格妮丝一起乘摩托艇游黄浦江，故意经过停泊在江上的外国战舰让他们看。刘鼎认真地与艾格妮丝议论了许久，后来要我给红军购买一套医疗器械及其他供应品。我们把这些东西装满了一只大皮箱。几天后，他便带着箱子同他的小勤务员回西安了。他说，以后将驻在西安。我答应夏天休假时去看望他。我计划在那里度假。
长征结束，红军在陕甘宁边区会合后，我们便开始努力购买和运送大批药品到遥远的西北共产党地区去。第一个问题是在上海如何购买。除非订单由某个可被接受的人副签，否则药房不会交货。但是，药房会接受派往南京政府的国际联盟的卫生专家的签署。奥地利医生埃里克·兰道尔是有这一身份的专家，签过几批订单。另一位专家，南斯拉夫医生波契克，副签了由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带往延安的药品订单。为了取得他们的签字，必须乘火车从上海到南京，找到他们，然后尽快回来。第二个问题是把货运到西安交给谁。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想了个办法，并果断地采取了行动。她找到一位反法西斯战士、从德国逃亡的犹太难民赫伯特·温奇医生，他同意为此在西安设立一个牙科医疗所。由他通知刘鼎去取货。刘鼎越来越成为幕后的重要人物了。
换钱的冒险经历
1936年9月，从西安传来消息①，希望我去接受一项任务。我同雷士德工学院一位年轻的英国教师和一位中国中学生董中祥一同出发，表面上一起去旅游。我们最先住在临潼华清池宾馆。我住的那间房，后来艾妮格丝·史沫特莱也住过，再后来便由蒋介石住，他在西安事变中就从那里逃到山洞里藏身。我们抵西安时，受到城里一队队士兵的彻底检查。刘鼎已成为张学良的总司令部参谋，虽然他实际上是红军派驻的代表。一天晚上，他来访，说：西安的工作迫切需要用钱，要我携带红军最近攻入山西时缴获的巨额山西省银行钞票，去唯一能大量换钱的省会太原，把钱在钱庄换为中央发行的钞票，然后运到上海，电汇回来给西安的刘鼎。事情紧急，必须立即办好。
第二天早上，我们正要搭火车离西安，北上太原时，刘鼎来到车站。他带着一个白色的大帆布袋，内装钞票，票面值最高的是10元，绝大部分是1元的。省里银行发行的钞票，大都标明发行的地方银行的字样，如洪同、临汾等等，正是红军已深入的那些地方。
我们乘的是崭新的绿色快车，保养得很好。硬席（当时的3等）车上的列车员要求我把帆布袋存放在行李车厢，因此出现了一些麻烦，我最后胜利了。我们在郑州换上了北上的车，抵达石家庄，再换当时的窄轨火车到太原。我们住在离火车站不远的老法国火车旅馆。我独占一间，他们两人合用一间。入夜，我清理钞票，分成3包，为太原城内仅有的3家钱庄各准备一包，这些钱庄都全部或部分归军阀阎锡山所有。被枪弹穿孔或血污粘在一起的钞票则分成另一包，以后再处理。
第二天早上，我打发两位同伴去参观著名的双塔，告诉他们中午回来，以便离太原，回石家庄和北京。
他们走了以后，我选雇了一辆最漂亮的人力车，向车夫说明包用半天，便出发去兑换那大量钞票，每包约值3000元。我必须冷静、镇定，略带一点西方人的傲慢，偶尔议论几句英美烟草公司，提一提华洋义赈会；我说我是它在上海的一名委员，它正研究在汾河上的某项工程。我必须赶在这几家钱庄有时间互相通气谈论我这个外国人以前光顾每一家钱庄。计划成功了。钱全部兑换好，我带着整整齐齐的一包中央发行的钞票，与另两人在火车站聚齐，随即快速驶出了太原。我从不曾像那回那样高兴地离开一个地方。如果遭到盘问，我答不上来，必然引起怀疑，因为那正是一个危险的时候。
在北京，我清理了剩下的钞票，把它们弄干净，并送到火车站前的小钱庄去换。还剩下一些很脏的，我带至上海，交曼尼·格兰尼奇等朋友处理。宋庆龄将款数凑满1万元，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章乃器电汇给刘鼎。
幸而有章乃器承担义务，又有宋庆龄说服他冒此风险。后来我们都十分高兴听说集中弄来的这笔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被刘鼎派了很好的用场，来完成各项工作，一直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前。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对人民的事业极为重要。驻扎在陕西北部进攻红军的国民党东北军司令张学良将军和17路军司令杨虎城将军，接受了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对他们的进谏置若罔闻，反而派遣他嫡系的20万大军进攻西北红军及其机关，因而激怒了广大官兵。两位将军抓住蒋介石抵达西安指挥“剿共”的时机，于1936年12月12日逮捕了蒋介石及几十名高级军政官员。在一阵交火之后，蒋介石的卫队失去了控制，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住室后面的山洞里被少帅的士兵捉住。这一意想不到的行动使南京政府陷入危机，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反响。在德国，汪精卫匆忙去会晤希特勒，准备回中国接管政权。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叫嚣要“讨伐”张、杨，炸平西安。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和她的弟弟宋子文极力主张国民党政府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她央请W.H．唐纳德（端纳）飞往西安，探明情况，居中调停。端纳原是一名澳大利亚记者，曾任张学良的顾问，1933年后任蒋介石的顾问。宋美龄和宋子文也去协助谈判。英国和美国的许多人同情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主张。苏联人完全支持蒋介石，认为他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
鉴于一触即发的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协助解决问题，蒋介石在接受了意味着他必须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条件后，于12月25日获释。但后来，他自食其言，将张将军软禁。杨将军被监禁在集中营达12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与全家一起遇害。
周恩来及其能干的助手们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在关键时刻对民族建立了殊勋。红军赢得了免遭沉重打击的喘息之机，并能在其控制下在不断扩大的地区组织民众抗日，因为国民党对日本只是进行一场象征性的战争。由此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常常徒有其名，还受到国民党的分裂和破坏，但为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铺平了道路。
在上海，我们从广播中密切注视着西安形势的发展。基督教男青年会的美国人乔治·非奇（费吴生）从南京播音，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则从西安播音。整个事件昭然若揭，人们看得很清楚，谁是为了中国人民，谁不是为了中国人民。对艾格妮丝说来，突然发现自己恰恰处在一件大新闻的中心，可以独占鳌头，这简直是记者的美梦。除了温奇大夫从西安住处出来不幸被流弹击毙，使她深感悲痛以外，艾格妮丝对发生的一切极为兴奋，尤其是当时监狱被打开，被俘的红军、孤儿和孩子们获得了自由。她正患重感冒，有几天音哑失声，但被邀请向全世界广播西安真正发生的情况时，她欣然接受并这样做了。当时在西安的另一名外国人——新西兰的詹姆斯·贝特兰也参加了国际宣传工作，后来在他所著《中国的第一幕》一书中发表了西安事变的故事。
周游世界
1937年初我第二次休长假。首先在克赖斯特彻奇的韦斯特科特过了一些日子，然后北上访亲问友。我在市集日抵达韦弗利，得以见到我在那里的许多老伙伴。在奥克兰，我见到了一些人，他们对我介绍中国的情况颇感兴趣。其后，我登上了一艘大船去美国，开始了我考察工业安全条件的世界旅行。
这次旅行增加了我的阅历：在新西兰工人的手上也可看到铬洞；工厂督察对工厂里的锯没有安全装置不提意见，因为他接受厂长大量零头木料作为家用燃料；在美国，国家的工厂监督是荒唐的笑话，唯一有效的工厂监督是保险公司或其附属机构在“切实有利可图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英国，工厂督察有效率，但是由于防止“过多干涉厂方”的限制，不能很好地处理有关人的问题；在印度，工人在政府的心目中，简直不是人；在马来西亚，工人“只是孩子，你知道吗？”我还认识到，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哪个地方比中国工人更有创造性，比他们更能掌握技术、使用技术。关于这一点，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的人，谁都知道得很清楚，但西方世界整个说来尚未发觉。
顺着这些思路，我特别忆起与友好的人们在美国各地到处奔忙的那次愉快的旅行。我参观了加利福尼亚的一些小工厂。上海有的公害，绝大多数在那里也有，而且听之任之。在芝加哥，工厂督察不过是监视工人的政客。有一位带我去参观，竟然找不到我们要去看的厂。他们领我去看了一个好的统计部门，那里记录了每年4万多起事故。在劳工赔偿法庭，律师为案件辩护，透视骨折及其他工伤的X光片像骨头一样在一群狗中抛来抛去。充当我的向导的那位工厂督察，原来是美国军团的成员，他说他在团内是乐队的鼓手。
在俄亥俄州托莱多，我来到工厂督察长办公室半掩半开的门口，他的女打字员正坐在他膝上。他腾出身来，给了我一些材料和一张名片，介绍我去参观一所在劳动时间向工人供应冰淇淋的玻璃工厂，把我尽快打发走。在匹茨堡，带我去参观美国钢厂的人指着更衣室尖刻地说，由于有了工会，现在就得搞这些瞎胡闹的东西。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人到处都一样，应该清除掉。
在纽约，偏僻的街道上有许多小厂，成衣工人在不通风的低矮厂房里汗流浃背地劳动，原来以为美国不会允许存在那种情况，事实却完全不是那样。在英国，伯明翰和伦敦周围的许多小工厂，设备又老又差，光线很差，劳动条件差，颇像中国沿海的许多工厂。
我尽可能找小厂，而且往往发现它们与上海的一些较差的工厂有相似的条件。西方没有什么可吹嘘的，我看到兰开夏古老的、设备陈旧的小纺织厂。看到古板的工厂督察，头戴圆顶硬礼帽，衣着无瑕。看到在验尸法庭，法官向证人嚷道：“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像个人那样站好！”那证人是已死工人的兄弟，说：“他正在房顶上拿了点四乘二的木料……”法官大吼一声，打断了他的话：“你别在这里说你的行话。四什么？二什么？”很快就议定了最后的判决。那是陪审团的成员胸前握着《圣经》，口中念念有词，刚刚凑成的关于国王、上帝等等老一套话：“死者伤及后头骨等等。”那位工厂督察拈起手杖、手套和圆顶硬礼帽，一本正经地迈步走向他的汽车。好奇的访问者尾随着他。
不论在伦敦、芝加哥或上海，在首先考虑利润的国家，法庭都大同小异。我想起了在上海审理过一桩案子：一个锯厂的工人不慎被电锯带着，从头到脚整整劈成了两半，他的两半片毡帽也掉在地上。这情景似乎使官员们感到有趣！我不禁纳闷，这样看待人间的悲剧，看待我们的社会赖以生存的人，我们成为什么了呢？
日本进攻下的上海
我在美国旅行期间，听到了关于卢沟桥事件的报道。紧张局势发展到长江以南，上海成为日本人增兵的要地，已派遣一支强大的舰队到吴淞，两艘巡洋舰和几艘驱逐舰驶进黄浦江。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派装备最好的部队，摆出抗战的架势，以招引西方的支援。8月13日，中国军队在苏州河以北和以东、公共租界的虹口和杨树浦区对登陆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发动首次攻击。中国军队越战越勇，几次使日军遭到毁灭性打击。双方的炮击和轰炸使这两个地区和邻近的闸北和江湾的大部分几乎化为废墟。
接着是8月14日“血染的星期六”。炸弹突然落到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和港口之一的上海，那里的街道和港口正挤满了从闸北和江湾的中国区到公共租界来逃难的难民。据说，下午4时半，3架中国轰炸机飞过公共租界的繁华区，向日本旗舰——出云舰俯冲。它们遭到强烈的高射炮火，飞机驾驶员在南京路外滩口上扔下了两枚炸弹。其中一枚击中了华懋饭店，炸毁了上面几层，炸死了大量中国人；另一枚落在华懋饭店和汇中饭店之间，炸死炸伤大批中国难民，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沿路的豪华商店的橱窗都被炸飞，许多车辆起火。
这次空袭的结果是，眨眼之间1000多人死于非命，许多人被炸成几段，另一些人烧得无法辨认，胳臂、腿以至人头散落各处。数以万计的人受了伤，许多人爬行至道边死去。这是现代战争史上所见的最可怕的情景之一。全城一片慌乱。人们不明白这些炸弹怎么会在这个人群拥挤的地区脱钩。据报道，中国的官方人士说，炸弹架被高射炮火击坏。有资格的观察者似乎普遍认为，飞机驾驶员被弹片击中后，惊慌失措，试图把炸弹扔掉，显然想投放在跑马厅附近的空地上。他后来使已损坏的飞机在华界着陆，因是垂直落地的，所以再也无法弄清炸弹架是否真正被击坏了。
日本人进攻上海以后，我在后半段旅行中感到可能会要我提早回去。在战争时期，还要在欧洲游荡，不断地踏访工厂，这令人心绪不宁。我的儿子阿兰已去北京参加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7月7日晚上日军进攻卢沟桥中国军队时，他刚离城去绥远。他设法与燕京大学的4个学生在8月12日回到上海。第二天便爆发战争。由于迈克仍在麦伦中学上学，阿兰决定去该校，在星期六下午把他接回家。两人骑自行车从学校所在的虹口区回来，正遭到轰炸。阿兰的左臂受了伤，但他迅速跑到山东路医院，那里有一位我家的朋友格雷大夫给他取出了碎片。手术以后，阿兰就出来了。接着便焦急地在一排排死者中间寻找迈克。最后，他来到法租界格兰尼奇夫妇的家，在我出国期间他们都住在那里，原来迈克正在洗澡，衣服上沾有别人的血渍；他告诉大家倒霉的阿兰一定死了。
7月①中旬我回上海时，战事仍在周围地区继续。船在黄浦江里驶过日本军舰，我可以闻到河两岸焚烧的臭味。我当工厂督察度过了多年时光的杨树浦和虹口工厂区已被炸成平地。
我从国外回来不久，孩子们向我谈了他们计划要到红军地区去打日本人。我只能说：去吧。因为我自己本来也会那么做的。在一个潮湿的星期天早上，我与他们道别。他们同另外3人一起搭船沿长江到南通，转往西安和延安。格兰尼奇夫妇已离去，所以我迁往他们那套公寓房。等到我终于能去看我们在江湾的新房子时，它已被日军的参谋部占用过。我的漂亮的电冰箱被扔在垃圾堆上，里面的东西被掠夺者掏空了。破钢琴的弦条间长出了杂草。床和家具在使用，但所有较好的东西，包括每一本书和栎木制成的书架都已被搬走。损失最大的还不是这些，我收藏的文件资料，我10年工作和研究的成果荡然无存了。
我幼年时经常能看到当地的孩子尾随着一个华人菜贩跑，戏弄他，直到他被惹怒了回过头来追赶，那帮孩子才哄笑着跑开。人们从来不想了解那些身处异国他乡、语言不通、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谋生的外籍人。
在新西兰的中国移民几乎全是广东人。许多人来自番禺地区，其他人来自台山、开平、恩平、新会、顺德和南海。国内的艰苦条件迫使许多中国人离乡背井。难怪他们一听说在新西兰发现了黄金，便决定来碰碰运气。所以，最早结伴而来的人都在金矿工作，起先在奥塔戈地区和南部区，后来在西部地区。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抵达，直到19世纪90年代，即立法限制这类移民后若干年，人数才减少，但在1930年前后几乎保持稳定。
华人移民入境的高峰实际上是从1871年到1881年，当时约有8500名华人到达新西兰。那时期的记录表明有3277人离境，其中若干人无疑靠淘金获得了一笔合理的收入。细致的调查表明，新西兰对境内的华人产生反感总是与经济形势有关。发现黄金后缺少人力，谁去碰碰运气都是受欢迎的。后来，到1867年，可淘金的地区产值日减，经济繁荣消失，失业增多。1871年，第一次在议会提出了华人的问题。但是，又过了10年才通过了限制华人入境新西兰的立法。这项立法与其后40年间的立法相比，是相当温和的。根据1881年的这一华人移民法，对华人入境人数的限制是按船的载重量计，每10吨允许进一个人，税金定为19镑。1888年，改为每100吨进一人。1896年，又改为每200吨进一人。1908年，人头税定为100镑。还出现了朗读测验必须及格、对停泊在港口的华人船员实行监督等其他限制。
随着中奥塔戈地区的金矿开始枯竭，许多华人便移往西部地区。据说，后来任新西兰自治领总理的R.J．塞登爵士的配偶是华人。这些华人后裔自然在那个省谋得了安身立命之所。若干年前，中奥塔戈橄榄球队一名有代表性的队员是华人。知道一名橄榄球队代表在新西兰如何受欢迎的人会懂得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另一位杰出的华人周钟（译音）的事业是与新西兰主要的乳品工业联系在一起的。1870年，周钟是新普利默斯的一家店主。后来，他在英格尔伍德和埃尔瑟姆开了店铺。一向精明机敏的周钟注意到在塔拉纳基地区的树上长的蕈类颇像中国名贵的木耳。他购运了一批这种蕈，销路不错，1885年出口值达7.2万镑。人们说：“亏得有这种蕈，否则许多户人家眼看没活路了。”因此，由于一个中国人动脑筋、出主意，这种雅号称作“塔拉纳基羊毛”的蕈帮助欧洲籍的定居者解决了生计。
1887年，周钟在埃尔瑟姆建立了他的第一个黄油加工厂。如何把必需的水通到厂区，是个问题。计划筑一条隧道，可合同承包商开挖后，又遇到不少困难，计划眼看没有希望了。还是周钟来解了围，他告诉他们该怎么办。1888年来厂视察的政府乳品监督说，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好的工厂之一，机器设备好，一切都十分干净。
对周钟来说，不幸的是，合作经营乳品厂的运动不久得了势，他的独资经营企业被挤垮了。据说，他的这项乳品厂投资损失了7000英镑。而由于这位华人的智慧使塔拉纳基和新西兰从中得到的收益何止几十倍。权威人士说：“在塔拉纳基长住过的人无不推崇周钟在这个省的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首途上海
我第一次真正接触中国的北方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新西兰国外。这也是我第一次对中国是怎样的国家略有所知。1918年在索姆河下游大撤退期间，我们的队伍开拔时，看到中国劳工队正在一个营地集合，准备开赴前沿执行任务。劳工队主要由山东的农民组成，征募后从山东的港口遣送到这里来。我首次与他们相遇是在埃塔普勒基地营房外面。那天晚上，我同一位朋友外出游逛，两人都是不满20岁的新西兰普通步兵。我们遇见两个身材高大的人，身穿蓝衣，头戴皮帽。他们向我们微笑，我们报以微笑，于是一起走进一家酒店，要了硬皮法国式面包和红酒，用结结巴巴的法语交谈起来。后来，双方都争着付钱。他们是我们生平中第一次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会晤的中国人。几天以后，我们经过正在行进中的一营中国人。有人说：“中国劳工队。”我感到难以置信，因为我在新西兰认识的中国人都身材瘦小，而这些人中有的是6英尺的彪形大汉。
接着，在1918年3月德国人推进时，我们被派往伊普尔突出部去帮助阻击敌人。我们的战线薄弱，只有很少几门炮，没有后备部队。前沿有一段根本无人守卫。后方的一营中国劳工队匆忙被武装起来，派去把守。他们经历了从3月下旬到4月初的进攻，很好地守住了阵地。据我所知，官方的历史从未提起这件事，我也从未看到任何新闻报道。
我在莫瓦蒂亚的最后一年，更经常地从各周刊上读到关于中国的消息，我对中国的了解也与日俱增。当然有关中国大革命的报道大都站在不同情的一面，但我却可以从中获悉其进展情况：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士兵共同组成的一支军队正从广州向武汉进发，英国派遣一艘炮舰去炮击内地的“红色入侵者”，英国武装部队试图登上长江中一艘被征用的船遭到失败。9月底，报纸的社论文章纷纷议论，说英国等西方国家可能进行干涉，上海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所有这类消息越来越吸引了我。我想，我在新西兰重去务农以前，要先去看一看中国革命的情况。
于是，当我结束了在莫瓦蒂亚的年代时，我决定尽快去中国。我先搭船到澳大利亚，带了给一位朋友的介绍信，他替我在植物湾他办的化肥厂里找了一个工作。1927年的头两个月，我在那里干活，为下一站攒钱。厂里的工人很有政治觉悟，但这一点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记得，他们总是密切注视着我如何劳动。如果我比他们干得多，那我就是老板的人。如果我在下班汽笛鸣后还往箱子里多铲一锹东西，那我就是老板的人。有一次在洗淋浴时，有一个工人骂我是混蛋，我就揍了他一顿，至今还能记得把他打得鼻血直流到胸前。此后他们再不欺负我了。第二天，谁都对我很好，尤其是挨揍的那个人。那时候的澳大利亚就是如此！
为了弄到去中国的船费，我入夜校学习，以取得一张无线电监听员的合格证书。每艘澳大利亚船必须有一名专职的无线电报务员和两名获得证书、能检出莫尔斯电码的呼救信号和海难信号的监听员。我取得证书后，在1927年3月搭“卡卢鲁”号船经太平洋诸岛抵达新几内亚的拉包尔，再驶往瑙鲁、大洋岛，去运载搭船回香港的契约华工。在太平洋上几乎每艘船、每个岛和每个国家，都至少有一名华人——或许只是海员厨房里的厨师，或许是一座种植园富有的业主。事实上，任何一个社区似乎都缺不了这个人口最多的太平洋国家的几名代表。虽然这些移民的家乡大部分在中国南方，他们却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这确实令人惊异。
我十分喜欢这次航行。大洋洲的岛屿居民体魄健康、性格开朗，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我爱上了菲律宾的伊洛伊洛，特别是当地的村民。我们在那里等了一星期。菲律宾人贫穷、聪明、快乐、机敏、彬彬有礼、热情好客，但那些有钱人和政府官员在我看来都是些很肤浅的衣冠楚楚的假绅士。
任消防处督察
船行大约6星期才到香港。抵达以后，我去轮船公司中止契约以便接着到上海去。他们说：“你必须先买一张去上海的票拿来给我们看，才能让你辞职。我们不希望在香港有失业的外国人。”于是，我买了去上海的票，终于在1927年4月21日到达上海。
当时的上海正处于社会动乱之中。已经组织过3次工人起义。在周恩来亲自领导的第三次起义中，工人控制了上海，蒋介石被北伐军的胜利吓破了胆，决定用武力制止共产党在工人和农民中迅速扩大的影响。4月12日，他突然破坏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开始了一场血腥屠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工会工作者遭逮捕、拷打和枪杀，他们的头被装在笼里，挂在沿街的电线杆上。上海和中国其他一些地方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我抵达上海时，不甚了解在这之前发生的事。我离船踏上码头，那里没有海关，也不要办任何手续。我独自走着。一个码头工人看到一个外国人沿码头走来，便没有好气。我经过他身旁时，他站起来朝我脸上吐了口唾沫。我心想：这可是怪事！这个国家可真特别！我擦掉了唾沫，走到非商业区，住进四川路的一家小客店。上海在当时有许多外国军队，工人中有强烈的排外意识。
次日，我在西区一个白俄开的寄宿处找到了一个较好的住所。我带有新西兰一位朋友给上海一个酒商的介绍信，于是跑去见他。他给上海工部局消防处的副处长打了个电话，因为据说消防处正要招条件好的人去工作。我随即去了那里。那位副处长很和气，乐意帮忙。那个简短的电话已经起了作用。我曾在新西兰本土部队（相当于中国的民兵）任少尉，每年参加一次为期3周的训练。我给他看了我的证件，才知道我在新西兰所属的惠灵顿西海岸本土团与他在英国所属的汉普郡团有联系。这样，事情就更好办了。副处长让我去见消防处长道森上尉。上尉与我谈了一会儿，后来让我到外面的小房间里等着。我听得见这位处长到副处长的办公室里谈论我的声音。副处长说：“我相信这个人很有用处，我们应该高兴地接受他。”处长嘟囔了一声“年轻的愣小子”，但同意了。副处长把我叫进去，说：“今天下午，虹口救火会①将派车把你接到那里去。你去向队长报到，领取装备，明天开始工作。”于是，我来到虹口救火会。队长是个很风趣的人，让我到一个美国黑人总务那里去领取全部所需物品。那么一大批衣服我始终没有全穿过。
从第二天早上开始，我便当了消防处的小队长，办些例行公事。每天下午我通常到工厂去视察，夜间出去救火，这样干了10个月。我记得，第一夜值班，就赶上5起火警，其中一起在闸北，另一起在一家鸟店。我刚脱下衣服，跨入浴缸，另一起火警的钟声又响了。我心想：天哪！要是永远这样，可真够呛！好在并非如此，后来一连几天也没发生一次火警。我出外救火时负责2号救火车，车上约有10名救火员，他们都很好，工作主动。我跟他们在一起学到了不少东西。上海的消防处是一个技术效率高、资金充足的机构，因为上海公共租界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有钱的大商行是真正的统治者，其中的保险公司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它们特别注意使消防处保持现代化，给予最大限度的保护。绝大多数官员来自英格兰或苏格兰各地的消防队，只有若干人是在当地录用的。我继续这项工作并加强对工厂的视察，后来被任命为消防处队长级的督察，把全部时间都用于检查租界里工厂的防火措施。
起先，我全然不能肯定要在上海待多久。这座城市的贫富悬殊使我吃惊。要是离开几条主要的马路及其宏伟的建筑，便很快会进入那迷宫般纵横的狭窄、拥挤、臭气熏人的里弄，那里每个人都吐痰——上海95％的人似乎都患慢性黏膜炎。除外国人居住区一般生活水平很高外，城市里似乎到处都有乞丐。我每日吃住所在的地方，有着豪华的俱乐部、时髦的汽车、训练有素的仆役。但是，我整天的工作和感情生活却是消磨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居住的街巷里。那里一家人只住小小一间房，街巷两边摆着一排排的马桶。
我不大喜欢在消防处的生活，感到自己难以适应官员们通常在餐厅里进行的谈话。但我也发现在工作中可以如我所愿地检查所有的工厂。这包括直接接触工人群众，查访开设在拥挤、发臭的陋巷里的工厂和车间，而这是绝大多数消防官员所不喜欢做的事，他们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去学普通话和上海话，为什么我吃饭时只喝白水，而且不吸烟。但是，随着我对中国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开始产生了感情。一年半以后，回新西兰去的一切想法都烟消云散了。
工厂督察工作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1932年成立了工业科，由一位澳大利亚妇女埃莉诺·欣德担任工业秘书，我担任工厂督察长。我们一起筹建了督察小组，成员包括奥地利工程师布鲁诺·哈德尔（负责纺织）、丹麦人克里斯·伯耶逊（负责电气），以及负责开办锅炉工训练班并举行考试的其他几个人。埃莉诺·欣德以前曾任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十分干练，她有远见，有能力，领导有方。我们尽最大努力推动工作，至少要为工厂安全奠定基础，以便将来发挥作用。我们在当时情况下的确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很有限。
我从事工厂督察工作期间最痛苦的经历之一，是看到在当时的缫丝业体制下童工所遭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折磨。许多孩子不过八九岁，每天要在煮茧的大槽前站12小时。他们手指红肿，两眼布满血丝，眼皮下垂。工头手里拿着8号铁丝做的鞭子在一排排童工背后来回走动。不少童工因遭工头痛打而哭叫。如果童工把一根丝理错了，工头就用开水烫他的小胳臂作为惩罚。工房里充满蒸气，在上海的炎热天气里我在那里稍站几分钟便忍受不住。我们一直在设法建立总煮沸系统，但厂方不同意。后来，总算成功了。我到上海附近的嘉定一家中国工厂去参观那里抄袭来的日本式总煮沸系统，结果，我们把这套系统带回上海，在所有的缫丝厂里推广使用。
其他许多工厂的劳动条件并不比缫丝厂好。搪瓷厂里锑中毒，特别是制作电池铅板时的铅中毒，是两大工业公害。我还记得那些日夜站在抛光盘前的孩子，他们疲惫不堪，手脚上沾满了金刚砂粉、汗水和金属粉末，真是可怜！他们在无盖的铬缸旁操作，周围没有排除含毒水气的装置。伤口腐蚀到肉里，手脚上有一个个“铬孔”，在那种糟糕透顶的劳动条件下几乎是治不好的。孩子们无可奈何地操作，劳动时间之长令人难以相信，根本谈不上最起码的人权。他们瘦小的躯体为活命而挣扎，好让老板有暴利可图。在国民经济已经崩溃的情况下，各种工业使得为谋生而挣扎的青、老年工人更加困苦。
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我们一开始便要求上海的各医院填写它们处理每一件工业事故的报表，以便我们做一些研究，跟督察去调查每一个案件。我还去做小便取样，检测其含铅量。那些孩子互相问：“那个外国人把小便都取走，做什么？”另一个说：“他要喝！”于是，大家哄笑起来。
我们研究铬毒的时候，得到了一位美国人乔治·哈特姆医生的帮助。他生于纽约州布法罗市，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受医科预科教育，然后到贝鲁特的美国大学攻读，其后在瑞士日内瓦大学医科卒业。由于听说上海缺乏医生，而且对迄今看到的生活方式颇有幻灭之感，他和几名年轻医生凑足了旅费，远涉重洋来到上海。他们还想在上海研究热带病。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在美国进步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寓所参加一次聚会开始的。我问他懂不懂“铬性皮炎”——一种镀铬工人的职业病。他回答说：“懂得不多，不过我很愿意学。”
其实，哈特姆医生，后来在红军中取名马海德，对铬性皮炎懂得比他表示的要多。某星期一上午，他悄悄来到我们的工业科，开始逐个访问有关工厂。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分析他所研究的特定情况。上海的雷士德医学研究所后来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这是在中国进行的关于工业公害对青年工人的影响的第一项研究。
由于在安全措施很差的地方劳动，事故经常发生。我记得有一次橡胶厂因硫化器引起爆炸，460名女工受害。硫化器里瓦斯和空气混合，一点火星都可能引爆。有时，一座锅炉会像火箭般飞起，落在附近的房上。还有许多事故是因为没有安全保障的机器摆得太挤，以及从农村来的青年工人穿肥大下垂的裤子和宽袖口上衣所造成的。许多工人因为疲乏，手指不慎被冲床切断。赛璐珞厂里没有适当的排气装置，空气中充满粉末，从无保险装置的电开关里冒出一颗火花或由于其他原因便很容易着火。有一次，这样的事故中死亡了90人，他们的棺材停放在工厂的院子里，一直放到解决了赔偿损失的问题。天气暑热，奇臭难闻。锯木厂里没有防护设施的电锯引起过可怕的事故。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人的身体被直接拖进机器，从头到脚劈成了两半。
罪恶的包身工制
那时，工厂在简陋的厂房内开工是认可的，其条件之恶劣使人震惊。我看到一幢经过翻改的中国住房，楼上一间够住3个人的低矮、气闷的房子里（或许是另加的一层），有四五十个童工坐在本生灯前，手里转动着在吹制手电的电珠。空气里充满瓦斯和热气，浓重得几乎可以切割。那些8—14岁的孩子，满身伤口，两腿因患脚气病而肿胀，脸庞浮肿，牙床出血，心脏扩大，头上患蜀黍红斑而结了干痂，皮肤干硬。
我们进行了纱厂工人包身工制、住宿制等调查工作，对那些严重剥削工人并酿成事故的人尽量施加压力。我们采取了一项措施，设法消除涂铬车间或制手电珠车间等地方筋疲力尽的青工中间的一些公害，并开始把几个小厂的童工送到我们建立的一个食堂去进餐。我们进行了一项改善主食的实验，即每天碾米但不冲洗，使维生素B在米的表面。我们还买当天摘的蔬菜，使维生素C不致丢失。我们发现，患腿部水肿的孩子们因此病情大为好转，虽然他们的生活条件仍很差。用同样多的钱，工厂办的伙食虽然很糟，我们却可以使孩子们吃得好些。
在上海，工业化早些时候曾给妇女带来了工资收入和某些权利。但是，那种把妇女从贫困的农村地区买来，每批约30人运到包工头的家里，让她们在纱厂劳动的包身工制，或许是中国妇女在上海的工业化中所遭到的最大厄运。
包工头是些地痞流氓，秘密社团青帮的成员。青帮实际上统治着上海。包工头与开妓院的地痞有联系，面貌较好的女工被选中后，就从她与同伴们合住的纱厂包工头家里送到妓院老板的家里。在那里，让她穿上新衣服，一连几天不干活，吃得好，受点小的优待。之后，就向她说明要她做什么。如果她不愿意，就告诉她可以回纱厂去。她会想起纱厂包工头家里阁楼上闷热的、满是臭虫的地板，那块每天由她使用12小时再让给下个白班的女工休息的地铺，大家日夜轮班倒着用，白班要从早上6时做到晚上6时。她会想起包工头的朋友来他家里赌博，硬要对下班的纱厂女工为所欲为。于是，经过“劝说”，她大概就会决定留在福州路当妓女。她如果当不上高级的歌妓，一般只能活上几年，得病，遭虐待，挨打，受尽剥削。
这种劳工制度有强大的社会基础，我们在当时无能为力去改变它。在处理罢工问题上，对工人们也很难有多大帮助。我们力所能及的是把厂方和工人召集在一起，尽可能妥善解决，麻烦的事常常是使厂方承认工人有发言权。总而言之，工业像一场战争，厂主总是胜利者。然而，工人们受到延安正在组织进行抗日战争的鼓舞，开始站起来了。有些工人出走，参加了离上海不远的新四军。
假日出游，更好地了解中国
我比较适应环境以后，便开始到野外去看看上海这座城市周围的广大农村。当时，上海的假日很多。每个月通常有若干公假日，于是星期一不上班，便可以去杭州、宁波、苏州或无锡，参观一些感兴趣的地方。我还记得昆山附近当时叫恒利的一个花园里那百日草覆盖的岸坡，那些欢快的青年纤夫，苏州、无锡以及我在上海期间每个周末和假日总去参观的江苏各城镇一带精巧的砖雕和格子窗棂。我意识到，我在最初几个月后之所以继续留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我开始看到的中国农村面貌的影响。这是个美丽的国家，又有那么好的人民！
我周末徒步或搭船户的木船出游，逐渐注意到旧社会，起先不过是作为一名旁观者，后来看法就比较有些分析了。不久以后，到周围县去得多了，便开始出访更远的泰山、华山和五台山等。我们小小的旅行团通常包括我的两名养子——阿兰和迈克，丹麦朋友弗雷迪和克里斯·伯耶森夫妇家里的两个孩子，还有一位年轻的英国教师拉尔夫·赖普吾。我们的旅行采取多种形式，也出现过很多难题，总的说来对抗战纷乱时期我命该不断的旅行做了有益的准备。头几次旅行增加了我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内蒙古、山西等地与血吸虫病流行的长江流域大不相同。尤其是，我因此可以做一些调查，亲眼看到农民遭受的沉重剥削，看到这贫困的国家虽然已无指望，却又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我写的旅行摘记，特别是有关农村生活和工业的社会调查文章，发表在《中国科学与艺术》杂志上。这些文章通常以小册子的形式被复印十几份给我，可以代替信件寄发给在新西兰的朋友们。
1928年夏天，我第一次度年假时，偕同一位消防处的同事一起到朝鲜去旅行。我们在上海搭船到木浦，然后到汉城，以及朝鲜仅有的几处温泉。朝鲜的贫穷——农舍穷得同中国没有两样，以及朝鲜当时在很大程度上受日本军队支配的事实，使我大吃一惊。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一路上要停下来查护照，往往羁留盘问。后来，我们到了釜山，搭船去日本。在日本的农村，我们沿海岸走访一个个村庄，饶有兴趣。我们一路与农民打成一片，感受到普通庄稼人的和善愉快。我们到数不清的澡堂去洗澡，这多亏当初日本从中国大量输入文化时引进了宋代形式的澡堂。我们还去看了一下东京。9月中，我们离开日本时，我感到对日本的农村怀有新的敬意，虽然同时也接触到了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现实。这次旅行有其光明面和暗淡面，成为我早期所受教育中宝贵的一部分。因为要了解中国，也得对朝鲜和日本有些了解，这是很重要的。
在上海最初的日子里，为了找一种业余爱好，我在听了一位德国老人宣讲佛学之后，决定研习这种信仰。由此开始，我参观了苏州、昆山和杭州的寺庙。随后，走得更远，访问了浙江沿海、舟山群岛中寺院林立的普陀圣地，数以千计的和尚正在那里受戒。我们搭客轮先驶往定海，再换小船到普陀。同船的乘客是一队上海童子军，这些劳动青年在商会办的夜校学习，夜校组织了这项活动。带队的青年脸上有一大粒痣，他领导得很出色。他们把我当作自己人，用上海话叫我“洋鬼子”，就像他们彼此用绰号相称一样。我们一起去逛一个个寺庙，吃斋食，在4月的海水里游泳——这里比上海暖和——欢度了整个复活节的假期。
在游历一些名山圣地之后，我更加懂得了为什么大山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起如此重大的作用。看着一群群年老的妇女依次朝拜浙江杭州的寺庙，就为了能在她们的斋装上盖上名庙的大印章，这种行动让人感到好笑。她们挎着有红色印章的黄布香袋，穿过迎春盛开的杜鹃花丛，风尘仆仆地蹒跚在崎岖的山道上。她们显然笃信自己的这种行为。当她们发现人们不再像我们开始旅行时那样无知地嘲笑佛教时，一定感到莫大的欣慰。
但是，我对佛学的研究并未持续多久，更多的事情在吸引着我的注意力。加之，我后来看到“出会”时群众居然用钩子把寺庙的饰物挂在自己的肌肤上，这显然是和尚们在利用迷信出售这些东西赚钱。从四川的松潘下来，我还看见一位贫苦的羊毛挑夫捐钱给路旁的神龛，祈求一座石头菩萨治好他扭伤的脚踝。这使我认识到，一旦虔诚的信仰掺入贪婪，那么这种信仰也就变质了。生活在上海，每天上班时都与劳动人民在一起，要么在大的厂家（其中许多是外国商行经营的），要么在肮脏的里弄房子翻建的工厂里，感到一切将一成不变地继续下去，长此以往，的确会产生一种毫无希望的哲学。
我决心不做那种贪得无厌的人。他们养尊处优，但我不屑与他们为伍。他们对人民宣战，我无论如何要对他们宣战。这种思想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我自己下定决心，尽力而为；而正是这种思想使我在战争爆发后走出上海，到内地去为“工合”事业努力工作。
思想发展的契机
在我的各次旅行中，去无锡的那一次标志着我思想上一个明确的转折点。从那时起，我开始明白了中国国内的斗争。在春天，无锡是城市居民去太湖边观赏梅花的好地方。上海有许多人去。1929年3月，我也同一位朋友去赏景。回火车站的途中，人们突然朝我们前面奔跑，在车站的广场上围成一个大圈，等待着什么。一小队强悍的士兵吹着军号齐步走来。在他们后面是6名青年，像猪一样被倒捆在扁担上，他们光着上身，一个个被按倒在地。一名小军官从马上下来，一名士兵递给他一支手枪。军官依次走到跪在那里的每个青年背后，开枪将他打得脑浆迸裂。城里的大多数人鼓了掌。这景象简直可怕之极。那6名青年曾在我们跟前经过。他们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见的那类青年人，此时此刻他们十分镇静。这一切使我感到惊异。第二天，上海的报纸上登载消息说，无锡有6名青年一直在组织缫丝工人成立工会以争取较好的待遇。他们被控为共产党员，已遭处决。
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很纳闷，便去向一位英国朋友亨利·巴林请教。他是上海一所学校的校长，并担任一家英文报纸的编辑。
“这一切是为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我还没有什么牢固的政治观点，只知道一些行善的大道理，什么不论到哪里都得尽力工作，要循规蹈矩之类的。当时我和上海绝大多数外国人的想法差不多，虽然我的确越来越喜欢中国和中国人。亨利·巴林说：“我看，你最好还是读点书。”于是，给了我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仔细读了一遍，觉得很有道理。作为一名工厂督察，我看到的不少情况也帮助了我理解这本书。此后，我越来越有兴趣购买关于社会进步的任何书籍，越来越关心中国国内的斗争。
西北的饥荒
一年年过去了，我对中国之忧患的认识也与日俱增。1929年初，太平洋关系研究会的一位新西兰人问我为什么不替华洋义赈会帮点忙。至于我这样一个上海工部局的低微职员能帮什么忙，则要由我去找出答案了。接着，传来了山东大饥荒的报道，农民吃光了家畜，靠树皮野菜度日，直到饿死。后来，从山西和甘肃也传来了这样的报道，这表明没有采取什么整体措施来处理问题。政府正力图扩大控制范围，忙于对付各军阀，顾不得几百万农民的死活。当然，成立了一些委员会，但那主要是为了给不管事的政客们找点抛头露面和在报纸上发表谈话的机会。
后来，我获悉绥远（今内蒙古的一部分）闹饥荒，情况特别严重。上海的一位老“中国通”约瑟夫·贝利参加过许多赈灾活动。例如山东的饥荒救济、湖北的水灾赈济和吉林的灾民安置。他还把中国学生送往美国的工厂学习，自己并在上海的学徒工中做工作。他的热忱、勇气和对群众的热爱，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先驱者。所以，当他建议我利用年度的休假到内蒙古去帮助华洋义赈会修渠时，我表示愿意。他立即写信给该会，说我已启程。
当时的绥远省主要由蒙古族居住，有些地方全是蒙古人。蒙古族虽属中国的少数民族，但自以为比务农的汉人高贵，鄙视汉族子孙爱好和平的家庭生活。由于多年来与汉人生活在一起，接触密切，他们采纳了汉族的许多习惯，但仍保持着好斗和喜欢旷野的性格。他们尽管剽悍有力，却不愿耕作，偏偏爱在山野牧羊。不过有一些蒙古人已开始耕地，他们的妻女开始管理家务。这些妇女由于不缠脚，行动方便，比汉族姐妹有很大的优越性。
中国这一地区农民的经济情况很差。他们使用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耕作方法。或许在全中国要数这里的农民劳动辛勤而收益最少。村民们除了缴纳苛捐杂税，还要供养当地的士兵，宴请县里派来的低级官员。在冬天，土匪经常来侵扰，强奸妇女，拷打男人，恣意勒索。农民们在收获时节将粮食驮到最近的镇上去出售，以便交租、买衣服、还欠债。粮商们结成一帮，尽量压价。农民不得不把粮食统统卖光以偿还债务，到春天往往便无余粮，又不得不去找粮商，以比原出售价高两倍的粮价购入，并且要为购粮的借款支付高额的利息。富农时常在这方面与粮商竞争，要贫农抵押财产以换取预借所需的恩惠。较大的土地所有者便这样很快拥有大片土地。小土地所有者一旦开始借贷，其结局通常就已注定。当然，闹饥荒时，富有的家族收购土地几乎花不了几个钱。
农民们最害怕的敌人一般是匪徒，他们叫作“土匪”，这对于村里的人是比较现代的名称。他们原先叫“独立队”。农民们常自相告慰说老天爷不会让这种人长寿，所以提到他们时用单数，似乎不存在多数。当明知道他们已去行劫时，人们往往可以听到村里的教师向一批焦虑不安的农民大讲天公迟早会制裁这类歹徒的道理，使大家宽心。后来，华北战争迭起，将领们的败兵残部涌入绥远。一些有组织的匪帮有时向政府投诚，然后又故伎重施。农民们很难分辨兵与匪。每逢一队武装人员临近一个村子，就会大乱一场，人们纷纷逃命，并设法把他们拥有的值钱东西藏起来。
由于砍伐森林的原因，戈壁滩上的一块块沙地每年扩大，扩展到肥沃的黄土平原。雨水稀少了，干旱很快造成饥馑，大批人因此死亡。事实上，1920年至1930年期间，没有一年不闹饥荒水灾的，这里总有些地方要遭灾。但是，1929年的大饥荒是一场人间悲剧。一个人在这里一天所见的惨状，一辈子也难以忘记。
萨拉齐的救灾工作
1929年夏天，我搭当时的“蓝色快车”到北京，然后去绥远萨拉齐。这段路程很长，需要坐4天火车。就在去的途中，我第一次遇见埃德加·斯诺。我们的火车包括无顶的货车，旅客们都拥坐在地板上。由于连年内战，机车和车辆保养不善，行驶了一天一夜才到张家口，在那里停歇了很久，并在车尾挂上了一节官用专车。
在北京时，一次尘暴过后我患了红眼病，发炎得很厉害。离开北京后，遇上了大暴雨，雨水顺着破裂的车顶流进车内。在一次长时间的停车时，我在站台上散步让衣服吹干，我穿着揉皱的卡其衬衫和短裤，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你可以想象，当我看到从站台上的一群农民当中走出一个身穿雪白的外套、衬衫、短裤和白色长袜的外国人，我是多么惊讶！他看见我后，走过来谈话。我也向他打招呼，他以为我是白俄，说：“你英文说得很好。”我讲了自己是谁以后，他邀请我到后面的贵宾车厢去，说他是铁道部副部长的客人，在进行一次考察旅行，他去询问是否可让我上他们的车厢，那里还有一间空包厢。但是，胡副部长看了我一眼，断然拒绝了。于是，我乐得回到难民中间，席地而坐，直到半夜里抵达萨拉齐。
那时，我还不能说普通话，只能讲几句上海话，所以不易找我的去处。但是，车站上一个人有一辆大车，他向我要了车钱，把我直接送往当地仅有的几个外国人所住的地方。这便是灾荒救济委员会的总部，设在瑞典差会①内，人们按传教士的名字称呼这个地方为“奥伯格”。与看门人费了一番口舌后，才让我进去，当夜就睡在门房的一张桌上。
次日早晨，我在外面的街上买了一些锅饼当早点吃。然后，进屋去见0.J．托德，他是华洋义赈会的工程主任。他显然很高兴见到我，喊道：“你终于来了！我一直在等你。听贝利说你快来了，可是你走了这么久才到。好了，开始吧，干起来。我要你去竖一行电话线杆。你负责这件事，把线拉到齐苏门安村，再拉到磴口，我们将在那里修水渠的进水口。你在那里的工作是帮助修进水口，在这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拉电话线以便联系。现在时间很宝贵。大卡车正在外面等着。那里有一些燕京大学的学生，他们将帮助你挖柱坑，把电话线杆竖起来。好，开始吧！”我听后立即出发。
这项工程是从黄河到黑河，穿越平原，修建一条80里长的水渠。雇用了约4万名逃荒的难民，但工作人员大都是志愿参加的。他们来短期工作一段时间后便离去。参加这项工程劳动的难民每天可得到三四斤粮食，多半是小米或高粱，视所挖土方而定。这够养活他们自己和家人的了。粮食由救济委员会在中国的东北收购，经铁路运至绥远。我们挖坑，拉电话线，拉得不是很直。让大学生动手干这类活可不容易。当托德——他们叫他“全能托德”——过来看时，向我嚷道：“这弯得像一条狗的后腿。”我说：“那，对不起，看来我们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电话线在乡间拉得很长，从萨拉齐算起有许多公里。最后，我们把线拉到了黄河上磴口的进水口工地，并开始在那里建立仓库。
萨拉齐当时是在军阀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势力下，国民党的统治薄弱，土匪横行无忌。官员们还鼓励种植鸦片以增加税收。整个萨拉齐是十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方，人口由于饥荒而猛增至原来的3倍，达到10万人。逃荒的难民从远处的农村前来求助，但许多人因路远只得卧在路旁死去。难民们受命把死者扔进城沟内掩埋——垂死的人料理已死的人。基督教的某差会设立了一处施粥所，每天供应一餐。许多难民往往在周围坐上几天，有了力气再去干活儿。荒村里的木料被掠夺一空；家畜被偷或被宰掉；妇女被卖给人贩子，将运到南方去；男人、老妇和男孩则依仗施粥所的善举而苟延残喘，直至大多数人死去，被扔进城沟。此种情景令人难忘。
西北的旱灾持续到第二年。大片土地转入巧取豪夺的地主和长城以南至黄河一带的外乡人手里。天主教会只花够买一点粮食的代价便取得了一块块土地。粮商靠出售从东北购进的救济粮赚大钱。一行行憔悴饥饿的人们木然伫立，而国民党部队吃得好，身体强壮的精兵，吹号扬旗，行进在街道上，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了使来访的官员不觉得刺眼，当地政府下功夫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但这只能更加发人深省。我在萨拉齐的经历对我是一次教育，因为在那里，我看到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面，懂得了旧社会的车轮是怎样运转的，我也认识到中国的农民一旦围绕着他们向往的任务而组织起来所具有的力量。
工作了3星期后我回到上海。消防处的处长严厉批评我说：“你有什么必要到那儿去！你本该休假！休假就是休假，不是去做那样的赈灾工作！简直是荒唐！”我没有争辩。因为我十分懂得这一经历对我的意义。4万名难民在水渠上边劳动边喊唱，令人难忘。在炎热的夏天，他们光着身子劳动——他们仅有冬衣——那情景令人鼓舞。
我回来后又过了几个月，听说有一两千名难民——都是绥远灾区来的孩子——已送到上海，正由红十字会照料，并将为他们找工作。我向一位当工程师的朋友谈起这消息，他说：“我想去那里认领一个孩子，我独自生活腻了，我想收养一个。”于是，他进行联系，约定了日期，我便同他一起到红十字会的难民收容所去。他已付了60元，办妥了收养一个孩子的文件。但是，他们领来了两个孩子，说：“选一个你喜欢的吧。”其中一个孩子长得较高，营养很好，相当俊秀。后来知道他原是一度掌管该地区的一位清朝官员的孙子。他家里很有钱，但有人排除了他分享遗产和家业的权利。不过，我和我的朋友当时都不知道。另一个孩子出生在毕克齐的农家，14岁，农民模样，面容憨厚。我说：“让他失望地回去，太可怜了。好吧，我认领他，把他送到我的一个朋友家里照管，由我负担他的生活费用。”我就这样办了。1930年1月，我办完了收养的手续，为段如梅（后改名为段士谋）付了60元。我后来给他改名叫阿兰，因为绥远一度是阿兰①人的国土。我把他送往电力公司一位工程师林福裕的家里，照管他一年。他从寄宿的学校里回家过周末。我经常带他一起到乡下各处去，也进行远程的旅行，其中一次是日本军队占领东三省前不久的东北之行。
在湖北赈灾修堤
我第一次回新西兰度长假应在1932年。那年初，我已在做此准备。
1931年，在中国是多事之秋。日本人攻打上海，火烧闸北。接着，传来了长江洪水造成巨大破坏的报道。湖北省的人民深知洪水之患，他们有的是亲身经历过，有的是听那些了解在汉口汇合的长江和汉水两大河流多次发水的人讲过。通常是长江泛滥，冲毁拦洪堤后漫淹大地。有时，则又轮到容纳从陕西南部和河南西部山区奔泻而来的汉水。1932年那次水灾，受灾最重的是长江中游地区。洪水退去以后，留下了重建被淹的武汉及其他受影响的城市并使一切恢复正常的艰巨任务。成立了由宋子文领导的全国救济总署，并聘请一位国际联盟的专家、印度籍的老公务人员约翰·霍普—辛普森爵士任他的副手。由于某些内部问题，宋子文离开内地去香港，留下霍普—辛普森统管全部工作。他原已计划在武汉设立办事处，听别人介绍我以后，便问我是否愿意去武汉，因为那里有紧急的工作要做。据传美国的小麦贷款所购买的粮食正匆忙运往武汉，但是，会取得效果吗？那时，我在上海虽还没有参加任何进步团体，但已和进步团体有联系，并且愿为中国人民竭尽心力。我对霍普—辛普森说，如果他能使我离职工休的日期提前到1月初，我愿意贡献我长假的二分之一参加工作。于是，他去见了上海工部局的人，工部局同意了，我便搭船去汉口。
汉口的救济署的领导人是一位美国传教士洛根·鲁茨主教。年老的约瑟夫·贝利正负责中部地区发放小麦的工作。两人都对我大有帮助。鲁茨主教后来在1937年至1938年统一战线期间成为八路军的一位热心的支持者。
在1931年洪水中冲掉或决口的堤必须在1932年长江高水位出现以前整修好，否则水又会淹地，延长灾期。我的任务之一是使从武汉撤出的难民参加修堤劳动，保证来年的耕种和收获。洪水影响了约6000万人的生活，整个水灾期间以及灾后的冬天，有100多万人丧生。汉口市被淹，周围农田一片汪洋。30万难民拥入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国民党政府似乎对人民的疾苦无动于衷。政府腐败透顶，对救济措施中的贪污、投机、盗窃、颟顸无能视而不见。的确可以说，堤的全部整修，尽管有政府，但却是在没有政府领导的情况下进行的，依靠的是人民。人民强烈要求在下一个高水位季节到来之前，以一切可能得到的支援，修好这项工程。这是灾区人民与牟利之徒的一场斗争，后者编制了巨额救灾预算，然后把可以捞取的钱迅速换成美元，用他们个人的名字存进外国银行。许多到加利福尼亚、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去的人就是靠在中国大陆捞取不义之财起家的！一场天灾是他们中饱私囊的大好良机。
国民党政府除了捞钱，主要关心的是在已经建立了共产党政府的洪湖地区与贺龙领导的人民武装作战。我记得，洪水冲决谌家矶的堤时，国民党省主席正同一些朋友在电力公司经理的家里吃完晚饭后赌钱。当他们听到决堤的消息后只是笑笑，说还有铁路的路基可以挡水嘛，接着继续玩乐。但是，路基也被冲垮了，整个汉口淹没在洪水中。这些官员下一步就是设立武汉护堤局，命令在3天之内将漫进城里的水全部排光，并立即把堤修复。
但是，这种命令只不过是同人民开玩笑，因为没有提供任何设备来执行这种异想天开的指示。各修建部门腐烂到了基层，小头头学大头头的样，在办公室里贴上莫名其妙的蓝图，这些蓝图与任何堤防或实需小麦数字毫无关系，只不过是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我要求一位官员带我去看汉水上他负责的堤，他甚至在下属的协助下都找不到堤的所在。最后，我们找到时发现，原来那堤只用了沙子，薄薄地捣上一层土，以图有个外表而已。
洪湖精神
与上述景象相反，溯长江而上来到洪湖地区，人民在红军领袖贺龙的领导下，确实在奋力重筑大堤。为了保证使武汉在下一个季节不再受淹，沿河而上的大堤必须及时重新修好。我采取了步骤要把小麦送往新堤，但是武汉的许多官员表示反对。他们说整个地区是在共产党控制下，当然不会有人筑堤。我感到，唯一的办法是带湖北重建工程的总工程师到那里去实地考察。
我们搭江轮离开汉口，驶到一处沙洲附近，在暮色中走到新堤。新堤由一名抽鸦片烟的兵痞指挥国民党士兵严密防守。那几百名“军队”果真是当地强悍的土匪，他们有充足的武器和弹药。我们到新堤后，听人们说无法到戒备森严的城市以外的地方去。但是，第二天，我带那位工程师和两名卫兵一道出发了。我们走了几公里路，沿着大堤深入农村。那里，一派生机蓬勃的景象展现在眼前。全体居民都在大堤被冲的地方奋力劳动，一眼望不到尽头。
洪湖距离武汉180公里。洪湖县具有值得称道的革命记录，那里的人民在革命战争中经历了长期激烈的斗争。贺龙把洪湖地区作为湖北整个老解放区的首府。人民不顾日本进攻和国民党镇压，斗志旺盛，总能找到办法和途径打回来。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贺龙的英名连同洪湖使武汉的富人和权贵心惊胆战。他的妹妹贺英是洪湖民兵队长，也十分勇敢。后来，在长征以后，贺龙指挥北方前线很重要的一部分抗击日本皇军。1932年洪水来时，人民遭了殃，但后来重建了堤防和农村。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就是今天闻名的洪湖精神。
在新堤上有一位基督教牧师向我讲了一个故事。他是一个诚恳的人，愿意为难民出力。据他说，从灾区来的大批村民无家可归，忍饥挨饿，正在流浪。他们愿意来堤上做工，但是得不到准许。在新堤城外，农村里的堤是当地人在修筑，粮食仅够维持他们继续劳动，没有富余。在新堤，大堤必须由城里的人来建。他们被国民党士兵驱赶得筋疲力尽，有活儿却不让难民去做。
有一天夜里，难民们向农民借了两艘平底大船，挤得满满的，驶往新堤岸边。守卫的士兵走到岸边，厉声命令他们回去。他们大喊，自己吃草度日，快饿死了。沉默了片刻，士兵们扬言将开枪打死试图登岸的第一个难民。于是，一个老人站了起来，光着肚皮，说：“我来上岸，打死我吧，看看我们是不是在吃草！”又是一片沉寂。那老人扔掉破烂的衣裳，跨越船沿，踏入浅滩，伸开两臂，蹚水朝陆地走去。
谁都不出声，一个个眼睁睁看着赤身裸体的老人挺着肚子，艰难地走向岸边。他走近那些士兵，两眼逼视，枯槁的面孔狂怒地对着他们。士兵们用枪上的刺刀捅他，一柄刺刀挑开了他的肚皮，肚子里果然尽是草。士兵们看了一会儿，没有吱声。他们转回身，有点神经质地互相笑了起来，走回岸边。
难民们登上岸，妇女们扑在老人的尸体上号啕大哭，男人们敢怒不敢言。在岸边目睹这般情景的牧师，对这一切同类相煎、野性发作的行为十分惊恐。人们把这老农民视为烈士，一个真正的人。
我回武汉后，汇报了那里发生的情况，便不再有人反对把小麦送往洪湖地区了。
是镇压，不是救济
虽然我设法把大量小麦运往洪湖地区，但我完全知道运至汉口的小麦绝大部分被偷了。我们估计，约40％的小麦到了修堤的人们手里，其余部分不是被国民党军队占有，便是送往当地要人们的面粉厂，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发财。各种流氓在每个区建立了工程组。我看到他们有许多蓝图，有很讲究的办公室和各种机械设备。他们会举行盛宴，但不懂得多少修堤的事。如果人民要修堤，就自己干，这是一项很大程度上撇开“工程师”的工程。
在汉口，我们听说在湖南洞庭湖修堤的人只得到很少一点粮食。因此，我决定到湖南省会长沙去了解情况。当时，火车中断，所以我们就搭水利局的轮船“利农”号去。同去的有工程师和两名武装卫兵。轮船驶入洞庭湖，接近城陵矶，前面有几条船向我们划来，朝我们开了火。子弹在船体上层飞过，工程师和我便坐在舱内的地板上。轮船加速，我们把那些被称作“强盗”的大胆攻击者甩在后面。
我们终于抵达长沙，我见到了赈灾的领导人——省主席何键。我要求他协助制止在筑堤工程中出现的一些贪污现象。他的反应显然冷漠，我讲了一些事实后，他更加冷漠。他装作绝对正确的样子，说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我永远不能了解中国。中国一向闹洪水，而且在他看来还要一直闹下去。他说：“你看，中国人这么多，淹死一些不要紧。”农民自己会去修堤。当前主要问题不是赈灾、修堤之类的，主要的是“如何镇压共产党，拥护蒋委员长，扩充军队，使国家安全，好让全世界的人都来这里做生意。”在招待我的晚宴上，他向我描述了1930年红军占领长沙后他领导的镇压行动：“我知道在城里较穷地方的居民中一定有共产党，所以，我的士兵把他们统统赶进阴沟里像老鼠一样把他们杀死。当然，有些好人也和坏人一起被杀了，但我们这里干得彻底，把他们一网打尽了。”我告辞时，这位省主席赠给我一些刺绣和一幅挂轴，上面胡乱写着“杰出英雄”“为民造福”等等。我把刺绣转赠给了工程师，他把那挂轴扔进了河里。后来，我听说，所谓“强盗”原来是红军小部队。“利农”号船从岳州（今岳阳）归途中被红军截获。
我在长沙办完事以后，搭火车回武汉，此时铁路已经修复。我直接参加了武汉主要的难民收容所的搬迁工作，由于长江泛滥，汉水不能全部泄洪，汇合处以上的堤很高。我抵达时，水位已下降到与武汉一样，堤上堤下拥挤着几万名难民。在汉水另一边的黑山地区，已修建了难民的住所。国民党的武汉警备司令是叶蓬，此人后来任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府国防部长。有一天，他召见我，说：“你必须在两星期内把黑山的所有难民迁走，否则我将用机关枪扫射。他们都是共产党。”他朝我面前的地上熟练地吐了一口痰。我立即向设在上海的救济署总部做了汇报，答复是：“想一切办法将他们迁出。”这就需要疏散全体难民。这时，叶蓬派士兵来拆毁难民的住房，以催他们迁走。我们掌握了所有能弄到的船只，雇用了大大小小的帆船、舢板和拖船，并对途中和到达以后的粮食供应做了一些安排。最后，我们总算把难民迁到了另外的堤上。那景象真是悲惨！整个人群乱成一团，烂泥地里，有的在临产，有的正在死去，因为他们的棚窝被拆掉，不得不在河边等着。一场雪，随后转为雨，接着雪融化了，汉水两岸化为一片泥潭，许多难民就死在里面，到处是生者的哀号。要租到足够的船并非易事，船缓慢地调来。有时，士兵们用刺刀逼着人们上船。僵冻的不幸的人们时常被转运到离他们老家很远的堤上，又在刺刀的逼迫下离船。
武汉的救济工作对我是一项大任务，是我迄今为止承担的最重大的一项任务。武汉周围的凄惨景象加速了我对旧制度的幻灭，也加强了我的信念：总会有一个使人民从压迫和苦难中解放出来的积极的选择。我不会忘记在那些日子里人民贫困到了极点，街上全是遭水灾的难民，死婴浮在肮脏的水面上，而靠赈灾勒索钱财的人则在各大饭店大吃大喝，大摆酒宴，共产党人的子弟在汉口海关门前一批批被处决，连那些在收容所里组成当地的小团体谋求改善条件的难民，也被拉出去当共产党人枪毙。
我算了算，用救济的公款支付的酒宴有9次之多。每一个修堤区的主任设一席宴，其他各救济工作主任也照此办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必须重建自己的家园，修筑他们的堤堰，保住一家大小，为春播备种，好歹熬到秋收。高踞在他们之上的是飞扬跋扈的叶蓬将军及其野蛮的国民党军队。他们的方针是难民全都是共产党人。每天都在逮捕人。枪毙人成了家常便饭。在众多的事件中，有一件事铭刻在我的心头。那是一批共产党嫌疑犯在处决前游街示众。那是冬天最冷的日子，片片雪花向地上飘来，寒风在街头扫过。我裹着大衣站在一旁，眼看着一列人在行进。前面是一排军号手，在使劲地吹号。路中间是所谓“罪犯”，他们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两旁是全副武装的宪警。这一队人快步向前走着。“罪犯”全是政治犯，有男有女，有学生、农民和工人。走在最后面的那个人，他的面孔和眼睛在50年后的今天对我来说仍和过去一样印象清晰。他身材修长，穿着一件褪色的单军服；衣服显得肥大，风把它吹得紧贴着他瘦削的躯体。他昂着头，目光镇定，面带笑容。
他的面貌和笑容像一颗子弹那样打中了我。他的目光一度和我的目光相遇，然后他环顾周围，越过人群，看到大腹便便的老板、街上好奇的行人、宪警和那肮脏的场面。此刻，我真想立即扔掉身上温暖的大衣，同他一起前进，走向那阴惨惨的大江之畔，在那里他的生命将要被夺走。但我只是退回来，倚在店铺的门面前，缩在温暖的大衣里，心神恍然。这一幕过去了。街上好奇的旁观者转过来注视着我。于是我闪进了旁边的一条街。那个人是谁？他个人的历史如何？他又为什么一定要被处决？
在武汉周围每天都要处决政治犯，洪湖附近沔阳县一个11岁的孤儿面临杀身之祸。他的父亲因为参加了当地反抗地主的暴动而被处死。
他曾经当过在洪湖周围活动的红军小部队的交通员。发洪水时，他和一些青少年一起被送到城里去活命，因此住进了武汉郊区的一所大孤儿院。一个春寒料峭、细雨蒙蒙的日子，我到武昌的旧府台衙门去参观这个需要供应小麦的孤儿院。我认识那里的负责人，他原先是上海一所孤儿院的院长。他知道我在上海的家里已收养了一个叫作阿兰的中国孩子。我们走近一个洪湖出生的孩子时，他说：“洪湖的孩子在这里很危险。有时，他们被拉出去，当作共产党人枪毙。为什么不收了他，当阿兰的兄弟呢？这孩子怎么样？”我看到一张单薄、殷切的面孔，透出热情、性格和希望。我说：“好吧。可是，我不久就要去国外。把他送到上海，放在你的孤儿院里，等我回来。我负担一切费用。”
后来，我回到上海时，发现家里多了一个新的成员，名叫迈克。阿兰曾反对我承担这一新的责任，但是当迈克向他微笑并叫他“大哥”时，他接受了，而且给了迈克很大帮助。1937年迈克与阿兰一道去延安之前，一直住在我家里，但我不常见到他，因为他和阿兰都住校，周末或假日才回家来。
与阿兰回新西兰
1932年3月，我带阿兰回新西兰。他看到澳大利亚那许多港口，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搭船去新西兰需要22天，沿昆士兰海岸，经凯恩斯、布里斯班到悉尼，再搭4天船才到新西兰。当时，阿兰还在学校读书。英文不是很好。我们来到了克赖斯特彻奇市郊，我们在韦斯特科特的家，我父亲在那里有一个小牧场，安度退休生活。一天，我对阿兰说：“这里有3个英镑，你自己去买一辆旧自行车。你沿着这条路走，到转弯处停下来，然后搭电车到下里卡顿。那里有一家自行车店，或许有旧自行车卖。你瞧着办吧。”三四个小时后，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回来了。他说：“他们不愿像上海那样讨价还价。他们说了一个价，我说了一个价。他们说不行，这里只有一个价。”但他还是买了一辆。按钱数看，这辆车相当便宜，他从此行动方便了。他还学会了开汽车。我们家里有两辆老式的罗弗牌汽车，过去是我的兄弟用的。他能开其中一辆。一天，我接到警察的电话，说：“你家里是否有个年轻的中国人？他是否开一辆罗弗车？请告诉他，亮红灯时该停车，亮绿灯时该前进。还有，他有执照吗？”我说：“我想他没有，不过，这事交给我来管吧。”他说：“是啊，还是管一管吧。明天带他到县里去办个执照，也许他会开得好些！”这算是相当客气了。当时在新西兰，早年的反华人情绪还没有完全消失，仍留有残余。真正使之消除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许多新西兰人意识到这保住了新西兰不受占领。因此，中国比以前大有面子了。但在1932年，新西兰老家的朋友们我们视为老移民。其中一人来到我家，对我母亲说，他对她不得不照顾家里的一个中国人表示同情。我母亲说：“我们全都喜欢阿兰。路易把任何人带回家来，我们都十分高兴。”那位客人是新西兰著名的象棋手。所以，我母亲说：“喔，他会下棋。或许你愿意同他下一盘。”于是，他们就把阿兰叫来。阿兰来后，和这位朋友下了3盘棋，全都赢了。这就使他们对阿兰的看法有所不同了。
我在新西兰停留期间，回到莫瓦蒂亚的丛林牧场去看了一趟。我在韦弗利借了一匹马，踏上了约50公里的土路，听到清脆的鸟啼声那么抑扬动听，顿时心旷神怡。有些移民已经离去。我的老伙伴杰克·史蒂文斯仍竭力在不利的条件下奋斗。“沃里”比中国农民的小屋——我指的是单人独住的——气味更大。烤肉和烤面包的那些野营炉仍在地上。汗水湿透的衣服挂在未抹灰的墙上。山谷里有两位移民不愿同我见面，原因是我带了阿兰回新西兰，而他们很反对华人。我住了一夜，便骑马出山谷，踏上长岭，沿山脊往下去，一眼也不往回看。这里与我在上海头5年中梦想的美景相比，似乎是个邋遢的地方，当然风光之美并非上海的一个特征。
出山的路上，我看到沃尔特·韦伯现在住在韦弗利镇上一所领养老金者的小房子里。他身体胖多了，目光涣散，显然是怀念他过去酷爱的偏僻牧场生活。他说，他过得很舒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舒服，但他说着说着，话音便变弱了。我们两人都变了，所以没有很多话可说。
阿兰和我在新西兰许多地方旅行过。这对他是很有益的经历，特别是在提高英语口语方面。对我来说，我很高兴与5年未见的家人团聚一段时间。静静的炉边谈话、苹果和坚果、书与孩子、来访的好友，以及母亲的伟大精神散发出来的芳香，至今留在我的记忆力里。一离开城市，世界充满着自然之美。但回想起来，在新西兰的几个月只不过是我在上海11年的一段插曲。新西兰的生活与中国人民的命运的对比，使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前进的道路。
到香港后，我们还有富余的时间。于是便搭乘一艘小船先去海南岛，接着去越南海防，乘火车到河内。我与一位法国低级军官交了朋友，他的英语讲得很熟练，而且乐于向我详谈他对越南局势的看法。显然，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但如何发展还看不清楚。河内的老一辈店主全都识旧体汉字，新的语音文字还在初创阶段。所以，阿兰有什么要求就写出来，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回答。我们走马观花看了一阵，又搭船回到香港，从那里乘火车到广州，稍事访问后便回到上海。
上海的地下斗争
1927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盟友之后，共产党在上海的工作神奇地继续着，并没有丝毫中断。他们不顾一切挫败和损失，举办工人夜校，出版书刊，举行示威，保持与中国红军的联系。除了宋庆龄（孙中山博士的遗孀）和著名作家鲁迅与茅盾以外，我当年所认识的许多促成救国统一战线的人，现在都已成了名人，如潘汉年、胡愈之、黄华、田汉、夏衍、李强和因主张抗日而被囚禁的“七君子”。
在旧上海的那些日子里。“合法的”生意、贩运枪支、治外法权、肥胖的买办、白种人在东方的神话以及帝国主义的门面等等，都受到了威胁。凡是反对这些高级的东西、要求实现有利于人民的变革的热血青年，都会受到迫害和残杀。无论在工人或学生中，青年人都向往革命，几乎一致要求抗日、支持红军。当时的青年在思想上完全控制了局面。每逢南京路上有游行示威，店员们便纷纷上街，在当局的默认和警察头目的积极合作下，白色恐怖深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南京政府集中力量逮捕上海及周围地方的人。许多人被押解到南京，被刑讯逼供，然后送到雨花台枪毙。上海的行刑地点是龙华。杀害共产党、进步人士和开明人士——任何要求变革的人——已是司空见惯，报纸上都已不予报道了。一个外国警察头目说：“中国人当中，我只敬重共产党人。只有他们懂得该怎样去死。”其实，这些被他含混地承认了个人品质的人是要生存的，而且要使别人也能够生存。他们为活而斗争，要争取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更充实的生活。因为他们为创造新生活而死，所以他们都不怕死。我在1977年所写的“地下的上海”一首诗中说：
啊，歌唱者，来吧，
歌唱那些如此英勇献身的人，
他们不计自身付出的代价，
为变革一个腐烂的社会而战斗，
因为更加发作的兽性抑制着
可使人民尽情生活的一切。
为此而战斗的革命者忍受着：
从1927年到1937年，他们数以千计
被屠杀、监禁、拷打，
在艰苦的岁月里坚持着，
无人知道哪一夜晚
他或她将被捕去。
我们当时也在那种阴影下生活。尽管对欧洲人给予保护，但外国人一旦被发现在帮助红军，他的命运就很可能与亨利·巴林一样。传说巴林是在1935年因精神失常而自杀的，但据当时最能了解情况的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说，他是被上海的大秘密社团——青帮的职业凶手枪杀的。青帮与公共租界警察的特务部门沆瀣一气。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野蛮行径更变本加厉。日本人一心想打掉外国人的“面子”。1937年日军占领时期，有一次我到杨树浦工业区去，途中看到一排被俘的中国士兵，有两个日本兵在用棍棒打他们的脸。我喊道：“嘿，别打啦！”他们命令我坐的汽车停下，招呼了一队日本宪兵从附近的巡捕房里出来。在手持刺刀的士兵们的包围下，他们扒掉我的裤子。过了一会儿才有人在我的屁股上打了一掌，叫我走。我的司机吓得僵坐在汽车里，面如白纸。
天生的鼓动家——史沫特莱
1932年之末，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美国朋友莫德·拉塞尔（陆慕德）介绍我结识了另一个名叫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美国人。她比我大5岁，是一位天生的鼓动家。她是个感情复杂的女性，竭力反对封建大男子主义。她的思想已成熟地发展到要求参加政治活动，坚信用直接行动来解决人生的许多问题。她首先投身于像她自己一样的美国人民的事业，接着又投身于像她亲属一样贫穷、困苦、受剥削的世界人民的事业。在她整个后半生，她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越来越深恶痛绝。
1928年，艾格妮丝精神振奋地横越苏联，取道中国东北，南下抵达上海。这正是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开始实行恐怖统治的第二年。艾格妮丝在生活中感受颇深；使她痛心的是，像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里的警察竟不过是与反动秘密帮会相勾结的帝国主义的工具而己。她越来越能够巧妙地对付警察和暗探。他们想跟踪她，但跟不了多远。她是在逆境中长大的，对上海这种险恶的环境是十分了然的。但是，尽管她事事谨慎小心，你要是见到她，无论在盛夏或严冬，她的穿戴总离不了一点红色——深蓝衣服上的一朵康乃馨，帽子上的一只红鸟，红色的运动衫。这似乎是艾格妮丝的颜色，她格外喜爱这颜色。她有时候也许过于多疑，有的时候则警惕不足，但她似乎鸿运高照，总有办法从险境中脱身。
她随时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对各种事情会动很深的感情，有时为了某件办糟了的事情苦恼得筋疲力尽，以至于濒临神经崩溃。然后，成功的消息传来，她又会突然恢复活力，成为一个劲头十足的皮球，在她那套公寓房里到处又跳又唱：“勇敢的小伙子荡着秋千，飘逸在空中真畅快。”但是，如果这时有谁在留声机上播放这样一张牛仔唱片“走吧，小家伙，走吧，走吧”，就会使她脸色阴沉，潸然泪下。这首歌会勾起她对于在美国的往事充满柔情的回忆。
艾格妮丝认识我不久，便对我担任工厂督察一职很感兴趣，要我带她去各个工厂参观。于是，我领她去看了上海“模范租界”里偏僻街道上那极其普通而又令人吃惊的血汗车间。我向她介绍了上海工人所遭受的苦难和他们所过的非人生活。她说起当她看到许多人只图自己安逸，过着庸俗不堪的生活时是何等反感。当她进一步深入社会时，发现有些人并不满足于用哲理去解释生活的现实，而是毅然要去改变它。她十分欣喜自己看到了这股决心变革的强大潜流，它不仅使她的生活有了意义，而且也影响了许多其他有头脑的人。我告诉她，当我看到一批缫丝工会的工人在无锡被作为“共产党”残杀之后，我对在旧制度下可能进行改革的幻想最后破灭了。我开始意识到，只有进行根本的变革才是唯一的出路。她的一双大眼睛从桌子对面紧紧盯着我，然后倾过身来抓住我的手腕，坚定地说：“那就让我们投身到这场变革中去吧！”
艾格妮丝在是非面前是一位无畏的战士，她的极端认真的态度影响了许多人。她明于知人，似乎凭直觉就能知道到哪儿去找那些真心诚意的人。即使在黑暗的上海，她也能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一批各国的仁人志士。这些人士对日常所见的邪恶愤愤不平，都愿为改变这一切做些切实的工作。她还与宋庆龄、鲁迅、茅盾等这样一批进步人士保持密切联系。萧伯纳来上海时会见了鲁迅，艾格妮丝也常同这位爱尔兰老人见面，彼此视为知己。
艾格妮丝另有一些朋友是需要她保护的。她那套公寓虽然很小，却有许多客人要住上些日子。我特别记得周建屏，他是一位红军将领，装扮成鞋匠，随身带着一副鞋摊用具。他是从江西苏区来的，给她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写作素材。艾格妮丝告诉我，在他离开她寓所那天，她如何提心吊胆，生怕可能一直在监视她住所的警方特务把他抓走。尽管心情紧张，她还是在手提包里放了支手枪，站在人行道旁进行了掩护，目送他安全离去。我们和她打趣，问她究竟拿了枪有什么用，她说：“要是有人想抓他，我管保会开枪的。”“你们也许不相信，一个人要是真下了决心，就什么都干得出来！我可不是富贵人家出身！”
上海的外国报纸对她的政治攻击越来越激烈，特务对她尾随不舍，她很难忍受这种逼人的气氛。她开始感到迫切需要换个环境休息一下。她已收集了大量的写作素材，于是，在1933年，带着这批材料去苏联。她在疗养院休养期间，奋笔撰写了第三本书——《中国红军在前进》。接着，她在匆匆周游世界后，又回到上海，当时的身份是自由撰稿人。她决心收集更多的材料，竭尽全力对她最热爱的中国人民做出最大的贡献。
志同道合
我自己的觉悟也提高了。在与亨利·巴林谈了1929年初无锡处决6名缫丝工人一事后，他开始把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拿给我看。巴林多思熟虑，一直在尽力设法实行社会变革。他来找过我一两次，同我讨论我阅读过的书。此后两年，我又读了大量书籍。我的工作使我越来越相信旧的世界制度（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我告诉巴林，我已得出结论，认为旧的制度必须推翻，我将永远尽力帮助把它推翻。显然，我开始得到他的信任。有时，他把一位中国朋友带到我的住所来，要我陪同去杨树浦或去西区的苏州河。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机会做多少工作。我做了他让我做的事以后，他总是说：“这很好，很有帮助。”
1929年夏季去绥远救济饥荒的经历坚定了我日益加强的信念。其后，1932年在湖北救济水灾的工作，使我第一次看到贺龙领导下的解放区，深受鼓舞。因此，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上海那些年，除了我的公务以外，我想方设法帮助在地下展开的政治斗争。往事如麻，但都是我参加的斗争的组成部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实际上是在青帮——中国的社会黑帮控制下。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关系，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都有。救火员是通过青帮在消防处的代表秦龙泉（译音）招募的，他们必须花钱买职位并听他的话。陆连奎则是青帮在公共租界巡捕房里的代表。青帮带头镇压共产党，三大头目是所谓“剿匪司令”，国民党曾授予高级勋章。
尽管政治气氛使爱国进步的中国人及外籍同情者经常处于危险之中，我感到人们推翻旧制度的决心有增无已。
1934年，志同道合的人逐渐集合在一起讨论政治。这主意主要是汉斯·希伯提出来的。他是德国籍的政治经济学作家，在英文《太平洋事务》杂志发表文章，笔名“亚细亚人”，中文名“希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说，我们应该懂得理论，但是她太忙，再说她并不懂。与我同住在愚园路一所三层楼房的电气工程师亚历克·坎普林（甘普霖）参加了。还有马海德医生，他已被艾格妮丝视为可能争取来参加革命的对象。其他人还有奥地利籍进步女青年鲁思·韦斯（魏璐诗）、汉斯·希伯的妻子特鲁德·罗森堡（卢秋迪）、左翼时代精神书店的荷兰籍经理艾琳·魏德迈，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四位女干事塔利撒·格拉克（耿丽淑）、陆慕德、利尔·哈斯（夏秀兰）和邓裕志，麦伦中学的教师曹亮①。汉斯·希伯任我们的政治指导，后来，他在山东沂蒙山区新四军工作时被敌人杀死。
我们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和《工资劳动与资本》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其他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土地所有制问题、社会发展史、亚细亚社会革命道路的论述。我们讨论中国及国外时事，特别是上海的形势。这类聚会，根据各成员的意见，不定期地在不同地点举行。每当使用史沫特莱在法租界的小套房时，我们就找另一个门进入伯尔尼公寓，先上屋顶，再下楼梯进屋。她完全相信她家的大门是被人监视的。有时，她使用其他人不大知道的房子，但从不使用我的家作为聚会地点。
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与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使我们不断获得关于江西革命根据地多次反围剿的消息。一位中国联络员朋友会带来一张江西省的大地图，指出蒋介石进行围剿以及后来开展斗争的地方。地下组织还会交给我们一些事情做，或要求我们传递信息，这往往是颇为冒险的。
地下工作
甘普霖①是上海电力公司的电气工程师，所以在我们住所的底层设有他的一间小工房，里面有一台车床和其他工具。往往有人送来手枪之类的武器要他修理，他在公司里执行技术职务的空隙，有时也做地下工作。他的技术本领和创造能力无疑在许多方面是有用的。有一次需要在我们家里设置地下电台②，与正在国内一些地方进行的长征保持通讯联系。发报机就安装在我们顶楼的房间里。甘普霖不通过电表，直接从干线上接电源，并设法在夜间收发电讯。当然，电台要经常迁移，以免被侦出位置，但在我们那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有一个星期日，我们正在走廊上喝茶，看见一个由巡捕、包探和上海电力公司一名工程师（他恰好是我们的朋友）组成的检查小组，正在查找输电线哪里漏电，挨家挨户慢慢地查，一直查到我们家里。检查组近在眼前，已经没有时间去拔掉发报机上的电线了。所以，我们就坐着等。他们先去看在底层的厨房，再去看冰箱，在那里的确发现了漏电。我们的朋友、那位电力公司的工程师说：“冰箱漏电！冰箱漏电！”于是，我们把他们全都从底层的厨房请到餐室，给每个人斟上酒，又热情地欢送了他们。当夜，我们就把无线电移往法租界专门为此物色的一套高层房间去了。
我的住处在兆丰公园附近安静的郊区，偶然也用作重要的逃亡者的家。有时，艾格妮丝会给我通电话，约我到某餐馆与她见面，到那时，她便介绍我认识一个中国人，并给他取上个欧洲人的名字，“这是塞缪尔”。如果上次介绍的是塞缪尔，这次就说是迪克。“请带他回家去，到适当的时候，他自己会走的。”她有时直接把他们带来留在我那里，并说：“你们如果要干革命，就不能让任何女朋友到家里来。”我们家里的佣人始终非常好。他们肯定起过疑心，但从来不说，外表上总是显得一切完全正常。
我记得，有一天，艾格妮丝把一位眼睛近视的中国教授陈翰笙和他的夫人带到我家。到他们走的那天，她让我领他们上一艘即将启航的轮船，护送他们进船舱，再在开船前鸣笛混乱的几分钟里走下舷梯回来。他们要带上两束红色的唐昌蒲，好像是为别人送行。①为了使他们更好地伪装，她让他穿上白衣裳和短裤、长袜、棕榈滩流行的上衣，还戴了顶软木遮阳帽。他尤其不能戴眼镜，因为通报他的特征时肯定会提到这点。看到这位仪表堂堂的教授戴着不习惯的头盔却装得若无其事，眯起一双近视眼，透过红花向前瞅着，心里巴望他不要摔倒，可真有意思。我们从站在舷梯下的一组包探身边走过，但他们对显然像上海典型的阔佬的陈教授不介意地仅仅看上一眼。我回来告诉艾格妮丝他们已经安全出发，她欣喜若狂，立即提议聚会庆祝一番。
另一回，日本友人鹿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来到我家。他们是鲁迅的老朋友。由于他们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曾被监禁和拷打，释放后又监禁，反复多次。抗日战争爆发时，他们参加了一个歌舞伎剧团来上海。日本警察要逮捕他们，所以战争头几天形势紧张时他们躲避在曼尼·格兰尼奇的公寓房子里，晚上同阿兰和迈克一起睡地铺。“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使大家为难，还不如自杀的好。”我责备他们说：“怎么能这样讲？！让我们想想办法。”于是，我们安排他们搭一艘船去香港。他冒充一名中国传教士要去参加一次会议，但突然患气喘病；他的妻子冒充上海的一名护士陪他同行。幸子的上海话已说得相当好。两人占用一个舱，舱里放满了供吸入的药物。这样，巡逻的日本兵在船上经过时就不会加以注意。一切按计划完成了。他们到了香港，由赵德峰（译音）、章乃器等朋友转送至武汉。我后来在武汉和重庆再次见到了他们。他们在重庆主持战争期间被俘日本兵的重新教育工作。事实表明，相当一批日本俘虏在战后都成了中国的好朋友。不幸，鹿田亘与妻子离婚，并与另一女人结了婚。池田幸子热心于对华贸易，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忠实可靠的朋友。
格兰尼奇夫妇与《中国呼声》
我们久已议论要在上海办一份英文杂志，帮助中国人提供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中使用的事实情况。当时，国民党正想方设法粉碎抗日运动。在上海的爱国进步人士找不到可以畅所欲言的出版物。但是，帝国主义的一个矛盾是，一份在外国登记的杂志，在上海公共租界出版就可以免受中国人办的报刊所必须接受的检查和压制。因此，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便着手与在美国的朋友联系，并且就该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终于，美国共产党两位老党员马克斯·格兰尼奇和格雷斯·格兰尼奇受党的派遣在1935年抵达上海，以编辑出版这样一份杂志。《中国呼声》成为中国第一份支持学生的呼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英文出版物。①
马克斯·格兰尼奇，朋友们常称呼他为曼尼·格兰尼奇，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美籍犹太人家庭。他年轻当工人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并被派往苏联。他在苏联工作了两年，开始时在一家汽车厂里当工人，后来当专家。1921年回国后与格雷斯结婚，她也是党员。夫妇俩在20世纪40年代与威廉·福斯特一起积极参加了反对错误领导人的斗争。
格兰尼奇夫妇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以极大的决心创办了该杂志，每月出版两期。内容包括各种文章，还有诗和书评。但主要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罪行和声援学生的救亡运动的文章。这些文章以无数事实描述了中国劳动人民在那黑暗的年代饱受压迫和剥削的痛苦。格兰尼奇夫妇常常含着热泪翻译描绘旧社会和人民生活的文章。
宋庆龄立即并不断给予《中国呼声》以宝贵的支持。为庆贺杂志的出版，她安排了一次周末游览杭州的远足。格兰尼奇夫妇都略微化装，曼尼戴上假胡子，格雷斯戴一顶宽边帽。鲁迅像宋庆龄一样是《中国呼声》的重要赞助人。他的不少作品都在杂志上翻译发表过。不消说，我们只要不用他的名字，可以翻译利用他的任何一篇文章。作者的名字往往是化名。例如，R．奈尔斯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来源于我们称呼她“锈铁钉”），露西·维伊是魏璐诗，P.T．奥布赖恩是马海德。除了1937年初我去国外工作旅行以外，我在每一期上都发表文章，所用的笔名有凯特·道森、理查德、霍华德、赵大（或太）琪、韩素梅等等。我所写的文章如《岳飞——中国的爱国者》、《太平革命》和《台湾——我们失去的领土》，表明了我早先对中国地理和历史的兴趣，但大部分文章特别是写了战争风雨欲来时上海当地的情景。原定出版的最后一期载有我的一篇文章《我们和平爱好者必须战斗》，阐述了我把保卫和平作为崇高理想以及必须同日本法西斯做斗争的最早的看法。
王安娜，即反对希特勒的“亚利安人”，当时共产党干部王炳南的妻子，同这一伙人合作得很好，给予杂志一切可能的帮助。她在中国积极工作，协助人民的革命事业，特别是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及继同盟之后的组织，直至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她离了婚，回德国后与一位科学家马滕斯结婚，他不久便去世了。王安娜几次重访中国，至今仍是德中人民友好事业的一位领导人。《中国呼声》自1936年3月15日起办，至1937年11月1日止。第一期印行2000份，每份售价一角。第三期增至5000份。尽管蒋介石在上海的流氓中偷窃，尽管新加坡及亚洲沿岸的英国当局公开压制，每期都是很快便销售一空。的确，我们在上海出售或分发它毫无麻烦，杂志一到报摊立即被等在那里的学生成捆地买了带回学校去。
随着形势的恶化，《中国呼声》日益名声大振和深入人心。从1937年3月号起，增出了部分中文版，用中文刊印一些重要的文章。即使在今天，重读它的篇页，其犀利的文笔、火热的爱国情绪和大胆的报道，仍使人惊叹不已。在不到两年时间内，这个刊物登载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大事，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采访了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7位领袖的审讯，报道了西安事变，从各方面谴责了日本的野蛮侵略。无怪乎敌人对它越来越不能容忍，正当11月15日那期准备出版时，杂志遭到查封。日本宪兵冲入印刷车间，捣毁了印版。
我至今保存着一份稀罕的末完成的拷贝，上面写有“纸型”——从未打印。日军毁了版样。已准备付印的部分包括社论，题目是：《上海往何处去》《上海的陷落》及《华北的新阶段》。还有两篇对红军将领的采访记，附有他们的照片及编者按，题目是《彭德怀论游击战争》和《朱德对战局的分析》，这份纸型是我的珍藏，直到1983年我才将它送给了北京的博物馆。
格兰尼奇夫妇在一年后回美国，我迁入他们的那套公寓房居住。有一天，特别巡捕打电话到办公室问我是否住在那里，是否知道前居住者的行踪。我说，他们已回美国。接着听到“一对坏蛋，狗娘养的共产党”之类的话。我暗暗地说：“天哪。”
格兰尼奇夫妇在上海两年期间不仅是国际新闻记者的楷模，而且竭尽所能帮助了中国人民的斗争。他们密切注视解放区的发展情况，并介绍了不少学生去延安。在关键时刻，特别在西安事变期间，他们与宋庆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搜查她的房子，他们一度迁住在她家里以便保护她。格兰尼奇夫妇回美国之后创办了另一刊物《今日中国》，支持中国，特别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组织了一个夏令营，以教育被德国法西斯屠杀的犹太人家庭的孤儿和子女。他们热心于青年工作，主持佛蒙特的夏季学校直到年迈体力不胜任之时。
忆鲁迅在上海
我在上海时读过许多鲁迅的作品，但与他本人并不熟悉。仅有的几次会面，使我对他的直感、直率和精神留下深刻的印象。有时，我可以看到他顺着北四川路走，草帽遮住前额，步履稳健，旧的白长衫下显出他细瘦的体型。
1935年底①，一天傍晚，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约我同她到斯高牛塔路鲁迅的家里为她做翻译。她通常用德语与鲁迅谈话。我对艾格妮丝信任我而要我担任的角色缺乏信心，不知道那位参加长征后回来报告的作家冯雪峰讲什么方言。我在日常工作中用上海话，并正在上普通话课，讲得还不好。
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夜晚，尤其是听冯雪峰介绍张国焘从四川西部阿坝藏族地区卓克基到两河口会见毛主席、朱德将军的情景。毛、朱两人徒步去欢迎张，而张像国民党将军一样骑在马上，周围的部属也都骑着马。我在翻译过程中有时在一个重要的字上“卡”住了，冯雪峰很生气，厉声说：“你连这样简单的一个字都译不出来！”于是，鲁迅便站起来，倒上茶，鼓励我们接着谈。冯还讲了张国焘企图破坏毛主席的计划，自己掌权。这次谈话使艾格妮丝有机会写出对外界发表的第一篇关于长征的报道。
那天夜晚，在离开鲁迅的住所时，艾格妮丝交给我一册新出版的她自己和鲁迅合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我将它寄往新西兰，妥当保存，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1968年赠给了绍兴的鲁迅故居。
鲁迅的面貌清瘦，目光深邃，他是中国进步知识界的主帅。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无所畏惧、疾恶如仇和蔑视名利、地位与财产。他在品格上、智力上是位巨人，他的心灵主宰着受疾病折磨的身体继续为他工作。
鲁迅不装腔作势，不拘泥形式。像他那样明确而热情于写作的人，不可能是文学官僚。他讨厌教条主义。他会耻笑那些专门喜欢从他的作品中抽出某些语句和词组以寻找隐藏含义的人。他从来不刻板拘谨。
我和一位朋友在上海参加了11月7日的十月革命庆祝宴会后离开时，正好看到了情绪轻松的鲁迅。他在灯光暗淡的大厅里一时找不到自己的帽子，后来发现掉在衣帽架后面，他就把帽子像皮球一样往过道踢去，快活地喊道：“和黄包车夫的帽子差不多，我就是一个黄包车夫。”
鲁迅的肺病越来越严重，人们劝告他完全休息。有人介绍他进一所私人医院。我到郊区江湾去了解情况，向关心的朋友们报告所有的细节。但鲁迅坚决不进任何一所医院。他知道自己病情垂危。他说：他正听从一位当医生的日本朋友的嘱咐；他还有许多事要做，要很好地利用剩下的时间。他保持这种顽强的精神，努力工作，死而后已，这对他一定是极大的满足。
1936年，在上海基督教男青年会举行的版画展览会上，我看见鲁迅忙于为簇拥在周围的青年签名。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早些时候，曼尼·格兰尼奇曾受宋庆龄的差遣到鲁迅家里去了；宋庆龄最重视鲁迅的健康。曼尼在鲁迅家门口给他照了一张相片，我把曼尼给我的那张照片放在皮手提包里约莫10年之久，最后丢失了。
直到宣布鲁迅在1936年10月19日逝世，官方审查员才对他的名字解禁。他在上海的葬礼令人难忘。教师和学生离开了教室，店员离开了店铺，工人离开了工厂，受迫害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从躲藏的地方出来送殡。行列中有宋庆龄和她的弟弟宋子文；宋博士帮助将棺材下放到他最后安息之所。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共产党人崇敬鲁迅全面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力量。他写作的简练而精彩的故事达到了中国前无古人、世界上也很少有人达到的水平，像完美的瓷器那样，是经得起检验的珍品。他的不朽作品使他永世不殁。
宋庆龄——永不消逝的记忆
我在上海的年代充满着记忆，其中许多是关于宋庆龄的。从国民党在1927年接收上海到1937年撤至内地，她从未停止斗争。她表面上是一位退隐的夫人，住在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先夫孙中山博士的寓所。其实，她一直很活跃，感到自己有责任秉承丈夫的遗志，尽一切办法继续为革命工作。她坚如磐石，是一个钢铁女人；她从未失去还政于人民的理想，以卓越的办法坚持不渝。然而，她总能保持个人的魅力，善于将它用于工作。她虽然专心致志于需要她决定的大事，却也会以幽默和妙语给老朋友的许多聚会带来轻松气氛。“苏吉”，朋友们这样称呼她，她给同她一起工作或以各种方式受她影响的人留下温馨的回忆。
我在她出任武汉政府的部长时期就读到过关于她的报道。后来，她在莫斯科，我又从文森特·希恩和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著作中读到关于她的情况。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1929年，当时孙中山博士的灵柩从北京迁往南京的陵园，我和一批上海童子军站在道旁，看着她默默地与她的妹夫蒋介石一起走在前面，但保持着一定距离。在我看来，她是那一场面的中心人物。但直到1933年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带我到她在上海莫利爱路的寓所，我才认识她本人。我听她回顾20世纪20年代初期从广州脱险的往事。当时军阀陈炯明的士兵在街上射击革命者。她藏身在死者中间，后来伺机匍匐逃离现场，到一家家店铺去要求避难，终于找到了一家。她后来弄到一条船，与丈夫在珠江上的一艘军舰上重聚。
此后几年，直至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我更是多次见到她，因为她积极参加进步工作，这对大家是很大的鼓舞。埃德加·斯诺深受她的影响，1936年他将《活的中国》一书献给她时，写道：“她的刚正不阿、勇气、忠诚和美好的心灵是现代中国最优秀品质的活生生的象征。”当讯息传来，需要派一位进步记者和一位医生到西北去时，她做了工作，使埃德加·斯诺同意与马海德大夫一起进行这次冒险的旅行。她给予帮助的事还包括援救许多前政治犯，从事各项她越来越把它们当成自己事业的工作。她设法使第三国际派遣的德国人保罗和格特鲁德·鲁埃格夫妇①从南京脱险后得到照顾，并把他们的儿子留在自己家里，以后送往苏联去学习。即使她不亲自去做某件需要做的事，也总有办法物色到她可以信赖的人去把事情办好。有一个时期，需要到沪东去取一箱手枪和子弹，转交给红军。尽管巡捕检查得很严，她把箱子放在人力车上自己的脚前，顺利地通过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所有的卡哨。巡捕把她的车停下来时，她扬一扬她的名片，他们就放行了。这只皮箱后来送到我的套房，存放在一间小屋里，我离开上海去办“工合”时才由我送到另一个她指定的地点。
1933年我认识她以后，她要求把所有给我的信阅后立即销毁，所以我手头无信可翻阅。我写信时总称呼她“姑母”，她在信里称我“比尔”。
我永远不会忘记国民党撤退后她离开上海的那个灰暗的冬天的早晨。轮渡载客由南京路码头驶往在江中心抛锚的大海船。码头上到处是巡捕、侵略军的宪兵、包探等等。她打电话要我坐一辆出租汽车到她家里去。我到达时，她正同两位已同意看管她的房子的外籍妇女喝咖啡话别。壁炉里炉火正旺，屋子里很舒适，外面却又冷又阴郁。她同她们谈笑风生，然后挥手告别，同我一起坐在车里，李妈——她的忠实的同伴和管家坐在前面，手里提着一个小布包袱。她挎着我的胳臂走过所有那些面目狰狞、虎视眈眈的家伙，愉快地交谈着，神态自若。没有人查问我们。海船泊在江心，朝着下游，联络船不久便驶开，大船启程了。直到1938年我去香港才重新见到她。在她帮助下，承蒙她的弟弟宋子文安排了我的飞机票，我才能及时抵达当时的首都武汉，开始搞“工合”运动。
幕后人——刘鼎①
我的住处既已用作革命干部可以居留的地方，我们不久便习惯于和陌生人来来往往而不知其真名实姓。艾格妮丝带他们来时，总给每个人起个英文名字。
1935年，一天晚上，艾格妮丝来时，陪同她的是一个身材不高的人，她介绍说是查尔斯。“他将住在你们这里，直到他去别处。”她说。于是，查尔斯成了我们家的一员，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刘鼎。在此期间，他有时要我那个上学的儿子迈克坐我自己的福特牌汽车去运送东西。因为在《中国呼声》杂志的出版不受公开干涉之后，那些人还秘密印发许多传单、小册子等支持统一战线政策的材料。后来，我听说警方正在寻找我那个号码的汽车，便赶紧把它卖掉。由于我还在消防处工作，我的红色公务车有时特别有用，可以把救亡者送过巡警的检查站或送到公共租界以外。他们坐在后面可以避免检查。
刘鼎住了将近一年，便去西北。他再次来上海时，带来了一个勤务员“小鬼”，即红军中年幼而不能参加战斗部队的孩子。那孩子穿着西北农民的衣服。我出去给他买了淡蓝色短袖运动衫、卡其布短裤、白袜子、皮鞋——这些都是当时上海上层阶级孩子们的便服，好让他更换。他穿上衬衫后，在场看望这两位来访者的艾格妮丝一眼看见了他前臂上刺着锤子和镰刀花纹，便抓起孩子的胳膊，一边大笑，一边激动地吻着这个徽记。我随即出门又给他买了件袖口有扣子的长袖衬衫。
一天晚上，我们与艾格妮丝一起乘摩托艇游黄浦江，故意经过停泊在江上的外国战舰让他们看。刘鼎认真地与艾格妮丝议论了许久，后来要我给红军购买一套医疗器械及其他供应品。我们把这些东西装满了一只大皮箱。几天后，他便带着箱子同他的小勤务员回西安了。他说，以后将驻在西安。我答应夏天休假时去看望他。我计划在那里度假。
长征结束，红军在陕甘宁边区会合后，我们便开始努力购买和运送大批药品到遥远的西北共产党地区去。第一个问题是在上海如何购买。除非订单由某个可被接受的人副签，否则药房不会交货。但是，药房会接受派往南京政府的国际联盟的卫生专家的签署。奥地利医生埃里克·兰道尔是有这一身份的专家，签过几批订单。另一位专家，南斯拉夫医生波契克，副签了由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带往延安的药品订单。为了取得他们的签字，必须乘火车从上海到南京，找到他们，然后尽快回来。第二个问题是把货运到西安交给谁。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想了个办法，并果断地采取了行动。她找到一位反法西斯战士、从德国逃亡的犹太难民赫伯特·温奇医生，他同意为此在西安设立一个牙科医疗所。由他通知刘鼎去取货。刘鼎越来越成为幕后的重要人物了。
换钱的冒险经历
1936年9月，从西安传来消息①，希望我去接受一项任务。我同雷士德工学院一位年轻的英国教师和一位中国中学生董中祥一同出发，表面上一起去旅游。我们最先住在临潼华清池宾馆。我住的那间房，后来艾妮格丝·史沫特莱也住过，再后来便由蒋介石住，他在西安事变中就从那里逃到山洞里藏身。我们抵西安时，受到城里一队队士兵的彻底检查。刘鼎已成为张学良的总司令部参谋，虽然他实际上是红军派驻的代表。一天晚上，他来访，说：西安的工作迫切需要用钱，要我携带红军最近攻入山西时缴获的巨额山西省银行钞票，去唯一能大量换钱的省会太原，把钱在钱庄换为中央发行的钞票，然后运到上海，电汇回来给西安的刘鼎。事情紧急，必须立即办好。
第二天早上，我们正要搭火车离西安，北上太原时，刘鼎来到车站。他带着一个白色的大帆布袋，内装钞票，票面值最高的是10元，绝大部分是1元的。省里银行发行的钞票，大都标明发行的地方银行的字样，如洪同、临汾等等，正是红军已深入的那些地方。
我们乘的是崭新的绿色快车，保养得很好。硬席（当时的3等）车上的列车员要求我把帆布袋存放在行李车厢，因此出现了一些麻烦，我最后胜利了。我们在郑州换上了北上的车，抵达石家庄，再换当时的窄轨火车到太原。我们住在离火车站不远的老法国火车旅馆。我独占一间，他们两人合用一间。入夜，我清理钞票，分成3包，为太原城内仅有的3家钱庄各准备一包，这些钱庄都全部或部分归军阀阎锡山所有。被枪弹穿孔或血污粘在一起的钞票则分成另一包，以后再处理。
第二天早上，我打发两位同伴去参观著名的双塔，告诉他们中午回来，以便离太原，回石家庄和北京。
他们走了以后，我选雇了一辆最漂亮的人力车，向车夫说明包用半天，便出发去兑换那大量钞票，每包约值3000元。我必须冷静、镇定，略带一点西方人的傲慢，偶尔议论几句英美烟草公司，提一提华洋义赈会；我说我是它在上海的一名委员，它正研究在汾河上的某项工程。我必须赶在这几家钱庄有时间互相通气谈论我这个外国人以前光顾每一家钱庄。计划成功了。钱全部兑换好，我带着整整齐齐的一包中央发行的钞票，与另两人在火车站聚齐，随即快速驶出了太原。我从不曾像那回那样高兴地离开一个地方。如果遭到盘问，我答不上来，必然引起怀疑，因为那正是一个危险的时候。
在北京，我清理了剩下的钞票，把它们弄干净，并送到火车站前的小钱庄去换。还剩下一些很脏的，我带至上海，交曼尼·格兰尼奇等朋友处理。宋庆龄将款数凑满1万元，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章乃器电汇给刘鼎。
幸而有章乃器承担义务，又有宋庆龄说服他冒此风险。后来我们都十分高兴听说集中弄来的这笔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被刘鼎派了很好的用场，来完成各项工作，一直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前。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对人民的事业极为重要。驻扎在陕西北部进攻红军的国民党东北军司令张学良将军和17路军司令杨虎城将军，接受了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对他们的进谏置若罔闻，反而派遣他嫡系的20万大军进攻西北红军及其机关，因而激怒了广大官兵。两位将军抓住蒋介石抵达西安指挥“剿共”的时机，于1936年12月12日逮捕了蒋介石及几十名高级军政官员。在一阵交火之后，蒋介石的卫队失去了控制，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住室后面的山洞里被少帅的士兵捉住。这一意想不到的行动使南京政府陷入危机，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反响。在德国，汪精卫匆忙去会晤希特勒，准备回中国接管政权。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叫嚣要“讨伐”张、杨，炸平西安。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和她的弟弟宋子文极力主张国民党政府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她央请W.H．唐纳德（端纳）飞往西安，探明情况，居中调停。端纳原是一名澳大利亚记者，曾任张学良的顾问，1933年后任蒋介石的顾问。宋美龄和宋子文也去协助谈判。英国和美国的许多人同情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主张。苏联人完全支持蒋介石，认为他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
鉴于一触即发的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协助解决问题，蒋介石在接受了意味着他必须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条件后，于12月25日获释。但后来，他自食其言，将张将军软禁。杨将军被监禁在集中营达12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与全家一起遇害。
周恩来及其能干的助手们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在关键时刻对民族建立了殊勋。红军赢得了免遭沉重打击的喘息之机，并能在其控制下在不断扩大的地区组织民众抗日，因为国民党对日本只是进行一场象征性的战争。由此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常常徒有其名，还受到国民党的分裂和破坏，但为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铺平了道路。
在上海，我们从广播中密切注视着西安形势的发展。基督教男青年会的美国人乔治·非奇（费吴生）从南京播音，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则从西安播音。整个事件昭然若揭，人们看得很清楚，谁是为了中国人民，谁不是为了中国人民。对艾格妮丝说来，突然发现自己恰恰处在一件大新闻的中心，可以独占鳌头，这简直是记者的美梦。除了温奇大夫从西安住处出来不幸被流弹击毙，使她深感悲痛以外，艾格妮丝对发生的一切极为兴奋，尤其是当时监狱被打开，被俘的红军、孤儿和孩子们获得了自由。她正患重感冒，有几天音哑失声，但被邀请向全世界广播西安真正发生的情况时，她欣然接受并这样做了。当时在西安的另一名外国人——新西兰的詹姆斯·贝特兰也参加了国际宣传工作，后来在他所著《中国的第一幕》一书中发表了西安事变的故事。
周游世界
1937年初我第二次休长假。首先在克赖斯特彻奇的韦斯特科特过了一些日子，然后北上访亲问友。我在市集日抵达韦弗利，得以见到我在那里的许多老伙伴。在奥克兰，我见到了一些人，他们对我介绍中国的情况颇感兴趣。其后，我登上了一艘大船去美国，开始了我考察工业安全条件的世界旅行。
这次旅行增加了我的阅历：在新西兰工人的手上也可看到铬洞；工厂督察对工厂里的锯没有安全装置不提意见，因为他接受厂长大量零头木料作为家用燃料；在美国，国家的工厂监督是荒唐的笑话，唯一有效的工厂监督是保险公司或其附属机构在“切实有利可图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英国，工厂督察有效率，但是由于防止“过多干涉厂方”的限制，不能很好地处理有关人的问题；在印度，工人在政府的心目中，简直不是人；在马来西亚，工人“只是孩子，你知道吗？”我还认识到，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哪个地方比中国工人更有创造性，比他们更能掌握技术、使用技术。关于这一点，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的人，谁都知道得很清楚，但西方世界整个说来尚未发觉。
顺着这些思路，我特别忆起与友好的人们在美国各地到处奔忙的那次愉快的旅行。我参观了加利福尼亚的一些小工厂。上海有的公害，绝大多数在那里也有，而且听之任之。在芝加哥，工厂督察不过是监视工人的政客。有一位带我去参观，竟然找不到我们要去看的厂。他们领我去看了一个好的统计部门，那里记录了每年4万多起事故。在劳工赔偿法庭，律师为案件辩护，透视骨折及其他工伤的X光片像骨头一样在一群狗中抛来抛去。充当我的向导的那位工厂督察，原来是美国军团的成员，他说他在团内是乐队的鼓手。
在俄亥俄州托莱多，我来到工厂督察长办公室半掩半开的门口，他的女打字员正坐在他膝上。他腾出身来，给了我一些材料和一张名片，介绍我去参观一所在劳动时间向工人供应冰淇淋的玻璃工厂，把我尽快打发走。在匹茨堡，带我去参观美国钢厂的人指着更衣室尖刻地说，由于有了工会，现在就得搞这些瞎胡闹的东西。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人到处都一样，应该清除掉。
在纽约，偏僻的街道上有许多小厂，成衣工人在不通风的低矮厂房里汗流浃背地劳动，原来以为美国不会允许存在那种情况，事实却完全不是那样。在英国，伯明翰和伦敦周围的许多小工厂，设备又老又差，光线很差，劳动条件差，颇像中国沿海的许多工厂。
我尽可能找小厂，而且往往发现它们与上海的一些较差的工厂有相似的条件。西方没有什么可吹嘘的，我看到兰开夏古老的、设备陈旧的小纺织厂。看到古板的工厂督察，头戴圆顶硬礼帽，衣着无瑕。看到在验尸法庭，法官向证人嚷道：“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像个人那样站好！”那证人是已死工人的兄弟，说：“他正在房顶上拿了点四乘二的木料……”法官大吼一声，打断了他的话：“你别在这里说你的行话。四什么？二什么？”很快就议定了最后的判决。那是陪审团的成员胸前握着《圣经》，口中念念有词，刚刚凑成的关于国王、上帝等等老一套话：“死者伤及后头骨等等。”那位工厂督察拈起手杖、手套和圆顶硬礼帽，一本正经地迈步走向他的汽车。好奇的访问者尾随着他。
不论在伦敦、芝加哥或上海，在首先考虑利润的国家，法庭都大同小异。我想起了在上海审理过一桩案子：一个锯厂的工人不慎被电锯带着，从头到脚整整劈成了两半，他的两半片毡帽也掉在地上。这情景似乎使官员们感到有趣！我不禁纳闷，这样看待人间的悲剧，看待我们的社会赖以生存的人，我们成为什么了呢？
日本进攻下的上海
我在美国旅行期间，听到了关于卢沟桥事件的报道。紧张局势发展到长江以南，上海成为日本人增兵的要地，已派遣一支强大的舰队到吴淞，两艘巡洋舰和几艘驱逐舰驶进黄浦江。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派装备最好的部队，摆出抗战的架势，以招引西方的支援。8月13日，中国军队在苏州河以北和以东、公共租界的虹口和杨树浦区对登陆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发动首次攻击。中国军队越战越勇，几次使日军遭到毁灭性打击。双方的炮击和轰炸使这两个地区和邻近的闸北和江湾的大部分几乎化为废墟。
接着是8月14日“血染的星期六”。炸弹突然落到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和港口之一的上海，那里的街道和港口正挤满了从闸北和江湾的中国区到公共租界来逃难的难民。据说，下午4时半，3架中国轰炸机飞过公共租界的繁华区，向日本旗舰——出云舰俯冲。它们遭到强烈的高射炮火，飞机驾驶员在南京路外滩口上扔下了两枚炸弹。其中一枚击中了华懋饭店，炸毁了上面几层，炸死了大量中国人；另一枚落在华懋饭店和汇中饭店之间，炸死炸伤大批中国难民，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沿路的豪华商店的橱窗都被炸飞，许多车辆起火。
这次空袭的结果是，眨眼之间1000多人死于非命，许多人被炸成几段，另一些人烧得无法辨认，胳臂、腿以至人头散落各处。数以万计的人受了伤，许多人爬行至道边死去。这是现代战争史上所见的最可怕的情景之一。全城一片慌乱。人们不明白这些炸弹怎么会在这个人群拥挤的地区脱钩。据报道，中国的官方人士说，炸弹架被高射炮火击坏。有资格的观察者似乎普遍认为，飞机驾驶员被弹片击中后，惊慌失措，试图把炸弹扔掉，显然想投放在跑马厅附近的空地上。他后来使已损坏的飞机在华界着陆，因是垂直落地的，所以再也无法弄清炸弹架是否真正被击坏了。
日本人进攻上海以后，我在后半段旅行中感到可能会要我提早回去。在战争时期，还要在欧洲游荡，不断地踏访工厂，这令人心绪不宁。我的儿子阿兰已去北京参加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7月7日晚上日军进攻卢沟桥中国军队时，他刚离城去绥远。他设法与燕京大学的4个学生在8月12日回到上海。第二天便爆发战争。由于迈克仍在麦伦中学上学，阿兰决定去该校，在星期六下午把他接回家。两人骑自行车从学校所在的虹口区回来，正遭到轰炸。阿兰的左臂受了伤，但他迅速跑到山东路医院，那里有一位我家的朋友格雷大夫给他取出了碎片。手术以后，阿兰就出来了。接着便焦急地在一排排死者中间寻找迈克。最后，他来到法租界格兰尼奇夫妇的家，在我出国期间他们都住在那里，原来迈克正在洗澡，衣服上沾有别人的血渍；他告诉大家倒霉的阿兰一定死了。
7月①中旬我回上海时，战事仍在周围地区继续。船在黄浦江里驶过日本军舰，我可以闻到河两岸焚烧的臭味。我当工厂督察度过了多年时光的杨树浦和虹口工厂区已被炸成平地。
我从国外回来不久，孩子们向我谈了他们计划要到红军地区去打日本人。我只能说：去吧。因为我自己本来也会那么做的。在一个潮湿的星期天早上，我与他们道别。他们同另外3人一起搭船沿长江到南通，转往西安和延安。格兰尼奇夫妇已离去，所以我迁往他们那套公寓房。等到我终于能去看我们在江湾的新房子时，它已被日军的参谋部占用过。我的漂亮的电冰箱被扔在垃圾堆上，里面的东西被掠夺者掏空了。破钢琴的弦条间长出了杂草。床和家具在使用，但所有较好的东西，包括每一本书和栎木制成的书架都已被搬走。损失最大的还不是这些，我收藏的文件资料，我10年工作和研究的成果荡然无存了。
附注
①救火会是当时上海对消防站的叫法。——译者注
①差会是西方各国基督教派遣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的组织。——译者注
①西域古族名，三国时称阿兰，约分布于今咸海至里海一带，从事游牧。——译者注
①曹亮于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译者注
①甘普霖是英共产党员（见《刘鼎传》，第254页）。——译者注
②即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见《刘鼎传》，第254页）。——译者注
①据陈翰笙说，1935年春，他和他的夫人分别由艾黎和一位德国工程师鲁道夫·汉堡的夫人护送登船离沪。——译者注
①《中国呼声》为半月刊。——译者注
①艾黎去鲁迅家的时间应在冯雪峰1936年4月24日或25日抵达上海之后。——译者注
①别名牛兰夫妇。——译者注
①刘鼎（1902—1986），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工业部副部长兼兵工总局局长。艾黎称他是个“了不起的杰出的中国人”。——译者注
①指当时已在西安的刘鼎。——译者注
①应为10月，见《艾黎自传》（英文版）第102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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