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小时候我就有过做职业军人的想法。在中学的最后一年（1916年），我颇有点学不下去了，执意要去打仗。大哥埃里克在战争爆发12天后应征入伍，当上了中尉，令我羡慕不已。我希望他能不忘记我们的老学校。因为，当时在我的心目中，我们的学校就是最重要的了。在那个年代，对中学生来说，战死疆场，因而让自己的名字刻在阵亡将士名录上，是一种英雄行为。当埃里克在法国阵亡的消息传来时，我更加急不可耐，决心像他一样去参军。我试图用虚报半岁的办法入伍，结果仍未能遂愿。家里的人很生气，认为我还太小。然而到1916年末，我19岁那年终于进了军营，尽管一般的参军年龄规定为20岁。
  对新西兰人来说，到遥远的外国去打仗并非异乎寻常。这部分归因于他们继承了早先拓荒年代野外生活那种坚韧不拔的理想，部分归因于他们同英国的特殊关系。在1914年至1918年的世界大战中，有11.7万新西兰人在海外服役，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据估计，其中1.7万人阵亡，5.8万人受伤。按当时的人口比例计算，新西兰的服役率是相当高的。
  我被编入新西兰远征军，随后被送到北岛的一个军营去接受军训。先在第29后备队受训，后来突然又被编入第28后备队，并搭乘一艘原来往返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旧客轮乌利马罗阿号出发。沿途在西澳大利亚的奥尔巴尼、南非的开普敦和塞拉利昂停靠，最后抵达英国。途中，从奥尔巴尼到开普敦这段航程，遇到很大的风浪。我睡在3层铺上。有一天夜里，我准是从狭窄的铺上滚了下来，摔在地上，左臂骨折，因此被送到船上的医院。余下的10个星期航程中，我大部分时间在那里接受治疗。为我的这次事件有关方面还成立了一个侦讯法庭，以确定我是否故意装病。既然我是虚报年龄参战的，本来没有什么可查的，但是我不便将这一点告诉法庭的军官。这时，一位年轻的毛利人中尉出来为我说话，他说这显然是一次谁都可能发生的事故。
  在开普敦时，我们有一个毛利人连队。其中有些人一起上街乘电车时被赶了下来，说是有色人种不许乘坐公共电车。这可激怒了新西兰士兵。我们不讲“政治”，只是一群身强力壮的普通小伙子。我们的朋友因阳光把肤色晒得比我们黄些竟公开遭到侮辱，这在我们是不可想象的。于是，许多人便一起走上开普敦的主要大街，掀翻了街上所有的电车。这一下干得好不痛快！我因吊着一支胳臂，不能参加，只能旁观。消防队被派来用水龙向士兵们喷射，把他们赶回船上。士兵们则拣起街旁售货摊上堆满的橘子扔过去。总之，我们的船后来被领入港内，并在那里抛锚停泊了很久，再也不允许我们上岸休息。这就是我第一次亲身经历的种族主义行为。
  船抵达塞拉利昂时，也未准许我们上岸。我们在那里加入了驶往英国的庞大船队。当时敌人的潜艇十分活跃。直到抵达目的地之前，船只都有被击中的可能。到英国之后，在我们的部队乘火车前往索尔兹伯里平原时，第一桩惨案发生了。士兵们听说在前方第一站吃饭，然而第一站却只是一次为给快车让道而临时停车。新西兰青年不熟悉那里的双轨线。所以当快车从我们车旁飞驶而过时，将许多已跳下车的士兵碾到轮下。这是我们遭遇的第一桩惨祸。
  那年10月，我们来到设在索尔兹伯里平原斯令地区的新西兰基地营。几经周折之后，我于1918年1月被派往法国，编入驻伊普尔突出部的第1坎特伯雷团第12纳尔逊连。当地每天都在进行炮战，炮弹轰击着荒无人烟的地面。许多与我同船来的人战死了。我们经过一些冻僵的尸体，躺在离大路不远的地方。伊普尔当时的形势十分险恶。我们在那里一直待到初春时节。我是一名通讯员，半夜里通过那块荒野时，必须越过一个个炮弹坑，从一站到另一站——死骡谷——连个人影也见不到，唯有双方震耳欲聋的炸弹、炮弹和机枪子弹在空中呼啸而过。
  一天夜里，D和我奉命带着炊锅、枪支和背包上前线。我们远远地跟在队伍后面。敌人在一个角落朝我们必须经过的梅嫩路展开射击，一个尖兵已经倒在那里。我看他好像已经死了。D停下来仔细看了看，说：“他还活着，我们得把他拖到急救所去！”我显得实在太累了，于是D就人的生命的价值给我上了一课：“有这么多的人战死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忘掉这一点。来，你抬一个肩膀，我抬另一个肩膀。”我们拖着他走过那段危险的路，到隐蔽的急救所去。刚走到门口，一颗大炮弹正好落在路上他刚刚躺过的地方。急救所的人说：“他可以活，没有问题。”我忘不了在那样的时候D给我上的这小小一课。而D并不是模范士兵，是个反叛者。
  后续部队来换防之后，我们从前线撤了下来，进行紧张的休整和操练等等。由于在前线时得了严重的痢疾，又两次中过毒气，我成了病号，感到十分虚弱，但还能勉强支撑。在圣玛丽·夏佩勒待了大约一个月后，我才开始感到好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