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一
  在河西走廊乃至西部大地，弱水是一条古老而又神奇的河流。从远古的历史中静静流过，哺育了生生不息的子民，涵养了一方厚重朴实的文化。关于弱水的记载最早见诸于《尚书》。史载尧舜时代，“（禹）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清史稿·地理志》亦载：“山丹河即禹贡弱水，出县南祁连山麓，四源并导汇于城南……”这便说出了弱水的地域方位。由此可见，古称弱水即今山丹河，是黑河东片最大的支流。山丹境内的马营河、霍城河、寺沟河等又为弱水支流，由东南向西北，过县城经双桥、清泉、北湾三村入祁家店水库，调节后经东乐乡出境汇入黑河。在山丹河的发源地祁连山腹地，每年约有2000万立方米的地下潜流和2800万立方米的季节性洪水自南向北补给黑河。民间传说大禹导弱水前，龙首山与瞭高山相连一脉，山丹盆地一片汪洋。为使先民生存，大禹率众苦战九九八十一天，凿开两山连接处，贯通河道，这才导弱水西流去，才有了后来供人类繁衍生息的四坝滩、壕北滩和山羊堡滩这些古文明腹地。山丹祁家店立有《禹导弱水碑》。
  山丹水主要来自祁连山、大黄山（又名焉支山）积雪融化之水，山丹以水灌溉农田历史悠久。汉武帝开置河西四郡后，实行军垦民屯，引井灌田，首重水利。从那时候开始，历代封建王朝大多致力于水利建设水利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日臻进步，而以明代、清代尤其兴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山丹水利发展更是一日千里，自不可同日而语了。斗转星移，岁序更新。千古弱水默默流淌，至今仍向人们诉说着山丹水事的沧桑与变迁。
  自大禹导弱水成功以后，山丹水利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先后两次打败匈奴，其时，匈奴人发出了“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哀叹。10年后即公元前111年置张掖郡，同年置删丹、日勒二县，徙民实边，开浚河渠，引水灌田，自此开创了山丹灌溉农业。公元前73年，赵充国主张在河西屯田，实行“兵农结合，以农养战，以战护农”，不仅为西汉王朝巩固了边疆，同时促进了灌溉农业的发展。
  到了唐武后长安元年（701年），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郭元振派时任甘州刺史李汉通开垦屯田。史书载，当时“尽水陆之利，稻丰收稔；牛羊被野，路不拾遗。”可见，这是自汉代以来山丹灌溉农业的又一兴盛时期。西夏时期，西夏国十二军司之一的甘肃军驻删丹，使山丹水利得到了扩展。《宋史·夏国传》载：“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足见，当时山丹水利形势喜人。而后，直到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建立甘肃路总管府后才重视水利建设。此后近130年里，山丹水利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明朝时期，在“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有裕国”的思想指导下，大兴屯垦、推行“屯田制”，山丹水利随之快速发展。自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以后的220年时间里，先后有山丹卫都指挥武振（山丹人）组织民夫挑浚白石崖渠，巡抚杨博委派副史石永重修了暖泉、寺沟渠和白石崖渠。神宗万历年间，总兵王允中将海寇打败于分水岭，疏通了白石崖渠。据清顺治《甘镇志·地理志·水利》载：“明时山丹有渠10道，灌田9.42万亩。”
  在明代开发的基础上，清代前中期，由于轻徭薄赋，推行屯田，重视河西走廊经营，山丹水利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全县形成了三水、五坝水利灌溉系统。三水指：山水、渠水、泉水；五坝分别是草湖渠、暖泉渠、东中渠、童子渠、慕化渠（后两渠今属民乐县，叫童子坝渠和大堵麻灌渠）。其时山丹有渠14条，灌田11.42万亩。
  民国时期，多沿用清代渠道，不重视维护修浚，白石崖渠道淤塞废弃，加之战乱不止，灾害频繁。民国38年（1949年）中有14年干旱，农田日渐荒芜。据1938年资料记载，县政府征粮在册面积5.41万亩，比清末减少50％。后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府为发展后方经济，在蒋介石于1942年巡视甘肃后，确认开发河西水利为国家事业，由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分设张掖工作站，于1943年至1946年对张掖五个农业县的大部分渠道进行勘察，并于1947年修建了川口截引工程。至1949年，全县有渠13条，有效保灌面积15.47万亩，比1938年有所好转。
  民国时期，山丹水利无甚发展，但当时盛行的水磨却值得一提。提起水磨，旧时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有三十六转子水磨支撑，不怕饿死的”。“三十六转子”，是个沿传的约数，其中的“转子”是量词。三十六转子大概就是指山丹境内共有三十六盘水磨，实际上那时的水磨也不止三十六转子。山丹乡村水磨经过劳动人民不断创新、发展，由开始的平轮传动发展到了立轮传动。立轮传动因水冲击力强，磨轮转速快，磨眼进粮多，加工量大，人们把它叫“大磨”。到20世纪60年代，全县新修的水磨达120多盘。在漫长的岁月中，一些地方因“磨”而得名，如霍城的河里磨、大马营的磨湾、位奇的王家磨等。相传民国年间，山丹城内悬壶济世的彭玉麟根据“自鸣钟”法条传动原理研制了用骡马拉的“旱大磨”。民国25年（1936年），红军进驻山丹城后用这盘磨为红军磨了几十天粮食，一昼夜能磨一石多面粉。据说后来红军还给彭家留下了一个盖有徐向前名章的条子，嘱咐“保存好将来有用处”。
  三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锲而不舍地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使水利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开创了山丹水利发展史上的新纪元，谱写了与干旱作斗争的壮丽诗篇。
  1949年9月24日，山丹县人民政府成立，设“四科”主管农林水牧和工交建设，后“四科”改称建设科。1951年—1955年，成立水利委员会，废除总甲、差甲和不合理的水规制度，建立了民主管水、用水的新制度，逐步进行土渠整修，初步规划水利建设，吸收和培训水利技术人员，改革串灌、漫灌等落后的灌水方法，实行计划用水，逐步完成了水利管理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到1965年，随着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的进程，山丹水利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其间，先后建成了白石崖引水渠、马营河西灌区四坝滩段、祁店水库、寺沟水库加固，修复了川口截引工程，由此拉开了全县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序幕。值得一提的是，废弃多年的白石崖渠道通水后，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使群众看到了水利建设的希望。继之实施的“四好”（好渠道、好条田、好道路、好林带）农田规划和试点建设，使水利建设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1966年至1978年的12年间，山丹水利建设一度处于低潮，但仍是全县水利工程建设最多的时期。在此期间，改建衬砌了一批干支渠道，加固处理了李桥、寺沟水库，修建截引、塘坝，打井提灌，全县水利事业快速发展。但这一时期由于盲目在山丹河两岸打井提灌，致使山丹河泉眼逐年干涸。
  从1978年到1989年的11年间，山丹水利进入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建管并重、稳步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1988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实施，使水利事业步入了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的轨道。这一时期，在中央“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的水利方针指引下，重点采用料石、浆砌石、混凝土预制块改建衬砌了重要干支渠道，兴建了峡口水库和东乐、清泉南湾等一批人畜饮水管道工程，在红寺湖、郭家泉安装了家用除氟器，修建了峡口除氟池，更新维修了大部分机井，加大了水资源开发利用力度，重视了水资源管护工作，水利管理工作得到了加强。
  从1949年到1989年的40年里，全县累计使用国家投资5874.93万元，群众自筹542.91万元，投工4331.66万个，建成中小型水库6座、塘坝22座、干支渠道102条745.33公里、城区自来水工程一处，使全县有效灌溉面积由1949年的15.47万亩增加到29.98万亩，保灌面积由4:7万亩增加到22.7万亩。水利事业的快速发展和灌溉条件的逐步改善，使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985.93万公斤增加到6697.3万公斤，油料产量由1949年的58.75万公斤增加到1504.1万公斤。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山丹水利事业蒸蒸日上，形势喜人。1994年—1996年，投资1040万元改建白石崖渠道30公里；1998年—2000年，投资1000万元完成后稍沟管网工程30公里；2001年，建成库容32.5万立方米的石沟河水库一座；2000年—2002年建成人饮氟病改水工程17项，使9个乡镇、61个村的8.7万人吃上了卫生清洁的自来水；2001年—2002年，投资915万元完成了李桥水库除险工程。经过50多年的不懈奋斗，一批批骨干水利工程的建成使用，山丹水利持续快速发展，水利管理日臻完善，农业发展后劲日渐加足，水的利用率也由70年代的53％提高到了2002年的62％，在全县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2年8月，新《水法》的颁布实施，是新时期依法治水管水的新起点。同年，随着张掖市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个节水型社会试点，山丹水利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自2002年起，伴着黑河流域综合治理矫健的步伐，全县上下以建立节水防污型社会、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提高用水效率为核心，积极实践，不断进取，在节约、保护、合理配置水资源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