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半个多世纪以来，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一直受到国内外媒体的青睐。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备忘录上留下了它办学过程的记录；在英国、德国、奥地利、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的新闻文库中都不难找到有关山丹培校的报道；在中国，它已被载入中国现代史。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为了组织经济力量支持抗日，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夫人尼姆·韦尔斯等中外友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决定以“工合”方式从事日用工业品和军用品的生产，以此支援抗战。这项计划立即得到宋庆龄的支持和周恩来的赞同。1939年—1942年，在短短的4年中，艾黎跑遍了全国16个省的城市与乡村，组织发展合作社3000多个，安置30多万难民就业，向抗日前线输送技术工人4万余，合作社生产出50多类500多种产品，其中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前线。
  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的匮乏，促使艾黎产生了为“工合”培养人才而创办学校的设想。后来在成都、洛阳、宝鸡、双石铺相继开设了一些“工合”学校，只有双石铺培黎学校维持下来。这所学校能够生存下来，多亏了路易·艾黎于早些年在武汉相识的英国青年乔治·何克卓有成效的管理。但是由于战火日渐向西蔓延，又加国民党宝鸡当局对学校的无端指责和百般刁难，迫使学校于1943年底，在周恩来和爱国人士张心一及国民党高官张治中支持下西迁山丹。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从此在这块贫瘠的边陲土地上诞生了。
  学校起名“培黎”。一是艾黎为纪念他的一位美国朋友约瑟夫·培黎。斯人20世纪初来华，是南京金陵农学院的创办人，主张学生思考与创造性劳动结合。二是暗喻“为中国的黎明培育新人”。
  山丹培黎学校一开始就避开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和办学模式，进行了一场探索创造性的教育实践活动，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教育与当地经济结合起来，实行半工（农）半读，教、学、做结合。艾黎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一套适合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管理机制。学生自治会负责学生自身事务和学校常规管理，为此而设立相关自管小组。还设立监事会，由校长主持，学生代表、工厂有关人员参加，决议校政，处理重大校务。学校的行政办事机构如总务、财务、仓储、基建、工厂、场矿的创建开拓，无不由学生参与经办管理，使学生的组织、管理能力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提高。
  半工（农）半读是山丹培校区别于中国传统教育的显著特征。对于这种办学形式，艾黎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他们（学生）不要把人可贵的两件宝贝——脑和手之中的任何一个因不用而退化”。因此，艾黎把“创造分析”、“手脑并用”确立为教育宗旨，坚持产教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让学生能够直接将所学技术理论应用于实际操作，从中提高技术能力，又能从事直接生产，以解决学校物质匮乏，改善师生工作、学习、生活条件。经过几年努力，学校先后建起了纺织厂（内含棉纺、毛纺、机织、印染、针织、缝纫），设施有纺纱机组，包括弹棉、骈条、粗纱、细纱、挖纱等配套机械。产品除解决师生自用，尚供市场销售。地质测绘，做到开发建设查先行，基本掌握了山丹和邻县自然资源，建立20多个专业学科，生产所需煤矿、铁矿、石膏、石灰石、瓷土、玻璃砂及部分化工原料。机械厂含模型、锻工、机工、钳工、原动五个工段，设备有车、铣、刨、磨、钻床和立式锅炉、活塞蒸气机、发电机等，设备先进。陶瓷厂生产生活用品和工业瓷。化工厂生产肥皂、粉笔、墨水、泡化碱、淀粉、染色媒剂醋酸等。造纸厂生产的教学用纸，剩余部分推向社会。办农场三处，耕地3000多亩，以农为主，农牧并举，兼营小型手工业，是农、牧、工的组合体，有拖拉机等现代农机具，是河西第一个现代化的农业雏型。生产的食糖、豆腐等除自用，也供应市场。其粮食可达到半自给，养羊近300只，除师生肉食外，羊皮由皮革厂制革、裘。有日产50吨的半自动机械化的采煤矿。学校运输队是河西规模最大的一个生产运输企业，有各类汽车30多辆，还有柴油发电机。学校开设的医院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并设有床位，除满足师生就诊外，还面向社会为贫困百姓免费治病，深受广大老百姓的好评。除此之外，还有玻璃厂、印刷厂、建筑队等。这实际上是一个小社会，企业和医院都有学生参与，有的还是企业的负责人。他们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上午上课，下午到工厂，另一部分则是上午在工厂操作，下午上课。学生人人定期轮换工种，达到一专多能。
  学校开设的课程有英语、中文、数学、理化、工业常识、世界工业发展史、历史经济地理、电工原理、制图、内燃机原理、自然常识等。文化基础课由本国教师执教，专业基础课大部分聘用外籍教师，同时还聘请企业退休技术工人在校办工厂作指导。有来自美国、英国等8个国家的20多位外籍教师，其中新西兰最多。无论中国教师还是外籍教师，艾黎都要求他们要有献身精神，成为“学生灵魂的诱导者”。学校以学生为本，把心智技能和操作技能的培训放在教学的重要位置予以重视。艾黎这样要求教师，他自己首先做到，而教师自然以他为楷模，人人效法。
  1949年9月21日，山丹解放了。这一天对翻了身的山丹人民来说是难忘的，对艾黎来讲这一天则标志着他“为中国的黎明到来培育新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艾黎和山丹人民一样，沉浸在无比欢乐的幸福之中。
  西北野战军三军军长黄新亭来到学校会见艾黎，希望学校能为解放军继续西进提供支持。由于三年前曾发生过马步芳驻军因换防而抢劫学校胶轮车的事件，所以当艾黎一听到8月26日兰州解放的消息后，为防止国民党溃军到学校再度抢车，就动员师生将所有汽车的关键零件拆下转至城南煤矿和农场封存。当黄军长一经提出支援之要求，艾黎满口答应，当即动员运输队师生取回零件立即安装，30多辆汽车在两天之内整修完毕。按照部队的安排，先派出3辆汽车由3名学生驾驶，运载人民解放军向山丹马场这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皇家马场进发，很快将其收回到人民手中。接着又继续向酒泉、玉门挺进。这支气势壮观的运输队，其驾驶人员除中国学生外，还有一名是新西兰教师魏美斯。由于得到了艾黎的支持，使玉门油矿的解放提前了近一个星期。油矿完整无损地在瞬间回到了人民手中。另外，学校还组织了卫生救护队抢救受伤的子弟兵，临时组成的机修队为人民军队维修炮械、辎重。
  不久，甘泗其、康世恩和彭德怀司令员的秘书张养吾先后到校考察。彭总还请艾黎到酒泉会晤。彭总说：“艾黎同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而且是一位满腔热情的无产阶级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