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1918年3月，德军大举进攻，闪电般地直捣协约国的战线。我们被派往索姆河去协助牵制敌人。途中抵达贡姆库尔，那里有许多旧战壕，协约国军队在1916年就是从那儿进击的。3月29日，我们跨越大批旧战壕以及现已发锈而且周围长满杂草的铁丝网。我们射倒了几个正在后撤的敌军巡逻兵，然后遇见一个由各个团的士兵拼凑组成的英军混合连。在前头的一个士兵看见我从后面跳入战壕，说：“来了个臭澳新佬。”他们穿过我们的防线去后方，我们便在过去的支援壕上据守，因为它有通往无人地带的老交通壕。4月5日，敌军最后一次大规模推进时，我们铺开成单线，每一两个人找一个适当的阵地。我在一个老交通壕的尽头找了一个阵地。第一次大扫射的大部分子弹落在我们背后没有多少人的战壕里。接着，敌军沿着老交通壕上行，呈扇形展开。我过去在中学时参加过校射击队。那天，我在身旁放了一罐果酱和硬饼干，射击了4弹带，有200发子弹，所有的目标都在200码以内。将近中午时，一架敌机飞临上空，瞄准了我们的阵地。榴霰弹和炮弹接踵而来，但只有一枚击中我的阵地。我的肩头出了血——是炮弹碎片擦的小伤。我走入地下掩体，找到了管我们排的准尉副官。他说：“喔，那没事！我们现在缺了你们年轻人可不行。你们顶事！你还是回去坚持吧。”于是，我便回去了。
  但第二天早上，一切恢复宁静后，他说：“你还是到包扎站把伤口好好包扎一下吧。”敌军的进攻已失败了。所以我和另一个伤员一起到包扎站，发现军医已死，代替他工作的随军牧师也死了。然而，那伙夫还健在，他说：“你们别无办法，还是回急救站去吧。”因此，我徒步走到后方的急救站，在那里什么护理也没得到，因为工作人员都太忙，顾不上轻伤员。我们被送到更远的另一个后方急救站，又搭火车到海边收容轻伤员的一个营地医院。在帐篷里等待治疗时，我们玩起了扑克牌。同我一起玩的是两个身材高大的澳大利亚人和一名毛利军官。一名参加过布尔战争的英国军士长，佩戴着一排勋章走过来，命令我们放下扑克，不要吸烟。他小题大做，纠缠不休，最后我们四人各抓住他一只手或脚，把他倒转过来，砰的一声扔出了帐篷。第二天，他带来一列士兵，押着我们去见主管营地的上校。那上校是一位很和气的伦敦老医生。他问：“孩子们，你们不喜欢这里吗？”
  “我们不喜欢。”我们说。
  “那么，你们喜欢干什么呢？”
  我们回答：“我们希望回到自己的部队去。”
  于是军需给我们发了新制服，那毛利人和我便上路到埃塔普勒的新西兰基地去。由于厌战等各种原因，埃塔普勒当时刚发生过一次士兵骚乱，正在恢复正常。我们一到达，那里的军官说：“喔，进来的所有散兵应立刻送回原部队。”因此，我们搭火车离去，回到索姆河畔我们的部队，再不提身上的弹片了。
  春天，索姆河上还有些浮冰，但不久便发生了变化。那时，我们并不在前线。天暖以后，我们常在下午到一个磨坊的贮水池去游泳。那里还驻有不少黑皮肤的西印度群岛士兵，他们也去游泳。一些法国老妇人常坐在岸上，一边织毛衣，一边看我们游泳，说：“黑的、白的在一块儿真美！”当然，谁都不穿游泳裤之类的东西。谁要是穿了，会被人笑话。这是我们在前线玩得最痛快的轮休期之一。
  1918年8月，我们营参加了向法国农村地区进军的联合大部队。在攻占阿韦纳城后，我们连在一座更大的城市巴波姆前挖战壕。德军在后撤，但打得很顽强。在一次使我们付出很大代价的进攻后，我作为一名军士几次被派出去侦察敌军的主力在哪里。在一次侦察行动中，特别是在巴波姆火车站周围，我们紧张了一阵。德军的机枪子弹射在我们卧倒的地面前方的一堆铁轨上。我们有几个侦察兵受了伤，好在我们得到了所需要的一切情报。
  由于这项工作，我荣获了军功章。为了拿下我们当时应该占领的阵地，我们连有150人参加了进攻。没有多少人获得成功。敌军设置了带刺铁丝的防御工事，在缺口处部署了几挺机枪。我们最后冲进去了，夺取了敌军的阵地。但这是一笔不合算的账，我们有许多伤亡。此后，我们继续推进，向康布雷移动。在我们到达的陡斜坡边缘，曾打掉了一辆敌军坦克，下面的山谷里还有几辆。敌军阻击兵已挖壕向我们开火，我停下来回射。接着，我们的长官过来，要我跟他走，去赶跑附近马道里的一些敌人。我站起身，刚拔步跟他走，便被从坦克射来的子弹击中大腿；子弹穿过臀部，从脊骨旁出来。其他人把我拖进去，放在马道上的马粪坑里。他们脱下我的裤子，正准备包扎，但不得不迅速离开，因为德国人正在返回。我躺在那里，像是个死人，所以没人理会我。那时，许多伤兵都被敌人开枪打死。我在那里待了一夜。次日早上，我们的掩护炮火来了，把坑的一侧轰塌，土埋在我身上，但头还露在外面，可以活动。我恢复了一些神志。不久，我们自己部队的人来了。接着来了一副担架。大家把我挖出来，送回一个设在地下掩体里的包扎站。那里挤满了人，比我后到的伤员只能躺在外面。敌军开始放毒气弹，躺在外面的许多人都中了毒气，我们在掩体内，门口挂起毛毯保护，所以未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