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山丹城西10华里处的瞭高山下，依山坐落着一处气势雄伟，规模宏大的古刹，它就是闻名遐迩的全国最大的室内坐佛寺——山丹大佛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每年农历四月四日——四月六日，这里都举办传统的盛大庙会，本县各乡村及周边张掖、民乐、永昌等地的游人、香客、佛教信徒、商贾摊贩云集于此，朝佛拜神，赶会踏青。农历四月初，桃杏开花，杨柳吐丝，．麦苗青青，空气清新，风和日丽，因此，来寺者多是前来散心踏青的。沿途车水马龙，扶老携幼，游人连属，有时游人多达万余。寺内钟磬时鸣，梵呗阵阵，青烟缭绕，香花宝幢，一派佛地梵天景象。寺院外商贩摊点遍布，叫卖声阵阵，油香味四溢，猜拳行令的，品尝各种风味小吃的处处皆是。对着山门的大戏台上，好戏连台，观众点足跷趾，挨挨挤挤，真可谓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瞻礼寺院各殿堂之后，人们沿着大佛殿两侧山道走上山顶，乘着丝丝凉风，顿感心旷神怡。站在山顶，正好与大佛楼殿顶层相等，从山顶俯视脚下的寺院，一切景观尽收眼底。旧时，山顶东侧有一山亭、名晚望亭，游人们盘膝坐在亭内亭外，摆出来时带的好吃好喝，猜拳行令，开怀畅饮，其乐融融。文人墨士还会在心血来潮时，挥毫在亭中墙柱上写诗作赋。兴趣更大的游人还会沿山向西走去，到寺院西边石嘴山上的雷神庙、娘娘庙等陪庙中去游览。也有人乘兴去西边不远处的王家享堂——明代右军都督同知王允中的寝陵一游。20世纪50年代中期，寺西1华里处建了祁家店水库，汪洋一片的库水鳞光闪闪，清澈见底。人们还会去那里泛舟划船，尽抒心境，也会登上水库大坝，坐在坝顶小亭中纳凉聊天，眺望湖光山色。可惜古时立在这里的“禹导弱水碑”已经看不到了。
  改革开放以来，在重建的大佛寺周围增建了许多附属建筑，如休闲山庄、游泳池、公园等，人们游览的景点及服务设施较旧时丰富多了。
  大佛寺原名土佛寺，始建于何时无考，有学者认为创建于北魏时期。根据原来大佛塑像及有关传说，大概与武威张义堡天梯山的站佛、张掖城内的睡佛建造的年代相去不远，距今在1000年以上。据旧志有关碑记记载，明朝初期，该处就有寺宇和高大的土佛存在。那时的寺庙规模及佛像的气势已无文献可考，难以窥其大略。明宣宗宣德年间（1426年—1435年），太监刘永诚监镇甘肃时，曾到佛寺观光，“欣然感慨”。后归朝述职，奏请明英宗朱祁镇赐名，英宗特赐额“土佛”，寺院由此得名“土佛寺”。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监镇甘肃的太监王贵观光土佛寺后，特请高僧智莹（号秀峰）住持，并着令山丹卫拨给该寺常住田50亩以助香火。佛教大师、僧会司（明朝主管地方佛教事务的机关）都纲（僧会司主官）沙加舍来寺观光后深为智莹德行所感动，特“给经符牒”，使其更好的开展佛事活动。他又感叹寺宇太显朴陋，请求山丹卫指挥杨斌，指挥佥事彭智等军政官员，倡导募化，予以重修。他的提议得到杨斌、彭智和地方百姓、佛教信徒的大力支持，大家纷纷捐资献力，邀集工匠，储备建材，筹划重建。重建工程始于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春，次年底告竣，历时两载。依山塑高13丈坐佛一尊，供奉于五级楼阁之内。又建成殿宇、山门、法堂、廊庑、厨亭等附属建筑物多处，使寺院规模空前。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山丹卫指挥使张熊助资装修寺院，彩绘神像，寺院面貌焕然一新。河南安康进士，山东滨州训导陈敏谪戍河西时，曾游览该寺，应智莹大师的请求，写了《重修土佛寺碑记》，记载明代重建土佛寺的有关史实。智莹曾勒石镌碑记述这件事。明代河南汝南进士吴同春在甘肃做官时，也曾到这里游览观光，并咏《山丹土佛》一诗。诗前小序说：“山丹西十里堡（即清泉堡）有土佛、坐倚山，高十三丈。耳可容人，指甲阔尺余，以五级阁卫之，亦伟矣！余过此题其额曰‘虚无法像’，字经二尺。因为言纪其事。”诗云：“大觉当年度众人，却于天半化金身。耳通潮汐闻空梵，目耀星辰照法轮。世界相乘魔外影，因缘流转劫中尘。本来无处能容物，丈六须知不足真。”吴同春的诗，既描绘了土佛寺的高大气势，又点明了寺院的位置，佛像的高度，楼阁的层次，使人可以想像当年重建后的土佛寺状貌，是一首史诗俱佳的作品。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甘肃巡抚侯东莱巡视山丹时，捐巨资缮葺寺院，使其状貌有所刷新。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1593年—1600年），山丹籍人、右军都督同知王允中将军捐巨资重新修葺，使其规模更加宏大，气势更为壮观。至明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李自成部将辛恩忠攻占山丹时，战事激烈，土佛寺遭到严重毁坏。
  清朝雍、乾时期，曾数次修缮，使其状貌如旧。当地人取其佛像高大之意，易名大佛寺。至清穆宗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青海反清回民起义军屡入县境，战事频繁，毁于兵火，寺宇荡然无存。清德宗光绪九年至十四年（1883年—1888年），安徽泾县进士查之屏出任山丹知县，任内政理民和，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地方百姓不忍寺基荒芜，倡导重建。查知县顺应民意，率先捐俸银两千贯，士民为之奋感，纷纷施资献力，筹划重建。公推地方士绅陈大章、周耀文筹办募化筹款事宜。重建工程始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春天，次年底告竣，历时两年。依山之高塑佛之像，就佛之高建佛之阁，广袤三楹，直上七级，望之如海市蜃楼，辉映碧空，气势宏伟。中建大雄宝殿十六楹，塑普贤、文殊神像于大佛两侧。大佛殿楼阁两侧各建岭楼一座，山顶建一亭名晚望亭。岭楼两侧各辟山道一条，直通山顶，并重建地藏楼，天王殿。正前开山门、与山门相对建戏台。又建“士民皈依之所，僧僚养静之室，商旅偃息之坛，锦鳞游泳之沼，精舍兰若，共百十间”（清·秦澍春《重修大佛寺碑记》）。寺西石嘴山上建有娘娘庙、黑虎庙、雷神庙、关帝庙，龙王庙等庙观，成为佛山、寺观、亭榭、楼阁皆有的游览胜地。光绪时的甘肃提学使秦澍春奉钦命视学河西时两经其地，观光该寺，并应知县查之屏之请，撰《重建大佛寺碑记》记载，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重修大佛寺的有关史事。知县查之屏、游击周昆、教谕王济美、典史樊全等山丹军政官员于清德宗光绪十四年（1888年）仲秋特铭碑勒石纪念。查之屏以书法精湛出名，亲书“仰之弥高”匾额悬于大雄宝殿。清代重修大佛寺碑记鲜为人知，可廓清人们误认为20世纪60年代尚存的大佛寺为明代重建的概念。
  千古名刹大佛寺几经兴衰，至93年后的1971年，又毁于“文革”浩劫，寺宇荡然无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逐步得到落实。20世纪80年代，有佛教居士数人先后在残存的寺基进行佛事活动，在佛教信徒的支持下，建起三楹简易庙堂。之后，民乐籍人，法号释觉慧的僧人住持该庙，他不忍寺基荒废，发愿重建大佛寺。之后几年内，他不辞辛劳，云游全国许多名山宝刹，开阔眼界。他亲历江西云居山，香港大嶼山宝莲禅寺，拜高僧达定法师、圣一大师为师，面壁修行，其潜心笃诚的精神深得二位高僧称赞。圣一大师先后赞助现金、金箔总计人民币500万元，加上本县和邻近民乐、张掖、永昌等地佛教信徒的大力赞助，从1992年秋到1995年底历时三载，在原来寺基上建起了新的大佛寺。新建的大佛寺以原寺基为基础，其规模气势都超过昔日的大佛寺。主体建筑大佛楼为七关九式39米高7层木结构，塑成35米高室内释迦大佛坐像一尊，飞檐斗拱，金碧辉煌。附属建筑有地藏殿、天王殿、钟鼓楼、念佛堂、斋堂、僧舍等，累计百余间。整个寺院坐西望东，四周是紫色砖围墙，寺门为牌坊式建筑，入内是一宽敞的庭院，向南是一座小亭，亭南是一琉璃瓦嵌檐的九龙照壁，与山门相对。山门颇有气势，上悬圣一大师手迹“大佛寺”匾额。进入山门后所有的殿宇依山势渐次升高。入山门是寺院前院，左右各建一排廊式厢房，是县佛教协会和寺院办公会客的地方，也是住持僧人的养静歇息之所。两边厢房后是—高坛，上建地藏王菩萨殿。前院前方是高丈余的台阶，台上建过殿，歇山式建筑。进入过殿，前方是大佛楼殿前院，左右各建廊式殿宇一排，内塑三层形象各异的佛像百数尊，称八百罗汉殿可谓“千佛殿”。院中轴线上依次是两尊高丈余的塔式铁铸香炉。大佛楼殿台阶前方左右各竖高大石碑一块。南边一块名“功德碑”，记香港圣一大师赞助建寺的经过。北边一块碑文记大佛寺在历史上几经兴衰的简况。主体建筑大佛楼殿依山而建，拔地而起，高拔七层，重檐迭角。各层楼檐上悬满各式匾额，将大佛楼殿点缀得气势非凡，古朴典雅。大殿西侧辟一庭院，坐西望东是一排殿式建筑，名观世音菩萨殿，周围是廊式厢房，是住寺僧人的斋堂和念佛堂。寺内各殿堂中皆塑佛像，所有殿堂佛像彩绘一新。大佛金身慈面，高大威严，真可谓天下第一室内坐佛。寺西是一空旷地，内建青灰色砖塔几座，塔内存有圣一大师和达定大师的灵骨，并有铭文说明。
  近10多年来，为开发旅游景点，县上旅游部门和社会团体在寺院西侧沿祁家店水库周边建有戏台、球场、休闲山庄、游泳池、公园等建筑。从县城和县城西修直通大佛寺的公路一条，柏油铺面，并在沿途建有牌坊式大门两座，气势高大，上悬本县县委书记周兴福、陈义手书的匾额。
  新建的大佛寺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八方香客、游人光临，为山丹经济文化的繁荣增光添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