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西夏蒙元 唐末历五代至宋初的100多年中，删丹始终为回鹘控制。到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西夏灭回鹘，占甘州，删丹又属西夏。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成吉思汗占河西，删丹又归属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如从872年算起，至纳入元朝版图止，删丹在354年间是与中央政权隔绝的。
  甘州回鹘和中原政府的交往不外请封号、请婚和偶而进贡方物等，唐、五代及北宋政府也多给予封号或赐婚，以示羁縻，回鹘对占领地区，仍自行其是。
  继回鹘之后，占领河西的是党项羌族建立的夏国，也叫西夏。西夏本姓拓跋，驻牧于陕北、宁夏等地。唐初归顺，唐太宗赐姓李，表示优宠。北宋太宗赵光义为拢络党项族，召见首领李继捧，赐姓赵，改名保忠。其弟李继迁，出走夏州（内蒙伊克昭盟一带），与宋对抗，迁徙无常，日渐强大。李继迁死后，其子赵德明不断侵扰边境，对甘州回鹘威胁更大。1028年5月，西夏王赵德明令其子元昊引兵袭破甘州回鹘夜洛隔可汗，夺甘州，占删丹。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赵元昊继父自立，建官制，订法律，整顿军事，创制文字，翻译儒家著作，始具建国规模。1035年，西夏在甘州设甘肃监军司、镇夷郡、宣化府，以删丹为甘肃军，总共布置兵力3万人，防备吐蕃、回鹘，足见当时删丹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关于删丹县城的位置，道光本《山丹县志》记，西夏时开始于今址建城。之前删丹古城位置，诸说纷纭，有说在今花寨子乡的寺沟，又说在霍城附近。其实以前城邑建设，多从军事需要考虑，边境尤其如此。汉武帝时，删丹县草莱新辟，四野未靖，县城随军事司令部相地设置，筑堡以守望，逐步形成城邑。这些城邑的兴废，与各时期的军事实力的强弱相伴随。
  唐末五代，中原政权无力西顾；吐蕃回鹘又多以帐幕逐水草驻牧，城垣倾圮，汉时删丹古城遂湮没无考。如果从〓得古城、乌兰、仙堤县城与日勒郡治的设置看，基本上是北倚龙首山、面临弱水滨形成一条交通线。汉唐时，在今山丹县城或附近筑城，无论从军事或交通的角度讲，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前几年，山丹一中施工时发现唐墓一座，墓主为韩姓武骑都尉。墓铭中说到，该墓位于删丹县城之西的甘峻乡，唐删丹城就在今县城附近，这一发现似可印证上述观点。
  从872年到1226年，在回鹘、西夏占有删丹的354年中，由于文献少，史料少，要了解当时删丹历史，困难很多。《宋史·地理志》不包括河西。当时发生在这里的事皆记入《外国传·夏国》中，且极为简略。作为“本国”的西夏，历史著述更少。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山丹悬隔绝域时代。要进一步认识当时的历史，只有等待将来的考古发现与新的研究成果了。
  南宋理宗宝庆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一年，西夏末主宝义元年（1226年），蒙古成吉思汗分兵东西两路夹攻西夏。他所率领的东路军驻浑垂山（今酒泉市北），名为避暑，实际上四出抄掠。五月，破肃州。六月，移师甘州。从征将领察罕之父曲也怯律为西夏守甘州，察罕射书劝降，并求见其弟。察罕遣使晓谕城中早降，曲也怯律副将阿绰等杀害怯律全家和蒙古使者，据城坚守。城破，成吉思汗要全部活埋守城夏军与居民，察罕劝谏，说百姓无辜，便只杀死阿绰等人。蒙古占有删丹，由元帅按竺迩镇守。此时，改删丹为山丹。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蒙哥可汗（宪宗）死后，忽必烈在开平（内蒙古多伦北的石别苏木）继大汗位。他的幼弟阿里不哥在漠北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称帝，密约关中、陇、蜀等地将领响应。忽必烈派廉希宪与汪良臣防备。9月，阿里不哥派将领阿蓝答儿劫夺六盘山府库后，至甘州与浑都海会合。忽必烈派将军八春、汪良臣与诸王哈丹率军进讨。此时，山丹守帅按竺迩年事已高，已把军队交给儿子。战事在即，他却毅然引兵出战。双方激战于山丹耀碑谷（今县城西北大口子），大风扬沙，天色晦暗。午后，大破叛军，俘杀阿蓝答儿、浑都海，西部平定。
  蒙古族是从塞北来的游牧民族，处于氏族社会末期，他们不懂得保护劳动力，战争进程中杀戮过甚。蒙古王公在占领地区大量侵夺耕地，要么使之荒芜，变为牧场；要么强迫汉人为农奴或佃户，粗放耕种。如果大汗把某一地区分封为他们的领地，就握有更大的权力，几乎是独立的国君。元初，山丹是阿只吉大王（察合台之孙，封威远王）的领地。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阿只吉大王行山丹城事”，封建领主与军政大权兼而有之，他的权力更大了。至元七年后，忽必烈专门诏令山丹直接隶属甘肃行省，仍设达鲁花赤（蒙语，路、府、州、县的行政长官）主持政务。封建领主与地方长官各立门户，相互制约，集权情况大概稍好一些。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升山丹为州。
  此前约一二十年，蒙古汗国已意识到农业的作用，派董文用任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主持兴水利，垦农田。自从浑都海叛乱之后，百姓惊恐，往往窜匿山谷。董文用在城邑通衢张贴安民告示，人心稍定。《元史·董文用传》说他，“垦中兴（今宁夏银川）、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于是民之归者户四五万，悉授田种，颁农具”。这些举措，对山丹地区的农业恢复，自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重筑山丹城，周长一里二百六十步。
  元代，对山丹影响较大的是驿站。古代，叫驿传，蒙语称为“站赤”。为了“通达边情，布宣号令”，蒙元政府特别重视驿递的管理，经由河西的国际驿道尤为重要。专门供应驿站差役费用的叫“站户”，设提领、驿令等官管理，不与民户相混。如有缺额，由民户补充。《元史·兵志》记载，“沿途站户三五户供应马一匹，十三户供车一辆，一切公用杂物，全由站户支应。过往官员食宿供应，都有明文规定，如正使住宿，每顿支米一斤、面一斤、羊肉一斤，酒一升，路过减半，随从另有标准”。事实上，除过往官员信使外，中外僧人、色目（西域各民族）商人的接待，官物及官吏私物的运输，全部压在站户身上。设于山丹城内的青寺驿，养马80匹，牛30头，驴30头，供食用的羊150只，规模不小。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政府给山丹城等驿钞千锭为本金，取利息，添补驿站费用，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永昌站户饥，卖子及奴产者甚众，命甘肃省赎还，给米赈之”（《元史·世祖纪十三》）。支差到了鬻儿卖女，已是山穷水尽的绝境。所以，站户逃亡日多，政府不得不从诸王封地的民户中补充，令投下户也按一般民例支应驿站徭役。驿站保证国际驿道畅通，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功绩不可抹煞，但驿道沿途却洒遍了人民的血汗和泪水。
  明代开发 元政府横征暴敛与民族压迫的政策，由于军事力量的削弱而失去了支撑点。顺帝时，以刘福通等为首的红巾军起义，动摇了元朝的统治。之后，郭子兴义军中的朱元璋脱颖而出，力挫群雄，于1368年称帝，定都南京，是为明太祖。
  明军北进，直捣大都，元顺帝于同年闰七月逃往塞外。元左丞相、河南王扩廓帖木儿（又名王保保）在太原被明军击败，退居甘肃。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明将徐达、李文忠、冯胜征讨王保保。四月，元军大败，王公及文武官员1860余人与将士8万被俘，王保保仅与妻、子数人北逃和林。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分兵三路远征朔漠，徐达自雁门关出趋和林，李文忠出应昌（在今内蒙），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取甘肃（今河西地区）。六月，冯胜至兰州，部将傅友德率轻骑5000人趋西凉（今武威），败元将失剌罕之兵。至永昌，败元太尉朵儿只巴。西进扫林山（今地不详），杀元平章不花，降太尉锁纳儿，元甘州守将上都驴献城迎降，平章委弃城逃走。甘州平，山丹入明版图。
  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置山丹卫，任命庄得为都指挥，下领五所。
  元顺帝于洪武三年（1370年）死后，他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孙子脱古思帖木儿先后继位，时常出没塞下，为明边患。约在明成祖永乐初年（1403年），被鬼力赤（非元主后裔）篡位，称可汗，去国号，改称鞑靼。此后20多年，蒙古族另一部落瓦剌兴起，河西地区边警时起，战祸连绵。据新版《甘肃省志·大事记》和光绪本《山丹县志》载，自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至思宗崇祯元年（1628年）的192年中，鞑靼、瓦剌入犯甘州达37次，直接侵扰山丹的有8次。
  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五月，蒙古阿台朵儿只伯犯山丹，指挥陈玘战死。
  天顺五年（1461年）八月，鞑靼部孛来犯山丹、甘州、凉州，守将都督毛忠率军抵御，适逢援兵至，鞑靼部败退。
  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八月，鞑靼达延汗（又叫小王子）进犯山丹、番禾。
  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十月，达延汗入侵山丹，再犯甘州，甘州副总兵在柴沟击败达延汗。
  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鞑靼兵自青海返回内蒙，掠番禾，不久袭扰山丹。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八月，鞑靼3万骑攻番禾、凉州，后进围甘州14天始退，战火波及山丹。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鞑靼部进攻山丹卫，大败明军，千户谢天赉、指挥王卿、刘继忠、百户黄堂等战死。
  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秋，原驻牧于镇番（今民勤）昌宁湖一带的鞑靼部青把都儿移驻龙首山，意在挑衅，被巡抚田乐击败。
  此外，还有明世宗嘉靖三年（1523年），回部首领脱脱木儿的暴乱。至于小股盗边或过境抢掠而史志未载的，当若干倍于此，山丹居民遭受的战乱之苦，是无法计数的。
  明太祖很重视边防建设。在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移陕西行都司于甘州，并添设挂印总兵官镇守，辖12卫和4个守御千户所，包括西至肃州，东至青海西宁的广大地区。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都指挥庄得扩建山丹卫城，共7里209步，高2.8丈，厚3.5丈。城壕深9尺，阔2.5丈。辟东南西3门，建箭楼7座，筑逻铺28处。明神宗万历十九年（1591年），山丹地震，损毁城墙。次年，补筑倾颓城垣，增筑南关，东西与南城墙相当。清高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山丹大水，冲毁南关城墙。次年，知县王亶望修复。
  经明清两代多年经营建设，县城东、南、西诸街路面宽阔，两侧多为商铺，高脊重檐，廊庑整齐，寺观坛阁，错落于街巷间。头坝、二坝、四坝诸渠，流经南关、王家什子及城区东北部，有“三龙穿城”的美誉。城内田园散布，夏日清荫森森，秀禾畦畦，风光宜人。1958年后，为了公私用地，城墙大部被拆。至今，仅存山丹一中内无量阁台基一段。
  山丹境内，汉代已筑有长城，今倾圮遗址尚存。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巡抚都御史（省级军政长官，驻张掖）杨博亲自勘察筹划，修筑边墙。自山丹教场（东门外）起至古城洼（今绣花庙十五里口）界牌（山丹永昌分界处）止，共筑边墙19995丈，计111里，其中包括龙首山至红寺儿及山丹段。工程项目有：1．筑墙。大墙底阔1.2丈，项阔6尺，实台高1.35丈，裙墙3.5尺，共高1.7丈。中墙较矮，共高1.5丈；2．挖壕堑。壕口宽2丈，深2丈；3．削崖掘阱。崖柞是依山构筑的防御工事，削陡山崖，下掘陷阱。或于阱中立竖木（称为柞鄂，本为捕兽装置），崖高阱深各3丈左右，阻障军行；4．砌叠水。山口多有溪涧，于溪口中砌石做叠水，高1.4丈，叠水下凿石井，深丈余，水可流而人不可越；5．备垒木。战时从山上滚下撞击敌军；6．凿石梯。历经24年，于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完成。经430多年风雨侵蚀及人为破坏，城墙大都颓倾，今山丹县新河村北尚保存数10里明代边墙，是河西地区最完好的。现这里建有长城文物陈列馆，游览历史陈迹的人不少。
  烽燧，又名烽候，是边防用烽燧报警的土堡哨所。报警有两种信号：白天放烟叫“燧”，夜间举火叫“烽”。山丹境内筑烽候，与筑边墙同时开始，也是杨博委派属员督修的。烽燧定点至关紧要，不但要扼冲据险，更须选好制高点，居高望远，在一定区域内起瞰制作用。山丹卫领墩69处，守瞭军310名。烽燧分军事烽燧、苑马寺烽燧（保护牧场马群）、驿站烽燧与屯庄烽燧4类。形制为覆斗形，底部边长8米～10米，顶部边长6米～8米，高度依地势而定，4米～10米不等。守瞭军极为辛苦，不避烈日风寒，不分晴雨昼夜，值班守望，不敢懈怠，稍有违犯，即军法从事。那些犯罪谪戍的更是辛苦，连按期更换轮休的机会都没有。
  明政府还重视村落堡寨的防守设施建设。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都御史廖逄节主持接帮城堡工作。接帮城堡有石硖口、丰城铺、东花寨堡、卢家寨堡、新开坝堡、暖泉、范家营、杨家坝与今属民乐县的四家儿堡、赵刚堡、三堡等。接筑高5尺～1.5丈不等，连旧城墙共高3.5丈；加帮底阔7尺～1丈，顶阔6尺～7尺不等。添筑敌角台、悬楼、敌角楼、墩房、水洞共134座。如遇小股匪乱，这些村堡有一定防守能力。民国末期，芦堡的城墙、角台、悬楼、瓮圈、地道等，尚属完好。
  明代农业中，屯田制的完善对发展经济有一定的历史作用。明太祖洪武初年（1368年），实行军屯、民屯，“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洪武）三十五年定科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明史·食货志》）。明世祖永乐初年（1403年），定赏罚条例：12石之外，以超产6石为比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
  明时，山丹移民人数无可考查。但民间广为流传，先祖是明洪武年间由山西洪洞大槐树下来的，有些还是“白菜军”。因为蒙古人撤回大漠之后，河西地区空旷无人，为充实边防，需大量移民，百姓又不愿来，就罗织罪名，偷拔人家一棵白菜，也要充军河西。各地移民集中到山西洪洞县，便整队出发，那里有棵大槐树，便永远留在背井离乡的移民记忆之中了。
  过了100多年，屯田的弊端显露出来了。明世宗嘉靖时，甘肃巡抚、都御史杨博给皇帝上奏章，说甘肃州屯田“种未入土，名已入册，或人已在逃，粮犹如故”；“（官府）不知虏至则不得耕牧，水淤则不能灌溉……官司一例追征，更无分别。（百姓）未受富饶之利，先罹剥肤之害，以故宁甘贫窭，不敢承认（承担开垦耕种的责任）”（《甘州府志·艺文·查处屯田计安地方疏》）。朝廷采纳杨博的建议，对抛荒的田地，听其尽力开垦，永不起科（征收田赋）；原来征税的土地，荒芜日久，仍要用力开垦的，屯户应纳粮食，一律免征。又过了20年，都御史廖逄节会同总督戴才呈报朝廷，指明影响屯田的还有其他原因：军屯的士兵已确定，但未给田地；给了田地的，又缺乏耕牛籽种；有人依仗官府，霸占水利，强夺粮食。他们建议荒地召人尽力开垦，五年后征税。各营堡卫所于驻军中抽调1/5，每名拨地25亩，朝廷供给耕牛籽种，秋收后交粮15石。若遇荒年，只按实产征收，不得逼令包赔，以致逃亡。
  明代，河西地区边患严重，人口锐减。山丹卫在太祖洪武年间居民6363户，人12720口。至世宗嘉靖年间，相距约150年，户数减为1551户，少了3/4；居民5406口，少了1/2强（《甘镇志·岁计》）。其原因一方面因战争频仍，居民非死即逃；另一方面由于屯田弊端甚多，农民不得已离开土地而另谋生路。杨博、廖逄节等采取轻徭薄赋、缓和矛盾以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自然是正确的。
  总括起来看，明代对河西农垦还是比较重视的。如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年），陕西行都司辖区有屯兵3.35万人，屯田1.63万余顷，收成二分输官，八分留给屯兵。甘州、山丹等地因气候寒冷，四月雪消方可耕种，苗刚结穗寒霜已降，军士缺粮，朝廷调凉州等地储粮接济仍不足。明宣宗宣德六年（1431年），朝廷派官来河西调查豪强官僚占地霸水问题，派御史等官专掌水利，兼收屯粮。年底，又命监察御史来巡视屯田水利。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朝廷逮捕侵占甘州屯田、削减军饷的甘肃总兵官周玉、巡抚都御史马续和太监傅德。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年），巡抚都御史刘璋命山丹卫都指挥武振组织民力，修白石崖渠。工程情况及效益虽不明了，但也可说明，当时地方官员对农田水利的重视。
  由于农业较有发展，明代，山丹卫纳官粮4675石（《甘镇志·岁计》）。
  清代荣悴 明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破潼关，占西安，攻克平凉等地。遣将贺锦、田见秀等攻取陕北、陇东地区，进占安定、会宁、秦安，移兵向兰州，兰州守将迎降。十二月，渡黄河，庄浪、凉州二卫降，进围甘州。巡抚林日瑞联合羌人，严阵以待。林率领副将郭天吉扼守河岸，冰封河，义军踏冰过河，直抵甘州城下。林日瑞入城坚守，适逢大雪，守城士兵手足皲裂，辛苦埋怨。义军在雪上掘坎，乘夜强攻，城破。林日瑞和总兵官马〓等拒降被杀。义军将领辛恩忠占领山丹。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英亲王阿济格招抚河西。自此，山丹人民受清廷管辖。
  山丹南与青海为邻。清世祖顺治八年（1651年），甘肃总兵官张勇为交换马匹、皮张，在洪水（今民乐县城，时属山丹）开放市场，与蒙、藏各族交易。清圣祖康熙四年（1665年），青海额鲁特部（蒙古族）首领怀阿尔赖乘机与其兄弟3人，率部众驱马数千，移帐于白石崖口外的野马川。怀阿尔赖部下亦牧亦兵，有3000多人能舞刀射箭。不久怀阿尔赖部北进，很快占据焉支山。多次谈判，怀阿尔赖仍坚持不肯离开大草滩，清政府只得增派部队，驻守大草滩，双方对峙，甘凉间交通梗阻。后张勇部将王进宝奇兵掩袭，突发大炮，怀阿尔赖的马匹受惊，腾越不能控制，清军鼓噪呐喊，地动山摇，额鲁特军队溃散南逃，大草滩终于收复。这次战斗，在山丹民间流传甚广，近于传奇。为巩固边防，清王朝于圣祖康熙十年（1671年）在永固（今民乐永固）建城堡，任命王进宝为副将，屯兵驻守。并在马营墩（今民乐）设守备，驻马步军148名，连同前在此设置的黑城营（今霍城）守备、洪水参将，以及稍晚部署的山丹营游击、硖口营守备、大马营游击等，形成联防，解除边患。
  翻开《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陕西布政使司的山丹卫，北越龙首山是鞑靼，南至祁连山外是额鲁特蒙古，西出嘉峪关就是吐鲁番部，南北边境线相距约100公里，真个是地处前线的边境要冲。这种情况的改变，不能不归功于清代康、雍、乾三朝的开拓扩张。1636年前后，皇太极为便于包围侵略明王朝，先征服了漠南（今内蒙古）蒙古部。圣祖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亲率大军在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大败称雄20年、控制天山南北路和蒙古国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逼得他第二年自杀，解决了北部威胁。当噶尔丹与清军久战之时，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占有伊犁，助清攻噶尔丹，逐步成为西域大部落。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策妄派兵南侵西藏，于第二年攻陷拉萨，杀害藏族政治首领，囚禁达赖喇嘛。1720年，清军由四川、青海两路援藏，策妄兵败归伊犁。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等征服青海额鲁特蒙古的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出逃漠北，统一青海。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将军兆惠率军进占伊犁。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军进攻天山南麓伊斯兰教首领大、小和卓，取得最后胜利。至此，内、外蒙古、天山南北麓、西藏、青海地区均归清王朝版图。地处边境前沿的山丹也成为清的一部分。
  清政府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清初，丁粮或丁银（按成年男性征收的人头税）与田粮（按地亩征收的农业税）分别征收，富者田连阡陌而丁口甚少，贫者无论丁口多寡，而田无一垄，负担不均，穷的越困苦。圣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规定，依照上年各地所报丁数，固定税额，并入田赋，还规定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不仅简化了稽征手续，也给贫苦人民减免了一些负担。清朝多次豁免丁银田赋，自清世祖顺治六年（1649年）至德宗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230多年中，共给山丹县减免26次（光绪本《山丹县志》）。
  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经山丹人民千百年的经营规划，山丹至清代已形成系统分明的渠道与灌区。全县分五大渠系，县城南的是草湖渠，源于马营各泉源沮洳的是暖泉渠，源于黑城泉头的是东中渠，源于祁连山的是童子渠，靠山水形成径流的是慕化渠（后两渠今属民乐县，叫童子坝河与大堵麻河灌区）。五大渠下分干渠14道，灌田11.42万亩。一套严密的水规章程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
  19世纪中期的清宣宗道光年间，山丹户数达15082户，人口为93493人（见光绪本《山丹县志》）。与明世宗嘉靖时比较，户数增加1倍多，人口增加7倍多。
  山丹官办教育，见于志书的最早为明代。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都御史马昂重修山丹卫学。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年），都御史徐廷璋增修山丹卫学。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都御史刘璋修山丹卫学。清高宗乾隆初年（1736年），知县祁安期、苏泰建山丹书院。乾隆十六年（1751年），知县李复发改建，称仙堤书院。乾隆五十年（1785年），知县明福建龙峰书院。宣宗道光元年（1821年），知县颜廷彦移修于县城东南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书院为小学堂，并增办蒙养学堂多处。这些知县或捐出自己俸银，或划出荒田出租，或发动绅民捐助，筹集资金，维持学校开支和购置图书。他们常到书院检查并亲自讲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宣宗道光十一年（1831年），知县黄璟以荒地成立“科举盘费义田”，把地租收入用来资助贫寒子弟参加科举的盘费，这些政绩，都记载于县志之中。
  对山丹县影响很大而且破坏严重的是清穆宗同治四年至十三年（1865年—1874年）的兵燹。同治二年（1863年），宁夏回民马应龙组织回军在金积堡起义，河陇震动。河西地区汉族地主官绅惊慌失措，河西地区地方民团、回民义军、官军之间的相互攻杀、屠戮由此开始。
  十年战乱，回汉间怨毒日深，回汉无辜百姓死伤无数。山丹县蒙受的灾难，决不是“深重”二字能概括得了的。左宗棠也承认：“甘肃频兴兵燹，孑遗仅存，往往百数十里人烟断绝！”经过德宗光绪34年的休养生息，至宣统元年（1909年），山丹知县张瀛学上报山丹地理调查表，按村分别统计户数人口，山丹全县（包括今属民乐县的童子坝灌区和大堵麻河灌区的几十个村镇）户数为20294户，人口为78614人，比道光中期的93493人，仍然少了近15000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56个兄弟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共同创造的欣欣向荣的局面来之不易。面对这些历史陈迹，我们不仅要总结过去的教训，更重要的是应该珍惜美好的今天。
  民国衰微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于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由于它的不彻底性，对旧制度触动不大，山丹因偏僻闭塞，亦没有激起多大的波澜。民国期间，对山丹影响最深的莫过于马仲英和马步芳的统治。
  马仲英原是宁海军第11营代理营长。民国17年（1928年），马仲英起兵反冯玉祥，自西宁入循化，劫公款，放囚犯，围攻河州城，被冯军刘郁芬击退。1929年2月，马仲英退至临潭、卓尼，被国民军李松昆和藏民司令黄正清追击，又退回青海，经由贵德、湟源西进。3月1日（农历正月二十日），马仲英率部2000多人由扁都口出山，甘凉卫戍司令部步兵连长任元奎在炒面庄（今属民乐县）堵截，力竭战死。马部经永固北下，进据山丹县城，纵兵抢掠，山丹首富万兴成东家尤国元被吊拷烧烫，索要藏银致死。马仲英遂于3月10日前后至永昌，因民团击毙其旅长马彦海，马仲英竟杀死民团团长和城内男子2000多人。3月15日破民勤城，又屠杀4600余人。后至宁夏，被国民军吉鸿昌击溃，马仲英出走北平、天津，部队被吉鸿昌收编。1930年10月，马仲英潜至宁夏，收拾残部，重返河西。甘州马谦部下的驻山丹骑兵团团长马文祥迎接于凉州丰乐堡。此时，马仲英已聚众数千人，经山丹入甘州。11月，驱逐甘肃警备司令马谦（马仲英旧部），并其部众，自称甘宁青保安总司令，成立“河西省行政委员会”，自任主席，设八大处，撤换含山丹在内的11县县长。
  盘踞青海的马步芳早已垂涎河西。此时，他征得西北绥靖主任顾祝同的同意，追剿马仲英。1931年4月11日，马步芳与马仲英在三堡交火，马仲英败退肃州，马步芳进驻张掖。当时，冯玉祥旧部雷振邦旅尚留驻张掖，马步芳借口训话，将该部220多人诱至甘州提督院内用大刀砍杀。至此，马步芳实现了统治河西的梦想。
  大局已定，马步芳所部三旅驻扎山丹、民乐。以后，国民党政府派马步青率陆军骑兵第五师（后改第五军）驻武威，所部分驻河西各县。山丹为张掖驻军一百师辖区，师长韩起功，凶狠贪婪，苛求无厌，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为虐长达10年之久。
  这10年中，甘肃政局不稳，省政府主席也似走马灯般地调换。10年间，任甘肃省主席（按在任前后顺序）有孙连仲、马鸿宾、孙蔚如、邵力子、朱绍良、于学忠、朱绍良、贺耀祖、朱绍良、谷正伦，人均任职不过一年，自然难有建树。这样，就给马家军留出了为所欲为的空子。如果用历史发展观来分析他们的统治特点，那是标准的军阀割据的封建专制。
  首先是军人干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马步芳将河西专员、县长驱逐，杀害酒泉保安司令徐络文、临泽县长樊万令，他另派专员、县长。他的亲信马良任山丹县长，堂弟马步鸾为团长，驻扎山丹（时称黑马队）。他们沆瀣一气，独霸一方。其间虽也有省政府委派来县长，却只能受驻军挟制，不敢违拗。驻军营连长到县政府坐索粮饷，如同上级，气焰嚣张。
  其次是不择手段地掠夺财富。民国21年（1932年），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委员长孙蔚如令河西16县供应新编九师马步芳部给养，这无异给河西人民套上了枷锁。他所属的团、营、连均可向当地政府索取，稍不满足，就拘捕吊打。基层乡长、保长被系于马脖子上随意折磨。另外是催“草头税”。马家军向养羊户征草头税，无定期，无定额，只要驻军军官下乡，说是收草头税，不持任何证件，随意提出数额。在农民再三哀求下，送上狐皮、羔皮、银元、鸦片烟等，才昂然离去，并不给任何收条，下次来仍照样勒索。农民苦不堪言。还有“抓逃兵”，只要某村某姓有一人在马家军当兵，不论是否真正逃跑，只要有一纸证明，抓逃兵的就会让全村同姓亲族不得安宁，扬言抓丁替补，勒索满足方肯罢休。民国26年（1937年），修甘新公路，国民党政府委任马步青为督办，负责红城子以西甘肃境内路段的施工和管理。马步青侵吞国家投资，强行征发民伕，令民伕自带口粮工具，无偿筑路。山丹县境近百公里路段半为荒漠，民工风餐露宿，忍受饥寒，直到1940年底方告结束。其他临时支差，多如牛毛。1936年，红西路军转战河西，马步芳、马步青以三个骑兵旅并纠合地方民团围追堵截。次年3月，西路军终因久战疲劳，给养不足，气候严寒和兵员无法补充等不利因素而失败。马家军以“清乡”为名，搜捕掉队红军官兵，若无所获，便以收枪支、抓壮丁等借口，讹诈百姓。10年专制统治，造成民心恐惧。1941年冬，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来河西视察，亲眼看到河西人民在马家军压榨下的痛苦生活，回重庆后，说服蒋介石调马步青为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并令率部前往，改由蒋介石嫡系的骑兵第十师谭辅烈部驻防张掖，辖山丹等县。马家军虽走，但所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据当时山丹县政府统计，民国31年（1942年），全县户数仅6704户，人口40257人，比清宣统元年（1909年）的78614人竟少了38357人。
  1949年初，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为挽救败局，蒋介石又想借助专制暴虐的马家军。5月，他任命马步芳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企图依靠西北诸马，阻遏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进。马步芳就职时扬言，“破产保产，拼命保命，挽救危机，确保西北”。在兰州地区筑工事，抓壮丁，调集6万兵力组成青海兵团，又令马鸿逵组成宁夏兵团，互为犄角。由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任总指挥，进守平凉，负隅顽抗。但历史不容许马步芳再做“西北侯”的美梦。解放军进军神速，自7月24日至8月11日，共歼灭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部属及甘、青两省保安团、队11900余人。马步芳龟缩兰州，据防死守。8月25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向兰州马家军发起全面进攻，下午占领沈家岭、狗洼山、营盘岭、窦家山至古城岭、马家山主要阵地，马家军在兰州以南、以东部署的兵力整个冰消瓦解。次日，兰州全城解放。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三军十九团自青海出扁都口，解放山丹，永远结束了封建势力对山丹人民的统治，永远结束了封建统治者制造的民族间长期猜疑、仇杀的历史。
  站在21世纪的新起点上，回顾山丹历史，总是别有一番滋味。生活在这片沃土上的各民族的先行者们，既经历了金戈铁马、战乱相继的凄苦岁月，也曾有过铸剑为犁，安居乐业的太平时期。不论怎样，他们对山丹的开发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