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一个人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教诲和幼年的经历。有这样的双亲，对我来说自然是十分幸运的。我父亲弗雷德里克·詹姆斯·艾黎是学校的校长。祖父是早期从爱尔兰到新西兰来的移民。父亲的生活奋斗道路很艰难，14岁时就边当学生边当教师，因为当时师资很缺。后来他担任了只有4名教师的安伯利区中学的校长，执教了40年后他才54岁。这时他已经可以退休了，写点自己想写的小册子，如倡导重新分配土地、实行教育改革以及解决其他一些社会问题等。他还对学校的体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倡给学生多讲故事、多进行讨论、多在户外上一些有关大自然的课。他深知20世纪伊始新西兰的土地问题，认为只有国营工业化农场才是出路。这在当时是一个很进步的主张。父亲笃信社会进步，是个比其时代先进的社会主义者。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尊重教会，但他却摒弃了教会，而采取唯一神教派的立场。他不让自己的孩子上主日学校，说这是因为他不愿在孩子自己能做出决定或理解人生之前把信仰强加于他们。“我相信宇宙间有神主宰着生命与演变，但
  我不信基督是上帝生的儿子，他只是人类一位伟大的领袖。我喜欢进教堂去唱和听美丽的圣诗，却不会背教义，不过我还是信基督的教导的。”
  我的母亲克拉拉·玛利亚·白金汉是位很能干的妇女，性情恬静，待人周到。她出生于英国诺福克的一个家庭，1884年移居新西兰。当父亲与她相识，后来又结婚时，她在坎特伯雷一个农场主家里当女教师。
  她还是早期在新西兰奋力争取并获得妇女普选权的一批妇女之一。新西兰在1893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妇女享有普选权的国家。那时妇女进行宣传鼓动，目的是要使用投票权来反对酗酒和其他社会罪恶的蔓延。母亲博览群书，每星期都去一次克赖斯特彻奇市立图书馆，带回一大摞书和杂志。她治家有方，安排得井井有条。她喜欢养花，特别是玫瑰花。我有一次回家时，为她整出了一个玫瑰园，她很高兴。她还爱养鸭、蜜蜂和猫，愿意徒步旅行，并喜欢孩子。
  1937年我回家小住时，她已经老了。姐姐和弟弟们去国外了，把子女们都留交给她。因此，她周围又是一家子年轻人。她常坐在大壁炉前的扶手椅里看书。孩子们洗完澡，赤身裸体、争先恐后跑来，挤着烤火，火光映红了他们的身体。母亲从眼镜上方望着他们，觉得他们美极了，脸上漾出满意的笑容。母亲是个走在时代前面的妇女，总像最年轻的人那样朝气蓬勃、思想进步。她通晓国际问题的程度，在我们新西兰社会里还是很出色的。棘手难办的事到了母亲手里总会变得轻松有趣。每当我陷入困境，便想起母亲的笑容，情不自禁地笑起来。母亲十分讲求实际，深信人类的未来是美好的。她确实是一个各方面都了不起的人。母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只要她问，我什么都会告诉她，但她并不好奇多问。有这样一位好母亲是我很大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