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文化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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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山丹史话》 图书
唯一号: 292420020220001437
颗粒名称: 灿烂文化
分类号: G127.42
页数: 48
页码: 181-228
摘要: 本文记述了山丹县灿烂文化的情况。其中包括教育史话、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璀璨夺目的民间艺术、民间工艺美术、漫话山丹戏剧艺术、民间文学宝卷初探、山丹方言趣谈、山丹“穗子酒”、山丹医疗事业的传承与发展等。
关键词: 山丹县 文化 史话

内容

教育史话
  明代的山丹卫学
  山丹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距今4000多年前,在山丹境内的焉支山下,弱水河畔,就有人类生活了。从四坝遗址出土的那些石斧、石刀、陶器等文物推测,那时候(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走出原始群落,进入到了氏族公社时期。从出土的石器看,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各个重要环节上的工具都有了,而且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在经营农业的同时,狩猎、采集、驯养等活动也在进行,制陶、纺织、骨器制做等手工业随之出现。所有这些实践活动都需要推广和传承。
  教育的产生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落后走向先进。人类历史有多么悠久,教育就该有多么悠久。但专门的教育机构和教育者,那时候是没有的。教育只是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本能地自发式地进行。山丹境内的先民们遵循着这样的模式进化着。教育伴随着他们走过了漫长的几千年,同时也帮助他们加速了前进的速度。
  到了汉武帝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年—公元前117年),年轻将领霍去病出兵河西,击败匈奴,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张掖郡,同年置删丹、日勒二县。山丹始有建置,史书对此都有记述,但对教育却只字不提。这说明,当时山丹甚至河西,还没有官办的专门教育机构和教育者。
  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山丹卫指挥使杨斌,在城东南隅(今县武警队址)创办山丹卫学。山丹的官办学校诞生了。就山丹几千年的悠久历史而言,山丹官办教育距今虽只有560多年,但是毕竟有了这么一所官办学校。它的创办,为山丹官办教育开辟了先河。山丹卫学设儒学教授和训导各1名,主持教育和学务。可想而知,初创的山丹卫学是何等简陋。
  明英宗正统七年后(1447年),一个名叫马昂的察院副右都御史,视察山丹卫,目睹山丹卫学破旧简陋,即命山丹卫指挥佥事彭智重修校舍。
  彭智,庐江(今安徽庐江市)人。明宣德、正统年间任山丹卫指挥佥事,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吏才。任内重守御,善抚卒,学校、公廨多有增置。受命后,立即动员僚属及城乡士庶募集筹资,储材陶甓,邀聚匠工,仅用四个月时间,完成了重建工程,学校面貌大为改观。在当时的条件下,边筹资、边修建,四个月竣工,且“讲堂斋舍,罔不咸备”。可见,此人对教育重视程度和在工作中的雷厉风行。后又经都御使徐廷璋、刘璋、佥事李克嗣等先后扩建,增建大成殿及两庑斋舍数座。山丹卫学已初具规模。
  明末,山丹全县约万余人口,有条件上学的孩子寥寥无几,山丹卫学每年只招文武生员各12名。
  城内除山丹卫学外,乡下无官办学校。不过乡下一些地方已有启蒙性质的私塾存在。私学的存在很可能更早,但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其存在形式与发展情况不敢妄加猜测。
  清代的书院和义学
  至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山丹废卫建县,诞生280多年的山丹卫学随之告终。山丹卫学的创立,在山丹教育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清高宗乾隆二年(1737年),山丹知县祁安期于县署(今东街小学)东侧始建山丹书院。招文童34名,武童9名。乾隆十六年(1751年),知县李复发主持重修山丹书院,旋取山丹晋置仙堤县名,改山丹书院为仙堤书院,并增拨学田、学粮,解决书院经费。之后,历任知县苏泰、明福等多次捐资募钱修葺校舍,增拨学田学粮充实书院经费,延请师长教读,且亲临书院指导。由是山丹学子日多,文风日盛,人才辈出。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知县明福在重修仙堤书院后,取县北龙首峰之名,改仙堤书院为龙峰书院。清宣宗道光二年(1822年),知县颜廷彦捐俸银600两,募钱2000贯,在原山丹卫学的地基上修建校舍60多间,移龙峰书院于此,复改名为仙堤书院。至此,山丹除仙堤书院外,县东街仅有义学一所。乡下有几处私塾。
  清宣宗道光七年(1827年)春,一个操山西口音的人出任山丹知县。他是清仁宗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举的山西平定县人黄璟。
  黄璟到任伊始,即轻车简从,考察民情,关心教育。当他了解到山丹教育落后的原因是地瘠民贫,少薪资以延师长教子弟后,慨然捐出自己的俸银,于县城文昌宫(今县文化馆西侧)创建义学一所,请老师教读。第二年,又在西关观音堂建义学一所。第三年,又动员地方士庶,投资建校,在新河、峡口、马寨、黑城、永固、姚寨等地开办义学八所。至此,山丹有书院一所,城乡义学11所。义学,也叫义塾,多是地方绅士投资兴办,招收无力交纳学费的儿童入学,是封建时代的启蒙学校,也可以说是最早的义务教育。
  清代义学大都为私人集资创办,推行以尊孔忠君为宗旨的封建教育,为统治阶级服务,但却大大方便了城乡学子就近入学,为贫困子弟提供上学的机会,在普及文化知识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几年之后,黄璟又划拨荒地数10顷出租,以补充学校费用。黄璟还首创了义仓。每年春贷秋收,所收利息全部作为义学之资。当时,全县有义仓12处之多,供储粮390多石。
  黄璟在自己短短的五年任期内,兴办义学10所,首创义仓,设置学田,购置图书等,为山丹教育的普及、发展与巩固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除黄璟外,历任知县苏泰、明福、杨鼎、颜廷彦等都捐募俸银,兴办教育。这些封建官吏,从异地到山丹为官,捐俸银办学,对一个封建地方官吏来说,有此义举,是难能可贵的。
  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知县巢凤冈主持再次改造仙堤书院,增建讲堂、礼堂各1座,藏书室、宿舍、厨房、柴房、杂居室等50多间,始建体操堂一座,体操场一处,并更名为山丹高等小学堂。设校长、董事、司事各1人,有学生30多人。由于受“戊戌变法”影响,课程一改旧日重文轻理的传统,开设修身、中国文字、外国语言、中外历史、中外地理、算学、博物、图画、体操等新型课程。将原有11所义学中的6所改名为蒙养学堂。
  清德宗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将城乡所有蒙养学堂一律改称初等小学堂。各学堂学生十五六人,连同高等小学堂,全县每年有学生200余人。
  山丹境内的东乐堡,还曾办过一个书院。清高宗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东乐县丞周能珂在东乐堡内创办天山书院。清穆宗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率部西征,经东乐,捐资助学,遂改天山书院为仰止书院。
  清末,由于朝廷丧权辱国,全国震动。光绪图新,改革教育,教学内容由传统的儒学教育逐渐渗进了现代自然科学教育内容,进入教育的新时期。
  民国时期的山丹教育
  1912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民国,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初获解脱的中国人民,渴望获得科学知识,振兴中华,建设国家。在此形势下,教育事业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民国成立的当年(1912年),就颁布《壬子学制》,张掖地区所属县的高等小学堂统改为县立高级小学校。山丹县高等小学堂更名山丹县高等小学。为补老师缺额,张掖、山丹先后创建乙种、甲种师范讲习所和师范自治讲习所,培养小学教师。民国10年(1921年),成立了山丹师范学校。民国13年(1924年),成立师范自治讲习所。均在一年后停办。
  至20世纪40年代,全县有初级中学一所,中心国民学校(完全小学)8所,保国民学校(初小)49所。另外,全县还有村学27所。民国28年(1939年),在县文昌宫(今文化馆西侧)还设山丹女子小学。全县在校学生约3400多人。民国时,马步青在山丹办过青云小学,址在今县法院,学校存在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至1949年,全县小学56所,在校学生3160多名,教职工100名。
  民国31年(1942年),甘肃省立张掖初级中学增设高中班。1944年8月,山丹县利用北街元帝庙、地藏寺、药王宫、北斗宫等庙产正式创办山丹县立初级中学,山丹始有初中(山丹一中的前身)。当时,校舍破旧,布局零乱,设备简陋,规模很小。只有职工5人,仅招初一新生25人。1948年,全校教职工12人,三个年级共有学生103人,1949年减至70余人。这就是民国时期中小学教育的状况。
  为了快速提高国民素质,各类成人教育也相继创办。民国27年(1938年),设置民众教育馆,开始以扫除文盲为主的成人教育,教材为《民众课本》,后流于形式。民国33年(1944年),又组织半日制民众学校,采取强制手段,迫使失学民众入班学习,仅一年停办。民众教育收效甚微。
  民国33年(1944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办的培黎工艺学校,山丹一中前身——山丹县立初级中学第二届毕业生合影(1948年)
  由于战争的原因,从陕西凤县的双石铺迁到山丹。培校的落足,为山丹乃至整个河西的职业教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所学校由新西兰路易·艾黎和英国乔治·何克两个外国人主持教务,办学经费来自“工合”资助和欧美亚太国家和地区的一些进步团体和友好人士的捐赠。办学形式,半工半读,坚持“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校训。学生来源于战区和灾区儿童及贫家子女。培校刚迁至山丹时只有学生60多人,到山丹后迅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前夕,学生人数达500多人。
  民国时期,由于战乱和灾荒,山丹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
  蓬勃发展的山丹教育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物换星移,百废待兴。山丹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创造精神,建设山丹,开发山丹,使满目疮痍的古县百业俱兴、蒸蒸日上,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事业更是蓬勃奔发展,驰入加速前进的快车道。
  1949年秋,山丹解放。中共山丹县委、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各级各类学校,进行恢复整顿、改革教材与课程设置。各级学校面向工农及其子女。人民政府同时大量兴办冬学民校,开展扫盲活动。1951年,冬学达245所,学员11172人(其中女学员6703人)。
  1958年,贯彻落实“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在大跃进形势下,各学校兴办工厂农场,师生过多参加生产劳动。对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颇有影响。
  建国初,山丹只有初级中学一所,在校学生60多人,小学57所,在校学生3160名,教师100名。1958年山丹始设高中。
  现在全县有中小学118所,其中独立高中1所,完全中学1所,初级中学9所,九年制学校4所,完全小学101所,教学点2个。教职工1884人,其中专任教师1765人,省级骨干教师7人,地级骨干教师209人。中小学教师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学历达标率分别为97.8%、98%、64.5%。中小学在校学生总人数30837人,其中高中学生3060人,初中学生9761人,小学生18016人。初中、小学入学率分别达到98.5%和99.8%,辍学率分别控制在2%和0.13%以内,17、15周岁完成率分别达到94.3%和99.5%。
  新建的山丹二中教学大楼
  高中教育发展迅速,办学规模逐步扩大,高考成绩稳步上升。2002年,高考上线人数629人,录取人数突破600大关,创历史最高纪录。2003年,高考重点、本科批次应届生上线率为26.72%,取得了居全市六县(区)第三名的好成绩。中小学会考成绩稳步上升。小学参加会考人数3488人,双科合格率为94.6%,四科合格率为60.05%;初中参加会考人数2223人,六科合格率为64.3%;高中参加会考人数3661人(次),合格率达85%以上。初中、小学学生思想品质合格率分别达到99.5%和99.3%。就山丹一中而言,建国以来,共毕业高初中生19168人,考入大中专院校4199人(1966至1967年文革期间没有招生)。
  1991年,全县实现了普及初等教育。1996年,通过省政府“两基”验收。近年来,县委、县政府把改善办学条件作为巩固提高“普九”成果的重点来抓,积极主动多渠道争取资金,2004年度到位资金已达1258.21万元,25所学校被列入项目计划。其中:二期中小学危房改造项目资金260万元,世界银行贷款(英国政府赠款)“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发展”项目资金228.21万元,中小学布局调整项目资金30万元,台商王永庆援建项目资金120万元,高中建设项目资金100万元,中央教育费附加项目资金480万元,甘肃省中小学校舍维修费资金40万元。
  全县共装微机1500多台,有62所中小学建起了微机室,开设了计算机课。初中信息技术课开课率达100%,小学开课率达60%。建成局域网、校园网5个,多功能厅8个,语音室17个,卫星地面接受站30个,高标准的生化、物理实验室50个,建成了教体局网络中心和资源平台及教育体育局网站。2003年秋季开校,初中和三乡三小的起始年级实施新课程改革实验,小学一年级的覆盖面已达50%,初中一年级参加实验学生达到100%。全县三年级以上的班级全部开设英语课。2002年,顺利完成了“五三”学制向“六三”学制的过渡,从而全面实现了《义务教育法》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幼儿教育、特殊教育水平有了大的提高,城区4~6周岁入园率达88%,农村幼儿园入园(班)达70%,县幼儿园达到省级一类标准。全县校园文化建设整体迈上一个新台阶,环境育人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涌现出了一大批花园式学校,成为当地村镇建设的“亮点”。到目前,建成市级信息化花园式学校5所、市级德育工作示范学校6所、市级素质教育示范学校8所、县级信息化花园式学校24所、文明单位47个、安全文明学校10所。每年一届的中小学艺术节,展现了山丹县实施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城乡帮扶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达到了以强带弱共同前进的目的。
  教师继续教育和学校管理、岗位培训、师德教育不断加强,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教研之路越走越宽,“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逐步确定。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起步良好,基本建立了在国务院领导下的“以县为主”的管理新体制,整个教育事业呈现出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
  (郭勇)
  山丹培黎工艺学校
  
  半个多世纪以来,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一直受到国内外媒体的青睐。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备忘录上留下了它办学过程的记录;在英国、德国、奥地利、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的新闻文库中都不难找到有关山丹培校的报道;在中国,它已被载入中国现代史。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为了组织经济力量支持抗日,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夫人尼姆·韦尔斯等中外友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决定以“工合”方式从事日用工业品和军用品的生产,以此支援抗战。这项计划立即得到宋庆龄的支持和周恩来的赞同。1939年—1942年,在短短的4年中,艾黎跑遍了全国16个省的城市与乡村,组织发展合作社3000多个,安置30多万难民就业,向抗日前线输送技术工人4万余,合作社生产出50多类500多种产品,其中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前线。
  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的匮乏,促使艾黎产生了为“工合”培养人才而创办学校的设想。后来在成都、洛阳、宝鸡、双石铺相继开设了一些“工合”学校,只有双石铺培黎学校维持下来。这所学校能够生存下来,多亏了路易·艾黎于早些年在武汉相识的英国青年乔治·何克卓有成效的管理。但是由于战火日渐向西蔓延,又加国民党宝鸡当局对学校的无端指责和百般刁难,迫使学校于1943年底,在周恩来和爱国人士张心一及国民党高官张治中支持下西迁山丹。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从此在这块贫瘠的边陲土地上诞生了。
  学校起名“培黎”。一是艾黎为纪念他的一位美国朋友约瑟夫·培黎。斯人20世纪初来华,是南京金陵农学院的创办人,主张学生思考与创造性劳动结合。二是暗喻“为中国的黎明培育新人”。
  山丹培黎学校一开始就避开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和办学模式,进行了一场探索创造性的教育实践活动,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教育与当地经济结合起来,实行半工(农)半读,教、学、做结合。艾黎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一套适合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管理机制。学生自治会负责学生自身事务和学校常规管理,为此而设立相关自管小组。还设立监事会,由校长主持,学生代表、工厂有关人员参加,决议校政,处理重大校务。学校的行政办事机构如总务、财务、仓储、基建、工厂、场矿的创建开拓,无不由学生参与经办管理,使学生的组织、管理能力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提高。
  半工(农)半读是山丹培校区别于中国传统教育的显著特征。对于这种办学形式,艾黎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他们(学生)不要把人可贵的两件宝贝——脑和手之中的任何一个因不用而退化”。因此,艾黎把“创造分析”、“手脑并用”确立为教育宗旨,坚持产教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让学生能够直接将所学技术理论应用于实际操作,从中提高技术能力,又能从事直接生产,以解决学校物质匮乏,改善师生工作、学习、生活条件。经过几年努力,学校先后建起了纺织厂(内含棉纺、毛纺、机织、印染、针织、缝纫),设施有纺纱机组,包括弹棉、骈条、粗纱、细纱、挖纱等配套机械。产品除解决师生自用,尚供市场销售。地质测绘,做到开发建设查先行,基本掌握了山丹和邻县自然资源,建立20多个专业学科,生产所需煤矿、铁矿、石膏、石灰石、瓷土、玻璃砂及部分化工原料。机械厂含模型、锻工、机工、钳工、原动五个工段,设备有车、铣、刨、磨、钻床和立式锅炉、活塞蒸气机、发电机等,设备先进。陶瓷厂生产生活用品和工业瓷。化工厂生产肥皂、粉笔、墨水、泡化碱、淀粉、染色媒剂醋酸等。造纸厂生产的教学用纸,剩余部分推向社会。办农场三处,耕地3000多亩,以农为主,农牧并举,兼营小型手工业,是农、牧、工的组合体,有拖拉机等现代农机具,是河西第一个现代化的农业雏型。生产的食糖、豆腐等除自用,也供应市场。其粮食可达到半自给,养羊近300只,除师生肉食外,羊皮由皮革厂制革、裘。有日产50吨的半自动机械化的采煤矿。学校运输队是河西规模最大的一个生产运输企业,有各类汽车30多辆,还有柴油发电机。学校开设的医院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并设有床位,除满足师生就诊外,还面向社会为贫困百姓免费治病,深受广大老百姓的好评。除此之外,还有玻璃厂、印刷厂、建筑队等。这实际上是一个小社会,企业和医院都有学生参与,有的还是企业的负责人。他们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上午上课,下午到工厂,另一部分则是上午在工厂操作,下午上课。学生人人定期轮换工种,达到一专多能。
  学校开设的课程有英语、中文、数学、理化、工业常识、世界工业发展史、历史经济地理、电工原理、制图、内燃机原理、自然常识等。文化基础课由本国教师执教,专业基础课大部分聘用外籍教师,同时还聘请企业退休技术工人在校办工厂作指导。有来自美国、英国等8个国家的20多位外籍教师,其中新西兰最多。无论中国教师还是外籍教师,艾黎都要求他们要有献身精神,成为“学生灵魂的诱导者”。学校以学生为本,把心智技能和操作技能的培训放在教学的重要位置予以重视。艾黎这样要求教师,他自己首先做到,而教师自然以他为楷模,人人效法。
  1949年9月21日,山丹解放了。这一天对翻了身的山丹人民来说是难忘的,对艾黎来讲这一天则标志着他“为中国的黎明到来培育新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艾黎和山丹人民一样,沉浸在无比欢乐的幸福之中。
  西北野战军三军军长黄新亭来到学校会见艾黎,希望学校能为解放军继续西进提供支持。由于三年前曾发生过马步芳驻军因换防而抢劫学校胶轮车的事件,所以当艾黎一听到8月26日兰州解放的消息后,为防止国民党溃军到学校再度抢车,就动员师生将所有汽车的关键零件拆下转至城南煤矿和农场封存。当黄军长一经提出支援之要求,艾黎满口答应,当即动员运输队师生取回零件立即安装,30多辆汽车在两天之内整修完毕。按照部队的安排,先派出3辆汽车由3名学生驾驶,运载人民解放军向山丹马场这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皇家马场进发,很快将其收回到人民手中。接着又继续向酒泉、玉门挺进。这支气势壮观的运输队,其驾驶人员除中国学生外,还有一名是新西兰教师魏美斯。由于得到了艾黎的支持,使玉门油矿的解放提前了近一个星期。油矿完整无损地在瞬间回到了人民手中。另外,学校还组织了卫生救护队抢救受伤的子弟兵,临时组成的机修队为人民军队维修炮械、辎重。
  不久,甘泗其、康世恩和彭德怀司令员的秘书张养吾先后到校考察。彭总还请艾黎到酒泉会晤。彭总说:“艾黎同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而且是一位满腔热情的无产阶级教育家”。
  (王自刚)
  璀璨夺目的民间艺术
  山丹置县2100多年来,其特殊的地理、历史背景,为独特而丰富的民间民俗文劳智慧的山丹人民与不断穿梭往来的西域各族人民共同孕育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山丹民间艺术。
  神情并茂的太平车舞
  “太平车舞”是集民间音乐、舞蹈、戏曲为一体的一种独特的民间音乐舞蹈艺术形式。由山丹东乐乡城西村的村民们在封闭保守的条件下世代传承下来,其历史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年—1398年)。据传,明太祖洪武时,大量陕西农民被征迁至新疆屯田戍边,其中一支陕西移民在西迁途中路经东乐城西,有感于当地人们的热情款待,再加看到当地民众热爱社火表演,遂将太平车舞与耍龙特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东乐城西村民,与他们共同交流、娱乐。自此,这两样社火绝技得以在东乐城西世代相传至今。旧时,得太平车舞真传的是城西李其才一家及翟耀成兄弟三人。至今,这两家后代仍是城西村社火活动的骨干力量。
  东乐乡城西村历来民间文艺活动就比较活跃,有自己的一整套社火班子。表演的社火种类大约有8套以上,如龙灯、舞狮、太平车、铁芯子、旱船、高跷、竹马子、风火车等。其中“太平车”可谓独此一家。同时,他们还有自己特定的社火表演会,叫做“龙土会”,时间在农历二月初二。“二月二龙抬头”,举行这样的社火是为了预祝来年风调雨顺、人寿年丰。“龙土会”曾有自己严密的组织章程,包括对“太平车”这样的“绝活”,有“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规定;在活动时间上,有“三年两头耍,三年两不耍”的限制性规矩。早年,“龙土会”在进行社火排演时,集中在一个封闭的大庄子里进行,文武乐队和所有角色均由本村人担任,自演自乐,技艺皆不外传。
  “太平车舞”主要道具叫“太平车子”,这一舞蹈形式因此得名。“太平车舞”表演的内容为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段。唱词、道具文雅、清秀,当源于文人之手。音乐曲调为当地民歌、民间小调组成。曲调优美动听,节奏明快,与舞蹈、唱词和谐统一,且能满足剧情喜怒哀乐的各种感情表现需要。太平车舞有歌、有舞,有故事情节,表演时文武乐队伴奏齐全,推车的老翁,坐轿的莺莺,其表演功夫均在车舞上,车子前进、后退、辗转起伏轻盈飘逸,配合默契,骑马的张生,挑担的书僮,舞扇伺候在轿车左右的丫环红娘,舞步情态各异,与轿车相互应,组成了一幅完美的送别行路图。
  “山丹太平车”曾于解放初的1953年参加过省上的民间文艺调演。1985年,经加工改编后,以新的内容参加全省民间民族音乐舞蹈选拔赛。近年来,又被改编为大型群体广场舞蹈,多次参加(地)市调演、庆典活动并获奖。2000年春节,中央电视台和甘肃省电视台组成的《新春走河西》专题报道组来山丹做采访,“太平车舞”作为该活动的主要内容被摄像录制,在中央电视台和甘肃电视台宣传报道。
  旋在酒杯中的胡腾舞
  “胡腾舞”是流传于西北地区的一种民间舞蹈。唐代宗时,河西、陇右一带20余州被吐蕃占领,原来杂居在该地区的许多胡人流落异乡,有的以民族歌舞谋生,有的以做边贸生意为生。在绵延千余里的祁连山下,有一片辽阔的大马营草原,胡人牵着驼队,驮着皮货,来此与来自中原的丝绸、瓷器进行交换。当交易谈成时,双方便饮酒做乐,胡人遂趁兴起舞,于是,“胡腾舞”在河西走廊一带流传开来。“胡腾舞”集中体现了东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是西域各族文化乃至西亚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河西走廊共同孕育的结晶。它的产生和流传,是古代民族大融合的气候条件下各族艺术的相互吸纳和借鉴。经过不断的加工提炼,“胡腾舞”受到河西各族人民的喜爱,并很快风靡唐都长安,同时还被引入宫庭,成为宫庭乐舞。
  唐代诗人李端的《胡腾儿》诗就是描写“胡腾舞”的典型篇章。全诗如下:
  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
  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
  帐前跪作本音语,拈襟摆袖为君舞。
  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
  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
  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
  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
  丝桐急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
  胡腾儿,胡腾儿,家乡路断知不知?
  李端的诗对胡腾舞人的身世、相貌、服饰打扮,舞蹈的动作特点作了生动具体的描绘和记录,为再现这一很有影响的民族民间舞蹈形式,并使它得以继承和发展。山丹县文化艺术工作者根据流行于山丹民间的部分零星散碎动作,结合李端诗中的详尽描述和其它文献资料研究,并参照路易·艾黎捐赠给山丹的珍贵文物“胡腾舞铜人”造型,在省、地音乐舞蹈专家的指导下,反复研究,精心编排,成功地再现了古老民间音乐舞蹈“胡腾舞”的昔日风采。1986年,山丹县文化馆编排的双人“胡腾舞”参加全省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调演,获创作、表演两个铜奖。
  “胡腾舞”的腾、踏、跳、跃,动作粗犷,节奏急促,表现了西部民族豪放、质朴、坚强的性格特征和朴实激昂的情感渲泄,加上饮酒的情景,动作更加突出,强化了该舞的地域特色。民间又称之为“醉舞”。
  近些年来,该舞又被改编为大型广场舞蹈,多次参加张掖(地)市大型文化活动,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尤其是其欢快、奔放、高强度、大运动量的动作特征,非常适合年轻人表演,也符合当今时代特征。惊险刺激的高台舞狮
  山丹民间舞狮有悠久的历史。全县各乡都有舞狮的传统。狮子在民间被视为力量和正义的象征,是吉祥和瑞的体现,因此舞狮之风经久不衰,备受人们喜爱。舞狮者要有强健的体魄,有一定的武术功底,动作要敏捷灵活,首尾舞者要配合默契。平地舞狮体现狮子的威严、雄猛,关键在于表演生动、活泼。高台舞狮除注重神态动作外,主要体现的是一种胆略和气魄,是技巧、力量和胆识的综合体现,展示的是一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精神。对于舞狮者来说,武功、技巧、力量、胆量缺一不可。“高台舞狮”的高潮和精华部分是在8米~10米(桌子搭建)的高台上表演挺立、翻滚、扑卧、站桩等高难度动作,较之平地舞狮更惊险、更刺激、更富观赏性。由于高台舞狮要求有扎实的武术功底和舞狮技艺,山丹仅有奇镇芦堡、新开等少数几个练习传统武术的村能表演这种“绝活”。芦堡村的高台舞狮曾多次代表县上参加(地)市调演,并每次皆获高等次奖励。
  (周春林 张乐)
  民间工艺美术
  山丹烙画
  “山丹烙画”是在我县古老的民间火烫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种工艺美术品。早时,这里的农牧民就用烧红的火钎,在木制农具和器物上烫烙各种不同的印记符号,作为识别的标志。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把烫烙印记发展为一种工艺技术,开始在日常生活用的木碗、木勺、木盘和筷子上烫烙各种喜爱的装饰花卉图案,以美化生活,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愿。旧时山丹农村举行婚礼,青年男女在娶亲仪式上要用烙有男女裸体幼童的红漆筷子吃饭,表达两情相悦,白头偕老之意。到了明清时期,火烫工艺被广泛应用到木制家具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火烫工艺。清代末年,由于经济萧条和油漆绘画的广泛使用,火烫工艺逐渐衰微,濒临失传。旧时山丹烙画的主要特点是吸收中国水墨画的表现技法,将山水、花鸟、人物等烙于器物表面,图案美观大方、古色古香,造型栩栩如生、活灵活现,风格古朴典雅、清新秀丽,给人以入木三分的碑刻感受。由于碳化等原理,图案经久而不退色,具有很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
  1979年,山丹县美术工作者在普查民间美术过程中,发现了这一古老的民间工艺。经过反复研究试验,以电烙铁取代火纤,以优质的胶合板取代木板,集绘画书法、装潢、镶嵌等工艺精心研制,开始了山丹烙画的继承和创新工作。1980年春,山丹烙画首批样品问世,即引起省内外专家的高度关注和热烈好评。1984年,山丹烙画首次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入大型丛书《当代中国的工艺美术》,向国外介绍。此后,山丹烙画陆续参加了全国及省、地展览,并荣获工艺美术大奖,使山丹烙画这一民间美术名声大振,畅销国内外,部分山丹烙画精品先后被香港、日本、新西兰、英国皇家博物馆、中国驻美国俄州领事馆和中国美术馆收藏。
  民间剪纸
  山丹民间剪纸历史悠久,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浓厚的地域特色。旧时,农村因受条件限制,缺乏高雅装饰,农村妇女多以简单的剪纸图案代替书画装点房间。她们借剪纸创作,寄托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民间剪纸在当地农村妇女中与针工、刺绣一样被视为才艺,得以世代相传,经久不衰。现在,全县各乡镇都有一批剪纸高手。山丹民间剪纸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花、鸟、虫、鱼、山水、动物、人物皆可入画,主要反映人们对吉祥如意、安康幸福的审美追求。刀法上有粗狂豪放,亦有精致细腻;表现手法上既有写实,更富有夸张。图案大多讲究工正、对称、连贯,各类造型准确生动。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山丹县美术工作者曾在李桥周庄村发现一位70多岁周姓村妇,是当地闻名远近的剪纸能手,她能在数分钟内剪出各类栩栩如生的鸡、狗、猴、猫等动物。省工艺美术学会闻讯后曾特意派专家来山丹周庄村调查访问此人。她的娴熟而精湛的技艺,赢得专家们阵阵赞叹。20世纪80年代初,山丹县民间剪纸作品曾被省和国家民间艺术研究机构专家征集,进行集中展示和收藏研究。专家们认为,山丹县民间剪纸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富有研究和传承价值。
  近些年来,山丹县以文化馆原烙画厂女工周玉梅、张春玲等为代表的剪纸艺术后起之秀,在继承民间剪纸的基础上,大胆进行研究创新,不断丰富剪纸艺术的表现手法,拓展表现题材内容,创作了不少优秀的剪纸作品,多次参加省市展览并获奖。周玉梅同志历时五年创作的一套《红楼梦》系列剪纸作品,荣获“甘肃省首届民间工艺美术百合花奖”银奖。
  除烙画、剪纸等民间工艺美术外,在刺绣、根雕、面塑、石刻等方面,山丹亦不乏能工巧匠。他们同样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和辛勤的劳动为山丹民间工艺美术事业默默奉献,传承着一份技艺。
  (周春林 张乐)
  漫话山丹戏剧艺术
  
  山丹民间说唱艺术古已有之。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河西地区归汉。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置张掖郡。自设删丹县起,由山西大槐树西迁充实河西的民众,便带来了当地的民间文艺。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通西域,使中西文化开始交流。700多年后的隋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至焉支山(今大黄山),会见西域诸国使者,更是对当地民间文艺的一次大检阅。这是一次河西民间文艺和西域各少数民族文艺的集中交流。又过了37年,唐朝僧人玄奘法师由印度取经途经河西走廊返回长安,将印度文化中演说佛教故事的“宝卷”遗留了下来。至今,山丹民间仍留存着大量的河西宝卷,如《侯梅英反朝》《昭君娘娘和番》《康熙王私访山东》《丁郎寻父》等。这种既有丰富完整的故事内容,又能说唱的通俗文学形式,成了深受广大农村听众欢迎的娱乐内容。记得儿时去邻居家念《莺哥吊孝》宝卷,卷末尾写着“先生念得口舌干,清茶油果子端上来”的两句虚词,因年幼不懂事,照本宣科,引得全屋听众哄堂大笑。
  明清之际,随着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内地客商来河西做生意的人络绎不绝,大量会馆开设,山丹城南关小什子东南侧就有商会会馆一处。该馆坐南望北,一座木质结构的戏楼倒座在门口,飞檐斗拱蔚为壮观。院内有两座砖木结构的二层木楼东西相望,院子正面是供有关公的大殿。据老人们回忆,20世纪20年代就有山西、陕西两个秦腔戏班先后在此演出,既使本地观众欣赏到了外地的戏曲艺术,也给民间艺人现场学戏提供了机会。东乐戏班的刘元泰艺人就曾在山西共和班学戏数年,技艺大有长进。
  山丹县城本无戏班,只有一些民间艺人散居城乡各地,他们大多只唱一些民歌小调及眉户曲目,常年活跃在山丹河流域三十六转水磨及榨油坊等处。这些艺人们为了养家糊口,磨坊里要面,油坊里要油,走乡串户演出。官道沿线众多的客栈里,也有一部分民间艺人通过表演,既取乐了旅客,又维持了自家的生计。
  县城西10余公里的东乐乡,因地处张掖和山丹之间,张掖取暖用煤几乎全靠山丹平坡一带煤窑供给。入冬后,张掖人到山丹拉煤必然在东乐歇脚。那里的车马站共有20多家。他们头天半夜由家里起身,吆着老牛木车,赶在太阳落山之前,到东乐吃饭、住宿、喂牲口。第二天上窑装煤,太阳落山前返回东乐住宿,第三天凌晨起身返家。这趟拉煤虽只有三天时间,但都是半夜起身,特别辛苦。这些人生活虽然贫苦,但生性好乐,住到东乐后,安排好食宿,喂过牲口,总要叫来一个名叫张弦子(姓名不详)的,为他们演唱。张弦子约50岁年纪,手里弹一把破三弦,自弹自唱,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一双灰暗的眼睛时睁时闭。车户(车把式)们在木板炕上架起一盆木柴火,边烤火,边抽水烟,边听曲儿。店房里点着一盏半明半暗的清油灯,木柴的烟,水烟味弥漫了整个狭小的空间,红红的火焰映红了每个人的脸膛。听到开心处,开怀大笑;听到伤心处,暗自落泪。几个小时后,演唱结束了,车户们从各自的干粮袋里,掏出一两个黑糊糊的用小米面、黑面做成的干粮,给张弦子。张弦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破袋子,一边装一边说谢。大伙儿的脸上都露出一种满足的笑容,连张弦子也不例外。这些可怜的民间艺人们碰到过庙会,收入稍微好些,但至多能够不使全家人挨饿,想穿一件没有补丁的布褂,那是梦中的事。那些沿街卖唱的,命运更惨。摆一回地摊,要上几个铜钱,碰上地痞流氓抢去,白白辛苦一回,有时还得挨打挨骂。为了养家糊口,只能忍气吞声地活着。霍城下西山有一民间说唱艺人王某,因本人生病失了声,领着14岁的小女儿走乡串户卖唱。这年,来到大马营石圈子,恰被那里的石姓财主碰到,此人是地方一霸,见小丫头模样端正,扬言用三石青稞的身价强买做妾,并要在秋上拿人。生性懦弱的王某被逼无奈答应了此事,但倔强的女儿宁死不屈,在李桥五闸龙王庙会时乘机逃走。几经波折,终于和同行青年艺人刘某在外乡结为伉俪。此事在山丹学艺界传为佳话。建国后,这对夫妇仍活跃在河西文艺界,为传承戏曲艺术做出了贡献。
  山丹最早的秦腔戏班,当首推创建于清朝中叶的东乐班。东乐人爱唱秦腔由来已久,在东西长10余公里的乡境内就有10余座戏台,仅东乐城中就有五六座。有了较好的演出场地当然还得有戏班演戏。据当地老人回忆,自他们懂事起,先是由本地士绅王三槐当箱主。此人家中颇有家产,《东乐县志》载,清光绪、宣统年间,王曾捐资在县城建文昌楼(两层)、魁星楼(三层)。戏箱行头都是城隍庙会原有的。戏班主演为本地人刘积苍(1837年—1897年),他擅演老生道袍戏,其余演员都是外面的,其中知名的有张掖的大胡(须生)、小胡,民乐的大史(丑)、小史(花脸)。
  此后又出了另一任箱主马禄林。此人轻财重义,曾因拾金不昧之举而载入县志,任过东乐县城护房臬爷、民政科长、代理县长等职。他当箱主的第一件事是改东乐戏班为义乐班。他酷爱秦腔艺术,惜爱秦剧人才。在城隍庙会院内开办伙食,安排住处,凡东来西往的秦腔艺人到此,均安排食宿,要走的提供路费,愿留下的待遇优厚,没有家小的亲自帮其成家。因此,他任箱主以来,声名远播,一时名角云集,演出频繁。为了满足过多的演出需要,不得不分“义新”、“义乐”两个戏班应事。义乐班的足迹踏遍了河西走廊,成为这一带最受欢迎的文艺演出团体。戏班中主要演员刘元泰(1886年—1956年)、刘积苍(艺名继续子),先后工旦、须生、花脸,曾学艺于山西共和班,将晋秦戏剧艺术互相揉合,人们曾有“宁看刘元泰的三鞕子,不看丁家娃的一班子”的赞誉之词。老人们讲,刘元泰是“满肚子”,脑子里装有三、四百本戏,惜未传世。其余的张文品(艺名六娃子,须生)、朱怀堂(艺名梓娃,正旦)、董子成(艺名董喜儿、正旦反串武小生)、龚福才(人称龚旦,陕西人落户当地),生、旦俱长并兼鼓师。
  马禄林之后,戏班由李国正任箱主。因外出演出少,收入不佳,义乐班原来的演员逐渐外流,另一批演员如陈福林(艺名东娃子,二花脸)、马沙锅(姓名不详)来到东乐,这时本地一些年轻的秦腔爱好者相继登台,戏班以当地演出会戏为主,已是风光不再。
  此后,虽还有人出头领戏,但无钱少势,东乐戏班从此一蹶不振。
  建国后,翻身的农民焕发出无穷的力量,东乐业余剧团在农会主任王琛诗的领导下,演出过多本配合政治运动的大戏。曾吃过皇粮的王学胜培养出的三名女演员,以折子戏《断桥》参加山丹县在1956年春节举行的文艺汇演后,全部吸收入县剧团。
  1956年3月15日,以县城业余剧团和东乐业余剧团骨干力量为主,成立了国营山丹人民秦腔剧团。山丹县有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县级秦腔剧团。后陆续吸收了外地的导演、教练、司鼓、琴师及青年演员,演员力量加强,演出水平提高。1958年12月山(丹)民(乐)两县合并时,两县剧团合二为一,使县剧团行当齐全,演员阵容整齐,实力雄厚,演艺水平提高很快,成为除张掖地区七一剧团外演艺水平最高的县剧团之一,被人们戏称为“小七一”。1959年,山丹秦剧团以秦剧《芳草碧血》参加全省专业艺术表演团体文艺汇演,多次获奖,并代表甘肃省委赴引洮工地慰问演出,受到热烈欢迎。1960年,酒钢一号高楼投产,县剧团应邀参加庆祝演出。1961年,参加甘肃省调粮指挥部慰问团赴新疆慰问演出,历时9个多月,成功的演出获得新疆各族各界人士的好评。
  (王致坚)
  民间文学宝卷初探
  宝卷是我国民间流传很广的一种说唱文学,也叫“因果”或“说因果”。起于明末,源于变文、说经。它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有其内在的文学和历史价值。过去,念宝卷在河西地区尤其是山丹、民乐等偏远山区非常盛行。
  演变传播
  从宝卷的种类讲,主要有三大类。一是佛教类,也是最基本的一类,如《唐王游地狱》等,源自佛教的“佛变文”。二是神话传说类,如《孟姜女哭长城》等,源自“俗变文”,它是河西神话传说类宝卷的直接源头。三是寓言类,如《老鼠宝卷》等,源自寓言文学故事。这些最接近农民群众生活的体裁,也是宝卷得以广泛流传的主要原因。同时,宝卷的流传与秘密宗教有关。自汉代起的多次农民起义中,大多以佛教为名,借说唱(类似经卷)的传播形式发动农民,以期达到反抗剥削和压迫,夺取政权的目的。如东汉时期的“黄巾”起义。到明中叶以后,秘密宗教进入朝廷,使宝卷得以资助,流传更甚。
  宝卷的传播主要是文字和口头两种方式。宝卷的文字传播,不同于民间纯属口耳相传的小曲小调、民歌民谣和传说,它是一本本用文字记载的完整故事,由于受佛教功德说的影响,人们还把抄、颂、藏宝卷作为一种功德,竞相辗转借抄。口头传播俗称“念卷”,也就是说唱宝卷内容。念卷时间不限,但一般都在农闲或春节期间,特别是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最甚。念卷时,由一人主诵,另有听卷的其中一人配合接唱,其他人集中精力听诵。宝卷的作者,有民间艺人,有失意文人,也有宝卷爱好者。特别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文化落后时期,人们常常把念卷作为一种集聚交流、教育感化、文化娱乐的主要形式而积极参与,形成了自发听卷的民间习俗,现在已很少见了。
  艺术风格
  教化作用 河西地区流传的宝卷主要以惩恶扬善、教化人心见多,不同于中原和沿海等地的宝卷多与社团或道会挂钩,作为宣传引导、教育感化、组织发动农民起义的工具。
  内容丰富 如有颂扬守孝、守节、至死不嫁的《方四姐》;有颂扬民族精神,宣传因果报应的《岳雷扫北》;规劝世人行善积德、带有神话色彩的《绣红罗》以及《丁郎寻父》《忠孝贤》《劈山救母》《黑骡子告状》等等。特别是河西人民自己创作的宝卷,如《仙姑宝卷》《救劫宝卷》等,这些作品是直接反映河西人民现实生活的历史记录,更为珍贵。
  情节曲折 在民间流传中,由于传抄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添枝加叶,使得情节更加曲折离奇;同时,终日辛劳又缺乏文娱生活的农民,像盼丰收一样,盼农闲或春节时听“念卷”,情节越离奇越能满足他们的娱乐需求。
  形式多样 宝卷有一定的程式,但又不受程式的限制。比如开头,有基本格式,而又不拘一格变化多样。如道白,可念可说可发挥,念卷人大有用武之地。词牌种类繁多,适应各种场合。句式有十字句、七字句、五字句等,交叉应用,灵活转换,为内容服务,使整个结构不致于呆板。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唱调中,不断吸收各种民歌小调,通俗好听,深受听者喜爱。正因为宝卷具有以上独特的艺术风格,加之其“寓教于乐”的社会作用,才会历时600多年,广传于民间。
  历史价值
  首先,宝卷是民俗文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具有历史的延展性;其次,它具有应该弘扬的民族精魂。比如强烈的爱国热忱;劝人为善、助人为乐的精神;孝敬父母、兄弟和睦、邻里友好的品行;勤劳生产、爱惜粮食的美德等;再次,宝卷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民生活和思想感情的真实反映,其中包含着人民的希望和理想,透过它可以了解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发展轨迹。另外,它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很高的历史资料价值,为民间文学、民俗学、民族学、音韵学、方言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当然,就宝卷而言,由于它所处的时代不同,不免掺杂有很多封建迷信的东西,如宣扬“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思想;“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的封建道德观念等等。
  (何格经)
  山丹方言趣谈
  山丹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西北次方言区秦陇语群。山丹方言具有语音系统清晰、方言词汇丰富等特点。随着文化教育的逐步普及和社会交流的日渐深广,山丹方言正在发生着急剧而深刻的变化。作为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不妨对它来一番趣味性的审视。
  山丹方言的声韵调系统是很严整的,也就是说与普通话相比,有很强的规律性。从声母方面来说,山丹话与普通话相比,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sh、r与u及u打头的韵母相拼时变成了f、y。如“叔、书、耍、刷、拴、甩、说、顺”在山丹话里都变成了f声母,“如、入、儒、软、弱、绒、锐、润”也都变成了y声母(普通话没有这个声母)。山丹人有时把人名字里的“顺”、“儒”错写成“奋”、“武”,因为在山丹这是同音字。学习普通话时,除了要学会shu、ru之类的发音外,还要注意区别哪些字该读shu、ru,哪些字该读fu、wu。有人把舒服(shu fu)、粉刷(fěn shua)读成shu shu、shun shua,这就错了。还有一个人给同学主持婚礼,把人家夫妇(fu fu),说成了shu shu,这就更不应该了。山丹话声母中有古音遗存现象。如“街芥解戒角,敲腔,项杏瞎下巷鞋涎咸”这三组字,在山丹方言中分别为g、k、h声母,而在普通话中则是j、q、x声母。音韵学上讲,现代j、q、x声母来源于古代的g、k、h和z、c、s,这一点正好在山丹话中找到了例证。
  山丹话的韵母与普通话相比差别较大。主要的有以下几点:一是霍城以外的地方不分ai、an;二是霍城不分ai、ei;三是ian、uan读作iei、uei;四是全县不分en-eng、in-ing、uen-ueng(ong)、uan-iong。山丹除霍城以外不分ai、an,所以“开(kāi)门”和“看(kān)门”同音,“莱(Iái)州”和“兰(lán)州”同音,“车子坏(huài)掉了”和“车子换(huàn)掉了”同音。更有趣的是把“晒暖暖”说成“晒奶奶”。因为ai、an不分,外地人学山丹话就专学“山丹”——读同“筛呆”。同样因为这一缘故,山丹有一些地方性的“简化字”,如“谈”右面简作“太”字,“寨”下面简作“占”字。因为这一语音特点并见于永昌、民勤,所以这两个地方也能见到类似的“简化字”。
  山丹有一地名叫郇(huán)庄,有人误写为“槐庄”。在甘州、凉州绝对不会产生这种误写,而只会误作“皇庄”或“黄庄”,原因是山丹ai、an不分,而甘州、凉州地区人们把an、ang不分。再如“徘徊、盘桓、彷徨”这三个词,山丹前二词同音,而甘州、凉州后二词同音。又如甘凉二州容易相混的“杨、闫”二姓,在山丹却是断然分明的。
  与县内其他乡镇不同,霍城话对于普通话中ai、an两韵的字倒是分得十分清楚,像上面说的“坏一换、筛—山、怀—郇”等各组字绝不可能相混。问题是他们把ai、ei又混在了一起,即“坏一会、乖一龟、歪一威、掰一背、卖一妹”不分,均读作ei或uei韵母。笔者小时候,有一次家里做过年的馍馍,堂祖父让媳妇们使劲“搋(chuāi)”面,因为他的霍城话读作chuī(吹),儿媳、孙媳们不明就里,于是竞相“吹”面。霍城话的这一语音特点其实是古音遗存的很好例证。比如李白的诗《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押的是中古平水韵的“灰”韵,用霍城话读正好谐韵。贺知章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也同样如此。
  山丹话韵母的另一个特点是ian、uan韵母发成iei、uei,并且在学习普通话时学发ian、uan这两个韵母难度较大。这一语音特点使一些在普通话中不同音的字在山丹话中成了同音字,如“鞭子一杯子、辫子—褙子、面子一妹子、棉花—梅花”各组在山丹分别同音。
  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山丹话没有“言前”辙,普通话属于“言前辙”的字在山丹分属“怀来”、“灰堆”二辙。比如毛泽东同志的《七律·长征》,韵脚字为“难、闲、丸、寒、颜”,按古韵说是寒、删通押,按十三辙说属于言前辙,用普通话读当然是合辙押韵的,可是用山丹话读,“闲、颜”与“难、丸、寒”并不同韵,即前二字属于“灰堆”辙,后三字属于“怀来”辙。再如,近年流行的歌曲《青藏高原》,韵脚为“唤、盼、恋、念、天、幻、严、山、川、连、原”等,用山丹话唱,同样是不押韵的。歌曲《十五的月亮》也是同样的情况。
  山丹话韵母的另一个特点是en-eng、in-ing、uenueng(ong)、uan-iong这四组前后鼻韵母不分,读音近似后鼻韵母。如“真—征、金—精、准—肿、运—用”等各组分别同音,而在普通话中前者为前鼻韵母,后者为后鼻韵母。比如,民谚“驴下骡子沙里澄金,马下骡子泥里插葱”,“庄稼咋的种,先看草垛后看粪”,“好话不出门,瞎(ha)话一溜风”等,山丹话读来很上口,可是用普通话衡量,其实是不押韵的。这四组鼻韵母不分的问题是甘肃方言所共有的,不过有的地方读音近似前鼻韵母,有的地方近似后鼻韵母。
  声调方面,山丹话和普通话一样,都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只不过各调类的调值与普通话不同罢了。比如“妈、麻、马、骂”,普通话调值分别为55、35、214、51,山丹话大致是24、554、212、31。过去有人说山丹话乃至整个河西方言没有上声,所有的上声字都归阳平。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对的。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在于山丹话上声字连读音变现象较为普遍,如“马场、马术”,读起来就成了“麻场、麻术”,所以让人误认为“马、麻”是同一个调类。其实只要把它说成“马场放马的人在马上表演马术”,就会知道中间的两个“马”字是它的本调,两端的两个“马”字是变调成了阳平声。进一步比较,“卖马的人”和“卖麻的人”就会更清楚地知道“马、麻”并不属于同一调类。所以说山丹话有四个声调是毫无疑问的。学习普通话时,我们可以采取“整类大搬家”的办法,把山丹话各调类的字整类“搬”入普通话的相同调类,同时把该调类的山丹话调值变为普通话调值即可。如“钢张窗江,王肠良洋,想绑养两,炕账胖唱”字的调值分别由24、554、212、31变为55、35、214、31即可。当然同时还要注意整类搬家过程中还有一些小的“调整”,即有的字在方言和普通话的调类归属上有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古入声字上——古清声母入声字在山丹话中统归去声,而在普通话中却分归四个声调(其中一小半归入去声,其他归阴平、阳平、上声,分歧的常用字大约二三百个)。如“薛拍削切郭桌拙湿失贴揭,节格媳白折革职国觉德哲,谷脊笔百窄尺北雪铁撇渴,必迫度日克恶药跃月阔握”这四组字,普通话分别读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山丹话却都读去声。这就需要“搬家”时把这些字从原来的同一个“房间”,分别搬到四个不同的“房间”。除这一条大的规律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无规律的分歧,涉及字数不多,需要我们平时零星记忆。
  山丹话在语音方面还有一些特点,比如有“儿尾”、“子尾”而无儿化韵的特点,轻声词较多的特点等。
  在词汇方面,山丹话属于北方话,也就是说处在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区,所以与普通话的差异不是很大。但是作为西北方言,尤其是人口渊源较为复杂的边远地区方言,其词汇系统也还是很值得研究玩味的。
  山丹话中有较多的古语词。如“褒弹”是指摘、批评的意思。元人汤式的《夜行船·送景贤回武林》套曲中就有“品藻杜司空,褒弹张殿员”的句子。山丹话说“这么好的东西还有啥褒弹头”,亦即此义。“款款”,意为小心地、缓慢地。王实甫《西厢记》有句“你索款款轻轻,灯下交鸳颈”。山丹话说“汤满得很,款款端过来”,同样表示动作轻缓的意思。“聒噪”,意思是声音嘈杂,令人难受。元代白朴的戏剧《梧桐雨》中说“则被他诸般儿雨声相聒噪”。山丹话也说“聒噪”,只是读作guòsao。山丹说欠别人钱物是“该”,“该”的这种用法见于元杂剧和明清白话小说,如元代刘致的《端正好·上高监司》套曲:“库官但该一贯须黥配,库子折莫三钱便断除。”《儒林外史》第五十二回:“他该我几两银子,我要向他取讨。”山丹人说的“言喘”,意为说话、吭声。《醒世姻缘传》第九十二回:“说那皮狐常是盗人家的钱物,人不敢言喘。”郑板桥《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百姓莫敢言喘,放翁恶得形诸篇翰以自取戾乎?”山丹话把厕所叫茅厕(si轻声)。元代秦简夫《东堂老》楔子:“你偏不知我的性儿,上茅厕也骑马哩。”《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别是掉在茅厕里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他转了一个弯,走了一箭之路,路旁一个茅厕。”过去老年人把理发师傅叫待诏,现渐不用了。这
  一说法也颇有来历。待诏原为待命供奉内廷的人,包括文人学士及医卜技术之人,所以宋元时代把手艺工匠尊称为待诏。《水浒传》第四回:“智深走到铁匠铺门前看时,见三个人打铁。智深道:‘兀那待诏,有好钢铁么?’”这里指的是铁匠。李劼人《大波》第一部第二章:“楚用几个人早都交卷完毕,在理发室找待诏梳了发辫。”这里就是指理发师了。山丹把岳父、岳母称作外父、外母,也可在古书中找到例证。宋无名氏《潜居录》:“冯布少时,绝有才干,赘于孙氏,其外父有烦琐事,辄曰:‘俾布代之’,至今吴中谓‘倩’为‘布代’。”可见古时吴地也称岳父为外父(因这个掌故,又称女婿为布代)。《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回:“虽是他外母代他连恳求带矇混的求出信来,他却不争气,误尽了事。”这里的外母正是岳母。
  近来美国有部电影,我们国内译为《魔鬼外父》;无独有偶,香港有部电视剧又叫《非常外父》。可见“外父、外母”在国内还是较为通行的称谓。山丹人把补锅钉碗的人叫“锢露匠”。锢露也作锢路、锢漏。《朱子语类》第七十三卷:“如炉鞴相似,补底只是锢露。”郭澄清《大刀记》第十七章:“当梁永生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的时候,担着锢漏担儿外出盘乡,就经常路过这里。”山丹话说看病为瞧病,瞧就是看的意思。又把请客说成瞧人,也是从看望、探视的意思引申来的。这一点可以从瞧人又能说“瞭人”得到证明。其他再如“教饬、仰请、褡裢、辩白、垭崾、俵散、腌臜、项(hang)圈、微末(稍微)、跑(步行)、徐徐(渐渐)、浪(逛)、底根(原来、从来)、抱(孵)、歪(蛮横、厉害)”等词语都可以从古代典籍或现当代作品中找到依据和例证。从这些词语的保留和使用,我们可以看出山丹方言乃至山丹民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血脉联系。
  据史书记载,明太祖洪武年间,朝廷诏令晋中、晋南居民到陕西和甘肃河西屯垦,河西人口由此剧增。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河西的方言民俗显然产生了巨大影响。现今山丹方言里有许多语词是与秦、晋方言一致的,比如:年时个、夜呢个、风匣、挑担、言喘、一满、歪、死疙瘩、胤(后人)、上粪(施肥)等等。
  山丹原属匈奴地,后世又多有民族间的共处和融合,因此方言中有一些词语来自古今少数民族。如焉支、删丹、生娄、卡玛、舒迷、哈拉、曲拉等等,有的至今仍活跃在人民群众的口语中。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以及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山丹方言中有许多词语也正在不知不觉中被人们筛汰或更新,同时一些新的词语也悄然进入人们的语言生活。过去二三十年和未来几十年可能会是山丹方言乃至所有汉语方言词汇去取流变最为剧烈的一个时期。
  山丹方言中的俗语、惯用语有些是非常富有表现力的。比如称羡别人能说会道,说是“能把死老鸹说下树来”;劝谕他人遇事沉着应付、稳妥处置、车到山前必有路,说“斗大的麦子也得打磨眼里下”。青年女性漂亮水灵,戏谓曰“初一日戳给一指头,十五日还晃荡着呢”;小孩鼻涕拖了下来,提醒说“小心姜杵头跌下来把脚面砸塌了”。“头削得尖尖的”是说人善于钻营;“不识数儿”是说自不量力、不知大小轻重。别人打架,暗中出手逞强,叫作“拾了个捶渣子”;明为拉架,其实暗助一方,称为“拉偏架”。“拉住打”是说恩威并施;“点眼药”是说打小报告、出坏点子。讲人先天资质的重要性,说“姐儿强(漂亮)了顶上个抹布头都是强的”;劝人勿说绝话,说“不走的路走三回,不用的人用三回”。诫人得寸进尺,说“菩萨好说话,你还想摸奶头呢”;形容人与人之间争强斗性、互不忍让,说“针尖对麦芒”,也说“天上跌锥子,地下拿针接”。与“没吃上羊肉,倒惹了一身臊”同义,有句话叫“狗肉没吃上,倒把铁绳带走了”;与“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意思相仿,有句话叫“猪槽里没食了,狗急得挖墙呢”;古语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俗谚说“今个脱下的鞋,谁知道明个还能不能穿上”;成语说“怨天尤人”,俗语说“懒驴儿没处蹭痒了”,更有甚者,索性说“上不去天了给卵脬子赖账的呢”。
  有些俗语颇有成语色彩,如一扑二挣、吃一盼二、五麻六道、浮皮潦草、圆里鼓实、黄皮寡瘦、灯篓火把(形容风烛残年之人老态龙钟的样子)、直肠冒肚(心直口快、简单冒失),等等。有些词语看似土俗,其实颇有来历。比如山丹话里的“一瞑无视”,意思是生性愚钝,不善察言观色,表现木讷可鄙,还可以表示干活时粗心邋遢,不善保护身体及衣物。这个词其实正是成语“一瞑不视”的异形,源自《战国策·楚策一》:“有断脰决腹,一瞑而万世不视。”这个成语的本义是指人死了,山丹话中的意思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
  歇后语是方言土语中的一座宝库,其中也不乏闪光的珍珠。如:拿上麻秆子打狼呢——一家怕一家;借上人家的娃娃赌咒呢——不害心疼;道士拾了个狗卵子——撂也不是了,吃也不是了;端上筛子饮驴——给驴尽心呢;狗皮袖盖子——不是上排场的东西;狗戴凉帽子——照人行事;天窗里吊苜蓿——哄得老牛害相思。这些语言里充满着先民们的睿智和幽默,有着深厚的生活底蕴。
  谚语中的深刻哲理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重要精髓。如: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老手旧胳膊,一个顶十个;跟好鬼,喝好水,跟的个邋遢鬼,喝的是烂恶水;人情不是债,提上锅儿卖;人颠(轻佻癫狂)没好事,驴颠没草吃;活的给一口,强如死了献一斗。这些话语常常出现于一些长者的口里,作为平时讲理说事的重要理据,并且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农事生产等方面的谚语更是数不胜数,一代一代心口相传,渐臻准确精要。如:不怕使三天就怕抽三鞭;九九一场雪,来年好打麦。这些形象生动的语言透露着劳动人民生生不息的顽强智慧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山丹方言中称祖父祖母为爷爷奶奶,称父母为爹妈,伯父伯母为大大嬷嬷(mà ma),叔父叔母为爸爸婶婶,岳父岳母为外父外母,外祖父母为外爷外奶,姑、姨未嫁时称娘娘(niāng niang),婚后称姑妈、姨妈。子女,一般称娃子、丫头,也说儿子、姑娘。有的地方按子女排行称作大娃、二娃,或大鬼、二鬼。对年幼的孩子可昵称为“碎娃子、碎鬼”,一岁以内的可称为“小渣渣、碎渣渣”等。称谓语中的“小”字很有意思。小姨子就是孩子的姨,小姑子就是孩子的姑,小舅子就是孩子的舅。同理,小叔子、小婶子自然是孩子的叔婶。至于现在说的大姨子、大舅子、大姑子,应看作对“小~子”的仿词。
  从有些称谓方式上可以看出山丹民风的古拙朴厚。如两亲家之间或已有子女的连襟之间,互称姨爹,实质上是模拟子女的身份和角色尊称对方。同样的道理,已有子女的女婿可以称呼岳父岳母为外爷外奶,已有子女的姐夫小舅子之间,可以分别称为姑父、舅舅。
  山丹话中有一个较为随便甚至有点轻慢的招呼语——“呔”。用于尊对卑、长对幼(单向),或关系极亲密的同学、夫妻之间(双向)。如:“呔,把我的鞋给我拿过来。”
  山丹方言词汇中有许多词从构词上来看颇有意趣,有些词语形象感非常强。如有的词直接描摹事物形状,如“鼻疙瘩、蛤蟆骨都子”等。有的是用比喻的方法造词,如“面旗子、〓果子、锅盔、羊胡子(一种野生植物,人可食)、石娃子(卵石)、挑担(连襟)”等。再如:“尖尖棍”指拨弄是非(山丹方言叫戳是弄非)的人。“奶干子”指一个母亲最后生的孩子,也叫“垫窝子”。“仄棱子”是说侧卧。
  “仰板子”是指仰卧。毛笔又叫“生活”。雷又叫“呼噜爷”。买药(多指中药)称作“抓药”。“割肉、扯布、灌油、称菜”等,其中的动词其实都是购买的意思。
  山丹方言中有些词语在语序上与普通话不同,其中多数是同义语素并列构成的合成词。如“籽种、地土、利麻、实诚、面情、食粮、尘灰、菜蔬、路道、共总、倒反、找寻、头先”;当然也有其他情况,如“知不道(不知道)、甚不好(不甚好)、笼蒸(蒸笼)”等。
  山丹方言中拟声、摹形词较为丰富,且多表现为形容词的生动形式,如:油油儿的、水水儿的、黑囊囊的、苦嗓嗓的、呻呻唤唤、诡诡计计、甜不兮兮、淡不干干、贼几慌忙、滑几溜光、稀里达繁、弯里圪娄。
  山丹方言中有些虚词,其意义和用法与普通话有较大的差别。如:
  的——“骑的骆驼拉的鸡,高的高来低的低”,“我坐的车,他跑(步行)的呢!”这两句话中,“的”就是“着”的意思。“上不来的下不去”中表示“同时又”的意思。“三个的四个是七个”中表示相加的意思。“作业写的本子上”,“肉搁的窗台上”中,又表示“在、到”的意思。
  了——“了”在山丹方言中可以表示“要”的意思。如:不了去了;不了过来;“鞭打咬住牙,蹲班不了怕”(民间歌谣)。又可以表示假设,如:拿了就拿上去;他不去了你就去;心诚了就捐上几个香钱。还可以表示时间,如:这是我上了大学买下的书,“上了大学”与普通话中指刚上大学的意思不一样,而是指上大学期间。又可以表示“过”,如:这是我小的节儿(时候)穿了的衣裳。也可以表示停顿,相当于“嘛”,如:剩下的粮食了明年再说。还表示多项列举,相当于“呀”。如:猪了、羊了、兔子了,都得我喂。
  呢(里)——可以表示趋向、结果,如:地往深呢犁;麻袋往满呢装。
  呢(哩)——可以表示时间,相当于“的时候”,如:你来呢拿的啥;我出来呢老师刚进去。
  掉——表示完结、干净彻底。如:饭吃掉了;床单洗掉了;墨水洗不掉;亲戚走掉了。普通话里说的“书掉到地上了”,山丹话中说“书跌到地上了”。
  价(家)——用在状语后面表示频率或程度、方式等。如:风一天价刮的呢;跟住三天价打麻将,这么价下去身体能受住么?
  条——“条”作量词有时有特殊的表达效果。如:这条小伙子咋这么狠;这条桌子太笨了;褡包里别的三条钢笔;两条包子把人吃了个饱。其中的“条”都有夸张事物粗大蠢笨之意。
  山丹方言中有几种特殊的句式。如以下几种:
  ——挣了个zà(狠)。雨下了个透。气了个没言喘。煮了个烂。
  ——这个磙子你拤得动?黑板上的字你看得见?明个放假你知得道?
  ——明个下雨耶不?你头疼耶不?这本书你看耶不?
  ——这些纸写字去不行。收田去露水太大。
  ——人还甚没来齐。冰冻得甚不硬。标语上的字我甚看不清。
  ——娃娃玩得高兴得。看把你气得。
  因山丹方言属北方方言,所以在语法方面与普通话的差异不是很大。山丹人学习普通话,主要的是学习它的语音,其次才是词汇和语法。下面略记一些有关方言与普通话的有趣故事:
  海带与鞋带 某甲说,我的鞋(hái)带子开掉了。乙说,应读“xié带”。后某日吃饭,甲说:“这xié带好吃!”众皆愕然相觑,乙则恍然而复哑然——甲说的其实是海带。
  一手吃 “一手”是一并、彻底的意思,如“一手办完”等。因此劝人不要客气、一次性吃饱,就说“一手吃”。据说有外地人来,主人劝其“一手吃”,客人自始至终只用一只手吃,而另一只手始终不敢轻举妄动。
  了了 “了了”表示叹惋之意。比如说:“了了!碗打掉了。”民间有一则故事说,某甲口称有一奇货,名为“了了”,有愿出高价者可以得之。某乙好奇而购之,得一纸匣,急忙启视,一苍蝇嗡然而去,此人惊呼“了了!”遂知其诈而谑也。这一故事正好可作“了了”的注脚。
  走与跑 笔者在西安问路:“老先生,从这里到大雁塔远不远?”答:“不远,从这里再往前走就到了。”我说“跑着去就可以了吗?”答曰:“无须跑,走着去就可以了。”原来笔者用的“跑”是方言词,步行之意,普通话中“跑”是奔跑之意。
  方言是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们对它的重视和研究还很不够。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认识方言,研究方言,挖掘方言中的文化意蕴,对于本地区经济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通过对它的研究分析,找出其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学好用好普通话,这对开发西部、建设西部也将会是大有裨益的。
  (何茂活)
  山丹“穗子酒”
  山丹人饮酒,颇讲究礼法。不仅座次有别,而且所行的“穗子拳”、所饮的“穗子酒”独具特色,每每令外地客人茧缚手脚,难以适从。所谓“穗子酒”,概言之,便是输酒带利,即酒量加倍。至于加几倍,行拳前由双方约定,但也有杯酒杯穗的惯例,意即输一杯酒要连带一杯“穗子酒”。至于哪些酒可以带“穗子”,有两个是“公约”,不可违拗,否则便会严重犯规而领受罚酒。
  “寿星酒”
  位低年小(若为亲戚、族人要论辈份行次)者向位尊年长者行拳时将“一”呼为“寿星”,以表敬意;与此相反,尊长者对卑幼者行拳时将“十”呼作“大运”,以示祝愿。“寿星酒”、“大运酒”分别由在座的年龄最长者和最幼者来饮。倘若不胜酒力,消受不了所有的“穗子酒”,也有解的办法:第一次饮时将“穗子酒”加一倍,然后“宣布”谁输谁饮或按年龄序列依次而推,谓之“拔根”。
  “俩好酒”
  无论“哥俩好”、“爷俩好”、“师生好”等都带“穗子”。一般初次行拳时不管谁输,双方各饮一杯,以显友好,之后谁输谁饮。“穗子酒”也因人而定。生意人往往定“四季发财”带“穗子”,年轻从政者每以“六六高升”为“穗子酒”,如此等等。
  喝“穗子酒”,行拳时必先出大拇指,以“俩好”开始,称为“戴帽”。通常只带一“帽”,也有戴两“帽”或三“帽”的。一拳划完,复如法开始。
  “穗子酒”使行拳的形式变得丰富多采。在和谐的气氛中,行拳双方就如防备棉团中的利爪,要有把握时机的功夫,图稳则无利,冒险又有反被抓住的可能。它的妙处在于既让你敢作敢为,勇夺高利,又让你时刻牢记依礼行事,以酒尽礼,而不是一味逞强斗勇,甚至因酒乱性。山丹人长期习此拳法,久之得心应手,即使失之东隅,也会收之桑榆,而外人则顾此失彼,防不胜防。然而,“穗子酒”终归不是对付客人的“秘密武器”,其初衷在于“劝君更进一杯酒”,实在是增进友好的“一杯酒”。当然,山丹“穗子酒”作为“酒文化”中的一种“酒令”形式,具有其历史阶段性特征,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相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其表现形式或得以改进,或逐步消失,都能以一种文化现象积淀在山丹民俗中。
  (陈天佑)
  山丹医疗事业的传承与发展
  早在唐代,山丹就设有“惠民药局”,西夏有“医人院”。到了明清时代,逐步完善了惠民药局,增设了医官,对山丹的医药发展颇有影响。加之山丹地理环境优越,便于中药植物的生长,仅焉支山就盛产中药200种,其中大黄、秦艽、羌活在祁连山及马场草原和焉支山最为丰富。由于丰富的中药材资源滋养了一大批在当地有名的中医人士,如何俊章、何元玺、何多策、常立纲、彭玉麟、席汝桥、张世华、彭集仁、杨祥福等,其中最有名、最有代表性的还数何家医生。
  清宣宗道光年间,有一孕妇因难产血崩,晕厥一夜,不见清醒,家人以为死了,仓促入棺。第二天清早,在出殡的路上,正好遇上了骑马进城的何俊章。何俊章出于医生的本能,仔细察看了从棺缝中流淌的鲜红血迹,便立即让棺木停下,说棺中的人还活着。随即开棺查验,其“死者”果然心有微跳,何俊章掏出随身携带的针包,果断地用针灸疗法扎刺有关穴位,少顷孕妇逐渐苏醒。抬棺者连声称赞,感恩不尽。然后将其抬回家中,服汤药一剂,不一会孕妇顺利产下一男孩,产妇也平安无事。此事被乡邻传出,从此何俊章名声大振,山丹、武威、永昌、民乐、张掖等地的官吏百姓,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声誉鹊起。
  何家医生的第三代传人何元玺,继承祖业,长于妇科、伤寒和骨伤杂症疾病的治疗。1936年冬,红西路军惨败河西,有一位四川籍的红军战士,头部被敌人砍了三刀,躲藏在何家医生的猪饲料房间,第二天清晨才被何家医生发现。小战士由于流血过多,昏迷休克。何元玺出于医生救治生命的良心,不顾“窝藏共产党有杀头之罪”的危险,将其偷偷收治在家,实施外敷药膏、内服汤药,同时给这位小战士换上棉衣,使其遮寒养病。经一个多月的调养医治,小战士伤口痊愈,身体完全康复。最后何元玺给这位小战士给足了盘缠和衣物鞋袜,使这位红军小战士又重新踏上了革命的征程。到了何多策这一代,已经是何家医生的第四代传人。
  何多策,生于1911年,从小就接受祖业的熏陶,继续钻研中医事业,并遵守祖辈“耕读传家,勿涉仕途,专务岐黄,以济世人”的传世家训,对何家医学发扬光大。何多策精通妇科、内科、儿科、风湿、骨伤等疑难杂症的治疗,远到青海、内蒙及新疆,近至河西各县的患者,慕名求医者纷至沓来。
  1981年,《何多策的医疗经验》一书撰写完成,近5万字,由于当时财力不足,未能单独出版。其书分医论、医案和验方三部分。这是何多策60年积累的丰富医疗经验。
  1979年,成立了山丹县中医学会,当时任县中医院院长的王侃,经过积累采撷,编辑了《古今中医名言录》《针灸疑难奇症医案荟萃》和《中医医论医案医方选》。1988年5月,王侃由国家选派为中国第七批援助马达加斯加医疗队医生。
  1980年—1987年,先后有27名中医士晋升为中医师,16名中医晋升为中医主治医师。到目前为止,全县从中医类学校毕业的本科和大中专毕业的中医人员36人,其中副主任医师已有3名。
  山丹西医事业,开始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创办的工合培黎医院。1947年,从陕西的双石铺迁来山丹,路易·艾黎向自已的国家新西兰对外服务部提出申请,希望能提供专业水平较高、并且能担任教学任务的医生,来协助学校办一所有一定规模的医院。同年年底,斯宾塞(斯潘赛)夫妇从新西兰远渡重洋,来到了山丹。斯宾赛夫妇是医学专科学校毕业的高才生,是英国皇家医学学会的成员,在新西兰是一名有名的外科医生。他们一来到山丹,就深深爱上了这块古老的土地。斯宾塞夫妇由于医技精湛,待人和蔼,很快就受到了山丹人民的尊敬。为了办好培黎医院,他俩在培黎学校的学生中抽调了一批优秀学员,办起了首届医训班。在没有教材的情况下,斯宾赛夫妇只好自编教材,在学员中间很快就开展了人体生理解剖、公共卫生、药物学、病理、细菌、内外科以及工业卫生常识的教学培训。没有人体标本,他们就从城壕里拾来人骨给学员讲课。在这些学员中有一位名叫胡瑞清的学员,他原籍民乐,是给艾黎做饭的炊事员。由于胡瑞清年轻,聪明精干,被艾黎一眼看中,破例送进了医训班去学习。胡瑞清虽然没有文化,但是他机灵好学,很快就成了斯大夫的得意弟子之一。一个拿厨刀的厨师变成了一个无影灯下的外科医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1947年,斯宾赛大夫在山丹做了第一例开腹手术——阑尾炎。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犹如石破天惊,大开了眼界。周边各县的病人蜂涌而至,培黎医院每天的门诊量高达200多人。到了1948年培黎医院已初具规模,床位达到了20张,开展的医疗项目有腹部外科手术、骨科手术以及妇产科的剖腹手术。该院在解放酒泉、玉门油矿和新疆时,收治了不少解放军的伤病员,为全国的彻底解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建国后,外籍医生相继回国,到了1953年培黎医院随着培校迁往兰州。在山丹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但培黎医院与山丹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9年年底,由5名转业军人组建了山丹县人民卫生院,1950年开设门诊,附设病床5张。在培黎医院迁往兰州的同年,山丹县人民卫生院的第一例手术是培黎医院留下的医生胡瑞清做的。1958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兴起,山丹农村卫生所如雨后春笋,遍布农村各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城乡医疗网络,给城乡人民就医治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此后,山丹县陆续设置了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
  1954年2月,山丹发生地震后,县医院房屋倒塌,由政府拨款重新修建门诊部、住院部和生活用房共85间,设病床15张,到了1956年床位发展到40张,分设内、外、儿、妇、中医、检验、药剂等科室。
  到了1970年以后,全县共有医务人员144人,百余张病床,基本解决了全县城乡人民的常见病、多发病和一些较重的疑难疾病的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如阑尾、剖腹产、宫外孕手术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人民医院经整顿和提高,医院事业逐年发展。1980年,门诊增设了心电图、生化室,病床增设到了90张,医院职工达到了103人。1982年,时任医院院长的汪兴圣,在省卫厅争取资金32万元,建设了1615平方米门诊楼,增设了眼科、口腔科、胃镜、超声心动诊断室。1985年,省卫生厅拨款50万元,县拨款28万元,修建了3995平方米的住院部大楼,病床达到了150张。1986年,是山丹县人民医院发展史的一个最大的转折点。由时任县卫生局局长的汪兴圣和县医院院长葸明祥,几上北京拜访艾黎,使原本没有列入世行贷款之内的山丹,由于艾黎的热心帮助,为县医院争取世行贷款52万元,修建了370平方米的传染科和1038平方米的综合楼,同时引进了500mAX光机、心电监护仪、心脏除颤仪和呼吸机等先进医疗设备,使山丹县人民医院的医疗设备走在了全区县级医院的前列。到了1996年县医院晋升为二级甲等医院以后,县医院得到了迅速发展,先后购置了电子胃镜、彩超、CT、脑地型图机、结肠镜、CR、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和血液透析机等大中小型先进医疗设备70多台(件),其资产近千万元,床位增设到了210张。目前为止已开展颅脑手术、骨病骨折、转移皮瓣、胃大部切除、胆道手术、创伤性肝脏修补术、结肠癌清除术、肺叶切除和修补术、食道、贲门癌切除术以及血液系统疾病、呼吸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内分泌疾病、代谢疾病、结缔组织疾病、肝脏疾病、神经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和人工晶植入、白内障摘除、口腔颌内外科等疾病的治疗,使医疗功能和诊断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并且使各种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跨入了现代化的行列。
  到目前为止,全县医疗床位达到了415张,卫生院(所)234个,其中农村卫生所115个,个体卫生人员225人,国家卫生医疗事业单位职工540人,其中专业人员374人,主治医师100名,副主任医师15人。全县10个乡镇卫生院配备了X光机、B超、手术室,为山丹20万人民的治疗就医提供了可靠安全有效的医疗环境,同时也为山丹的经济建设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王星黎)

知识出处

山丹史话

《山丹史话》

本书介绍了山丹4000多年的历史,反映了山丹的文化。内容分为:岁月如歌;名人轶事;名山胜景;文物古迹;灿烂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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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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