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1897年12月2日，我出生在坎特伯雷平原克赖斯特彻奇市以西约65公里处的斯普林菲尔德，在家里7个孩子中我排行第三。母亲本不愿意要那么多孩子，而父亲却是把妻子视为已有的那类旧式的丈夫，不允许女人有发言权。我的大哥埃里克比我长5岁，格温是家里头一个女孩，比我大3岁。我出生才一个月时，全家就从斯普林菲尔德搬到安伯利。年轻的彭杰利小姐帮助母亲照料孩子。我幼年时，她在我们的生活中确实影响很大。她原先住在斯普林菲尔德的一个村子里。她的父亲在一个星期六进城之后便再也没回来过，他也许是到美国赚大钱去了。因此，彭杰利小姐早年就认定“所有的男人都是猪猡，女人只供他们寻欢作乐”。我们都管她叫“彭”，她长大成人后，做事一丝不苟，不能容忍任何一点错误。她是我家忠实的朋友，当母亲忙于照顾小孩或接待客人时，就由她来管家。
  我的名字路易是父亲的妹妹艾米姑妈按一个毛利族首领的名字起的。那位路易·曼尼亚波托，因在19世纪60年代毛利人的土地战争中，奋力抵抗英国军队而成为传奇式的人物。据父亲说，艾米姑妈“好得谁都般配不上”，所以从未结婚，但她很喜欢孩子。母亲就建议让她给新生的婴儿取个名。就这样，我这个金发的盎格鲁—撒克逊男孩取了个毛利人的名字。
  婴孩期过后，我便常与埃里克和格温一起玩耍，但是当他们玩特别的游戏时，埃里克就不愿让我老跟在后面。为了甩掉我，埃里克就会说：“我们来做‘吃苦’的游戏吧。”这就是指拷打，看我们能忍受多大的痛苦。格温回忆起我如何大喊大叫，她又如何向埃里克解释说我已经领教了，但埃里克不愿听，我也就悻悻地走开，自己去玩耍，要不就对着树和石头说话。这，埃里克也不喜欢。他说：“不许你自言自语，看我不揍你！”
  4岁时，我手拿榔头和钉子，往我们家接雨水的贮水罐上打洞。坎特伯雷北部的夏季常常干旱，雨水是家里唯一的水源供应。家家户户都有几个蓄雨水的大罐。我家的水罐有点旧了，我要在金属罐上凿窟窿并不困难。看到水从窟窿里冒出来，我开心极了。于是，洞眼越凿越多，直到家里的人见了，全都冲出来，用木头和棉絮堵窟窿。突然间，我意识到情况不妙了。趁他们还忙着，我穿过后面的草坪，跑到树底下，嚷道：“我不在乎，我不在乎。”这句口头语在我一生中起了很大作用。每当我处境不愉快时，或者是健康出问题，如牙痛难忍，或者是在办“工合”的那些日子里卡车出了事故，我只是说一声：“我不在乎。”随它去吧。这口号并不好。我并不劝别人这么说。但是，在我一生中碰到各种难题时只要说声：“好吧，既然如此，我不在乎。”这确实给我带来慰藉。
  安伯利在克赖斯特彻奇市以北约40公里，是个约有250人的乡间小镇。我家在教堂路，这条路从镇中心岔开去，两旁栽有马可卡柏树和柳树。车轮和马蹄轧出了深深的印迹，但天气从来不热，路上从没有尘土飞扬的时候。我家附近的多克溪3次穿越这条路，蜿蜒流经学校的操场、我家的花园以及牧师和医生的住处，又流过几座木桥和水泥桥。在暴雨季节，小溪就成了一条急流，汹涌奔腾于两岸高耸的堤坝之间。到了夏秋两季，它又是一条静静的小溪，从石头上潺潺流过，成为鳟鱼苗、蝌蚪，甚至是淡水小龙虾的栖息之所。那便是我们去玩耍的地方。
  安伯利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充满乐趣的地方。父亲每星期六去坎特伯雷学院上课。我们在夏天可以到蔻亥河的河床上去玩。也许是那时河水较多，因为记忆中的这条河似乎很宽。河湾处有个可供游泳的水塘，父亲每星期日都带我们去游泳。虽然那只是后面的一个小池塘，但足够让我们3人和邻居罗宾逊家的男孩把衣服脱了，扮作毛利人玩耍。有时，我们能捕到一条鳟鱼，像毛利人那样在滚烫的石头上烤着吃；有时捉住一只山鹬，放在煤油桶里煮了，把鹬油以6便士的价格卖给路那头的一位老妇人治风湿病用。我们照老手们教我们的办法，每人在灌木丛里撒上一泡臭东西，以诱捕山鹬。周末，我们常把家里养的母牛带到河床上去。我很爱干这活。我们因为要自制黄油供全家食用，养了两头母牛，当时新西兰许多人家都这样做。由于黄油价钱很贵，我们常吃撒上些盐的面包。我就带这样的午餐到河床上去吃，在火上一烤，挺有滋味。有时我把牛留在河床上吃草，自己和村里的男孩子们徒步走出去好远。我们坐在铁路桥下，看着火车隆隆开过，机车里冒着烈焰，快活极了。晚上8点，父亲从克赖斯特彻奇下了课并看望他敬爱的母亲后回来。他常带回一个香喷喷的面包，作为星期日的早餐，这是一星期一次的口福。他还带回来城里的新闻。
  星期日早上，如不跟父亲一起上教堂，我们3人就站在大教室的后排，各自朗读《新约全书》中的一章或背诵几段。父亲站在另一头听着，同时还在黑板上练习速记。最后，他放我们出去，到海滩路散步，直到一点钟吃午饭。烤牛肉、约克郡布丁和苹果排的香味诱人，我们都认为母亲做的苹果排的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星期日晚上，母亲弹钢琴，大家高兴地唱赞美诗。父亲唱得最响，他的声音压过了我们所有的人。然后，我们又学新的章节。
  在父亲看来，埃里克是个“全面发展的孩子”，格温脑子灵，而我却“脑筋迟钝，不能性急”。我上学前的那个圣诞节假日里，格温教我认字母，我总能记住我学过的东西。父亲像教埃里克和格温那样教我，最后骂我是“诺福克的笨蛋”，因为我总要盯着远方，思索一阵才回答问题。为此，我的腿上总少不了挨皮带抽打，但这也无济于事，只不过我学会了在需要干活或做功课时躲得远远的。后来，我常离开家在外面游荡，比埃里克和格温胆敢在外面待的时间都长。我把牛带到河床上去，到果园里拾果子，在牧师住所与他的女儿诺拉玩，再不就收集桉果、松果或旧瓶子之类的东西。若干年后，格温在父亲的日记里发现了以下一段关于我的看法：“行走在学习之途上的人不一定迈着同样的步子。的确，在途中也许有歇阴的地方，有树可攀，还有路旁的小溪可涉水而过。在成年人看来，所有这些‘幼稚’的行动也许意味着使旅程更加漫长，甚或长达100年。”
  在家里让我们孩子干的活没完没了。父亲认为“孩子只有通过自然的方式——干活，才能学到东西”。格温记得，她4岁时对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到了7岁，她就害怕父亲暴躁的脾气和无端的要求了。父亲能把全家的气氛搞得紧张不安，或给每一个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我和埃里克经常莫名其妙地挨打。我们遭受处罚时，格温常哭，要是父亲问她为什么哭，还得赶紧把眼泪擦了。我记得，有一次两个高大的男人站在我们家厕所后面的松树下说话。我们几个孩子在上厕所。我说：“尿又黄又臭，如果是白的而且没有臭味就好了。狗尿发白，就是因为狗啃骨头。”等到下一次我挨打时，父亲就把这事提了出来，说我言语猥琐，真是糟透了。父亲真心希望我们都出类拔萃，但采用了刻板的正统的方式。为此，他不许我们和其他孩子玩，以免受到坏影响。我们也从不去别人家或参加聚会等。
  但是，父亲待祖母一直很好。祖母年轻时便守寡。她童年接触的尽是些有爵位的姑姑、婶婶、公爵和公爵夫人。在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维多利亚女王那个时代妇女的一切矫饰与偏见。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去世时，正值祖母一年一度来我家住。她在白色花边的帽子上系了一圈黑色的丝绒带。我们还可以看到她伤心地哭了。老祖母头戴白花边的帽子，举止文静，我总把她视为天使。她笑得很甜。她很慈爱，常把6便士的钱币积起来给我。一天，祖母与我和温格一起在花园里采摘做果酱的鹅莓时，又一次回忆起她19世纪50年代在新西兰当新娘的日子，可惜结婚才4年，一场事故就夺去了她丈夫的生命。格温问她：“那您为什么不再结婚呢？”祖母庄重地回答：“亲爱的女王觉得够好的，那么，在我也够好了。”但是，对祖母少女时代在爱尔兰的那些老故事，母亲只是微微一笑。她说：“那些事都过去了，忘掉了。现在这里已经不兴那样眼睛向上看了。我们正是为此缘故才到这里来的。所以最好还是忘了它吧。”
  我还清楚地记得5岁生日那天，我剪短了金黄色的卷发，跑着跳上一大堆饲料袋，大叫大嚷：“我是大人啦！”暑假过后，我才开始上学。但在这之前，我已能读一些初级课本了。父亲为家里的母牛挤奶时，让我站在身边，念书给他听，然后给我一大杯牛奶作为奖赏。
  我上的第一所学校在安伯利。在低年级时，我们有个女老师，她执意让她负责教的学生无一例外地都得好好学习，拼错了两个字或算错了两个数字以上的学生，就要挨皮带抽打。到校上课时腿上脏也得挨打。因此，上课铃响之前，大家都涌向手摇水泵，把光着的腿洗净了才进校。开头那几年，我想我没有一天逃得了挨皮带抽打，但是我并不认为那位女教师在教我拼写方面有多大成绩。等到上唱歌课时，她会对我说：“路易，你可以出去玩了。”她嫌我唱歌走调。有一天，我挨了5次打。最后一次是因为我在上图画课时，把短裤提得高高的，在腿上而不是在纸上画画。然而，我对那位女老师还是很尊敬的。她一直是我家的一位好朋友。安伯利的学校无疑在许多基础知识上给我们打下了好底子。可是生活本身就是一所学校，安伯利学校作为第一个课堂不过是生活的一个方面。
  安伯利是一个男孩子度过幼年的好地方，那里有许多令人兴奋的事情可做。我记得，爱德华七世即位时，我们学校里的孩子们都分到了上面有他肖像的大纪念章。我看着我的那枚，有点纳闷；放学以后，我去向村里的一位对我友好的大人打听那人像是谁。“那个嘛，”他挺直了腰说，“那是迪克·塞顿！”迪克·塞顿是当时新西兰的总理。回家后，当我解说纪念章上的人物时，大家竟哄堂大笑，使我感到莫名其妙。这是最早的一堂政治课，新西兰式的！
  很奇怪，我在安伯利从3岁生活到9岁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冬天，似乎永远是夏天。我早年唯一能想起冬天的记忆是我们在学校里的水泵下洗腿。在寒冷的早晨，大脚趾冻红了，踢在一块石头上很疼。我喜欢像其他孩子一样光脚，常把鞋放在篱笆下，等回家的时候才穿。只有牧师的儿子吉姆老穿着鞋。他是在主日学校的屋子里由他父亲给他上课的。有那么令人提心吊胆的一天，学校督察来家访，母亲特意做了饭，又把家里打扫干净，我偷偷地溜走了，不愿露面。吉姆穿着古式衣服和鞋子，站在我们家门口。督察离开时，以为他是这家上学的孩子，就给了他一枚两个半先令的硬币。我和一群孩子在后面观望。当时两个半先令的硬币可不是易得的，但吉姆却轻易地得到了赏钱。我们也永远忘不了，牧师在一个星期日从我们家的窗前走过，把当天晚餐时剩余的食物给住在蜀葵旁石屋里的老妇人送去的那番情景。看他那份假殷勤，为侍奉主显得那么心满意足。
  我们离开安伯利前，父亲创办了区中学。一天晚上放学后，大孩子们把我带到桥底下——我想是排水道之类的地方，他们从两头向我扔石子，我只得急忙地跳来跳去，左避右闪。第二天下午，我进行了报复。他们每人的中学生帽都挂在教室外，我把所有的帽子都装满了石头和沙子，再加上水，摆成一排。他们气急败坏，让我父亲来看。接着，父亲打我的光屁股时，他们都趴在窗口向外面看。但我觉得打屁股算不了什么，只要大声叫几下，总会打得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