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内容
漫话山丹工业
山丹手工业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就开始烧制青砖、陶器，之后的唐、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山丹手工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山丹工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而今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西汉至明代山丹手工业发展
汉初，匈奴占据河西，战事不断，匈奴将俘获各民族的工匠和当地的匠人做工奴，开办铁、木器加工作坊，打制兵器、制造农具和生活用品。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击败匈奴，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始置删丹县，中原的一些能工巧匠迁入河西推广牛耕，广泛使用铁器，使手工业发展较快，陶器生产也有了一定的规模。据县内四坝滩、濠北滩、山羊堡滩遗址出土的陶器、青砖、方砖、条砖、子母砖等，说明汉代山丹烧砖、制陶已有了一定规模。
隋唐时期，山丹的手工业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铸造业、铁器生产发展较快。元代，山丹就开始采煤。元世祖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记载：热情的删丹人，让他和随从洗澡烧水时用黑色石块，感到新奇，当地人告诉他，这是从山里挖出来的，管它叫炭块、煤。可见，元代山丹的采煤用煤已遍及民间。
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年—1398年），山丹手工业已较为发达，有陶瓷、采矿、榨油、铁木器制作、皮毛加工等。在大黄山北麓的瓷窑口、县城西南的碗窑沟，有大量的烧制陶瓷器皿和砖瓦的窑炉，建材业逐步兴旺。
清代和民国时期山丹的手工业
清圣祖康熙年间（1662年—1722年），废除工匠代役银和匠籍制度，规定手工业者不再交纳税银，减轻了手工业者的负担，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清政府允许民间开矿，放宽了对手工业者的限制，采煤、冶炼、烧石炭、烧砖瓦等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业有了一定发展。清时，老军峡口农民利用当地碱土熬制火硝、加工：黑色火药，当时有作坊3个，月产火硝400公斤～500公斤。据记载，陈户、新河、十里堡、窑坡等地农民土法采煤，年产量在6000吨左右，供生活取暖和手工作坊之用。当时一般都由“窑把头”雇用穷人采煤，由窑主确定采煤量，超出定额的部分归雇工所有，作为报酬。当时的煤窑巷道一般高0.9米、宽0.7米，坡度在50～60度，采煤工不穿衣服，用1米长的扁担挑两只筐子爬行，往返背煤，窑内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常有事故发生。当时人们形象地说，煤工“吃的阳间饭，干的阴间活”。还有的农民利用农闲时节，把煤运到张掖等地进行交易，换取一些生活用品。一些私人作坊加工：粉条、豆腐、饴糖、点心，烧坊酿酒，还有木器、铁器制作坊。与此同时，山西、陕西、宁夏、民勤等一些外地人有组织地在山丹经商做他们开展物资交流，传授技术、收购农畜产品，促进了山丹手工业的发展。民国后期，甘新公路修成通车，也对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
1943年，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在山丹创办培黎工艺学校，办了一些半工（农）半读的小型实验实习工厂，有纺织、制鞋、印染、陶瓷以及煤炭开采、造纸、皮革制作等。1945年，培黎学校用汽车带动60千瓦发电机发电，后改用蒸汽机，自发自用，为五县有电之始。1946年正式安装80千瓦蒸汽发电机组2台，除学校用电外，还供县政府、邮政局、银行照明之用。
新中国成立后山丹工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至今，山丹地方工业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改造转型、徘徊前进、恢复发展、全面提升四个阶段。
1949年10月—1956年，为改造转型阶段。按照中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于1950年10月成立了工商联合会，组织和经管各行业的生产，从而激发了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到1952年全县手工业产值达26.81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04％。1953年，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全县手工业者达606户，1390人，全县90％以上的手工业者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同时，组建了缝纫、铁木器、公私合营印刷、瓷器4个合作社和鞋业、缝纫、铁木器3个组，职工212人。同年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1957年—1977年，为徘徊前进阶段。1958年，国家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当时山丹、民乐两县合并，组织全民大炼钢铁，县共办起大小厂矿5419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67个，社办工业共5352个。大炼钢铁使农业生产下降，国民经济出现了暂时困难。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红火红火真红火，丢了农业抓钢铁，群众挨饿吃蓬棵”。1960年—1962年，山丹县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严格划分工业企业与农副业生产的界限，对不具备生产条件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在这种背景下，山丹焦化厂、铁厂等企业先后停产。到1964年保留了县属农具修造厂、陶瓷厂等18户企业，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8户，集体所有制企业10户。
1978年—1998年，为恢复发展阶段。对全县工业布局进一步调整，新上了羊户沟煤矿、石湾子煤矿及磷肥厂、榨油厂，还有一些社办“五小”企业，如清泉水泥厂、位奇水泥厂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山丹工业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恢复发展阶段。逐步推行企业厂长负责制，把竞争机制引入企业内部，完善经营管理体制，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扩大了企业经营自主权。1989年全县共有工业企业51户，其中国营工业12户。采矿、冶炼企业有羊户沟煤矿、新河煤矿、铁矿、青井子磷矿、炼铁厂、硅铁合金厂、焦化厂；化工企业有磷肥厂、龙首化工厂、炭黑厂；机械制造企业有农修厂；加工业有面粉厂、榨油厂、食品厂、粉丝厂、酒厂、饮料厂；建材企业有水泥、石灰、砖瓦、轧钢厂，还有陶瓷、玻璃、印刷等企业。随着全国乡镇企业东西合作工程的实施和城北工业小区的建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全县经济的“半壁河山”。
1999年—2003年，为全面提升阶段。从1999年开始，在国有企业、乡镇集体企业、供销二轻企业中，推行以“明产权、转机制、变身份、增效益”为主要内容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全县25户国有工商企业、25户供销、二轻企业，113户乡镇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并逐步转由个人经营。开始实施工业强县战略，着力营造发展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重振山丹工业雄风。先后新上水泥化工集团旋窑生产线、黑山铁矿、高原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瑞源啤酒原料有限责任公司等一批骨干项目，形成了“四龙齐舞、五虎显威、千帆竞发”的工业格局。全县利税上千万元的项目达到4个，利税上百万元的项目达到5个，各类工业企业达到1000户。
（李集锦）
历史悠久的山丹陶瓷
据史料记载，山丹陶瓷起源较早，历史悠久。山丹四坝滩遗址、壕北滩遗址出土的陶瓷器皿证明，早在新石器时期，山丹境内就有先民开始烧制陶瓷。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年—1398年），大黄山北麓的瓷窑沟、县城西南的碗窑沟就有烧制陶砖和陶瓷器皿的手工作坊。
据县陶瓷厂的师傅讲，他们的祖先于明代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到山丹碗窑沟，一直都是烧陶瓷的。这里有优质的陶土资源和适于做釉料的风化黄土，更有10多米厚的土层，非常适合建马蹄窑。很久以前，马、王两家便联合起来在碗窑沟建了一座马蹄窑，用陶土做坯料，黄土做釉料，用前窑的煤培烧一些粗陶产品，以换取粮食，维持生计。1988年，笔者曾到山西洪洞县出差，到过该县东窑头、西窑头两个陶瓷重点产区，发现那里的窑型、生产工艺都和山丹十分相似。洪洞县大槐树返乡祭祖碑文证实，明代确有移民迁徙甘肃。
解放前，山丹陶瓷的生产，仅有碗窑沟一处，有10个手工作坊，号称十大窑户。主要产品有缸、盆、罐、碗等日用粗陶瓷器皿，瓦脊、兽头、龙头、狮子等工艺品和建筑工艺陶，制作工艺较为成熟，产品的种类也很多。据碗窑沟二社张顺民讲，他的祖父在旧社会专门做抽大烟用的葫芦，每年生产200件左右，最远销到陕西汉中，收入足够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当地工匠还用手工砸砖的方式，生产一般工业窑炉用的三级耐火砖。产品东销到兰州，西销到哈密，南销到西宁等地。1954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4名学生在碗窑沟得到一件黑陶油瓶，由于其制作工艺精湛，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带回北京后被故宫博物院收藏。
1944年，培黎学校从陕西省双石铺迁至山丹。学校设有陶瓷专业，聘请日本陶瓷专家野口胜任教，并在碗窑沟设有陶瓷试验工厂，学生一边学习，一边生产。主要产品有日用陶瓷、工业陶瓷。1952年，试验厂利用当地石英、粘土研制出精细白瓷产品，并用金水装饰，结束了山丹不能生产细白瓷的历史，将山丹陶瓷生产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山丹陶瓷也迎来了加快发展的春天。碗窑沟的陶瓷专业户纷纷重操旧业，恢复生产。到1956年冬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时，就有40多户陶瓷专业户、144人组成的10个陶瓷生产合作社。1958年，陶瓷合作社转为国营山丹县陶瓷厂。
1979年，宋平同志任甘肃省委书记时，对甘肃不能继续生产细白瓷感到很遗憾。当他听取省轻工业厅汇报后，召集省科委、省轻工业厅负责同志研究，决定由省科委立项，拿出10万元试制经费，由省轻工研究所和靖远陶瓷厂、山丹陶瓷厂共同承担课题，开发细白瓷产品。项目名称为《利用当地原料试制细白瓷》。试制的细白瓷经湖南醴陵陶瓷研究所测定：白度70度，透明度22.3％，光泽度93.5％，吸水率小于0.5％，热稳定性20℃～300℃茶杯一次不裂。产品初步达到当时的国颁标准。
同年，艾黎来厂视察时，对试验情况给予高度评价。回京时，带了几件产品，送给宋庆龄副主席等人，说：“这是我家乡的产品”。
在1980年研制细白瓷时，参加研制工作的朱思震工程师，每天都用自己研制的小瓷壶在电炉上烧开水喝。有一天下班后，正在吃饭的朱工程师突然想起下班前在电炉上烧了一壶水，担心引起事故，影响研究工作。等到高度近视的朱工碰碰撞撞跑到实验室一看，那一茶壶水早已烧干。看到他的小瓷炉已经被烧得通红，他心想一定烧炸了，但拿下来一看，小茶壶奇迹般完好无损。这一情况令朱工非常吃惊。后来，朱工和笔者根据“炊之于火，食之于餐”的古语给这种产品命名为炊餐两用锅。从此，山丹县陶瓷厂走上了两用锅的研制历程。
这个项目在省经委、省轻工业厅、省科委的关怀下，列为研究课题，先后下拨了12万元研制经费，历时4年，研制成功了炊餐两用锅，打破了瓷器不能烧炖食物的限制。1983年11月，省经委、省计委、省轻工业厅在兰州召开的鉴定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山丹生产的炊餐两用锅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第三届全国发明科技博览会上，炊餐两用锅等6个产品代表甘肃参展，对硅酸盐专业颇有研究的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对两用锅很感兴趣，称赞有加。在这次博览会上，“I山丹炊餐两用锅”被评为三等奖。这是甘肃省在全国历届博览会上唯一一次获得铜牌。“两用锅”又获轻工业部飞龙杯奖。
仿马踏飞燕出口英国和新西兰则是山丹陶瓷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1969年，在武威雷台出土一件东汉青铜器，原称铜奔马又称马踏飞燕。奔马头戴璎珞，尾梢打结，蹄踩鸟，蹄腾空，昂首嘶鸣，神态逼真，充分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精神，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为宣传这一罕见艺术珍品，1982年，武威工艺美术厂派来4名技术人员在县陶瓷厂研制，但由于制作工艺复杂，直未能试制成功
1986年，山丹陶瓷厂抽调注浆技术好、善于钻研的柯立云负责试制。起初成品率不高。1987年起，根据一年来试制的经验，经多方分析研究，决定采用在泥料中加入氧化铝、釉料中加入铅丹的制作工艺，终于解决了成型、烧成和粘结三大工艺难点，转入批量生产，供应兰州真空镀膜厂镀膜制成最终产品。后从该厂购进镀膜机一台，自己镀膜，从而完成整套工：艺。
在试制马踏飞燕的同时，企业又组织技术力量试制成功了镀金大佛，这两件产品成为当时全国旅游部门、文化管理部门、工：艺美术部门的抢购商品。1987年，省外贸J厅：将山丹陶瓷厂生产的镀铜仿东汉马踏飞燕、镀金大佛，出口到英国和艾黎的家乡新西兰，为中国换取外汇，支持经济建设。
1987年，镀铜马踏飞燕被评定为甘肃省优质产品，同时获张掖地区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这两件产品的出口，填补了甘肃陶瓷出口的空白。
山丹陶瓷曾经创造了自己的辉煌，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但正是那些陶瓷运销户才使山丹陶瓷走出1丹，进而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祖籍大槐树下的碗窑沟移民，人均不足一亩地，从迁来山丹的那时起，便以制陶、贩陶为业。即使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都从未停止过制贩陶瓷制陶、贩陶，不仅使碗窑沟的农民解决温饱，逐步富裕，而且使山l丹陶瓷走出山丹，极大地促进了山丹陶瓷业发展。每年几十万件产品，通过他们送到了千家万户，也使他们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据1983年的次调查，碗窑沟80％的陶瓷运销户拥有手扶拖拉机，户均存款在5000元以上。贩陶也使他们开阔了眼界，了解r市场，成为一名名合格的商人贩陶更使他们炼就了坚强的性格，从兰州到哈密，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如今的碗窑沟人，家家修起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院子四周，摆满了准备贩卖的陶瓷产品，停放着崭新的农用汽车。精明的碗窑沟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业。1984年起，王明德带头重开陶瓷作坊，建窑烧陶，常年生产。到1995年周廷荣联合三户农民合资建厂，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年产量逾10万件，年收入达30多万元。山I丹陶瓷在不久的将来会再度走向辉煌。
（梁红书）
发展中的山丹水泥化工集团
河西走廊中部的蜂腰地带，秀丽的焉支山拔地而起，犹如镶嵌在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绿色宝石。千顷草原油菜花香飘万里，千年雪山清流滚滚润万畴。山丹水泥化工集团就坐落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
绵延于河西走廊的祁连山、龙首山蕴藏着丰富的石灰石资源，为发展水泥产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1958年8月，山丹县人
民政府批准修建山丹水泥厂，当年土法试制水泥获得成功，共生产水泥70吨。1959年上半年，甘肃省建材局投资120万元，新建成年产3.2万吨规模的水泥厂。
1969年，企业上交张掖地区革委会管理，改建为年产4.4万吨的机立窑生产线。1970年6月28日，立窑点火，磨机试车，开始试生产水泥。到1971年10月13日，筹备试生产工作结束，企业转入正式投产。
1981年企业二次创业，新上Φ2.5×10米的机立窑等设备，形成年产8.8万吨的规模，后经多次技术改造，到2000年形成了年产24万吨的生产能力，成为省内初具规模的水泥生产企业。
1992年，山丹水泥厂兼并地区白水泥厂，转产硅酸盐水泥，形成年产8.8万吨的规模。1997年山丹水泥厂兼并地区化1厂，在此基础上于1998年1月18日改制成为山丹水泥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97年，山丹水泥厂在全区率先学邯钢，加强成本管理，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成本管理网络，创造了公司、厂、车间、班组四级“成本、质量双否决”的管理办法，总结成为“一实”、“二真”、“三全”、“四不”的学邯钢经验，原张掖地委、行署对公司学邯钢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并在山丹水泥总厂召开“全区学邯钢经验交流会”，在全区企业中推广山丹水泥厂的经验。
1997年，山丹水泥厂引进ISO9000标准，健全质量管理体系，严把产品质量关，凭着过硬的质量，主要产品“铁骑”牌水泥通过中国国信认证中心产品体系双认证，“铁骑”牌商标也被认定为甘肃省著名商标。
从2001年起公司决策层直面市场惊涛骇浪，抢抓机遇，大胆创新，科学决策，高起点制定发展战略，创造卓越企业文化，应用科学的管理理念，全面提升企业的综合实力，依靠全体员工智慧和力量，成功实现了从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向高科技现代化生产方式，从单的“工厂制”向集团化、规模化转变的跳跃式发展2003年，公司实现生产总值11627万元，比上年增长19％，比1997年增长360％；实现利税3572万元，比上年增长21％，比1997年增长310％；职工人均月收入达到800元，比上年增长14％，比1997年增长100％，净资产增长2.7倍；安置社会闲散人员226人，吸纳农村季节性剩余劳动力320人，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2003年，山丹水泥化工集团在全国建材行业率先引入日本松下的“5S”管理模式，并对其内涵进行了拓展和创新，形成了富有山泥特色的“6S”管理模式，即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归纳为“一板一流程二表五要素”。“6S”管理的推行，使一个客观上属高粉尘、高污染的企业变得厂院干净整洁、车间整齐划一，岗位井然有序，员工精神焕发，并由表及里，提高了生产经营各环节运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全面提升了企业管理水平。张掖市政府和甘肃省建材协会先后在山丹召开现场会，推广这项管理成果。2003年，山丹水泥化工集团的“6S”管理模式被中国建筑材料企业管理协会评为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被全国企业管理协会评为三等奖。
2000年，山丹水泥化工集团投资1.2亿元，在原省委书记宋照肃、副省长杨志明等领导的关怀下，带头在省内率先兴建了1000T/D的新型干法生产线，使企业的生产能力由原来的年产24万吨一次提升到65万吨。由于新生产线生产的水泥质量远远高于国家标准，因而广泛应用于石油、交通、水利等国家大型项目建设上，并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指定为首选产品。国家水泥协会会长雷前治同志2003年来公司调研时感慨地说：“我在这里看到了管理最好的水泥企业和最先进的1000T/D干法样板生产线，你们的管理经验值得全国推广，你们的样板工程值得企业借鉴”。山丹水泥化工集团还深入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活动，鼓励职工立足岗位进行发明创造，其中有3项创新成果被应用于生产环节中，使水泥吨成本下降10元左右，年节约成本达600万元。
山丹水泥化工集团始终把企业文化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以企业文化培育企业精神，使之日益成为企业不断发展壮大、逐步走向辉煌的不竭动力。近年来，该集团奉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不断总结、升华经营思想，丰富企业文化内涵，创立了独到的企业精神、企业宗旨、公司目标、企业指导原则、企业风尚、经营策略、经营方针、管理理念等，这些人文思想赋予企业厚重的文化底蕴，共同打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山泥精神”，使企业内增活力、外树形象，支撑企业向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
不懈的开拓创新，使企业在获得丰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获得了诸多荣誉。企业先后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命名为“安康杯”竞赛优胜企业；省委、市委命名为文明单位；被省政府树立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连续三年被省国税局树立为纳税先进单位；连续八年被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和质量管理协会命名为质量效益型企业；被省工商局命名为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2004年5月26日全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省委副书记陈学亨、副省长罗笑虎为获得2004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的山丹水泥化工集团公司颁发奖状。获此殊荣，在张掖市还是第一家，在省内同行业中也属第二家。
尤其在推行“6S”管理中创造性地补充安全要素，赋于“6S”以新的内涵，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授予2003年度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企业称号。
（梁红书）
弱水千古话水利
一
在河西走廊乃至西部大地，弱水是一条古老而又神奇的河流。从远古的历史中静静流过，哺育了生生不息的子民，涵养了一方厚重朴实的文化。关于弱水的记载最早见诸于《尚书》。史载尧舜时代，“（禹）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清史稿·地理志》亦载：“山丹河即禹贡弱水，出县南祁连山麓，四源并导汇于城南……”这便说出了弱水的地域方位。由此可见，古称弱水即今山丹河，是黑河东片最大的支流。山丹境内的马营河、霍城河、寺沟河等又为弱水支流，由东南向西北，过县城经双桥、清泉、北湾三村入祁家店水库，调节后经东乐乡出境汇入黑河。在山丹河的发源地祁连山腹地，每年约有2000万立方米的地下潜流和2800万立方米的季节性洪水自南向北补给黑河。民间传说大禹导弱水前，龙首山与瞭高山相连一脉，山丹盆地一片汪洋。为使先民生存，大禹率众苦战九九八十一天，凿开两山连接处，贯通河道，这才导弱水西流去，才有了后来供人类繁衍生息的四坝滩、壕北滩和山羊堡滩这些古文明腹地。山丹祁家店立有《禹导弱水碑》。
山丹水主要来自祁连山、大黄山（又名焉支山）积雪融化之水，山丹以水灌溉农田历史悠久。汉武帝开置河西四郡后，实行军垦民屯，引井灌田，首重水利。从那时候开始，历代封建王朝大多致力于水利建设水利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日臻进步，而以明代、清代尤其兴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山丹水利发展更是一日千里，自不可同日而语了。斗转星移，岁序更新。千古弱水默默流淌，至今仍向人们诉说着山丹水事的沧桑与变迁。
自大禹导弱水成功以后，山丹水利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先后两次打败匈奴，其时，匈奴人发出了“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哀叹。10年后即公元前111年置张掖郡，同年置删丹、日勒二县，徙民实边，开浚河渠，引水灌田，自此开创了山丹灌溉农业。公元前73年，赵充国主张在河西屯田，实行“兵农结合，以农养战，以战护农”，不仅为西汉王朝巩固了边疆，同时促进了灌溉农业的发展。
到了唐武后长安元年（701年），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郭元振派时任甘州刺史李汉通开垦屯田。史书载，当时“尽水陆之利，稻丰收稔；牛羊被野，路不拾遗。”可见，这是自汉代以来山丹灌溉农业的又一兴盛时期。西夏时期，西夏国十二军司之一的甘肃军驻删丹，使山丹水利得到了扩展。《宋史·夏国传》载：“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足见，当时山丹水利形势喜人。而后，直到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建立甘肃路总管府后才重视水利建设。此后近130年里，山丹水利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明朝时期，在“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有裕国”的思想指导下，大兴屯垦、推行“屯田制”，山丹水利随之快速发展。自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以后的220年时间里，先后有山丹卫都指挥武振（山丹人）组织民夫挑浚白石崖渠，巡抚杨博委派副史石永重修了暖泉、寺沟渠和白石崖渠。神宗万历年间，总兵王允中将海寇打败于分水岭，疏通了白石崖渠。据清顺治《甘镇志·地理志·水利》载：“明时山丹有渠10道，灌田9.42万亩。”
在明代开发的基础上，清代前中期，由于轻徭薄赋，推行屯田，重视河西走廊经营，山丹水利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全县形成了三水、五坝水利灌溉系统。三水指：山水、渠水、泉水；五坝分别是草湖渠、暖泉渠、东中渠、童子渠、慕化渠（后两渠今属民乐县，叫童子坝渠和大堵麻灌渠）。其时山丹有渠14条，灌田11.42万亩。
民国时期，多沿用清代渠道，不重视维护修浚，白石崖渠道淤塞废弃，加之战乱不止，灾害频繁。民国38年（1949年）中有14年干旱，农田日渐荒芜。据1938年资料记载，县政府征粮在册面积5.41万亩，比清末减少50％。后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府为发展后方经济，在蒋介石于1942年巡视甘肃后，确认开发河西水利为国家事业，由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分设张掖工作站，于1943年至1946年对张掖五个农业县的大部分渠道进行勘察，并于1947年修建了川口截引工程。至1949年，全县有渠13条，有效保灌面积15.47万亩，比1938年有所好转。
民国时期，山丹水利无甚发展，但当时盛行的水磨却值得一提。提起水磨，旧时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有三十六转子水磨支撑，不怕饿死的”。“三十六转子”，是个沿传的约数，其中的“转子”是量词。三十六转子大概就是指山丹境内共有三十六盘水磨，实际上那时的水磨也不止三十六转子。山丹乡村水磨经过劳动人民不断创新、发展，由开始的平轮传动发展到了立轮传动。立轮传动因水冲击力强，磨轮转速快，磨眼进粮多，加工量大，人们把它叫“大磨”。到20世纪60年代，全县新修的水磨达120多盘。在漫长的岁月中，一些地方因“磨”而得名，如霍城的河里磨、大马营的磨湾、位奇的王家磨等。相传民国年间，山丹城内悬壶济世的彭玉麟根据“自鸣钟”法条传动原理研制了用骡马拉的“旱大磨”。民国25年（1936年），红军进驻山丹城后用这盘磨为红军磨了几十天粮食，一昼夜能磨一石多面粉。据说后来红军还给彭家留下了一个盖有徐向前名章的条子，嘱咐“保存好将来有用处”。
三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锲而不舍地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使水利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开创了山丹水利发展史上的新纪元，谱写了与干旱作斗争的壮丽诗篇。
1949年9月24日，山丹县人民政府成立，设“四科”主管农林水牧和工交建设，后“四科”改称建设科。1951年—1955年，成立水利委员会，废除总甲、差甲和不合理的水规制度，建立了民主管水、用水的新制度，逐步进行土渠整修，初步规划水利建设，吸收和培训水利技术人员，改革串灌、漫灌等落后的灌水方法，实行计划用水，逐步完成了水利管理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到1965年，随着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的进程，山丹水利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其间，先后建成了白石崖引水渠、马营河西灌区四坝滩段、祁店水库、寺沟水库加固，修复了川口截引工程，由此拉开了全县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序幕。值得一提的是，废弃多年的白石崖渠道通水后，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使群众看到了水利建设的希望。继之实施的“四好”（好渠道、好条田、好道路、好林带）农田规划和试点建设，使水利建设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1966年至1978年的12年间，山丹水利建设一度处于低潮，但仍是全县水利工程建设最多的时期。在此期间，改建衬砌了一批干支渠道，加固处理了李桥、寺沟水库，修建截引、塘坝，打井提灌，全县水利事业快速发展。但这一时期由于盲目在山丹河两岸打井提灌，致使山丹河泉眼逐年干涸。
从1978年到1989年的11年间，山丹水利进入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建管并重、稳步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1988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实施，使水利事业步入了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的轨道。这一时期，在中央“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的水利方针指引下，重点采用料石、浆砌石、混凝土预制块改建衬砌了重要干支渠道，兴建了峡口水库和东乐、清泉南湾等一批人畜饮水管道工程，在红寺湖、郭家泉安装了家用除氟器，修建了峡口除氟池，更新维修了大部分机井，加大了水资源开发利用力度，重视了水资源管护工作，水利管理工作得到了加强。
从1949年到1989年的40年里，全县累计使用国家投资5874.93万元，群众自筹542.91万元，投工4331.66万个，建成中小型水库6座、塘坝22座、干支渠道102条745.33公里、城区自来水工程一处，使全县有效灌溉面积由1949年的15.47万亩增加到29.98万亩，保灌面积由4:7万亩增加到22.7万亩。水利事业的快速发展和灌溉条件的逐步改善，使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985.93万公斤增加到6697.3万公斤，油料产量由1949年的58.75万公斤增加到1504.1万公斤。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山丹水利事业蒸蒸日上，形势喜人。1994年—1996年，投资1040万元改建白石崖渠道30公里；1998年—2000年，投资1000万元完成后稍沟管网工程30公里；2001年，建成库容32.5万立方米的石沟河水库一座；2000年—2002年建成人饮氟病改水工程17项，使9个乡镇、61个村的8.7万人吃上了卫生清洁的自来水；2001年—2002年，投资915万元完成了李桥水库除险工程。经过50多年的不懈奋斗，一批批骨干水利工程的建成使用，山丹水利持续快速发展，水利管理日臻完善，农业发展后劲日渐加足，水的利用率也由70年代的53％提高到了2002年的62％，在全县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2年8月，新《水法》的颁布实施，是新时期依法治水管水的新起点。同年，随着张掖市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个节水型社会试点，山丹水利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自2002年起，伴着黑河流域综合治理矫健的步伐，全县上下以建立节水防污型社会、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提高用水效率为核心，积极实践，不断进取，在节约、保护、合理配置水资源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刘定国）
小康建设三部曲
小康之说自古有之。古代小康是指儒家所宣扬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治，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美好理想和为之奋斗的目标。1979年12月6日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借用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并为我国人民所熟悉的“小康”来概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首次提出到本世纪末“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水平，比如国民平均收入达到1000美金，我们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行。就算是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我只能说，中国也还是个小康状态”。后来，他对小康又多次作了进一步阐述，并勾画了国民经济分三步走的宏伟蓝图。
1994年，甘肃省委、省政府根据全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要求，为了不失时机地组织全省广大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确定了“三大块”分类指导甘肃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即：河西、城郊和沿黄等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好的地区，于1997年左右率先实现初级小康；中部、陇东等地在稳定脱贫的基础上，积极向小康迈进；南部高寒阴湿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要打好扶贫攻坚战，稳定地解决温饱。在这种大背景下，山丹县农村小康建设拉开了序幕。按照省上确定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住房比重等6大类17项指标，围绕提高人的素质，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增加农民收入三个重点开展工作，全县农村工作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回顾山丹县10年的小康建设，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小康建设三部曲。
要想富先修路
从1994年到1995年两年间，主要组织实施“百村千里”道路改造。采取政府引导，政策扶持，乡村自筹，群众投劳等形式，以改造村社主街道为重点，在全县农村大规模进行乡村道路的铺筑整修，切实解决群众行路难的问题。在此后的几年中，一直把乡村道路改造作为农村小康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路基平整到铺沙硬化，坚持不懈地搞。止2003年底，全县共沙化农村道路近650公里，硬化主街道260公里，初步改善了农村道路状况。
改善环境面貌
从1996年到1997年组织实施“百村千巷”村镇面貌改造。从治理农村村镇建设规划混乱，农民建房设计随意，农村环境脏乱差入手，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群众自筹为主，政府适当补助，开展了大规模的门面改造。两年中，全县农村有1.5万户改造了门面。到1997年底，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438元，恩格尔系数达到49％，人均蛋白质摄入量达到82克，衣着消费支出达到170元，砖木结构以上标准住房比重达到94％，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2年，通汽车行政村比重达到100％……经省地组织验收列入考核的17项监测指标除基尼系数、人均期望寿命、通电话行政村比重等3项指标基本达标外，其余14项全部达标，综合评价分值达到96.45分，成为省列小康县之一。
加快住房建设
当时常讲的一句话是“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因而从1998年开始，重点组织实施住宅改造工程，先后开展了“百村千户”等活动，促进了农村住房建设。县委、县政府下发了《山丹县加快农村住宅改造步伐的意见》，从土地审批、规划设计、补助资金等方面出台了10条优惠政策，充分调动了农民建房的积极性。通过建点示范，整体推动。县城建局、小康办对村镇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免费为农户提供住宅设计图纸和技术服务，土地实行优先审批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对集中连片修建20户以上楼房的示范点，县上给每户协调贷款2万元，贴息两年，农户建房积极性日渐高涨。
自1999年以来，县财政累计投入农民建房补助资金500多万元。。全县每年建房都在2500户以上，最多的1999年建房达到5000户，住宅标准都是砖混结构，造型新颖，功能齐全，展示了新农村的美好形象，涌现出了位奇芦堡、清泉祁店等整村整社新建住宅的先进典型，推出了城区农户上宅下店式楼群、城郊休闲渡假村经济开发型农家山庄、祁店前院后园经济庭院、东乐西屯前院后圈综合养殖型等各种模式。截止目前，全县已有2.45万户农民建成砖木、砖混结构的高标准住宅，占全县总农户的63％。霍城镇西关村一农户投资100余万元建起的农家庄园，建筑面积达600多平方米，其建筑规模为全县农宅之最。
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小康社会的总目标作了系统概括，即建设一个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汇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概括更为科学，内涵愈加丰富。全县人民正乘着十六大的强劲东风，抢抓机遇，与时俱进，奋发有为，迎接新挑战，再铸新辉煌，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宏伟目标迈进。
（赵生）
城镇建设放异彩
山丹建城的历史相当久远，闻名遐迩的丝绸古道使它早就成为中西交往的重要驿站。汉删丹古城，久经沧桑，遗址无考。西夏李元昊于今县址筑城，设甘肃军镇守。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又重筑山丹城。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指挥庄得展筑。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补筑县城倾颓城垣。清高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大水毁南关城郭。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知县王亶望重修。至民国时期，城郭如旧，到处是残垣断壁，县城建筑主要是一些寺庙楼阁，街巷狭窄，凹凸不平，风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难行。
物换星移，沧桑巨变。新中国成立后，勤劳勇敢的山丹人民以满腔热情建设新山丹，开发新山丹，揭开了城市建设崭新的一页。基础设施从无到有，城区面积由小到大，城镇人口日益增多，满目疮痍的古城旧貌换新颜，洗去了昔日的荒凉与落后，不断走向繁荣和文明。1954年2月11日，遭受7.3级地震，城区民宅、机关、庙宇多数毁坏。县委、县政府本着自力更生的原则进行改建或新建。县委以土木混合结构新修房屋60多间，县政府改修房屋70多间。新建山丹初中教室、宿舍1000多平方米，东街小学教室8幢1540平方米。全城新建改建房屋总面积达2.46万平方米。1956年——1957年，建起了祁连堂剧院和电影院。1958年后，先后建起新华书店、展览馆、邮电局、县医院、供销社和山丹师范、农校等，全城修建的单位和部门达60多个。1959年建起了面粉厂四层制粉楼、县委四层办公楼，出现了高层建筑。同时，焦化厂、铁厂、水泥厂、耐火材料厂、食品厂、造纸厂、玻璃厂、驻军营房、火车站等相继建成。新的建筑连属成片，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县城雏形基本形成。
1978年——1988年，山丹一中教学楼、培黎学校教学楼、县医院门诊楼、中医院综合楼、东街百货大楼、人民银行综合楼、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山丹培黎图书馆、艾黎与何克陵园等先后建成。至20世纪80年代末，县城初具规模。90年代，城市建设发展更加迅速。先后建成了城北乡镇企业工业小区、东起焦化厂西至火车站的商贸长廊、四处专业市场、火车站广场和儿童公园。随着住宅楼、办公楼的建设，县城建筑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从2000年开始，县委、县政府实施城镇化建设战略，成为城市建设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近5年来，在城镇建设上累计投入资金3亿元，用于房地产开发和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面貌大为改观，现代城市风格逐步凸现。特别是投资近千万元，建成了龙首广场和灯光燧道，完成了南湖公园恢复建设，成为城市建设的新亮点，广大群众休闲娱乐的理想场所和对外开放的窗口。目前，城区面积已达到7.6平方公里，比原城址扩大了近4倍。城镇人口达到5.84万人，城镇化水平达到29％。同时，从1998年开始，全县小城镇也迈出了快速建设的步伐，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被列为全省小城镇建设重点镇的位奇镇和被列为全市小城镇建设重点镇的老军乡、霍城镇，发展步伐较快。全县小城镇建成高标准道路15公里，年供电总量达到1691.78万千瓦时，70％的居民用上了自来水，开通程控电话5000门。
县城道路、供水、住宅等基础设施建设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一直是城市建设的重点。经过数十载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留下了建设者闪光的足迹。
1972年前，县城道路均为沙石路。1973年，东、西、南、北四大街和王什街、隍庙街铺筑沥青路面，开创了铺筑柏油路面的先河。1982年，新开和延伸城区道路6条，即北大路、北环路、青年街、仓房街、文化街、清泉路，于次年全部铺筑沥青路面，总长3.75公里。1987年又改建南环路，辟通文化街南端，与南环路连接，全长1.4公里。1993年，铺筑山红公路0.9公里。1996年，延伸西大街、王什街道路2.6公里。1998年，拓建劳动街、城区到佛山公路5.7公里。1999年，拓建改造青年街、霍城巷、税务巷道路1.2公里。2002年—2003年，拓宽改造东、西、南、北大街2.6公里，路面由原来的12米扩展到24米。目前，城区道路四通八达，宽畅平整。
1971年前，县城生活用水依赖二坝、四坝渠水，后因源头打井和建设工厂，逐渐干涸。1972年初，建城区供水管道1.2公里，设供水房4处，由面粉厂机井抽水，日供水量为80吨。1981年成立城区饮水工程办公室，采取单位集资、财政补贴的办法，筹资30万元，在县水电局院内建成50吨水塔一座，埋设管道7.2公里，配深水泵2台，日供水量100吨，设供水房8处，供1.8万人用水，实现了供水到户，城区居民都用上了自来水，从而结束了车拉肩挑生活用水的历史。1988年开辟南湖水源区，打井2眼，铺设管道4.3公里，建蓄水池2座，容量500吨，日供水量0.7万吨。1992年完成城区供水工程，投资316.5万元，铺设管道16公里，新打机井2眼。1996年又新打机井1眼，铺设管道8公里。随着城市人口的膨胀，城区用水量不断增大。从2000年开始，实施城区供水扩建工程，投资1463万元，铺设管网24.33公里，新打机井4眼。目前，该工程已基本竣工，进入安装调试阶段。供水面积达9平方公里，日供水能力由1992年的0.8万吨提高到1.8万吨。同时，从1993年开始铺设排水管网，目前共铺设排水管道19公里。
1949年，城区居民多系农户，非农业人口较少。机关职工家属多借民房居住。1958年，城市人口大增，各单位利用城区空地逐步建立职工宿舍，形成农民市民杂居格局。1980年，国家先后投资69万元，由城建局在城北清除荒冢，修建砖木结构的平房22.5栋，连同县委、县政府旧房，分配职工家属居住。同时，鼓励私人建房，建成400多户。1986年，在焦化厂铁路支线以东辟地一片，定名为“长城新村”，供公私建设住房。焦化厂、水泥厂、化工厂、培黎学校、火车站、驻军、军马局干休所都建有平房和楼房。至1988年，城区市民、农民达31439人，职工人均住房面积7.4平方米。1994年开始，采取政府补助、个人集资相结合的办法，开始兴建住宅楼，房地产开发随之兴起。近年来，进一步加快住宅小区建设，拆旧建新，连片开发。截止目前，累计投资3亿元，建成了县府街、龙首花园、明雅花园、丰清苑、乐民新区、长城新村等住宅小区。共建成住宅楼300幢，建筑面积达80万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达25平方米。
50多年峥嵘岁月，半个世纪苦心经营。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使山丹县城容颜益俊，愈加靓丽。如今的县城，幢幢高楼鳞次栉比，商业网点星罗棋布，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城市品味明显提升，街区绿了，道路平了，夜晚亮了，环境净了，市容美了，山丹城已成为一个优美、开放、繁荣、文明，充满现代气息的新型县城。在丝绸古道，领略河西风情，在祁连雪山下，戈壁荒漠边，就会发现山丹县城隽秀的景观和独特的风格，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迢迢丝绸路上。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沐浴着西部大开发的阳光雨露，山丹一定会散发出更加瑰丽的光芒。
（杜万善）
邓小平品尝山丹羊肉
提起山丹羊肉，可以说在山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每逢节日聚餐、喜庆宴会、贵宾来临，山丹餐桌上都少不了手抓羊肉这道招牌菜。它以肉质细腻、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备受消费者青睐。据民间传说，清代曾作为岁贡之物一度进贡朝廷，以为御膳。如果这一传说有待考证的话，那么，邓小平亲口品尝并大加赞赏山丹羊肉，却是事实。
看到这篇文章，或许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山丹远离京城，小平同志一生中又未曾到过山丹，品尝羊肉一事从何说起？这里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那是1983年8月中旬的一天，正在兰州出差的山丹水泥厂供销科长周文弟，突然接到其岳父彭述寿的电话，让他立即返回山丹，办一件非常紧迫、十分重要的事情。当时彭述寿是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行政处处长，具体负责接待方面的工作，省委、省政府领导对他都很熟悉，遇有重要接待，总要找他安排。彭述寿在电话上对周文弟说，因自己有重要接待任务，让他设法搞些山丹的羊肉。彭述寿处长接到任务后因公务繁忙脱不开身，就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办事一向稳妥的女婿周文弟。周文弟科长没好追问究竟接待何人，但凭他的直觉一定是位重要人物。他与省政府办公厅行政处一位姓沙的司机驾驶一辆老式北京吉普立即出发，赶赴山丹。当时全省各地普降大雨，连续下了7天7夜，道路泥泞难行。据县气象局资料，当年8月11至18日山丹县城累计降雨达60余毫米。为了节约时间，出发前周文弟科长就给山丹县政府办公室主管接待工作的副主任王铭选打了电话，让县政府招待所及早有所准备。王铭选随手就把这一任务交给县政府招待所副所长张天林去联系。到达山丹的当晚，周文弟一行由张天林陪同直奔老军丰城堡买羯羊，到丰城堡后，村上已经把七、八只羯羊准备好了，等他们挑选，因时间紧迫，他们挑了四只装车就走。据张天林回忆，当时羊价便宜，只付了48元钱。因无冷藏设备，就没让就地宰杀，只能活着带走。
几天后，周文弟科长又赴兰州参加全国水泥商调会，与岳父交谈时才得知前几天接待的是小平同志。原来小平同志西去新疆，途经甘肃时在兰州作了短暂停留。此次出行属个人休假，除夫人卓琳外，只有几名工作人员随行，新闻媒体也没有作公开报道，因而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很少。接到小平来兰的消息，就餐如何安排倒难住了省上领导。由于小平同志一向节俭，要求饮食安排越简单越好，丰盛了不用。思来想去选择了久负盛名的山丹羊肉。不料小平同志吃过后非常满意，赞不绝口。
处于保密需要，小平同志品尝山丹羊肉之事一直未曾透露。2003年秋，笔者随县委陈义书记、县政协张百祥主席调研羊产业发展情况时，才得知此事。每当提起这件往事，山丹人民在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的同时，也由衷钦佩那些将山丹特产奉上伟人餐桌和促进羊产业发展的人们。然而，小平同志哪里知道，当时山丹羊只饲养量不过17万只，而今已增加到近百万只。山丹肉羊已经冲出甘肃，远销北京、青海、河南、广东、新疆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
屈指算来，品尝过山丹羊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远不止小平同志，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乔石，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国务委员陈俊生等领导同志都曾在视察工作时品尝过风味独特的山丹羊肉。
（王洪德）
山丹特产发菜
发菜，颜色乌黑，状如发丝。明末清初戏曲理论家李渔称其为“河西物产第一”。发菜在山丹境内分布和生长非常广泛，群众也早有食用习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贸流通的发展，山丹发菜逐步走出山丹，享誉南北，成为山丹一珍。
1979年，甘肃省农垦局荒地资源考察队对山丹地质资源情况进行实地考察。根据勘测资料，山丹县有包括于定滩、花草滩、山羊堡滩等荒滩面积93万亩。这些戈壁荒滩，因干旱缺水，不适农耕，但杂草丛生，少人为破坏，是发菜生长的天然场所。每当雨后潮湿的早晨和傍晚，龙首山、祁连山下的草丛中、荒滩上，就会生长出一团团、一缕缕形似青丝、状如黑发的发菜。附近群众结伴提篮，用夹子、钉耙夹拾发菜，捡拾地耳（又名地卷皮，山丹物产），回家调汤做馅，作为一道野味珍馐。由于发菜风味独特，烹制方便而且营养丰富，老少兼宜，那么后来逐渐被请上正式餐桌，成为宴席中的一道特色菜肴，为人们所称赞也就不足为怪了。
天然发菜具有解毒清热、理肺化痰、调理肠胃的作用，尤其具有降血压的独特功效。发菜谐音“发财”，与甜食搭配烹制为佳，深受广东一带人们的喜爱。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在山丹大量收购，经加工包装成为烹制佳肴、馈赠亲友的上品，也成为山丹物产的一张名片。
山丹发菜曾经走出国门。1976年，山丹县供销联社收购发菜2.43吨，上交外贸出口部门，换取汽车25辆，张掖地区行署奖励给山丹县一辆。20世纪90年代，位奇镇柳荫村张守勤等人辞职专门收购发菜，然后推销到深圳一带，过上了富裕生活。现在，由于草原荒漠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有限的发菜资源显得更加珍贵。为了保护和更好地利用它，无节制地挖拾发菜已被禁止。相信，随着自然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山丹发菜一定能够迎来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黄参
黄参，山丹民间俗称黄葑，其形似人参，通体金黄。主要生长于沿祁连山、焉支山（又名大黄山）海拔2400米～2900米的高寒湿润草原和丘陵地带，是多年生纯天然植物。
山丹野生黄参具有独特的生理特性：喜在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高的高原土壤中生长；其肉质根秋季糖分积累较多，耐寒、耐旱性能极强，可在－30℃条件下正常越冬，降水量250毫米以下生长。关于高寒山区的野生黄参的独特食用风味和药用价值有多种记载。据《本草纲目》记载，黄参味甘、性温，具有补气养血、滋阴壮阳、通经活络、健胃舒肝之功效。对中老年人胃气虚寒、神疲乏力，妇女气血失调，儿童发育迟缓、营养不良、挑食厌食效果俱佳，被誉为“小人参”。据北京食品研究所、甘肃农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对山丹天然黄参检测鉴定，它的肉质直根富含人体必需的16种氨基酸、矿物质和钙、磷、铁、锌等微量元素，是一种经济、药用价值极高的纯天然绿色保健食品。
天然黄参在山丹有着悠久的食用历史。它色泽黄亮，蛋白质含量高，经过蒸、煮、煎炸后色彩鲜黄、甜嫩纯香，深得群众喜爱，是宴饮宾朋、老少皆宜的佳品。山丹群众有过节吃“炸骨朵”（或称“油泡泡”）、莙拨拉的习俗。“炸骨朵”就是用黄参和软面，经油炸后色彩金黄，酥脆爽口，甜美可人，深受孩子们的欢迎。
山丹境内黄参产量较大，仅沿山地区的群众利用春、秋季节采挖，年产量可达50000多公斤。为把山丹天然黄参推向市场，20世纪90年代，山丹县建立了黄参厂，对黄参进行精深加工和开发包装，陆续研制出黄参饼、白汁黄参、黄参大虾、黄参银耳汤、玻璃黄参、黄参粥等特色产品，被确定为西部开发产品交易会指定产品，黄参已成为对外宣传山丹、展示山丹特色的又一特产。
啤酒大麦
山丹县耕地土质良好，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年平均降水量不超过360毫米，气候干燥，适宜种植青稞、大麦，历史上有“俗以为糒（bèi，干饭），可酿酒”的记载。山丹县属国家级优质啤酒大麦基地建设县，这里所产的啤酒大麦籽粒饱满，外观淡黄，有色泽，无病虫害，蛋白质含量适中。有关指标中，千粒重44克～45克，含水量13％以下，粗蛋白含量9.2％～12.7％，淀粉含量63％，无氮浸出物79％，发芽率高达98％，达到了国家优质啤酒大麦标准，完全符合酿酒工业要求，深受国内啤酒厂家欢迎，县内生产的优质啤酒大麦供不应求。
1990年以来，县上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指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为发挥山丹农业特色优势，县上把啤酒大麦种植确立为种植业主导产业之一。推广良种，扩大规模，完善流通体系，实施产业化经营，使啤酒大麦种植走上了规模化、产业化的路子。2004年，全县啤酒大麦种植规模进一步扩大，清泉、东乐、位奇、陈户等乡镇已建成连片种植基地26万亩。县上于2002年引资兴建的瑞源啤酒原料有限责任公司，设计规模年产麦芽5万吨。企业采用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麦芽加工技术及设备，所产麦芽70％达到优级标准，即澳麦的加工标准，80％达到一级标准，产品畅销北京燕京啤酒、黄河啤酒公司等省内外啤酒生产企业。
现在，山丹县啤酒大麦生产已经形成了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产销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格局。优质啤酒大麦——这一特色农作物已成为山丹农民依靠资源优势，体现种植特色，实现增收致富的支柱性产业。
油菜
解放以前，山丹供应油料生产主要是胡麻和油菜。史料记载，“胡麻，一名狗虱，一名方茎，一名鸿藏，苗枚如麻而叶圆锐，嫩时可蔬，俗用供油”，但当时胡麻和油菜产量都非常小。解放后，油产生产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胡麻在水地“白水下种”或在半水地种植，二阴山滩旱地种植小油菜，仅靠烧红灰作肥料，面积小，产量低。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山丹县委、县政府开始在沿山地区大面积推广甘兰型大油菜等优良品种，增施肥料，应用先进栽培技术，使油料生产成为山丹农业的重要支柱，1988年达到12.4万亩，仅次于粮食种植面积。
油菜适合在冷凉地区生长，海拔2100米～2700米之间的霍城、大马营、花寨子、李桥四个乡镇和山丹马场有着得天独厚的种植优势。据农业部油料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验，这里所产的双低杂交油菜，油品芥酸含量低（>3%），饼粕硫苷含量低（>30微摩尔／克），达到国家杂交油菜质量标准，接近国际标准。
山丹县内现有各类油脂加工企业20多家，已形成吞吐菜籽1.1万吨，年产一级油和高级烹调油2000吨的生产能力。随着油菜种植基地的建设和双低杂交油菜品种示范项目的推广实施，油料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必将更快地促进全县油料生产的发展。
此外，每年七八月份，正是马场草原的旅游旺季。这里气候凉爽，蓝天雪峰大草原，一眼望不到边的金灿灿的油菜花，鲜花野草竞发芬芳，游人无不陶醉于这美妙的景色之中。这里，也吸引着中
央电视台等大媒体的关注，就连香港、内地的各大影视公司也纷至沓来，把山丹马场作为理想外景地。大片的油菜花还带动了养蜂业的发展，产出大量无污染的优质蜂蜜，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
沙棘
沙棘，一种在半干旱地区生长的落叶灌木，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善环境的良好生态功能。沙棘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其果、根、茎、叶等产品被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化工等行业中。
沙棘耐干旱、耐瘠薄、易繁殖，在山丹县冷凉地区的焉支山、祁连山下的河沟或背阴山坡均有生长。每逢秋日果实成熟季节，小孩子便折来一枝，上面挂满了红彤彤的沙棘果，十分诱人，食之酸甜，令人胃口大开。山丹县大规模开发利用沙棘资源始于2002年。随着国家退耕还林工程的启动实施，县上依托本地气候条件，定植的20万亩沙棘资源已逐步形成规模。这些沙棘林一旦成熟收获，数量将十分可观。为搞好沙棘综合利用，县上对沙棘产品进行研制开发和市场开拓。先从沙棘果入手，以食品加工为主攻方向，开发沙棘饮料、果酱等产品。目前，开发出的沙棘汁、沙棘果已上市。更进一步的开发目标是提取能广泛用于食品、医药行业的沙棘果油、沙棘黄色素和沙棘种子油等产品。目前，山丹沙棘产业已经显现出其良好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它一定能成为推动山丹经济发展的朝阳产业。
（马良德 石瑜）
山丹风味小吃
山丹风味小吃种类多，味道美，很受人们喜爱。不仅本地人百食不厌，也给很多品尝过的外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提起山丹风味小吃，来过山丹的外地游人总是赞不绝口，啧啧称羡。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山丹夜市的兴起，山丹风味小吃的数量随之增加，质量明显提高。
山丹风味小吃之所以独具魅力，有以下原因：一是用料独特。例如油泡泡，主料叫黄参，偏偏别的地方少有，而山丹黄参则营养丰富，质量最好，用它煎炸的油泡泡，自然风味别致。二是做法新颖。例如捻珍，有磨的，也有碾的，捻连成串，好看又好吃。有食者叹道：“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尝”。三是历史悠久。例如面卷子，代代相传，不断创新，今天已达到色香味形俱佳的程度。四是做工精细。按行家的话说，就是该用凉水的时候决不能用热水；该用啥佐料就用啥佐料，该用多少就用多少，佐料不能随意调换，份量不能随意增减。该走哪几道程序，必须按部就班，决不能简化程序。总之，山丹风味小吃，是山丹人民传统饮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晶。
米黄儿
用黄米或小米制做，以黄米制作尤佳。先将磨细的米粉加适量的水搅成糊状，再将平底砂锅置火上加热、抹油，待油热香溢时将米糊糊均匀地摊在锅里，在文火上烙片刻即可进食。撒糖食用，黄亮，酥脆，香中透甜，老幼皆喜，如今已成稀罕之物。
捻珍
将快欲成熟的青稞穗或小麦穗蒸熟，趁热搓揉，簸净芒壳，然后用手摇小磨研磨，成为绿白夹杂、捻连成串的条状物，故名“捻珍”。捻珍放盐巴，加蒜泥，泼上清油葱花。柔而不粘，筋而不硬，味香色鲜，口感颇佳。
箭头
先将青稞面用冷水和好，然后放在案板上切成小块或揪成小丁，用手掌平搓成两头尖尖，细细长长的圆长条面，状如箭头，故名。箭头煮熟，加以陈醋、蒜泥、油泼辣椒等，味美可口，夏日冷食更是别有一番风味与情趣。
鸡肠子
用凉水和面，然后用力揉按，待面和好后，搓成圆条，抹上清油，一层一层堆码在器皿内，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积子”。下锅时，将积子两手对搓，循环移动，使面变得浑圆细长。因为这种对搓出来的面和鸡的肠子一样又细又长，故名“鸡肠子”。
鸡肠子，不仅筋柔适口，讨人喜吃，又因它洁白细长，绵绵不断，被视为友情和吉祥的象征，所以招待贵宾或办喜事时，鸡肠子是首选面食。
油泡泡
河西各地均有制做，而山丹的与众不同，因为里面搀了煮熟的黄参。将面粉由沸水烫成硬糊状，再搀进煮熟切碎的黄参（一种野生植物，状如人参，营养丰富，其味甘甜），然后用筷子将其一团一团夹入沸腾的油锅煎炸，呈金黄色时，即可捞而食之。油泡泡酥软香甜，营养丰富，是当地美食之一。
酿皮
山丹酿皮独具特色，一是透明黄亮，色泽迷人；二是质地柔筋，耐咀嚼，回味隽永；三是佐料独特，色香味俱全。因此，山丹酿皮是四季诱人的风味小吃。特别在炎热的夏天，吃碗酿皮既充饥，又凉爽提神，妙不可言。
面卷子
山丹自古羊多，羊肉的吃法也就比较独特。羊肉颠卷子就是其中之一。焖卷子，以羊羔肉为最佳。将肉切成块，等锅热油香后入内爆炒，约八成熟，佐以调料，加适量水焖炖，再将和好的面擀开，抹油加葱花，卷成二指宽的卷子，切成寸段，下锅继续焖炖，待面熟肉烂，即可进食。由于面肉相互渗透，吃面而喷香，食肉而不腻，因而备受人们青睐，每当贵客登门，当地人常常以此招待。
炒拨拉
炒拨拉因动作而得名。
支以铸铁鏊子，将切好的羊肝、肺、肚、肠、心等佐以调料葱花蒜苗下锅，以柴禾或煤炭为燃料，用猛火爆炒，待熟即食。
炒拨拉冬季进食最佳，麻辣适度，肥而不腻，烟熏火燎，边炒边吃，美味可口，热热乎乎，实在是一种不可多见的街头小吃。
（王继德）
山丹手工业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就开始烧制青砖、陶器，之后的唐、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山丹手工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山丹工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而今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西汉至明代山丹手工业发展
汉初，匈奴占据河西，战事不断，匈奴将俘获各民族的工匠和当地的匠人做工奴，开办铁、木器加工作坊，打制兵器、制造农具和生活用品。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击败匈奴，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始置删丹县，中原的一些能工巧匠迁入河西推广牛耕，广泛使用铁器，使手工业发展较快，陶器生产也有了一定的规模。据县内四坝滩、濠北滩、山羊堡滩遗址出土的陶器、青砖、方砖、条砖、子母砖等，说明汉代山丹烧砖、制陶已有了一定规模。
隋唐时期，山丹的手工业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铸造业、铁器生产发展较快。元代，山丹就开始采煤。元世祖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记载：热情的删丹人，让他和随从洗澡烧水时用黑色石块，感到新奇，当地人告诉他，这是从山里挖出来的，管它叫炭块、煤。可见，元代山丹的采煤用煤已遍及民间。
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年—1398年），山丹手工业已较为发达，有陶瓷、采矿、榨油、铁木器制作、皮毛加工等。在大黄山北麓的瓷窑口、县城西南的碗窑沟，有大量的烧制陶瓷器皿和砖瓦的窑炉，建材业逐步兴旺。
清代和民国时期山丹的手工业
清圣祖康熙年间（1662年—1722年），废除工匠代役银和匠籍制度，规定手工业者不再交纳税银，减轻了手工业者的负担，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清政府允许民间开矿，放宽了对手工业者的限制，采煤、冶炼、烧石炭、烧砖瓦等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业有了一定发展。清时，老军峡口农民利用当地碱土熬制火硝、加工：黑色火药，当时有作坊3个，月产火硝400公斤～500公斤。据记载，陈户、新河、十里堡、窑坡等地农民土法采煤，年产量在6000吨左右，供生活取暖和手工作坊之用。当时一般都由“窑把头”雇用穷人采煤，由窑主确定采煤量，超出定额的部分归雇工所有，作为报酬。当时的煤窑巷道一般高0.9米、宽0.7米，坡度在50～60度，采煤工不穿衣服，用1米长的扁担挑两只筐子爬行，往返背煤，窑内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常有事故发生。当时人们形象地说，煤工“吃的阳间饭，干的阴间活”。还有的农民利用农闲时节，把煤运到张掖等地进行交易，换取一些生活用品。一些私人作坊加工：粉条、豆腐、饴糖、点心，烧坊酿酒，还有木器、铁器制作坊。与此同时，山西、陕西、宁夏、民勤等一些外地人有组织地在山丹经商做他们开展物资交流，传授技术、收购农畜产品，促进了山丹手工业的发展。民国后期，甘新公路修成通车，也对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
1943年，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在山丹创办培黎工艺学校，办了一些半工（农）半读的小型实验实习工厂，有纺织、制鞋、印染、陶瓷以及煤炭开采、造纸、皮革制作等。1945年，培黎学校用汽车带动60千瓦发电机发电，后改用蒸汽机，自发自用，为五县有电之始。1946年正式安装80千瓦蒸汽发电机组2台，除学校用电外，还供县政府、邮政局、银行照明之用。
新中国成立后山丹工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至今，山丹地方工业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改造转型、徘徊前进、恢复发展、全面提升四个阶段。
1949年10月—1956年，为改造转型阶段。按照中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于1950年10月成立了工商联合会，组织和经管各行业的生产，从而激发了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到1952年全县手工业产值达26.81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04％。1953年，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全县手工业者达606户，1390人，全县90％以上的手工业者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同时，组建了缝纫、铁木器、公私合营印刷、瓷器4个合作社和鞋业、缝纫、铁木器3个组，职工212人。同年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1957年—1977年，为徘徊前进阶段。1958年，国家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当时山丹、民乐两县合并，组织全民大炼钢铁，县共办起大小厂矿5419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67个，社办工业共5352个。大炼钢铁使农业生产下降，国民经济出现了暂时困难。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红火红火真红火，丢了农业抓钢铁，群众挨饿吃蓬棵”。1960年—1962年，山丹县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严格划分工业企业与农副业生产的界限，对不具备生产条件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在这种背景下，山丹焦化厂、铁厂等企业先后停产。到1964年保留了县属农具修造厂、陶瓷厂等18户企业，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8户，集体所有制企业10户。
1978年—1998年，为恢复发展阶段。对全县工业布局进一步调整，新上了羊户沟煤矿、石湾子煤矿及磷肥厂、榨油厂，还有一些社办“五小”企业，如清泉水泥厂、位奇水泥厂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山丹工业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恢复发展阶段。逐步推行企业厂长负责制，把竞争机制引入企业内部，完善经营管理体制，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扩大了企业经营自主权。1989年全县共有工业企业51户，其中国营工业12户。采矿、冶炼企业有羊户沟煤矿、新河煤矿、铁矿、青井子磷矿、炼铁厂、硅铁合金厂、焦化厂；化工企业有磷肥厂、龙首化工厂、炭黑厂；机械制造企业有农修厂；加工业有面粉厂、榨油厂、食品厂、粉丝厂、酒厂、饮料厂；建材企业有水泥、石灰、砖瓦、轧钢厂，还有陶瓷、玻璃、印刷等企业。随着全国乡镇企业东西合作工程的实施和城北工业小区的建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全县经济的“半壁河山”。
1999年—2003年，为全面提升阶段。从1999年开始，在国有企业、乡镇集体企业、供销二轻企业中，推行以“明产权、转机制、变身份、增效益”为主要内容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全县25户国有工商企业、25户供销、二轻企业，113户乡镇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并逐步转由个人经营。开始实施工业强县战略，着力营造发展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重振山丹工业雄风。先后新上水泥化工集团旋窑生产线、黑山铁矿、高原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瑞源啤酒原料有限责任公司等一批骨干项目，形成了“四龙齐舞、五虎显威、千帆竞发”的工业格局。全县利税上千万元的项目达到4个，利税上百万元的项目达到5个，各类工业企业达到1000户。
（李集锦）
历史悠久的山丹陶瓷
据史料记载，山丹陶瓷起源较早，历史悠久。山丹四坝滩遗址、壕北滩遗址出土的陶瓷器皿证明，早在新石器时期，山丹境内就有先民开始烧制陶瓷。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年—1398年），大黄山北麓的瓷窑沟、县城西南的碗窑沟就有烧制陶砖和陶瓷器皿的手工作坊。
据县陶瓷厂的师傅讲，他们的祖先于明代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到山丹碗窑沟，一直都是烧陶瓷的。这里有优质的陶土资源和适于做釉料的风化黄土，更有10多米厚的土层，非常适合建马蹄窑。很久以前，马、王两家便联合起来在碗窑沟建了一座马蹄窑，用陶土做坯料，黄土做釉料，用前窑的煤培烧一些粗陶产品，以换取粮食，维持生计。1988年，笔者曾到山西洪洞县出差，到过该县东窑头、西窑头两个陶瓷重点产区，发现那里的窑型、生产工艺都和山丹十分相似。洪洞县大槐树返乡祭祖碑文证实，明代确有移民迁徙甘肃。
解放前，山丹陶瓷的生产，仅有碗窑沟一处，有10个手工作坊，号称十大窑户。主要产品有缸、盆、罐、碗等日用粗陶瓷器皿，瓦脊、兽头、龙头、狮子等工艺品和建筑工艺陶，制作工艺较为成熟，产品的种类也很多。据碗窑沟二社张顺民讲，他的祖父在旧社会专门做抽大烟用的葫芦，每年生产200件左右，最远销到陕西汉中，收入足够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当地工匠还用手工砸砖的方式，生产一般工业窑炉用的三级耐火砖。产品东销到兰州，西销到哈密，南销到西宁等地。1954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4名学生在碗窑沟得到一件黑陶油瓶，由于其制作工艺精湛，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带回北京后被故宫博物院收藏。
1944年，培黎学校从陕西省双石铺迁至山丹。学校设有陶瓷专业，聘请日本陶瓷专家野口胜任教，并在碗窑沟设有陶瓷试验工厂，学生一边学习，一边生产。主要产品有日用陶瓷、工业陶瓷。1952年，试验厂利用当地石英、粘土研制出精细白瓷产品，并用金水装饰，结束了山丹不能生产细白瓷的历史，将山丹陶瓷生产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山丹陶瓷也迎来了加快发展的春天。碗窑沟的陶瓷专业户纷纷重操旧业，恢复生产。到1956年冬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时，就有40多户陶瓷专业户、144人组成的10个陶瓷生产合作社。1958年，陶瓷合作社转为国营山丹县陶瓷厂。
1979年，宋平同志任甘肃省委书记时，对甘肃不能继续生产细白瓷感到很遗憾。当他听取省轻工业厅汇报后，召集省科委、省轻工业厅负责同志研究，决定由省科委立项，拿出10万元试制经费，由省轻工研究所和靖远陶瓷厂、山丹陶瓷厂共同承担课题，开发细白瓷产品。项目名称为《利用当地原料试制细白瓷》。试制的细白瓷经湖南醴陵陶瓷研究所测定：白度70度，透明度22.3％，光泽度93.5％，吸水率小于0.5％，热稳定性20℃～300℃茶杯一次不裂。产品初步达到当时的国颁标准。
同年，艾黎来厂视察时，对试验情况给予高度评价。回京时，带了几件产品，送给宋庆龄副主席等人，说：“这是我家乡的产品”。
在1980年研制细白瓷时，参加研制工作的朱思震工程师，每天都用自己研制的小瓷壶在电炉上烧开水喝。有一天下班后，正在吃饭的朱工程师突然想起下班前在电炉上烧了一壶水，担心引起事故，影响研究工作。等到高度近视的朱工碰碰撞撞跑到实验室一看，那一茶壶水早已烧干。看到他的小瓷炉已经被烧得通红，他心想一定烧炸了，但拿下来一看，小茶壶奇迹般完好无损。这一情况令朱工非常吃惊。后来，朱工和笔者根据“炊之于火，食之于餐”的古语给这种产品命名为炊餐两用锅。从此，山丹县陶瓷厂走上了两用锅的研制历程。
这个项目在省经委、省轻工业厅、省科委的关怀下，列为研究课题，先后下拨了12万元研制经费，历时4年，研制成功了炊餐两用锅，打破了瓷器不能烧炖食物的限制。1983年11月，省经委、省计委、省轻工业厅在兰州召开的鉴定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山丹生产的炊餐两用锅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第三届全国发明科技博览会上，炊餐两用锅等6个产品代表甘肃参展，对硅酸盐专业颇有研究的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对两用锅很感兴趣，称赞有加。在这次博览会上，“I山丹炊餐两用锅”被评为三等奖。这是甘肃省在全国历届博览会上唯一一次获得铜牌。“两用锅”又获轻工业部飞龙杯奖。
仿马踏飞燕出口英国和新西兰则是山丹陶瓷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1969年，在武威雷台出土一件东汉青铜器，原称铜奔马又称马踏飞燕。奔马头戴璎珞，尾梢打结，蹄踩鸟，蹄腾空，昂首嘶鸣，神态逼真，充分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精神，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为宣传这一罕见艺术珍品，1982年，武威工艺美术厂派来4名技术人员在县陶瓷厂研制，但由于制作工艺复杂，直未能试制成功
1986年，山丹陶瓷厂抽调注浆技术好、善于钻研的柯立云负责试制。起初成品率不高。1987年起，根据一年来试制的经验，经多方分析研究，决定采用在泥料中加入氧化铝、釉料中加入铅丹的制作工艺，终于解决了成型、烧成和粘结三大工艺难点，转入批量生产，供应兰州真空镀膜厂镀膜制成最终产品。后从该厂购进镀膜机一台，自己镀膜，从而完成整套工：艺。
在试制马踏飞燕的同时，企业又组织技术力量试制成功了镀金大佛，这两件产品成为当时全国旅游部门、文化管理部门、工：艺美术部门的抢购商品。1987年，省外贸J厅：将山丹陶瓷厂生产的镀铜仿东汉马踏飞燕、镀金大佛，出口到英国和艾黎的家乡新西兰，为中国换取外汇，支持经济建设。
1987年，镀铜马踏飞燕被评定为甘肃省优质产品，同时获张掖地区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这两件产品的出口，填补了甘肃陶瓷出口的空白。
山丹陶瓷曾经创造了自己的辉煌，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但正是那些陶瓷运销户才使山丹陶瓷走出1丹，进而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祖籍大槐树下的碗窑沟移民，人均不足一亩地，从迁来山丹的那时起，便以制陶、贩陶为业。即使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都从未停止过制贩陶瓷制陶、贩陶，不仅使碗窑沟的农民解决温饱，逐步富裕，而且使山l丹陶瓷走出山丹，极大地促进了山丹陶瓷业发展。每年几十万件产品，通过他们送到了千家万户，也使他们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据1983年的次调查，碗窑沟80％的陶瓷运销户拥有手扶拖拉机，户均存款在5000元以上。贩陶也使他们开阔了眼界，了解r市场，成为一名名合格的商人贩陶更使他们炼就了坚强的性格，从兰州到哈密，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如今的碗窑沟人，家家修起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院子四周，摆满了准备贩卖的陶瓷产品，停放着崭新的农用汽车。精明的碗窑沟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业。1984年起，王明德带头重开陶瓷作坊，建窑烧陶，常年生产。到1995年周廷荣联合三户农民合资建厂，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年产量逾10万件，年收入达30多万元。山I丹陶瓷在不久的将来会再度走向辉煌。
（梁红书）
发展中的山丹水泥化工集团
河西走廊中部的蜂腰地带，秀丽的焉支山拔地而起，犹如镶嵌在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绿色宝石。千顷草原油菜花香飘万里，千年雪山清流滚滚润万畴。山丹水泥化工集团就坐落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
绵延于河西走廊的祁连山、龙首山蕴藏着丰富的石灰石资源，为发展水泥产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1958年8月，山丹县人
民政府批准修建山丹水泥厂，当年土法试制水泥获得成功，共生产水泥70吨。1959年上半年，甘肃省建材局投资120万元，新建成年产3.2万吨规模的水泥厂。
1969年，企业上交张掖地区革委会管理，改建为年产4.4万吨的机立窑生产线。1970年6月28日，立窑点火，磨机试车，开始试生产水泥。到1971年10月13日，筹备试生产工作结束，企业转入正式投产。
1981年企业二次创业，新上Φ2.5×10米的机立窑等设备，形成年产8.8万吨的规模，后经多次技术改造，到2000年形成了年产24万吨的生产能力，成为省内初具规模的水泥生产企业。
1992年，山丹水泥厂兼并地区白水泥厂，转产硅酸盐水泥，形成年产8.8万吨的规模。1997年山丹水泥厂兼并地区化1厂，在此基础上于1998年1月18日改制成为山丹水泥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97年，山丹水泥厂在全区率先学邯钢，加强成本管理，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成本管理网络，创造了公司、厂、车间、班组四级“成本、质量双否决”的管理办法，总结成为“一实”、“二真”、“三全”、“四不”的学邯钢经验，原张掖地委、行署对公司学邯钢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并在山丹水泥总厂召开“全区学邯钢经验交流会”，在全区企业中推广山丹水泥厂的经验。
1997年，山丹水泥厂引进ISO9000标准，健全质量管理体系，严把产品质量关，凭着过硬的质量，主要产品“铁骑”牌水泥通过中国国信认证中心产品体系双认证，“铁骑”牌商标也被认定为甘肃省著名商标。
从2001年起公司决策层直面市场惊涛骇浪，抢抓机遇，大胆创新，科学决策，高起点制定发展战略，创造卓越企业文化，应用科学的管理理念，全面提升企业的综合实力，依靠全体员工智慧和力量，成功实现了从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向高科技现代化生产方式，从单的“工厂制”向集团化、规模化转变的跳跃式发展2003年，公司实现生产总值11627万元，比上年增长19％，比1997年增长360％；实现利税3572万元，比上年增长21％，比1997年增长310％；职工人均月收入达到800元，比上年增长14％，比1997年增长100％，净资产增长2.7倍；安置社会闲散人员226人，吸纳农村季节性剩余劳动力320人，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2003年，山丹水泥化工集团在全国建材行业率先引入日本松下的“5S”管理模式，并对其内涵进行了拓展和创新，形成了富有山泥特色的“6S”管理模式，即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归纳为“一板一流程二表五要素”。“6S”管理的推行，使一个客观上属高粉尘、高污染的企业变得厂院干净整洁、车间整齐划一，岗位井然有序，员工精神焕发，并由表及里，提高了生产经营各环节运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全面提升了企业管理水平。张掖市政府和甘肃省建材协会先后在山丹召开现场会，推广这项管理成果。2003年，山丹水泥化工集团的“6S”管理模式被中国建筑材料企业管理协会评为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被全国企业管理协会评为三等奖。
2000年，山丹水泥化工集团投资1.2亿元，在原省委书记宋照肃、副省长杨志明等领导的关怀下，带头在省内率先兴建了1000T/D的新型干法生产线，使企业的生产能力由原来的年产24万吨一次提升到65万吨。由于新生产线生产的水泥质量远远高于国家标准，因而广泛应用于石油、交通、水利等国家大型项目建设上，并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指定为首选产品。国家水泥协会会长雷前治同志2003年来公司调研时感慨地说：“我在这里看到了管理最好的水泥企业和最先进的1000T/D干法样板生产线，你们的管理经验值得全国推广，你们的样板工程值得企业借鉴”。山丹水泥化工集团还深入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活动，鼓励职工立足岗位进行发明创造，其中有3项创新成果被应用于生产环节中，使水泥吨成本下降10元左右，年节约成本达600万元。
山丹水泥化工集团始终把企业文化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以企业文化培育企业精神，使之日益成为企业不断发展壮大、逐步走向辉煌的不竭动力。近年来，该集团奉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不断总结、升华经营思想，丰富企业文化内涵，创立了独到的企业精神、企业宗旨、公司目标、企业指导原则、企业风尚、经营策略、经营方针、管理理念等，这些人文思想赋予企业厚重的文化底蕴，共同打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山泥精神”，使企业内增活力、外树形象，支撑企业向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
不懈的开拓创新，使企业在获得丰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获得了诸多荣誉。企业先后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命名为“安康杯”竞赛优胜企业；省委、市委命名为文明单位；被省政府树立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连续三年被省国税局树立为纳税先进单位；连续八年被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和质量管理协会命名为质量效益型企业；被省工商局命名为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2004年5月26日全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省委副书记陈学亨、副省长罗笑虎为获得2004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的山丹水泥化工集团公司颁发奖状。获此殊荣，在张掖市还是第一家，在省内同行业中也属第二家。
尤其在推行“6S”管理中创造性地补充安全要素，赋于“6S”以新的内涵，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授予2003年度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企业称号。
（梁红书）
弱水千古话水利
一
在河西走廊乃至西部大地，弱水是一条古老而又神奇的河流。从远古的历史中静静流过，哺育了生生不息的子民，涵养了一方厚重朴实的文化。关于弱水的记载最早见诸于《尚书》。史载尧舜时代，“（禹）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清史稿·地理志》亦载：“山丹河即禹贡弱水，出县南祁连山麓，四源并导汇于城南……”这便说出了弱水的地域方位。由此可见，古称弱水即今山丹河，是黑河东片最大的支流。山丹境内的马营河、霍城河、寺沟河等又为弱水支流，由东南向西北，过县城经双桥、清泉、北湾三村入祁家店水库，调节后经东乐乡出境汇入黑河。在山丹河的发源地祁连山腹地，每年约有2000万立方米的地下潜流和2800万立方米的季节性洪水自南向北补给黑河。民间传说大禹导弱水前，龙首山与瞭高山相连一脉，山丹盆地一片汪洋。为使先民生存，大禹率众苦战九九八十一天，凿开两山连接处，贯通河道，这才导弱水西流去，才有了后来供人类繁衍生息的四坝滩、壕北滩和山羊堡滩这些古文明腹地。山丹祁家店立有《禹导弱水碑》。
山丹水主要来自祁连山、大黄山（又名焉支山）积雪融化之水，山丹以水灌溉农田历史悠久。汉武帝开置河西四郡后，实行军垦民屯，引井灌田，首重水利。从那时候开始，历代封建王朝大多致力于水利建设水利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日臻进步，而以明代、清代尤其兴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山丹水利发展更是一日千里，自不可同日而语了。斗转星移，岁序更新。千古弱水默默流淌，至今仍向人们诉说着山丹水事的沧桑与变迁。
自大禹导弱水成功以后，山丹水利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先后两次打败匈奴，其时，匈奴人发出了“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哀叹。10年后即公元前111年置张掖郡，同年置删丹、日勒二县，徙民实边，开浚河渠，引水灌田，自此开创了山丹灌溉农业。公元前73年，赵充国主张在河西屯田，实行“兵农结合，以农养战，以战护农”，不仅为西汉王朝巩固了边疆，同时促进了灌溉农业的发展。
到了唐武后长安元年（701年），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郭元振派时任甘州刺史李汉通开垦屯田。史书载，当时“尽水陆之利，稻丰收稔；牛羊被野，路不拾遗。”可见，这是自汉代以来山丹灌溉农业的又一兴盛时期。西夏时期，西夏国十二军司之一的甘肃军驻删丹，使山丹水利得到了扩展。《宋史·夏国传》载：“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足见，当时山丹水利形势喜人。而后，直到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建立甘肃路总管府后才重视水利建设。此后近130年里，山丹水利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明朝时期，在“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有裕国”的思想指导下，大兴屯垦、推行“屯田制”，山丹水利随之快速发展。自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以后的220年时间里，先后有山丹卫都指挥武振（山丹人）组织民夫挑浚白石崖渠，巡抚杨博委派副史石永重修了暖泉、寺沟渠和白石崖渠。神宗万历年间，总兵王允中将海寇打败于分水岭，疏通了白石崖渠。据清顺治《甘镇志·地理志·水利》载：“明时山丹有渠10道，灌田9.42万亩。”
在明代开发的基础上，清代前中期，由于轻徭薄赋，推行屯田，重视河西走廊经营，山丹水利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全县形成了三水、五坝水利灌溉系统。三水指：山水、渠水、泉水；五坝分别是草湖渠、暖泉渠、东中渠、童子渠、慕化渠（后两渠今属民乐县，叫童子坝渠和大堵麻灌渠）。其时山丹有渠14条，灌田11.42万亩。
民国时期，多沿用清代渠道，不重视维护修浚，白石崖渠道淤塞废弃，加之战乱不止，灾害频繁。民国38年（1949年）中有14年干旱，农田日渐荒芜。据1938年资料记载，县政府征粮在册面积5.41万亩，比清末减少50％。后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府为发展后方经济，在蒋介石于1942年巡视甘肃后，确认开发河西水利为国家事业，由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分设张掖工作站，于1943年至1946年对张掖五个农业县的大部分渠道进行勘察，并于1947年修建了川口截引工程。至1949年，全县有渠13条，有效保灌面积15.47万亩，比1938年有所好转。
民国时期，山丹水利无甚发展，但当时盛行的水磨却值得一提。提起水磨，旧时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有三十六转子水磨支撑，不怕饿死的”。“三十六转子”，是个沿传的约数，其中的“转子”是量词。三十六转子大概就是指山丹境内共有三十六盘水磨，实际上那时的水磨也不止三十六转子。山丹乡村水磨经过劳动人民不断创新、发展，由开始的平轮传动发展到了立轮传动。立轮传动因水冲击力强，磨轮转速快，磨眼进粮多，加工量大，人们把它叫“大磨”。到20世纪60年代，全县新修的水磨达120多盘。在漫长的岁月中，一些地方因“磨”而得名，如霍城的河里磨、大马营的磨湾、位奇的王家磨等。相传民国年间，山丹城内悬壶济世的彭玉麟根据“自鸣钟”法条传动原理研制了用骡马拉的“旱大磨”。民国25年（1936年），红军进驻山丹城后用这盘磨为红军磨了几十天粮食，一昼夜能磨一石多面粉。据说后来红军还给彭家留下了一个盖有徐向前名章的条子，嘱咐“保存好将来有用处”。
三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锲而不舍地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使水利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开创了山丹水利发展史上的新纪元，谱写了与干旱作斗争的壮丽诗篇。
1949年9月24日，山丹县人民政府成立，设“四科”主管农林水牧和工交建设，后“四科”改称建设科。1951年—1955年，成立水利委员会，废除总甲、差甲和不合理的水规制度，建立了民主管水、用水的新制度，逐步进行土渠整修，初步规划水利建设，吸收和培训水利技术人员，改革串灌、漫灌等落后的灌水方法，实行计划用水，逐步完成了水利管理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到1965年，随着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的进程，山丹水利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其间，先后建成了白石崖引水渠、马营河西灌区四坝滩段、祁店水库、寺沟水库加固，修复了川口截引工程，由此拉开了全县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序幕。值得一提的是，废弃多年的白石崖渠道通水后，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使群众看到了水利建设的希望。继之实施的“四好”（好渠道、好条田、好道路、好林带）农田规划和试点建设，使水利建设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1966年至1978年的12年间，山丹水利建设一度处于低潮，但仍是全县水利工程建设最多的时期。在此期间，改建衬砌了一批干支渠道，加固处理了李桥、寺沟水库，修建截引、塘坝，打井提灌，全县水利事业快速发展。但这一时期由于盲目在山丹河两岸打井提灌，致使山丹河泉眼逐年干涸。
从1978年到1989年的11年间，山丹水利进入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建管并重、稳步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1988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实施，使水利事业步入了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的轨道。这一时期，在中央“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的水利方针指引下，重点采用料石、浆砌石、混凝土预制块改建衬砌了重要干支渠道，兴建了峡口水库和东乐、清泉南湾等一批人畜饮水管道工程，在红寺湖、郭家泉安装了家用除氟器，修建了峡口除氟池，更新维修了大部分机井，加大了水资源开发利用力度，重视了水资源管护工作，水利管理工作得到了加强。
从1949年到1989年的40年里，全县累计使用国家投资5874.93万元，群众自筹542.91万元，投工4331.66万个，建成中小型水库6座、塘坝22座、干支渠道102条745.33公里、城区自来水工程一处，使全县有效灌溉面积由1949年的15.47万亩增加到29.98万亩，保灌面积由4:7万亩增加到22.7万亩。水利事业的快速发展和灌溉条件的逐步改善，使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985.93万公斤增加到6697.3万公斤，油料产量由1949年的58.75万公斤增加到1504.1万公斤。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山丹水利事业蒸蒸日上，形势喜人。1994年—1996年，投资1040万元改建白石崖渠道30公里；1998年—2000年，投资1000万元完成后稍沟管网工程30公里；2001年，建成库容32.5万立方米的石沟河水库一座；2000年—2002年建成人饮氟病改水工程17项，使9个乡镇、61个村的8.7万人吃上了卫生清洁的自来水；2001年—2002年，投资915万元完成了李桥水库除险工程。经过50多年的不懈奋斗，一批批骨干水利工程的建成使用，山丹水利持续快速发展，水利管理日臻完善，农业发展后劲日渐加足，水的利用率也由70年代的53％提高到了2002年的62％，在全县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2年8月，新《水法》的颁布实施，是新时期依法治水管水的新起点。同年，随着张掖市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个节水型社会试点，山丹水利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自2002年起，伴着黑河流域综合治理矫健的步伐，全县上下以建立节水防污型社会、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提高用水效率为核心，积极实践，不断进取，在节约、保护、合理配置水资源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刘定国）
小康建设三部曲
小康之说自古有之。古代小康是指儒家所宣扬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治，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美好理想和为之奋斗的目标。1979年12月6日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借用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并为我国人民所熟悉的“小康”来概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首次提出到本世纪末“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水平，比如国民平均收入达到1000美金，我们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行。就算是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我只能说，中国也还是个小康状态”。后来，他对小康又多次作了进一步阐述，并勾画了国民经济分三步走的宏伟蓝图。
1994年，甘肃省委、省政府根据全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要求，为了不失时机地组织全省广大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确定了“三大块”分类指导甘肃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即：河西、城郊和沿黄等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好的地区，于1997年左右率先实现初级小康；中部、陇东等地在稳定脱贫的基础上，积极向小康迈进；南部高寒阴湿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要打好扶贫攻坚战，稳定地解决温饱。在这种大背景下，山丹县农村小康建设拉开了序幕。按照省上确定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住房比重等6大类17项指标，围绕提高人的素质，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增加农民收入三个重点开展工作，全县农村工作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回顾山丹县10年的小康建设，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小康建设三部曲。
要想富先修路
从1994年到1995年两年间，主要组织实施“百村千里”道路改造。采取政府引导，政策扶持，乡村自筹，群众投劳等形式，以改造村社主街道为重点，在全县农村大规模进行乡村道路的铺筑整修，切实解决群众行路难的问题。在此后的几年中，一直把乡村道路改造作为农村小康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路基平整到铺沙硬化，坚持不懈地搞。止2003年底，全县共沙化农村道路近650公里，硬化主街道260公里，初步改善了农村道路状况。
改善环境面貌
从1996年到1997年组织实施“百村千巷”村镇面貌改造。从治理农村村镇建设规划混乱，农民建房设计随意，农村环境脏乱差入手，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群众自筹为主，政府适当补助，开展了大规模的门面改造。两年中，全县农村有1.5万户改造了门面。到1997年底，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438元，恩格尔系数达到49％，人均蛋白质摄入量达到82克，衣着消费支出达到170元，砖木结构以上标准住房比重达到94％，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2年，通汽车行政村比重达到100％……经省地组织验收列入考核的17项监测指标除基尼系数、人均期望寿命、通电话行政村比重等3项指标基本达标外，其余14项全部达标，综合评价分值达到96.45分，成为省列小康县之一。
加快住房建设
当时常讲的一句话是“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因而从1998年开始，重点组织实施住宅改造工程，先后开展了“百村千户”等活动，促进了农村住房建设。县委、县政府下发了《山丹县加快农村住宅改造步伐的意见》，从土地审批、规划设计、补助资金等方面出台了10条优惠政策，充分调动了农民建房的积极性。通过建点示范，整体推动。县城建局、小康办对村镇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免费为农户提供住宅设计图纸和技术服务，土地实行优先审批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对集中连片修建20户以上楼房的示范点，县上给每户协调贷款2万元，贴息两年，农户建房积极性日渐高涨。
自1999年以来，县财政累计投入农民建房补助资金500多万元。。全县每年建房都在2500户以上，最多的1999年建房达到5000户，住宅标准都是砖混结构，造型新颖，功能齐全，展示了新农村的美好形象，涌现出了位奇芦堡、清泉祁店等整村整社新建住宅的先进典型，推出了城区农户上宅下店式楼群、城郊休闲渡假村经济开发型农家山庄、祁店前院后园经济庭院、东乐西屯前院后圈综合养殖型等各种模式。截止目前，全县已有2.45万户农民建成砖木、砖混结构的高标准住宅，占全县总农户的63％。霍城镇西关村一农户投资100余万元建起的农家庄园，建筑面积达600多平方米，其建筑规模为全县农宅之最。
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小康社会的总目标作了系统概括，即建设一个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汇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概括更为科学，内涵愈加丰富。全县人民正乘着十六大的强劲东风，抢抓机遇，与时俱进，奋发有为，迎接新挑战，再铸新辉煌，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宏伟目标迈进。
（赵生）
城镇建设放异彩
山丹建城的历史相当久远，闻名遐迩的丝绸古道使它早就成为中西交往的重要驿站。汉删丹古城，久经沧桑，遗址无考。西夏李元昊于今县址筑城，设甘肃军镇守。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又重筑山丹城。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指挥庄得展筑。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补筑县城倾颓城垣。清高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大水毁南关城郭。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知县王亶望重修。至民国时期，城郭如旧，到处是残垣断壁，县城建筑主要是一些寺庙楼阁，街巷狭窄，凹凸不平，风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难行。
物换星移，沧桑巨变。新中国成立后，勤劳勇敢的山丹人民以满腔热情建设新山丹，开发新山丹，揭开了城市建设崭新的一页。基础设施从无到有，城区面积由小到大，城镇人口日益增多，满目疮痍的古城旧貌换新颜，洗去了昔日的荒凉与落后，不断走向繁荣和文明。1954年2月11日，遭受7.3级地震，城区民宅、机关、庙宇多数毁坏。县委、县政府本着自力更生的原则进行改建或新建。县委以土木混合结构新修房屋60多间，县政府改修房屋70多间。新建山丹初中教室、宿舍1000多平方米，东街小学教室8幢1540平方米。全城新建改建房屋总面积达2.46万平方米。1956年——1957年，建起了祁连堂剧院和电影院。1958年后，先后建起新华书店、展览馆、邮电局、县医院、供销社和山丹师范、农校等，全城修建的单位和部门达60多个。1959年建起了面粉厂四层制粉楼、县委四层办公楼，出现了高层建筑。同时，焦化厂、铁厂、水泥厂、耐火材料厂、食品厂、造纸厂、玻璃厂、驻军营房、火车站等相继建成。新的建筑连属成片，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县城雏形基本形成。
1978年——1988年，山丹一中教学楼、培黎学校教学楼、县医院门诊楼、中医院综合楼、东街百货大楼、人民银行综合楼、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山丹培黎图书馆、艾黎与何克陵园等先后建成。至20世纪80年代末，县城初具规模。90年代，城市建设发展更加迅速。先后建成了城北乡镇企业工业小区、东起焦化厂西至火车站的商贸长廊、四处专业市场、火车站广场和儿童公园。随着住宅楼、办公楼的建设，县城建筑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从2000年开始，县委、县政府实施城镇化建设战略，成为城市建设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近5年来，在城镇建设上累计投入资金3亿元，用于房地产开发和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面貌大为改观，现代城市风格逐步凸现。特别是投资近千万元，建成了龙首广场和灯光燧道，完成了南湖公园恢复建设，成为城市建设的新亮点，广大群众休闲娱乐的理想场所和对外开放的窗口。目前，城区面积已达到7.6平方公里，比原城址扩大了近4倍。城镇人口达到5.84万人，城镇化水平达到29％。同时，从1998年开始，全县小城镇也迈出了快速建设的步伐，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被列为全省小城镇建设重点镇的位奇镇和被列为全市小城镇建设重点镇的老军乡、霍城镇，发展步伐较快。全县小城镇建成高标准道路15公里，年供电总量达到1691.78万千瓦时，70％的居民用上了自来水，开通程控电话5000门。
县城道路、供水、住宅等基础设施建设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一直是城市建设的重点。经过数十载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留下了建设者闪光的足迹。
1972年前，县城道路均为沙石路。1973年，东、西、南、北四大街和王什街、隍庙街铺筑沥青路面，开创了铺筑柏油路面的先河。1982年，新开和延伸城区道路6条，即北大路、北环路、青年街、仓房街、文化街、清泉路，于次年全部铺筑沥青路面，总长3.75公里。1987年又改建南环路，辟通文化街南端，与南环路连接，全长1.4公里。1993年，铺筑山红公路0.9公里。1996年，延伸西大街、王什街道路2.6公里。1998年，拓建劳动街、城区到佛山公路5.7公里。1999年，拓建改造青年街、霍城巷、税务巷道路1.2公里。2002年—2003年，拓宽改造东、西、南、北大街2.6公里，路面由原来的12米扩展到24米。目前，城区道路四通八达，宽畅平整。
1971年前，县城生活用水依赖二坝、四坝渠水，后因源头打井和建设工厂，逐渐干涸。1972年初，建城区供水管道1.2公里，设供水房4处，由面粉厂机井抽水，日供水量为80吨。1981年成立城区饮水工程办公室，采取单位集资、财政补贴的办法，筹资30万元，在县水电局院内建成50吨水塔一座，埋设管道7.2公里，配深水泵2台，日供水量100吨，设供水房8处，供1.8万人用水，实现了供水到户，城区居民都用上了自来水，从而结束了车拉肩挑生活用水的历史。1988年开辟南湖水源区，打井2眼，铺设管道4.3公里，建蓄水池2座，容量500吨，日供水量0.7万吨。1992年完成城区供水工程，投资316.5万元，铺设管道16公里，新打机井2眼。1996年又新打机井1眼，铺设管道8公里。随着城市人口的膨胀，城区用水量不断增大。从2000年开始，实施城区供水扩建工程，投资1463万元，铺设管网24.33公里，新打机井4眼。目前，该工程已基本竣工，进入安装调试阶段。供水面积达9平方公里，日供水能力由1992年的0.8万吨提高到1.8万吨。同时，从1993年开始铺设排水管网，目前共铺设排水管道19公里。
1949年，城区居民多系农户，非农业人口较少。机关职工家属多借民房居住。1958年，城市人口大增，各单位利用城区空地逐步建立职工宿舍，形成农民市民杂居格局。1980年，国家先后投资69万元，由城建局在城北清除荒冢，修建砖木结构的平房22.5栋，连同县委、县政府旧房，分配职工家属居住。同时，鼓励私人建房，建成400多户。1986年，在焦化厂铁路支线以东辟地一片，定名为“长城新村”，供公私建设住房。焦化厂、水泥厂、化工厂、培黎学校、火车站、驻军、军马局干休所都建有平房和楼房。至1988年，城区市民、农民达31439人，职工人均住房面积7.4平方米。1994年开始，采取政府补助、个人集资相结合的办法，开始兴建住宅楼，房地产开发随之兴起。近年来，进一步加快住宅小区建设，拆旧建新，连片开发。截止目前，累计投资3亿元，建成了县府街、龙首花园、明雅花园、丰清苑、乐民新区、长城新村等住宅小区。共建成住宅楼300幢，建筑面积达80万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达25平方米。
50多年峥嵘岁月，半个世纪苦心经营。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使山丹县城容颜益俊，愈加靓丽。如今的县城，幢幢高楼鳞次栉比，商业网点星罗棋布，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城市品味明显提升，街区绿了，道路平了，夜晚亮了，环境净了，市容美了，山丹城已成为一个优美、开放、繁荣、文明，充满现代气息的新型县城。在丝绸古道，领略河西风情，在祁连雪山下，戈壁荒漠边，就会发现山丹县城隽秀的景观和独特的风格，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迢迢丝绸路上。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沐浴着西部大开发的阳光雨露，山丹一定会散发出更加瑰丽的光芒。
（杜万善）
邓小平品尝山丹羊肉
提起山丹羊肉，可以说在山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每逢节日聚餐、喜庆宴会、贵宾来临，山丹餐桌上都少不了手抓羊肉这道招牌菜。它以肉质细腻、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备受消费者青睐。据民间传说，清代曾作为岁贡之物一度进贡朝廷，以为御膳。如果这一传说有待考证的话，那么，邓小平亲口品尝并大加赞赏山丹羊肉，却是事实。
看到这篇文章，或许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山丹远离京城，小平同志一生中又未曾到过山丹，品尝羊肉一事从何说起？这里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那是1983年8月中旬的一天，正在兰州出差的山丹水泥厂供销科长周文弟，突然接到其岳父彭述寿的电话，让他立即返回山丹，办一件非常紧迫、十分重要的事情。当时彭述寿是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行政处处长，具体负责接待方面的工作，省委、省政府领导对他都很熟悉，遇有重要接待，总要找他安排。彭述寿在电话上对周文弟说，因自己有重要接待任务，让他设法搞些山丹的羊肉。彭述寿处长接到任务后因公务繁忙脱不开身，就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办事一向稳妥的女婿周文弟。周文弟科长没好追问究竟接待何人，但凭他的直觉一定是位重要人物。他与省政府办公厅行政处一位姓沙的司机驾驶一辆老式北京吉普立即出发，赶赴山丹。当时全省各地普降大雨，连续下了7天7夜，道路泥泞难行。据县气象局资料，当年8月11至18日山丹县城累计降雨达60余毫米。为了节约时间，出发前周文弟科长就给山丹县政府办公室主管接待工作的副主任王铭选打了电话，让县政府招待所及早有所准备。王铭选随手就把这一任务交给县政府招待所副所长张天林去联系。到达山丹的当晚，周文弟一行由张天林陪同直奔老军丰城堡买羯羊，到丰城堡后，村上已经把七、八只羯羊准备好了，等他们挑选，因时间紧迫，他们挑了四只装车就走。据张天林回忆，当时羊价便宜，只付了48元钱。因无冷藏设备，就没让就地宰杀，只能活着带走。
几天后，周文弟科长又赴兰州参加全国水泥商调会，与岳父交谈时才得知前几天接待的是小平同志。原来小平同志西去新疆，途经甘肃时在兰州作了短暂停留。此次出行属个人休假，除夫人卓琳外，只有几名工作人员随行，新闻媒体也没有作公开报道，因而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很少。接到小平来兰的消息，就餐如何安排倒难住了省上领导。由于小平同志一向节俭，要求饮食安排越简单越好，丰盛了不用。思来想去选择了久负盛名的山丹羊肉。不料小平同志吃过后非常满意，赞不绝口。
处于保密需要，小平同志品尝山丹羊肉之事一直未曾透露。2003年秋，笔者随县委陈义书记、县政协张百祥主席调研羊产业发展情况时，才得知此事。每当提起这件往事，山丹人民在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的同时，也由衷钦佩那些将山丹特产奉上伟人餐桌和促进羊产业发展的人们。然而，小平同志哪里知道，当时山丹羊只饲养量不过17万只，而今已增加到近百万只。山丹肉羊已经冲出甘肃，远销北京、青海、河南、广东、新疆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
屈指算来，品尝过山丹羊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远不止小平同志，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乔石，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国务委员陈俊生等领导同志都曾在视察工作时品尝过风味独特的山丹羊肉。
（王洪德）
山丹特产发菜
发菜，颜色乌黑，状如发丝。明末清初戏曲理论家李渔称其为“河西物产第一”。发菜在山丹境内分布和生长非常广泛，群众也早有食用习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贸流通的发展，山丹发菜逐步走出山丹，享誉南北，成为山丹一珍。
1979年，甘肃省农垦局荒地资源考察队对山丹地质资源情况进行实地考察。根据勘测资料，山丹县有包括于定滩、花草滩、山羊堡滩等荒滩面积93万亩。这些戈壁荒滩，因干旱缺水，不适农耕，但杂草丛生，少人为破坏，是发菜生长的天然场所。每当雨后潮湿的早晨和傍晚，龙首山、祁连山下的草丛中、荒滩上，就会生长出一团团、一缕缕形似青丝、状如黑发的发菜。附近群众结伴提篮，用夹子、钉耙夹拾发菜，捡拾地耳（又名地卷皮，山丹物产），回家调汤做馅，作为一道野味珍馐。由于发菜风味独特，烹制方便而且营养丰富，老少兼宜，那么后来逐渐被请上正式餐桌，成为宴席中的一道特色菜肴，为人们所称赞也就不足为怪了。
天然发菜具有解毒清热、理肺化痰、调理肠胃的作用，尤其具有降血压的独特功效。发菜谐音“发财”，与甜食搭配烹制为佳，深受广东一带人们的喜爱。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在山丹大量收购，经加工包装成为烹制佳肴、馈赠亲友的上品，也成为山丹物产的一张名片。
山丹发菜曾经走出国门。1976年，山丹县供销联社收购发菜2.43吨，上交外贸出口部门，换取汽车25辆，张掖地区行署奖励给山丹县一辆。20世纪90年代，位奇镇柳荫村张守勤等人辞职专门收购发菜，然后推销到深圳一带，过上了富裕生活。现在，由于草原荒漠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有限的发菜资源显得更加珍贵。为了保护和更好地利用它，无节制地挖拾发菜已被禁止。相信，随着自然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山丹发菜一定能够迎来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黄参
黄参，山丹民间俗称黄葑，其形似人参，通体金黄。主要生长于沿祁连山、焉支山（又名大黄山）海拔2400米～2900米的高寒湿润草原和丘陵地带，是多年生纯天然植物。
山丹野生黄参具有独特的生理特性：喜在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高的高原土壤中生长；其肉质根秋季糖分积累较多，耐寒、耐旱性能极强，可在－30℃条件下正常越冬，降水量250毫米以下生长。关于高寒山区的野生黄参的独特食用风味和药用价值有多种记载。据《本草纲目》记载，黄参味甘、性温，具有补气养血、滋阴壮阳、通经活络、健胃舒肝之功效。对中老年人胃气虚寒、神疲乏力，妇女气血失调，儿童发育迟缓、营养不良、挑食厌食效果俱佳，被誉为“小人参”。据北京食品研究所、甘肃农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对山丹天然黄参检测鉴定，它的肉质直根富含人体必需的16种氨基酸、矿物质和钙、磷、铁、锌等微量元素，是一种经济、药用价值极高的纯天然绿色保健食品。
天然黄参在山丹有着悠久的食用历史。它色泽黄亮，蛋白质含量高，经过蒸、煮、煎炸后色彩鲜黄、甜嫩纯香，深得群众喜爱，是宴饮宾朋、老少皆宜的佳品。山丹群众有过节吃“炸骨朵”（或称“油泡泡”）、莙拨拉的习俗。“炸骨朵”就是用黄参和软面，经油炸后色彩金黄，酥脆爽口，甜美可人，深受孩子们的欢迎。
山丹境内黄参产量较大，仅沿山地区的群众利用春、秋季节采挖，年产量可达50000多公斤。为把山丹天然黄参推向市场，20世纪90年代，山丹县建立了黄参厂，对黄参进行精深加工和开发包装，陆续研制出黄参饼、白汁黄参、黄参大虾、黄参银耳汤、玻璃黄参、黄参粥等特色产品，被确定为西部开发产品交易会指定产品，黄参已成为对外宣传山丹、展示山丹特色的又一特产。
啤酒大麦
山丹县耕地土质良好，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年平均降水量不超过360毫米，气候干燥，适宜种植青稞、大麦，历史上有“俗以为糒（bèi，干饭），可酿酒”的记载。山丹县属国家级优质啤酒大麦基地建设县，这里所产的啤酒大麦籽粒饱满，外观淡黄，有色泽，无病虫害，蛋白质含量适中。有关指标中，千粒重44克～45克，含水量13％以下，粗蛋白含量9.2％～12.7％，淀粉含量63％，无氮浸出物79％，发芽率高达98％，达到了国家优质啤酒大麦标准，完全符合酿酒工业要求，深受国内啤酒厂家欢迎，县内生产的优质啤酒大麦供不应求。
1990年以来，县上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指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为发挥山丹农业特色优势，县上把啤酒大麦种植确立为种植业主导产业之一。推广良种，扩大规模，完善流通体系，实施产业化经营，使啤酒大麦种植走上了规模化、产业化的路子。2004年，全县啤酒大麦种植规模进一步扩大，清泉、东乐、位奇、陈户等乡镇已建成连片种植基地26万亩。县上于2002年引资兴建的瑞源啤酒原料有限责任公司，设计规模年产麦芽5万吨。企业采用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麦芽加工技术及设备，所产麦芽70％达到优级标准，即澳麦的加工标准，80％达到一级标准，产品畅销北京燕京啤酒、黄河啤酒公司等省内外啤酒生产企业。
现在，山丹县啤酒大麦生产已经形成了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产销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格局。优质啤酒大麦——这一特色农作物已成为山丹农民依靠资源优势，体现种植特色，实现增收致富的支柱性产业。
油菜
解放以前，山丹供应油料生产主要是胡麻和油菜。史料记载，“胡麻，一名狗虱，一名方茎，一名鸿藏，苗枚如麻而叶圆锐，嫩时可蔬，俗用供油”，但当时胡麻和油菜产量都非常小。解放后，油产生产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胡麻在水地“白水下种”或在半水地种植，二阴山滩旱地种植小油菜，仅靠烧红灰作肥料，面积小，产量低。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山丹县委、县政府开始在沿山地区大面积推广甘兰型大油菜等优良品种，增施肥料，应用先进栽培技术，使油料生产成为山丹农业的重要支柱，1988年达到12.4万亩，仅次于粮食种植面积。
油菜适合在冷凉地区生长，海拔2100米～2700米之间的霍城、大马营、花寨子、李桥四个乡镇和山丹马场有着得天独厚的种植优势。据农业部油料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验，这里所产的双低杂交油菜，油品芥酸含量低（>3%），饼粕硫苷含量低（>30微摩尔／克），达到国家杂交油菜质量标准，接近国际标准。
山丹县内现有各类油脂加工企业20多家，已形成吞吐菜籽1.1万吨，年产一级油和高级烹调油2000吨的生产能力。随着油菜种植基地的建设和双低杂交油菜品种示范项目的推广实施，油料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必将更快地促进全县油料生产的发展。
此外，每年七八月份，正是马场草原的旅游旺季。这里气候凉爽，蓝天雪峰大草原，一眼望不到边的金灿灿的油菜花，鲜花野草竞发芬芳，游人无不陶醉于这美妙的景色之中。这里，也吸引着中
央电视台等大媒体的关注，就连香港、内地的各大影视公司也纷至沓来，把山丹马场作为理想外景地。大片的油菜花还带动了养蜂业的发展，产出大量无污染的优质蜂蜜，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
沙棘
沙棘，一种在半干旱地区生长的落叶灌木，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善环境的良好生态功能。沙棘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其果、根、茎、叶等产品被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化工等行业中。
沙棘耐干旱、耐瘠薄、易繁殖，在山丹县冷凉地区的焉支山、祁连山下的河沟或背阴山坡均有生长。每逢秋日果实成熟季节，小孩子便折来一枝，上面挂满了红彤彤的沙棘果，十分诱人，食之酸甜，令人胃口大开。山丹县大规模开发利用沙棘资源始于2002年。随着国家退耕还林工程的启动实施，县上依托本地气候条件，定植的20万亩沙棘资源已逐步形成规模。这些沙棘林一旦成熟收获，数量将十分可观。为搞好沙棘综合利用，县上对沙棘产品进行研制开发和市场开拓。先从沙棘果入手，以食品加工为主攻方向，开发沙棘饮料、果酱等产品。目前，开发出的沙棘汁、沙棘果已上市。更进一步的开发目标是提取能广泛用于食品、医药行业的沙棘果油、沙棘黄色素和沙棘种子油等产品。目前，山丹沙棘产业已经显现出其良好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它一定能成为推动山丹经济发展的朝阳产业。
（马良德 石瑜）
山丹风味小吃
山丹风味小吃种类多，味道美，很受人们喜爱。不仅本地人百食不厌，也给很多品尝过的外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提起山丹风味小吃，来过山丹的外地游人总是赞不绝口，啧啧称羡。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山丹夜市的兴起，山丹风味小吃的数量随之增加，质量明显提高。
山丹风味小吃之所以独具魅力，有以下原因：一是用料独特。例如油泡泡，主料叫黄参，偏偏别的地方少有，而山丹黄参则营养丰富，质量最好，用它煎炸的油泡泡，自然风味别致。二是做法新颖。例如捻珍，有磨的，也有碾的，捻连成串，好看又好吃。有食者叹道：“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尝”。三是历史悠久。例如面卷子，代代相传，不断创新，今天已达到色香味形俱佳的程度。四是做工精细。按行家的话说，就是该用凉水的时候决不能用热水；该用啥佐料就用啥佐料，该用多少就用多少，佐料不能随意调换，份量不能随意增减。该走哪几道程序，必须按部就班，决不能简化程序。总之，山丹风味小吃，是山丹人民传统饮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晶。
米黄儿
用黄米或小米制做，以黄米制作尤佳。先将磨细的米粉加适量的水搅成糊状，再将平底砂锅置火上加热、抹油，待油热香溢时将米糊糊均匀地摊在锅里，在文火上烙片刻即可进食。撒糖食用，黄亮，酥脆，香中透甜，老幼皆喜，如今已成稀罕之物。
捻珍
将快欲成熟的青稞穗或小麦穗蒸熟，趁热搓揉，簸净芒壳，然后用手摇小磨研磨，成为绿白夹杂、捻连成串的条状物，故名“捻珍”。捻珍放盐巴，加蒜泥，泼上清油葱花。柔而不粘，筋而不硬，味香色鲜，口感颇佳。
箭头
先将青稞面用冷水和好，然后放在案板上切成小块或揪成小丁，用手掌平搓成两头尖尖，细细长长的圆长条面，状如箭头，故名。箭头煮熟，加以陈醋、蒜泥、油泼辣椒等，味美可口，夏日冷食更是别有一番风味与情趣。
鸡肠子
用凉水和面，然后用力揉按，待面和好后，搓成圆条，抹上清油，一层一层堆码在器皿内，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积子”。下锅时，将积子两手对搓，循环移动，使面变得浑圆细长。因为这种对搓出来的面和鸡的肠子一样又细又长，故名“鸡肠子”。
鸡肠子，不仅筋柔适口，讨人喜吃，又因它洁白细长，绵绵不断，被视为友情和吉祥的象征，所以招待贵宾或办喜事时，鸡肠子是首选面食。
油泡泡
河西各地均有制做，而山丹的与众不同，因为里面搀了煮熟的黄参。将面粉由沸水烫成硬糊状，再搀进煮熟切碎的黄参（一种野生植物，状如人参，营养丰富，其味甘甜），然后用筷子将其一团一团夹入沸腾的油锅煎炸，呈金黄色时，即可捞而食之。油泡泡酥软香甜，营养丰富，是当地美食之一。
酿皮
山丹酿皮独具特色，一是透明黄亮，色泽迷人；二是质地柔筋，耐咀嚼，回味隽永；三是佐料独特，色香味俱全。因此，山丹酿皮是四季诱人的风味小吃。特别在炎热的夏天，吃碗酿皮既充饥，又凉爽提神，妙不可言。
面卷子
山丹自古羊多，羊肉的吃法也就比较独特。羊肉颠卷子就是其中之一。焖卷子，以羊羔肉为最佳。将肉切成块，等锅热油香后入内爆炒，约八成熟，佐以调料，加适量水焖炖，再将和好的面擀开，抹油加葱花，卷成二指宽的卷子，切成寸段，下锅继续焖炖，待面熟肉烂，即可进食。由于面肉相互渗透，吃面而喷香，食肉而不腻，因而备受人们青睐，每当贵客登门，当地人常常以此招待。
炒拨拉
炒拨拉因动作而得名。
支以铸铁鏊子，将切好的羊肝、肺、肚、肠、心等佐以调料葱花蒜苗下锅，以柴禾或煤炭为燃料，用猛火爆炒，待熟即食。
炒拨拉冬季进食最佳，麻辣适度，肥而不腻，烟熏火燎，边炒边吃，美味可口，热热乎乎，实在是一种不可多见的街头小吃。
（王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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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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