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我们搭救护车在被炸得坑坑洼洼的路上走了很长时间。一路上很不好受，因为在救护车的两张上铺还有两名德国俘虏。我和另一个我认识的新西兰人占了两个下铺。他的腹部中了弹，对其中一个德国人痛苦的喊叫很恼火。我们终于到了前哨包扎站。他们看了我的伤势，说：“你可以等着动手术，我们把你放在临时帐篷里。”那个帐篷里的大部分伤员伤势太重，已不好开刀，只不过躺着等死。我的一旁是一个德国人，胸部有一个大洞。他就通过那个洞呼吸，发出难听的声音。我的伤使我不能排尿。我极想小便，但就是尿不出来。我的另一旁是一个加拿大人，他安静地死去了。他的另一旁是一个印度人，他的屁股两瓣已被炸掉，用一只手臂撑着床铺哭叫不已，十分痛苦。一位能说印度话的随军牧师进来，同他谈了许久，似乎使他安静了些。接着，牧师过来跟我说：“我的孩子，你将走上漫长的路，因为你也很快就会死的。你应该想想天上的事。”我说：“天哪，我只要能撒尿，就没事！”他有点嫌恶地看了看我，就走开了。但那次谈话似乎对我起了些作用，我把躺在我身边的那个德国人的钢盔抓过来。那头盔很大，我一泡尿把它尿得满满的，让一个走过的人拿出去倒掉。
  那天夜里，我被装上火车，拉回海岸边的一所基地医院，在那里做了必要的手术，住院休养，后来我们又迁往海峡彼岸伦敦附近的奥特兰公园医院。我家的老朋友彭杰利小姐在该院当护士长。我的确得到了一些特殊照顾，如多给我一点食品之类，但那毕竟不是一个久留的好地方。我身体稍好以后便迁住埃塞克斯郡霍恩彻奇的疗养院。
  1918年11月，战争结束，签订了停战条约。我们全都到伦敦去庆祝。那一天很累人，因为我没有多大力气走动，而且伤口还有点出血。到处洋溢着兴奋的情绪。有些澳大利亚士兵把缴获的德国炮车从蓓尔美尔拖到纳尔逊纪念碑前，放火烧了。我还记得看着火焰像舌头一样在纪念碑旁吞吐燃烧的情景，庆幸恐怖的日子已经结束，但对新的生活将带来什么又颇多疑惧。我既为厮杀已停止而高兴，又十分害怕比生命更宝贵的同志情谊很快就不存在了。
  同志情谊是前线教给我的一种东西。当我们尽一切力量互相帮助时，几乎忘记了自己。在这方面我们有些杰出的榜样，特别是我们的小队长，那个半毛利人半中国人的哈里·托马斯。他对大家爱护备至，为我们树立了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同志的绝好楷模。
  我逐渐恢复了健康，最后同一队人去格拉斯哥，加入一艘运兵船的先遣队，到普利茅斯去装载部队回新西兰，这些部队大都是正在养伤的伤兵，经巴拿马运河回新西兰，一路上风平浪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但驶近新西兰的利特尔顿时雾大浪高，我们的船几乎驶错了海港入口，但后来漂亮地转了个弯，才进港停泊。我们平安抵家，受到家人的热烈欢迎。那是怎样的欢迎啊！离开家仅仅17个月，可我觉得恍如隔世一般，我生疏得好像忘记了原来的样子。对我来说，如何重新适应，倒成了一个问题。
  我是一个学习迟钝的人。所以，战争的原因与后果，为什么打仗和谁引起战争，这些问题直到多年以后才明白。但是，战争年代发生的事件，战争的野蛮堕落，双方战士的勇敢和献身精神，至今记忆犹新。这一课需要长期去思索并得出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