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我很幸运有这样的父母
  一个人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教诲和幼年的经历。有这样的双亲，对我来说自然是十分幸运的。我父亲弗雷德里克·詹姆斯·艾黎是学校的校长。祖父是早期从爱尔兰到新西兰来的移民。父亲的生活奋斗道路很艰难，14岁时就边当学生边当教师，因为当时师资很缺。后来他担任了只有4名教师的安伯利区中学的校长，执教了40年后他才54岁。这时他已经可以退休了，写点自己想写的小册子，如倡导重新分配土地、实行教育改革以及解决其他一些社会问题等。他还对学校的体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倡给学生多讲故事、多进行讨论、多在户外上一些有关大自然的课。他深知20世纪伊始新西兰的土地问题，认为只有国营工业化农场才是出路。这在当时是一个很进步的主张。父亲笃信社会进步，是个比其时代先进的社会主义者。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尊重教会，但他却摒弃了教会，而采取唯一神教派的立场。他不让自己的孩子上主日学校，说这是因为他不愿在孩子自己能做出决定或理解人生之前把信仰强加于他们。“我相信宇宙间有神主宰着生命与演变，但
  我不信基督是上帝生的儿子，他只是人类一位伟大的领袖。我喜欢进教堂去唱和听美丽的圣诗，却不会背教义，不过我还是信基督的教导的。”
  我的母亲克拉拉·玛利亚·白金汉是位很能干的妇女，性情恬静，待人周到。她出生于英国诺福克的一个家庭，1884年移居新西兰。当父亲与她相识，后来又结婚时，她在坎特伯雷一个农场主家里当女教师。
  她还是早期在新西兰奋力争取并获得妇女普选权的一批妇女之一。新西兰在1893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妇女享有普选权的国家。那时妇女进行宣传鼓动，目的是要使用投票权来反对酗酒和其他社会罪恶的蔓延。母亲博览群书，每星期都去一次克赖斯特彻奇市立图书馆，带回一大摞书和杂志。她治家有方，安排得井井有条。她喜欢养花，特别是玫瑰花。我有一次回家时，为她整出了一个玫瑰园，她很高兴。她还爱养鸭、蜜蜂和猫，愿意徒步旅行，并喜欢孩子。
  1937年我回家小住时，她已经老了。姐姐和弟弟们去国外了，把子女们都留交给她。因此，她周围又是一家子年轻人。她常坐在大壁炉前的扶手椅里看书。孩子们洗完澡，赤身裸体、争先恐后跑来，挤着烤火，火光映红了他们的身体。母亲从眼镜上方望着他们，觉得他们美极了，脸上漾出满意的笑容。母亲是个走在时代前面的妇女，总像最年轻的人那样朝气蓬勃、思想进步。她通晓国际问题的程度，在我们新西兰社会里还是很出色的。棘手难办的事到了母亲手里总会变得轻松有趣。每当我陷入困境，便想起母亲的笑容，情不自禁地笑起来。母亲十分讲求实际，深信人类的未来是美好的。她确实是一个各方面都了不起的人。母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只要她问，我什么都会告诉她，但她并不好奇多问。有这样一位好母亲是我很大的幸运。
  童年的回忆
  1897年12月2日，我出生在坎特伯雷平原克赖斯特彻奇市以西约65公里处的斯普林菲尔德，在家里7个孩子中我排行第三。母亲本不愿意要那么多孩子，而父亲却是把妻子视为已有的那类旧式的丈夫，不允许女人有发言权。我的大哥埃里克比我长5岁，格温是家里头一个女孩，比我大3岁。我出生才一个月时，全家就从斯普林菲尔德搬到安伯利。年轻的彭杰利小姐帮助母亲照料孩子。我幼年时，她在我们的生活中确实影响很大。她原先住在斯普林菲尔德的一个村子里。她的父亲在一个星期六进城之后便再也没回来过，他也许是到美国赚大钱去了。因此，彭杰利小姐早年就认定“所有的男人都是猪猡，女人只供他们寻欢作乐”。我们都管她叫“彭”，她长大成人后，做事一丝不苟，不能容忍任何一点错误。她是我家忠实的朋友，当母亲忙于照顾小孩或接待客人时，就由她来管家。
  我的名字路易是父亲的妹妹艾米姑妈按一个毛利族首领的名字起的。那位路易·曼尼亚波托，因在19世纪60年代毛利人的土地战争中，奋力抵抗英国军队而成为传奇式的人物。据父亲说，艾米姑妈“好得谁都般配不上”，所以从未结婚，但她很喜欢孩子。母亲就建议让她给新生的婴儿取个名。就这样，我这个金发的盎格鲁—撒克逊男孩取了个毛利人的名字。
  婴孩期过后，我便常与埃里克和格温一起玩耍，但是当他们玩特别的游戏时，埃里克就不愿让我老跟在后面。为了甩掉我，埃里克就会说：“我们来做‘吃苦’的游戏吧。”这就是指拷打，看我们能忍受多大的痛苦。格温回忆起我如何大喊大叫，她又如何向埃里克解释说我已经领教了，但埃里克不愿听，我也就悻悻地走开，自己去玩耍，要不就对着树和石头说话。这，埃里克也不喜欢。他说：“不许你自言自语，看我不揍你！”
  4岁时，我手拿榔头和钉子，往我们家接雨水的贮水罐上打洞。坎特伯雷北部的夏季常常干旱，雨水是家里唯一的水源供应。家家户户都有几个蓄雨水的大罐。我家的水罐有点旧了，我要在金属罐上凿窟窿并不困难。看到水从窟窿里冒出来，我开心极了。于是，洞眼越凿越多，直到家里的人见了，全都冲出来，用木头和棉絮堵窟窿。突然间，我意识到情况不妙了。趁他们还忙着，我穿过后面的草坪，跑到树底下，嚷道：“我不在乎，我不在乎。”这句口头语在我一生中起了很大作用。每当我处境不愉快时，或者是健康出问题，如牙痛难忍，或者是在办“工合”的那些日子里卡车出了事故，我只是说一声：“我不在乎。”随它去吧。这口号并不好。我并不劝别人这么说。但是，在我一生中碰到各种难题时只要说声：“好吧，既然如此，我不在乎。”这确实给我带来慰藉。
  安伯利在克赖斯特彻奇市以北约40公里，是个约有250人的乡间小镇。我家在教堂路，这条路从镇中心岔开去，两旁栽有马可卡柏树和柳树。车轮和马蹄轧出了深深的印迹，但天气从来不热，路上从没有尘土飞扬的时候。我家附近的多克溪3次穿越这条路，蜿蜒流经学校的操场、我家的花园以及牧师和医生的住处，又流过几座木桥和水泥桥。在暴雨季节，小溪就成了一条急流，汹涌奔腾于两岸高耸的堤坝之间。到了夏秋两季，它又是一条静静的小溪，从石头上潺潺流过，成为鳟鱼苗、蝌蚪，甚至是淡水小龙虾的栖息之所。那便是我们去玩耍的地方。
  安伯利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充满乐趣的地方。父亲每星期六去坎特伯雷学院上课。我们在夏天可以到蔻亥河的河床上去玩。也许是那时河水较多，因为记忆中的这条河似乎很宽。河湾处有个可供游泳的水塘，父亲每星期日都带我们去游泳。虽然那只是后面的一个小池塘，但足够让我们3人和邻居罗宾逊家的男孩把衣服脱了，扮作毛利人玩耍。有时，我们能捕到一条鳟鱼，像毛利人那样在滚烫的石头上烤着吃；有时捉住一只山鹬，放在煤油桶里煮了，把鹬油以6便士的价格卖给路那头的一位老妇人治风湿病用。我们照老手们教我们的办法，每人在灌木丛里撒上一泡臭东西，以诱捕山鹬。周末，我们常把家里养的母牛带到河床上去。我很爱干这活。我们因为要自制黄油供全家食用，养了两头母牛，当时新西兰许多人家都这样做。由于黄油价钱很贵，我们常吃撒上些盐的面包。我就带这样的午餐到河床上去吃，在火上一烤，挺有滋味。有时我把牛留在河床上吃草，自己和村里的男孩子们徒步走出去好远。我们坐在铁路桥下，看着火车隆隆开过，机车里冒着烈焰，快活极了。晚上8点，父亲从克赖斯特彻奇下了课并看望他敬爱的母亲后回来。他常带回一个香喷喷的面包，作为星期日的早餐，这是一星期一次的口福。他还带回来城里的新闻。
  星期日早上，如不跟父亲一起上教堂，我们3人就站在大教室的后排，各自朗读《新约全书》中的一章或背诵几段。父亲站在另一头听着，同时还在黑板上练习速记。最后，他放我们出去，到海滩路散步，直到一点钟吃午饭。烤牛肉、约克郡布丁和苹果排的香味诱人，我们都认为母亲做的苹果排的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星期日晚上，母亲弹钢琴，大家高兴地唱赞美诗。父亲唱得最响，他的声音压过了我们所有的人。然后，我们又学新的章节。
  在父亲看来，埃里克是个“全面发展的孩子”，格温脑子灵，而我却“脑筋迟钝，不能性急”。我上学前的那个圣诞节假日里，格温教我认字母，我总能记住我学过的东西。父亲像教埃里克和格温那样教我，最后骂我是“诺福克的笨蛋”，因为我总要盯着远方，思索一阵才回答问题。为此，我的腿上总少不了挨皮带抽打，但这也无济于事，只不过我学会了在需要干活或做功课时躲得远远的。后来，我常离开家在外面游荡，比埃里克和格温胆敢在外面待的时间都长。我把牛带到河床上去，到果园里拾果子，在牧师住所与他的女儿诺拉玩，再不就收集桉果、松果或旧瓶子之类的东西。若干年后，格温在父亲的日记里发现了以下一段关于我的看法：“行走在学习之途上的人不一定迈着同样的步子。的确，在途中也许有歇阴的地方，有树可攀，还有路旁的小溪可涉水而过。在成年人看来，所有这些‘幼稚’的行动也许意味着使旅程更加漫长，甚或长达100年。”
  在家里让我们孩子干的活没完没了。父亲认为“孩子只有通过自然的方式——干活，才能学到东西”。格温记得，她4岁时对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到了7岁，她就害怕父亲暴躁的脾气和无端的要求了。父亲能把全家的气氛搞得紧张不安，或给每一个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我和埃里克经常莫名其妙地挨打。我们遭受处罚时，格温常哭，要是父亲问她为什么哭，还得赶紧把眼泪擦了。我记得，有一次两个高大的男人站在我们家厕所后面的松树下说话。我们几个孩子在上厕所。我说：“尿又黄又臭，如果是白的而且没有臭味就好了。狗尿发白，就是因为狗啃骨头。”等到下一次我挨打时，父亲就把这事提了出来，说我言语猥琐，真是糟透了。父亲真心希望我们都出类拔萃，但采用了刻板的正统的方式。为此，他不许我们和其他孩子玩，以免受到坏影响。我们也从不去别人家或参加聚会等。
  但是，父亲待祖母一直很好。祖母年轻时便守寡。她童年接触的尽是些有爵位的姑姑、婶婶、公爵和公爵夫人。在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维多利亚女王那个时代妇女的一切矫饰与偏见。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去世时，正值祖母一年一度来我家住。她在白色花边的帽子上系了一圈黑色的丝绒带。我们还可以看到她伤心地哭了。老祖母头戴白花边的帽子，举止文静，我总把她视为天使。她笑得很甜。她很慈爱，常把6便士的钱币积起来给我。一天，祖母与我和温格一起在花园里采摘做果酱的鹅莓时，又一次回忆起她19世纪50年代在新西兰当新娘的日子，可惜结婚才4年，一场事故就夺去了她丈夫的生命。格温问她：“那您为什么不再结婚呢？”祖母庄重地回答：“亲爱的女王觉得够好的，那么，在我也够好了。”但是，对祖母少女时代在爱尔兰的那些老故事，母亲只是微微一笑。她说：“那些事都过去了，忘掉了。现在这里已经不兴那样眼睛向上看了。我们正是为此缘故才到这里来的。所以最好还是忘了它吧。”
  我还清楚地记得5岁生日那天，我剪短了金黄色的卷发，跑着跳上一大堆饲料袋，大叫大嚷：“我是大人啦！”暑假过后，我才开始上学。但在这之前，我已能读一些初级课本了。父亲为家里的母牛挤奶时，让我站在身边，念书给他听，然后给我一大杯牛奶作为奖赏。
  我上的第一所学校在安伯利。在低年级时，我们有个女老师，她执意让她负责教的学生无一例外地都得好好学习，拼错了两个字或算错了两个数字以上的学生，就要挨皮带抽打。到校上课时腿上脏也得挨打。因此，上课铃响之前，大家都涌向手摇水泵，把光着的腿洗净了才进校。开头那几年，我想我没有一天逃得了挨皮带抽打，但是我并不认为那位女教师在教我拼写方面有多大成绩。等到上唱歌课时，她会对我说：“路易，你可以出去玩了。”她嫌我唱歌走调。有一天，我挨了5次打。最后一次是因为我在上图画课时，把短裤提得高高的，在腿上而不是在纸上画画。然而，我对那位女老师还是很尊敬的。她一直是我家的一位好朋友。安伯利的学校无疑在许多基础知识上给我们打下了好底子。可是生活本身就是一所学校，安伯利学校作为第一个课堂不过是生活的一个方面。
  安伯利是一个男孩子度过幼年的好地方，那里有许多令人兴奋的事情可做。我记得，爱德华七世即位时，我们学校里的孩子们都分到了上面有他肖像的大纪念章。我看着我的那枚，有点纳闷；放学以后，我去向村里的一位对我友好的大人打听那人像是谁。“那个嘛，”他挺直了腰说，“那是迪克·塞顿！”迪克·塞顿是当时新西兰的总理。回家后，当我解说纪念章上的人物时，大家竟哄堂大笑，使我感到莫名其妙。这是最早的一堂政治课，新西兰式的！
  很奇怪，我在安伯利从3岁生活到9岁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冬天，似乎永远是夏天。我早年唯一能想起冬天的记忆是我们在学校里的水泵下洗腿。在寒冷的早晨，大脚趾冻红了，踢在一块石头上很疼。我喜欢像其他孩子一样光脚，常把鞋放在篱笆下，等回家的时候才穿。只有牧师的儿子吉姆老穿着鞋。他是在主日学校的屋子里由他父亲给他上课的。有那么令人提心吊胆的一天，学校督察来家访，母亲特意做了饭，又把家里打扫干净，我偷偷地溜走了，不愿露面。吉姆穿着古式衣服和鞋子，站在我们家门口。督察离开时，以为他是这家上学的孩子，就给了他一枚两个半先令的硬币。我和一群孩子在后面观望。当时两个半先令的硬币可不是易得的，但吉姆却轻易地得到了赏钱。我们也永远忘不了，牧师在一个星期日从我们家的窗前走过，把当天晚餐时剩余的食物给住在蜀葵旁石屋里的老妇人送去的那番情景。看他那份假殷勤，为侍奉主显得那么心满意足。
  我们离开安伯利前，父亲创办了区中学。一天晚上放学后，大孩子们把我带到桥底下——我想是排水道之类的地方，他们从两头向我扔石子，我只得急忙地跳来跳去，左避右闪。第二天下午，我进行了报复。他们每人的中学生帽都挂在教室外，我把所有的帽子都装满了石头和沙子，再加上水，摆成一排。他们气急败坏，让我父亲来看。接着，父亲打我的光屁股时，他们都趴在窗口向外面看。但我觉得打屁股算不了什么，只要大声叫几下，总会打得轻一些。
  磨炼吃苦耐劳的性格
  1906年，父亲被任命为华伦努伊学校的校长后，我们家搬到了克赖斯特彻奇市。我们住在学校附近的下里卡顿区。在那里，我读完小学。后来，我们又搬到迪维申街住了一段时间，等待我们在卡特勒路上的房子建好。父亲多年前在新布赖顿买了一英亩沙丘地，现在划成几块做建房用地，所以他攒够了钱，开始建我们的新居。在迪维申街的家里，我们用煤气灯了。父亲总是在晚上睡觉前把煤气的总闸关掉。我只好划着火柴阅读大仲马的《三剑客》，免不了烧疼手指头。不知为什么，也就是在我们搬到迪维申街后我开始阅读詹姆斯·芬尼摩·库帕的书，以及《红印第安人》《男孩们自己的报》，还有关于一个人用一个小小的工具炸毁整个海军的故事。当地的孩子给我看迪克·特平和布法罗·比尔写的那些廉价惊险小说。我如饥似渴地读过一阵，直到后来感到实在太荒唐可笑才不看。在卡特勒路住时，我开始阅读司各脱的书。后来，因为写了一篇想必是很糟糕的文章，我获得海军军团奖，并得了一厚本麦考利所著的《英国史》。我钻进高高的鸭茅草丛中贪婪地读着。有一段时间，对蓝姆写作的《莎士比亚的故事》也很感兴趣。小学里有校卫队的学员，配备带有能打响的假步枪。父亲当指挥官，教授布尔人的游击战术。我们有两支真枪，有时就到雷德克里夫去练习射击。校卫队学员在学校里身穿用黑色料子制作的上衣，长过膝盖的厚裤子，还戴着厚厚的苏格兰便帽。夏天列队练操时，不少孩子都热晕过去，被人抬走。在华伦努伊，我擢升为护旗中士。我认为早期的军事训练对我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很有帮助。
  放学后，我经常花很多时间到老果园去，拾被风吹落在地上的苹果，花6便士买上满满一口袋糖，带回家给母亲做苹果排。有时父亲叫我到斯达克斯的牧场去摘或收割种在牧场边沿的荆豆。我觉得，那几年在华伦努伊的生活使我多少具有一些工人的观点。
  我们搬到克赖斯特彻奇后不久，父亲在离城约400公里处勒姆斯登附近的卡瑟罗克买了一个牧场。从那以后，我在寒暑假就到那里去劳动。父亲不愿看到我们像城里的孩子那样成长。他深信，必须教育一个男孩子懂得要奋力拼搏才行。在那儿干的活很辛苦，包括做饭、喂牛羊和挤奶，但我们确实学会了骑马、猎兔并剥兔皮。我记得牧场的管理人查理怎样欺侮过我的：我为剪羊毛的工人做早餐，端着麦片粥来迟了一点，查理在我的头上猛击了一巴掌，我把滚开的粥泼在一只手上，烫掉了一层皮。“没事！”他说。
  那时还没有防风林带使大风减速，卡瑟罗克的风很大，但夏天凉风习习，吹着光溜溜的腿，舒服的感觉至今还记得。1973年，我和弟弟皮普又去时，我惊奇地发现防风林真使那里大变了样。
  我在奥雷提河学会了游泳，埃里克把我扔到水里，喊道：“游吧！”我还学会了捕鳟鱼、逮野鸡鸭。我在那里还得到了我的第一匹马——奈尔，那是他们给我的一匹老牝马。靠圣诞节时得的钱，我买了我的第一支0.22英寸的来复枪。后来我又靠卖兔皮，一便士一张，买了子弹。那匹老马奈尔与我很合作，看到草丛里有兔子，就会停下不动，等我瞄准射击。我记不清那年自己几岁，也许是十二三岁，我在发大水时骑马过奥雷提河去勒姆斯登镇。我不想走远路从铁路桥返回，那得多走几英里，我试图再涉水过奥雷提河，尽管河水已上涨了。老奈尔奋力游着，但河水把它往津渡以下冲了一大截，那里的河岸太陡，它爬不出水面。幸而，我知道河岸有个缺口，我们就朝那里游去。奈尔登岸成功了，我们最后终于站在坚实的土地上。我跳下马，拉住它的头，亲了亲它的口鼻。它用头蹭我的身体，喷着鼻子，然后猛地抖掉身上的水。我卸下缰绳，使它可以吃点草。我又把湿裤子挂在篱笆上晾了晾才上路回家。这次是幸免遇难，因为奈尔当时已疲劳，水势来得又猛，而凭我的游泳术是不堪与水搏斗的。何况，我穿着靴子、短裤和上衣，并且帆布背包里还装满了从城里买的东西，我肯定会被水冲走。
  我哥哥埃里克1914年去参战后，我到卡瑟罗克牧场去看管了一个月。我表哥比彻·沃德，理应照管一切并告诉我该做什么。但他只是说：“把埃里克所有的狗，还有那‘肿蹄’（埃里克心爱的一条腿僵硬的马）统统干掉！”于是，我执行了处决，心里却很不好受。牧场的羊，像苍蝇一样死去，我尽量多剥下羊皮。那又是一个倒霉的月份。不管怎样，我尽力而为，直到我们找了一个管理人来经营牧场。那工作可不好干，因为我哥哥是突然离开的，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总之，那是个艰难的时期，但我们总算度过来了。后来，我又去叔叔那里学习用3匹耕马和一把22英寸的沼泽地铧犁土耕地。我学了3个月，同时照管马匹等等，这段经历使我受益匪浅。
  我不能说我果真喜欢常去牧场。户外生活固然不错，但是太孤寂。我喜欢到更有同志情谊的地方去。我爱看树木和风景、日出和日落，但人不能光靠欣赏风景过活。像我这样的人也需要同伴的友情。
  克赖斯特彻奇男子中学
  我15岁升入克赖斯特彻奇男子中学时，生活又经历了一次变化。这所学校被认为是城里最好的中学之一，我在那里过得很愉快。和在父亲的学校里接受小学教育时迥然不同，那时可以说是被人逼着去学，现在则差不多全由自己。你学也好，不学也罢，似乎没有谁管你。我恐怕说不上是什么模范学生。我喜欢的历史、地理和文学之类科目，学得还不错；但我讨厌物理，觉得物理教学缺乏想象力。我也喜欢化学，可对高等数学却总想回避。记得在中学后期，数学老师约翰逊在黑板上写满了三角习题，然后问我：“艾黎，你看到了没有？懂了吗？”我说：“不懂，先生！”他便说：“唉，你这辈子只配去砸石头了！”我心想，砸石头有什么不好？——需要砸，就砸嘛！
  另一位教师托比·杰克逊是个人物，还有帕普·朗和比利·沃尔顿也是。帕普·朗是位清教徒和植物学老师。后几年，由于我上他的课不像罗宾和弗里德·佩奇那样用功，他厌弃我了。罗宾和弗里德·佩奇被选为大家的模范，我们却叫他们“书呆子”，帕普为此狠狠地训斥了我们一通。有一次，我从他的标本柜里拿出一具毛利人的头骨，偷偷放进他带午饭的包里，让他晚上带回家去。我们喜欢托比·杰克逊，因为觉得他喜欢我们，尽管他会尖刻地骂我们是“烂木头”，甚至会拣起一本书朝我们扔过来。当他发现我们本来该做实验却在本生灯上烤栗子时，更是如此。比利·沃尔顿身上总有一股烟味，样子看上去也很严厉，但他一向对我们循循善诱，讨厌那种只说不做的人。
  学校里是禁止孩子们抽烟的，所以我倒想试试抽烟的味道究竟怎样。训导主任决定罚我挨藤仗。受罚的头一天晚上，我花了些时间，把一块兔皮缝到那条作内裤穿的足球短裤上，这样，除了兔皮盖不到的一边还有一英寸地方之外，我就不觉得抽打之疼了。即便如此，挨打后好几天，我屁股上还看得出青一道紫一道的伤痕。
  星期六上午每逢好天气，我们男子中学常去靶场打靶。后来我还作为雪盾射击队的队员参加了与克赖斯特中学校队的比赛。去雷德克利夫的电车9点钟由广场发车。我5点钟起身，出发前先在洗衣机里洗5批衣服，3批白色的，2批深色的，每批需开机20分钟。下午回家以后又擦地板。在母亲身边做点家务是很惬意的。她一两句话可顶用了。
  小时候，一些片断的诗句一直留在我脑海里。到中学时遇到罚我写字的情况，不论罚写多少行我都照写不误，开头总是：
  亚西利亚人来势如狼奔群羊，
  大队人马闪烁着紫气金光，
  长矛的寒光犹如海面的群星，
  蓝色的波涛夜夜翻滚在加利利湖上……
  这首诗的各小节都写完后，我就接下去写：
  在大都，忽必烈曾下令
  建造一座宏伟的逍遥宫，
  圣河亚弗在那里流经
  深不可测的岩洞，
  直泻入不见阳光的大海中。
  于是在方圆五英里肥沃的土地上，
  围造起一座座塔楼和宫墙……
  我十来岁时酷爱读书，贪婪地抓到什么就读什么。我想我大概是读了不少伤感的东西，但我清楚地记得洛纳·杜恩这样的人物。十四五岁时，我阅读了萨克雷等人相当枯燥的大量英国作品。最初读欧·亨利的作品时，我也很喜欢他，特别是他那很有韵律节奏的诗。
  假期中我去劳动，以便挣点钱自己用。有一年夏天，我和同校好友杰克·史蒂文斯去卡弗尔格的巴尔莫勒尔收割麦子。寒假时，我去拉斯利路我们家在韦斯特科特的那栋老房子（当时罗弗尔·史密斯还住在那里）对面的一个牧场拣过土豆，拣一口袋挣1先令8便士。亨利叔叔有一次来我家时教我怎样不用网罩捉蜜蜂——动作要慢，而且不出声。有一回，我穿着踢足球的短裤给母亲表演这个本事。一只蜂钻进了我的裤裆。我急忙扑打，竟被它在一个非常娇嫩的部位蜇了一口，只好赶快跑去找兰粉袋消肿止痛。后来，我终于攒够钱买了一辆自行车，车不怎么好，常常需要修理，然而能有一辆也就不错了。
  少年时期我很爱玩橄榄球。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搏斗，很有乐趣。我在哈格利公园的橄榄球场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中学的最后一年，我是学校里4人划船队的队员，我很喜欢这项运动。
  我对克赖斯特彻奇男子中学倾注了一个少年的全部热情。我为这所学校，为自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感到十分骄傲。我是那种普通的傻乎乎、缺心眼的孩子，但是我敬佩校长巴尔布斯和几位个性突出的老师，像托比·杰克逊、帕普·朗和比利·沃尔顿，他们都是一代师表。他们都很理解孩子们，但有些年轻的教师也许不是这样。一个人从青少年进入成年之前的这段时期，可能相当狂热。我对这整个时期的回忆有点支离破碎，但想不起有重大的越轨行为，只是由于战争的影响，决心去为当时大家都接受的主张献身。
  教师之家
  我们家一共7个孩子，几乎全都从事与教育有关的事业。大哥埃里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加利波利受伤，最后在法国阿尔芒蒂埃尔的一次堑壕袭击中阵亡。其他几个兄弟中，小弟皮普是坎特伯雷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讲师。大弟杰夫是新西兰国家级图书馆学专家。他毕业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年轻时是新西兰声誉最高的“全黑”橄榄球队队员。3个姐妹格温、凯瑟和乔伊都是教师。最小的是乔伊，退休前一直是新西兰护士学校的校长。最大的是格温，年老后做社区工作，她和丈夫（惠灵顿的一位教育学教授）一起组织了以教育为中心的社区。后来，她集中精力办儿童游戏中心，孩子们在那里学习自己动手做事情。她以此为主题写过13本书，成为儿童游戏教育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她现在90岁了，仍在写作。
  我们家与教育事业的联系还延续到了下一代。格温的大儿子安东尼在肯尼亚工作，负责设计一套新的中等学校教育体制；二儿子戴维在新西兰电台编制儿童教育节目。杰夫的大儿子罗德在惠灵顿大学教政治学，二儿子帕特是一位开业医生。
  因此，我们一家都是在指教别人怎么做。世界似乎就是分为指教别人的老师和需要听从他们指教的人这样两部分。
  由学生到士兵
  小时候我就有过做职业军人的想法。在中学的最后一年（1916年），我颇有点学不下去了，执意要去打仗。大哥埃里克在战争爆发12天后应征入伍，当上了中尉，令我羡慕不已。我希望他能不忘记我们的老学校。因为，当时在我的心目中，我们的学校就是最重要的了。在那个年代，对中学生来说，战死疆场，因而让自己的名字刻在阵亡将士名录上，是一种英雄行为。当埃里克在法国阵亡的消息传来时，我更加急不可耐，决心像他一样去参军。我试图用虚报半岁的办法入伍，结果仍未能遂愿。家里的人很生气，认为我还太小。然而到1916年末，我19岁那年终于进了军营，尽管一般的参军年龄规定为20岁。
  对新西兰人来说，到遥远的外国去打仗并非异乎寻常。这部分归因于他们继承了早先拓荒年代野外生活那种坚韧不拔的理想，部分归因于他们同英国的特殊关系。在1914年至1918年的世界大战中，有11.7万新西兰人在海外服役，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据估计，其中1.7万人阵亡，5.8万人受伤。按当时的人口比例计算，新西兰的服役率是相当高的。
  我被编入新西兰远征军，随后被送到北岛的一个军营去接受军训。先在第29后备队受训，后来突然又被编入第28后备队，并搭乘一艘原来往返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旧客轮乌利马罗阿号出发。沿途在西澳大利亚的奥尔巴尼、南非的开普敦和塞拉利昂停靠，最后抵达英国。途中，从奥尔巴尼到开普敦这段航程，遇到很大的风浪。我睡在3层铺上。有一天夜里，我准是从狭窄的铺上滚了下来，摔在地上，左臂骨折，因此被送到船上的医院。余下的10个星期航程中，我大部分时间在那里接受治疗。为我的这次事件有关方面还成立了一个侦讯法庭，以确定我是否故意装病。既然我是虚报年龄参战的，本来没有什么可查的，但是我不便将这一点告诉法庭的军官。这时，一位年轻的毛利人中尉出来为我说话，他说这显然是一次谁都可能发生的事故。
  在开普敦时，我们有一个毛利人连队。其中有些人一起上街乘电车时被赶了下来，说是有色人种不许乘坐公共电车。这可激怒了新西兰士兵。我们不讲“政治”，只是一群身强力壮的普通小伙子。我们的朋友因阳光把肤色晒得比我们黄些竟公开遭到侮辱，这在我们是不可想象的。于是，许多人便一起走上开普敦的主要大街，掀翻了街上所有的电车。这一下干得好不痛快！我因吊着一支胳臂，不能参加，只能旁观。消防队被派来用水龙向士兵们喷射，把他们赶回船上。士兵们则拣起街旁售货摊上堆满的橘子扔过去。总之，我们的船后来被领入港内，并在那里抛锚停泊了很久，再也不允许我们上岸休息。这就是我第一次亲身经历的种族主义行为。
  船抵达塞拉利昂时，也未准许我们上岸。我们在那里加入了驶往英国的庞大船队。当时敌人的潜艇十分活跃。直到抵达目的地之前，船只都有被击中的可能。到英国之后，在我们的部队乘火车前往索尔兹伯里平原时，第一桩惨案发生了。士兵们听说在前方第一站吃饭，然而第一站却只是一次为给快车让道而临时停车。新西兰青年不熟悉那里的双轨线。所以当快车从我们车旁飞驶而过时，将许多已跳下车的士兵碾到轮下。这是我们遭遇的第一桩惨祸。
  那年10月，我们来到设在索尔兹伯里平原斯令地区的新西兰基地营。几经周折之后，我于1918年1月被派往法国，编入驻伊普尔突出部的第1坎特伯雷团第12纳尔逊连。当地每天都在进行炮战，炮弹轰击着荒无人烟的地面。许多与我同船来的人战死了。我们经过一些冻僵的尸体，躺在离大路不远的地方。伊普尔当时的形势十分险恶。我们在那里一直待到初春时节。我是一名通讯员，半夜里通过那块荒野时，必须越过一个个炮弹坑，从一站到另一站——死骡谷——连个人影也见不到，唯有双方震耳欲聋的炸弹、炮弹和机枪子弹在空中呼啸而过。
  一天夜里，D和我奉命带着炊锅、枪支和背包上前线。我们远远地跟在队伍后面。敌人在一个角落朝我们必须经过的梅嫩路展开射击，一个尖兵已经倒在那里。我看他好像已经死了。D停下来仔细看了看，说：“他还活着，我们得把他拖到急救所去！”我显得实在太累了，于是D就人的生命的价值给我上了一课：“有这么多的人战死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忘掉这一点。来，你抬一个肩膀，我抬另一个肩膀。”我们拖着他走过那段危险的路，到隐蔽的急救所去。刚走到门口，一颗大炮弹正好落在路上他刚刚躺过的地方。急救所的人说：“他可以活，没有问题。”我忘不了在那样的时候D给我上的这小小一课。而D并不是模范士兵，是个反叛者。
  后续部队来换防之后，我们从前线撤了下来，进行紧张的休整和操练等等。由于在前线时得了严重的痢疾，又两次中过毒气，我成了病号，感到十分虚弱，但还能勉强支撑。在圣玛丽·夏佩勒待了大约一个月后，我才开始感到好了一些。
  在索姆河上阻击德军
  1918年3月，德军大举进攻，闪电般地直捣协约国的战线。我们被派往索姆河去协助牵制敌人。途中抵达贡姆库尔，那里有许多旧战壕，协约国军队在1916年就是从那儿进击的。3月29日，我们跨越大批旧战壕以及现已发锈而且周围长满杂草的铁丝网。我们射倒了几个正在后撤的敌军巡逻兵，然后遇见一个由各个团的士兵拼凑组成的英军混合连。在前头的一个士兵看见我从后面跳入战壕，说：“来了个臭澳新佬。”他们穿过我们的防线去后方，我们便在过去的支援壕上据守，因为它有通往无人地带的老交通壕。4月5日，敌军最后一次大规模推进时，我们铺开成单线，每一两个人找一个适当的阵地。我在一个老交通壕的尽头找了一个阵地。第一次大扫射的大部分子弹落在我们背后没有多少人的战壕里。接着，敌军沿着老交通壕上行，呈扇形展开。我过去在中学时参加过校射击队。那天，我在身旁放了一罐果酱和硬饼干，射击了4弹带，有200发子弹，所有的目标都在200码以内。将近中午时，一架敌机飞临上空，瞄准了我们的阵地。榴霰弹和炮弹接踵而来，但只有一枚击中我的阵地。我的肩头出了血——是炮弹碎片擦的小伤。我走入地下掩体，找到了管我们排的准尉副官。他说：“喔，那没事！我们现在缺了你们年轻人可不行。你们顶事！你还是回去坚持吧。”于是，我便回去了。
  但第二天早上，一切恢复宁静后，他说：“你还是到包扎站把伤口好好包扎一下吧。”敌军的进攻已失败了。所以我和另一个伤员一起到包扎站，发现军医已死，代替他工作的随军牧师也死了。然而，那伙夫还健在，他说：“你们别无办法，还是回急救站去吧。”因此，我徒步走到后方的急救站，在那里什么护理也没得到，因为工作人员都太忙，顾不上轻伤员。我们被送到更远的另一个后方急救站，又搭火车到海边收容轻伤员的一个营地医院。在帐篷里等待治疗时，我们玩起了扑克牌。同我一起玩的是两个身材高大的澳大利亚人和一名毛利军官。一名参加过布尔战争的英国军士长，佩戴着一排勋章走过来，命令我们放下扑克，不要吸烟。他小题大做，纠缠不休，最后我们四人各抓住他一只手或脚，把他倒转过来，砰的一声扔出了帐篷。第二天，他带来一列士兵，押着我们去见主管营地的上校。那上校是一位很和气的伦敦老医生。他问：“孩子们，你们不喜欢这里吗？”
  “我们不喜欢。”我们说。
  “那么，你们喜欢干什么呢？”
  我们回答：“我们希望回到自己的部队去。”
  于是军需给我们发了新制服，那毛利人和我便上路到埃塔普勒的新西兰基地去。由于厌战等各种原因，埃塔普勒当时刚发生过一次士兵骚乱，正在恢复正常。我们一到达，那里的军官说：“喔，进来的所有散兵应立刻送回原部队。”因此，我们搭火车离去，回到索姆河畔我们的部队，再不提身上的弹片了。
  春天，索姆河上还有些浮冰，但不久便发生了变化。那时，我们并不在前线。天暖以后，我们常在下午到一个磨坊的贮水池去游泳。那里还驻有不少黑皮肤的西印度群岛士兵，他们也去游泳。一些法国老妇人常坐在岸上，一边织毛衣，一边看我们游泳，说：“黑的、白的在一块儿真美！”当然，谁都不穿游泳裤之类的东西。谁要是穿了，会被人笑话。这是我们在前线玩得最痛快的轮休期之一。
  1918年8月，我们营参加了向法国农村地区进军的联合大部队。在攻占阿韦纳城后，我们连在一座更大的城市巴波姆前挖战壕。德军在后撤，但打得很顽强。在一次使我们付出很大代价的进攻后，我作为一名军士几次被派出去侦察敌军的主力在哪里。在一次侦察行动中，特别是在巴波姆火车站周围，我们紧张了一阵。德军的机枪子弹射在我们卧倒的地面前方的一堆铁轨上。我们有几个侦察兵受了伤，好在我们得到了所需要的一切情报。
  由于这项工作，我荣获了军功章。为了拿下我们当时应该占领的阵地，我们连有150人参加了进攻。没有多少人获得成功。敌军设置了带刺铁丝的防御工事，在缺口处部署了几挺机枪。我们最后冲进去了，夺取了敌军的阵地。但这是一笔不合算的账，我们有许多伤亡。此后，我们继续推进，向康布雷移动。在我们到达的陡斜坡边缘，曾打掉了一辆敌军坦克，下面的山谷里还有几辆。敌军阻击兵已挖壕向我们开火，我停下来回射。接着，我们的长官过来，要我跟他走，去赶跑附近马道里的一些敌人。我站起身，刚拔步跟他走，便被从坦克射来的子弹击中大腿；子弹穿过臀部，从脊骨旁出来。其他人把我拖进去，放在马道上的马粪坑里。他们脱下我的裤子，正准备包扎，但不得不迅速离开，因为德国人正在返回。我躺在那里，像是个死人，所以没人理会我。那时，许多伤兵都被敌人开枪打死。我在那里待了一夜。次日早上，我们的掩护炮火来了，把坑的一侧轰塌，土埋在我身上，但头还露在外面，可以活动。我恢复了一些神志。不久，我们自己部队的人来了。接着来了一副担架。大家把我挖出来，送回一个设在地下掩体里的包扎站。那里挤满了人，比我后到的伤员只能躺在外面。敌军开始放毒气弹，躺在外面的许多人都中了毒气，我们在掩体内，门口挂起毛毯保护，所以未受影响。
  这是为什么
  我们搭救护车在被炸得坑坑洼洼的路上走了很长时间。一路上很不好受，因为在救护车的两张上铺还有两名德国俘虏。我和另一个我认识的新西兰人占了两个下铺。他的腹部中了弹，对其中一个德国人痛苦的喊叫很恼火。我们终于到了前哨包扎站。他们看了我的伤势，说：“你可以等着动手术，我们把你放在临时帐篷里。”那个帐篷里的大部分伤员伤势太重，已不好开刀，只不过躺着等死。我的一旁是一个德国人，胸部有一个大洞。他就通过那个洞呼吸，发出难听的声音。我的伤使我不能排尿。我极想小便，但就是尿不出来。我的另一旁是一个加拿大人，他安静地死去了。他的另一旁是一个印度人，他的屁股两瓣已被炸掉，用一只手臂撑着床铺哭叫不已，十分痛苦。一位能说印度话的随军牧师进来，同他谈了许久，似乎使他安静了些。接着，牧师过来跟我说：“我的孩子，你将走上漫长的路，因为你也很快就会死的。你应该想想天上的事。”我说：“天哪，我只要能撒尿，就没事！”他有点嫌恶地看了看我，就走开了。但那次谈话似乎对我起了些作用，我把躺在我身边的那个德国人的钢盔抓过来。那头盔很大，我一泡尿把它尿得满满的，让一个走过的人拿出去倒掉。
  那天夜里，我被装上火车，拉回海岸边的一所基地医院，在那里做了必要的手术，住院休养，后来我们又迁往海峡彼岸伦敦附近的奥特兰公园医院。我家的老朋友彭杰利小姐在该院当护士长。我的确得到了一些特殊照顾，如多给我一点食品之类，但那毕竟不是一个久留的好地方。我身体稍好以后便迁住埃塞克斯郡霍恩彻奇的疗养院。
  1918年11月，战争结束，签订了停战条约。我们全都到伦敦去庆祝。那一天很累人，因为我没有多大力气走动，而且伤口还有点出血。到处洋溢着兴奋的情绪。有些澳大利亚士兵把缴获的德国炮车从蓓尔美尔拖到纳尔逊纪念碑前，放火烧了。我还记得看着火焰像舌头一样在纪念碑旁吞吐燃烧的情景，庆幸恐怖的日子已经结束，但对新的生活将带来什么又颇多疑惧。我既为厮杀已停止而高兴，又十分害怕比生命更宝贵的同志情谊很快就不存在了。
  同志情谊是前线教给我的一种东西。当我们尽一切力量互相帮助时，几乎忘记了自己。在这方面我们有些杰出的榜样，特别是我们的小队长，那个半毛利人半中国人的哈里·托马斯。他对大家爱护备至，为我们树立了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同志的绝好楷模。
  我逐渐恢复了健康，最后同一队人去格拉斯哥，加入一艘运兵船的先遣队，到普利茅斯去装载部队回新西兰，这些部队大都是正在养伤的伤兵，经巴拿马运河回新西兰，一路上风平浪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但驶近新西兰的利特尔顿时雾大浪高，我们的船几乎驶错了海港入口，但后来漂亮地转了个弯，才进港停泊。我们平安抵家，受到家人的热烈欢迎。那是怎样的欢迎啊！离开家仅仅17个月，可我觉得恍如隔世一般，我生疏得好像忘记了原来的样子。对我来说，如何重新适应，倒成了一个问题。
  我是一个学习迟钝的人。所以，战争的原因与后果，为什么打仗和谁引起战争，这些问题直到多年以后才明白。但是，战争年代发生的事件，战争的野蛮堕落，双方战士的勇敢和献身精神，至今记忆犹新。这一课需要长期去思索并得出教益。
  塔拉纳基牧场
  参战那一年多时间似乎不是以年月日时来计算的，我回到克赖斯特彻奇后，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我的一位曾在埃及当空军飞行员的老同学杰克·史蒂文斯，当时正打算根据复员军人安置计划购买土地。他来找我说，已经在塔拉纳基找到一块适合养羊的很有发展前途的土地，问我是否愿和他合伙。我同意了。于是我们一起来到地处莫瓦蒂亚河谷的塔拉纳基。那地方在北岛通往韦弗利的丛林路边约50公里的内地。牧场有800公顷，是肥沃的山地，很难开发。一半以上仍被森林覆盖。我们花1.2万英镑把它买了下来。我投入了自己的全部战时积蓄、我已死去的哥哥的战时积蓄和父亲给我的一些钱。在20世纪20年代，正像北岛西海岸别处一样，惠努阿库拉山谷、莫瓦蒂亚山谷和怀托塔拉河上游有大量这样的土地。人们为整治这种土地以改善生活和增加生产所进行的斗争，是一部迄今尚未撰写的史诗。我们的牧场位于孤立的穷乡僻壤。我们拓荒办牧场，养起了上千只羊和上百头牛。我们奴隶般地劳动，有时一天要干16个小时。土法做的面包味道不错。砍了一天灌木，已筋疲力尽、汗流浃背，还要带上一点好的马泰或拉塔树枝下山去，等到做好晚饭后再烤面包。这作为一种经历确实很有意思，但年复一年干下去便使人感觉希望渺茫了。莫瓦蒂亚的意思是“白天睡觉”。但我们在白天却很少有机会睡觉。我们要做饭、种菜、挤奶、做黄油、赶牲畜、砍灌木、烧肥田草，还要往陡峭的山脊上扛架围栏用的木桩等等。我们通常干活时赤身裸体，只穿一双靴子，把短裤做垫肩用。我们还要往路上填料，修补公路。清理羊臀部污毛，浸洗羊只和截短羊尾等也会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我的伙伴杰克·史蒂文斯有时要去韦弗利，这样就剩下我一个人。有时我也离开他，到山上去。我们极其孤单。你可以竭力喊叫，决不会有人听到。身上一丝不挂，也不会有人看到。如果整天在外面，我们通常背一个旧军用背包，里面装一个野外烧水用的洋铁罐、一点茶叶和面包。下雨时，我们就把短裤装进背包里。我们还经常带一支303口径的来复枪，以便打野猪用。每交一个猪拱，林业部付给一先令奖金，所以打野猪是我们少有的生财之道之一。不仅如此，一条野猪腿或一条羊腿，加上烤南瓜、土豆、洋葱、胡萝卜和欧洲防风根，就是一顿美餐。
  野猪很狡猾。在产羔季节，它们守候着母羊下羔，然后攫取羊羔。因此，在那个季节野猪比平时打得多些。有一年早春的一天，我站在我们牧场最高的山脊上。乌云迅速消散，四座老火山显露出来。鲁阿帕胡山、唐古里罗山和纳拉霍山在一面，埃格蒙特山在西对面。由于一直在下雨，我的短裤还装在背包里。这时从树丛中出来一只大野猪。它发现了我，便停住了脚步。我用我的303口径老式军用步枪瞄准了它。正当我扣动扳机时，我那心爱的猎狗跑过去咬它的耳朵。结果，猎狗和野猪都被打死了。我朝野猪补了一枪以防万一，随后割下它的下颚，带回家去把獠牙拔掉。回家路上，我在山脊下又开枪打死了一只小肥猪，于是我把两条猪后腿搭在脖子两边，背着走。回到家里，我把贮水罐里的水灌满一洋铁盆，洗去了身上的血迹和汗水，便抱来一捆柴，生火烤面包。
  我们的四间住房建在一块狭窄的平地上，当地人称作“沃里”。从山谷里可以俯瞰那条深水河和周围美丽的乡野风光。那地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繁花盛开的拉塔树，鸟群，雨天爬过山脊时湿漉漉的蕨类植物擦过我赤裸的双腿，追踪野猪……许多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那里非常适合种水果。我们种的柠檬树魔术般地生长起来。树上硕果累累。菜地里种的莴笋、大黄和芹菜长势之好，我在其他地方还从来未见过。
  每年剪羊毛时节，流汗的劳动总要留下许多空啤酒瓶，足够人们在截去瓶头后用来盛果酱。在“沃里”旁边架起的毛利人称为“帕塔卡”的库房里，每年秋季都放满了存货，每根柱子上都钉一个倒扣的奶盆，防止老鼠上去。的确，那里的乡村是够富饶的。土地上能长出非常好的三叶草，而那里大部分是蓝灰色黏土。现有森林里各种喜人的木材，以后可以用来建造真正文明精美的住房。
  我们所在的山谷后面就是怀托塔拉河的上游。我们有时骑马去那里，到一个名叫卡帕拉的被遗弃的羊站周围猎野猪，待上一天。那里曾建过一幢很漂亮的住房，周围有果树和可爱的草坪，但现在房子都已破烂不堪了。那里还有一个机器，生了锈的发电厂，一片死寂。我们在那里采山莓，捡核桃、柠檬、苹果和梨，各种水果在地上落了厚厚的一层。到处不见一个人影。有一次，我们顺着怀托塔拉河又往前走，在丛林中发现一座濒临倒塌的公路大桥。这座桥是很多年前用国外货款获得的收益修建的，但由于通往桥上的路从未修成，所以谁都没有走过这座桥。那里是鬼怪的世界，夜间，几维鸟从丛林里发出阵阵尖叫，嘲笑人们所做的努力，嘲弄人们的力量和青春。
  我们也有不得不待在家里的时候。有时一连几个星期阴雨连绵。尽管我们当时没有多少阅读材料，我还是可以读书。一份《奥克兰新闻周刊》和几本简装的最想入非非的小说便是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书刊了。我们有一本《圣经》，据说包含了每个人所要了解的足够的知识。再就是《新西兰农业》杂志，那上面有时刊登一些有趣和有用的短文。晚上，我在烛光下阅读，即使我们房后山上发生滑坡的巨响也不会干扰我。
  剪羊毛季节是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每夜只能睡几个小时。剪毛工人干完活就都走了。我们留下一人照看牧羊狗和牧场的活计，另一人便外出走走，看看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有时，人们也到我们牧场来住上一两天。他们往往说他们觉得我们应当得到更多的帮助，还有乡下多美、在这里生活多好之类的话，然后就离去了。有一次，来了一位自由党议员竞选人。他看着我们上身赤裸，只穿一条短裤，浑身是晒斑，正在那里劳动，填补一块被冲坏的路面。他说我们是多好的年轻人啊，做一名拓荒者多么了不起啊，如果他能再变成年轻人，他的的确确也要和我们在一起。然而，当他看到那刀削似的山脊，便沮丧地说：“不过，要在我屁股后面的裤腰上用带钩把我吊到那上面去！”当定居者们带着家室来到丛林后，妻子们都竭力斗争，要丈夫和孩子们回到平原地带，因为那里有学校、有医生、有电、有电影院、有朋友和正常的人际关系。她们全都获得了胜利，但有时是直到她们病了又找不到医生的情况下才如愿以偿的。有一个妇女，由于宫外孕，被用担架抬出了丛林。另外几个是因小产离去的。还有一切日常发生的事故，如斧伤、来来往往的修路工人们的工伤等也都需要医治。有一个修路工人就是被坍塌下来的蓝土块砸死的。
  六年孤寂与奋斗
  我和杰克在牧场的6年里发生了好多起事故。一次，在丛林里砍树，我砍下来的卡瓦树上缠的藤蔓把正好在我头顶上的一棵树的枯杈给拽了下来，结果举起来的斧头的一角砍到我脸上，破了一个很大的口子。我只好翻过一座座小山头，回去找杰克的兄弟弗雷迪·史蒂文斯给我包扎。由于流了好多血，我有些头晕。那个宽大的壁炉看上去很舒服，火苗蹿着钻进烟囱里。弗雷迪在一架老留声机上放起《霍夫曼的故事》里的一只船歌，好听极了。
  最严重的事故是我被从马上甩下来。那是雨后的一天，天气晴朗。
  杰克·史蒂文斯从韦弗利打来电话，说他正往这儿赶一群羊，让我去接应，以保证羊群从山脊顺利下到那条通向我们那个山谷的路上。那是一条从韦弗利到莫瓦蒂亚的土路。我把弗雷迪留在家里，自己骑上那匹廉价买来的“哈慕德”出发了。这匹马在买来之前只是半驯服。我出了山谷，晨光下景色美丽，雾气低垂，拉塔树上鲜花盛开。我沿丛林小路骑去，扇尾鸽一个劲儿冲我叫，好像在笑我。骑到我们那条路和山脊交叉点时，我解开紧肚带，哈慕德蹶了一下，我一只手指划破了一个口子。
  我揪了一片兰吉欧拉叶把伤口包起来，继续很高兴地朝前骑去，不时扯
  一片柯罗蜜可叶芯放在嘴里嚼着。这些叶子都是止血的，对胃也有益处。在走到第一个定居者的家之前，我经过一座蓝土石峭壁，被头一天的雨冲松了的一些泥土和石头突然掉到哈慕德面前。它迅即用后蹄站起，又猛然掉过头来顺原路疯狂地跑下去。我被掀了下来，因为我一路上心神飘荡，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的一只脚套在马镫里，脑袋一定是撞在路边的围栏桩子上，我失去了知觉。由于脚仍套在马镫里，我被拖出去好几英里，直到脚镫铁勒破了皮革，才把我扔在路上，不省人事。等我苏醒过来，我的3条牧羊狗正侧头凝视着我，弄不明白我出了什么事。我的衬衣和短裤都不见了，我差不多一丝不挂，遍体鳞伤，但还能从路中央滚到路旁，才又昏迷过去。驱赶过来的羊看到我的狗便拥成一团，杰克·史蒂文斯也过来了。他到最近的一个定居者家里，把我送进一间小屋进行急救。第二天，又搬到那位定居者住的房子里。好几处骨头都错了位，需要正过来，掉下来的下巴又推回去了，割破和擦伤处涂上了碘酒。几天以后，杰克赶来一辆两轮马车，把我带回莫瓦蒂亚。我不得不在床上躺了3个月，弗雷迪给我按摩。这个事故发生后不久，哈慕德又使杰克躺在隔壁的床上，他的膝盖脱臼了。因此，弗雷迪停止了工作，以照顾我们两人。
  我终于能自己出门去看医生了。医生劝我去罗托鲁阿温泉疗养地待几个月，以恢复健康。我只有付给他门诊费的钱，所以又回到莫瓦蒂亚，那个建议实际上是个天上的馅饼。
  我因为这次事故而在家里动弹不得期间，沃尔特·韦伯经常来看我们。他在工务局工作，负责管理我们帮着养护的那段路。他六十四五岁，是个出色的工程师，从未进过学校，从未离开过丛林。但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计算从两头开挖隧道，使之正好在中间接通。他可以告诉任何一位土木工程师某项活计是否行得通。他有着一副善于创造发明的头脑，这副头脑对任何一个社区来说都可以是巨大的财富，但是被埋没在丛林里。只要天气好，我们就盼他来串门，从不把他当来访的客人，而是把他当作莫瓦蒂亚的一部分，就像那高大的拉塔树、茂密的丛林和幽深的河流一样。他管我们叫“毛头孩子”。夏季有一天，我在河里洗完澡爬上来，手里拿着短裤——那是我们当时仅有的夏天衣服。他站在路上土声土气地说：“要是在奥克兰，就扣你个有伤风化罪逮起来，在这儿，算便宜你了。”
  当沃尔特干承包活的时候，他就带个帐篷搬到工地去住，砍些庞加斯和欧洲蕨铺个很舒服的床，旁边是野营灶和洋铁罐，盛肉的盒子挂在附近的树杈上。等干完活，该回到“沃里”去时，他会在床上翻个身，看看野营灶、洋铁罐，再看看他的狗“泰克”和那匹老母马，喊一声：“全都是乱七八糟！老头子搬家啦。”泰克蹿到床边吠叫，老母马期待地抬起头。但是，沃尔特往往转过身去，打个哈欠，又呼呼大睡起来。于是，泰克趴下身来，把头靠在两只前爪上。老母马又摆出一副慢条斯理、悠然自得的样子。不多一会儿，沃尔特便起床做早饭，把所有东西装在马背上，3个伙伴就开拔了。沃尔特·韦伯像福斯泰夫①一样身材肥胖，有幽默感，是一个回想起来便使人发笑的人物。他是半个多世纪以前新西兰艰苦、偏僻的牧场上的一块真正的好材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6年是孤寂与奋斗的6年，我们亲眼看到自己生产的羊毛价格由每磅29便士下降到2便士，又逐渐提高到6便士和10便士。战后的新西兰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最严重的失业和20世纪20年代日益恶化的经济。对我们来说，一直要为每年挣足够的钱来支付买回来贮存的东西而奋斗。土地部把出售羊毛和羊只的全部收入都收缴上去，只留给一点维持费。我们头两年生产的羊毛是不准许出售的。只有靠为县里的工务局干活，如清理道路、修补路面等等挣些工资。我每星期做些黄油，用邮车运到外面去。每磅可售得10便士，而且少花运费。每个野猪拱可以收进1先令的奖金。很明显，这些收入我们两个人是不够用的。因此，当我的伙伴要结婚时，我想最好是把那里的一切都留给他。
  莫瓦蒂亚的生活给了我笑对一切艰难险阻的能力。它驱散了许多战争中的梦想，使我脚踏实地，并重新使我懂得艰苦朴素的价值。我开始学到许多斗争的知识和其他基本的东西，这对我后来大有好处。
  回到家里以后，我宣布决定去中国——一个被革命震撼的国家。我母亲一如既往地支持我，说这是一件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应该去寻找一条新的生活道路。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在建功立业，我是家里最无成就的一个。那时，1926年的圣诞节要到了，但我觉得自己遭到了很大失败，没心思在家过假期。于是，我决定乘船去澳大利亚，迈开了中国之行的第一步。

①福斯泰夫即约翰·福斯泰夫，是莎士比亚戏剧中一个肥胖、机智、乐观而又爱吹牛的武士。——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