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内容
汉唐时期的山丹古城
山丹有行政建置的历史悠久，自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始置删丹县至唐末1100多年间，虽在境内有过日勒、仙堤、万岁、兰池、永宁、弱水等县的建置，但大多是西晋和南北朝时期郡县林立的产物，这些县存在的时间短，且有数县是暂短王朝对先朝县名的易名，如北魏改日勒为永宁，西魏改永宁为弱水。而删丹县的建置却从西汉至唐末沿袭不变，因此，删丹县是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山丹境内置县的主干。这个县名在历史上沿用1000多年，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的县名和历史上的删丹，只有一字之差，而且“山”与“删”属同音异义之字，只不过是元朝蒙古统治者嫌“删”字难写而“山”字易写而改字造成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历史上的删丹县就是今天山丹县建置的母体。删丹作为山丹历史上建置最早而且名称沿用时间久远的县名，很有必要对删丹古城的变迁及有关情况作一考证，这对人们了解山丹历史沿革及县治变迁大有裨益。笔者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和现存城堡遗迹、出土文物，就汉唐时期删丹古城的位置、形制作浅显概述。
删丹县的建置是由西汉王朝击败匈奴尽有其地后，为实施行政管理而设立的县级行政区划，它的名称由来与县境内焉支山有着直接的关系。在遥远的2000多年前，焉支山森林茂密，松柏蓊郁，旧志载，其山晓日初映，其阳承晖，色若丹；其阴凝烟，为深碧，丹碧相间如“删”字，又名删丹山，县以此得名。焉支山在秦汉时期，是古老游牧民族月氏、匈奴等族的重要游牧地和避暑地，汉初是匈奴昆邪王的领地和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匈奴王侯在山中连穹庐毡帐为歇息起居之所，建有帐式行宫及一应生活设施。西汉王朝占有其地后，一时尚来不及筑城，便利用匈奴人原有设施为县治，这是情理中的事。清修《山丹县志·古迹》删丹古城条下注：“明《一统志》曰，在今卫（明朝时山丹设卫，称山丹卫）南一百二十里燕支山下。按在今寺沟口内近钟山寺地……”。明朝山丹卫治在今县城、删丹古城距焉支山120里显然是夸大或误写之数（实为60多华里），但这一注释却明确告诉人们删丹古城在焉支山下。今天，焉支山寺沟河黄家台子尚有小型城堡形迹一处，有可能就是汉朝删丹古城所在地。匈奴人是游牧民族，没有筑城的传统，即使当时删丹县治有城，也是置县后构筑的。据《汉书·地理志》载，汉武帝时河西四郡35县仅有人口28万，删丹一县当时人口当在万人以下，故县治也仅小城而已。星转斗移，沧桑变迁，最早的删丹古城形制状貌已无稽可考。至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删丹县城有无易地而设，亦无文献可考。而西晋、南北朝时，除继续建置删丹县外，境内尚有仙堤、万岁、日勒、兰池等县，故删丹县城不可能另迁它处。由此推测，这一时期删丹城仍在原址。
隋唐时期，删丹县版图远远超过历代，除拥有今山丹县全境外（境内原有诸多县全数并入删丹），又并入北周在今民乐建置的金山县全境及沿弱水迤西至内蒙古额济纳旗地域，成为版图广袤的大县。唐《元和郡县志》载，在州城（今甘州区）东120里处。据此，删丹城当在今山丹县城附近。据文物部门获得的有关出土文物和专家的实地勘查，认为隋唐时的删丹城在今县城东十里堡西侧明长城内侧。这里是晋朝及南北朝时期仙堤城所在地，今天的十里堡古称仙堤铺，就因古仙堤县在其附近而得名。隋唐时期的删丹城置于今十里堡附近，从情理和物证上可以得到证实。其一，这里原先就是古仙堤县城所在地，利用原有城堡加以扩建作为删丹县治合乎情理。其二，在今十里堡西2公里处，即明长城南侧有一古城遗址，至今虽夷为平地，但其遗址东北角还残存高1米，厚8米的黄土夯筑的城垣一段，地表1米以下有灰层和大量陶片，遗址北侧有古墓葬群，还有出土的陶器、铜器、五铢钱，半两钱等，都可说明这里曾是居民较多的地方，历代设县城的可能性较大。五代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年），大食国作家伊宾墨哈墨尔曾过此误认为王城，但在笔记中写到“……城如此宏伟，故需一日之程，始能横过之。内计六十街巷，每街有达官署第……有一大川，分为六十支，每支向一闸流去，冲动一个转水风轮，于是别一风轮又将水卷之地面而灌溉田园……。”这些记载，虽未交代删丹县城的位置，且有令人怀疑的地方，但也从侧面描绘了当时删丹城的繁华。其三，2003年3月，本县一中在修建科技楼挖掘地槽时，发现一古墓，内淤层很厚，未见尸骨和遗物，只有残断壁画。经文物部门鉴定并进一步挖掘考证，认定是唐墓。在地槽深处发现一块残碑，文字多有剥落，洗刷干净后抄出残存碑文“唐故武骑都尉韩君墓志铭……口房……韩口口字杨名口口南阳白水……以唐咸宁元年九月病终于重业，春秋五十有一，夫人口口文口口之女也。亦以其同相次而终，呜呼哀哉……壬申年之于删丹县城西甘峻乡地也。”清修《山丹县志·山川》载，甘峻山即今龙首山，唐时删丹城西置甘峻乡，以山得名。韩都尉故后葬于甘峻乡的地方，在今县城一中地址，而今山丹县城恰在十里堡西边。这一出土墓碑的碑文，有力地佐证了隋唐时的删丹城确在今十里堡一带。
元朝讹“删”为“山”，由此删丹演变为山丹，沿用至今。自西夏至今，山丹的政治、经济中心一直在今县城址。这是与本文议题无关的问题，不在此文中赘述。
（常正）
山丹古城堡
山丹古城堡多建于明代，那时候大兴屯田，募民开垦，永不征租。为了防御兵戈侵扰，实行卫所兵制，强使人民聚村筑堡，营造居宅，辟田而耕。全县境内堡寨相应，星罗棋布。有文字记载的古城堡，如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年），巡抚都御史刘璋、总兵彭清督建老幼寨（今老军寨）、上土军寨（今李桥乡上寨）、祁家寨（今祁家店）、杨家寨（今杨家坝）、卢真寨（今卢家堡）等11寨堡。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巡抚都御史杨博更筑永兴、暖泉、大黄山、范营等堡寨。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都御史廖逄节重修了部分堡寨。李桥乡巴寨村吴氏家族的家谱对吴宁寨的建寨也有记载。吴宁寨建于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吴氏于明英宗天顺三年（1459年）家谱中记，“宁祖（吴宁）驻足于丹侯家山，英明异人，受卫保荐，令责筑其城，亦因其名以志其地，曰吴宁寨”。到了清代，除县城和东乐城外，有堡寨58座，沿甘凉大道还设6铺、3驿、5塘。峡口、黑城（今霍城）、大马营三城堡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设游击营。黑城营、大马营隶属于永固协台。因资料缺乏，只对石峡口堡、大马营、霍城、东乐四座古城堡作一简述。
峡口古城堡
峡口古城堡位于县城南80里，坐落于石峡山口而得名。远在汉代，石峡山谷被称为泽索谷。为了防御匈奴入侵，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就在泽索谷置日勒都尉，屯兵防守。唐时，这里设和戎城。戎是兵戈武器，也是军旗的代称，和戎即是和息兵戈之意。以后，历代王朝都以兵防要地而被重视。
石峡山两山对峙，道路曲迂，宽不过百尺，长约5华里之远，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峻。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四月，刑部郎中陈棐以“奉敕恤全陕前左给事中”身份视察河西兵防，途经石峡谷，欣然奋笔在峡谷北山峭壁上题写“锁控金川”四个大字，以示此地之险要。随之镌刻，成为胜迹。在“锁控金川”对面西山的峭岩下有明清时期驻兵防守营垒的遗址，当地人称其为“营盘台子”。
峡口古城堡始建年代已无文献可考。现在残留的古城，始建于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年—1398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古城堡东西长400多米，南北宽300多米，呈长方形，加上西边关城（外城），总面积约19万平方米。古城开东西二门，东西走向的街道贯通全城。城内的衙署、寺庙、铺店、营房、马号、民舍布局严谨，井然有序。城垣高厚，内为土夯墙体，外为砖包，十分坚固。城上矮墙、裙墙、楼橹毕俱，城下壕池环绕，关城瓮城相配，气势壮观。城门洞全用砖砌，中间灌以生铁铸缝，固若金汤。东门直通石峡口，西门与外城相连，北面紧依长城。周围烽燧棋布，构成严密的防御体系。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巡抚都御史廖逄节为防御之需，动用民力，对峡口古城接帮加固，增设悬楼、敌角台等防御设施。据《甘镇志·兵防》记载，明代峡口常驻兵702员。峡口古城除了在军事上的重要位置外，在邮传、递运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当时设峡口驿站，置设兵甲40名，马骡41匹，专司驿务。设峡口递运所，置兵甲22名、车牛23只（辆），专司递运。在古城东石峡谷中置停云铺，古城西十里置丰城铺，每铺置甲军5名，专司急递。两铺与峡口古城相望，互成犄角。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年），石峡山口建马场一处，牧养军马，人们又称石峡口山为马场山。
清初置峡口营。世祖顺治年间（1644年—1661年）置千总一员，率兵防守。清圣祖康熙十三年（1674年），升为守备。清世宗雍正七年（1729年），又将守备升格为都司，自此成为定制，沿至清终。清代峡口营有军马守兵195员。清沿明制，在峡口古城仍置峡口驿，置兵夫19员，马60匹，专司驿传。古城西门外置峡口塘，置夫兵6名，马16匹，专司塘务，并为过往官差行人提供用水。
驻兵担负守关御敌的责任，平时操练兵马，鼓角相闻，沙场点兵。清晨，号兵到城墙上吹号。号声一响，马夫备上马，骑士们骑着一色的马奔入教场，跑马射箭。将军在演武台上观看。红旗一招，武士出阵，黄旗一招，开弓射箭，天天如此。每年八月十五日参加甘州提标营合大操（比武），峡口营的马最壮，武士的武艺最高，常得第一。
峡口都司最后一任戴尚武，于民国25年（1936年）逝世，年逾八旬，人称司老。村民戴学俭家有一块石碑题“石峡口堡”，四个大字和“钦赠都司衙门戴尚武”几个小字，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峡口古堡有一古建筑过街楼，建于城中心街道上，为明代建筑。每天甘凉过客都要穿楼而过，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清德宗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维修时移建于现在靠北门的位置上。民国3年（1914年），悬一大匾，由清秀才高鼎楷书“威镇乾坤”，古朴苍劲。明清时期的峡口人不种地，不纳粮，孩子生下来就吃皇粮，男人当兵守关，随带家眷。现在的峡口人大多是那时兵将们的后裔。
霍城古城堡
霍城原名黑城。1955年由县长王环璋、黑城区委书记郝海相、民主人士常立刚商议，为纪念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统一河西，改为霍城。关于黑城命名之因，依常正先生之见，别无它考。过去对黑城命名有两种说法：一是在匈奴驻牧时期，黑城属匈奴部落谷蠡（lu Ii）王领地。黎者黑也，这里土地黎黑肥沃，古称黎沃坝，筑城以黑命名。二是唐时吐蕃入境，其部落有黄蕃、黑蕃之分，黑城驻过黑蕃（即喇嘛教的黑教派），在这里兴教建寺或筑城命名为黑城。
今黑城古城垣早毁，只留东南角的原奎星楼残墩。民国时期，城垣完好，城内外寺庙林立，建筑宏伟，每天晨钟暮鼓，声闻四野，香烟缭绕，佛光照辉。城垣周长3里39步，东西2门，并有曲城瓮门。东门曰“朝阳”，上楼额“朝乾承晖”。西门曰“宴静”，上楼额“夕惕宁静”。东西大街，店铺民房排列，商市繁荣。南北街巷贯通，中流小溪，潺潺清澈。巷南城墙上有观音楼台，巷北尽处一大墩，上建老爷庙，下对戏台。西街有禅林寺（称西大寺），东街有东岳庙（称东大寺），还有规模宏大的城隍庙、灯山楼、游击衙署、何家楼、童家小寺等私人家庙堂。东门外有文昌宫，西门外有关帝庙。
1956年，省文物专家党国栋、杨永清来山丹考古，对霍城文物作了细致的考察。二人对禅林寺建筑艺术甚为欣赏。他们认定檐牙斗拱和建筑造型均为元代风格。大雄宝殿的三尊金身坐佛像是魏唐工艺。并发现大殿有文字记载：“自魏营造佛窟，塔殿犹兴，令沙门敷导民俗，至元壬申构寺宏扩，万历己卯重修，榱栋巍然，证果禅林寺”。专家认为，黑城在汉魏时期就有佛事活动，建寺礼佛必不可少。上文记载的至元是元世祖年号，壬申即至元八年（1272年）。宏扩是扩建而不是初建，初建的年代一定会更远。明神宗万历己卯年，即万历七年（1579年）重修，又经清代多次修葺，寺庙佛像完整无缺。禅林寺内陪殿厢房很多，天王、地藏、文殊及十八罗汉各式塑像均有，和尚道士俱住。寺殿宏雄，莲台佛龛，雕梁画栋，确实是不可多见的建筑艺术精品，可惜于1964年被拆毁。
也有文记载，黑城古城是明太祖洪武年间巡抚都御史唐泽请建的，同时修建的还有花寨堡城。建城时，这里就有村落庙宇。民间传说，先有西大寺，后有黑城城，先有祁家，后有黑城。解放初，佛像被毁，佛身内的铜镜、绢帛都有文字，人皆不识。前清秀才杜儒林、夏重儒认为是西夏文字，是否准确，有待考证。
城东南角上的奎星楼，坐落三层，中有六根圆柱通顶，层层歇山斜角，龙首四射，檐牙高啄，气势壮观。初建于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清圣祖康熙五年（1666年）游击岳升龙葺新，并书题“文昌阁”匾额，誉为西北第一楼。1959年拆毁，只存残墩。北大墩上的老爷台为四合院砖木结构瓦房，院中独建八卦亭，柱雕檐刻，结构精巧，悬有张掖马援题写的“万世师表”匾额，可惜毁于文化大革命。
明清时期，黑城是防守要地。清圣祖康熙六年（1667年），为了加强大草滩的防守，历来为军事要地的永固城设立永固城协，参将王进宝升为副将，统领大马营、黑城营、马营墩营。黑城营设游击一员，千总一员，骑守兵381员。清高宗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游击改为都司。古城西大墙是箭道湾，是守兵射箭的场地。西门外过了西大河是教场，练兵跑马，射箭阅兵，至今人们叫黑城为教场湖。
民国时期，城内还有同善社（现镇政府院内）。夏重儒（1877年——1954年），字席珍，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秀才。在霍城一带讲学，家里建有书房和园子，除了读书还亲自种植各种花草树木，过着清淡恬静的生活，在当地很有名望。乡党及弟子以“品重圭璋”、“望隆山斗”颂其德。
大马营古城堡
大马营古城堡始建年代已无据可考。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重建，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年）再建。古城周长10里，封土夯筑，基宽2丈，墙高3丈，顶沿8尺，可容两马并驰。分里城、外城，门向南开，里外城门都是曲门瓮门，砖石建筑，非常坚固。里外城门都有城门楼，加上北城墙的瞭望楼，三楼一线，十分壮观。四城角楼、垛口齐全，南关城墙上有一小楼，立一石碑，记载着古城的历史，遗憾的是20世纪60年代被毁。现在古城的建筑仅存将军楼和北城墙残垣。紧靠古城东荒滩，人叫九营城子，70年代平田整地时，全是坟穴，有的地方棺材摞棺材。
将军楼为明代建筑，原叫瞭望楼。楼东西长16米，南北宽12米，四周是1.5米宽的廊道，可避风雨，供瞭望人员之用。外墙有射击孔，中央大厅约40平方米，四面开窗。民国29年（1940年），军牧场少将宋涛重建此楼。后宋涛及勤务炊事人员移居楼上，故以将军楼沿称。
古城明时设千总防守，清圣祖康熙二年（1663年）设守备，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改设游击一员、千总把总二员，马兵守兵500员。同黑城营、马营墩营为犄角之势，共同守御着山丹南大门的大草滩，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历届守营游击、千总已无记载。清仁宗嘉庆十年（1805年），大马营仍是游击建制，派游击、千总、把总带兵防守。他们是甘肃提属大马营地方游击加一级记录三次黄长兴；署甘肃提属大马营中军千总额外加三级沈有宗；署甘肃提属大马营把总事云骑尉世职加三级杨鹤。清仁宗嘉庆六年（1801年），甘营马场（厂）总管郑国权招留羊户屯牧，从中取利，截留白石崖水源，激起山丹人民的愤慨，山丹县知事责其疏通河水，逐出羊户，民愤平息。
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仍有兵员驻守，只是兵员减少，防御功能随之减弱，仅有一名把总。称谓是甘标协属大马营左哨把总王成喜。
王成喜，原籍民乐六坝人，少时好学上进，学文习武，在大马营中当兵。继续习武，又拜师东沟教师爷王永年字尚武为师，同当时的赵玉璋、赵宗普、王宗礼为武友，后中为武举，任大马营把总。1958年，王氏“武德骑尉”的大宅门才被拆除。王成喜一生尽职，知书达礼，谦虚待人，无倨容傲态，至今人们还有传说。
东乐古城
东乐城为山丹第二大城，南扼青海之冲，北拱居延之塞，东控大斗，西蔽流沙，弱水蜿蜒境上。古城的历史只能上溯到元朝。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夏四月，山丹元帅按竺迩出东乐大口子，大破阿蓝答扎，浑都海于甘州东。明初，宋国公冯胜率军西征，一扫元残余势力，上都驴以甘州830余户献降。冯胜驻军东乐，军民取水不便，凿井一眼，军民感激，称冯胜泉。明成祖永乐十五年（1417年），百户王敬跟随钦差太监前往萨麻儿旱地和蕃，取讨佛骨，夜梦金身显现，回还于驿门外盖寺一所，将佛骨塑于释迦身内，勅赠胜泉寺。元天顺帝天顺四年（1460年），百户王纲、王纪重修寺院，造铸洪钟一口。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巡抚都御史陈棐到河西巡视兵防，路过东乐，夜宿驿馆，题《东乐途中遇雪》诗一首。诗云：
满天飞雪舞回旋，妒杀杨花大放颠。
乍见黄云昏四野，即看白浪起长川。
玉门百万抛鳞甲，瑶池三千降鹤仙。
塞下有田方苦旱，愿消涧水出祁连。
诗中表达了诗人期望建功边塞河西的远大志向。
清高宗乾隆八年（1743年），巡抚黄承桂奏请张掖县丞移驻东乐。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巡抚常钧建县署，名东乐县，辖今民乐西部一带。自此古城商业日兴，渐成县级城市。古城周围491丈4尺，墙高2丈9尺，底宽1丈6尺，顶宽7尺，壕深1丈，宽2丈。开东城门、西城门，又开东关门、西关门。城门包以铁甲，东西大街贯通城内，街南是大庙巷、赵家巷，街北是书院巷、城隍巷。有“弱水绕疆”、“忠昭日月”牌坊两座。
清穆宗同治四年（1865年），回兵攻破城池，建筑遭到破坏，堡总晏存仁组织城民修城池，练团兵，防城有功，甘州提督奖给蓝翎五品军功，赠给“竭立城垣”匾额。清德宗光绪十三年（1887年），县丞陈问淦重建县署，大门两楹，仪门三槛，大堂三楹。民国2年（1913年），改设县治，知县张广业扩建县署。民国18年（1929年），县设洪水，改为民乐县。1952年，东乐划归山丹县为第六区，现为东乐乡。东乐设县共有186年的历史。
（王祝寿）
绣花庙古今
山丹县城东50公里，焉支山北麓与龙首山南褶皱之间的崮平地带上，国道312线2607公里～2608公里北侧，北纬38°26′、东径101°30′处有一块呈正方形、面积约1.5万平方米的古堡废墟遗址，这就是历史上人所共知的定羌庙。
定羌庙之名出于何时，无史记载。顾名思义，定羌庙就是安定羌族的意思。羌是从殷商时期活动在中国西部的一支民族，东汉应劭《风俗通》解释：“羌—主牧羊，羌字以羊、人，因以为号”。《后汉书·西羌传》云：羌“出自三苗，臣服殷商。”羌人与姜姓、姬姓周人共处通婚，关系密切，大部分羌人已接受华夏文化，同化于华夏民族。秦、汉时，分布在甘肃、四川、青海的羌族部落强大。东汉章帝时，屡次入侵张掖、删丹。张掖太守邓训、马续都曾兼任护羌校尉，率兵抵御。名将马贤任征西将军，屯兵汉阳（今民乐永固），防守多年。西晋到十六国时期，西北民族纷争，有的兼容并蓄，有的争地称霸。384年，烧当羌贵族姚苌建后秦，定都长安，占有陕、甘、宁、晋部分地区。历代政府实施羁縻、安抚、绥靖、镇压等各种手段，民族纷争的事件从未平息。到宋代党项族强盛，在西北建立西夏国，统治190多年。元朝虽消灭西夏，一统中国，短时间便被明朝覆灭。明朝建立，在河西地区的统治极为薄弱，祁连山以南、龙首山以北、嘉峪关以西，都被鞑靼、额鲁特蒙古等占据，而且经常侵扰河西。据《甘州府志》记载，从明成祖永乐时起至最后的崇祯时止，前后200年间，外族入侵多达20多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百般无奈，也只有求助于神灵了。
在封建社会中，汉族统治阶级称边境少数民族为“羌、戎、番、夷”，均含有轻视贬低的意思。在某一次战争中，打败了少数民族，往往会在地名上做文章。如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派将军冯胜平定河西，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将临河卫改为“镇番卫”（今民勤县）。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年），年羹尧、岳钟琪率兵镇压青海蒙古部罗卜藏丹津的叛乱，随即打败附同倡乱、起兵策应罗卜藏丹津的居住于庄浪卫西部的谢尔苏噶等六部落，为了纪念胜利，次年改庄浪卫为“平番县”（今永登）。定羌庙之名始于何时，已难确考。据宣宗道光本《山丹县志·坛庙》所记：定羌关帝庙，始建无所考。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年）重修。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平羌将军总兵官张臣重修，还悬了匾。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甘肃总兵官平羌将军王用予重修，还立了碑。定羌庙中为什么要供奉关帝呢？因蜀汉关羽以英勇威猛，节义凛然而传名后世，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写了一部《三国演义》，对关羽备极推崇，影响更大了。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尊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供奉他就是借助神威，镇服叛逆。据先辈传说，定羌庙中还曾悬有精工刺绣的关公像呢。
有关定羌庙的战事，现在我们知道的有两次。一次是明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年），一次是清圣祖康熙四年（1665年）。指挥官分别是张臣和王进宝。
张臣，榆林卫人，行伍出身。《明史·张臣传》说，他“〓捷精悍，搏战好陷坚”。明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年），鞑靼驻牧于今青海贵德、贵南的部落首领火落赤入侵洮州、河州。另一个首领叫卜失兔的要去配合，他的母亲哭着劝他，卜失兔一意孤行，带着妻子女儿由永昌宋家庄进入永昌、山丹交界处。张臣在定羌庙东30里的水泉三道沟截击，斩杀百余人，俘获他的女儿以及马、牛、羊10000多，卜失兔和部将炒胡儿负伤逃往青海。《山丹县志》还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说鞑靼兵溃逃时，回头一看明军，人人面泛赤光（传说关羽面如红枣），所向无敌。这定然是后来张臣重修定羌关帝庙的缘由。
王进宝，固原人，是清初名将，原本行伍出身，因军功升守备、游击、洪水参将，驻守今民乐，后任甘肃副总兵，西宁总兵。王进宝在定羌庙立过一次战功。清圣祖康熙四年（1665年），青海额鲁特蒙古部首领怀阿尔赖率3000名弓弩手举兵出山，抢占大草滩，移帐野马川，进而占据焉支山，屯兵峡口。清政府派官员和他谈判，久而不决。一次，时任甘肃提督、以勇力威镇西部的张勇，从帐后排开仪仗，喝道而出，怀阿尔赖询问别人，知道是张勇，赶忙上前拜谒。张勇严肃责备怀阿尔赖“擅徙近地，梗阻交通，蓄意挑衅，朝廷不容”。怀阿尔赖谢罪而退，还是不肯离去。清政府又派达赖喇嘛、理藩院（中央主管民族事务的部门）大臣会同地方军政官员一齐参与勘定分界谈判。怀阿尔赖甚至拔佩刀砍地叫嚷：“前明汉人的江山，唯独我不能得一片土，天生我还有什么用？”坚持不肯离开。双方军垒相对，无可缓和。一天，双方谈判之际，王进宝突发大炮，敌方马匹受惊，奔跑不能控制，清军鼓噪呐喊，额鲁特军队溃散南逃，清军乘势追击，收复了大草滩。民间传说“王进宝鞭扫大草滩”，指的就是这次战事。后人就在定羌关帝庙中祔祭他，表示怀念。
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两广总督林则徐受投降派诬陷，被贬新疆伊犁，由西安起程，途中将经过的山川道里，风土人情，诸事一一记录，后整编为《荷戈纪程》一书。书中所记，从永昌水泉子入山丹行程三天较为详细。“……三十里交山丹界，始有小村，居民二十余户，有庙曰定羌庙，祀关圣，而祔以王将军进宝。盖王为康熙名将，勘定羌夷于此……”。清代，这里还建有接官亭和牌坊，并设驿塘，设兵卒6名，马16匹。清末，这里还有居民37户，85人，堡内曾设防汛衙署，还有城隍庙、马王庙、娘娘庙等建筑。民国时期，甘新公路过此，因天灾恶政，人民流徙，寺庙被拆交兵站柴火，只剩闫姓和张姓等几家牧羊住户。现在只留遗址。
新中国成立后，为纠正历史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和歧视之词，定羌庙这个地名被改为绣花庙，其寓意把山丹建成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一朵鲜花。
（邸德胜）
岁月沧桑话古刹
山丹城西10华里处的瞭高山下，依山坐落着一处气势雄伟，规模宏大的古刹，它就是闻名遐迩的全国最大的室内坐佛寺——山丹大佛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每年农历四月四日——四月六日，这里都举办传统的盛大庙会，本县各乡村及周边张掖、民乐、永昌等地的游人、香客、佛教信徒、商贾摊贩云集于此，朝佛拜神，赶会踏青。农历四月初，桃杏开花，杨柳吐丝，．麦苗青青，空气清新，风和日丽，因此，来寺者多是前来散心踏青的。沿途车水马龙，扶老携幼，游人连属，有时游人多达万余。寺内钟磬时鸣，梵呗阵阵，青烟缭绕，香花宝幢，一派佛地梵天景象。寺院外商贩摊点遍布，叫卖声阵阵，油香味四溢，猜拳行令的，品尝各种风味小吃的处处皆是。对着山门的大戏台上，好戏连台，观众点足跷趾，挨挨挤挤，真可谓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瞻礼寺院各殿堂之后，人们沿着大佛殿两侧山道走上山顶，乘着丝丝凉风，顿感心旷神怡。站在山顶，正好与大佛楼殿顶层相等，从山顶俯视脚下的寺院，一切景观尽收眼底。旧时，山顶东侧有一山亭、名晚望亭，游人们盘膝坐在亭内亭外，摆出来时带的好吃好喝，猜拳行令，开怀畅饮，其乐融融。文人墨士还会在心血来潮时，挥毫在亭中墙柱上写诗作赋。兴趣更大的游人还会沿山向西走去，到寺院西边石嘴山上的雷神庙、娘娘庙等陪庙中去游览。也有人乘兴去西边不远处的王家享堂——明代右军都督同知王允中的寝陵一游。20世纪50年代中期，寺西1华里处建了祁家店水库，汪洋一片的库水鳞光闪闪，清澈见底。人们还会去那里泛舟划船，尽抒心境，也会登上水库大坝，坐在坝顶小亭中纳凉聊天，眺望湖光山色。可惜古时立在这里的“禹导弱水碑”已经看不到了。
改革开放以来，在重建的大佛寺周围增建了许多附属建筑，如休闲山庄、游泳池、公园等，人们游览的景点及服务设施较旧时丰富多了。
大佛寺原名土佛寺，始建于何时无考，有学者认为创建于北魏时期。根据原来大佛塑像及有关传说，大概与武威张义堡天梯山的站佛、张掖城内的睡佛建造的年代相去不远，距今在1000年以上。据旧志有关碑记记载，明朝初期，该处就有寺宇和高大的土佛存在。那时的寺庙规模及佛像的气势已无文献可考，难以窥其大略。明宣宗宣德年间（1426年—1435年），太监刘永诚监镇甘肃时，曾到佛寺观光，“欣然感慨”。后归朝述职，奏请明英宗朱祁镇赐名，英宗特赐额“土佛”，寺院由此得名“土佛寺”。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监镇甘肃的太监王贵观光土佛寺后，特请高僧智莹（号秀峰）住持，并着令山丹卫拨给该寺常住田50亩以助香火。佛教大师、僧会司（明朝主管地方佛教事务的机关）都纲（僧会司主官）沙加舍来寺观光后深为智莹德行所感动，特“给经符牒”，使其更好的开展佛事活动。他又感叹寺宇太显朴陋，请求山丹卫指挥杨斌，指挥佥事彭智等军政官员，倡导募化，予以重修。他的提议得到杨斌、彭智和地方百姓、佛教信徒的大力支持，大家纷纷捐资献力，邀集工匠，储备建材，筹划重建。重建工程始于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春，次年底告竣，历时两载。依山塑高13丈坐佛一尊，供奉于五级楼阁之内。又建成殿宇、山门、法堂、廊庑、厨亭等附属建筑物多处，使寺院规模空前。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山丹卫指挥使张熊助资装修寺院，彩绘神像，寺院面貌焕然一新。河南安康进士，山东滨州训导陈敏谪戍河西时，曾游览该寺，应智莹大师的请求，写了《重修土佛寺碑记》，记载明代重建土佛寺的有关史实。智莹曾勒石镌碑记述这件事。明代河南汝南进士吴同春在甘肃做官时，也曾到这里游览观光，并咏《山丹土佛》一诗。诗前小序说：“山丹西十里堡（即清泉堡）有土佛、坐倚山，高十三丈。耳可容人，指甲阔尺余，以五级阁卫之，亦伟矣！余过此题其额曰‘虚无法像’，字经二尺。因为言纪其事。”诗云：“大觉当年度众人，却于天半化金身。耳通潮汐闻空梵，目耀星辰照法轮。世界相乘魔外影，因缘流转劫中尘。本来无处能容物，丈六须知不足真。”吴同春的诗，既描绘了土佛寺的高大气势，又点明了寺院的位置，佛像的高度，楼阁的层次，使人可以想像当年重建后的土佛寺状貌，是一首史诗俱佳的作品。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甘肃巡抚侯东莱巡视山丹时，捐巨资缮葺寺院，使其状貌有所刷新。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1593年—1600年），山丹籍人、右军都督同知王允中将军捐巨资重新修葺，使其规模更加宏大，气势更为壮观。至明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李自成部将辛恩忠攻占山丹时，战事激烈，土佛寺遭到严重毁坏。
清朝雍、乾时期，曾数次修缮，使其状貌如旧。当地人取其佛像高大之意，易名大佛寺。至清穆宗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青海反清回民起义军屡入县境，战事频繁，毁于兵火，寺宇荡然无存。清德宗光绪九年至十四年（1883年—1888年），安徽泾县进士查之屏出任山丹知县，任内政理民和，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地方百姓不忍寺基荒芜，倡导重建。查知县顺应民意，率先捐俸银两千贯，士民为之奋感，纷纷施资献力，筹划重建。公推地方士绅陈大章、周耀文筹办募化筹款事宜。重建工程始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春天，次年底告竣，历时两年。依山之高塑佛之像，就佛之高建佛之阁，广袤三楹，直上七级，望之如海市蜃楼，辉映碧空，气势宏伟。中建大雄宝殿十六楹，塑普贤、文殊神像于大佛两侧。大佛殿楼阁两侧各建岭楼一座，山顶建一亭名晚望亭。岭楼两侧各辟山道一条，直通山顶，并重建地藏楼，天王殿。正前开山门、与山门相对建戏台。又建“士民皈依之所，僧僚养静之室，商旅偃息之坛，锦鳞游泳之沼，精舍兰若，共百十间”（清·秦澍春《重修大佛寺碑记》）。寺西石嘴山上建有娘娘庙、黑虎庙、雷神庙、关帝庙，龙王庙等庙观，成为佛山、寺观、亭榭、楼阁皆有的游览胜地。光绪时的甘肃提学使秦澍春奉钦命视学河西时两经其地，观光该寺，并应知县查之屏之请，撰《重建大佛寺碑记》记载，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重修大佛寺的有关史事。知县查之屏、游击周昆、教谕王济美、典史樊全等山丹军政官员于清德宗光绪十四年（1888年）仲秋特铭碑勒石纪念。查之屏以书法精湛出名，亲书“仰之弥高”匾额悬于大雄宝殿。清代重修大佛寺碑记鲜为人知，可廓清人们误认为20世纪60年代尚存的大佛寺为明代重建的概念。
千古名刹大佛寺几经兴衰，至93年后的1971年，又毁于“文革”浩劫，寺宇荡然无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逐步得到落实。20世纪80年代，有佛教居士数人先后在残存的寺基进行佛事活动，在佛教信徒的支持下，建起三楹简易庙堂。之后，民乐籍人，法号释觉慧的僧人住持该庙，他不忍寺基荒废，发愿重建大佛寺。之后几年内，他不辞辛劳，云游全国许多名山宝刹，开阔眼界。他亲历江西云居山，香港大嶼山宝莲禅寺，拜高僧达定法师、圣一大师为师，面壁修行，其潜心笃诚的精神深得二位高僧称赞。圣一大师先后赞助现金、金箔总计人民币500万元，加上本县和邻近民乐、张掖、永昌等地佛教信徒的大力赞助，从1992年秋到1995年底历时三载，在原来寺基上建起了新的大佛寺。新建的大佛寺以原寺基为基础，其规模气势都超过昔日的大佛寺。主体建筑大佛楼为七关九式39米高7层木结构，塑成35米高室内释迦大佛坐像一尊，飞檐斗拱，金碧辉煌。附属建筑有地藏殿、天王殿、钟鼓楼、念佛堂、斋堂、僧舍等，累计百余间。整个寺院坐西望东，四周是紫色砖围墙，寺门为牌坊式建筑，入内是一宽敞的庭院，向南是一座小亭，亭南是一琉璃瓦嵌檐的九龙照壁，与山门相对。山门颇有气势，上悬圣一大师手迹“大佛寺”匾额。进入山门后所有的殿宇依山势渐次升高。入山门是寺院前院，左右各建一排廊式厢房，是县佛教协会和寺院办公会客的地方，也是住持僧人的养静歇息之所。两边厢房后是—高坛，上建地藏王菩萨殿。前院前方是高丈余的台阶，台上建过殿，歇山式建筑。进入过殿，前方是大佛楼殿前院，左右各建廊式殿宇一排，内塑三层形象各异的佛像百数尊，称八百罗汉殿可谓“千佛殿”。院中轴线上依次是两尊高丈余的塔式铁铸香炉。大佛楼殿台阶前方左右各竖高大石碑一块。南边一块名“功德碑”，记香港圣一大师赞助建寺的经过。北边一块碑文记大佛寺在历史上几经兴衰的简况。主体建筑大佛楼殿依山而建，拔地而起，高拔七层，重檐迭角。各层楼檐上悬满各式匾额，将大佛楼殿点缀得气势非凡，古朴典雅。大殿西侧辟一庭院，坐西望东是一排殿式建筑，名观世音菩萨殿，周围是廊式厢房，是住寺僧人的斋堂和念佛堂。寺内各殿堂中皆塑佛像，所有殿堂佛像彩绘一新。大佛金身慈面，高大威严，真可谓天下第一室内坐佛。寺西是一空旷地，内建青灰色砖塔几座，塔内存有圣一大师和达定大师的灵骨，并有铭文说明。
近10多年来，为开发旅游景点，县上旅游部门和社会团体在寺院西侧沿祁家店水库周边建有戏台、球场、休闲山庄、游泳池、公园等建筑。从县城和县城西修直通大佛寺的公路一条，柏油铺面，并在沿途建有牌坊式大门两座，气势高大，上悬本县县委书记周兴福、陈义手书的匾额。
新建的大佛寺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八方香客、游人光临，为山丹经济文化的繁荣增光添色。
（陈全仁）
哥舒翰与宁济公祠
提起哥舒翰，人们便会想到焉支山上的“宁济公祠”。哥舒翰，突厥族哥舒部人，是唐王朝起用的诸多少数民族将领中战功最为卓著的名将之一。唐朝建立后，北方突厥诸部臣服唐朝，哥舒翰全家移居长安。之后，他从军入伍，以骁勇善战由士卒屡升官阶。高宗和武后时期，吐蕃势力扩及青海日月山一带，唐朝西部边境受到严重威胁。为了加强河陇地区的防务，唐在今甘肃境内和青海湟水流域设陇右节度使，驻节鄯州（今青海乐都），驻重兵防守。武后长安元年（701年），委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节度使），哥舒翰为副使，提兵控制河陇地区，和吐蕃相持数年，使这一地区免遭战火。
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年），哥舒翰代王忠嗣出任陇右节度使。次年，哥舒翰在青海大败吐蕃，并兼任新设的河西节度使（驻节凉州、今武威凉州区），勅封平西郡王。天宝八年（749年），哥舒翰亲率士卒在青海湖龙驹岛筑应龙城。在攻克湟源县明山口石堡城后，置神武军。收复黄河九曲故地后，置神策军，加强防守。天宝十三年（754年），哥舒翰在九曲（今青海贵德一带）设置宁边、威胜、金天、武宁、曜武五军，一时河陇地区及湟水流域屯兵骤增，“大军万人，小兵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望”，对稳定西北边境的安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哥舒翰治军严明，体恤士卒，在军中很有威望。唐诗“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就是对哥舒翰战功和威名的真实写照。
哥舒翰在经略河西时，极重防御设施，其中在今民勤境内设白亭军，在山丹峡口置和戎城。哥舒翰在山丹留下过他的足迹，焉支山上最早的寺观宁济公祠就是他奉旨亲建的。
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李隆基诏封焉支山神为宁济公。宁济就是安定匡济之意。历朝皇帝都愿天下安宁，在名山胜境处多立祠建庙，诏封山神，祈求神灵辅助国君，救助百姓，佑护国家安定。古人认为山神就是主管一山或一地的神灵，“……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以炫耀之，使夷人益畏惮焉！”当时哥舒翰屡败吐蕃于河湟地区，朝廷为了长久安宁，立神灵警示，以达匡济，便诏封雄镇甘凉的焉支山神为宁济公。哥舒翰奉旨在焉支山南麓向阳绝壁建宁济公祠堂，塑宁济公神像，以示威镇。请当时名士杨炎撰写了《大唐燕支山宁济公祠堂碑》以示纪念。碑文以华丽的词藻既描绘了焉支山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又描绘了焉支山松柏蓊郁，出产丰盈及山下阅兵的盛况。文称“其封神为宁济公，钖之鞶带，备厥礼物，诏邦牧太子少保哥舒公卜吉日，筑祠于高麓之阳。每岁盛秋，以笙镛之器，錡釜之品，率封内以望之，索群神以会之”。
斗转星移，现在登上焉支山，唐建宁济公祠早已湮没无存。清时在直沟门悬崖上修一独庙，人们称为后寺，有人说这就是宁济公祠，祠内塑有黑虎灵官像。虎称山君，大概是后人把山神误解为山君了，以此补敬宁济公。这种传说不管是真是假，但哥舒翰在焉支山建宁济公祠的事，至今仍在山、永两县民间流传，哥舒翰的英名与焉支山上最早的庙观宁济公祠将永远载入史册。
（常正）
话说汉明长城
山丹县境内长城东接永昌县水泉子乡，西至东乐乡龙首山脉的烟洞沟。现有汉代长城（壕沟）60公里，烽燧19座；明代长城（边墙）98公里、烽燧64座。
汉代长城
长城始建于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秦朝统一中国后采取的一项重大军事措施，是把战国七雄的城墙连成了万里长城。
汉朝初年，匈奴再度强盛起来，不断侵扰北方，汉高祖刘邦采取和亲政策，把宗室女嫁于匈奴单于，但匈奴贵族仍不时率众扰掠。到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派名将骠骑将军霍去病发动了有名的“河西之战”。霍去病率军出北地郡，进攻河西地区的匈奴右郡，采取大迂回战术，经居延奔袭祁连山北麓的匈奴部落，大败匈奴。这曾使匈奴悲叹曰，“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后汉武帝在河西设置了武威郡、酒泉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分置张掖郡、敦煌郡。为巩固胜利果实，在焉支山下筑建了删丹城。为发展农业生产，防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在河西屯驻军队，移民屯垦。为保障丝绸大道的畅通和商贸往来，又于公元前120年始筑河西长城。山丹县境内汉长城就是在这个时期筑就的。《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后汉书《西羌传》载：“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河西之战”胜利后，又置张掖郡，置删丹、日勒、氐池、昭武等县，开始修筑边塞。山丹县汉长城当时由汉将路博德负责勘查修筑。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太守从骠骑将军霍去病有功。汉武帝任路博德以卫尉为伏波将军，伐破南越。路博德又率军到河西，驻守删丹，开始筑建河西长城。根据当时河西删丹地理条件，勘测线路，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沿龙首山脉南麓，挖壕沟，铺“天田”（用作侦察敌人出入踪迹的沙田），筑烽燧，建亭障。然后。顺着焉支山顶向大马营一带筑造屯马墩、屯田墩，设置马苑养育良马。筑墩一直到白石崖。之后汉朝又向河西迁徙移民，设置村堡。县境内汉壕沟现存定羌庙、柳沟帽盔山、石峡口烽燧，并在谷内设置列障驻防。还有丰城堡金山烽燧、东乐乡西屯烟洞沟烽燧，现犹存遗迹。
西汉末年，同匈奴的关系又恶化。东汉王朝建立不久，为防御匈奴，又在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开始，大量调遣士卒，增筑堡垒，修造烽台。每隔十里设一堠，五里设一障，又把长城上的烽堠、亭障连起来，构成一道坚固的防御工程体系。山丹县的峡口驿、丰城堡、新河驿、三十里堡、二十里堡、十里堡、祁店堡、静安堡、西十里堡、小寨堡、西屯等都是长城的又一防护体系。明代长城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秋，由明朝大将军常遇春、徐达率两路大军浩浩荡荡向北挺进，进攻元朝的政治中心大都城（今北京市）。常遇春率先锋攻占了河北、山东等地，元朝结束。明王朝接收陕西、辽阳、甘肃后，十分重视边防线，就开始建筑防御体系长城，前后持续二百余年。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派三路军继续北征，后主力军受到挫伤。明太祖放弃武力统一草原诸部的措施，推行战略防御，开始在北方设郡、军镇，筑城堡、立卫所、建关隘、置墩台的防戍部署。明世宗嘉靖十六年（1537年），由巡抚赵载负责堵塞山丹至高台的山口、关隘，这是在山丹修建明代长城的第一步措施。嘉靖十八年（1539年），由兵部尚书翟銮奉命阅视长城防务，发现诸多问题，九月上报修嘉峪关。后于嘉靖十九年到二十年（1540年—1541年），建成嘉峪关。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545年）,由指挥庄得负责在西夏筑建的山丹城基础上扩建山丹城，把周1里260步的小城扩建为7里290步。山丹城筑了东、西、南门，东门、西门增设瓮城，没有北门。建筑山丹城实际是建筑明长城的第二期工程，过了北山就是蒙古统治的地界，为防御蒙古民族的侵扰，所以就没有设置北门。山丹城扩建后，又分别加强了山丹城周围的关隘、堡寨，新河驿就是在这时从长城脚下迁到现址的。同时开始向河西大量迁徙移民，安置于山丹城及各村堡。明世宗嘉靖二十六至二十七年（1547年—1548年），由巡抚杨博策划和主持甘肃镇长城的增建工作。山丹境内明代的墩堡、关隘就是在这段时间又加固复修的，即从玉泉口至大口子（即定羌庙至东乐烟洞沟）一段，又加固大马营滩的屯马墩至白石崖烽火墩。《山丹县志·甘镇志·兵防志·关隘》载：“自东北玉泉口至西北大口子，又迤南白石崖。嘉靖二十七年，巡抚都御史杨博躬历筹画，或浚筑壕墙，或斩砌石壁，或修设柞垒，以扼虏患”。“山丹卫东路本卫教场起，古城洼界碑止，墙壕崖柞叠水石梯垒木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五丈，计一百一十一里三十步”。也就是说，杨博在汉长城的基础上堵塞山口、关隘，设置了墩台和关隘的一些军事设施，这是明代第二次复修和维修长城。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廖逄节出任甘肃巡抚又整治长城，又自山丹卫教场起，至古城洼界碑止，修复边墙、崖柞、叠水、石梯、叠木诸类工程，长达55.5公里。
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廖逄节又修龙首山至白路儿长城，白路儿长城至尖山、红寺山的长城。
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年），廖逄节又复修石峡口东自土窑儿起西至石峡口嘴止，壕里增中墙一道，长835丈。在廖逄节的督促维修下，万历二年六月，山丹境内的边墙、城堡、墩台先后毕役，使长城面貌焕然一新。这实际上是明代长城第三次复修和维修。廖逄节把烽燧连接起来，改变前两次的结构，用黄沙土夯筑成一道完整的城墙。
长城筑造
山丹境内汉长城由壕沟、烽燧、亭障等组成，其筑造工艺简单，质量不高。明代长城在汉长城基础上修筑，结构工艺、用料、修筑质量及防范措施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在用料方面，汉代长城是在戈壁、沙漠上挖壕，堵塞、铺设天田、质量较差。明代在汉长城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先选土然后翻土，经一年多的风吹日晒，蒸发土内碱性，然后运至所筑长城之处，开始用雨水或焉支山、祁连山的河水拌土夯筑。所用之水沿渠下来，也经风吹日晒，水内的碱性和其它成分也已挥发。筑墙时做到筑夯的力度技巧，再在墙内有序地增加木料（杒木），以防滑墙塌陷。据传说，筑墙所用的土要炒熟，水内须掺黄米熬的米水，这一点尚未得到证实。
运输工具，据传说和资料记载，有几种办法：一是人力搬运。人背、肩扛、筐挑，扛子抬。二是用简单的运输工具独轮手推车。三是驮运。遇到高山筑墩，人不能扛，车不能行，只好用牛、马、驴、骡甚至用羊来驮运。山丹县境内的峡口帽葫芦山顶、龙首山顶、丰城堡金山子烽燧，有可能都是用牲畜驮运筑成的。
筑城墙的工匠民伕，一是调用戍边的军队，二是征调民伕。这两者是修筑长城的主要力量。再就是发配充军的犯人修筑长城。为修筑长城，不知让多少劳动人民失去了生命，1000年来有不少文人墨客用诗歌等形式，揭示了劳动人民对奴役筑城的怨愤。汉朝陈琳在《饮马长城窟》写道：“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柱”。明朝尹耕的《修边谣》写道：
“去年修边君莫喜，血作边墙墙下水。
今年修边君莫忧，石作边墙墙上头。
边墙上头多冻雀，侵晓霜明星渐落。
人生谁不念妻孥，畏此营门双画角”。
这首诗充分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反抗控诉修长城的愤怒。
防范措施有了较大的改进。汉壕沟只是为了阻止游牧民族的迁徙放牧，阻止一些小型的侵掠，或者只是作为地域界线。明代长城却是高筑墙，筑高大的烽燧、列障，一旦有敌情，守关守障的军队就可发现，放烽火，放炮报警。制定了防范烟火炮制度：“若见敌一、二百人或百余人，举放一烽一炮，五百人二烽二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人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还规定合设烟墩，并看守堠夫，务必时加提防点检。须要广积秆草，昼夜轮流看望。遇有紧急，昼则举烟，夜则举火，接递通报，不得有误军情。可见，在明代管理和防范非常严格。
县境内长城关隘要冲及现状
定羌庙（绣花庙）遗址。县境内汉、明长城东接永昌县水泉子乡到定羌庙，北侧是连绵起伏的北山，东南是巍峨苍翠的焉支山，两山相峙恰如咽喉。定羌庙驿正处于咽喉要道之间。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年）重修，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平羌将军张臣重修悬匾。从这些史料看，定羌庙从汉代至清代都是兵家防守的重要关隘。现定羌庙遗址尚在，遗址内有汉灰陶残片，有古井、房址，还有列障。清代诗人谢历途，经定羌庙登城楼描述到：
“定羌古戍独登楼，临眺无端怅远游。
烟雨一天凭对酒，英雄千古几封侯？
塞鸿飘渺长空远，羌管悠扬野草秋。
为问汉家教射客，到今何用姓名留。”
从此诗中，说明定羌庙历代都是兵家必争的要塞，从屯兵的列障发展到驿站，又扩大形成一定的规模。
峡口关隘，由凉郡西入至定羌庙到石峡谷关隘，群峰环抱，门通一线，“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石峡谷两山相对，谷内有古道，两山内有汉代烽燧、列障。明代长城，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关隘。峡口最高山峰帽葫芦山筑有汉烽燧，山峰下有一完整的列障，障内有汉灰陶片，有当年遗留的牛骨等物，周围有壕沟，还有上峰顶的便道遗迹。山下有供人饮水的古井，同时在崖壁上有镌刻的四个斗大的字：“锁控金川。”落款：“大明嘉靖三十一载四月吉旦，刑部郎中口恤全陕前左给事中鄢陵陈棐。”从这些遗留实物，足以证明峡谷的重要性。明代诗人张楷路经峡谷时写到：
白沙官道接羌胡，硗确难行是此途。
疑过井陉愁马蹶，似经云栈听猿呼。
两山影逼天多瞑，五月风高草已枯。
走出峡谷即是峡口古城址。古城紧倚汉、明长城。该城应为长城的附属城。城450×230米，开南、北两门，分别有瓫城，四角有角墩，还有教场（练兵场）。这座城与长城有休戚相关的联系，是历代驻兵、屯粮、屯草、屯军马的军事基地，也是沿长城古道通商通邮的必经之地，停留食宿的场所。汉、明长城就在该城的北侧，时至现在壕沟、边墙上的女儿墙都完好如初，犹如横空出世的苍龙蜿蜒于北山脚下的茫茫戈壁上，极其壮观。2001年8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作了专题报道。2002年12月，中国长城学会也制作了《感受长城》大型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二套节目中播出。
丰城堡金山子烽燧及列障
金山子烽燧筑在金山子顶部，东可看到焉支山、峡口城，西可游览沿线长城的新河驿，南可观望丝绸古道。长城旁边有121×121米的列障，列障四周有壕，有板筑墙、门阙。长城烽燧下有一口石砌古井。从整体布局可看出这些附设物与长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河驿本身就是长城附设的列障，现遗址尚存，后又在廖逄节筑边墙时迁移到现址。现在长城旁有一个土筑板墙庄叫端（音cuan）庄，据说当时筑长城，民夫所食用的大部分是炒面。这里风大，吃干炒面时常常风吹迷眼，难以入口，民工就提议修筑一个小城堡。征得上级同意后，筑起了端庄，从此吃饭住宿就到该堡内。因是大家倡议修筑的，所以命名为“端庄”。为加强宣传和保护长城，于1993年7月兴建一所长城文物陈列馆，并成立了长城文管所。2000年7月，山丹县与日本亚细亚文化交流学会联合维修了一段明长城。
山丹县城北长城暗门墩。为何又命名为“暗门墩”？这与“隆庆议和”有关。“隆庆议和”是明王朝同蒙古俺答部结束军事对立的历史事件，和议达成于穆宗隆庆年间，故称“隆庆议和”。议和条约里有一条是有关长城沿线多处开辟市场同蒙古族进行合理贸易的，允许蒙古族用各种游牧产品交换内地产品和手工业制品。山丹就在长城旁开设暗门，并筑墩为标志，开设了交易市场。山丹当时所食用的盐就是阿拉善右旗亚不拉盐池的盐。自此，开始了山丹与蒙古之间长期的贸易往来。
（王延璋）
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
闻名遐迩的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珍藏和陈列着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生前捐赠给他曾经工作和生活了近10年的第二故乡——山丹人民的全部珍贵文物。20多年来，该馆以其独特的魅力和迷人的风姿博得了世人的广泛赞誉和充分肯定。党和国家领导人乔石、宋平、尉建行、李铁映、彭佩云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历届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都曾先后莅临视察。联合国有关组织和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政府官员、民间友好团体、国内外大批知名学者都曾慕名前来参观访问。如今，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已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为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实现艾老遗愿，使“山丹成为丝绸之路旅游线上的一站”，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占地面积24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整个建筑平面呈四合院结构。分为6个展厅，分别陈列着艾黎生平及其捐赠的文物精品。它向世人展示着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昭示着艾黎这位国际友人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艾黎捐赠的近4000件文物，具有鲜明的特色：一是时间跨度大，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迄近现代，几乎涵盖了各个历史时期。二是来源各异，中外皆有。艾黎捐赠文物收集于全国各地，既有中原历代文物，亦有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遗物。此外，还有来自古埃及的造像，古巴比伦的铜牌，印度、朝鲜的瓷器，日本的钱币、印章，古巴的海贝塑像，美洲印第安人的牙雕图腾柱、新西兰毛利人的工艺品等。三是种类繁多，品位较高。有陶器、瓷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石器、骨器、漆器、玻璃器、竹木牙雕、字画古籍等。真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其中不乏文物珍品，有些甚至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限于篇幅，本文略作介绍的几件文物仅为艾黎捐赠的数珍之一。
“成山”瓦当
瓦当是我国古代建筑屋檐顶端的盖头瓦，俗称筒瓦头。瓦当文字中见有自名曰“当”、曰“瓦”、曰“口”、曰“口”等等。前人训当为“底”，谓瓦栉比置于檐际，瓦瓦相值，而带瓦头的筒瓦正当众瓦之底，带有阻挡、遮挡的作用。陈直先生引班固《两都赋》“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饰珰”句，释“珰”为“椽头饰也”。以今瓦当之位置考察，正是位于筒瓦之端、椽头之上，用以蔽饰屋檐口出头之木，故“瓦当”之得名，因其位置和作用而来。
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瓦当和瓦，同出于原西周中晚期的宫殿群遗址。而在此之前，我国的房屋建筑有无瓦和瓦当的使用，文献缺乏记载。瓦及瓦当的发明，是中国古代许多发明创造中的又一独创。瓦当的使用不仅可以起到加固建筑构件，保护屋檐椽头，免受风雨侵蚀，延长建筑物寿命的作用，它更以其图案、文字的美妙、生动，达到装饰和美化建筑物的艺术效果。它既是一种实用品，又是一种艺术品，而其自身所包涵的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又在不自觉中成为统治者宣扬其治国之道的宣传品。在规模雄伟的大型建筑物上，配以造型精美的瓦当，构成了极富中华民族特色的建筑模式。正因为如此，瓦当艺术自西周至明清，绵延不绝。在形制、花纹、文字等方面形成较完整的发展序列，并一度影响到朝鲜、日本的古代建筑艺术。我国古代瓦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和研究价值，它在考古、历史研究、古文字和美术书法艺术，以及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中，有着其他文化类型品所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艾黎捐赠的“成山”瓦当，直径15.4厘米，原物出土地不详。其特征为：当面中央一同心圆，圆内竖排隶书．“成山”二字，圆外以双线组隔为四等份，每格各饰卷云纹一朵。“成山”瓦当初见录于罗振玉《秦汉瓦当文字》卷一，书中称“唐凤楼藏”，未言出土地。艾黎捐赠的这件瓦当，原收藏者将此瓦珍藏于一囊盒内，旁有跋语曰：“《史记·封禅书》秦始皇东游海上，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之七为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阚尻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韦昭注：成山在东莱不夜，不夜城古有日夜出，故名。是瓦出福山王氏正直其城，且金石家悉未著录，始可与羽阳兰池同为秦瓦之炳煌者。丙寅冬日杭邵章伯制记于元通馆南轩。”由此可见，原收藏者将此“成山”瓦当定为秦时之物。陈直先生认为“成山”瓦文“疑作成帝山陵解”，不确。按汉代瓦文往往有仅著宫、观、阁等名而省去“宫”字的作法，然将“成帝山陵”省为“成山”似不合汉器省文常例。故“成山”瓦当应为成山宫的省文并是使用于该宫上的建筑附件。见于著录和出土的汉器“成山宫铜渠钭”、“陈仓成山共金匜”成山宫行灯筹器，说明了成山宫在历史上的存在。《三辅黄图》列有“成山观”条，谓“成山在东莱不夜县，于其上筑宫阙以为观”。注云“成山观不在三辅”。亦证明古代确有过成山观（宫）的建筑，但所指其地望可能有讹。刘士莪先生考证认为“‘成山’二字做成帝陵解，不确，亦非东莱郡不夜县成山日祠所用之瓦。从传世汉器‘神爵四年成山宫铜渠钭’来看，知此类瓦应为成山宫建筑所用。
成山宫为西汉时期之离宫，故址在今陕西眉县城西十余里处”。1985年，在关中西部之眉县第五村发现一处遗址，范围较大，文化层堆积丰富，出土了大量的板瓦、筒瓦、瓦当等遗物，其中有十余件“成山”文字瓦当。笔者亦曾在陕西兴平一私人手中得睹一件“成山”瓦当，其形制、尺寸、文字风格均与艾黎捐赠的“成山”瓦当完全相同。赵丛苍先生《成山考》曾对“成山”瓦当作了详细考证，亦证明“成山”瓦当的出土地应在眉县第五村遗址，该遗址应是成山宫所在。据出土文物分析，该宫建于秦代，是秦代统治者移植祭日圣地东莱（今山东荣城市）“成山”之名而建造的，汉代仍沿用，是秦汉帝王祭日的处所，该宫至少沿用了200年左右。艾黎捐赠的“成山”瓦当实属珍贵的实物资料，亦被专家组定为一级品。
康熙郎窑瓷器
中国古瓷是艾黎最为珍爱的文物。他平日除收藏、鉴赏外，在研究方面也颇有造诣。他不止一次到过博山、曲阳、临城、磁县、巩县、禹县、临洮、洛阳、耀县、宜兴、龙泉、德化、泉州、潮州、景德镇、吉州、邛崃、乐都等40多个县（市）的数百座古窑址，尤其对越窑、定窑、邢窑、汝窑、钧窑、建窑、磁州窑等窑址多次进行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的磁片标本进行分析研究，出版了《瓷国游历记》等文物研究成果。艾黎捐赠给山丹的文物中，瓷器占有很大的份量。他收藏的瓷器多为民间传世器，即有专供御用的官窑瓷器也有民间产品。这里介绍两件清圣祖康熙年间的郎窑红瓷器。
康熙时期的瓷器，造型多样，品种丰富，新品种层出不穷，多达百种以上，为前所未有，可谓开清代瓷器造型之先河。其式样之多、尺寸之大、制作之精，远胜于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常见的青花、五彩、粉彩、珐琅彩、三彩和郎窑红等品种，均有许多新颖的器型。康熙瓷业的繁荣，为雍正、乾隆时期瓷器生产的盛世奠定了基础。郎窑红釉瓷在明永、宣时期烧制基础上大胆创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郎窑红亦称郎红。是以清圣祖康熙四十四年到五十一年（1705年—1712年）任江西巡抚主持御窑厂的郎庭极的姓氏命名的。郎红乃仿宣德祭红釉，但较祭红为鲜，具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色泽绚丽，光艳夺目，犹如初凝的牛血一般猩红（俗称牛血红），是我国名贵铜红釉中色彩最鲜艳的一种。其特点是釉汁厚，釉面除大片裂纹外，还有不规则的牛毛纹。除口沿外，全器越往下，红色越浓艳，器物底边由于釉汁的垂流凝聚，而近于黑红，器物口部露胎多呈粉白、淡青或淡红色。底足旋剐保证了流釉不过足，故世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称。艾黎捐赠的“郎窑红”梅瓶，高27厘米，口径6.2厘米，底径10.6厘米，圆唇外卷，短颈丰肩，敛腹，近底处外撇，底内凹。此瓶胎厚质白，器身施以光亮如宝石的红釉，釉面有不规则的兔毫状丝致，瓶口和颈部因垂釉而显露胎，经专家组鉴定，属典型的康熙单色釉瓷“郎窑红”釉的佳作。
艾黎捐赠的另一件长颈瓶高45.4厘米，口径6厘米，底径13厘米，直口，细长颈，溜肩、蛋形腹，直圈足。此瓶形似油锤，瓶口因垂釉而露胎白。亦为清康熙时期“郎窑红”釉瓷，弥足珍贵。
（宋昌）
见证山丹历史的唐墓
山丹县第一中学修建科技楼时，发现一座砖室古墓。于2000年4月由县文化局、文物管理办公室组织人员进行了及时的清理抢救。
该墓坐落在一中教学楼西南角、科技楼东南角基础下，距地表3米以下，早期被盗。墓室由彩绘模印砖，仿木结构，覆斗型顶共同构成，坐北向南90度。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耳室五部分组成（见古墓平面图）。
墓室结构
墓道通长5.4米，由墓道、天井、墓门三段组成。墓门由两道青砖封闭，门阙外置放两块叠落的墓志铭，外形粗糙，上块顶部呈盝形。志文阴刻楷书为“唐故武骑尉韩君墓志铭”。
墓室门呈拱形，宽1.3米，通高1.75米。前室室内地平全铺莲花模印方砖（35×35厘米），墓门两旁各镶两块“朱雀”模印砖，室内面积3.7×3.7米，通高3.3米，东西各有一耳室，耳室门阙宽0.7米，高1.35米，两耳室门阙相对应。此壁中轴线是甬道门，门呈拱形，宽1.3米，高1.75米，甬道长1.23米。各门阙皆用乳钉砖勾砌装饰。前室四周壁用模印彩绘砖、乳钉、水波纹砖相搭配组成一幅画图。墓壁与覆斗型顶相接部位用仿木结构的斗拱衔接。墓壁模印砖结构：墓壁基脚第一栏是两层平跑砖，一层狗牙形砖；第二栏是模印砖“力士”图案，每块“力士”砖相隔4块～6块不等，用4块乳钉砖立砌；第三栏是三层水波纹平砌跑砖；第四、六栏是34×22厘米的“出行仪卫”和“胡商牵驼”模印彩绘砖构成室内主题壁画；第七栏是三层水波纹平跑砖；八栏是“青龙”模印彩砖；九栏为四层水波纹和一层平砌跑砖；十栏是仿木结构的斗拱，每壁上方有六个斗拱，用朱色涂染；十一栏用乳钉砖和生肖砖构筑。北壁是“猪、鼠、牛”，东壁是“虎、兔、龙”，南壁是“蛇、马、羊”，西壁是“猴、鸡、狗”模印彩绘砖。模印彩砖构图布局合理，形象逼真。墓顶皆用水波纹青砖构砌成“覆斗”型。
前室东西两侧各筑一“刀”型耳室、室内北壁长3.05米，南壁2.4米，宽1.85米，通高1.9米。门阙宽0.7米，高1.35米，顶部呈长方形覆斗顶，没有模印砖。耳室内筑砌30厘米高的床，床面铺砌方砖。东耳室的南墙早期被盗窃破坏。
从前室通过甬道到后室，室内结构与前室相同，不同之处是正北用6层青砖砌筑高37厘米，宽1.9米，长3.7米的棺床。床上铺设“团式莲花”模印砖，棺床西壁筑一耳室，门阙呈拱形，通宽0.7米，高1米，深2.4米，室内铺砌长形青砖。
该墓整体布局规范，结构完美，筑建严谨，工艺精湛，充分体现了唐时期山丹县劳动人民的独具匠心的智慧和才能。
模印彩砖内容
墓室内主题彩绘砖是“唐仪卫”、“胡商牵驼”，其次是“青龙”、“十二生肖”、“朱雀”、“玄武”、“力士”。
“唐仪卫”模印砖共38块，前室18块，后室20块。砖宽22厘米，长34厘米，厚5厘米，四周有边框，仪卫头戴黑色幞帽，身穿红衣或黑衣，左手攀辔，右手持剑。左腰挂黑箭壶，肩扛杏黄或朱色三角牙旗，穿朱色或黑色裤，足蹬黑靴，骑马者一前一后呈行走状。
“胡商牵驼”模印彩砖东西两式。向东的胡商头戴向前倾斜的尖顶毡帽（顺风），大步向前迈进，右手持驼缰，左手向上持黑色骨朵扛在肩。身穿绿色或红色长衫，腰系黑带，挂着黑色烟荷包和匕首。足蹬黑靴，脚尖上翘，身后是肥壮的骆驼，两峰之间驮着方格纹饰的方形驮子，寓意是胡商牵着骆驼长途跋涉带着货物向长安挺进。向西行驶的胡商头戴向后弯曲的毡帽（逆风），骆驼两峰之间驮着麻纹饰的椭形驮子。这幅模印图案似是胡商从长安购的丝绸逆风向家乡满载而归。从“胡商牵驼”图案可看到，当时西部丝绸古道的贸易往来的繁荣景象，也说明墓主人在当时的身份和所承担的职责。“胡商牵驼”模印砖共38块。
“青龙”模印彩砖左右两种，图案相同。青龙呈S形，龙首上昂，张口伸着长舌，龙须下垂，龙角上翘，龙脖上下弯曲，龙身拱起，尾上卷。右前爪向前，左前爪向后伸，后右爪前伸，后左爪后撑，整个形状似腾云驾雾。四周有云纹饰。
“朱雀”模印砖共12块。画面由两只朱雀各抬一爪相执，挺腹昂首，两翅展翔，跃跃欲飞。红冠、绿翅，红、绿腹尾。
“玄武”模印彩砖共4块，其状龟蛇相缠，龟为跑状，身披厚甲，头向后吐着红舌，绿腹拖尾。蛇首在龟背昂起吐着蛇信与龟舌相映。玄武通体用红、黄、紫三色渲染。“力士”模印砖，颜料脱落，状如日本相扑。两臂上撑，胸肌隆起，大肚外托，只穿三角短裤。全身都以用力状撑着上面的整体压力。
十二生肖砖，前后室两套24块。12个生肖12种图案，画面凸浮，勾勒彩绘，个个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充分体现了作者高超的雕绘技艺。
团式莲花模印砖，四周有框，整个莲花线条阴阳清晰，形成一幅完美的缠枝莲团花图案。
墓室遗物
唐故武骑尉韩君墓早期被盗，室内器物荡然无存。只有4具散乱尸骨，经清理，出土25个1公分左右的铁乳钉，可能是甲胄之物，4件2公分左右的铜方环，1件9.5公分的铁棒。有一平方米的散沙金，与沙土混合，这与“铺金盖银”习俗有关。说明当时墓内陪葬品非常丰厚。阙内置放墓志铭，由于长期水沙腐蚀，志文大多不清，从部分可辨为：唐故武骑尉名为韩胤胄，南阳人，武骑尉是在武周时驻守删丹，并受重用。其父是并州诸军，后派至肃州做王，韩胤胄原是邛州的县尉，后随父到肃州，后任删丹县武骑尉驻守边塞，肩负同西域客商交往安全保卫工作。当时韩胤胄勇敢无畏，驻守北塞坚如磐石。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其父去世，母亲也相次而终，享年51岁。于壬申年（672年）葬于删丹县城西甘峻乡。韩胤胄于大周天授元年（690年）庚寅十月也葬于该墓内，共葬4人。
唐代古墓在山丹县属首次发现。其墓室面积大，结构完美，匠艺精湛。墓内模印彩砖制作细腻，色彩明快，线条勾勒流畅，形象逼真。这座墓室，反映出唐朝当时“贞观之治”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农业、手工业、纺织业都很发达，交通也很便利，尤其是通西域的丝绸之路更是畅通无阻，也说明删丹在唐朝时是西部的一个商业交易场所。
韩胤胄当时是一个七品官，筑造其墓不符当时的墓葬制度。唐初，墓葬制度非常严格，朝庭及地方官吏，官至三品者才可享用双室结构砖墓，而远离京城的河西地区一个12等级的勋官，就可建造双室带三耳室的结构砖墓，说明远离京师的河西，较低级的官吏也可仿用高级官吏的墓葬制度。或者说，韩胤胄很受当时统治者的赏识。韩胤胄生活富裕，威望高，对戍守删丹边塞的商贸业务有功，允许仿造高级官吏墓室型，但规模相对缩小。
总之，这座唐墓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唐时期的山丹历史和文化艺术提供了重要实物佐证。
（王延璋）
山丹有行政建置的历史悠久，自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始置删丹县至唐末1100多年间，虽在境内有过日勒、仙堤、万岁、兰池、永宁、弱水等县的建置，但大多是西晋和南北朝时期郡县林立的产物，这些县存在的时间短，且有数县是暂短王朝对先朝县名的易名，如北魏改日勒为永宁，西魏改永宁为弱水。而删丹县的建置却从西汉至唐末沿袭不变，因此，删丹县是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山丹境内置县的主干。这个县名在历史上沿用1000多年，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的县名和历史上的删丹，只有一字之差，而且“山”与“删”属同音异义之字，只不过是元朝蒙古统治者嫌“删”字难写而“山”字易写而改字造成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历史上的删丹县就是今天山丹县建置的母体。删丹作为山丹历史上建置最早而且名称沿用时间久远的县名，很有必要对删丹古城的变迁及有关情况作一考证，这对人们了解山丹历史沿革及县治变迁大有裨益。笔者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和现存城堡遗迹、出土文物，就汉唐时期删丹古城的位置、形制作浅显概述。
删丹县的建置是由西汉王朝击败匈奴尽有其地后，为实施行政管理而设立的县级行政区划，它的名称由来与县境内焉支山有着直接的关系。在遥远的2000多年前，焉支山森林茂密，松柏蓊郁，旧志载，其山晓日初映，其阳承晖，色若丹；其阴凝烟，为深碧，丹碧相间如“删”字，又名删丹山，县以此得名。焉支山在秦汉时期，是古老游牧民族月氏、匈奴等族的重要游牧地和避暑地，汉初是匈奴昆邪王的领地和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匈奴王侯在山中连穹庐毡帐为歇息起居之所，建有帐式行宫及一应生活设施。西汉王朝占有其地后，一时尚来不及筑城，便利用匈奴人原有设施为县治，这是情理中的事。清修《山丹县志·古迹》删丹古城条下注：“明《一统志》曰，在今卫（明朝时山丹设卫，称山丹卫）南一百二十里燕支山下。按在今寺沟口内近钟山寺地……”。明朝山丹卫治在今县城、删丹古城距焉支山120里显然是夸大或误写之数（实为60多华里），但这一注释却明确告诉人们删丹古城在焉支山下。今天，焉支山寺沟河黄家台子尚有小型城堡形迹一处，有可能就是汉朝删丹古城所在地。匈奴人是游牧民族，没有筑城的传统，即使当时删丹县治有城，也是置县后构筑的。据《汉书·地理志》载，汉武帝时河西四郡35县仅有人口28万，删丹一县当时人口当在万人以下，故县治也仅小城而已。星转斗移，沧桑变迁，最早的删丹古城形制状貌已无稽可考。至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删丹县城有无易地而设，亦无文献可考。而西晋、南北朝时，除继续建置删丹县外，境内尚有仙堤、万岁、日勒、兰池等县，故删丹县城不可能另迁它处。由此推测，这一时期删丹城仍在原址。
隋唐时期，删丹县版图远远超过历代，除拥有今山丹县全境外（境内原有诸多县全数并入删丹），又并入北周在今民乐建置的金山县全境及沿弱水迤西至内蒙古额济纳旗地域，成为版图广袤的大县。唐《元和郡县志》载，在州城（今甘州区）东120里处。据此，删丹城当在今山丹县城附近。据文物部门获得的有关出土文物和专家的实地勘查，认为隋唐时的删丹城在今县城东十里堡西侧明长城内侧。这里是晋朝及南北朝时期仙堤城所在地，今天的十里堡古称仙堤铺，就因古仙堤县在其附近而得名。隋唐时期的删丹城置于今十里堡附近，从情理和物证上可以得到证实。其一，这里原先就是古仙堤县城所在地，利用原有城堡加以扩建作为删丹县治合乎情理。其二，在今十里堡西2公里处，即明长城南侧有一古城遗址，至今虽夷为平地，但其遗址东北角还残存高1米，厚8米的黄土夯筑的城垣一段，地表1米以下有灰层和大量陶片，遗址北侧有古墓葬群，还有出土的陶器、铜器、五铢钱，半两钱等，都可说明这里曾是居民较多的地方，历代设县城的可能性较大。五代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年），大食国作家伊宾墨哈墨尔曾过此误认为王城，但在笔记中写到“……城如此宏伟，故需一日之程，始能横过之。内计六十街巷，每街有达官署第……有一大川，分为六十支，每支向一闸流去，冲动一个转水风轮，于是别一风轮又将水卷之地面而灌溉田园……。”这些记载，虽未交代删丹县城的位置，且有令人怀疑的地方，但也从侧面描绘了当时删丹城的繁华。其三，2003年3月，本县一中在修建科技楼挖掘地槽时，发现一古墓，内淤层很厚，未见尸骨和遗物，只有残断壁画。经文物部门鉴定并进一步挖掘考证，认定是唐墓。在地槽深处发现一块残碑，文字多有剥落，洗刷干净后抄出残存碑文“唐故武骑都尉韩君墓志铭……口房……韩口口字杨名口口南阳白水……以唐咸宁元年九月病终于重业，春秋五十有一，夫人口口文口口之女也。亦以其同相次而终，呜呼哀哉……壬申年之于删丹县城西甘峻乡地也。”清修《山丹县志·山川》载，甘峻山即今龙首山，唐时删丹城西置甘峻乡，以山得名。韩都尉故后葬于甘峻乡的地方，在今县城一中地址，而今山丹县城恰在十里堡西边。这一出土墓碑的碑文，有力地佐证了隋唐时的删丹城确在今十里堡一带。
元朝讹“删”为“山”，由此删丹演变为山丹，沿用至今。自西夏至今，山丹的政治、经济中心一直在今县城址。这是与本文议题无关的问题，不在此文中赘述。
（常正）
山丹古城堡
山丹古城堡多建于明代，那时候大兴屯田，募民开垦，永不征租。为了防御兵戈侵扰，实行卫所兵制，强使人民聚村筑堡，营造居宅，辟田而耕。全县境内堡寨相应，星罗棋布。有文字记载的古城堡，如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年），巡抚都御史刘璋、总兵彭清督建老幼寨（今老军寨）、上土军寨（今李桥乡上寨）、祁家寨（今祁家店）、杨家寨（今杨家坝）、卢真寨（今卢家堡）等11寨堡。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巡抚都御史杨博更筑永兴、暖泉、大黄山、范营等堡寨。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都御史廖逄节重修了部分堡寨。李桥乡巴寨村吴氏家族的家谱对吴宁寨的建寨也有记载。吴宁寨建于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吴氏于明英宗天顺三年（1459年）家谱中记，“宁祖（吴宁）驻足于丹侯家山，英明异人，受卫保荐，令责筑其城，亦因其名以志其地，曰吴宁寨”。到了清代，除县城和东乐城外，有堡寨58座，沿甘凉大道还设6铺、3驿、5塘。峡口、黑城（今霍城）、大马营三城堡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设游击营。黑城营、大马营隶属于永固协台。因资料缺乏，只对石峡口堡、大马营、霍城、东乐四座古城堡作一简述。
峡口古城堡
峡口古城堡位于县城南80里，坐落于石峡山口而得名。远在汉代，石峡山谷被称为泽索谷。为了防御匈奴入侵，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就在泽索谷置日勒都尉，屯兵防守。唐时，这里设和戎城。戎是兵戈武器，也是军旗的代称，和戎即是和息兵戈之意。以后，历代王朝都以兵防要地而被重视。
石峡山两山对峙，道路曲迂，宽不过百尺，长约5华里之远，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峻。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四月，刑部郎中陈棐以“奉敕恤全陕前左给事中”身份视察河西兵防，途经石峡谷，欣然奋笔在峡谷北山峭壁上题写“锁控金川”四个大字，以示此地之险要。随之镌刻，成为胜迹。在“锁控金川”对面西山的峭岩下有明清时期驻兵防守营垒的遗址，当地人称其为“营盘台子”。
峡口古城堡始建年代已无文献可考。现在残留的古城，始建于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年—1398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古城堡东西长400多米，南北宽300多米，呈长方形，加上西边关城（外城），总面积约19万平方米。古城开东西二门，东西走向的街道贯通全城。城内的衙署、寺庙、铺店、营房、马号、民舍布局严谨，井然有序。城垣高厚，内为土夯墙体，外为砖包，十分坚固。城上矮墙、裙墙、楼橹毕俱，城下壕池环绕，关城瓮城相配，气势壮观。城门洞全用砖砌，中间灌以生铁铸缝，固若金汤。东门直通石峡口，西门与外城相连，北面紧依长城。周围烽燧棋布，构成严密的防御体系。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巡抚都御史廖逄节为防御之需，动用民力，对峡口古城接帮加固，增设悬楼、敌角台等防御设施。据《甘镇志·兵防》记载，明代峡口常驻兵702员。峡口古城除了在军事上的重要位置外，在邮传、递运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当时设峡口驿站，置设兵甲40名，马骡41匹，专司驿务。设峡口递运所，置兵甲22名、车牛23只（辆），专司递运。在古城东石峡谷中置停云铺，古城西十里置丰城铺，每铺置甲军5名，专司急递。两铺与峡口古城相望，互成犄角。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年），石峡山口建马场一处，牧养军马，人们又称石峡口山为马场山。
清初置峡口营。世祖顺治年间（1644年—1661年）置千总一员，率兵防守。清圣祖康熙十三年（1674年），升为守备。清世宗雍正七年（1729年），又将守备升格为都司，自此成为定制，沿至清终。清代峡口营有军马守兵195员。清沿明制，在峡口古城仍置峡口驿，置兵夫19员，马60匹，专司驿传。古城西门外置峡口塘，置夫兵6名，马16匹，专司塘务，并为过往官差行人提供用水。
驻兵担负守关御敌的责任，平时操练兵马，鼓角相闻，沙场点兵。清晨，号兵到城墙上吹号。号声一响，马夫备上马，骑士们骑着一色的马奔入教场，跑马射箭。将军在演武台上观看。红旗一招，武士出阵，黄旗一招，开弓射箭，天天如此。每年八月十五日参加甘州提标营合大操（比武），峡口营的马最壮，武士的武艺最高，常得第一。
峡口都司最后一任戴尚武，于民国25年（1936年）逝世，年逾八旬，人称司老。村民戴学俭家有一块石碑题“石峡口堡”，四个大字和“钦赠都司衙门戴尚武”几个小字，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峡口古堡有一古建筑过街楼，建于城中心街道上，为明代建筑。每天甘凉过客都要穿楼而过，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清德宗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维修时移建于现在靠北门的位置上。民国3年（1914年），悬一大匾，由清秀才高鼎楷书“威镇乾坤”，古朴苍劲。明清时期的峡口人不种地，不纳粮，孩子生下来就吃皇粮，男人当兵守关，随带家眷。现在的峡口人大多是那时兵将们的后裔。
霍城古城堡
霍城原名黑城。1955年由县长王环璋、黑城区委书记郝海相、民主人士常立刚商议，为纪念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统一河西，改为霍城。关于黑城命名之因，依常正先生之见，别无它考。过去对黑城命名有两种说法：一是在匈奴驻牧时期，黑城属匈奴部落谷蠡（lu Ii）王领地。黎者黑也，这里土地黎黑肥沃，古称黎沃坝，筑城以黑命名。二是唐时吐蕃入境，其部落有黄蕃、黑蕃之分，黑城驻过黑蕃（即喇嘛教的黑教派），在这里兴教建寺或筑城命名为黑城。
今黑城古城垣早毁，只留东南角的原奎星楼残墩。民国时期，城垣完好，城内外寺庙林立，建筑宏伟，每天晨钟暮鼓，声闻四野，香烟缭绕，佛光照辉。城垣周长3里39步，东西2门，并有曲城瓮门。东门曰“朝阳”，上楼额“朝乾承晖”。西门曰“宴静”，上楼额“夕惕宁静”。东西大街，店铺民房排列，商市繁荣。南北街巷贯通，中流小溪，潺潺清澈。巷南城墙上有观音楼台，巷北尽处一大墩，上建老爷庙，下对戏台。西街有禅林寺（称西大寺），东街有东岳庙（称东大寺），还有规模宏大的城隍庙、灯山楼、游击衙署、何家楼、童家小寺等私人家庙堂。东门外有文昌宫，西门外有关帝庙。
1956年，省文物专家党国栋、杨永清来山丹考古，对霍城文物作了细致的考察。二人对禅林寺建筑艺术甚为欣赏。他们认定檐牙斗拱和建筑造型均为元代风格。大雄宝殿的三尊金身坐佛像是魏唐工艺。并发现大殿有文字记载：“自魏营造佛窟，塔殿犹兴，令沙门敷导民俗，至元壬申构寺宏扩，万历己卯重修，榱栋巍然，证果禅林寺”。专家认为，黑城在汉魏时期就有佛事活动，建寺礼佛必不可少。上文记载的至元是元世祖年号，壬申即至元八年（1272年）。宏扩是扩建而不是初建，初建的年代一定会更远。明神宗万历己卯年，即万历七年（1579年）重修，又经清代多次修葺，寺庙佛像完整无缺。禅林寺内陪殿厢房很多，天王、地藏、文殊及十八罗汉各式塑像均有，和尚道士俱住。寺殿宏雄，莲台佛龛，雕梁画栋，确实是不可多见的建筑艺术精品，可惜于1964年被拆毁。
也有文记载，黑城古城是明太祖洪武年间巡抚都御史唐泽请建的，同时修建的还有花寨堡城。建城时，这里就有村落庙宇。民间传说，先有西大寺，后有黑城城，先有祁家，后有黑城。解放初，佛像被毁，佛身内的铜镜、绢帛都有文字，人皆不识。前清秀才杜儒林、夏重儒认为是西夏文字，是否准确，有待考证。
城东南角上的奎星楼，坐落三层，中有六根圆柱通顶，层层歇山斜角，龙首四射，檐牙高啄，气势壮观。初建于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清圣祖康熙五年（1666年）游击岳升龙葺新，并书题“文昌阁”匾额，誉为西北第一楼。1959年拆毁，只存残墩。北大墩上的老爷台为四合院砖木结构瓦房，院中独建八卦亭，柱雕檐刻，结构精巧，悬有张掖马援题写的“万世师表”匾额，可惜毁于文化大革命。
明清时期，黑城是防守要地。清圣祖康熙六年（1667年），为了加强大草滩的防守，历来为军事要地的永固城设立永固城协，参将王进宝升为副将，统领大马营、黑城营、马营墩营。黑城营设游击一员，千总一员，骑守兵381员。清高宗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游击改为都司。古城西大墙是箭道湾，是守兵射箭的场地。西门外过了西大河是教场，练兵跑马，射箭阅兵，至今人们叫黑城为教场湖。
民国时期，城内还有同善社（现镇政府院内）。夏重儒（1877年——1954年），字席珍，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秀才。在霍城一带讲学，家里建有书房和园子，除了读书还亲自种植各种花草树木，过着清淡恬静的生活，在当地很有名望。乡党及弟子以“品重圭璋”、“望隆山斗”颂其德。
大马营古城堡
大马营古城堡始建年代已无据可考。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重建，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年）再建。古城周长10里，封土夯筑，基宽2丈，墙高3丈，顶沿8尺，可容两马并驰。分里城、外城，门向南开，里外城门都是曲门瓮门，砖石建筑，非常坚固。里外城门都有城门楼，加上北城墙的瞭望楼，三楼一线，十分壮观。四城角楼、垛口齐全，南关城墙上有一小楼，立一石碑，记载着古城的历史，遗憾的是20世纪60年代被毁。现在古城的建筑仅存将军楼和北城墙残垣。紧靠古城东荒滩，人叫九营城子，70年代平田整地时，全是坟穴，有的地方棺材摞棺材。
将军楼为明代建筑，原叫瞭望楼。楼东西长16米，南北宽12米，四周是1.5米宽的廊道，可避风雨，供瞭望人员之用。外墙有射击孔，中央大厅约40平方米，四面开窗。民国29年（1940年），军牧场少将宋涛重建此楼。后宋涛及勤务炊事人员移居楼上，故以将军楼沿称。
古城明时设千总防守，清圣祖康熙二年（1663年）设守备，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改设游击一员、千总把总二员，马兵守兵500员。同黑城营、马营墩营为犄角之势，共同守御着山丹南大门的大草滩，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历届守营游击、千总已无记载。清仁宗嘉庆十年（1805年），大马营仍是游击建制，派游击、千总、把总带兵防守。他们是甘肃提属大马营地方游击加一级记录三次黄长兴；署甘肃提属大马营中军千总额外加三级沈有宗；署甘肃提属大马营把总事云骑尉世职加三级杨鹤。清仁宗嘉庆六年（1801年），甘营马场（厂）总管郑国权招留羊户屯牧，从中取利，截留白石崖水源，激起山丹人民的愤慨，山丹县知事责其疏通河水，逐出羊户，民愤平息。
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仍有兵员驻守，只是兵员减少，防御功能随之减弱，仅有一名把总。称谓是甘标协属大马营左哨把总王成喜。
王成喜，原籍民乐六坝人，少时好学上进，学文习武，在大马营中当兵。继续习武，又拜师东沟教师爷王永年字尚武为师，同当时的赵玉璋、赵宗普、王宗礼为武友，后中为武举，任大马营把总。1958年，王氏“武德骑尉”的大宅门才被拆除。王成喜一生尽职，知书达礼，谦虚待人，无倨容傲态，至今人们还有传说。
东乐古城
东乐城为山丹第二大城，南扼青海之冲，北拱居延之塞，东控大斗，西蔽流沙，弱水蜿蜒境上。古城的历史只能上溯到元朝。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夏四月，山丹元帅按竺迩出东乐大口子，大破阿蓝答扎，浑都海于甘州东。明初，宋国公冯胜率军西征，一扫元残余势力，上都驴以甘州830余户献降。冯胜驻军东乐，军民取水不便，凿井一眼，军民感激，称冯胜泉。明成祖永乐十五年（1417年），百户王敬跟随钦差太监前往萨麻儿旱地和蕃，取讨佛骨，夜梦金身显现，回还于驿门外盖寺一所，将佛骨塑于释迦身内，勅赠胜泉寺。元天顺帝天顺四年（1460年），百户王纲、王纪重修寺院，造铸洪钟一口。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巡抚都御史陈棐到河西巡视兵防，路过东乐，夜宿驿馆，题《东乐途中遇雪》诗一首。诗云：
满天飞雪舞回旋，妒杀杨花大放颠。
乍见黄云昏四野，即看白浪起长川。
玉门百万抛鳞甲，瑶池三千降鹤仙。
塞下有田方苦旱，愿消涧水出祁连。
诗中表达了诗人期望建功边塞河西的远大志向。
清高宗乾隆八年（1743年），巡抚黄承桂奏请张掖县丞移驻东乐。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巡抚常钧建县署，名东乐县，辖今民乐西部一带。自此古城商业日兴，渐成县级城市。古城周围491丈4尺，墙高2丈9尺，底宽1丈6尺，顶宽7尺，壕深1丈，宽2丈。开东城门、西城门，又开东关门、西关门。城门包以铁甲，东西大街贯通城内，街南是大庙巷、赵家巷，街北是书院巷、城隍巷。有“弱水绕疆”、“忠昭日月”牌坊两座。
清穆宗同治四年（1865年），回兵攻破城池，建筑遭到破坏，堡总晏存仁组织城民修城池，练团兵，防城有功，甘州提督奖给蓝翎五品军功，赠给“竭立城垣”匾额。清德宗光绪十三年（1887年），县丞陈问淦重建县署，大门两楹，仪门三槛，大堂三楹。民国2年（1913年），改设县治，知县张广业扩建县署。民国18年（1929年），县设洪水，改为民乐县。1952年，东乐划归山丹县为第六区，现为东乐乡。东乐设县共有186年的历史。
（王祝寿）
绣花庙古今
山丹县城东50公里，焉支山北麓与龙首山南褶皱之间的崮平地带上，国道312线2607公里～2608公里北侧，北纬38°26′、东径101°30′处有一块呈正方形、面积约1.5万平方米的古堡废墟遗址，这就是历史上人所共知的定羌庙。
定羌庙之名出于何时，无史记载。顾名思义，定羌庙就是安定羌族的意思。羌是从殷商时期活动在中国西部的一支民族，东汉应劭《风俗通》解释：“羌—主牧羊，羌字以羊、人，因以为号”。《后汉书·西羌传》云：羌“出自三苗，臣服殷商。”羌人与姜姓、姬姓周人共处通婚，关系密切，大部分羌人已接受华夏文化，同化于华夏民族。秦、汉时，分布在甘肃、四川、青海的羌族部落强大。东汉章帝时，屡次入侵张掖、删丹。张掖太守邓训、马续都曾兼任护羌校尉，率兵抵御。名将马贤任征西将军，屯兵汉阳（今民乐永固），防守多年。西晋到十六国时期，西北民族纷争，有的兼容并蓄，有的争地称霸。384年，烧当羌贵族姚苌建后秦，定都长安，占有陕、甘、宁、晋部分地区。历代政府实施羁縻、安抚、绥靖、镇压等各种手段，民族纷争的事件从未平息。到宋代党项族强盛，在西北建立西夏国，统治190多年。元朝虽消灭西夏，一统中国，短时间便被明朝覆灭。明朝建立，在河西地区的统治极为薄弱，祁连山以南、龙首山以北、嘉峪关以西，都被鞑靼、额鲁特蒙古等占据，而且经常侵扰河西。据《甘州府志》记载，从明成祖永乐时起至最后的崇祯时止，前后200年间，外族入侵多达20多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百般无奈，也只有求助于神灵了。
在封建社会中，汉族统治阶级称边境少数民族为“羌、戎、番、夷”，均含有轻视贬低的意思。在某一次战争中，打败了少数民族，往往会在地名上做文章。如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派将军冯胜平定河西，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将临河卫改为“镇番卫”（今民勤县）。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年），年羹尧、岳钟琪率兵镇压青海蒙古部罗卜藏丹津的叛乱，随即打败附同倡乱、起兵策应罗卜藏丹津的居住于庄浪卫西部的谢尔苏噶等六部落，为了纪念胜利，次年改庄浪卫为“平番县”（今永登）。定羌庙之名始于何时，已难确考。据宣宗道光本《山丹县志·坛庙》所记：定羌关帝庙，始建无所考。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年）重修。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平羌将军总兵官张臣重修，还悬了匾。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甘肃总兵官平羌将军王用予重修，还立了碑。定羌庙中为什么要供奉关帝呢？因蜀汉关羽以英勇威猛，节义凛然而传名后世，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写了一部《三国演义》，对关羽备极推崇，影响更大了。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尊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供奉他就是借助神威，镇服叛逆。据先辈传说，定羌庙中还曾悬有精工刺绣的关公像呢。
有关定羌庙的战事，现在我们知道的有两次。一次是明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年），一次是清圣祖康熙四年（1665年）。指挥官分别是张臣和王进宝。
张臣，榆林卫人，行伍出身。《明史·张臣传》说，他“〓捷精悍，搏战好陷坚”。明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年），鞑靼驻牧于今青海贵德、贵南的部落首领火落赤入侵洮州、河州。另一个首领叫卜失兔的要去配合，他的母亲哭着劝他，卜失兔一意孤行，带着妻子女儿由永昌宋家庄进入永昌、山丹交界处。张臣在定羌庙东30里的水泉三道沟截击，斩杀百余人，俘获他的女儿以及马、牛、羊10000多，卜失兔和部将炒胡儿负伤逃往青海。《山丹县志》还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说鞑靼兵溃逃时，回头一看明军，人人面泛赤光（传说关羽面如红枣），所向无敌。这定然是后来张臣重修定羌关帝庙的缘由。
王进宝，固原人，是清初名将，原本行伍出身，因军功升守备、游击、洪水参将，驻守今民乐，后任甘肃副总兵，西宁总兵。王进宝在定羌庙立过一次战功。清圣祖康熙四年（1665年），青海额鲁特蒙古部首领怀阿尔赖率3000名弓弩手举兵出山，抢占大草滩，移帐野马川，进而占据焉支山，屯兵峡口。清政府派官员和他谈判，久而不决。一次，时任甘肃提督、以勇力威镇西部的张勇，从帐后排开仪仗，喝道而出，怀阿尔赖询问别人，知道是张勇，赶忙上前拜谒。张勇严肃责备怀阿尔赖“擅徙近地，梗阻交通，蓄意挑衅，朝廷不容”。怀阿尔赖谢罪而退，还是不肯离去。清政府又派达赖喇嘛、理藩院（中央主管民族事务的部门）大臣会同地方军政官员一齐参与勘定分界谈判。怀阿尔赖甚至拔佩刀砍地叫嚷：“前明汉人的江山，唯独我不能得一片土，天生我还有什么用？”坚持不肯离开。双方军垒相对，无可缓和。一天，双方谈判之际，王进宝突发大炮，敌方马匹受惊，奔跑不能控制，清军鼓噪呐喊，额鲁特军队溃散南逃，清军乘势追击，收复了大草滩。民间传说“王进宝鞭扫大草滩”，指的就是这次战事。后人就在定羌关帝庙中祔祭他，表示怀念。
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两广总督林则徐受投降派诬陷，被贬新疆伊犁，由西安起程，途中将经过的山川道里，风土人情，诸事一一记录，后整编为《荷戈纪程》一书。书中所记，从永昌水泉子入山丹行程三天较为详细。“……三十里交山丹界，始有小村，居民二十余户，有庙曰定羌庙，祀关圣，而祔以王将军进宝。盖王为康熙名将，勘定羌夷于此……”。清代，这里还建有接官亭和牌坊，并设驿塘，设兵卒6名，马16匹。清末，这里还有居民37户，85人，堡内曾设防汛衙署，还有城隍庙、马王庙、娘娘庙等建筑。民国时期，甘新公路过此，因天灾恶政，人民流徙，寺庙被拆交兵站柴火，只剩闫姓和张姓等几家牧羊住户。现在只留遗址。
新中国成立后，为纠正历史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和歧视之词，定羌庙这个地名被改为绣花庙，其寓意把山丹建成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一朵鲜花。
（邸德胜）
岁月沧桑话古刹
山丹城西10华里处的瞭高山下，依山坐落着一处气势雄伟，规模宏大的古刹，它就是闻名遐迩的全国最大的室内坐佛寺——山丹大佛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每年农历四月四日——四月六日，这里都举办传统的盛大庙会，本县各乡村及周边张掖、民乐、永昌等地的游人、香客、佛教信徒、商贾摊贩云集于此，朝佛拜神，赶会踏青。农历四月初，桃杏开花，杨柳吐丝，．麦苗青青，空气清新，风和日丽，因此，来寺者多是前来散心踏青的。沿途车水马龙，扶老携幼，游人连属，有时游人多达万余。寺内钟磬时鸣，梵呗阵阵，青烟缭绕，香花宝幢，一派佛地梵天景象。寺院外商贩摊点遍布，叫卖声阵阵，油香味四溢，猜拳行令的，品尝各种风味小吃的处处皆是。对着山门的大戏台上，好戏连台，观众点足跷趾，挨挨挤挤，真可谓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瞻礼寺院各殿堂之后，人们沿着大佛殿两侧山道走上山顶，乘着丝丝凉风，顿感心旷神怡。站在山顶，正好与大佛楼殿顶层相等，从山顶俯视脚下的寺院，一切景观尽收眼底。旧时，山顶东侧有一山亭、名晚望亭，游人们盘膝坐在亭内亭外，摆出来时带的好吃好喝，猜拳行令，开怀畅饮，其乐融融。文人墨士还会在心血来潮时，挥毫在亭中墙柱上写诗作赋。兴趣更大的游人还会沿山向西走去，到寺院西边石嘴山上的雷神庙、娘娘庙等陪庙中去游览。也有人乘兴去西边不远处的王家享堂——明代右军都督同知王允中的寝陵一游。20世纪50年代中期，寺西1华里处建了祁家店水库，汪洋一片的库水鳞光闪闪，清澈见底。人们还会去那里泛舟划船，尽抒心境，也会登上水库大坝，坐在坝顶小亭中纳凉聊天，眺望湖光山色。可惜古时立在这里的“禹导弱水碑”已经看不到了。
改革开放以来，在重建的大佛寺周围增建了许多附属建筑，如休闲山庄、游泳池、公园等，人们游览的景点及服务设施较旧时丰富多了。
大佛寺原名土佛寺，始建于何时无考，有学者认为创建于北魏时期。根据原来大佛塑像及有关传说，大概与武威张义堡天梯山的站佛、张掖城内的睡佛建造的年代相去不远，距今在1000年以上。据旧志有关碑记记载，明朝初期，该处就有寺宇和高大的土佛存在。那时的寺庙规模及佛像的气势已无文献可考，难以窥其大略。明宣宗宣德年间（1426年—1435年），太监刘永诚监镇甘肃时，曾到佛寺观光，“欣然感慨”。后归朝述职，奏请明英宗朱祁镇赐名，英宗特赐额“土佛”，寺院由此得名“土佛寺”。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监镇甘肃的太监王贵观光土佛寺后，特请高僧智莹（号秀峰）住持，并着令山丹卫拨给该寺常住田50亩以助香火。佛教大师、僧会司（明朝主管地方佛教事务的机关）都纲（僧会司主官）沙加舍来寺观光后深为智莹德行所感动，特“给经符牒”，使其更好的开展佛事活动。他又感叹寺宇太显朴陋，请求山丹卫指挥杨斌，指挥佥事彭智等军政官员，倡导募化，予以重修。他的提议得到杨斌、彭智和地方百姓、佛教信徒的大力支持，大家纷纷捐资献力，邀集工匠，储备建材，筹划重建。重建工程始于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春，次年底告竣，历时两载。依山塑高13丈坐佛一尊，供奉于五级楼阁之内。又建成殿宇、山门、法堂、廊庑、厨亭等附属建筑物多处，使寺院规模空前。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山丹卫指挥使张熊助资装修寺院，彩绘神像，寺院面貌焕然一新。河南安康进士，山东滨州训导陈敏谪戍河西时，曾游览该寺，应智莹大师的请求，写了《重修土佛寺碑记》，记载明代重建土佛寺的有关史实。智莹曾勒石镌碑记述这件事。明代河南汝南进士吴同春在甘肃做官时，也曾到这里游览观光，并咏《山丹土佛》一诗。诗前小序说：“山丹西十里堡（即清泉堡）有土佛、坐倚山，高十三丈。耳可容人，指甲阔尺余，以五级阁卫之，亦伟矣！余过此题其额曰‘虚无法像’，字经二尺。因为言纪其事。”诗云：“大觉当年度众人，却于天半化金身。耳通潮汐闻空梵，目耀星辰照法轮。世界相乘魔外影，因缘流转劫中尘。本来无处能容物，丈六须知不足真。”吴同春的诗，既描绘了土佛寺的高大气势，又点明了寺院的位置，佛像的高度，楼阁的层次，使人可以想像当年重建后的土佛寺状貌，是一首史诗俱佳的作品。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甘肃巡抚侯东莱巡视山丹时，捐巨资缮葺寺院，使其状貌有所刷新。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1593年—1600年），山丹籍人、右军都督同知王允中将军捐巨资重新修葺，使其规模更加宏大，气势更为壮观。至明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李自成部将辛恩忠攻占山丹时，战事激烈，土佛寺遭到严重毁坏。
清朝雍、乾时期，曾数次修缮，使其状貌如旧。当地人取其佛像高大之意，易名大佛寺。至清穆宗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青海反清回民起义军屡入县境，战事频繁，毁于兵火，寺宇荡然无存。清德宗光绪九年至十四年（1883年—1888年），安徽泾县进士查之屏出任山丹知县，任内政理民和，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地方百姓不忍寺基荒芜，倡导重建。查知县顺应民意，率先捐俸银两千贯，士民为之奋感，纷纷施资献力，筹划重建。公推地方士绅陈大章、周耀文筹办募化筹款事宜。重建工程始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春天，次年底告竣，历时两年。依山之高塑佛之像，就佛之高建佛之阁，广袤三楹，直上七级，望之如海市蜃楼，辉映碧空，气势宏伟。中建大雄宝殿十六楹，塑普贤、文殊神像于大佛两侧。大佛殿楼阁两侧各建岭楼一座，山顶建一亭名晚望亭。岭楼两侧各辟山道一条，直通山顶，并重建地藏楼，天王殿。正前开山门、与山门相对建戏台。又建“士民皈依之所，僧僚养静之室，商旅偃息之坛，锦鳞游泳之沼，精舍兰若，共百十间”（清·秦澍春《重修大佛寺碑记》）。寺西石嘴山上建有娘娘庙、黑虎庙、雷神庙、关帝庙，龙王庙等庙观，成为佛山、寺观、亭榭、楼阁皆有的游览胜地。光绪时的甘肃提学使秦澍春奉钦命视学河西时两经其地，观光该寺，并应知县查之屏之请，撰《重建大佛寺碑记》记载，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重修大佛寺的有关史事。知县查之屏、游击周昆、教谕王济美、典史樊全等山丹军政官员于清德宗光绪十四年（1888年）仲秋特铭碑勒石纪念。查之屏以书法精湛出名，亲书“仰之弥高”匾额悬于大雄宝殿。清代重修大佛寺碑记鲜为人知，可廓清人们误认为20世纪60年代尚存的大佛寺为明代重建的概念。
千古名刹大佛寺几经兴衰，至93年后的1971年，又毁于“文革”浩劫，寺宇荡然无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逐步得到落实。20世纪80年代，有佛教居士数人先后在残存的寺基进行佛事活动，在佛教信徒的支持下，建起三楹简易庙堂。之后，民乐籍人，法号释觉慧的僧人住持该庙，他不忍寺基荒废，发愿重建大佛寺。之后几年内，他不辞辛劳，云游全国许多名山宝刹，开阔眼界。他亲历江西云居山，香港大嶼山宝莲禅寺，拜高僧达定法师、圣一大师为师，面壁修行，其潜心笃诚的精神深得二位高僧称赞。圣一大师先后赞助现金、金箔总计人民币500万元，加上本县和邻近民乐、张掖、永昌等地佛教信徒的大力赞助，从1992年秋到1995年底历时三载，在原来寺基上建起了新的大佛寺。新建的大佛寺以原寺基为基础，其规模气势都超过昔日的大佛寺。主体建筑大佛楼为七关九式39米高7层木结构，塑成35米高室内释迦大佛坐像一尊，飞檐斗拱，金碧辉煌。附属建筑有地藏殿、天王殿、钟鼓楼、念佛堂、斋堂、僧舍等，累计百余间。整个寺院坐西望东，四周是紫色砖围墙，寺门为牌坊式建筑，入内是一宽敞的庭院，向南是一座小亭，亭南是一琉璃瓦嵌檐的九龙照壁，与山门相对。山门颇有气势，上悬圣一大师手迹“大佛寺”匾额。进入山门后所有的殿宇依山势渐次升高。入山门是寺院前院，左右各建一排廊式厢房，是县佛教协会和寺院办公会客的地方，也是住持僧人的养静歇息之所。两边厢房后是—高坛，上建地藏王菩萨殿。前院前方是高丈余的台阶，台上建过殿，歇山式建筑。进入过殿，前方是大佛楼殿前院，左右各建廊式殿宇一排，内塑三层形象各异的佛像百数尊，称八百罗汉殿可谓“千佛殿”。院中轴线上依次是两尊高丈余的塔式铁铸香炉。大佛楼殿台阶前方左右各竖高大石碑一块。南边一块名“功德碑”，记香港圣一大师赞助建寺的经过。北边一块碑文记大佛寺在历史上几经兴衰的简况。主体建筑大佛楼殿依山而建，拔地而起，高拔七层，重檐迭角。各层楼檐上悬满各式匾额，将大佛楼殿点缀得气势非凡，古朴典雅。大殿西侧辟一庭院，坐西望东是一排殿式建筑，名观世音菩萨殿，周围是廊式厢房，是住寺僧人的斋堂和念佛堂。寺内各殿堂中皆塑佛像，所有殿堂佛像彩绘一新。大佛金身慈面，高大威严，真可谓天下第一室内坐佛。寺西是一空旷地，内建青灰色砖塔几座，塔内存有圣一大师和达定大师的灵骨，并有铭文说明。
近10多年来，为开发旅游景点，县上旅游部门和社会团体在寺院西侧沿祁家店水库周边建有戏台、球场、休闲山庄、游泳池、公园等建筑。从县城和县城西修直通大佛寺的公路一条，柏油铺面，并在沿途建有牌坊式大门两座，气势高大，上悬本县县委书记周兴福、陈义手书的匾额。
新建的大佛寺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八方香客、游人光临，为山丹经济文化的繁荣增光添色。
（陈全仁）
哥舒翰与宁济公祠
提起哥舒翰，人们便会想到焉支山上的“宁济公祠”。哥舒翰，突厥族哥舒部人，是唐王朝起用的诸多少数民族将领中战功最为卓著的名将之一。唐朝建立后，北方突厥诸部臣服唐朝，哥舒翰全家移居长安。之后，他从军入伍，以骁勇善战由士卒屡升官阶。高宗和武后时期，吐蕃势力扩及青海日月山一带，唐朝西部边境受到严重威胁。为了加强河陇地区的防务，唐在今甘肃境内和青海湟水流域设陇右节度使，驻节鄯州（今青海乐都），驻重兵防守。武后长安元年（701年），委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节度使），哥舒翰为副使，提兵控制河陇地区，和吐蕃相持数年，使这一地区免遭战火。
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年），哥舒翰代王忠嗣出任陇右节度使。次年，哥舒翰在青海大败吐蕃，并兼任新设的河西节度使（驻节凉州、今武威凉州区），勅封平西郡王。天宝八年（749年），哥舒翰亲率士卒在青海湖龙驹岛筑应龙城。在攻克湟源县明山口石堡城后，置神武军。收复黄河九曲故地后，置神策军，加强防守。天宝十三年（754年），哥舒翰在九曲（今青海贵德一带）设置宁边、威胜、金天、武宁、曜武五军，一时河陇地区及湟水流域屯兵骤增，“大军万人，小兵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望”，对稳定西北边境的安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哥舒翰治军严明，体恤士卒，在军中很有威望。唐诗“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就是对哥舒翰战功和威名的真实写照。
哥舒翰在经略河西时，极重防御设施，其中在今民勤境内设白亭军，在山丹峡口置和戎城。哥舒翰在山丹留下过他的足迹，焉支山上最早的寺观宁济公祠就是他奉旨亲建的。
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李隆基诏封焉支山神为宁济公。宁济就是安定匡济之意。历朝皇帝都愿天下安宁，在名山胜境处多立祠建庙，诏封山神，祈求神灵辅助国君，救助百姓，佑护国家安定。古人认为山神就是主管一山或一地的神灵，“……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以炫耀之，使夷人益畏惮焉！”当时哥舒翰屡败吐蕃于河湟地区，朝廷为了长久安宁，立神灵警示，以达匡济，便诏封雄镇甘凉的焉支山神为宁济公。哥舒翰奉旨在焉支山南麓向阳绝壁建宁济公祠堂，塑宁济公神像，以示威镇。请当时名士杨炎撰写了《大唐燕支山宁济公祠堂碑》以示纪念。碑文以华丽的词藻既描绘了焉支山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又描绘了焉支山松柏蓊郁，出产丰盈及山下阅兵的盛况。文称“其封神为宁济公，钖之鞶带，备厥礼物，诏邦牧太子少保哥舒公卜吉日，筑祠于高麓之阳。每岁盛秋，以笙镛之器，錡釜之品，率封内以望之，索群神以会之”。
斗转星移，现在登上焉支山，唐建宁济公祠早已湮没无存。清时在直沟门悬崖上修一独庙，人们称为后寺，有人说这就是宁济公祠，祠内塑有黑虎灵官像。虎称山君，大概是后人把山神误解为山君了，以此补敬宁济公。这种传说不管是真是假，但哥舒翰在焉支山建宁济公祠的事，至今仍在山、永两县民间流传，哥舒翰的英名与焉支山上最早的庙观宁济公祠将永远载入史册。
（常正）
话说汉明长城
山丹县境内长城东接永昌县水泉子乡，西至东乐乡龙首山脉的烟洞沟。现有汉代长城（壕沟）60公里，烽燧19座；明代长城（边墙）98公里、烽燧64座。
汉代长城
长城始建于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秦朝统一中国后采取的一项重大军事措施，是把战国七雄的城墙连成了万里长城。
汉朝初年，匈奴再度强盛起来，不断侵扰北方，汉高祖刘邦采取和亲政策，把宗室女嫁于匈奴单于，但匈奴贵族仍不时率众扰掠。到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派名将骠骑将军霍去病发动了有名的“河西之战”。霍去病率军出北地郡，进攻河西地区的匈奴右郡，采取大迂回战术，经居延奔袭祁连山北麓的匈奴部落，大败匈奴。这曾使匈奴悲叹曰，“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后汉武帝在河西设置了武威郡、酒泉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分置张掖郡、敦煌郡。为巩固胜利果实，在焉支山下筑建了删丹城。为发展农业生产，防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在河西屯驻军队，移民屯垦。为保障丝绸大道的畅通和商贸往来，又于公元前120年始筑河西长城。山丹县境内汉长城就是在这个时期筑就的。《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后汉书《西羌传》载：“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河西之战”胜利后，又置张掖郡，置删丹、日勒、氐池、昭武等县，开始修筑边塞。山丹县汉长城当时由汉将路博德负责勘查修筑。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太守从骠骑将军霍去病有功。汉武帝任路博德以卫尉为伏波将军，伐破南越。路博德又率军到河西，驻守删丹，开始筑建河西长城。根据当时河西删丹地理条件，勘测线路，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沿龙首山脉南麓，挖壕沟，铺“天田”（用作侦察敌人出入踪迹的沙田），筑烽燧，建亭障。然后。顺着焉支山顶向大马营一带筑造屯马墩、屯田墩，设置马苑养育良马。筑墩一直到白石崖。之后汉朝又向河西迁徙移民，设置村堡。县境内汉壕沟现存定羌庙、柳沟帽盔山、石峡口烽燧，并在谷内设置列障驻防。还有丰城堡金山烽燧、东乐乡西屯烟洞沟烽燧，现犹存遗迹。
西汉末年，同匈奴的关系又恶化。东汉王朝建立不久，为防御匈奴，又在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开始，大量调遣士卒，增筑堡垒，修造烽台。每隔十里设一堠，五里设一障，又把长城上的烽堠、亭障连起来，构成一道坚固的防御工程体系。山丹县的峡口驿、丰城堡、新河驿、三十里堡、二十里堡、十里堡、祁店堡、静安堡、西十里堡、小寨堡、西屯等都是长城的又一防护体系。明代长城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秋，由明朝大将军常遇春、徐达率两路大军浩浩荡荡向北挺进，进攻元朝的政治中心大都城（今北京市）。常遇春率先锋攻占了河北、山东等地，元朝结束。明王朝接收陕西、辽阳、甘肃后，十分重视边防线，就开始建筑防御体系长城，前后持续二百余年。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派三路军继续北征，后主力军受到挫伤。明太祖放弃武力统一草原诸部的措施，推行战略防御，开始在北方设郡、军镇，筑城堡、立卫所、建关隘、置墩台的防戍部署。明世宗嘉靖十六年（1537年），由巡抚赵载负责堵塞山丹至高台的山口、关隘，这是在山丹修建明代长城的第一步措施。嘉靖十八年（1539年），由兵部尚书翟銮奉命阅视长城防务，发现诸多问题，九月上报修嘉峪关。后于嘉靖十九年到二十年（1540年—1541年），建成嘉峪关。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545年）,由指挥庄得负责在西夏筑建的山丹城基础上扩建山丹城，把周1里260步的小城扩建为7里290步。山丹城筑了东、西、南门，东门、西门增设瓮城，没有北门。建筑山丹城实际是建筑明长城的第二期工程，过了北山就是蒙古统治的地界，为防御蒙古民族的侵扰，所以就没有设置北门。山丹城扩建后，又分别加强了山丹城周围的关隘、堡寨，新河驿就是在这时从长城脚下迁到现址的。同时开始向河西大量迁徙移民，安置于山丹城及各村堡。明世宗嘉靖二十六至二十七年（1547年—1548年），由巡抚杨博策划和主持甘肃镇长城的增建工作。山丹境内明代的墩堡、关隘就是在这段时间又加固复修的，即从玉泉口至大口子（即定羌庙至东乐烟洞沟）一段，又加固大马营滩的屯马墩至白石崖烽火墩。《山丹县志·甘镇志·兵防志·关隘》载：“自东北玉泉口至西北大口子，又迤南白石崖。嘉靖二十七年，巡抚都御史杨博躬历筹画，或浚筑壕墙，或斩砌石壁，或修设柞垒，以扼虏患”。“山丹卫东路本卫教场起，古城洼界碑止，墙壕崖柞叠水石梯垒木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五丈，计一百一十一里三十步”。也就是说，杨博在汉长城的基础上堵塞山口、关隘，设置了墩台和关隘的一些军事设施，这是明代第二次复修和维修长城。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廖逄节出任甘肃巡抚又整治长城，又自山丹卫教场起，至古城洼界碑止，修复边墙、崖柞、叠水、石梯、叠木诸类工程，长达55.5公里。
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廖逄节又修龙首山至白路儿长城，白路儿长城至尖山、红寺山的长城。
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年），廖逄节又复修石峡口东自土窑儿起西至石峡口嘴止，壕里增中墙一道，长835丈。在廖逄节的督促维修下，万历二年六月，山丹境内的边墙、城堡、墩台先后毕役，使长城面貌焕然一新。这实际上是明代长城第三次复修和维修。廖逄节把烽燧连接起来，改变前两次的结构，用黄沙土夯筑成一道完整的城墙。
长城筑造
山丹境内汉长城由壕沟、烽燧、亭障等组成，其筑造工艺简单，质量不高。明代长城在汉长城基础上修筑，结构工艺、用料、修筑质量及防范措施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在用料方面，汉代长城是在戈壁、沙漠上挖壕，堵塞、铺设天田、质量较差。明代在汉长城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先选土然后翻土，经一年多的风吹日晒，蒸发土内碱性，然后运至所筑长城之处，开始用雨水或焉支山、祁连山的河水拌土夯筑。所用之水沿渠下来，也经风吹日晒，水内的碱性和其它成分也已挥发。筑墙时做到筑夯的力度技巧，再在墙内有序地增加木料（杒木），以防滑墙塌陷。据传说，筑墙所用的土要炒熟，水内须掺黄米熬的米水，这一点尚未得到证实。
运输工具，据传说和资料记载，有几种办法：一是人力搬运。人背、肩扛、筐挑，扛子抬。二是用简单的运输工具独轮手推车。三是驮运。遇到高山筑墩，人不能扛，车不能行，只好用牛、马、驴、骡甚至用羊来驮运。山丹县境内的峡口帽葫芦山顶、龙首山顶、丰城堡金山子烽燧，有可能都是用牲畜驮运筑成的。
筑城墙的工匠民伕，一是调用戍边的军队，二是征调民伕。这两者是修筑长城的主要力量。再就是发配充军的犯人修筑长城。为修筑长城，不知让多少劳动人民失去了生命，1000年来有不少文人墨客用诗歌等形式，揭示了劳动人民对奴役筑城的怨愤。汉朝陈琳在《饮马长城窟》写道：“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柱”。明朝尹耕的《修边谣》写道：
“去年修边君莫喜，血作边墙墙下水。
今年修边君莫忧，石作边墙墙上头。
边墙上头多冻雀，侵晓霜明星渐落。
人生谁不念妻孥，畏此营门双画角”。
这首诗充分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反抗控诉修长城的愤怒。
防范措施有了较大的改进。汉壕沟只是为了阻止游牧民族的迁徙放牧，阻止一些小型的侵掠，或者只是作为地域界线。明代长城却是高筑墙，筑高大的烽燧、列障，一旦有敌情，守关守障的军队就可发现，放烽火，放炮报警。制定了防范烟火炮制度：“若见敌一、二百人或百余人，举放一烽一炮，五百人二烽二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人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还规定合设烟墩，并看守堠夫，务必时加提防点检。须要广积秆草，昼夜轮流看望。遇有紧急，昼则举烟，夜则举火，接递通报，不得有误军情。可见，在明代管理和防范非常严格。
县境内长城关隘要冲及现状
定羌庙（绣花庙）遗址。县境内汉、明长城东接永昌县水泉子乡到定羌庙，北侧是连绵起伏的北山，东南是巍峨苍翠的焉支山，两山相峙恰如咽喉。定羌庙驿正处于咽喉要道之间。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年）重修，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平羌将军张臣重修悬匾。从这些史料看，定羌庙从汉代至清代都是兵家防守的重要关隘。现定羌庙遗址尚在，遗址内有汉灰陶残片，有古井、房址，还有列障。清代诗人谢历途，经定羌庙登城楼描述到：
“定羌古戍独登楼，临眺无端怅远游。
烟雨一天凭对酒，英雄千古几封侯？
塞鸿飘渺长空远，羌管悠扬野草秋。
为问汉家教射客，到今何用姓名留。”
从此诗中，说明定羌庙历代都是兵家必争的要塞，从屯兵的列障发展到驿站，又扩大形成一定的规模。
峡口关隘，由凉郡西入至定羌庙到石峡谷关隘，群峰环抱，门通一线，“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石峡谷两山相对，谷内有古道，两山内有汉代烽燧、列障。明代长城，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关隘。峡口最高山峰帽葫芦山筑有汉烽燧，山峰下有一完整的列障，障内有汉灰陶片，有当年遗留的牛骨等物，周围有壕沟，还有上峰顶的便道遗迹。山下有供人饮水的古井，同时在崖壁上有镌刻的四个斗大的字：“锁控金川。”落款：“大明嘉靖三十一载四月吉旦，刑部郎中口恤全陕前左给事中鄢陵陈棐。”从这些遗留实物，足以证明峡谷的重要性。明代诗人张楷路经峡谷时写到：
白沙官道接羌胡，硗确难行是此途。
疑过井陉愁马蹶，似经云栈听猿呼。
两山影逼天多瞑，五月风高草已枯。
走出峡谷即是峡口古城址。古城紧倚汉、明长城。该城应为长城的附属城。城450×230米，开南、北两门，分别有瓫城，四角有角墩，还有教场（练兵场）。这座城与长城有休戚相关的联系，是历代驻兵、屯粮、屯草、屯军马的军事基地，也是沿长城古道通商通邮的必经之地，停留食宿的场所。汉、明长城就在该城的北侧，时至现在壕沟、边墙上的女儿墙都完好如初，犹如横空出世的苍龙蜿蜒于北山脚下的茫茫戈壁上，极其壮观。2001年8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作了专题报道。2002年12月，中国长城学会也制作了《感受长城》大型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二套节目中播出。
丰城堡金山子烽燧及列障
金山子烽燧筑在金山子顶部，东可看到焉支山、峡口城，西可游览沿线长城的新河驿，南可观望丝绸古道。长城旁边有121×121米的列障，列障四周有壕，有板筑墙、门阙。长城烽燧下有一口石砌古井。从整体布局可看出这些附设物与长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河驿本身就是长城附设的列障，现遗址尚存，后又在廖逄节筑边墙时迁移到现址。现在长城旁有一个土筑板墙庄叫端（音cuan）庄，据说当时筑长城，民夫所食用的大部分是炒面。这里风大，吃干炒面时常常风吹迷眼，难以入口，民工就提议修筑一个小城堡。征得上级同意后，筑起了端庄，从此吃饭住宿就到该堡内。因是大家倡议修筑的，所以命名为“端庄”。为加强宣传和保护长城，于1993年7月兴建一所长城文物陈列馆，并成立了长城文管所。2000年7月，山丹县与日本亚细亚文化交流学会联合维修了一段明长城。
山丹县城北长城暗门墩。为何又命名为“暗门墩”？这与“隆庆议和”有关。“隆庆议和”是明王朝同蒙古俺答部结束军事对立的历史事件，和议达成于穆宗隆庆年间，故称“隆庆议和”。议和条约里有一条是有关长城沿线多处开辟市场同蒙古族进行合理贸易的，允许蒙古族用各种游牧产品交换内地产品和手工业制品。山丹就在长城旁开设暗门，并筑墩为标志，开设了交易市场。山丹当时所食用的盐就是阿拉善右旗亚不拉盐池的盐。自此，开始了山丹与蒙古之间长期的贸易往来。
（王延璋）
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
闻名遐迩的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珍藏和陈列着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生前捐赠给他曾经工作和生活了近10年的第二故乡——山丹人民的全部珍贵文物。20多年来，该馆以其独特的魅力和迷人的风姿博得了世人的广泛赞誉和充分肯定。党和国家领导人乔石、宋平、尉建行、李铁映、彭佩云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历届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都曾先后莅临视察。联合国有关组织和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政府官员、民间友好团体、国内外大批知名学者都曾慕名前来参观访问。如今，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已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为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实现艾老遗愿，使“山丹成为丝绸之路旅游线上的一站”，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占地面积24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整个建筑平面呈四合院结构。分为6个展厅，分别陈列着艾黎生平及其捐赠的文物精品。它向世人展示着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昭示着艾黎这位国际友人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艾黎捐赠的近4000件文物，具有鲜明的特色：一是时间跨度大，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迄近现代，几乎涵盖了各个历史时期。二是来源各异，中外皆有。艾黎捐赠文物收集于全国各地，既有中原历代文物，亦有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遗物。此外，还有来自古埃及的造像，古巴比伦的铜牌，印度、朝鲜的瓷器，日本的钱币、印章，古巴的海贝塑像，美洲印第安人的牙雕图腾柱、新西兰毛利人的工艺品等。三是种类繁多，品位较高。有陶器、瓷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石器、骨器、漆器、玻璃器、竹木牙雕、字画古籍等。真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其中不乏文物珍品，有些甚至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限于篇幅，本文略作介绍的几件文物仅为艾黎捐赠的数珍之一。
“成山”瓦当
瓦当是我国古代建筑屋檐顶端的盖头瓦，俗称筒瓦头。瓦当文字中见有自名曰“当”、曰“瓦”、曰“口”、曰“口”等等。前人训当为“底”，谓瓦栉比置于檐际，瓦瓦相值，而带瓦头的筒瓦正当众瓦之底，带有阻挡、遮挡的作用。陈直先生引班固《两都赋》“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饰珰”句，释“珰”为“椽头饰也”。以今瓦当之位置考察，正是位于筒瓦之端、椽头之上，用以蔽饰屋檐口出头之木，故“瓦当”之得名，因其位置和作用而来。
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瓦当和瓦，同出于原西周中晚期的宫殿群遗址。而在此之前，我国的房屋建筑有无瓦和瓦当的使用，文献缺乏记载。瓦及瓦当的发明，是中国古代许多发明创造中的又一独创。瓦当的使用不仅可以起到加固建筑构件，保护屋檐椽头，免受风雨侵蚀，延长建筑物寿命的作用，它更以其图案、文字的美妙、生动，达到装饰和美化建筑物的艺术效果。它既是一种实用品，又是一种艺术品，而其自身所包涵的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又在不自觉中成为统治者宣扬其治国之道的宣传品。在规模雄伟的大型建筑物上，配以造型精美的瓦当，构成了极富中华民族特色的建筑模式。正因为如此，瓦当艺术自西周至明清，绵延不绝。在形制、花纹、文字等方面形成较完整的发展序列，并一度影响到朝鲜、日本的古代建筑艺术。我国古代瓦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和研究价值，它在考古、历史研究、古文字和美术书法艺术，以及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中，有着其他文化类型品所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艾黎捐赠的“成山”瓦当，直径15.4厘米，原物出土地不详。其特征为：当面中央一同心圆，圆内竖排隶书．“成山”二字，圆外以双线组隔为四等份，每格各饰卷云纹一朵。“成山”瓦当初见录于罗振玉《秦汉瓦当文字》卷一，书中称“唐凤楼藏”，未言出土地。艾黎捐赠的这件瓦当，原收藏者将此瓦珍藏于一囊盒内，旁有跋语曰：“《史记·封禅书》秦始皇东游海上，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之七为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阚尻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韦昭注：成山在东莱不夜，不夜城古有日夜出，故名。是瓦出福山王氏正直其城，且金石家悉未著录，始可与羽阳兰池同为秦瓦之炳煌者。丙寅冬日杭邵章伯制记于元通馆南轩。”由此可见，原收藏者将此“成山”瓦当定为秦时之物。陈直先生认为“成山”瓦文“疑作成帝山陵解”，不确。按汉代瓦文往往有仅著宫、观、阁等名而省去“宫”字的作法，然将“成帝山陵”省为“成山”似不合汉器省文常例。故“成山”瓦当应为成山宫的省文并是使用于该宫上的建筑附件。见于著录和出土的汉器“成山宫铜渠钭”、“陈仓成山共金匜”成山宫行灯筹器，说明了成山宫在历史上的存在。《三辅黄图》列有“成山观”条，谓“成山在东莱不夜县，于其上筑宫阙以为观”。注云“成山观不在三辅”。亦证明古代确有过成山观（宫）的建筑，但所指其地望可能有讹。刘士莪先生考证认为“‘成山’二字做成帝陵解，不确，亦非东莱郡不夜县成山日祠所用之瓦。从传世汉器‘神爵四年成山宫铜渠钭’来看，知此类瓦应为成山宫建筑所用。
成山宫为西汉时期之离宫，故址在今陕西眉县城西十余里处”。1985年，在关中西部之眉县第五村发现一处遗址，范围较大，文化层堆积丰富，出土了大量的板瓦、筒瓦、瓦当等遗物，其中有十余件“成山”文字瓦当。笔者亦曾在陕西兴平一私人手中得睹一件“成山”瓦当，其形制、尺寸、文字风格均与艾黎捐赠的“成山”瓦当完全相同。赵丛苍先生《成山考》曾对“成山”瓦当作了详细考证，亦证明“成山”瓦当的出土地应在眉县第五村遗址，该遗址应是成山宫所在。据出土文物分析，该宫建于秦代，是秦代统治者移植祭日圣地东莱（今山东荣城市）“成山”之名而建造的，汉代仍沿用，是秦汉帝王祭日的处所，该宫至少沿用了200年左右。艾黎捐赠的“成山”瓦当实属珍贵的实物资料，亦被专家组定为一级品。
康熙郎窑瓷器
中国古瓷是艾黎最为珍爱的文物。他平日除收藏、鉴赏外，在研究方面也颇有造诣。他不止一次到过博山、曲阳、临城、磁县、巩县、禹县、临洮、洛阳、耀县、宜兴、龙泉、德化、泉州、潮州、景德镇、吉州、邛崃、乐都等40多个县（市）的数百座古窑址，尤其对越窑、定窑、邢窑、汝窑、钧窑、建窑、磁州窑等窑址多次进行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的磁片标本进行分析研究，出版了《瓷国游历记》等文物研究成果。艾黎捐赠给山丹的文物中，瓷器占有很大的份量。他收藏的瓷器多为民间传世器，即有专供御用的官窑瓷器也有民间产品。这里介绍两件清圣祖康熙年间的郎窑红瓷器。
康熙时期的瓷器，造型多样，品种丰富，新品种层出不穷，多达百种以上，为前所未有，可谓开清代瓷器造型之先河。其式样之多、尺寸之大、制作之精，远胜于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常见的青花、五彩、粉彩、珐琅彩、三彩和郎窑红等品种，均有许多新颖的器型。康熙瓷业的繁荣，为雍正、乾隆时期瓷器生产的盛世奠定了基础。郎窑红釉瓷在明永、宣时期烧制基础上大胆创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郎窑红亦称郎红。是以清圣祖康熙四十四年到五十一年（1705年—1712年）任江西巡抚主持御窑厂的郎庭极的姓氏命名的。郎红乃仿宣德祭红釉，但较祭红为鲜，具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色泽绚丽，光艳夺目，犹如初凝的牛血一般猩红（俗称牛血红），是我国名贵铜红釉中色彩最鲜艳的一种。其特点是釉汁厚，釉面除大片裂纹外，还有不规则的牛毛纹。除口沿外，全器越往下，红色越浓艳，器物底边由于釉汁的垂流凝聚，而近于黑红，器物口部露胎多呈粉白、淡青或淡红色。底足旋剐保证了流釉不过足，故世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称。艾黎捐赠的“郎窑红”梅瓶，高27厘米，口径6.2厘米，底径10.6厘米，圆唇外卷，短颈丰肩，敛腹，近底处外撇，底内凹。此瓶胎厚质白，器身施以光亮如宝石的红釉，釉面有不规则的兔毫状丝致，瓶口和颈部因垂釉而显露胎，经专家组鉴定，属典型的康熙单色釉瓷“郎窑红”釉的佳作。
艾黎捐赠的另一件长颈瓶高45.4厘米，口径6厘米，底径13厘米，直口，细长颈，溜肩、蛋形腹，直圈足。此瓶形似油锤，瓶口因垂釉而露胎白。亦为清康熙时期“郎窑红”釉瓷，弥足珍贵。
（宋昌）
见证山丹历史的唐墓
山丹县第一中学修建科技楼时，发现一座砖室古墓。于2000年4月由县文化局、文物管理办公室组织人员进行了及时的清理抢救。
该墓坐落在一中教学楼西南角、科技楼东南角基础下，距地表3米以下，早期被盗。墓室由彩绘模印砖，仿木结构，覆斗型顶共同构成，坐北向南90度。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耳室五部分组成（见古墓平面图）。
墓室结构
墓道通长5.4米，由墓道、天井、墓门三段组成。墓门由两道青砖封闭，门阙外置放两块叠落的墓志铭，外形粗糙，上块顶部呈盝形。志文阴刻楷书为“唐故武骑尉韩君墓志铭”。
墓室门呈拱形，宽1.3米，通高1.75米。前室室内地平全铺莲花模印方砖（35×35厘米），墓门两旁各镶两块“朱雀”模印砖，室内面积3.7×3.7米，通高3.3米，东西各有一耳室，耳室门阙宽0.7米，高1.35米，两耳室门阙相对应。此壁中轴线是甬道门，门呈拱形，宽1.3米，高1.75米，甬道长1.23米。各门阙皆用乳钉砖勾砌装饰。前室四周壁用模印彩绘砖、乳钉、水波纹砖相搭配组成一幅画图。墓壁与覆斗型顶相接部位用仿木结构的斗拱衔接。墓壁模印砖结构：墓壁基脚第一栏是两层平跑砖，一层狗牙形砖；第二栏是模印砖“力士”图案，每块“力士”砖相隔4块～6块不等，用4块乳钉砖立砌；第三栏是三层水波纹平砌跑砖；第四、六栏是34×22厘米的“出行仪卫”和“胡商牵驼”模印彩绘砖构成室内主题壁画；第七栏是三层水波纹平跑砖；八栏是“青龙”模印彩砖；九栏为四层水波纹和一层平砌跑砖；十栏是仿木结构的斗拱，每壁上方有六个斗拱，用朱色涂染；十一栏用乳钉砖和生肖砖构筑。北壁是“猪、鼠、牛”，东壁是“虎、兔、龙”，南壁是“蛇、马、羊”，西壁是“猴、鸡、狗”模印彩绘砖。模印彩砖构图布局合理，形象逼真。墓顶皆用水波纹青砖构砌成“覆斗”型。
前室东西两侧各筑一“刀”型耳室、室内北壁长3.05米，南壁2.4米，宽1.85米，通高1.9米。门阙宽0.7米，高1.35米，顶部呈长方形覆斗顶，没有模印砖。耳室内筑砌30厘米高的床，床面铺砌方砖。东耳室的南墙早期被盗窃破坏。
从前室通过甬道到后室，室内结构与前室相同，不同之处是正北用6层青砖砌筑高37厘米，宽1.9米，长3.7米的棺床。床上铺设“团式莲花”模印砖，棺床西壁筑一耳室，门阙呈拱形，通宽0.7米，高1米，深2.4米，室内铺砌长形青砖。
该墓整体布局规范，结构完美，筑建严谨，工艺精湛，充分体现了唐时期山丹县劳动人民的独具匠心的智慧和才能。
模印彩砖内容
墓室内主题彩绘砖是“唐仪卫”、“胡商牵驼”，其次是“青龙”、“十二生肖”、“朱雀”、“玄武”、“力士”。
“唐仪卫”模印砖共38块，前室18块，后室20块。砖宽22厘米，长34厘米，厚5厘米，四周有边框，仪卫头戴黑色幞帽，身穿红衣或黑衣，左手攀辔，右手持剑。左腰挂黑箭壶，肩扛杏黄或朱色三角牙旗，穿朱色或黑色裤，足蹬黑靴，骑马者一前一后呈行走状。
“胡商牵驼”模印彩砖东西两式。向东的胡商头戴向前倾斜的尖顶毡帽（顺风），大步向前迈进，右手持驼缰，左手向上持黑色骨朵扛在肩。身穿绿色或红色长衫，腰系黑带，挂着黑色烟荷包和匕首。足蹬黑靴，脚尖上翘，身后是肥壮的骆驼，两峰之间驮着方格纹饰的方形驮子，寓意是胡商牵着骆驼长途跋涉带着货物向长安挺进。向西行驶的胡商头戴向后弯曲的毡帽（逆风），骆驼两峰之间驮着麻纹饰的椭形驮子。这幅模印图案似是胡商从长安购的丝绸逆风向家乡满载而归。从“胡商牵驼”图案可看到，当时西部丝绸古道的贸易往来的繁荣景象，也说明墓主人在当时的身份和所承担的职责。“胡商牵驼”模印砖共38块。
“青龙”模印彩砖左右两种，图案相同。青龙呈S形，龙首上昂，张口伸着长舌，龙须下垂，龙角上翘，龙脖上下弯曲，龙身拱起，尾上卷。右前爪向前，左前爪向后伸，后右爪前伸，后左爪后撑，整个形状似腾云驾雾。四周有云纹饰。
“朱雀”模印砖共12块。画面由两只朱雀各抬一爪相执，挺腹昂首，两翅展翔，跃跃欲飞。红冠、绿翅，红、绿腹尾。
“玄武”模印彩砖共4块，其状龟蛇相缠，龟为跑状，身披厚甲，头向后吐着红舌，绿腹拖尾。蛇首在龟背昂起吐着蛇信与龟舌相映。玄武通体用红、黄、紫三色渲染。“力士”模印砖，颜料脱落，状如日本相扑。两臂上撑，胸肌隆起，大肚外托，只穿三角短裤。全身都以用力状撑着上面的整体压力。
十二生肖砖，前后室两套24块。12个生肖12种图案，画面凸浮，勾勒彩绘，个个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充分体现了作者高超的雕绘技艺。
团式莲花模印砖，四周有框，整个莲花线条阴阳清晰，形成一幅完美的缠枝莲团花图案。
墓室遗物
唐故武骑尉韩君墓早期被盗，室内器物荡然无存。只有4具散乱尸骨，经清理，出土25个1公分左右的铁乳钉，可能是甲胄之物，4件2公分左右的铜方环，1件9.5公分的铁棒。有一平方米的散沙金，与沙土混合，这与“铺金盖银”习俗有关。说明当时墓内陪葬品非常丰厚。阙内置放墓志铭，由于长期水沙腐蚀，志文大多不清，从部分可辨为：唐故武骑尉名为韩胤胄，南阳人，武骑尉是在武周时驻守删丹，并受重用。其父是并州诸军，后派至肃州做王，韩胤胄原是邛州的县尉，后随父到肃州，后任删丹县武骑尉驻守边塞，肩负同西域客商交往安全保卫工作。当时韩胤胄勇敢无畏，驻守北塞坚如磐石。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其父去世，母亲也相次而终，享年51岁。于壬申年（672年）葬于删丹县城西甘峻乡。韩胤胄于大周天授元年（690年）庚寅十月也葬于该墓内，共葬4人。
唐代古墓在山丹县属首次发现。其墓室面积大，结构完美，匠艺精湛。墓内模印彩砖制作细腻，色彩明快，线条勾勒流畅，形象逼真。这座墓室，反映出唐朝当时“贞观之治”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农业、手工业、纺织业都很发达，交通也很便利，尤其是通西域的丝绸之路更是畅通无阻，也说明删丹在唐朝时是西部的一个商业交易场所。
韩胤胄当时是一个七品官，筑造其墓不符当时的墓葬制度。唐初，墓葬制度非常严格，朝庭及地方官吏，官至三品者才可享用双室结构砖墓，而远离京城的河西地区一个12等级的勋官，就可建造双室带三耳室的结构砖墓，说明远离京师的河西，较低级的官吏也可仿用高级官吏的墓葬制度。或者说，韩胤胄很受当时统治者的赏识。韩胤胄生活富裕，威望高，对戍守删丹边塞的商贸业务有功，允许仿造高级官吏墓室型，但规模相对缩小。
总之，这座唐墓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唐时期的山丹历史和文化艺术提供了重要实物佐证。
（王延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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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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