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路易·艾黎，虽是一位新西兰人，但是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已经写上了他的名字。艾黎30岁的时候来到中国，直到1987年辞世，在这里整整度过了60个寒暑。
  1927年4月21日，在上海的英国太古公司的码头，一位体格健壮的白人从由香港驶来的船上走下。码头上不见一个海关人员。坐在货箱上的一个中国工人一动不动地盯着这个白人走来，当他走过一位工人身边时，这工人突然站起鄙夷地冲着他吐了一口唾沫。白人吃惊地停下来望着这个工人很想跟他论理，但他没有这么做。这究竟是为什么？他问自己。几个月后，这位白人亲临现场目睹中国工人是在多么可怕的环境里为资本家劳动的悲惨情景后，他明白了那个对洋人无比仇恨的码头工人给他的“见面礼”，是因自己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外表跟把那位工人当奴隶的洋老爷长得一个样。这位“洋人”不是别人，正是路易·艾黎。
  艾黎到上海后，经朋友介绍先是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当消防督察。这个差事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普通老百姓。慢慢地，他对中国和中国老百姓有了感情，并开始学习中文。几年后，他被调任工业督察，主管工厂安全，这为他更多地了解工人的生活提供了更方便的条件。他万万没有想到上海的工人竟是在拥挤、简陋、昏暗的厂房生产着美丽的丝绸，光洁的棉布和漂亮的器皿！他们的劳动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工资低得难以糊口。在没有劳动保护的车间里工作，生命安全全无保障。一家缫丝厂童工较多，有的只有八九岁，每个孩子两眼被熏得满是血丝，两手被开水烫得又红又肿。搪瓷厂的锑中毒，电池厂的铅中毒，不知断送了多少童工一生的健康。那个年代工人的命不值钱，出了事工厂主尽力推卸责任，最后不了了之。有着牢固社会基础的罪恶的包身工制，使无数的农村姑娘成了廉价劳动力。艾黎为她们的厄运十分不平，但靠个人力量想改变它是无济于事的。
  艾黎利用休假日到中国各地考察或工作。在内蒙古萨拉奇救灾过程中，他既看到了成千成万的难民如何为活命而挣扎，也看到地主豪绅和投机商们怎样将救济物资巧取豪夺，大赚钱财；在参加武汉抗洪救灾中，他被洪湖的灾民万众一心战洪水的场面惊呆了。他把洪湖人民的这种不怕困难、顽强抗洪的精神，誉为“洪湖精神”。
  一次，艾黎由无锡市区去火车站的路上，看到国民党军警正处决6名政治犯。在军警枪口下，他们镇定自若威武凛然。后来，他才知道他们是无锡一家缫丝厂的工会干部。
  这无数次的亲历和耳闻目睹，艾黎明白了，是谁造成中国人民苦难的罪魁，是谁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寻求解放而斗争。在一位英国朋友帮助下他开始研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并参加了上海一批国际朋友组织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从此，艾黎找到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投身到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中。
  1933年，艾黎结识了宋庆龄，她成了他投身革命的引路人。他把她交给他的枪支弹药按她的嘱托一批一批地辗转偷运，终于送到红军手中；她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从国外弄到许多医药、医疗器械，无线电设备，又通过他想方设法送往西安七贤庄（即后来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又由那里转运延安；根据延安的要求，他积极协助宋庆龄介绍埃德加·斯诺和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两位美国人去了陕北。斯诺此行写出了《西行漫记》，而海德姆则留在延安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八路军战士；还介
  一九六八年，宋庆龄为艾黎写的证明信
  绍一位德国犹太人、牙科大夫去七贤庄开牙科诊所并以此为掩护，承担了向陕北运送重要物资的转运站的工作。
  “西安事变”前夕，宋庆龄接到延安急电，请艾黎去西安一趟。那次，他领受了一项中共中央交给他去太原钱庄将贺龙在晋西北缴获的一宗山西地方钞票兑换成中央法币的任务。他冒着风险，成功地完成了这宗巨额兑换任务。此钱恰巧成了我党处理西安事变的活动经费。
  艾黎在上海愚园路和英国电气工程师、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成员亚历克·甘普林租了一所三层小楼做为他们的寓所。这座小楼成了上海地下工作者的一个隐蔽所和准备运往根据地的物资存放处，许多共产党员曾在这里隐蔽过；艾黎的公务汽车自然成为我党的一辆地下交通工具；许多宣传材料或传单由这辆车送往各“交通站”，许多共产党员又用它接来送往，又有谁轻易相信，在小楼的三层室内有一台中共上海地下党的电台，把根据地、红军长征的信息一宗宗收进来，再把上海的情况送出去，它成了上海地下党和长征中的党中央的重要联络线。
  震惊世界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到一个半月，上海沦陷。艾黎曾工作了10年的杨树浦和虹口区的工厂已被日寇飞机炸得面目全非。他新买的一所房子被日军参谋部占领，他积累了10年的工厂调查报告、工作日记、照片和珍爱的古玩及所有家产被劫掠精光，唯独在灾区认领的两个孩子幸存了下来。面对越来越遭的形势，艾黎和他的朋友斯诺夫妇讨论，中国的民族工业遭到破坏，是一个严重问题。“中国需要工业”，“在城镇、农村建立起一系列的工业合作社生产人们所需要的东西”，是十分必要。并给这种工业合作社起了个名字叫“工合”，意味着“一起干”。这个计划立即得到宋庆龄同意。艾黎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到武汉。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聘为行政院工合事务总顾问。有了这个头衔，艾黎就可以自由地到抗日后方各地去推动工合运动了。到1942年，全国16个省（区）的城乡建立起了3000多个工业生产合作社，容纳社员30多万，生产着数百种产品，有50多种军需品直接运到了抗日前线，有力地支援了抗战。1941年，因艾黎为给战斗在晋西北的贺龙将军筹划建立兵工厂的事被叛徒出卖，行政院旋即解除他工合技术总顾问职务。工合按原计划发展下去的可能性已很小了。于是，他开始把力量集中到了为新中国的来临积蓄力量、培养人才方面。
  从20世纪40年代初到50年代伊始，艾黎在山丹县创办了举世闻名的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学校实行半工半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新中国诞生后的工业战线培养了一批特别能战斗的技术力量。尤其对我国石油的开发，山丹培校功不可没。
  新中国建立后，艾黎定居北京。但一年里的一半多时间他都去华夏大地各处进行考察，把新中国的成就及时地向世界各国介绍出去，而且对发现的问题又务实地向中央反映，并提出他的建议。所以，他被誉为“革命的好战士，建设的好参谋”。
  由于艾黎对他曾工作过的山丹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视山丹为第二故乡。定居北京后，多次重访故里。为了不断提高故乡人民的精神文化水平，让他们更多地“了解过去，懂得现在，准备未来”，将自己在华期间收藏的近4000件文物捐赠山丹，又倡导兴建了博物馆、图书馆和恢复重建了山丹培校。他一生有近60部著作，有关山丹的专著和章节就有近1/6。他似乎对山丹总有一种“不了情”。就是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关心着山丹的建设，请有关人把他的建议带给山丹。
  按艾黎生前遗愿，他辞世后骨灰盒回到了山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