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漫话按竺迩
  为建立大元王朝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按竺迩，在蒙古汗国和元朝初期长期坐镇山丹，并留下了名垂史册的战绩。
  按竺迩，蒙古汗国名将。金朝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出生在金国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地区）一个蒙古族官宦家庭。他的父亲原来是金国主管畜牧的群牧使，后来他驱赶马群归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仍让他做群牧使的官职，直到寿终。按竺迩，青少年时代隶属于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部，常随察合台出猎，因善射受察合台器重。
  按竺迩19岁时，就跟随成吉思汗远征寻思干、阿里麻里（今新疆霍城以西的地区）等国，冲锋陷阵，骁勇善战，因战功擢升千户。后来，又随成吉思汗转战陇右，在攻占积石州（今属临夏）、河州（今临夏）、临洮、巩昌（今陇西）等地的战役中，屡建战功。夺取秦州（今天水市）后，他率部在那里驻防，坐镇陇右（今天水地区）。南宋理宗赵昀绍定元年（1228年），按竺迩率部坐镇删丹（今山丹），掌理河西军务。次年，窝阔台（元太宗）继位后，擢升按竺迩为元帅，仍坐镇山丹。其间，他亲率军民构筑城堡，布设障亭，加强防务，保境安民，还亲率部众从敦煌出玉门关沿线设置驿站，通西域。后来，他率兵平定关陇，多有建树。
  1260年，忽必烈（元世祖）继位，他的弟弟阿里不哥联合漠北、中亚诸王，和他争夺王位，战乱四起，忽必烈的统治面临危机。当时，陈兵陕西和陇右一带的宗王阿蓝答儿、浑都海乘机发难，发动兵变。忽必烈派遣宗王哈丹哈必赤、阿曷马率兵征讨。阿蓝答儿、浑都海兵败向西溃退，据守在山丹北境龙首山区，企图凭险据守，伺机东山再起。这时，按竺迩已年迈卸职，由他的儿子彻理继任元帅，坐镇山丹。哈丹哈必赤、阿曷马率军抵达山丹，按竺迩说：“现在内乱迭起，波及关陇，还不是我们做臣子们高枕无忧的时候啊！我虽年迈，尚能领兵破贼。”于是，他不顾年事已高，亲率大军从龙首山耀碑谷，就是现在名叫大口子的山谷进入龙首山腹地，行军至铁门关与叛军遭遇。当时大风骤起，黄沙蔽日，昏天黑地，按竺迩不顾天气恶劣，身先士卒，英勇杀敌，战斗进行到黄昏时候，叛军被彻底击溃。按竺迩不顾身负多处创伤，力战生擒阿蓝答儿，浑都海。捷报传到京师，忽必烈颁诏嘉奖，赏赐给按竺迩及其部下很多铠甲、弓、箭。铁门关大捷，按竺迩为忽必烈平息了关陇地区的叛乱势力，为元朝江山社稷的安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按竺迩病逝于军中，终年69岁。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朝廷发诏追赠按竺迩为推忠佐运功臣，上柱国，封秦国公，谥号“武宣”。
  清代安徽桐城派学者许士梁为官张掖时，曾亲临按竺迩败浑都海的古战场耀碑谷，触景生情，吟诗《耀碑谷》，歌颂按竺迩的功绩：
  雍古师从斜谷迎，甘泉砂石震风声。
  朔方未定君臣位，关陇翻争兄弟兵。
  岂让发踪廉孟子，奚容安卧嗒宗卿。
  天开中统联南北，秦国勋碑耀此城。
  （陈全仁）
  一代名将王允中
  20世纪50年代初，L山丹县城西l0多里处的马家湖湾，也就是现在的祁家店水库西北侧，还遗存一处规模较大的陵园。整个陵园坐北望南，墓丘前方数10米处是一座高大的雕有各种图案的石牌坊，别有气势。进入牌坊是一条长长的直通墓丘的甬道，甬道两侧对称排列着10数座石人、石马、石虎、石羊、石龟、石骆驼等石雕，造型高大，刻工精细，栩栩如生。墓丘高大，前方竖有雕刻着龙形图案的墓碑，碑上铭刻着100多字的碑文，绝大部分字迹尚能辨认清楚。墓碑两侧各竖一座雕有龙形图案，中镌“大明”二字的陪碑。陵园背依龙首峰，西临瞭高山，南眺祁连雪峰，前方不远处是向西流去的弱水河，过河是名刹大佛寺与陵园相望，还有山丹八景之一的“西湖落草”胜迹相陪。园内松柏点缀，幽静肃穆，真是一块风水宝地，这就是明朝山丹籍名将王允中将军的寝陵。
  过去，本地人称这个陵园叫“王家享堂”，意思是王将军安享的地方。那时，每年农历四月四日大佛寺盛大庙会，成千上万的游人朝神拜佛后，也会顺道去王家享堂转转，焚香化纸，凭吊这位在历史上建有战功的人物。知道墓主身世的老人，还会向游人讲述王允中的许多事迹。1956年8月，因修建祁家店水库，王家享堂因在库区之内，文管部门将陵园拆除。王允中生前穿过的铠甲、用过的宝剑送交省博物馆收藏，一应石雕石碑移入县文化馆存放。20世纪80年代兴建南湖公园后，以上石雕全部移至公园内。
  王允中，字继尧，号道庵，出生在明朝穆宗隆庆年间（1567年—1572年），故居在今位奇镇暖泉村柳树庄，县城南大街有他做官后修建的规模很大的府宅。他出生在一个武官家庭，他的父亲名叫王一心，在明朝驻防山丹的驻军中当游击这样的中级军官。他小时候就很聪敏，在山丹读书时，学习刻苦用功，学业优秀，被官府补为博士弟子员。那时他就心怀远大的志向，常拿汉朝名臣班超为榜样，激励自己长大要效力疆场，报效国家。他常对人说：“男儿七尺身躯，应该为国家建功立业，不应该经常关在屋子里舞文弄墨，咿呀读死书！”于是，他就常常利用功课之余苦读兵书，潜心钻研用兵打仗的战略战术，骑马射箭，舞刀弄枪，苦练武功。他在十七八岁时就投笔从戎，通过武科考试中了武举。因军功补袭了他父亲的职位，当了游击，开始了一生的军旅生涯。
  王允中生活的年代，经历了明王朝隆庆、万历、天启三朝，是明王朝国力衰落时期。那时，盘踞在蒙古高原的元朝残余势力鞑靼、瓦刺和占据青海北部的蒙古厄鲁特部为了争夺河西走廊的肥沃草原，经常进犯这一地区，给这里的老百姓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明王朝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为了巩固边防，在河西各地驻扎重兵，抵御和反击外族的侵扰。王允中一生的战功业绩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建立的。
  明神宗万历中，青海西北部的蒙古厄鲁特部酋长永邵卜率众袭扰湟水流域的湟中县，王允中奉命率部进入青海，屯兵湟中小康山，堵击入侵敌军。他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俘虏消灭敌人800多人，上司向兵部报告了王允中的战功，兵部擢升他当了参将。战后，他奉命率部驻守古浪大靖这个地方。大靖是河西走廊通往河套地区的战略要地，他亲率士卒筑堡竣壕，加强防御，河套鞑靼不敢轻易进犯。
  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王允中率部随从甘肃巡抚田乐征讨占踞（今天祝境内松山草原的）鞑靼宾兔、阿赤兔、宰僧各部。他率部驻扎古浪境内的泗水河一带，在敌后堵击入侵之敌。他出其不意，亲率部队用计谋焚烧敌人的军营，俘虏消灭敌人600多人，收复了松山草原。就在这个时候，盘踞额济纳一带的瓦刺部驱兵进犯河西走廊西部重镇肃州，战事紧急，王允中奉命率部驰援那里的守军。他率兵到了（今天金塔县的）毛目城驻扎下来。当时，瓦刺前锋骑兵几百人装作诱敌，而大部队都埋伏在城外黑河边上的芦苇荡中，企图待王允中部进入埋伏圈后一举围歼。王允中识破敌人的诡计，出其不意，率部焚烧芦苇，瓦刺遭到火攻后惊惶失措，四散逃命，王允中指挥部下擂鼓呐喊，英勇冲杀，大败瓦刺。毛目城战役结束不久，瓦刺又大举进犯哈密，切断了西域通往河西的通道，王允中奉命率部增援那里的守军。在与瓦刺的激战中，他奋勇杀敌，生擒敌首沙赖台吉，得胜而归。这其间，河套鞑靼和海北鞑靼南北并进，经常袭扰庄浪、古浪、镇番等地（也就是现在的永登、天祝、古浪、民勤一带），王允中配合凉州镇副总兵柴国柱多次击退了敌人的进犯，使这一地区多年免遭战祸的危害。
  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王允中以参将衔率部镇守镇番（今民勤），河套一带的鞑靼听到他的名字，不敢轻易来犯。
  明神宗万历末，河套鞑靼又大举进犯松山，王允中亲率士卒操练搏斗勾卒战术，在永登、天祝境内的阿坝、分水岭、青羊水一带拒敌，将入侵鞑靼击退到双黑山，他命令骑兵排列成方阵，和敌人对峙激战三天三夜，敌慑于王允中军队的威势，退回河套地区。王允中率部回防，因功擢升协守甘肃副总兵。适逢他的母亲去世，他赶回家中为母亲办完丧事立即返回凉州镇。河套鞑靼乘王允中奔丧之机，大举进犯松山，接到告急，王允中率部连夜袭击敌人后方，行军至古浪境内的鹅头山还没到正午时刻，敌人疑为天兵至，四散逃命。王允中率部追击，越过民勤北部的青土湖、来伏山、红寺山、直追到宁夏境内的贺兰山，歼灭敌人300多人。战后，朝廷擢升他为甘肃总兵，挂平羌将军印，镇守甘肃，成为坐镇甘肃的最高军事长官。明神宗朱翊钧下诏，在王允中的府第南大街建都督坊，表彰他的战功。
  王允中晚年擢任右军都督佥事，都督同知，成为明王朝一个方面军的副司令长官，是山丹历史上官阶最高的人物。
  王允中戎马一生，足迹遍及河西走廊及宁夏河套平原，青海湟水流域等地，在青海速喇川、黄鹅儿、千合沙、祁连山南麓的白石崖、新城子、民勤、古浪的麻山湖，枪杆岭等地多次率部与鞑靼入侵势力交锋，屡涉行阵，屡建战功。在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后的7年之内，仅大的战役就经历12次之多，为明朝巩固河西的边防作出了卓越贡献。朝廷为表彰他的战功，在他暮年晋爵为光禄大夫。
  王允中治军严谨，关心部下，体恤士卒，在军中很有威望。他虽然身负军事重任，忙于军戎，但在军旅之余，仍关心家乡名胜古迹的保护修葺。在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至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593年—1600年），他捐巨资重修山丹的名刹大佛寺和他故居地方的云台寺。
  明熹宗朱由校天启六年（1626年），王允中在家乡病故。熹宗下诏御葬，诏赐武进士、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也就是赐给爵位，给予皇太子师傅的殊荣，追加最高军阶兵部尚书。当时的兵部尚书祁伯裕和他交情甚笃，他去世后，祁尚书奉旨给他作了墓志铭，其葬礼规格之高，在历代文臣武将中也是少有的。王允中故后，多年多次荣享御祭，其隆重之况，在山丹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王允中的儿子王建侯，是明朝山丹惟一的文进士，起初任南京户部清吏司主事，后官迁蓟北参政道，为官清廉，不阿权贵，任内与专权宦官多有斗争，名振燕冀，著有《孟子注》一卷。祁尚书在王允中墓志中，称王氏“缙绅起家”“文武萃于一门”，是“熊罴不贰之臣”。
  （陈全仁）
  威远将军武振
  新中国诞生前，山丹县城西街街北有一处规模宏大的宅院。临街是高大的牌坊式门庭，雕梁画栋，气势宏伟。进入牌坊，宽敞的庭院内东西对称是两排厢房，穿廊木格，古朴典雅；后面坐北望南是殿堂式高大正堂，飞檐斗拱，结构严整，是整个庭院的主体建筑物。这座庭院在周围所有的民宅中如鹤立鸡群，在县城中算是数一数二的宅院，它就是明朝中叶山丹籍名将武振将军的府第。旧时，本地人称这处宅院叫“武家庭房”。武氏后裔辈辈在这里居住。解放后，县人民政府修建占去其中一部分，后来因城市建设，庭房渐被拆除，昔日的武家庭房已不复存在。但年老的人却还能确指它的位置和当时庭房的布局。
  武振，字维扬，出生于明朝英宗朱祁镇天顺年间。他的父亲武宁，做过明朝山丹卫指挥，勅封安远将军。将门出生的武振，青少年时代聪敏好学，文采出众。受家庭环境影响，他年轻时就喜好骑马射箭，钻研韬略。后投笔从戎，因功授游击之职。明孝宗弘治年间，武振擢任山丹卫守备都指挥，也就是当时山丹城的城防司令官。武振很有才干，治军有方，颇有名望，深得上司和老百姓的称赞。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年），都御史刘璋坐镇甘肃时，武振深受器重，委派他重修山丹境内的白石崖水利工程。受命后，他亲率士卒民伕疏浚河道，淘泉开淤，筑堤设堰，使淤塞多年的白石崖水渠得以畅流而造福桑梓。于是，他的名望更加远播。
  明中叶，武振率军在陕、甘、宁交界的三边地区作战。他屡涉行阵，身先士卒，战功卓著，朝廷擢升他为征西将军，下诏在他的故居建三边挂印坊，表彰他的功绩。不久，擢任甘肃总兵，成为甘肃镇最高军事长官，辖区包括河西和青海河湟等地。晚年，官至右军都督佥事，升为坐镇一方的正二品军政长官。当时，西域吐鲁番势力崛起，经常举兵进犯嘉峪关和安西、玉门、敦煌等地，武振不顾年迈，率部驻扎哈密、伊吾（今新疆巴里坤），迫使吐鲁番势力不敢轻易进犯明朝西北边境。武振坐镇哈密多年，名望威振西域。
  武振很有才华，是一员儒将。他一生喜好读书，军务之余，手不释卷，常挥毫书画，咏诗著文。依据他在哈密的见闻，著成《哈密纪行录》一卷，载述了西域山川里道，风土人情。《甘镇志》中有他《哈密纪行录》的部分选段，是研究当时西域地理和维吾尔族风俗习惯的重要资料。
  武振戎马一生，经历了明王朝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四朝，是一位难得的将才。武振去世后，朝廷下诏追封他为威远将军，意为威名远播，表彰他一生的战功和名望。他生前和兵部尚书彭泽私交甚笃。他去世后，彭泽特为他府第屏门大书“威远”二字，并为他撰写匾额，颂扬他的功绩。
  他的儿子武希旦，也是一员武官，曾任山丹卫守备都指挥。
  武振一门三代都是武将，这在山丹历史上的名门望族中也是少有的。
  （陈全仁）
  理学名人周蕙
  明朝中叶，陇原大地出了一位理学造诣很深、名望远播而深受世人推崇的人物，他就是人称小泉先生的山丹籍人周蕙。
  周蕙，字廷芳，号小泉，明朝山丹卫城小东门外人。他的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明宜宗宣德至孝宗弘治年间。周蕙少年时代家境很贫寒，虽然求学心切却无力进学校读书。十七八岁时就投身行伍，先后在临洮、兰州等地充当戍卒。驻防兰州时，偶尔听到有人讲儒家著作《大学》首章，很受启发，于是开始发奋读书，这时他已年逾20。当时兰州学者、理学大师段坚常给读书人讲理学，周蕙常利用闲暇时间去听讲，他专心好学的精神是一般人比不上的。段坚很赞赏他的苦学精神，对他倍加器重，常给他解释义理，揭示要领。在段坚大师的精心指教下，他的学业日渐提高，理学造诣渐深。段坚常以周蕙好学的精神启迪诸生，同学的人也很敬重他，把他视为畏友，常请他解难释疑。
  后来，周蕙随军调防秦州（现在的天水市）。当时秦州所属的清水县教谕（主管一县文教的官吏）李果很有学问，他就拜李果为师。他殚力就学，笃信力行，学问渐深。在陇右学者中，不论是理学造诣，还是学问人品都被世人推崇，大家尊他为儒宗，名望远播关陇。当时坐镇陕西的总兵官、恭顺候吴瑾，仰慕他的名望，派人请他给自己的儿子当教师。他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人，有军务在身，若有战事，召之即往，如果给人当老师，怎能随时应召呢！”
  退伍后，他隐居秦州小泉，用小泉这个地名作为自己的名号，人称小泉先生。隐居后，他潜心钻研理学，造诣更深，名望更大。渭南学者李锦、薛敬之曾专程到秦州拜访他，切磋学问，聆听他的指教，受益很深。后来李、薛在陕西传播理学并自成体系，渊源均出于小泉先生。吴总兵亲送两个儿子到秦州，拜周蕙为老师，受益匪浅。其间，前往拜访和求学的名士学子很多，他们都很仰慕推崇周蕙的学识人品，甚至湖广一带的名士也有远道来访的。他和段坚交往很深，成为忘年之交。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段坚亲赴秦州拜访他，并留诗纪念。
  当时，秦州地方的婚丧礼仪很陈陋。周蕙依据理学礼制重制婚丧礼仪，秦州人认为合于时宜，竞相采用，奉为规矩。
  他品行高洁，不慕富贵，不阿权势。秦州知府多次亲往邀请，乡绅富豪也想攀附捧场，他都拒请不往。巡按杜礼征亲去拜访，他给杜讲《太级》《先天》二图，终不离开讲席，无一点阿谀奉承的表情。
  周蕙是个孝子，他的父亲出游江南日久不归，他思父心切，远道寻父，不幸船过杨子江时风浪大起，他不习水性，船沉落水而罹难。噩耗传到秦州，秦州老百姓深为哀痛，特在小泉为他建祠纪念。
  清德宗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率部西征新疆经山丹，派人寻访他的族裔，并亲书“周小泉故里碑”，立于周蕙故里山丹城小东门外。
  他的后人周家志、周家惠是清代山丹书画名人。周家志是道光年间的拔贡生，曾任四川丹稜县知县。现在散居在山丹县城小东门和周家台的周氏，是周小泉先生的后裔。
  清代《山丹县志》和民国时期编纂的《甘肃历史名人》中都给周蕙写有传略。
  （陈全仁）
  山丹人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
  路易·艾黎，虽是一位新西兰人，但是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已经写上了他的名字。艾黎30岁的时候来到中国，直到1987年辞世，在这里整整度过了60个寒暑。
  1927年4月21日，在上海的英国太古公司的码头，一位体格健壮的白人从由香港驶来的船上走下。码头上不见一个海关人员。坐在货箱上的一个中国工人一动不动地盯着这个白人走来，当他走过一位工人身边时，这工人突然站起鄙夷地冲着他吐了一口唾沫。白人吃惊地停下来望着这个工人很想跟他论理，但他没有这么做。这究竟是为什么？他问自己。几个月后，这位白人亲临现场目睹中国工人是在多么可怕的环境里为资本家劳动的悲惨情景后，他明白了那个对洋人无比仇恨的码头工人给他的“见面礼”，是因自己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外表跟把那位工人当奴隶的洋老爷长得一个样。这位“洋人”不是别人，正是路易·艾黎。
  艾黎到上海后，经朋友介绍先是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当消防督察。这个差事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普通老百姓。慢慢地，他对中国和中国老百姓有了感情，并开始学习中文。几年后，他被调任工业督察，主管工厂安全，这为他更多地了解工人的生活提供了更方便的条件。他万万没有想到上海的工人竟是在拥挤、简陋、昏暗的厂房生产着美丽的丝绸，光洁的棉布和漂亮的器皿！他们的劳动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工资低得难以糊口。在没有劳动保护的车间里工作，生命安全全无保障。一家缫丝厂童工较多，有的只有八九岁，每个孩子两眼被熏得满是血丝，两手被开水烫得又红又肿。搪瓷厂的锑中毒，电池厂的铅中毒，不知断送了多少童工一生的健康。那个年代工人的命不值钱，出了事工厂主尽力推卸责任，最后不了了之。有着牢固社会基础的罪恶的包身工制，使无数的农村姑娘成了廉价劳动力。艾黎为她们的厄运十分不平，但靠个人力量想改变它是无济于事的。
  艾黎利用休假日到中国各地考察或工作。在内蒙古萨拉奇救灾过程中，他既看到了成千成万的难民如何为活命而挣扎，也看到地主豪绅和投机商们怎样将救济物资巧取豪夺，大赚钱财；在参加武汉抗洪救灾中，他被洪湖的灾民万众一心战洪水的场面惊呆了。他把洪湖人民的这种不怕困难、顽强抗洪的精神，誉为“洪湖精神”。
  一次，艾黎由无锡市区去火车站的路上，看到国民党军警正处决6名政治犯。在军警枪口下，他们镇定自若威武凛然。后来，他才知道他们是无锡一家缫丝厂的工会干部。
  这无数次的亲历和耳闻目睹，艾黎明白了，是谁造成中国人民苦难的罪魁，是谁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寻求解放而斗争。在一位英国朋友帮助下他开始研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并参加了上海一批国际朋友组织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从此，艾黎找到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投身到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中。
  1933年，艾黎结识了宋庆龄，她成了他投身革命的引路人。他把她交给他的枪支弹药按她的嘱托一批一批地辗转偷运，终于送到红军手中；她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从国外弄到许多医药、医疗器械，无线电设备，又通过他想方设法送往西安七贤庄（即后来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又由那里转运延安；根据延安的要求，他积极协助宋庆龄介绍埃德加·斯诺和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两位美国人去了陕北。斯诺此行写出了《西行漫记》，而海德姆则留在延安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八路军战士；还介
  一九六八年，宋庆龄为艾黎写的证明信
  绍一位德国犹太人、牙科大夫去七贤庄开牙科诊所并以此为掩护，承担了向陕北运送重要物资的转运站的工作。
  “西安事变”前夕，宋庆龄接到延安急电，请艾黎去西安一趟。那次，他领受了一项中共中央交给他去太原钱庄将贺龙在晋西北缴获的一宗山西地方钞票兑换成中央法币的任务。他冒着风险，成功地完成了这宗巨额兑换任务。此钱恰巧成了我党处理西安事变的活动经费。
  艾黎在上海愚园路和英国电气工程师、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成员亚历克·甘普林租了一所三层小楼做为他们的寓所。这座小楼成了上海地下工作者的一个隐蔽所和准备运往根据地的物资存放处，许多共产党员曾在这里隐蔽过；艾黎的公务汽车自然成为我党的一辆地下交通工具；许多宣传材料或传单由这辆车送往各“交通站”，许多共产党员又用它接来送往，又有谁轻易相信，在小楼的三层室内有一台中共上海地下党的电台，把根据地、红军长征的信息一宗宗收进来，再把上海的情况送出去，它成了上海地下党和长征中的党中央的重要联络线。
  震惊世界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到一个半月，上海沦陷。艾黎曾工作了10年的杨树浦和虹口区的工厂已被日寇飞机炸得面目全非。他新买的一所房子被日军参谋部占领，他积累了10年的工厂调查报告、工作日记、照片和珍爱的古玩及所有家产被劫掠精光，唯独在灾区认领的两个孩子幸存了下来。面对越来越遭的形势，艾黎和他的朋友斯诺夫妇讨论，中国的民族工业遭到破坏，是一个严重问题。“中国需要工业”，“在城镇、农村建立起一系列的工业合作社生产人们所需要的东西”，是十分必要。并给这种工业合作社起了个名字叫“工合”，意味着“一起干”。这个计划立即得到宋庆龄同意。艾黎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到武汉。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聘为行政院工合事务总顾问。有了这个头衔，艾黎就可以自由地到抗日后方各地去推动工合运动了。到1942年，全国16个省（区）的城乡建立起了3000多个工业生产合作社，容纳社员30多万，生产着数百种产品，有50多种军需品直接运到了抗日前线，有力地支援了抗战。1941年，因艾黎为给战斗在晋西北的贺龙将军筹划建立兵工厂的事被叛徒出卖，行政院旋即解除他工合技术总顾问职务。工合按原计划发展下去的可能性已很小了。于是，他开始把力量集中到了为新中国的来临积蓄力量、培养人才方面。
  从20世纪40年代初到50年代伊始，艾黎在山丹县创办了举世闻名的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学校实行半工半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新中国诞生后的工业战线培养了一批特别能战斗的技术力量。尤其对我国石油的开发，山丹培校功不可没。
  新中国建立后，艾黎定居北京。但一年里的一半多时间他都去华夏大地各处进行考察，把新中国的成就及时地向世界各国介绍出去，而且对发现的问题又务实地向中央反映，并提出他的建议。所以，他被誉为“革命的好战士，建设的好参谋”。
  由于艾黎对他曾工作过的山丹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视山丹为第二故乡。定居北京后，多次重访故里。为了不断提高故乡人民的精神文化水平，让他们更多地“了解过去，懂得现在，准备未来”，将自己在华期间收藏的近4000件文物捐赠山丹，又倡导兴建了博物馆、图书馆和恢复重建了山丹培校。他一生有近60部著作，有关山丹的专著和章节就有近1/6。他似乎对山丹总有一种“不了情”。就是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关心着山丹的建设，请有关人把他的建议带给山丹。
  按艾黎生前遗愿，他辞世后骨灰盒回到了山丹。
  （王自刚）
  长眠山丹的英籍青年何克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这是“世纪诗人”臧克家为纪念鲁迅先生所作的经典诗篇《有的人》之名句，用在原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副校长、长眠在山丹这块热土上的英籍青年乔治·艾温·何克身上，是最好的挽歌。
  乔治·艾温·何克，1915年出生在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3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同年随姑母游历美国、日本后来到中国。时值抗日战争爆发，他应邀以合众国际社撰稿人身份对中国进行实地采访。他目睹了日寇在上海、南京、武汉的暴行，撰写了大量文章，深刻揭露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1939年，乔治·何克接受了路易·艾黎的要求，参加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的工作。“工合”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新西兰路易·艾黎发起，得到宋庆龄的支持，在大后方和边区，组织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安排在战争和水灾中失去家园的难民，并生产抗日军需和民用品。此后，乔治·何克以工合视察员和外事秘书身份，足迹遍及中国的大后方和边区，促成了许多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成为“工合之父”路易·艾黎的得力助手。“工合”运动有效地支援了抗日战争，乔治为此很兴奋。他给母亲写信说：“现在是我为中国工作的时候了”。
  在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工合”自1938年8月创办后，在3年多的时间里，已在全国大后方及延安等地发展到3000多个，成为支援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通过1938年夏季对延安和八路军敌后游击区的采访，特别是经过与朱德和聂荣臻的深入交谈，使乔治·何克对中国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从此，对抗日和中国的前途产生了信心。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带头使中国走向民主和抗战，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他在结束边区之行后，向国外发表题为《我看到一个新中国》的小册子，其标题开宗明义，向全世界预告了一个以人民作主的新中国，必将取代独裁专制、腐败无能的旧政权。
  因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对干部的需要，乔治·何克于1942年春，全力投入了培黎教育工作。
  为了把学校办得更好，何克和艾黎在自己挖的窑洞里，反复探讨教学方法和教育方针，几经斟酌，终于确定了“创造分析，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
  为了树立学生们的远大志向，极大地启发他们的劳动、学习积极性，何克还写出了师生喜爱的《校歌》。歌曰：“我们生活／我们学习／我们生活学习在培黎／纺织车辆／钢铁机器／工业技术都具备／求知生产不相离／毋自暴／毋自弃／亲爱团结，齐心合力／发挥合作精神／为新中国奠定工业建设的石基”。在此期间，何克以国际主义的情怀，收养了被国民党追杀的宝鸡地下党员聂长林的四个孩子，当父作母，关怀备至，一直到他诀别人世。
  1944年，在国民党当局的刁难下，培黎学校在陕西双石铺办不下去了，艾黎和何克多次考察，决定迁校甘肃山丹。
  1944年隆冬，何克率领运输队和30名学生，开始了迁校的“小长征”。迁校队伍，顶风雪，迎严寒，途经天水、秦安、兰州，翻越4800多米的高山，长途跋涉1100多公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945年3月辗转山丹。
  何克身先士卒，带领学生们投入整修新校舍的工作。拾砖铺地，严封门窗；安装机器，发电照明；筹备师生口粮，组织师生开课，安置从各地投奔来的贫寒子弟上学，还要应付当地官场、衙门的干涉、破坏……
  学校工作繁多，千头万绪，都被乔治·何克安排得井井有条，妥妥当当。那时候，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艾黎对何克分析：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就要全力以赴地向共产党进攻，企图在美国的支持下，占领北方所有的城市。培校早已被称为“红党”了，还会遇到新的麻烦，组织开展护校斗争。
  何克说，“在这些地区，打败日本后，接下来的伟大斗争，将是阶级斗争……我们必须站在贫苦农民的一边，我们营垒里都是穷人，我们必须为革命工作，并准备牺牲。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就是继续斗争。就是使山丹工合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坚持下去，就地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何克还用中文写了一首歌：“我们在山丹获得新生，我们要坚持在这里，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何克，这个异国青年，把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已完全看作是自己的事业了。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抱有必胜的信心，决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他的这种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鼓舞了全校师生的斗志。
  正当何克为办好山丹培黎工艺学校艰苦奋斗，为新中国培养人才的时候，在一次打篮球时，他的脚趾不幸被碎玻璃片扎破，因当时缺医少药，致使病情恶化，被感染为破伤风。1945年7月22日，何克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刚刚30岁。
  全校师生，无不为失去了一位亲爱的战友和师长而悲痛万分。为了表示对乔治·何克的热爱和忠诚，在他落脉的前夜，师生通宵达旦地奋力干活，同时预备丧事。孩子们把写有自己姓名的校旗放入棺木，乔治的这一大家子人，围着南湖边的坟墓，唱起了乔治生前谱写的校歌，行了深深的三鞠躬礼，接着师生通力协作，筑起了墓墩。
  路易·艾黎亲手为乔治·何克树起了墓碑，碑文选自英国诗人的一首诗：
  彩色绚丽的生命啊！
  光辉而又温暖，
  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
  他已逝世了，
  从此不再奋战，在战斗中，
  逝者的生命，
  却更辉煌灿烂。
  （萧滋云）
  邹梦禅在山丹
  1958年春天，山丹县位奇公社芦堡大队来了一户上海移民，主人已年过六旬，穿一件大棉袄，少言寡语。这位老人，就是闻名中国书坛的艺术家邹梦禅。他在大西北河西走廊的山丹县度过了一生中坎坷的20年。
  那一年，县上办《山丹简报》，很多人写了报头字，县委书记刘逢皓都不满意。当时，邹梦禅的女儿在县广播站工作，大灶上吃饭时听到这件事，回家来给阿大（父亲）说了，梦禅先生用四种字体书写了《山丹简报》报头，刘逢皓很满意。由此改变了他的一段命运。先调到县印刷厂排版，家也随之搬到县城，后来，又调到手联社钟表刻字社刻字，每月能领到36元钱的工资。
  1966年，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凡有问题的人一律迁到农村，他也被迁到位奇公社任家寨大队二队，至1979年平反，一住就是14年。他与人交往少，不和人闲谈，但同社员关系处理得好。有一家的孩子过“百六”请他一家去吃饭。吃的是长面，香极了，他的女儿至今还记着这顿饭。管他的整改组长，也是生产队长，对他很不错，听说工宣队要来，就把他派到五六里远的楼儿山去拾粪，还让他迟些回来。有时候，派他到李桥水库给民工送吃的，还叫住上两三天，就这样躲过了一次次的批斗会。工宣队要“五类分子”的改造情况，整改组长说“邹梦禅表现很好，改造得不错”，一次次庇护着他。但是也有挨斗的时候，老人戴着牌子，自我报名“历史反革命分子向贫下中农低头认罪”。批斗过后，社员们对他都不错。一次批斗完背土块，别人有的背五块，有的背三块，而只让他背一块。他心里很感激整改组长对他的保护。因和队里人没冤没仇，没有民愤，虽然挨过斗但却没有挨过打。1968年，红卫兵抄家，在风声很紧的情况下他把两本厚厚的字贴烧了，一本是王羲之字帖，一本是柳公权字帖。纸发黄发硬点不着，就按到炉子里烧。两本字帖都是孤本。从上海来时，他的藏书卖了3个星期才卖完，来时只带了这两本字帖，可见是宝物。面对烧了的字帖，邹梦禅先生痛哭不止。
  那时候，农民生活困难，当地人如此，上海移民更困难。他劳动不记工分，秋收分配180公斤口粮，儿子劳动记工分参加分配。不会做青稞面面条，做出的饭是粥，一锅面糊糊，也没有菜。大麦皮又硬又厚，泡软了搓掉皮煮着吃，得费很大的劲。起初，还有从上海带来的味精干，调上些饭也好吃。后来，味精干吃光了就甜吃。幸好有女儿女婿在城里工作，能给一点粮票，兑换点面粉，总算没有挨过饿。夏天，老人领个小娃子放牛，十几头牛，还有几头驴，活虽不多苦，但对上海来的大知识分子来说也不轻松。在山上采些沙葱当菜吃，说是山珍。在湖里挖上些锁阳泡茶喝，说可补肾。总之，这位老人懂医学，懂天文地理。
  邹梦禅先生在艰苦环境中生活，仍不忘对艺术的追求。他做了一个木方盘，把河滩里的沙子洗得净净的，晒干装在盘子里，闲下来就写字。或用手指写，或用木棒子写，也用没头的毛笔杆子写，天天如此，就是挨斗期间也从不中断。他家除了有两床被子，一口饭锅，还有个木箱子，别无他物。箱子里装着毛笔、刻刀。他惜之如命，走到哪里带到哪里，除了写字就是刻字。他或用沙枣木或用砖头自制章坯，闲了就刻字，刻了磨，磨了刻。队里的人找他刻名章，用自制的章坯子刻，有求必应，不要报酬。有人找他写字、写对联，或是写其它什么他从不推辞。人家做了新柜子、新箱子，他主动上门刷漆，有时还用不同颜色的油漆写上字，如毛主席诗词《长征》现在还在。有时候还被公社、大队叫上写标语，前几年在位奇街的一道墙上，还有他用笤帚疙瘩蘸红土水写的“军民团结如一人”的标语。
  学校有位老师经常和他往来，关系很好。这位老师也很细心，把邹梦禅先生写的楷书字帖一直珍藏到现在。这本字帖共46页，每页24个字，内容是毛泽东主席《沁园春·雪》《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15首诗词。帖末写“一九七二年元月二日书于山丹任家寨”，已成珍品。
  1974年夏，邹梦禅先生为我写了一副中堂，刻了一枚印章，是我的心爱之物，非常珍贵。上海知识青年丁维国是县运输队汽车修理工人，媳妇是售票员，我们经常往来。经他介绍，我见到邹梦禅先生。当我提出刻章和写字的请求后，老人立即答应。几天后，他就把写好的字和刻成的章给了我。字写杜甫《咏怀古迹》诗一首，以庾信的遭遇借喻他的不幸。印章是鸡血石坯，上刻左开大篆“王祝寿藏书”五字。我珍藏了30多年，经常欣赏把玩。
  邹梦禅先生是老一辈著名书法篆刻家。师从章太炎、马叙伦等名家，学识渊博，年轻时就取得很高成就。25岁，受聘上海中华书局任《辞海》编辑之一，《辞海》书名就是他题写的。时任职浙江图书馆员，坐拥书城，勤奋好学，天资聪颖，环境造就了一代艺术大师。他集诗书画印于一身，尤工金石，自成一家。一位享誉海内外书坛的金石大家在这里饱经风霜，埋没了20多年，实为遗憾。
  邹梦禅先生平反不久，于1980年曾作诗一首颂扬盛世，抒发他重登书坛的欣喜之情。诗云：“兰亭绕幽香，右军飨祠堂。鹅池存绝迹，遗碑耀古乡。俯仰感古今，曲水戏流斛。胜事话雅集，悠哉荡吾肠”。
  邹梦禅先生走了，但他的书法篆刻作品永远留在了山丹，他的高尚人格也铭刻在山丹人民的记忆中。
  （王祝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